“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方法论尝试——分析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意义及其局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历史唯物主义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1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198（2010）05－0022－06
一、分析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特殊意义
20世纪的西方哲学，存在着势均力敌的两大运动：现象学运动和分析哲学运动。在这一时期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中，马克思主义与现象学一解释学传统的融合已被诸多哲学家予以尝试并取得了很大成功。然而，在分析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分析哲学几乎从来没有认真地对待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它们之间并不存在有效的沟通和对话。有些人将马克思所开创的哲学归属于大陆哲学传统，进而将它与分析哲学相疏离的原因归之于两种哲学传统的差异。这种理解虽说也不无道理，但却失之于模糊和简单。在这里，最根本的是方法论问题，如果不深入到方法论的领域，是无法对二者的长期疏离进行合理解释的。
分析马克思主义将分析哲学的方法运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初看起来是一件颇为诡谲的事情，因为分析哲学从一开始就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存有极大的误解和偏见。分析哲学运动的先驱罗素，对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不仅不抱好感，甚至认为它对马克思产生了致命的错误影响。在他看来，黑格尔是体系哲学的集大成者，而由于黑格尔因素的影响，马克思就成为“大体系缔造者当中的最后一人”，但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对马克思理论的阐释是可有可无的，如果将它从马克思的理论中去除掉，“丝毫不提辩证法而把他的主张的最重要部分改述一遍也很容易”。他甚至认为：“马克思的哲学里由黑格尔得来的一切成分都是不科学的，意思是说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这些成分是正确的。”[1]据此，他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误读为主观与客观相“适应”的“辩证唯物主义”，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仅看做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与英国经济学的“掺和体”[2]。和罗素一样，艾耶尔站在分析哲学立场上考察哲学史，也得出同样的结论，他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试图在接受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础上用唯物主义改造其唯心主义，“但他们的观点对哲学界几乎没有产生影响”[3]。即便是认真对待历史唯物主义的波普尔，也将历史唯物主义认做柏拉图式的决定论大加批驳。直到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科亨首次以辩护的态度，利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进行了重构，分析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才开始为人们所关注。
这种结合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方面，分析马克思主义与以往的分析哲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已有本质的差别，而这种差别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英美哲学中的处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传统的分析哲学不仅将马克思的辩证法等同于黑格尔的辩证法加以反对，而且直接反对马克思哲学的许多实质性论断，将其作为意识形态上的敌人加以批判。当今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虽然在其起点上拒斥辩证法、拒斥马克思思想中的黑格尔因素，但许多人却认同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断言，并致力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和社会主义的理论构建。这就将方法论的问题与实质性问题区别开来，将问题集中在方法论之争上，从而为不同哲学之间的对话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的确有其局限性，但需要强调的是，我们除了要以辩证法对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进行剖析之外，还需要利用分析马克思主义对辩证法的批评，对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框架中过于黑格尔式的解读倾向进行纠偏。这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不应被忽略的问题。
分析哲学与马克思主义拥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它们是在共同面对近代哲学的主体性困境并对传统思辨的形而上学批判的过程中，实现了不同路径上的哲学转变的，同时也是在这一共同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方法论的。当然，肯定它们拥有的共同基础，需要首先察看分析哲学是在怎样的意义上批判思辨的形而上学的，只有这样，才能清楚地说明它可以在怎样的意义上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又是在怎样的意义上误解了马克思主义。
简单回顾哲学史可以看到，近代哲学作为主体性哲学范式最终因无法解决思与在、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而陷入“自我中心”困境，而分析哲学就是在这一情况下出现的。面对近代哲学的问题，康德试图将知识的先天形式与现实的感觉经验相结合，将提问方式转换为“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和“自由如何可能”，通过探讨知识和自由得以可能的条件来解决思与在、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但却因为物自体的存在而使理性陷入二律背反。黑格尔面对这一问题时引入历史主义观念，将矛盾看做是事物的本质，用积极的辩证法取代二律背反，试图将思与在、自由与必然纳入纯思的领域加以统一，制造了无所不包的绝对哲学体系，使得主体和自由成为绝对的抽象。但他的做法实质上也未能真正地解决思与在、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后来的哲学家们纷纷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叔本华、尼采等非理性主义者认为，理性不能把握物自体，对物自体的把握只能靠直觉，从而将理性消融于艺术之中，这种注重人的情感和意志的哲学倾向后来影响到了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的进路。以孔德、斯宾塞、马赫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哲学路径，继承了近代经验论的传统，明确提出“拒斥传统的形而上学”，接受自然科学的方法，主张哲学的任务在于进行实证研究，由此开创了分析实证的哲学路径。伴随着“语言学转向”，摩尔、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等人针对“黑格尔绝对观念”及其所造成的混乱哲学场景，主张语言是哲学混乱的根源，通过语言分析消除一切形而上学。他们认为，语言与世界具有同构性，语言的界限乃是世界的界限，哲学的全部任务不在于构造命题，而在于“澄清命题”，或者在于通过澄清日常语言而消除哲学的混乱。逻辑实证主义更是将一切形而上学命题宣布为无意义的命题，将哲学的任务定位于“语言分析”和“意义证实”。这样，传统思辨的形而上学和独断的哲学观被取消了，代之以描述的形而上学和解释的描述性的哲学观。一切的哲学都成为“语言批判”。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显然不同于实证主义所开辟的分析实证路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马克思从物质性的“感性实践”出发思考问题，颠倒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将黑格尔困囿于纯思领域的问题放置于实践基础之上加以解决，这样，他就在批判黑格尔思辨形而上学的基础上，开创了现代实践哲学的路径，实现了哲学观的“实践转向”。这是一种既不同于黑格尔又不同于实证主义以及分析哲学的，解决思与在、自由与必然统一问题的哲学路径。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的由“解释世界”的哲学向“改变世界”的哲学的转变，就是在这一意义上的哲学转向。在这里，马克思将哲学的基础转向实践，也就是将哲学的基础转向了现实的社会生活及其历史。这意味着，马克思所面对的问题首先已经不再是黑格尔在思辨哲学内部所要处理的问题，而是现实生活必须解决的问题。在黑格尔那里，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且仅仅是一个哲学问题；在马克思这里，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是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这就意味着，哲学的根本任务已经不再是理论的任务，而是实践的任务。正是基于“改造世界”的实践任务，马克思具体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指出二者均未认识到“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在这里，历史的出发点不是像黑格尔那样的观念，而是现实的从事生产活动的个人，历史过程也不再是绝对观念思辨的、与人的活动无关的历史，而是生产实践的发展和人最终获得解放的历史。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在它“实践转向”的基础上，以不同于“语言学转向”的方式，指明了解决思与在、自由与必然关系问题的路径。
面对共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分析哲学同列于现代哲学之中，然而，解决问题的路径和方法论上的差异，却又使得它们长期处于分裂之中。当分析马克思主义将它们结合起来的时候，这种结合所呈现出的意义自然是特殊的。表面上看，这一结合源自于当代条件下重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元化努力之间的沟通；实际上，它的根子却是在怎样走出近代哲学困境的问题上，不同的哲学努力之间由分疏而交汇，形成了新的对话局面。
二、科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方式
1978年，科亨的著作《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KMTH）的发表，是分析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性事件。分析科亨的这一著作，可以清楚地看出分析哲学的方法是在怎样的意义上介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因此，关于科亨及其所使用方法的分析，既是一个个案，也是一个样板。
促使科亨写下《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的直接动因，是他不满意阿尔都塞主义在方法论上的含混不清。[4]因此，他为自己所设定的为马克思历史理论进行辩护的任务是双重的：“一方面是马克思所写的东西，另一方面是标志20世纪分析哲学的那些明晰和严密的标准。”[5]这成为他讨论问题的两个坐标轴，而且它们都指向分析哲学的方法。既然一切问题都是语言批判的问题，从马克思自己的文本出发，以明晰严密的标准对其进行澄清，并在此基础上以新的方法对其加以重构，便是科亨为自己设定的根本任务。
科亨认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一种将“生产力逻辑”置于解释的基础性地位的历史解释形式。在他看来，这一“生产力逻辑的历史理论”表现为两个核心命题：一是生产力对生产关系具有解释之首要性的“首要性命题”，二是生产力之发展趋向贯穿整个历史的“发展命题”，其中，“发展命题”是“首要性命题”成立的逻辑前提，而“发展命题”的论证则有赖于理性前提的论证。理性前提的论证由三个相关的命题构成：第一，人是有理性的；第二，人的历史境遇是匮乏的；第三，人具有一定的才智会利用各种机会变革生产力从而改善自己的境遇。[6]由于这种理性前提的论证受到了广泛的批评，科亨便从KMTH中的“强发展命题”——生产力趋向发展贯穿于每一个社会，退而坚守《历史、劳动和自由》中的“弱发展命题”——生产力总体上趋向发展，即便并非每一社会都拥有这一趋向。[7]之所以选择以生产力逻辑为历史唯物主义辩护，是因为他认为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上存在着诸多争议，而这些争议都不能切近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很多理解甚至完全背离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力首要性的历史解释原则。例如：在普列汉诺夫那里，历史发展的最终且唯一的因素是生产力，即主张单因果性的历史观。在韦伯那里，生产力受生产关系制约，生产关系受政治、法律、文化制约，所以历史的发展不是单线因果而是多因果的。在哈贝马斯那里，处于历史发展核心的东西是道德—实践意识的变化，这些变化不能被还原为技术意义的生产力。阿尔都塞运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将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结构因果性”。到了阿克顿、普拉梅内兹等人那里，生产关系甚至上层建筑因素被置于历史解释的基础地位，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被颠覆。阿克顿甚至认为，适当的法律、道德和政府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这些东西可以被看做是生产资料。威伯纳也持类似的观点，认为如果而且只要x促进或刺激生产过程，x就是生产力。[8]普拉梅内兹运用“多少有点阿尔都塞式的论证”，表明生产力的首要性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失效。[9]胡克则明确否认生产力的首要性。[10]
上述观点构成了科亨眼中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关系的“流行的错误见解”。为破除这些流行的错误，科亨首先分析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等基本概念的含义。在他看来，只有在准确使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才能对问题有清楚的理解。所谓生产力，依其定义是指，在生产过程中被用来产生劳动效果的设施（facilities）和装备（device），包括生产资料和劳动能力。生产资料指物理的生产资源如工具、机器、原材料、房屋和地基等，是客观维度的生产力；劳动能力是指生产者的力量、技能，尤其包括技术、知识，是生产力的主观维度；生产力是指物质性的东西。科亨说：“按照马克思的界定，只有在生产活动内部并对其起物质性作用的东西，才可看做生产力。”[11]其他一些有助于生产活动进行的条件不是生产力，而是生产的社会条件。他认为，在马克思的历史解释原则中，物质性（生产的物质关系）和社会性（生产的社会关系）是更为根本的区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只是其特例。以此为基础，他重释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其他基本概念：所谓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拥有或缺乏劳动力或生产资料的关系，而经济结构则单独由生产关系构成。[12]
对于科亨来说，分析和澄清基本概念，是为了构建“功能解释的历史理论”，而诉诸功能解释，是为了在如下的包含二项关系的命题——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生产关系制约生产力、经济结构决定上层建筑以及上层建筑制约经济结构——之间寻求某种一致性。科亨认为，功能解释是说明马克思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多个二项关系的最好方式。原因在于，“把他的解释构建为功能解释，有利于被解释项的构成原因的能力与它们在解释顺序中的次地位之间的和谐共存”[13]。科亨说，马克思本人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解释结构是模糊的，这为任意地解释他的思想留下了空间。如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序言》中，马克思有这样一个断言：“同……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有学者将这里的“适合”看做是对称性的关系，而科亨认为“适合”不总是对称的，“适合”的大体意思是指“由……来解释”，其所表达的关系“是单向的，而不是对称的”[14]。因此，他将由“适合”所意指的关系构件理解为功能解释的关系：生产关系由生产力来解释，反过来就不成立。他说，一种流行的说法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但马克思从来没有肯定过这种说法，在他的各类著作中“都没有说生产关系的所有变化都是对生产力运动的反应。……它的同类说法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曲折的‘辩证法’留下了余地，因为哪一方也不优先，这种见解得到广泛的赞同”[15]。问题就出在辩证法的解释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法”解释是不适合的，功能解释则是适合的。就其结构而言，功能解释是后果解释的一种变形。功能解释的解释形式不是说由于f发生了e才发生，也不是说e发生了因为它导致了f，而是说e发生了是因为如下的情形：像e一样的事件将会导致像f一样的事件发生。科亨认为，并非所有的后果解释都是功能解释，他说：“在我们看来，功能解释是这样一种后果解释，其中待解释的事件（具有待解释的特性等等）的发生对某事物或其他事物是有功能的，无论‘有功能’最后意指什么。”[16]科亨认为，功能解释是非常适合于历史理论的论证手段，他说：“共时性的功能解释在自然史中是伪解释。……历时性解释是真正的解释。因此那种持怀疑态度的人的论点是错误的。存在真正的功能解释（而且我们坚决主张，它们中的一些是由历史唯物主义提供的。）”[17]。
诉诸功能解释模式，的确在一定意义上起到了对生产力与其他要素之间关系的澄清作用，但科亨由此得出功能解释与辩证法不相容的结论，则显然是没有看到功能解释的局限性和辩证法在解释复杂问题上的优越性。当然，要求科亨理解辩证法的意义，对于一个持有分析哲学立场的哲学家来说或许是一个过高的要求。从科亨所提供的这个样板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分析哲学的方法在清晰性方面的长项，也许正是它在解释复杂问题方面的弱项。
三、分析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意义及其限度
总体上讲，分析马克思主义拒斥“无所不包”的纲领性主题和不能精确地加以说明的传统观念对象，主张以清晰明白的概念界定和对细节的重建为基础，揭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仍然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当它以方法论为切入点讨论问题时，却又宣称“马克思主义不存在独特的方法论”。这样做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了将分析的方法“植入”马克思主义。为达此目标，他们拒斥辩证法，拒斥整体主义、结构主义等等，声称要以清晰严密的标准剔除那些不能被加以分析的“蒙昧主义因素”，试图以此为马克思主义建立牢靠的方法论基础。
依据对分析思维或分析推理的信奉，分析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替代方案：功能解释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在他们看来，以这种方式改造马克思主义，可以更好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如前文所述，科亨利用分析哲学中的概念分析法、逻辑分析法、语境分析法对构成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分别给予澄清，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解释框架确立为功能解释，并以为在此基础上便可以对阶级斗争及其政治实践意义等问题加以系统的解释，建立起一个更为严密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框架。与科亨不同，埃尔斯特、罗默等人运用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原则，致力于探寻历史唯物主义的微观基础，即“通过联系那些分别构成整体并构成发生在更为总体水平上的转变过程的微观结构和微观机制，去解释宏观现象的倾向”[18]。从他们讨论问题所倚重的方法看，他们更注重从个体层面上探寻历史发展的内在机制。他们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内含着理性选择和游戏理论。进一步说，分析马克思主义内部方法论的差异通过以下两种不同倾向体现出来：一种是以分析哲学的方法为工具的侧重于“澄清”的倾向；另外一种是以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为根据的侧重于“重构”的倾向。功能解释的方法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只不过是这两种倾向的具体体现。到目前为止，这些方法之间的争论仍未停息。
问题不在于我们对这种争论作何种评价，或是在不同的观点间作出何者更优的选择，关键在于分析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种方法论选择为我们考察历史唯物主义开放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可能路径。目前，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历史唯物主义重新成为关注的焦点，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在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就其根本性质而言仍是一个未解的问题。这种“悬而未决”当然涉及方法论问题，因为根本理论上的“悬而未决”往往根源于方法论选择的分歧。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对辩证法的拒斥，以及他们以分析哲学的方法为马克思主义所进行的辩护，促使我们不得不在考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过程中重新审视“黑格尔式”的历史观念和“万能的辩证法”的解释路径。对此，王南湜教授指出，就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而言，“黑格尔主义的解读方式已在理论研究上产生了种种困难”，“超越黑格尔的眼界，恢复马克思之本来面目”，已成为“当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根本性任务”[19]。无论分析马克思主义者们是否真的如他们自己所宣称的那样恢复了马克思思想的内在联系，但分析马克思主义无疑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去黑格尔化”的第二个时代的“典型”[20]。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当分析马克思主义借助于分析哲学的方法论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时，这种重新理解就既具有“澄清”的作用，又具有“重建”的意义。
所谓“澄清”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对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概念进行辨明和分析；二是辨明和区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之间的关系。所谓“重建”则是一种理论的构造，即将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的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加以整合，并在此基础上重新阐释唯物史观。当代哲学不再诉求于笛卡儿式的沉思，不再诉求于对历史的神秘思辨，而是从小的问题着手，逐步深入到对问题的宏观理解。这正是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方式。确如有学者所言：“一般来说，分析哲学家在解决哲学问题时，都强调要从小问题着手，从小到大的逐个加以解决。他们认为，传统哲学家们喜欢构造庞大的哲学体系，企图解决哲学根本问题，得出的结果却是空空洞洞，没有科学价值。”[21]至于分析马克思主义以此方式讨论历史唯物主义所带来的启示，我们赞同段忠桥教授的如下说法：“从某种意义上讲，再现一个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也就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文本进行逻辑和语言分析，进而澄清历史唯物主义各基本概念的确切含义、各基本原理的内在逻辑以及这些原理间的相互关系的过程。我认为，就实现这一目的而言，当代分析哲学的一些使概念更加清晰、逻辑更加严谨的方法值得我们借鉴。”[22]
然而也应看到，任何一种理论方法都是以特定的理论视角观察和解释问题的，因此都有其所明与所不明；任何一种理论方法也都有其前提性假设，离开了这些前提性假设，这一理论方法也就超出了它的合理性限度。因此，分析哲学方法的运用不能是无限的，而是必须限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关于这一点，即使是一些分析马克思主义者也有清醒的认识，科亨说：“我们的目的是建构一种适用于历史的理论。……理论的要求虽然广泛，但不是无限的。”[23]科亨的这一说法，既是对分析哲学方法有限性的一种自知，亦可谓分析马克思主义在面对唯物史观这样复杂理论时所表现出的力不从心的感叹。这告诉我们，就所谓“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而言，仅仅诉诸分析哲学的方法肯定是不够的。
首先，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具体的历史学，不可能脱离对历史本质和普遍历史规律的总体把握。这就意味着，对于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来说，分析哲学的方法是不能无限制地加以运用的，否则便会将它所试图重建的历史理论窒息在它的方法论之中。分析哲学虽然强调应当从小问题入手，但对于分析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只要他们为自己规定了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就无法避免对历史的宏观阐释，而这恰恰是分析哲学的方法所欠缺的。科亨等人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概念的分析自然是“小问题”，即使是他们关于历史解释的“功能模式”，也只是适用于具体的社会历史，而不是适用于普遍的历史规律。戴维·波谱诺说：“功能主义特别适合于研究稳定的、小规模的社会，例如，太平洋群岛上的孤立的社区，或者美国中西部的小城镇。它有助于我们去理解，在这样的社区中，人们怎样形成了有秩序的生活，表现出了强大的合作精神和高度的团结性。在这些种类的背景中，并不难设想，事情还会像以往一样继续下去。除非来自外部的因素破坏了平衡。确实，功能主义者通常将社会变迁解释为来自外面的力量干扰了系统的平稳运行。”[24]但是，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关于小尺度社会或单一社会历史的分析，而是关于历史之本质以及历史之普遍规律的理论。无论分析马克思主义者们是否认同超越具体历史的普遍规律的存在，但当他们试图用功能主义解释模式说明它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已经否定了它的存在，而这是与他们所强调的尊重文本的原则相违背的。
其次，历史唯物主义所面对的不是自然对象而是人类历史，而作为人类活动结果的人类历史，既涉及到事实性的问题，又涉及价值性的问题，因此，不能将历史唯物主义归于单纯的事实认知理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进行唯物史观的重建时，将这种价值性维度排除在外，因而也将唯物史观关于历史的意义问题排除在外，因而也就无法回答人类历史命运的问题。在科亨那里，当历史被建构为一种以生产力逻辑为基础的历史理论时，分析和描述对于事实认知维度之历史的把握是必要的，也是前提性的，此时，分析哲学的方法论的确提供了一种“澄清”的路径。而历史是人的历史，人不仅是作为被对象化了的“存在者”，而且在更重要的意义上是一种体认“存在”的存在者。只有在以人为目的的实践的视域中，这种体认才能得到落实。如果离开了主体对价值应当、规范性、合理性的追求，人类的历史便无法理解。在这些问题上，分析哲学的方法则展现为一种非历史主义的把握方式。离开了实践的观点和历史主义的视域，也就离开了马克思考察历史的基本方式。反言之，只有在实践的观点和历史主义的视野中，分析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方法论才具有借鉴意义。
最后，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有实质性的区别，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却无视这一点，彻底否定辩证法对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的价值，无论这是出于对辩证法的偏见还是出于对分析哲学方法的偏爱，实质上都非法地扩展了分析哲学方法的适用限度。和分析马克思主义者们相比，作为对历史主义原则有着深刻理解的历史学家，柯林武德不仅清楚地理解了马克思与黑格尔历史理论的区别，也非常敏锐地意识到辩证法在这种区别中所起的作用。在柯林武德看来，当马克思把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颠倒过来的时候，他并不是要否定黑格尔关于历史是“观念”的发展史的思想，而是要否定黑格尔关于观念为历史制定发展道路的思想，因为在黑格尔那里“这些观念就是逻辑的架子”。他说，马克思非常清楚地知道，“‘思想’一词，在黑格尔把逻辑学叫做‘思想的科学’那种意义上，所指的并非是什么在思想，而是它所思想的是什么”[25]。他进而认为，“这就是马克思把黑格尔的辩证法颠倒过来时，所想的东西”[26]。也就是说，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最大区别并不在于是否肯定“逻辑学”在历史中有其作用，而在于肯定现实生活是比逻辑学更为根本的东西。正是从这里出发，马克思才在颠倒了的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基础上，进入到对现代社会的经济分析，并由此创立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柯林武德说：“如果说马克思颠倒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个后退的步骤，那末它也是前进的一个序幕。这种前进奠基于黑格尔所留下来给他的弟子们的那种实际情况，特别是它导致在处理那种特殊的历史即经济史上的一场巨大的前进；在这方面黑格尔是软弱无力的，而在这方面马克思则是分外地强而有力的。”[27]在柯林武德看来，马克思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颠覆性批判恰恰在于他对其辩证法的运用，只不过在马克思那里辩证法是经过改造了的方法而已，因此，在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中，辩证法是必需的，而不是可有可无的。在关于辩证法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作用问题上，和罗素将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黑格尔辩证法与英国经济学的“掺和体”相比，和分析马克思主义排斥辩证法的一系列观点相比，柯林武德的这一理解显然是更为深刻的。
标签：历史唯物主义论文; 分析哲学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黑格尔辩证法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命题逻辑论文; 唯物辩证法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哲学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