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腹地》事件”引起的思考——从新中国成立后被批判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腹地论文,第一部论文,长篇小说论文,新中国成立论文,事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王林的长篇小说《腹地》，我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才知道的。当时为了解1949年以后的文艺思潮，我从《文艺报》创刊号一路读了下来。查了查当年的阅读笔记，对于《腹地》竟然一个字也没有留，可见那时头脑多么正统，笔记中都是以往文学史上提及的问题及作品。对《腹地》只留下依稀印象：它是新中国成立后被批判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王林与“《腹地》事件”
《腹地》1949年9月在新华书店出版，1950年就被《文艺报》主编陈企霞著文批判，文章登在《文艺报》(第3卷3、4期)上，题目是《评王林的长篇小说〈腹地〉》。从此以后，各类《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艺思潮史》均不再提。进入新千年，我采访作家徐光耀时，他的一段话提醒了我。他说：“陈企霞有一件事做得有缺陷，就是批评王林的《腹地》。《腹地》写农村基层政权的干部，有些阴暗和开玩笑的地方。陈企霞就写了很长的批评文章，在《文艺报》分两期发表，有不少话说得过分了。……听说王林找周扬去吵：‘我这是在日本鬼子的炮楼下写的小说。你看了没有？’这是陈企霞左的一面。”①我至今不明白，朱定的《关连长》、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碧野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白刃的《战斗到明天》、方纪的《让生活更美好吧》等等作品在50年代受到不公正的批判，都在80年代得到了昭雪，为什么王林的《腹地》受到批判的事件仍被忽视？
《腹地》创作于1942年冬至1943年春。据王林儿子王端阳在《新文学史料》2008年2期发表的《王林和他的〈腹地〉》及相关资料介绍，情况大体是这样：王林1931年入党，在青岛大学搞学运时，是黄敬的入党介绍人；他在青岛大学主修外语，热爱文学，是杨振声、沈从文课上忠实的学生，在沈从文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过小说；1935年与黄敬在北平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被派往东北军学兵队做地下工作，亲历了西安事变。1937年，王林回到家乡冀中平原参加抗日战争。1942年，日寇对冀中发动了最残酷的“五一大扫荡”。组织上让王林转移，他坚决要求在冀中坚持斗争。表示：“冀中最后留下一个干部，那就是王林。最后留下一个百姓，那也是王林！日本鬼子要搞‘三光’，只要王林活着，冀中就不能算‘光’！”王林并不是仅仅凭着革命者的不怕牺牲的勇气，同时还有着一重作家身份。王林向组织申请时是这样说的：“作为一个文艺写作者，我有责任描写这一段斗争历史，我不能等时过境迁，再回来根据访问和推想来写。我要做历史的一个见证人和战斗员，来表现这段惊心动魄的民族战争史。”经冀中区党委常委周小舟批准，他留了下来。台湾文学史家司马长风在他的《中国新文学史》“战时战后小说作家作品录”上记载着王林三部作品：《十八匹马》、《腹地》、《女村长》。在这个名录上，王林与王希坚、王统照、王西彦等并列。王林在冀中担任“火线剧社”第一任社长及编剧，写有剧本《家贼难防》等。后主编过《冀中一日》。出于革命责任感与文学责任感，他在后来的回忆中说：“一九三九年冬，写的长篇小说《平原上》(约三十万字)被日寇烧毁。”②“因为敌人的点碉如林，汽车路、封锁沟密如蜘蛛网，随时随地都可能与敌人遭遇。我虽坚信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华民族，但并不敢幻想自己能够在战火中幸存。我就这样，像准备遗嘱一样，蹲在堡垒户的地道口上，开始了《腹地》的写作。……写完一叠稿纸，就坚壁在地道里。”③应该说，王林是一位真正的战地作家。
《腹地》形成初稿后，曾由听取过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文艺干部审阅，王林在自己的日记里记载了他们的批评意见：
“这村前后两支书皆坏蛋，其余人旧思想相当严重或和平共居；没有革命空气，令人不知道光明何在？将黑暗不适当的夸大，看不到光明。”④
“共产党的力量在哪里？……根据地村中任何工作都应在支部上。应写最好的典型。要告诉全国人民，共产党是干什么；不应告诉说共产党里有坏蛋。”⑤
1947年时任华北联大文学系主任的陈企霞一方面肯定了小说的长处，如：“人民的坚持抗战与重组军队，别的小说很少见到。”“编《解放日报》五年，尚未见到。”“后半部分，可以说接近伟大的作品的。”一方面批评《腹地》的主要缺点：“没有爱护党如爱护自己的眼睛。”⑥1948年在一次座谈会上，他更武断地提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地区，不能出版这本小说。”
说到这里，我想到那次采访徐光耀，他在回忆华北联大的陈企霞时说：“陈企霞的课给我的教益更大。他常常是选一篇作品，油印出来让大家讨论。然后根据学员的意见，给大家讲解。记得有一次讨论孔厥的小说《苦人儿》。有个从西南联大过来的人说：‘这算什么小说，这是诉苦记录。’陈企霞给我们讲了这篇小说的结构、语言上特点后说：‘有同学说这是诉苦记录，你做一篇这样的记录给我看看！’态度很严厉。那时的人对捍卫自己的信仰——具体地说就是捍卫《讲话》以后的工农兵方向，是很坚定的。”⑦可见，陈企霞当时便以《讲话》为衡量作品的准绳，符合者全力维护，不符合者坚决排斥。
王林在1947年的几则日记中写道：“几个读了原稿者，根据这个说我违反了毛主席的文艺原则。”“我在写这部小说时，还没有见到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歌颂和暴露问题闹不清。”“谁原谅我写时，连党报都看不见，更不知道，将来会有毛主席的文艺座谈会《讲话》呢！”“后来上山整风学习了，但米已成粥，改不过来了。”⑧
对王林《腹地》的初稿，阅读过的文艺干部争议很大。他们的一些批评意见，尤其是让他把那个腐化的投机分子村支书改掉，王林不能接受，他认为，在基层看到的这样的干部并非是一两个偶然，很有代表性，修改无从下手。他只好写信给有关人员求助，获得了一些支持。
1949年5月作家康濯给王林写信道：“花了两天时间，看完了大作《腹地》，我激动得不行！我拼命找黑暗，但找不着！我拼命找：‘看不出人民的力量’的东西，但人民力量都向我涌来！难怪王林要发疯了？”⑨
周扬看了一半，发表意见：“别人说这本小说把解放区写得太黑暗，我看写得还太光明了呢，冀中区那个时候的工作就那样深入吗？”⑩周扬给王林写信表示，虽然没有看完，但就看过的部分，感觉可以出版。接下来，小说在周扬领导下的天津新华书店出版了。一版、再版，前后印发二万册。
陈企霞看到此书公开问世，很快在《文艺报》上发表了那篇二万三千字的批评文章。陈企霞的文章比1947年、1948年的口头意见更强硬，当年一些肯定的话也不是了。只说：就50年代初的文学水平和读者广度看，《腹地》“已是一部不应漠视的读物”。他带着“十二分的惋惜”，认为这部作品从主题、人物、题材、结构甚至语言上，都存在着“本质的重大缺点”。很多描写是片面的、杂乱无章的，人物性格前后矛盾。他提出：对英雄的典型概括不够，主人公的人格是分裂的；思想与艺术手法上混乱；看不到群众一步步觉醒的面貌，看不到真实的民族仇恨，看不到群众与干部血肉相关的联系；对群众有丑化、庸俗化倾向，随时随地暴露的是“群众向来落后”。核心问题是看不见党的领导作用。
《腹地》能不能修改，怎样修改，还是只能打入冷宫？王林一再要求有关部门讨论。他知道这本书不可取代的独特性，他甚至说，这“比我的生命还重要，我死了也要写遗嘱，要求解决这个问题”(11)。但无人理睬。直到1985年，王林按照《讲话》要求反复修改了三十年的《腹地》，才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重新出版，这时，王林已经去世一年了。
《腹地》价值再判断
最近，我从王林的儿子王端阳处得到了1949年和1985年两个版本的《腹地》。
在今天，人们很少有心情能把一本长篇小说读完，我却在暑期用一天的时间一口气读完了《腹地》的1949年版。这本小说文笔并不精致，甚至比较粗糙。但却有一种东西在吸引我。那是什么呢？是我们不知道、但又很想真正了解的那个时代的生活景象。我曾看过不少反映敌后武装斗争的作品，总觉得与真实的生活有距离。我父亲是《平原游击队》的作者邢野，他告诉我：“为了强调人民战争的作用，李向阳他们明明消灭了日军一个小队，我故意写成消灭了一个中队。”(12)而《腹地》的感觉是与真实的生活没有距离。这部小说从结构到语言，都更接近原生态。为此，作者也曾就它是不是“自然主义”作过辩解。作家阿城对王端阳说：“是自然主义怎么啦？自然主义也有伟大的作家。”(13)这部小说与现在小说的手法差别很大，几乎没有多少作者的主观抒发、想象、议论的成分，更没有时空交错的叙述。它结结实实地按时间顺序描写，人物关系和情节推进多用一种话剧式的对白。人物性格、形象确实有可挑剔之处，初步印象，会感觉陈企霞的那些细节批评有道理，很多地方读起来让人不大舒服。比起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在写作的成熟方面略欠一筹。但我还是认为，这部小说的价值正在于它描写的原生态，这种表现有着一种非常真实的力量！这种力量打动了我。
那么，这力量体现在什么地方？
首先能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中共曾经在敌后根据地发展壮大中所起到的作用。如群众对干部普选的积极态度和认识，在普选之前，乡村各类人物如何使尽浑身解数宣传普选的意义。这种宣传当事人虽然有些半懂不懂，把新民主主义挂在了口头上，并提出：“反对一党专政，拥护三三制(即统一战线时，农村政权各种利益集团的结合)。”但表明，曾经愚昧落后的村民其民主觉悟经过结合生活实际的启发能够达到怎样的程度。其次我看到，老百姓由自身的民族遭遇引发的社会关怀在如何扩大，连高小生都在关心苏德战争的进程，可见，当时的敌后宣传鼓动，有何等的视野。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共产党活动强的时候，群众的精神面貌怎样？民族生死存亡之中，共产党组织一时不到位，群众在民族大义面前又表现得怎样？难怪作家康濯曾经写道：“我拼命找：‘看不出人民的力量’的东西，但人民力量都向我涌来！”这就是小说整体的精神氛围。
在“原生态式”的结构上，作者是有用心的。他让主人公因负伤残疾回到家乡，一时与地方组织联系不上，作为局外人看到四五年间家乡发生的变化。比如，农会、武委会、青抗先、妇救会、识字班、演“抗日活报”的剧团等等——在残酷的“五一大扫荡”之前，村政权健全时的状态；青年、妇女、儿童、普通农民在抗日战争中精神上焕发着怎样的奇光异彩；各阶层的群众对他们自己的组织活动有着怎样的热情与依赖。作为对比，小说用很大比重表现了在敌人控制严酷、共产党领导薄弱，因敌我拉锯受敌人反宣传的鼓动，干部群众的游移和动摇表现，以及个别共产党干部贪生白死、多吃多占、热衷权力、诬陷好人等问题的发生。
当日寇的“大扫荡”来临，主人公一边寻找地方组织，一边自觉地承担起组织群众和武装斗争的责任。小说贴近残酷战争的现实，逼真地表达着逃难中的群众和四处寻找组织的地方民兵武装的精神状态，它让你相信，只要有人振臂呼唤，青纱帐里站起来的都是亦民亦兵不愿做奴隶的好汉！
可惜，比较前半部分，后半部分从内容到火候还可以再加强一些。即使这样，它的真实性的展示与描写，连眼光锐利的批评家陈企霞都说“后半部分，可以说接近伟大的作品”(14)。
《腹地》在情节组织上确实有枝蔓上的多余，写法上啰唆、松散、冗长。也许对主人公回乡经历过程强调较多，使作家对主要人物性格的塑造下功夫不够；叙述节奏也张弛欠稳；追求生活的逼真，乡土语言的运用，还带来了阅读上的隔膜和粗糙感。《腹地》让我想到1956年海默的剧作《洞箫横吹》，大体也是这种组织方式，因为整体调子低沉，也受到批判。依我曾在农村插队的体验，凭着对中华民族乡土文化的了解，读着《腹地》，还是有一种恍若置身其境的感觉，那生活景象和群众的精神状态是非常可信的。正如孙犁先生所说：《腹地》“是对冀中人民的一首庄严的颂歌”，“是一幅伟大的民族苦难图”。孙犁还说：“在读过这本书以后，又嘲笑我们：你们不是也有落后黑暗？你们不是也张皇失措过？你们不是也东逃西散过？你们不是也悲观失望过吗？是的，我们有过这种情绪，是在那样一种残酷的战争现实里，然而在我们心里有坚强的血的激流。……这是群众的战争现实，不能拿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正襟危坐、步履不乱的风度来衡量的。”(15)(1949年版前代序)孙犁也是冀中平原上走出来的作家，无论是写作还是评论都惜墨如金的他，用他少有的激情在评价着这部作品。他也指出了这部作品的缺陷，但和陈企霞的“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地区，不能出版这本小说”的态度，天壤之别。
回过头来看孙犁关于“单单写出人民的苦难，在人民心里留下永恒的记忆，我觉得也有重大的教育意义和历史意义”，“这本书最精彩的地方还是真正写出了冀中人民的生活战斗的情绪。这里写出的情绪，我说是地道的冀中人民的情绪”(1949年版前代序)的说法，正是在反驳着之前对这部作品的指责。我很同意孙犁的看法并不在于是不是用和平时期的“正襟危坐、步履不乱的风度来衡量”，而在于你用什么样的价值尺度来把握这种文学作品。
后来，丁玲、陈企霞与他们主编的《文艺报》也被打翻在地。在清算《文艺报》时，文艺批评家侯金镜借此机会为《腹地》说了些公道话。侯金镜在《试谈〈腹地〉的主要缺点以及企霞对它的批评》一文中，在批评王林创作方法上不够成熟、缺点很大的同时，肯定了他的立场和态度。他说：“《腹地》一方面用满腔热情歌颂冀中抗日根据地人民如火如荼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以及人民在这斗争中日益昂扬的战斗的英雄主义精神；一方面企图批判和抨击当时根据地内部的一种新的黑暗势力——混入党的基层组织、村政权、团体，并且篡夺了领导权的投机、蜕化分子集团；并从总的方面通过群众以及他们中间的先进分子与这种黑暗势力争夺农村领导权的斗争，和‘反扫荡’考验中，两种力量的变化和消长，显示根据地人民民主政权的团结和巩固。研究《腹地》，如果看不到作者的后一种意图，像企霞同志的评论那样，就无法理解王林同志为什么用那么多篇幅，展开对辛庄工作中的许多阴暗面的描写，也就无法正确公平地评价这部作品。”(16)
除了那些以表现人类永恒主题内容见长的文艺作品常被我们视为经典外，不同时代对文艺作品的价值内涵，是有不同标准的。几乎是“现在进行时”的创作，也许正因为欠缺艺术上的推敲与打磨，才使那种真切的情绪、精神有着难以替代的历史价值。同样没有看过延安《讲话》的还有写了《生死场》的萧红。她在沉闷、屈辱、相互摧残的人生循环中展示着人的存在，把坐稳了奴隶的人们推向民族生存的边缘，表现他们怎样走向觉醒、抗争的道路。她对一群未觉醒的、自在的精神性灵的展示，鲁迅和胡风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们的评价标准有历史的也有文艺的。一位朋友对王林的儿子说：“王林要先看了《讲话》，他就不是王林而是孙犁了。他也写不出《腹地》了。”孙犁的成名作《荷花淀》是1945年创作的。他个人确实在实践着毛泽东所说“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对文学作品历史价值与审美价值的基本把握。
《讲话》精神的两个层次
《讲话》对那一代作家和批评家的影响力之大，怎样估计也不过分。现在，《讲话》的精神被重新阐释为党提倡文艺工作者拥抱时代，深入生活。如果仅仅到此为止，《腹地》的创作实践可以说完全符合党的精神。王林本人无疑是个忠诚的革命者，他所表现的抗日战争也是当时第一位的革命任务。他为了深入生活几乎到了不要命的地步。然而，《讲话》不只是规定了写什么，还规定了怎么写。在怎么写的问题上，《讲话》有一整套具体的美学规定。正是在这后一方面，王林的《腹地》和《讲话》的精神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在王林看来，按照自己在冀中敌后真实的生活感受来写作，让文学呈现敌后抗战的“原生态”，是自然而然的审美选择。然而，这种选择不符合《讲话》关于怎么写的要求。《讲话》的精神，要求文艺工作者在创作之前，先从党的立场出发，明确什么可以写，什么不能写。比如：《腹地》中蜕化为投机分子的支书，是不能写的，让他篡夺了党的领导权，更是不能写的，如果写了，就是黑暗压倒光明；“反扫荡”开始，基层组织找不到上级党组织，掌握不到党的方针政策，是不能写的；革命队伍群龙无首，惊惶失措，是不能写的，如果写了，就是“看不到党的领导”；身为共产党员的主人公某种心灰意冷的情绪，是不能写的，这关系到党员在群众中的形象。它甚至还表现了根据地商品经济相对发展后，乡村生活水平拉开了距离，老百姓心理不平衡，给扩军增加了困难，这也不能写。因为这里有一个问题：是歌颂，还是暴露？《讲话》要求所有文艺创作以对人民的歌颂为基调，此后暴露革命阵营的缺点就成了禁区。
《讲话》还要求：“文学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用后来的话说，叫“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但《腹地》创作时，王林哪知道有这样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讲，陈企霞在《文艺报》发文对《腹地》出重手，正是因为他先得《讲话》之真味。面对陈企霞的严厉批评，王林别无选择，只能放弃自己原来的美学追求，重新解决怎么写的问题。王端阳说：“由于《腹地》仍存在着‘重大缺点’，不能再版，王林不得不进行修改。改的过程也是反反复复，而且一改就是三十年。在他去世前终于完成，并在他去世后的1985年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这个修改过程是极其痛苦的。说实话，这个版本我读了几次都没有读完，总觉得里面有‘高大全’和‘三突出’的东西。”(17)我读了1985年版的《腹地》，也是同样的感觉，原生态的东西没有了，党组织的形态完整了，同时属于王林在炮火中锤炼的艺术个性也没有了。小说完全变成了和其他作品似曾相识的模样。
《腹地》的命运不是孤立的，回顾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遭受过粗暴批判的作家和作品，我们可以发现，在“写什么”的问题上犯忌的只是少数，如白刃的《战斗到明天》当年受到批判，就因为不是以工农兵为主体，而是以部队里的知识分子为主体。茅盾为该书写序说：“把知识分子放在敌后游击队环境中表现，还没有人写过，值得欢迎。”茅盾先生在“写什么的问题”上开了绿灯。而批判者不能明说“不准写工农兵队伍中的知识分子”，就批评说：“小说缺乏典型意义。”作者赶紧检讨：“起先想写一个连队在敌后英勇作战，入关后(从东北到关内)，看到大批新知识分子涌入部队，就想全国解放了看长篇小说的还是知识分子，就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角色了。把第一为工农兵扔在脑后，把小资产阶级摆在了前头。改变了主题。”为此茅盾也写了检查(18)。而多数情况是作者在政治上真心遵从党和领袖的号召，歌颂领袖，歌颂人民，歌颂革命，歌颂社会主义，但在“怎么写”的问题上想追求一点个性，偏离了规范，就会被抓住不放，当做毒草猛批。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我们夫妇之间》因为批评了工农干部，被认为立场是带着“小资产阶级情调”(19)。《关连长》是“作者以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观点来理解我们的队伍”(20)；《洼地上的战役》写了朝鲜姑娘对志愿军的爱慕，而志愿军战士不接受，严格遵守了国际主义义务原则，这种情节被说成是把“人民军队所进行的正义战争和组成人民军队的每个成员的理想幸福对立起来的描写”(21)。从《我们夫妇之间》、《洼地上的战役》、《关连长》，一直到“文革”后期的《三上桃峰》、《园丁之歌》、《创业》，可以列出一个太长的名单。好在王林被批判得早，文学问题还没有发展成政治问题。文学史没有了他的一席之地，领导岗位上还有他不重要的一席之地；比起他的遭遇，失去创作权的萧也牧更为不幸，被打入“反革命集团”的路翎就更加悲惨了。
文化单一化是巨大的悲剧。那些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三四十年代成名的作家，进入50年代以后再也写不出像样的作品，他们并不是因为在“写什么”的问题上不愿跟着共产党走，而是在“怎么写”的问题上难以适应新规范。那些追随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作家，满怀真诚的信仰投入文艺创作，但不少人一不小心，也在无意中偏离了规定的航道而翻船。真正获得《讲话》真传，将这种美学精神推向极致的，还要算“文革”前夕锤炼出来的“革命样板戏”。在这个问题上，江青说得不假：“毛主席是通过艺术了解了我。”(22)
《腹地》的遭遇，也不能完全归罪于陈企霞，他也是执行者和捍卫者。唐达成生前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丁玲和陈企霞是他尊敬的领导和老师，但“他俩主持《文艺报》时也很左嘛，左得厉害！你说批孙犁有什么道理(批《风云初记》)？批碧野有什么道理(批《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批《三千里江山》、批《关连长》……一路批下来，人家一拿到《文艺报》手都哆嗦：又批谁了？那时的《文艺报》确实把文艺搞得惶惶然，引起文艺界的众怒。……当然，不能全怪丁玲，但丁玲也有责任。这种编辑思想，不能完全让丁、陈来负责，要是没有上面的意思，她也不敢总这个样子”(23)。陈企霞晚年不愿意写回忆录，儿女们不明就里，他非常痛苦地对儿女说：“我拿棍子打了别人。有什么价值？”(24)
《讲话》影响了无数当代作家的命运。同时也支配了一代文艺评论家的命运。从周扬到陈企霞再到侯金镜，他们都不可能拥有自己的美学思想，而只能以《讲话》作为评论作家作品的依据。文艺批评变得越来越不宽容。评论家的区别只是在于对《讲话》理解的差别。往往一个人先以教条粗暴地批评别人，而后，他又被其他人用同样的武器粗暴地批判。周扬对《腹地》表现了宽容，对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却格外严厉。侯金镜严厉地批评了陈企霞对《腹地》的批评，但他对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的批评方式却如出一辙。姚文元后来居上，又把先前的评论家们全部押上了被告席，一代批评家陷入了同样不能自拔的历史宿命。
现在回顾，用国家意志规定文学艺术家写什么和怎么写，至少是一种不明智的治理模式。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治理模式逐步改变。邓小平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的贺词上发表了“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的意见，赢了文艺界的拥护。其实，国家完全不干涉文艺家写什么，一时还做不到。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面对文艺界的争论，划出了一个界限，他说：“共产党的省委只管唱什么，不管怎么唱！”(25)只要做到这一点，文艺家的日子就好过多了。到了80年代，围绕着怎么唱、怎么写的问题，还是发生过大大小小的风波。所幸的是，国家意志的总体趋势不是扩张，而是逐步退出自己不该管的领域。宪法权利重新在文艺家的头脑里苏醒。文艺家重新拥有了怎么写的自由。至于写什么的自由，仍然有待时日。
注释：
①⑦邢小群：《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163、158页，山东画报社2003年版。
②王林：《关于〈腹地〉的两篇检查》，载《新文学史料》2008年第2期。
③(17)王端阳：《王林和他的〈腹地〉》，载《新文学史料》2008年第2期。
④王林日记1946年5月31日，载《新文学史料》2008年第2期。
⑤⑥(14)王林日记1947年1月5日，载《新文学史料》2008年第2期。
⑧王林日记，载《新文学史料》2008年第2期。
⑨王林日记1949年5月21日，载《新文学史料》2008年第2期。
⑩王端阳：《王林和他的〈腹地〉》，载《新文学史料》2008年第2期。
(11)王林日记1954年1月1日，载《新文学史料》2008年第2期。
(12)作者对邢野的采访，1998年。
(13)2009年8月，笔者听王端阳转述。
(15)孙犁：《〈腹地〉短评》，见《腹地》(1949年版)，3—4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7年再版。
(16)侯金镜：《试谈〈腹地〉的主要缺点以及陈企霞对它的批评》，《文艺报》第18期，1956年9月30日。
(18)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9)丁玲：《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给萧也牧同志的一封信》，载《文艺报》第4卷第8期。
(20)《评〈关连长〉》，载《文艺报》1951年第4卷第5期。
(21)侯金镜：《评路翎的三篇小说》，载《文艺报》1954年第12期。
(22)阎长贵、王广宇：《问史》，266页，红旗出版社2009年版。
(23)邢小群、孙珉编：《回应韦君宜》，409页，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24)陈恭怀：《悲怆人生——陈企霞传》375页，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
(25)罗海岩：《范敬宜的新闻人生》，载《南方周末》2009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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