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与经济增长：对亚洲经济体的检验（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洲论文,经济增长论文,之二论文,汇率论文,经济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首先看制造品出口。经历了人均GDP较高增长的经济体，如韩国、新加坡、泰国和马来西亚，被认为是典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中国实际上在近几年也加入了这一行列。不管这种出口导向是政策引导还是市场引导的结果，这些经济体都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贸易结构的转变。从1975年到2002年，处于雁行梯队前列的日本、香港特区和韩国制造品出口比重高达80％以上，其次是中国、新加坡和印度，也达到65％以上，接下来是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图1）。制造品出口往往是出口部门生产力增长的一个重要标志，根据BSH的第一个命题，出口部门的生产力增长是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而出口制造部门的竞争力很可能带来实际汇率的升值（BSH第二命题）。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我们的样本经济体中，制造品比重较高的日本、韩国、香港特区和新加坡存在BSH关系。因此，如果把制造品出口作为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标志的话，我们大致可以认为，BSH关系的存在，与经济发展阶段和贸易结构升级有关。其次看初级产品出口的比重。从图2可以看出，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是以农产品出口为主的经济体，其次是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和中国，最后是日本、韩国和香港特区。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同样是食品出口大国（图3）。因此，初级产品比重较高的经济体，往往处于雁形的追赶队列，这些经济体贸易部门的生产力增长与雁形前列的经济体相比相对滞后。换言之，对于那些贸易出口处于相对低端产品的经济体，经济增长与实际汇率之间可能不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
附图
图1 制造品出口占商品出口比重（1975～2002年平均）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数据，http://www.drcnet.com.cn
附图
图2 农业原料出口占商品出口比重（1975～2002年平均）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数据，http://www.drcnet.com.cn
附图
图3 食品品出口占商品出口比重（1975～2002年平均）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数据，http://www.drcnet.com.cn。
第二，并不是所有经历了高增长的经济体都出现了由高增长导致的实际汇率升值，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国。Ito等（1997）对1973～1992年的数据研究发现，中国是他们所选样本中的一个“特例”（outlier），即高经济增长伴随本国货币的贬值。这是因为，中国的改革和开放过程实际上是对以往货币高估的纠正，实际汇率的贬值有利于一个由封闭向开放转轨的经济体提高其国际竞争力。我们的研究也有类似的发现：尽管中国制造品出口占商品总出口的比重很高，同时，中国又在全部样本经济体中经历了最高的经济增长（图4），但在经济增长与实际汇率之间却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BSH在中国失效？阻碍BSH结果出现的原因，可能来源于经济制度的变迁，以及种种从生产力到实际汇率的传导渠道不畅，如较低的劳动力跨部门流动性和国内价格变动刚性等。在我们的样本期内，中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经历了从一个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过渡，这种经济体制的变迁所带来的对价格和资源配置扭曲的纠正过程，是BSH所没有考虑到的。
附图
图4 人均GDP增长率（1975～2002年，1975年=100）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数据，http://www.drcnet.com.cn。
第三，具有颠覆性的结果是，除了菲律宾，我们对所选择的样本经济体的实际汇率与经济增长所进行的因果检验——实际汇率错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中发现，在过去的近30年间，这些经济体中的实际汇率行为变化对经济增长没有显著的影响。这一发现似乎与多数文献结论和一般直觉相悖。是什么原因在这些经济体中阻碍了实际汇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从前面的理论分析中可以看出，总体而言，汇率行为作用于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实际汇率的错位，引起价格变动从而影响资源配置。因此，如果汇率行为不能影响到经济增长，只能说明实际汇率错位作为一种引导资源配置的信号，并没有发挥实际作用。换句话说，我们的样本经济体普遍存在国内资源和价格传递机制的不充分性（如政策限制、市场分割、垄断部门太多、价格管制、金融抑制等等），正是这种传递机制的不充分性阻碍了实际汇率错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具体说来，这种不充分性的作用表现在：（1）可能在长期中阻碍汇率行为对经济增长的“要素成本效应”。比如汇率升值导致进口投入品的价格降低，只有通过生产要素和资源的充分流动，才能使一国闲置资源向这些部门转移，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实现经济增长。但事实上亚洲的经济体一直以来都是限制进口的，在这二三十年里主要实行的都是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战略，所以从政策限制上来看，也不会让资源过多地流入依赖进口投入品的部门。（2）由于国内市场不完善，以及价格机制的普遍刚性，实际汇率变化对企业进入退出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功能也会受到阻碍。比如说，实际汇率的升值会使出口部门的国际竞争力下降，但由于资源在出口部门和进口部门以及非贸易部门之间转移不畅，使得低效率的出口部门得以维持，产业结构不能及时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
（三）对亚洲经济体汇率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检验
1.Huang和Malhotra（2004）研究的主要结论。他们利用R-R分类方法得出的样本经济体在1976～2001年间事实上采用的汇率制度数据和样本人均GDP数据，分析样本经济体的事实汇率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表明，对于欧洲发达国家，汇率制度的选择对经济增长并无影响，而对于亚洲发展中经济体，汇率制度的选择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非线性联系，即固定汇率和管理浮动汇率，这两种比较极端的汇率制度都对应着更高的经济增长。根据这一经验结论，作者推断：汇率制度的选择是否对经济增长有影响取决于经济发展的水平，因为欧洲发达经济体的市场比较完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所以它们的汇率制度选择与经济增长无关；而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市场相对不完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所以其汇率制度的选择与经济增长有关。由于Huang和Malhotra只是根据分析结果表现出来的特征做出了这个推断，并没有进一步加以论证，下面我们将对这一经验研究结果进行深入分析，更加深入地考究亚洲经济体汇率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的关系。
2.对Huang和Malhotra研究的扩展分析。我们的分析从使汇率制度的选择与经济增长状况无关的因素出发，即一国的经济越开放、生产与贸易结构越多元化，国内价格——工资与物价越具有弹性（也就是国内市场越完善），则整体经济对来自于汇率变动的冲击越容易做出调整，从而汇率制度的选择就越不会影响到经济增长。结合样本的实际数据，我们对样本的汇率制度选择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描述性分析。
首先看样本经济体的经济开放程度。表4表明，多数样本经济体从贸易开放程度来看高度依赖出口。除中国和日本对出口依赖程度较低外，香港特区、韩国、新加坡的均值高于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而香港特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对出口的依赖度均高于90％，属于典型的开放经济体。尽管投资和金融开放程度相差各异，但总体而言各样本经济体的综合开放程度比较高。
表4
2002年样本经济体的经济开放程度（不包括印度）
％
经济体
经常项目
资本项目
贸易开放度 直接投资开放程 金融开放程度
/GDP
/GDP
（贸易总额 度（投资存量/ （金融负债+
综合开放度
/GDP） GDP）
资产）/GDP
中国 2.92.6148.2 39.1
32.9 40.1
香港特区
10.910.9
252.0 592.9 1151.5 665.5
印度尼西亚 3.9 2.260.9 33.7
40.3 45.0
日本 2.9 2.918.9
9.8
76.3 35.0
韩国 1.3 1.366.1 18.3
95.8 60.1
马来西亚
7.6 7.6
186.6 80.6
46.8 104.7
菲律宾
5.4-1.799.6 16.8
50.9 55.8
新加坡
21.5
-18.2
277.1 216.6 693.8 395.8
泰国 6.1-4.7
105.7 26.0 128.1 86.6
美国-4.8 4.517.8 27.3 153.4 66.2
欧元区
n.a.
n.a.
30.03 70.7 81.01 60.67
说明：欧元区数据为2001年数据。
资料来源：万志宏（2004）。
其次看样本经济体产业结构的多元化程度。从表5可以看出，样本经济体的产业集中化程度均有所增加，而且越是发达的经济体，其产业集中化程度越高。日本、香港特区和新加坡拥有高度集中的产业结构（指标高于31）；马来西亚、中国和韩国的水平比较接近（指标在26～28之间），产业结构相对分散；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最低。也就是说，以美国为参照，这些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多元化程度都比美国高，因而我们可以认为，这些经济体的产业结构的多元化程度是比较高的。
表5
样本经济体产业结构多元化指标（不包括印度）
经济体
1985 1990 1995 2000 1983～2000年
平均
中国26.24 25.23 26.38 27.35
26.23
香港特区
27.28 27.35 31.71 34.12
29.80
印度尼西亚 21.36 21.90 21.56 24.46
22.21
日本n.a. 30.94 32.12 32.63
n.a.
韩国22.15 22.33 23.78 26.39
23.51
马来西亚
n.a. 24.63 22.90 28.91
24.48*
菲律宾
21.84 21.48 21.89 22.67
21.75
新加坡
29.79 30.51 29.98 31.03
29.93
泰国20.90 21.66 22.05 25.06
21.98
美国n.a. 32.80 33.97 36.00
n.a.
说明：产业结构多元化指标是用Herfindahl Index来表示的，指数在0～100之间，该值越大，表示经济体的经济多元化程度越低，产出集中度越高；马来西亚为1987～2000年的均值。
资料来源：万志宏（2004）。
再次看样本经济体贸易结构的多元化程度。
表6表明，除印度尼西亚外，主要经济体在20世纪90年代几乎都经历了明显的进出口贸易结构集中化趋势。进口方面，马来西亚集中度上升最为明显，出口方面，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均有明显的结构集中化倾向，而印度尼西亚则在过去的15年中经历了明显的贸易产品分散化过程。美国的进口产品结构在近年中变化较小，而出口结构略有集中趋势。因此这些样本经济体的贸易结构与美国相比，虽然集中化的趋势要更明显一些（尤其是日本、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但总体上仍然是比较分散的。
表6
样本经济体贸易结构多元化指标（不包括印度）
1985年
1990年 1995年
2000年
经济体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中国 25.09
15.89
18.38
15.13
23.74
23.64
23.94
26.50
香港特区
19.88
44.86
22.09
38.25
25.05
34.89
28.52
42.53
印度尼西亚 21.21
49.29
25.13
27.26
23.17
17.48
17.94
17.03
日本 n.a.
49.56
n.a.
52.37
15.55
50.80
17.18
49.76
韩国 21.29
27.56
19.79
28.76
20.42
34.21
22.32
38.33
马来西亚
24.79
19.76
29.52
19.11
39.25
31.96
41.71
41.00
菲律宾
17.28
17.17
16.04
17.65
18.74
23.40
21.62
34.65
新加坡
n.a.
23.51
n.a.
30.34
36.90
45.22
40.11
47.76
泰国 18.68
27.37
24.55
21.31
30.20
22.16
27.52
25.44
美国 n.a.
25.27
n.a.
25.18
26.15
20.70
26.15
30.58
说明：贸易结构多元化指标是用Herfindahl Index来表示的，指数在0～100之间，该值越大，表示经济体的经济多元化程度越低、贸易集中度越高。
资料来源：万志宏（2004）。
上述数据似乎给出这样的判断，在亚洲样本经济体中，由于存在普遍较高的经济开放程度、产业多元化程度和贸易结构的多元化，汇率制度的选择应该对这些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没有影响。但在汇率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之间的一个重要链条是，汇率的变动被国内价格的普遍变动所吸收，也就是说这一机制要求国内的工资-价格机制是完善的。很显然，这些亚洲的发展中经济体并不具备完善的国内市场和价格形成机制。进一步讲，这种不完善的市场机制在制度层面上主要表现为多数样本发展中经济体存在资本管制（表7）。
表7
资本账户交易限制一览表（不包括印度）
经
资 货 组 衍 商 金 担 直 直 不 个 商 对 限
济
本 币 合 生 业 融 保 接 接 动 人 业 机 制
体
市 市 投 品 信 信 、 投 投 产 资 银 构 项
场 场 资 与 贷 贷 确 资 资 交 本 行 投 目
证 工 证 其 认
清 易 交 和 资 数
券 具 券 他 、
算
易 其 者 量
工 金 他 的
具 融 信 特
支 贷 殊
持 机 规
便 构 定
利 特
殊
规
定
日本
△
△ △ 3
香港特区 △ △ 2
韩国 △ △ △ △ △ △ △ △
△ △ △
11
新加坡△ △
△
△ △ 5
中国 △ △ △ △ △ △ △ △ △ △ △ △
12
印度尼西亚
△ △ △ △ △ △ △ △
△
△ △ 11
马来西亚
△ △ △ △ △ △ △ △
△ △ △ △ 12
菲律宾△ △ △ △ △ △ △ △
△ △ △ △ 12
泰国 △ △ △ △ △ △ △ △
△ △ △ △ 12
美国 △ △ △ △
4
说明：△表示该项目的货币自由兑换有限制。
资料来源：IMF.Annual Report on Exchange Rate Arrangement and Capital Account， 2003。
总之，通过对Huang和Malhotra（2004）的扩展性分析，我们认为，尽管从表面上来看亚洲的样本经济体经济足够开放、生产与贸易也表现出较高的多元化，似乎在理论上汇率制度的选择对经济增长没有影响，但因为这些经济体中的大多数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主要表现为国内市场不完善、资源在各部门之间的转移不畅，而且工资-价格的传递机制也由于市场分割等原因而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从而使得汇率政策的影响不完全被国内经济结构、贸易结构和价格的调整所抵消，进而作用于经济增长。
三 结论：对中国的启示和政策含义
1.BSH在中国不成立，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在我们的样本期内，中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经历了从一个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过渡，这种经济体制的变迁所带来的对价格和资源配置扭曲的纠正过程，是BSH所没有考虑到的；二是中国从生产力增长到实际汇率升值的传导渠道不畅，虽然近年来在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出口增长的贡献度很高，但由于贸易部门工资价格没有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主要是由于中国的非技术劳动力供给相对充裕），贸易部门的工资对贸易部门生产力的变化基本上是刚性的；即便贸易部门的工资有所提高，由于较低的劳动力跨部门流动性和国内价格变动刚性等因素，使得贸易部门的工资变化无法传递到非贸易部门，更形成不了BSH所预言的价格水平的上涨。由于工资价格传递这一链条在中国很弱，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实现较高的经济增长，却没有由这一增长带来实际汇率升值的结果。三是在样本期间中国采取的是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官方通过干预实现人民币名义汇率的稳定，这也使人民币实际汇率无法实现升值。
2.BSH在中国不存在，从理论上或经验上可以说是对假说本身的一种否定。但其政策含义却很可能相反：工资价格刚性，以及劳动力不能跨部门流动实际上是一种扭曲。从动态看，中国正面临贸易结构升级（制造品比重不断提高便是一例），但升级是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低端产品出口吸纳了中国大量的低技能、低成本的劳动力。随着产业升级进程的推进，劳动力结构和供给都将有所变化，贸易部门工资成本的上升应是自然的过程。这样，工资价格灵活性是或早或晚要实现的，这也是中国完善市场经济的需要。同时，考虑到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不断完善，中国的开放政策将不可逆转地推进，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将不断引进国际规则等等因素，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直觉性判断：BSH在现在的中国不存在，在将来很可能出现。这意味着如果中国能够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人民币实际汇率在长期中将经历一个升值过程。
3.以上结论对中国人民币汇率政策改革的意义在于，随着产业结构升级的推进，中国人民币实际汇率有可能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升值，所以为了避免实际汇率与名义汇率严重背离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如导致资源配置扭曲、为国际投机资本提供货币攻击机会等，中国的汇率政策要对名义汇率水平的扭曲及时纠正，从而确保汇率水平反映真实的人民币供求状况。
4.经验研究结果告诉我们，在过去近30年时间里，中国的实际汇率水平对经济增长没有显著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在中国，实际汇率水平不能作为一种价格信号引导资源配置。因此，从政策层面上讲，改善实际汇率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传导机制有利于中国货币当局更好地运用汇率政策。在这方面，中国有必要深化市场经济和金融方面的改革，如进一步完善由供求决定的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工资和社会保障制度、有步骤地继续纠正金融抑制所造成的扭曲等等。
5.对汇率制度与经济增长的经验研究表明，中国在整个样本期中所施行的汇率制度集中于三种类型，按照R-R的分类分别为：管理浮动、事实上的爬行带内浮动（带宽小于或等于±2％）和事实上的钉住汇率。这三种汇率制度同时都对应着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虽然我们不能断定三种汇率制度对中国这些年来持续的高经济增长各自做出了多少贡献（因为无法剥离出汇率制度的独立影响），但一个直觉的结论是：已经实行的这些汇率制度类型并没有明显阻碍经济增长。这一结论可以简单地从理论上解释为，由于中国处于经济发展的进程当中，也就是存在种种制度约束和市场机制的不完善，使得汇率制度的选择能够影响到经济增长。这一结论对中国汇率制度改革的意义在于：在当前，一个适当、合理的汇率制度对促进经济增长是有意义的，但这种意义不是来自于汇率制度选择本身或者采用什么样的汇率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这种意义来自于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所存在的种种制度性限制和市场机制方面的缺陷，使得汇率制度的选择能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影响经济增长的绩效。从长期来看，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各个方面改革的深入和完善，工资-价格和资源流动机制必将逐步走向完善，经济发展水平将不断提高，如前文分析，汇率制度的选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将不断减弱。届时，中国将真正步入发达市场经济的行列。
标签：实际汇率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经济论文; 贸易结构论文; 新加坡经济论文; 汇率决定理论论文; 汇率变动论文; 工资结构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亚洲经济论文; 汇率改革论文; 经济体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