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旦研究：几个值得深化的话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话题论文,穆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穆旦，如他的老友杜运燮所说，不仅“是第一流的诗才，也是第一流的诗人”。对穆旦的研究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了，王佐良、袁可嘉、周珏良、李瑛、唐湜、陈敬容等穆旦的同学和诗友，高度而准确地评价了这位风华正茂的诗人。20世纪50年代诗人受到不公正的批判，穆旦研究全面倒退。直到新时期到来之后，诗人获得平反，随着《九叶集》的出版，穆旦研究才再次启动。杜运燮、郑敏、蓝棣之、孙玉石、谢冕、邵燕祥、梁秉钧、李怡、张同道、李方、余世存等人的研究把穆旦从历史的尘封中挖掘出来，恢复了穆旦在新诗史上的位置，穆旦的亲属与生前友好周与良、周骥良、查良锐、巫宁坤、郭保卫、孙志鸣以及穆旦子女的文章为我们全方位地了解诗人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穆旦热逐步形成，并在当代诗学的研究中不断扩展。进入21世纪之后，先后出现《穆旦传》（陈伯良著）、《穆旦 苦难与忧思铸就的诗魂》（高秀芹、徐立钱著）等穆旦研究专著，江弱水、易彬、段从学、王毅、黄灿然等青年学者或是开始探寻穆旦研究的新路，或是对前一阶段的穆旦热予以反思与诘难，从而使穆旦研究又深化了一步。2006年4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和南开大学文学院联合举办的“穆旦诗歌创作学术研讨会”，则进一步拓展了穆旦研究的视野，为全面阐释穆旦的为诗为人之道，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
然而对穆旦这样一位热爱祖国、才华横溢、品格高洁，多年来却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诗人，目前的研究还远不能说是终结，穆旦这一颗曾被乌云遮蔽的星辰，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
穆旦：研究中国知识分子责任与命运的典型个案
穆旦不只留下了诗歌文本可供我们深入研究，而且穆旦的一生就是一首苦难的诗，他的不断奋进、不断求索而又蒙受折磨与屈辱的一生，恰恰为我们提供了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诗歌与政治文化的关系、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与命运的一个典型的个案。
穆旦是个有天分的诗人，从小就显示了写作的才华，中学时代就写出了《流浪人》、《哀国难》等出色的诗作。先天的素质与勤奋的写作，固然为穆旦的成长打下了深厚的根基；但决定穆旦诗歌的面貌与深度的，却是他的非常人所能有的、独特的生命体验。抗战爆发后的三千里步行到昆明，让他在家仇国难中领略到祖国河山的壮丽，体会到在书斋中难以想象的农民生活的困窘。尤其是1942年，他参加中国远征军并任随军翻译，战事失利，撤退到野人山，这是方圆数百里的密密的原始森林，遮天蔽日，蚊蚋成群，一个病人一旦昏迷过去，蚂蟥吸血，蚂蚁啃啮，大雨冲刷，数小时之内即变成白骨。穆旦就亲见一具白骨，脚上还套着军靴。这种非常人所能亲历的对死亡的贴近体验与观察，这种对生命的强烈渴盼，成为他后来写诗的强大内驱力。他的最优秀的代表作之一的《森林之魅》就是基于这种生命体验。读穆旦的诗，我们能读出一种痛苦，一种沉重，一种悲悯，一种宗教的神性光辉，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这种非同常人的独特体验。
当然远征军野人山撤退的经历，还只是他此生遇到肉体和精神折磨的开始。到了20世纪50年代，先是被错误地打入“反党小集团”，紧接着因为他曾参加过“中国远征军”又被错误地列为“肃反对象”，后被宣布为“历史反革命”，判处“接受机关管制，监督劳动三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等待穆旦的，是无止息的批斗、抄家、劳改……。
穆旦的诗歌创作就是在这样一种苦难不断的生存背景下展开的。他的诗数量不多，总共才一百余首，这百余首诗主要作于1934-1948年。1957年第5期《诗刊》发表的《葬歌》，是穆旦在解放后公开发表的第一首诗作。在这首诗中，穆旦真诚地表达了一个旧知识分子在新时代面前的困惑，以及告别过去的自己，渴望与新时代并肩前进的决心。没想到四个月后，这样一首诗居然遭到了公开批判：“从表面上看，这首诗好像是‘旧我’的葬歌，实际上却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颂歌。它的本质是宣扬资产阶级思想的坏作品……穆旦不仅不去批判他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反而以埋葬为名，来宣扬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这是我们决不允许的。”①在这种严峻的批判之后，穆旦和他的诗在诗坛消失了。尽管18年后穆旦又开始了他晚年的诗歌写作，但这些诗与读者见面已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春天了。
穆旦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是苦难的一生，是诗与生命融合的一生。他的一生留下了太多的遗憾，太多的问题，让我们回味，让我们思考。穆旦热爱祖国，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他投笔从戎，真正经历了九死一生；在新中国诞生之后，他与夫人周与良一起，冲破重重阻碍，毅然回国。当他在政治上遭到不公正的待遇，被打成另类，已不可能用诗歌来歌唱的时候，他默默地选择了译诗。1975年，他在鲁迅杂文集《热风》的扉页上写下了鲁迅的一段话，以明心志：“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1977年2月，在他的生命临近终点的时候，他将《欧根·奥涅金》和《普希金抒情诗》译稿，放进一只帆布手提箱里，交给小女儿查平，对她说：“你最小，希望你保存这些译稿，也许要等你老了才可能出版。”②如今，他的译诗已成为中国翻译史上的丰碑。他的同学周珏良慨叹道：“他中年以后精力正旺之时却因环境关系有几乎二十年不能写诗，他的诗才都发泄在译诗上……穆旦译诗的成就，使我们觉得可喜，但又有点觉得可悲。如果穆旦能把译诗的精力和才能都放在写诗上，那我们获得的又将是什么——如果？”③是的，以穆旦的天分和才华，如果没有被错误地对待，那么很难想象他后来会写出多少厚重而光彩夺目的诗篇！
穆旦从青年到晚年对诗的坚贞不渝的追求，穆旦所蒙受的苦难，以及由写诗向译诗的不得已的转折，构成了一种“穆旦现象”。这与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郭沫若现象”、“臧克家现象”、“何其芳现象”等一起，正可以构成中国知识分子在建国后命运的既有共性又有区别的不同谱系。伊格尔顿认为，文学与社会权力有着密切的关系，“与其说文学理论本身有权作为知识探究的对象，不如说它是观察我们时代历史的一个特殊角度”④。对穆旦现象的深入研究，不仅可为20世纪中国诗人的创作道路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而且有助于理解当代中国政治对文学的强力切入，有助于总结文学与政治一体化的经验与教训并反思我们的知识分子政策。从这点来说，穆旦研究的意义也许远远超越了穆旦本身。
穆旦研究与新的诗性空间的开拓
穆旦是中国诗歌现代化的一位探险者，他的身上鲜明地体现了中国诗人对现代性的追求。杜运燮指出：“穆旦生前多次说过，他译介外国诗，主要是想让中国读者知道诗也可以这样写法。现在，我们不妨套用他的话说，穆旦对中国新诗的最大贡献，就是令人信服地向我们证明：中国新诗可以这样写法，而且可以写得很好，具有持久的艺术魅力。”⑤对于穆旦的研究者来说，就是要找出穆旦给中国新诗提供了哪些新的写法，他诗歌中的持久的艺术魅力又表现在哪里，这样，就可以把穆旦研究与中国新诗的诗性空间的开拓联系起来，从而进一步确立穆旦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地位与价值。应当说，穆旦在他那个时代，是走在了中国现代诗写作的最前沿的。他不满于中国旧诗的风花雪月，要排除传统的陈词滥调和模糊不清的浪漫诗意，他以叶芝、艾略特和奥登等西方诗人为参照，对新诗写作进行了探索与革新。他诗歌中渗透的现代主义精神，以及浪漫主义的、现代派的艺术手法的贯通运用，使他为中国新诗带来了一种新的气象。
第一，“新的抒情”的倡导。“新的抒情”是穆旦1940年为卞之琳的诗集《慰劳信集》所写的诗评中提出来的：“为了使诗和这时代成为一个感情的大谐和，我们需要‘新的抒情’。这新的抒情应该是，有理性地鼓舞着人们去争取那个光明的一种东西。”⑥穆旦提出“新的抒情”，是有感于20世纪英美诗坛上，以机智(wit)来写诗的风气特别盛行起来，脑神经的运用代替了血液的激荡，而把这种手法移植到中国来的最早就是卞之琳。穆旦认为，卞之琳《慰劳信集》中的诗篇，太平静了，缺乏“新的抒情”的成分：“这些‘机智’仅仅停留在‘脑神经的运用’的范围里是不够的，它更应该跳出来，再指向一条感情的洪流里，激荡起人们的血液来。”⑦穆旦的“新的抒情”，本质上是一种智性的抒情，其核心是“有理性地鼓舞人们去争取光明的一种东西”，它不是对西方艾略特以来“以机智来写诗”的否定，而是以雪莱、拜伦等浪漫主义诗人的“感情的激荡”来冲抵现代主义诗歌中的消极悲观情绪，这也是穆旦融合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诗风的一种尝试。除此以外，反讽、悖论与抒情的杂糅，叙述人称的变幻不定，以及戏剧化的独白与言谈（如《防空洞里的抒情诗》、《漫漫长夜》），诗剧化的体裁与结构（如《森林之魅》、《神魔之争》）等，也均是穆旦为扩展“新的抒情”所做出的尝试，影响深远。青年时代的李瑛很敏锐地发现了这种新的写法的价值：“穆旦的诗完全是以深湛的抒情写出来的，所以他的幻想常常为一种新颖和超越形式所显露，这就是说经验、思想和情感三者赋予他的产品以一种惊人的溶解综合力。”⑧这是作为北大学生的李瑛对同时代的一位杰出的青年诗人的评论。既说明了穆旦在当时青年读者中的影响，也表明了李瑛年轻时的审美趣味，或者说在评论穆旦的时候也照亮了他自己。
第二，强调透过生活的表面，写出“发现底惊异”。穆旦在给郭保卫的信中说：
奥登说他要写他那一代人的历史经验，就是前人所未遇到过的独特经验。我由此引申一下，就是，诗应该写出“发现的惊异”。你对生活有特别的发现，这发现使你大吃一惊，（因为不同于一般流行的看法，或出乎自己过去的意料之外），于是你把这种惊异之处写出来，其中或痛苦或喜悦，但写出之后，你心中如释重负，摆脱了生活给你的重压之感，这样，你就写成了一首有血肉的诗，而不是一首不关痛痒，人云亦云的诗。⑨
写出“发现的惊异”，这既是穆旦对诗人所提出的要求，也是他的一种真实的创作体会。而这种“发现的惊异”，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被他的同学与诗友注意到了。王佐良在1946年4月写于昆明，发表于英国伦敦《生活与文学》杂志的《一个中国诗人》，不仅是穆旦研究的最早成果，而且成了穆旦研究的经典文本。这篇评论是极有特点的：“他总给人那么一点肉体的感觉，这感觉，所以存在是因为他不仅用头脑思想，他还‘用身体思想’。他的五官锐利如刀……就是关于爱情，他的最好的地方是在那些官能的形相里。”在引用了《诗八首》中的第一首之后，王佐良评论道：“我不知道别人怎样看这首诗，对于我，这个将肉体与形而上学的玄思混合的作品是现代中国最好的情诗之一。”⑩这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是肯定了穆旦的“发现的惊异”，这可联系到王佐良读穆旦的《春》时所说的：“不止是所谓虚实结合，而是出现了新的思辨，新的形象，总的效果则是感性化，肉体化。”(11)其二这段话也是中国现代诗研究中较早涉及的关于身体写作的话题。实际上，直到半个世纪后，随着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传播，身体写作才进入当下诗论家的视野，并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王佐良提出穆旦“将肉体与形而上学的玄思混合”的提法无疑是十分超前和深刻的。当然在穆旦诗歌中所呈现的“发现的惊异”还有多种形态，“用身体思想”只不过是其中一例而已。
第三，对自我的关注与探索。“五四”以来，寻找自我，关注自我，是新诗人吟唱的一个重要主题，如俞平伯所说：“我只愿随随便便的，活活泼泼的，借当代的语言，去表现出自我，在人类中间的我，为爱而活着的我。”(12)
与浪漫主义的肯定自我、讴歌自我、赞美自我不同，穆旦在诗歌中更多地是剖析自我、怀疑自我、反省自我。梁秉钧在《穆旦与现代的“我”》一文中指出：穆旦的诗“不再是一种自我的爆发或讴歌，而是强调自我的破碎和转变，显示内察的探索……他不要塑造表面的英雄形象，而是要无所顾忌地探究人性中复杂的，甚至是混乱、不贯彻或非理性的部分。”(13)作为一位深切体验到世界的灾难与人性复杂的诗人，穆旦不仅揭示了现实世界的灾难与罪恶，而且在他的诗歌中踏上了漫长而又痛苦的自我追寻之途。穆旦终生在灵与肉、真与假、善与恶之间摸索、前行，试图破解“自我”这一人生之谜。他的诗展示了个人的成长，写出了内心的焦虑与分裂的痛楚——从青年时代的对自我的追寻：“从静止的梦离开了群体，／痛感到时流，没有什么抓住，／不断的回忆带不回自己”（《我》），到晚年在《自己》一诗中反复慨叹“不知那是否确是我自己”，他把生命中的矛盾心理展示为一种既封闭又可以敞开的情境，对自我的心理结构的复杂性做出了真实的描述。在这里我们看不到新诗早期诗人的青春自豪感，而是充满了迷惘与困惑。这使穆旦不只属于中国，属于东方，同时也汇入了20世纪西方现代诗人所经历的精神旅程。
第四，敞亮而高远的宗教情怀。基督教文化做为一种外来的思想资源，自20世纪中国新诗诞生以来，一直对中国诗人有着深刻的影响。王佐良早在1946年就指出：
穆旦对于中国新写作的最大贡献，照我看，还是在他的创造了一个上帝。他自然并不为任何普通的宗教或教会而打神学上的仗，但诗人的皮肉和精神有着那样的一种饥饿，以至喊叫着要求一点人身以外的东西来支持和安慰。(14)
穆旦不是基督教徒，但是他的独特的生存经历，他所接受的西方文化的影响，使他具有一种浓重的基督教的情结，并不由自主地渗透到他的诗歌当中。《圣经》里面的“上帝”、“尘土”、“岩石”、“光明”、“黑暗”、“伊甸园”、“蛇”、“十字架”，成为穆旦诗歌中常见的符号。“上帝”的出现，使苦难的心灵得以安顿：“既然一切由上帝安排，／你只有高兴，你只有等”（《春天和蜜蜂》）。对耶稣受难精神的认同，使穆旦成功地塑造出中国农民的受难形象：“他永远无言地跟在犁后旋转，／翻起同样的泥土溶解过他祖先的，／是同样的受难的形象凝固在路旁。”对苦难的承担方式上，中国传统上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穆旦则推崇“背起你的十字架跟我来”的勇气，在《甘地》一诗中，他这样赞颂甘地的“骄傲的灵魂”：“在曙光中，那看见新大陆的人，他来了把十字架竖起，／他竖起的是谦卑美德，沉默牺牲，无治而治的人民，／在耕种和纺织声里，祈祷一个洁净的国家为神治理”（《甘地》）。此外，原罪意识造成的忏悔情结在穆旦诗中也频频体现：“多少年的往事，当我静坐，／一齐浮上我的心来……／在过去那些时候，我是沉默，／一如窗外这些排比成列的／都市的楼台，充满了罪过似的空虚”（《忆》）。通过这些赞美、祈祷与忏悔，穆旦找到了一条通往永恒与完美的道路，尽管它更多的是在幻觉中，是时隐时现的，却成为穆旦在苦难时代中的一种精神的支撑，并成为他带给中国新诗的重要内容。
穆旦研究中的二元对立话语、历史性原则及其他
用一种二元对立话语去描述一位诗人的创作或概括一种诗歌现象，在诗歌研究中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比如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语境中，把杜甫列入现实主义，把李白划归浪漫主义；在所谓积极浪漫主义与消极浪漫主义的对立语境中，把拜伦、雪莱列入积极浪漫主义，把柯勒立治、华滋华斯划归消极浪漫主义等。在穆旦研究中，涉及到的西方影响与中国诗学传统、模仿与原创等话题，也能明显地看到这种二元对立的话语系统的影响。
1946年，王佐良在他那篇最早的，也是对穆旦研究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一个中国诗人》中提出了这样的命题：“但是穆旦的真正的谜却是：他一方面最善于表达中国知识分子的受折磨而又折磨人的心情，另一方面他的最好的品质却全然是非中国的……穆旦的胜利却在他对于古代经典的彻底的无知。”(15)王佐良的看法，在五四以来中国新诗不断向西方学习的大背景下，受到衷情于西方现代主义的诗人和评论家的激赏，以至在后来的研究中不停地重述或发挥穆旦的“非中国”和对古代经典“彻底的无知”的判断。本来，王佐良的看法，强调穆旦诗歌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大于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一面，不无合理之处，但是他因此导致的结论“他的最好的品质却全然是非中国的”，却陷入了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话语，有某种绝对化的倾向。
穆旦的也是王佐良的同学刘兆吉，明确地表示不同意穆旦的品质“全然是非中国”的观点，他说：“我认为穆旦的新诗，是在中国旧诗和新诗的基础上的改革创造，他的确也学习了外国诗人一些长处，但属于洋为中用，骨子里还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作品。”(16)邵燕祥也有类似的意见：“诗人穆旦从浪漫派开始，到有意识地借鉴于英美现代派，艺术思维和表现方式受外来影响很深，但他诗作中的感情，无疑是中国的，是中国现代人的。”(17)
针对王佐良说穆旦是“对于古代经典的彻底的无知”，《穆旦传》的作者陈伯良，以大量的材料证实了穆旦的家学渊源和古代文化素养，从幼年时代所受的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到高中阶段所写的八千余字的学术论文《〈诗经〉六十篇之文学评鉴》，以及20世纪五六十年代穆旦对古典文学的重温。高秀芹、徐立钱在《穆旦苦难与忧思铸就的诗魂》中指出：“值得注意的是，穆旦对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拒绝并不等同于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无知。实际上，他的一生从来就没有与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割断联系。用穆旦自己的话说：‘我长大在古诗词的山水里’。”(18)高秀芹、徐立钱在书中且用一章的篇幅，从“儒家文化的影响”、“道家理想的渗透”、“古典文学的浸染”等三方面，论证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穆旦人生选择与诗歌创作的深刻塑造。
2002年，江弱水在《外国文学评论》上发表《伪奥登风与非中国性：重估穆旦》一文，这是一篇从比较文学的视角研究穆旦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关系、对穆旦热起了降温作用的文章。作者采用实证分析，举出穆旦直接模仿或化用叶芝、艾略特、奥登等人的诗句和写法等多例，进而提出：“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穆旦的诗中竟然充斥着如此众多的对西方现代诗人尤其是奥登的文学青年式的模仿之作？唯一合理的解释是：他过于倚重奥登的写法，因为除此之外他别无依傍；他过于仰赖外来的资源，因为他并不占有本土的资源。”(19)江弱水沿袭了王佐良认为穆旦诗歌是“非中国的”和对传统文化“彻底的无知”的判断，但不同于王佐良说穆旦的胜利在于他对古代经典的“彻底的无知”，他认为正是这种“彻底的无知”造成了穆旦的失败。江弱水的对穆旦的批评，涉及到如何看待模仿与原创的关系问题。
模仿与原创完全是互相对立、互不相容的吗？美国学者约瑟夫·T·肖认为，模仿不仅是一种学习手段，而且有独立的美学价值：
模仿往往是艺术家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学习手段。学者和批评家们往往对此嗤之以鼻，然而，它却有其独立的关学价值。普希金曾指出，模仿并不一定是“思想贫乏”的表现，它可能标志着一种“对自己的力量的崇高的信念，希望能沿着一位天才的足迹去发现新的世界，或者是一种在谦恭中反而更加高昂的情绪，希望能掌握自己所尊崇的范本，并赋予它新的生命”。(20)
青年学者刘燕，也是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研究穆旦，写出《穆旦诗歌中的“T.S.艾略特传统”》一文，详细考察了艾略特对穆旦诗歌创作的影响，其结论则与江弱水完全不同：“穆旦没有邯郸学步，也没有随波逐流，他借用以艾略特为代表的西方现代主义的形式，表达中国人自身的现实感受，尤其是战争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切肤之痛。而且穆旦诗歌没有充斥艾略特式的艰涩典故、神话传说、宗教说教和学院典籍，而有着艾略特所缺乏的激情、血性与泥土气息。他始终用自己个性化的语言和感觉方式表达他对他所热爱的大地、天空和在那里受苦受难的芸芸众生的关怀。”(21)王家新在《穆旦与“去中国化”》一文中也指出，即使江弱水所指出的穆旦早期那些对奥登等西方诗人的学习和模仿大体上属实，“但显然，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如果从穆旦的全部创作及成就来看，这也无损于他的光辉）。有些模仿是无意义的，有的却是很有意义的。对穆旦来说，这是他走上一条现代诗歌之路必经的阶段。同样，我们不仅要看到他的‘模仿’，还要看到他那优异的艺术天赋和创造力；不仅要看到他早期诗作的那些硬伤，更要看到他那令人惊异的艺术进展和飞跃。他的那些最为优秀、成熟的诗作，如《春》、《赞美》、《五月》、《诗八首》等等，虽然都仍包含了对西方现代诗的学习和吸收，但已不是‘伪奥登风’这样的说法可以解释的了……有了这些诗，谈论他对奥登等人的学习就不会使人‘难为情’了。穆旦之于奥登，正如冯至之于里尔克，构成了文学史意义上的‘光辉的对称’。”(22)这说明，随着穆旦研究的深入，对穆旦的认识与评价，已逐渐摆脱二元对立话语，而越来越冷静与客观了。
穆旦研究中还有对历史性原则如何把握的问题。这突出表现在对穆旦20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作品的评价上。青年诗人黄灿然2000年曾在网上贴出了一篇文章《穆旦：赞美之后的失望》，批评晚年的穆旦缺乏知识分子应有的勇气和诗人应有的独立精神(23)。黄灿然所提到的穆旦写于1957年的“教条诗”，指的是《葬歌》。此诗是穆旦在解放后公开发表的第一首诗作。想不到这样一首在发表当初便横遭批判的诗，50年以后，又遭到了年轻一代学人的指责。《葬歌》是那个年代很少有的展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心态的作品。谢冕认为：“穆旦的这种自我拷问是他的诗的一贯而不中断的主题。写于1957年的《葬歌》，写于1976年的《问》，不论周围的环境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他都坚持这种无情的审判……揭示自我的全部复杂性，这是穆旦最动人的诗情。”(24)方稚在《穆旦的“自己的葬歌”》中也认为：“《葬歌》中的‘自己’，为五十年代中国诗坛留下了绝少的真诚而独具个性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25)很明显，黄灿然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时代变迁导致的对当时社会状况的隔膜。穆旦诗不说空话、大话、套话，这正是保持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保持了诗人应有的独立精神。
黄灿然的文章结论是：“从穆旦后期诗看，他缺乏成为伟大诗人所需的深层素质。杰出的穆旦仍然是四十年代穆旦，青年的穆旦。五十年代以后的穆旦已不是穆旦，而是查良铮或梁真，一个杰出的翻译家。”(26)对此，许多诗人表示了不同看法。郑敏说：“我觉得穆旦晚年的诗歌更有价值。四十年代，他太年轻了，他的诗歌不可能真正反映人类的生存和历史，不可能真正反映民族和世界。到了晚年，他对于现实有了更真实的理解。我一直觉得，如果穆旦活过了1979年，他对生活会有更深的理解，会更深刻，会更有成就。”(27)宋炳辉认为：“晚年的穆旦，虽然历经劫难，但其创作不仅诗艺更趋精湛，而且诗思仍然保持一种精神的力度和厚度，保持了对现实和自我的那种怀疑和超越的穿透力……这是一种悲剧式的充实，一种宿命般的应验，它包含着一种无言的震惊和顽强的抗争，字里行间到底透露出一股逼人的凄凉来。”(28)
穆旦和他的作品都已进入历史，已呈现为一种历史现象。黄灿然与郑敏等人，对晚年的穆旦诗歌的评价不同，实际上牵涉到诗歌研究中的历史性原则的把握问题。历史不仅是时间的进程，同时也反映了认识的规律。在对过去时代的诗人诗作进行研究的时候，把握历史性的原则已成为学界的共识。这就要求研究者在面对过去时代的诗人诗作的时候，不仅着眼于今天的现实，更要把诗人诗作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联系诗人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条件加以考察；不仅有站在巨人肩头的骄傲感，更要能设身处地看待前人，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前人，也不以现代人的观念苛求前人。只有把诗人诗作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加以考察，并通过追源溯流，前后比较，才能做出科学的评价。对穆旦是如此，对所有进入历史的诗人也是一样。
迄今为止，穆旦研究的队伍已有相当强大的阵容，穆旦研究已有相当丰硕的成果。但是，就对穆旦这样一位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有重要地位与影响的诗人的研究而言，除去我们上面提及的几方面外，还有许多领域、许多话题值得进一步思考与探寻：
诸如，“‘穆旦研究’之研究”正在成为当下一个新的学术热点，如何冷静而客观地评判穆旦热？如何看待穆旦研究中所呈现的曲折、复杂与矛盾的现象？
诸如，由穆旦的曲折的“经典化”过程引发的思考，穆旦是如何被“经典化”的？在这一曲折的过程中，体制、权力是如何参与的？穆旦的“经典化”与某些诗人诗作的“去经典化”有何关系？
诸如，穆旦是天才的诗人也是杰出的翻译家，他的诗歌创作经验对他的诗歌翻译有何作用？他的诗歌翻译又对他的诗歌创作有何影响？
诸如，穆旦研究资料的发掘，特别是穆旦生前的书信、佚诗、佚文，亟待进一步的搜集、整理和发表。这方面李方、易彬等已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但是如何调动更多的力量进行更全面的搜寻，并使这批可贵的资料尽快面世，对于推进穆旦研究有重要意义。
当然，穆旦研究所亟需解决的问题远不只这些。穆旦是说不尽的，他诗歌的丰富和蕴含其中的丰富的痛苦，值得我们永远沉思与品味。穆旦研究任重而道远。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诗人、诗评家、青年学子投入到穆旦研究中来，以无愧于我们这个已经站起来的民族，无愧于我们的时代，无愧于诗人穆旦留下的搏求者的生命历程和他的杰出的诗篇！
注释：
①李树尔：《穆旦的“葬歌”埋葬了什么？》，《诗刊》1958年8月号。
②陈伯良：《穆旦传》，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61-162页。
③周珏良：《穆旦的诗和译诗》，《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怀念诗人、翻译家穆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8-29页。
④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第244页。
⑤杜运燮：《〈丰富和丰富的痛苦〉编后记》，《丰富和丰富的痛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32-233页。
⑥《慰劳信集——从〈鱼目集〉说起》，《穆旦诗文集·2》，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53页。
⑦《慰劳信集——从〈鱼目集〉说起》，第53页。
⑧李瑛：《读穆旦诗集》，天津《益世报》，1947年9月27日。
⑨《致郭保卫二十六封（1975年9月6日）》，《穆旦诗文集·2》，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184页。
⑩王佐良：《一个中国诗人》，《中国现代诗歌名家名作原版库·穆旦诗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第119-120页。
(11)王佐良：《穆旦：由来与归宿》，《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怀念诗人、翻译家穆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页。
(12)俞平伯：《〈冬夜〉自序》，《中国现代诗歌名家名作原版库·冬夜》，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第2页。
(13)梁秉钧：《穆旦与现代的“我”》，《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怀念诗人、翻译家穆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3、48页。
(14)王佐良：《一个中国诗人》，第121页。
(15)王佐良：《一个中国诗人》，第120页。
(16)刘兆吉：《穆旦其人其诗》，《丰富和丰富的痛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89页。
(17)邵燕祥：《重新发现穆旦》，《丰富和丰富的痛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4页。
(18)高秀芹、徐立钱：《穆旦 苦难与忧思铸就的诗魂》，台北：文津出版社，2007年，第122页。
(19)江弱水：《伪奥登风与非中国性：重估穆旦》，《外国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
(20)［美］约瑟夫·T·肖：《文学借鉴与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译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36页。
(21)刘燕：《穆旦诗歌中的“T.S.艾略特传统”》，《外国文学评论》2003年第2期。
(22)王家新：《穆旦与“去中国化”》，《诗探索》2006年第3辑理论卷，第59页。
(23)黄灿然：《穆旦：赞美之后的失望》，天涯虚拟社区。
(24)谢冕：《一颗星亮在天边——纪念穆旦》，《穆旦诗全集》，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17页。
(25)方稚：《穆旦的“自己的葬歌”》，《丰富和丰富的痛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34页。
(26)黄灿然：《穆旦：赞美之后的失望》。
(27)《他非常渴望安定的生活——同学四人谈穆旦》，《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9月27日。
(28)宋炳辉：《曾经沧海后的超越——试论穆旦的晚年诗作》，《文学报》2000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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