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余靖宗教思想略论（论文文献综述）
胡晓宇[1]（2021）在《宋代挽诗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死亡是人类恐惧但又不得不面对的一种话题,对死亡的认知其实是对生命哲学的深刻解读,故而也成为文学的创作主题之一。在中国古代,挽诗作为丧葬文学的载体,其历史十分久远。宋代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其特殊的时代背景、社会状况及政治文化造就了繁荣昌盛的两宋诗歌文学,而宋代挽诗亦以其深刻的思想和独特的艺术魅力在宋代诗歌文学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宋代挽诗的创作群体较之前朝显着扩大,作品数量也明显增多。频繁的社会动荡将死亡这一话题加速推进,在理学思潮的影响下,人们对死亡的思考逐渐从表面上升到生命层面,加之佛禅思想与理学的融合,宋代文人对死亡与生命有了新的认识。本文以宋代挽诗作为研究切入点,笔者以傅璇琮主编的《全宋诗》为主要诗歌采辑来源,通过对宋代挽诗的思想内容、艺术特点、影响因素、意义与价值方面的研究,从而归纳总结挽诗为宋代及后来的朝代所带来的文学价值与社会意义。本论文除绪论外,从五个部分对宋代挽诗进行研究,其中绪论部分阐述了宋代挽诗的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介绍宋代挽诗的研究现状以及本论文撰写所用到的研究方法。第一部分:对挽诗的概念进行界定,对中国古代挽诗的源流进行了考释,并对《全宋诗》挽诗的数量以及主要作家作品进行了简要的梳理。第二部分:从宋代挽诗的思想内容着眼,从哀挽对象、诗歌情感角度探索宋代诗人创作挽诗时的心理状态同时对本文的重点之一——临终悟道诗歌进行阐述。第三部分:对宋代挽诗的艺术特点进行了分析概述,主要从表现手法、意象选取和语言风格三个方面进行论述,感悟宋代挽诗中所表达的凄清、哀挽之情。第四部分:主要追溯影响宋代挽诗的社会因素,即:时代背景因素、理学思想的影响以及禅道教育的推动。第五部分:从文学史、社会价值以及生命观三个方面对宋代挽诗所产生的意义与价值进行了总结。综上,对于宋代挽诗的全方面研究,是宋代诗歌内容的完善,也是对宋代生命观、生死观的探索。附录部分按引用顺序依次列举本文所引用的《全宋诗》中的挽诗作者、诗歌题目和册次页码,清楚地展示了论文所研究的诗歌篇目,确保论文的完整性。
胡然兰[2]（2021）在《古希腊宗教中的体育文化研究》文中认为采用文献资料与历史研究的方法,以古希腊的宗教社会背景、古希腊体育赛会、古希腊女性体育为考察路径对古希腊宗教与体育文化的现实联系进行梳理,进而揭示古希腊宗教与体育文化间的内在联系。古希腊宗教是古希腊人最为重要的精神产物,数千年来古希腊人依赖古希腊宗教的精神信仰。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古希腊宗教是古希腊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已经进入古希腊人民的日常生活成为不可或缺的部分。体育在古希腊时期的发展是体育史上光辉灿烂的一笔,宗教文化的熏陶、军事思想的加持、教育理念的重视这都为体育在古希腊发展提供了平台。本文立足于宗教背景下就体育在古希腊时期的发展进行梳理论述,探讨宗教对于体育在古希腊时期的产生与发展。从史学研究与哲学思辨的角度分析对古希腊宗教对体育文化的影响以及所产生的现实意义,揭示在古希腊宗教背景下体育的产生、发展以及意义。本文研究主要分为以下几方面。一、对古希腊宗教因素和体育文化因素进行梳理,寻找古希腊宗教与体育文化相连接的现实依据。从历史背景下寻找古希腊时期宗教与体育文化之间的交织点,对此进行梳理整合以此来确立本研究的研究逻辑以及基本内容。二、从历史维度探讨古希腊宗教所产生的的社会背景,从战争、移民、风俗、信仰等几个方面对体育文化进行历史溯源。社会形态决定了古希腊宗教绝对崇高的信仰地位,宗教是体育进入古希腊的内在驱动力。在对古希腊时期的移民运动、城邦政治、风俗信仰、宗教神灵等多种因素进行分析时,都能够找到关于体育的相关踪迹,说明体育在古希腊的发生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多种因素的组合。我们在古希腊宗教文化中找寻体育,也在体育活动中寻觅宗教文化身影。三、从宗教信仰角度出发对宗教仪式中产生的泛古希腊宗教体育赛会进行研究,体育赛事依附于宗教信仰仪式存在和发展。宗教信仰认为宗教仪式是人接近神灵的一种活动,体育活动是取悦神灵的重要手段。因此,体育赛事的产生之初是基于宗教信仰而存在。四、从女性视角出发对古希腊时期女性体育参与的状态进行文化梳理。通过对古希腊宗教神话传说中的女性角色入手,探寻古希腊女性所处的生存环境。宗教信仰中对女性的歧视,也是女性体育在古希腊时期不被重视的因素之一。如何突破这种信仰束缚使得女性体育得到拯救,斯巴达女性在体育方面的发展是我们值得探讨的因素。通过对关于斯巴达女性体育史料的梳理分析发现,斯巴达女性体育的发展并不能够证明是女性体育本身受到重视,而是出于一种城邦政治的需要。五、从人神交互的角度分析古希腊宗教背后体育所展现的文化意义。人是天生的体育动物,体育的产生使人重视自己的身体。古希腊时期宗教与体育文化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历经千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能够在体育活动中看到古希腊宗教对于体育文化的影响,体育是崇高无尚的信仰,是至高无上的荣誉,是和平共处的休战,是“力”与“美”的象征。宗教赋予了体育灵魂,是宗教给予了体育生命。
张淑娜[3]（2020）在《苏辙《龙川略志》与《龙川别志》研究》文中指出苏辙是宋代着名的文学家、政治家,一生勤于文章,志于家国,政事文章皆有不凡建树。《龙川略志》与《龙川别志》是苏辙晚年贬居广东龙川时所作,体例规整,内容详实,对时人时事的记录尊重历史真实,同时又渗透了苏辙晚年对政事的反思,研究“二志”对探究北宋新旧党争形势与内涵大有裨益,同时也有助于深入体察苏辙自身政治观点与才能。论文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绪论部分梳理和分析了“龙川二志”的现有研究成果,并就选题缘由及意义作一叙述。正文共五章。第一章在北宋特定历史背景下,论述“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及新旧党争对苏辙仕途的影响。北宋变法与党派纷争相伴随,变法过程中,文人士大夫们择党而立,派别分明,因政见歧异而产生的矛盾,逐渐被私人恩怨报复所取代,变法改革的“君子之争”不断演化为“小人祸国”。复杂纷乱的政治环境致使苏辙历经宦海沉浮,历尽扶摇而上的欣喜与一岁三贬的痛苦。苏辙胸怀天下,政治才干突出,一生以治国为己任,因此,在被贬龙川之时,仍然心系庙堂,关怀国事,闭门着述“龙川二志”,寄寓深厚的治世报国情怀。第二章梳理“龙川二志”的版本流传,并对“二志”内容加以整理分类。“龙川二志”版本流传较为清晰,主要在卷次数目与印刻形式,即分刊合本问题上有所差异,文章就各版本卷次进行说明。“龙川二志”内容丰富,涉及议政、执法、礼制、军事外交与宗教杂事多个方面,文章根据每卷标目将“二志”内容分类,厘清“二志”文本内容,挖掘苏辙真实的创作意图。第三章论述苏辙的为政思想。“龙川二志”号为闲暇之作,实际内容却蕴含了苏辙丰富的为政思想。一方面,苏辙坚持“以民为本”的为政原则,不论在朝堂治政或在乡野谪居,苏辙竭尽所能、一心为民,表现出惜民爱民之心。另一方面,苏辙始终关心军事外交,在军事边防上颇有建议,其“损己骄敌,攻其不备”“事必出于理直,调必重在贵和”的军事策略,反映出苏辙以退为守,重在理直的外交理念。第四章阐述苏辙“三教融合”的宗教思想及其好道崇道的原因,并根据“龙川二志”中记述有关宗教异闻故事,探索其在养生养性方面对苏辙的影响。北宋文化造极,宗教思想兼容并蓄,影响北宋士大夫的思想倾向。苏辙以道为主,兼释佛老,形成了“三教合一”的宗教思想,以此为指导,苏辙以儒入世、以道养身、以佛养心,不仅怀有济世怀仁政治抱负,亦具有豁达超脱的人生观。因此,苏辙贬居龙川,观照朝廷过往,反思处世之道,展现了独特的处世哲学。第五章为“龙川二志”艺术个性论析。“龙川二志”是苏辙有意为之,不仅在叙事手法与篇章结构上特色鲜明,而且在两书的写作上苏辙各有偏重,自成体系。另外,“龙川二志”作为笔记小说,其中部分故事流传后世,成为故事本源之一,文章对此略加叙述,虽不能涵括其笔记中所有故事,求得全面,但以此为牖,可窥其中一隅。子由才力沉雄,卓然特立,贬谪龙川,杜门闭目,作笔记以彰明意志。其笔记记事丰富,内涵深刻,文采斐然,在研究苏辙思想与文学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吴成田[4]（2019）在《北宋禅僧山居诗研究》文中指出在佛教文学中,山居诗是一习见的诗歌类型,禅宗僧人是其主要创作群体。北宋是禅宗发展的黄金时代,很多禅僧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对禅僧而言,山居诗是宗教思想与精神境界的反映,充分体现了诗禅的融合。从这些山居诗里,我们可以看到禅僧日常生活的状态,感受到他们内心的喜悦与淡泊,体会到他们劝诫说理的悲心。形式多样,亦俗亦雅,意蕴深邃。禅僧的创作深受禅宗思想的影响,禅思想的变迁促使了禅宗山居观念的转变。山居诗的源流虽然可以追溯甚远,但是与禅僧这一群体发生联系是在中唐以后。北宋是禅僧山居诗的发展阶段,禅宗在思想领域开始走向融合,并在世俗化的推动下致力于文学创作。从宗派、地域的分布情况来看,存有山居诗的禅僧主要属于临济、云门二宗,他们的籍贯与弘法地集中在南方地区,创作时间主要在北宋中后期。在这些山居诗里,禅僧对日常生活的描述充满了诗情画意,一方面他们以轻松愉悦的心情描述着自己居住的环境,孤寂清冷却不乏趣味;另一方面衣食住行等琐事大量地出现在诗中,充分体现了宋代禅宗的日常性。禅僧对佛理禅思的阐述反映出个体对禅悟的理解。他们以冷静旁观的视角面对万物消长,领悟到世间无常、万法皆空、自性永恒的佛理,并以不同的方式,将领悟到的禅理宣说给迷途众生,饱含劝讽之意。禅僧对禅悦体验的表达体现了悟禅后心灵的愉悦和超脱。他们以自然为友,以自然为生活日用,表现了随缘任运的自在通达。他们对功名观念的否定,对是非得失的忘怀使得朴素的生活呈现出了高远情韵。北宋禅僧山居诗具有丰富的形式和深厚的宗教意蕴。体裁上兼备各体,以五、七言近体为主,多用反问句与祈使句,节奏灵活多变。语言雅俗相间,以通俗为本色,表现在“雅中含俗”与“俗中带雅”两个方面。公案的问答模式以及哲理化与多元化的意象表现出了其中的丰厚内涵。通过对其艺术特色的探讨,既可以展现山居诗的文学特色,也可以寻绎山居诗在宗教思想影响下所表现出的独特性。在与后世山居诗的关涉方面,宋代文人山居诗在题材内容、诗歌形式、艺术风格上与禅僧山居诗有相近之处,却没有禅僧山居诗说理的旨趣,只是借着山居诗的外壳来表现隐逸田园的闲适乐趣。后世禅僧延续并丰富了山居诗的写作形式,在题材和创作手法上接近于北宋禅僧山居诗。北宋禅僧山居诗在整个山居诗创作史上因而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
周兴[5]（2019）在《明代广东儒学史研究》文中提出明代以前,两广地区一直是中国较为落后的地区,儒学的传播也较为薄弱。然而,从明代开始,广东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在思想界也同时出现了一个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儒家学者群体。明代广东儒学的兴盛与广东社会的发展存在着复杂的内在关系。儒学以“仁道”作为学术的追求目标,实现“仁道”的主要途径是礼的践履。宋明儒学尤其如此,其表现在道学成为宋明儒学的主流,它延续了宋、元、明三个朝代,长达七百余年。仅从延续时间之长,就可看到道学在中国历史上所具备的强劲生命力。与宋明全国儒学的总体状况一样,明代广东儒学也以道学为主流、实学为支流。本文重点考察广东各派儒家学者的思想理论及其格君、泽民的经世实践,探讨儒学在中国传统社会发展中所产生的历史作用。第一章简述明代之前广东内部经济、文化格局的变化。两汉、六朝时期,粤西和粤北因地处岭南联系中原的主要交通线,成为广东经济的重心;隋唐时期,由于主要交通线转移到粤北,粤西衰落;宋元时期,粤中、粤东和海南地区得到大规模开发,广东经济重心完成了由内地山区向沿海地区的转移。广东内部文化中心的变迁亦大体同步,两汉时期粤西成为儒学中心,六朝、隋唐时期佛教、道教兴盛于粤中、粤北。两宋时期儒学主要在粤中、粤东和海南传播,为明代儒学在这三个地区的兴起奠定了基础。第二章叙述明初统治者的文教政策及明代前期广东儒学的初步兴起。明朝建立后,统治者非常重视儒学教育,广东各地普遍设立学校,为广东儒家学者群体的出现准备了必要条件。虽然明初逐步确立起朱学的统治地位,但明初思想家注重在心上做工夫,潜藏着心学的发展方向。明代前期,广东学者丘濬和陈献章突破了朱学,其中丘濬不再做“明道”的理论工作而着力于“行道”实践,丘濬格君及推行礼教的实践表明他实际上转向了实学。陈献章则提出“静中养出端倪”的学术宗旨,着重体悟“仁”的内涵,其弟子林光和张诩进一步发展了白沙心学的内在一面,但两人之学都很快沉寂。白沙学派对出处的态度表明,白沙心学难以将仁道落实于经世实践。第三章阐述甘泉学派如何将心学的理念落实于经世实践。湛若水提出“随处体认天理”的宗旨,改造程朱的“敬”作为其修养工夫,并通过“心事合一”的理论将“敬”落实于“事”,从而将仁道落实到经世实践。湛若水通过格君和宗族建设的实践,要求将“敬”的工夫贯彻到政治事务和社会生活。湛若水弟子庞嵩和唐伯元都企图克服王学的空虚,庞嵩以甘泉心学兼融王学,而唐伯元则以甘泉心学批判王学。从陈献章到湛若水,心学呈现出合乎逻辑的发展过程。第四章叙述广东王学的理论及礼教实践。王阳明先后提出“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等宗旨,其学在理论上实现了明道与行道的合一,对仁道的理论探讨提升了一个层次。广东的王门后学以方献夫、薛侃和杨起元最为显着。方献夫提出“知本”作为学术宗旨,然而在其理论结构中不重视“事”的一面。在嘉靖初,方献夫将心学思想运用于“大礼议”的政治斗争,以礼制合于人情作为理论根据。薛侃以“格物”为其学的核心,但强化了王学本体中的虚的一面,晚年的“格物”更走向了空虚。薛侃发展了王阳明的《南赣乡约》作为落实仁道的主要途径。杨起元着重阐述“赤子之心”的内涵,并以“赤子之心”来落实孝弟慈等道德价值,但在理论上消解了儒家道德修养的工夫。第五章论述明代广东朱子学者的思想及其推进朱熹礼教的主要途径。其中,霍韬以“居处恭”发挥朱学持敬修养的工夫,并通过礼落实于“事”。他在“大礼议”中坚持宗法秩序作为礼的根本,同时致力于宗族的制度化建设。黄佐以“博文约礼”为宗旨,其推行礼教的方式主要是乡约的制度设计。霍韬、黄佐分别将朱熹《家礼》、《增补吕氏乡约》的原则以社会制度的形式落实于社会生活,这是他们对朱熹礼教的推进。第六章叙述明代中后期广东实学的理论及经世实践。陈建维护朱学而驳斥心学,但放弃探讨本体问题而偏向于研究国家的现实问题,转向了实学的经世方案。海瑞以心学为根基而以实学为归宿,其“养气”论塑造出其刚毅的道德人格,“万物一体”之说培养了他对社会大众的责任心,其“行道”的主要途径是社会经济改革。叶春及虽然继承了甘泉心学,但其学术的重点转向了推行社会经济改革,并且以推行乡约的形式落实仁道。总体上看,实学与道学有着紧密联系,在“明道”的层面接受道学的解释而不再作理论上的探讨,而将学术重心转向“行道”,但不以推行道德价值的礼教为主,而致力于探讨实际的政治、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明末清初,广东儒者基本坚持以文经世的实学路线。第七章讨论明代广东儒学的特征,附带述及明代广东儒学的历史影响。就明代广东的儒家学者群体而论,道学在基层社会推行礼教的成就更突出,而实学则在格君的政治实践中更成功。道学以推行礼教作为“行道”的主要方式,其礼教以心性修养工夫为根基,以宗族和乡约为主要形式,将儒家的价值理念落实于社会生活,为民众奠定安身立命之基,塑造民众的人格,在提高民众素质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发展,这在粤中、粤东表现得很突出。实学也重视社会建设,但侧重以礼仪制度来管理社会,礼教难以深入推行,社会不能持续发展,在海南可见到这一点。同时,礼教的推行不仅实现了广东与全国在社会风俗上的统一,而且儒家的文化价值系统主导着社会生活。广东学者与外省学者共同缔造了明代的心学思潮,从而在深层的思想文化层面融入中央王朝。明代广东儒学的成就在清代仍发挥着重大影响,主要表现是康有为对心学的继承。康有为将心学的理念推向制度化,晚年以孔子之教为“国魂”并提升至国教的地位,作为救国的根本途径。本文的结论是,明代广东儒学在改造广东地方社会的过程中显示出强大的力量,其中礼教起着关键的作用。礼教是儒学的精华,礼教构建的文化价值系统为广东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这是儒家仁道落实于社会的结果。道学充分地发挥了儒家礼教的精蕴。道学以礼教落实儒家的道德价值,塑造了民众的人格,重建了社会结构,从而实现了对人自身和社会的改造。在改造社会的过程中,儒学的理论创新不可或缺,如何将儒学的价值理念加以解释,以适应文化各异的各地民众的需要,这就需要学者吸取本地思想资源,在这方面道学显然具有优势。明代前期,陈献章过于吸收佛教、道家的理论,在开创心学的同时,又使儒学的道德价值出现偏颇。明代中期,以湛若水为代表的心学家对白沙心学进行了纠偏,将儒学的道德价值贯彻于经世实践之中,其表现是在礼教中将“敬”的工夫落实在社会生活中。与此同时,外来的王学与甘泉心学的作用是相同的。以霍韬、黄佐为代表的广东理学家则将道德价值以制度化的形式落实于社会生活。明代中后期,由于国家政治、经济危机逐渐加深,社会矛盾逐步激化,实学逐渐兴起,儒学逐步向近代转型。从明代广东儒学的总体情况看,道学在以礼教改造社会、提升人的综合素质等方面体现了强大的能力,这既是明代广东儒学兴盛与社会发展基本同步的原因,也是道学作为宋明儒学主流的原因。
孙伟[6]（2019）在《宋明理学视域下的唐宋派定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论文以由中唐古文运动开辟的政治性、文学性、思想性三个层面的建设要求为线索,将“唐宋派”的历史定位问题置入宋元以来科举制度施行、儒学教化普及、理学思想变化的文化传统中加以考量。论文通过厘清“唐宋派”代表人物的学术思想与文学理论及其实践的具体情况,并将之纳入宋明理学发展进程的具体环节,勘定出“唐宋派”的具体历史地位。论文共计七章。前两章主要梳理上述三个层面在两宋以至明嘉靖以前的发展状况,将欧阳修、朱熹、王守仁视为在文道离合轨迹上呈现出不同性质与程度的文道和谐统一状态的三个节点,揭示出“唐宋派”出现的思想传统与时代背景,重点突出以理学思想为根底的兼综文理的雅正文学传统的形成。第三章至第六章分别论述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茅坤的学术思想在时代环境下的发展历程,旨在将其文学理论置入其整体学术思想的框架中进行观照,从而揭示其文学理论的学术渊源及其实践价值与不足。王慎中主要在蔡清理学的基础上,借助阳明心学诠释蔡清的重“虚”宗旨,形成兼重外部道德规范与内在超越境界的思想结构;晚年则进一步吸收佛道思想而偏向内在,形成三教圆融的思想色彩。王氏的理学思想取径是心学的,但其更重视通过对闽中理学的心学化诠释来发扬闽学传统,旨在使之摆脱训诂化的思维模式以适应时代思潮。王氏的文学理论主要体现出意法兼重的特征,能容纳失中的道德情感,深刻影响其创作实践。王氏晚年表现出超越秦汉、唐宋界限与接近“本色论”的理论倾向,但未能及时反映在创作中。唐顺之主要在其早年对庄学精神的容受基础上深化对阳明心学的体验,同时受到程朱理学及其自身实学兴趣转向的影响,最终形成混融朱、王并容纳进实务操作的理学体系,对道与器、经与心以及神明与法度的兼重是其一以贯之的理想。唐氏的理论成果主要变现为理学上的“天机说”与文学上的“本色论”,但其在实际创作中并未忽视法度的运用,其表现内容也大多是其对“心体”状态的体验描述与普遍存在的道德情感,并且深刻地受到早岁时文训练的牵制。归有光主要在理学上沿袭魏校理学对“心”与“敬”的重视,赞同会通朱陆而以朱子学为主,同时突出“心”的本原地位,并在心性理论的基础上重视普遍人情;在经学诠释上则还原朱熹经典诠释方法,突出“心”与“经”在本原上的同质性,在具体的经典诠释操作中表现出儒道结合的心学倾向,并且将“心”的外部发见扩充到史学领域,由此提出“通经学古”的实学主张。归氏的文学理论较为传统,但其创作实践则呈现出较为纯粹的宋文风貌,但是不可避免地透露出心学化的诠释内涵与表现手段。茅坤在无法理解阳明后学思想时选择的思维出路是转向阳明遗着中所载的原教旨,借助“本色论”将自身定位为文学家。茅氏文学理论主要为“情至说”与“文统论”,前者进一步廓清阳明心学浓厚的道德哲学色彩,但因建立在阳明心学的心物关系理论上而呈现出心学思辨色彩;后者使其与“台阁体”相互隔离,与“七子派”分疆而治,遂完成将“唐宋派”建设为主流古文创作流派的使命,但也在理论传播与实践中“唐宋派”在自我消解中汇入色彩斑斓的晚明文艺思潮。最终章在前章的宏观叙述与微观分析的基础上将“唐宋派”定位为在明中期理学思想的心学化风潮中,主动以心学化的理学思想为指导精神来维护兼综文理的雅正文风传统的,以诸多理学家为其外部理论与创作支援的,为抵抗单纯文学复古思潮所带来的不良影响的,但是最终却在一定程度上将文学家与理学家身份互相剥离的,推崇唐宋古文法度并上承秦汉古文神理的,针对“秦汉派”称名而有的古文创作流派。
金鑫[7]（2018）在《墨学接受研究（隋唐宋金元）》文中研究说明《墨学接受研究（隋唐宋金元）》是以史学和文化传播的视角相结合,探索和分析隋唐宋金元时期墨学发展的情况,同时考察这几个朝代墨学与其他学说的关系。绪论部分主要交代论文研究的目的及意义,然后理清民国以来墨学研究的概况,搜寻其中墨学断代研究涉及隋唐宋金元的相关成果,同时将隋唐宋金元这几段处于墨学衰微期的因果关系作出简析。论文主体共分为三章:隋唐墨学接受研究、宋代墨学接受研究、金元墨学接受研究。以下各章皆先概述墨学发展背景,目的在于考察不同朝代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墨学发展演变的轨迹,然后再分别论述不同时期文人学士对墨学的接受,同时探索墨学同几段朝代各自时下主流思潮产生的融合或碰撞。第一章,隋唐墨学接受研究设立八节。首先归纳分析隋唐四大类书《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白氏六帖事类集》辑录《墨子》文本和引用墨家思想的特点;然后考察唐代儒墨关系较之前代发生的重要转变;最后解析唐代文人着作中的墨学引用和摘录情况,魏征《群书治要·墨子》、赵蕤《长短经》、马总《意林》较为典型,分别设专节专论;对于没有形成着述、无法系统考察其墨学思想的文人学士,则是采取收集分析其论及墨学的文论或者其他文学作品中的墨学观,比如韩愈《读墨子》和其他文论中对墨学的取舍、柳宗元文论中的斥墨识墨论等。第二章,宋代墨学接受研究设立十节。第二节承接隋唐类书对墨学的考察方法,细致分析宋代三大类书《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册府元龟》辑录《墨子》条文的特点,并总结出其与隋唐类书吸收墨学的不同特征。第三节开始专论两宋文人学士的墨学观,北宋时期的文人学士接受墨学少有形成着述,但不乏专篇专论以及散见在文论、史着、注疏等作品中的观点,欧阳修、曾巩、司马光、王安石、苏轼和苏辙的墨学观,即是以此法归纳和分析。从程颢、程颐论墨学,到南宋以后文人学士的墨学接受,则是着重于考察理学兴盛之后理学家们对墨学的批判,朱熹最为典型。最后补充以南宋文人笔记对墨学的接受,即洪迈《容斋随笔》和黄震《黄氏日抄》。第三章,金元墨学接受设立四节。先是考察道教转型、新旧交替中对墨学的吸收,然后列出南宋遗民文人作品对墨学的接受,马端临《文献通考》颇为独特。此章末尾则是将元末文人陶宗仪《说郛》中收录的《墨子节抄》和《读墨子随识》作具体分析,阐明其于元代保存《墨子》文献之功。
张静[8]（2018）在《宋仁宗朝余靖边事活动研究》文中提出余靖是北宋仁宗朝一位特殊的政治人物,自天圣二年（1024）入仕,至治平元年（1064）病逝,四十年仕宦生涯与仁宗朝相始终。余靖先后参与并推进水洛城事件、宋夏和议及侬智高叛乱等重大政治事件的进程,对北宋仁宗朝政治影响深切。本文通过对余靖边事活动的研究,以探析余靖的为政理念及在边事活动中的作用,进而管窥仁宗朝政治运行与政务实施情况。首先,庆历年间,西北边防水洛城的修筑,引起了朝堂巨大的争论。其中,余靖曾数次上书议论此事。在水洛城修与罢修的问题上,余靖支持修建水洛城;在水洛城事件的人事处理问题上,余靖由原来较为公平的态度逐渐偏向刘沪而批判狄青。余靖态度的转化与复杂的政治背景及个人因素密切相关。余靖的数次上书在水洛城廷议中产生了重要作用,直接影响了仁宗对水洛城事件的最终处理。其次,庆历四年（1044）,宋夏正式议和,签订了“庆历和议”,结束了约六年之久的宋夏战争。余靖在宋夏议和中提出的诸多建议,为朝廷解决宋夏间的矛盾提供了恰当的策略,是重要的参考意见。同时,余靖于庆历三年、四年、五年间三次出使契丹,以灵活的外交手段,斡旋于契丹与西夏之间,缓和了宋辽矛盾,促进了宋辽间的交流,对北宋边境的安定起到了积极作用。余靖三次使辽虽具体目标各异,但最终目的都是缓和宋辽间的矛盾,维护宋朝的利益。再次,皇佑四年（1052）,侬智高举兵反宋攻占邕州,边疆告急,时值父忧的余靖再次被宋廷委以重任,经制广南东西路盗贼。余靖赴任后整顿军队,加筑城墙,采取了积极的防御政策,与负责平叛的军事将领狄青同心协力,最终平定侬智高之乱,维护了边疆的和平与稳定。余靖作为平定侬智高叛乱的主要参与者,展现出了高超的领导才干和宽广的胸襟。通过对侬智高事件过程及最终结果的探析,亦可管窥宋廷对交趾迁就、妥协的外交思想及政策。最后,皇佑五年（1053）,余靖在平定侬智高叛乱后,迁尚书工部侍郎,继续留任桂州。余靖对岭南地区的治理做出了诸多的调整,稳定了岭南的社会治安,促进了岭南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综上所述,余靖影响了水洛城事件的最终结果,促成了宋夏和议的顺利达成,辅助狄青平定了侬智高叛乱,稳定了边疆的局势,促进了岭南经济的发展,表现出了处理边疆事务的高超才干和“清廉、爱民”的为政理念。分析余靖在一系边事活动中的作用和影响,为深入探析仁宗时期的政治、经济、外交等情况提供新的依据和视角。
徐世康[9]（2018）在《中华文化圈视野下的契丹王朝》文中提出“中华文化圈”,或称“汉字文化圈”、“儒家文化圈”,通常出现在研究当前世界如朝鲜、越南、韩国、新加坡等受中华文化影响深远国家的论着中,但从历史上看,这一概念同样适用于研究现在看来已经融入中华民族之中的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政权。本文正是基于这一考量,以契丹王朝作为研究对象,分别从语言文字、儒家思想、儒家“天下秩序”观念以及丧葬制度四个方面,探讨中华文化在契丹这一由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中所发挥的影响。本文第一章是关于中华语言、文字在契丹王朝的影响。第一节首先介绍了契丹族与奚族的族源,通过文献学以及考古学、人类学的证据,对契丹族族出鲜卑的结论予以了肯定。接着就契丹族语言、文字与突厥语、鲜卑语、汉语、女真语、室韦语等之间的联系展开论述,并就契丹大字、契丹小字的创制及其对女真族文字的影响作了讨论。第二节分析了契丹王朝宫廷（宫帐）、祭祀、军事、外交、丧葬与其余场合中语言、文字的使用情况,基本确定汉语、汉字是契丹王朝使用的主要语言、文字,同时契丹本族的语言与文字在某些场合如军事、祭祀活动中占有主要地位。第三节介绍了契丹王朝时期的“双语者”,即同时通晓汉语与契丹语两种语言的人员情况,从实际看,在整个契丹王朝存在的约两百年中,契丹王朝方面的“双语者”人数要远远多于中原政权中的“双语者”。本文第二章是关于中华儒家各方面思想对契丹王朝的影响。第一节首先概要性地通过分析儒家典籍在契丹的传播来介绍契丹王朝成立前后儒家思想对契丹人的影响,可以确认在契丹政权成立前,儒家思想虽然已传播至契丹人中,但影响很小,且主要限制在上层人物与一些“归化”的契丹人中。而在契丹政权成立后,契丹人得以大量接触儒家思想,以“十三经”为代表的儒家典籍也得以广泛流行于契丹王朝境内,但其受到的重视程度则因不同原因而各不相同。第二节具体介绍儒家政治、经济思想对契丹王朝的影响,政治思想方面的任贤、行仁、敬天等观念都被契丹统治者接受并宣扬,而经济方面的重农思想也得到了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契丹统治者甚至在一些不太利于农业发展的地区推广农业,以彰显其“重农”的态度。第三节介绍儒家社会、宗教思想对契丹王朝的影响,与政治、经济思想类似,儒家社会思想中关于孝道、忠诚等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保持政局稳定的内容也都得到了契丹朝廷的有力支持,而宗教思想方面,因契丹王朝崇尚佛教,故除其中涉及禁止左道邪术传播的内容外,对于儒家宗教思想并未有过多关注。本文第三章是关于中华儒家“天下秩序”观念对于契丹王朝的影响。第一节介绍契丹王朝“中国观”与“正统观”的演变,与通常的认识不同的是,本文认为契丹人的这两种观念在历史上经历了反复的过程,而二者之间的发展也并不同步。第二节介绍宋与契丹对峙时期双方的外交博弈,双方之间的整体关系经历了由“战”到“和”的变化,而在外交领域这一“软实力”的较量中,并没有任何一方完全处于劣势。第三节介绍了契丹王朝的朝贡体系,从魏晋南北朝时期至契丹王朝成立,契丹人实现了由朝贡者向被朝贡者的转变。在契丹人的朝贡国中,高丽与西夏二国占有重要的地位,与中原王朝往往通过“虚爵制”来实现理想化的“天下秩序”不同的是,作为北族王朝的契丹王朝更多考虑实用性,通过不同而非一些固化的“模式”来控制不同的属国、属部。本文第四章是关于中华丧葬制度对于契丹王朝的影响。第一节介绍契丹人丧葬方式的转变。早期的契丹人死后并没有土葬的习俗,此后约至唐代,逐步在下葬时使用石室或利用棺木下葬,而在辽帝国建立后,开始大量吸收汉人的丧葬制度。第二节介绍中古丧葬礼仪对于契丹帝后及贵族的影响。就契丹帝后丧葬方面,其葬礼在圣宗以后渐渐形成了一定的规制,唐代帝王去世后所经历的诸多环节在契丹人的帝后丧葬中也基本可见,只是经过了一定的简化。而就契丹贵族方面,同时期汉人丧葬中的卜葬观念以及停殡待葬时间较长等情况在其墓志中也有体现。第三节介绍中古墓志铭义例对契丹王朝的影响,唐代以后逐步形成的墓志铭“十三事”在各个时期的辽墓中同样有反映。契丹人还根据自身游牧部族出身的传统,对其中诸如“乡邑”等项进行了变通。同时,契丹墓志铭继续发扬光大了自唐代开始兴起的、对于志主的各种细致描写。第五章对全文进行了总结。
李晓红[10]（2016）在《北宋佛寺文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北宋时期,佛教影响波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政治、经济、文化都被打上烙印。作为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文学也记录下了当时佛教的盛况,时之各类文体,诗、文、词、小说中都有大量佛事记载。古代主流文学观念中,文体尊卑是文第一,其次诗、词、曲、小说,文居于至尊。宋代又是文得到极度发展的时代,“抗汉唐而出其上”、“轶周秦”而“抗前古”。作为宋代主流文学的宋文对于佛教的展示,较之宋代的诗、词、曲、小说等文体当更为深入和全面,它对宋代佛教的各个层面,包括佛法教义、佛事仪轨、释门僧侣、寺院庵堂乃至沙门管理制度都有涉及。与佛关涉的宋文中,数量最多,最具美的特质的,当属以佛教寺院为表现对象的篇章,本论即以北宋佛寺题材的文为研究对象。北宋享国167年间,就有僧俗合着佛寺文1200余篇。这些佛寺文中有大量篇章或绘山水清姿,或状僧俗深谊,或叙洁僧高义,极富文学审美价值。北宋一朝的佛寺文,不仅参与人数和作品数量众多,文章体式纷繁多样,更重要的是其间名家荟萃,佳作纷呈,有相当数量的北宋佛寺文在宋代文中都属上乘之作,此类作品对政治与佛教的关系、北宋佛教发展状况、北宋佛寺的特色与功能,以及佛对时人心灵世界和生活方式的影响等内容均有清晰展示。此外,北宋佛寺文在中国古代佛寺题材文中亦属巅峰之作。令人抱憾的是,对宋代文的研究相较于兄弟门类——宋诗和宋词,却薄弱的多。目前学界对后者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和全面,而对宋代文的研究却多停留在古文（或称散体文）上。即便是对宋代古文的研究,亦很少涉及佛寺文题材。本论所涉北宋佛寺文中许多篇章当归于四六一类,正是在宋代文研究领域被遮蔽和忽视的。北宋佛寺文,数量众多,且多佳篇巨制,作者又多为时之名匠,对该类文章的爬梳整理以及深究细研,对于宋代文研究领域或是有弥缝和光耀之功的。本文共分六章。首章阐述北宋佛寺文产生之文化环境；第二章论述宋代佛寺；末四章专论北宋佛寺文。本文以北宋佛寺文为研究对象,佛寺与佛教之间系属源流关系,宋代佛寺突出的世俗化特征又与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佛教和政治的影响构成了宋代佛寺文赖以存活的土壤,对当时政局以及佛教发展状况的揭示是本论必不可缺的内容,所以本论单独拿出一章的篇幅专论宋代政权、佛教发展状况。剩下章节则围绕佛寺文的描写对象——佛寺以及佛寺文展开。利用佛寺文证明观点,由表及里、层层深入,是本论的总体写作思路。第一章论北宋佛寺文产生的文化环境,重点围绕北宋政治与佛教的关系、其时佛教发展概况、北宋佛教世间化三个问题展开,将对北宋佛寺文的研究置于北宋时代大环境之下。本章首先阐明北宋政教与佛教双向需要的关系实质,进而对宋代佛教发展状况展开阐述,抓住具体问题如宋人对佛教起源的认识、北宋佛教流变、北宋佛教盛行原因等层次铺开。该章末节涉及北宋佛教世间化问题,为免作泛泛之谈,本论涉及对佛教参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领域的论述,都针对具体而微的问题展开,比如对佛教世间化在教义层面的表现从其精神内核的去宗教化切入；管理体制层面从佛教屈从政权辖制切入；经济层面从农业衰微和工商业活跃切入；文化层面则从融入民间习俗切入。第二章论宋代佛寺的宗教功能及其弱化倾向,重点论述宋代佛寺名号、寺院和僧尼数目、政权对寺院的管理机制、宋代寺院构成四个问题。论及宋代佛教寺院名号时,追溯“寺”名之始,并详论北宋一朝佛教寺院的诸种称谓,其中对佛寺“院”称的开始和流行作了一番考证。北宋寺院和僧尼数目这一问题在各类研究佛教的专着和论文中已有论述,本论除根据《宋会要辑稿》和前人研究对寺院和僧尼数目作出界定外,还立足宋代佛寺文,深入剖析了佛寺和僧尼数目在北宋大量激增的原因：得疾求愈、本心感召、赋役减免、孝论风行、宋廷许可。针对政权对寺院在颁赐寺额、僧人剃度和选任以及赐紫衣和师号等方面的管理,本文亦从北宋佛寺文中的大量实例出发加以证明。涉及宋代佛寺中大量存在功德类寺院、生祠、各类庵堂等问题的研究,亦以北宋佛寺文为实证。第三章论北宋佛寺文的生成与体裁,本章主要由佛寺引力、记体佛寺文、碑体佛寺文、铭箴赞颂体佛寺文以及赋、序、题名等体佛寺文五节构成。基于寺院强大引力的寺僧与文人的亲密互动是导致佛寺题材文在北宋大量涌现的直接动因。具体来讲,寺院引力的形成主要有赖于僧人在才艺、真情、品德等方面对文士的吸引。综合诸种因素而成的寺院引力促成了佛寺文在该时期星涌蜂出,造就了北宋佛寺文的空前盛况。北宋佛寺文不仅数量众多,体裁上亦颇为纷繁。北宋佛寺文除《洛阳伽蓝记》确立的“记”体以及唐人佛寺文的“碑”“铭”体外,还大量运用铭、箴、颂、赞、赋、序、题名、疏、祝文、斋文、跋、榜、叙、贴、传、述、牒、奏、状等各类文体。各类文体中,尤以记体和碑体数量最多、艺术成就也最为突出。本章在论述北宋佛寺文的体裁时,追溯每种文体源流,见出宋代特色的同时对各类文体的代表篇目亦有论说。第四章论北宋文中的佛寺世界。本章重在揭示北宋文对寺院生活的展呈。寺内建筑、山水风光、宴会游乐、神异事迹、教门弊端、十方机制、宋廷王事、僧俗交谊等内容在北宋佛寺文中都有表现。第一节论寺内建筑特色,对寺院总体建筑风貌以及寺内代表建筑如佛殿、法堂、僧堂、钟、经藏、塔、幢、浴院、堂厨、三门、戒坛等的功用及佛旨皆有论说。第二节论山水美景和记游,寺院建于山明水秀之处,宋人常于寺院游观山水、宴会赏乐,所以北宋佛寺文中对此类内容多有表现,此类内容的存在亦使北宋佛寺文在整体的辞采和情趣上有很大提升。第三节论佛教寺院中的感应神通事迹,使佛寺文区别于其他题材文,染上几分神秘的色彩。第四节论教门弊端,对释门内种种乱相皆有呈示,并深入剖析了出现此种现象的原因。第五节论寺院十方管理机制,对十方制的优点和甲乙制度的缺陷都有表现。第六节论寺院兴衰映照王事,深入展示寺院变迁与政权的内在关联。第五章论士林文人的佛寺文创作,主要根据士林文人对佛的态度分为排佛、亲佛、笃佛三个阵营,于各类选取代表作家、代表作品进行论述。于排佛文人—类,由于该类作品数量相对较少,涉及作家人数亦较少,故没有采纳选取代表的方法展开论述,而是对反佛文人的全部佛寺文作品作了阐述。亲佛文人一类以余靖和苏轼为代表,笃佛文人则以张商英和黄庭坚为代表。这四人的佛寺文创作在北宋文人中非常具有代表性：余靖所作颇合寺院请托,彰显了各处寺院特色,从实用角度考虑堪称佛寺文的典范之作：苏轼作品带有鲜明的个人特色,重在舒展自我情怀,文学价值突出：张商英倾向于在佛寺文中大谈佛理,很大程度上损害了作品的文学性,但其作品很能体现北宋人喜在佛寺文中谈讲佛理的偏好；黄庭坚作品虽亦多涉佛说,但能平衡说理与为文之间的关系,其佛寺文多呈现出理趣与辞采兼备的特色。上述反佛文人、亲佛文人、笃佛文人的分类,尚不能全部涵盖宋代文人创作佛寺文的情况,尚有一些身份比较特殊的人群投身佛寺文创作如道教人士、隐士群体、吴越钱氏家族、敦煌曹氏家族等,他们与上述三类文人一同缔造了宋代佛寺文的辉煌。第六章论丛林僧伽的佛寺文创作,由于是末章,所以此章中也包括一些对北宋佛寺文总结的内容。林僧伽中主要选取契嵩、元照、惠洪三位法师作为代表,三人所作数量众多,一偏于儒,一重于理,一长于文,在僧人创作中极具代表性。而通过本论第五章和本章前三节对佛寺文创作群体的论述,可见僧人与文人的佛寺文在数量、说理、阐说灵异、所蕴情感等方面皆存在明显差异,僧俗所作佛寺文在北宋的前期与后期在数量和内容上亦差异明显。基于上文所有论述,亦可见出北宋佛寺文的价值和意义：北宋佛寺文不惟是宋文中重要且优质的一部分,于中国古代佛寺文的整体中,更是居于巅峰之位。
二、余靖宗教思想略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余靖宗教思想略论（论文提纲范文）
（1）宋代挽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挽诗的文学传统与宋代挽诗创作的基本情况 |
| (一)挽诗的概念界定 |
| (二)中国古代挽诗的源流考释 |
| (三)宋代挽诗数量与主要作家 |
| 二、宋代挽诗的思想内容分类 |
| (一)哀挽对象——官场亲友之痛 |
| 1.帝王群臣——歌颂功德之情 |
| 2.回忆往昔——亲友离世之痛 |
| (二)情感基调——抒发悲伤之感 |
| 1.悲伤之情 |
| 2.愤懑之感 |
| 3.生死之悟 |
| (三)生命总结——临终悟道之言 |
| 1.生命完结——临终感怀诗 |
| 2.淡然超脱——僧道挽歌诗 |
| 3.先行伤悼——自悼自挽诗 |
| 三、宋代挽诗的艺术特点 |
| (一)宋代挽诗创作之表现手法 |
| 1.触景生情 |
| 2.虚实相生 |
| 3.今昔对比 |
| (二)宋代挽诗创作之意象选取 |
| 1.自然意象 |
| 2.社会意象 |
| 3.文化意象 |
| (三)宋代挽诗创作之语言风格 |
| 1.苍凉悲壮,平实质朴 |
| 2.伤感细腻,简洁生动 |
| 3.疏朗明丽,超然旷达 |
| 四、影响宋代挽诗的社会因素 |
| (一)时代背景的使然——世风与时局 |
| 1.士人之家国情怀 |
| 2.特殊的家族意识 |
| 3.文人风骨与心态 |
| (二)理学思想的影响——文学价值观 |
| 1.唯理主义——文学思潮 |
| 2.生命之感——自我修养 |
| 3.格物致知——人生思考 |
| (三)禅道思想的熏染——多元宗教观 |
| 1.僧道文化水平的提高 |
| 2.禅悦情趣与诗禅相通 |
| 3.仙道思想的盛行助推 |
| 五、宋代挽诗的意义与价值 |
| (一)对文学史的贡献 |
| (二)对社会价值的影响 |
| (三)对生命的认知与反思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2）古希腊宗教中的体育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1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科学意义 |
| 1.3.2 实践意义 |
| 2 国内外研究趋势 |
| 2.1 国外研究研究趋势分析 |
| 2.1.1 古希腊宗教研究现状论述 |
| 2.1.2 古希腊体育研究现状论述 |
| 2.2 国内研究趋势分析 |
| 2.2.1 古希腊体育文化溯源研究 |
| 2.2.2 古希腊女性体育竞技研究论述 |
| 2.2.3 古希腊体育赛事研究论述 |
| 2.2.4 古希腊城邦体育研究论述 |
| 3 论文研究计划 |
| 3.1 研究框架思路 |
| 3.2 研究方法 |
| 3.2.1 文献资料法 |
| 3.2.2 逻辑分析法 |
| 3.2.3 历史研究法 |
| 4 概念阐述 |
| 4.1 古希腊宗教 |
| 4.2 体育 |
| 4.3 体育文化 |
| 5 文明的由来——古希腊宗教与体育的文化溯源 |
| 5.1 移民浪潮的侵袭:古希腊宗教与体育的产生背景 |
| 5.2 诸神事迹的传说:古希腊宗教与体育的通神魅力 |
| 5.3 风俗信仰的植入:古希腊宗教与体育的神圣仪典 |
| 5.4 社会风尚的融合:古希腊宗教与体育的荣誉表征 |
| 5.5 城邦纷争的杂糅:古希腊宗教与体育的战争纷扰 |
| 小结 |
| 6 神圣的祭奠——古希腊宗教神址与体育赛会文化 |
| 6.1 奥林匹亚竞技会(奥林匹克):“天神”宙斯的威仪与体育赛会文化 |
| 6.2 皮提亚竞技赛会(斯巴达):“太阳神”阿波罗的神箭与体育赛会文化 |
| 6.3 伊斯特摩斯竞技会(科林斯):“海神”波塞冬的骑射与体育赛会文化 |
| 6.4 尼米亚竞技赛会(尼米亚):“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的力量与体育赛会文化 |
| 6.5 泛雅典娜节(雅典):“智慧女神”雅典娜的聪颖与体育赛会文化 |
| 6.6 赫拉竞技赛会(奥林匹亚):“众神之后”赫拉的魅力与体育赛会文化 |
| 小结 |
| 7 束缚的抗争——古希腊宗教与女子体育文化 |
| 7.1 “金苹果”之争:女子体育的神话背景 |
| 7.2 文化的歧视:女子体育的生存土壤 |
| 7.3 信仰的延续:女子体育的宗教传统 |
| 7.4 女性的赛会:斯巴达的女子体育 |
| 小结 |
| 8 人与神的献祭:古希腊宗教与体育的文化意义 |
| 8.1 德尔斐的神谕:古希腊宗教与体育的神圣箴言 |
| 8.2 橄榄枝的花环:古希腊宗教与体育的荣耀象征 |
| 8.3 伊利斯的协定:古希腊宗教与体育的和平休战 |
| 8.4 攻击性的强蛮:古希腊宗教与体育的力量展演 |
| 8.5 运动者的信仰:古希腊宗教与体育的美德搬运 |
| 小结 |
| 9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苏辙《龙川略志》与《龙川别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第一章 “龙川二志”的创作背景 |
| 第一节 社会环境 |
| 第二节 个人背景 |
| 第二章 “龙川二志”的版本流传及内容分类 |
| 第一节 版本流传 |
| 第二节 内容分类 |
| 第三章 “龙川二志”的为政思想 |
| 第一节 政治思想 |
| 第二节 军事边防策略 |
| 第四章 “龙川二志”的宗教思想 |
| 第一节 三教本同源,出山便异流——苏辙“三教合一”的思想倾向 |
| 第二节 少小本好道,意在三神洲——苏辙与道家的渊源 |
| 第三节 子由极自适,道气有成矣——宗教对苏辙价值取向的影响 |
| 第五章 “龙川二志”的艺术特色 |
| 第一节 手持文章炳,优游成一家——“龙川二志”的叙事特征 |
| 第二节 记闻不必同,要以各善耳——“龙川二志”的叙事差异 |
| 第三节 文章千古前,经典永流传——“龙川二志”的故事流传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龙川略志》内容分类 |
| 附录二:《龙川别志》内容标目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4）北宋禅僧山居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内容与思路 |
| 第一章 北宋禅僧山居诗概述 |
| 第一节 北宋禅僧山居诗溯源及创作背景 |
| 一、山居诗的溯源与发展 |
| 二、北宋禅僧山居诗的创作背景 |
| 第二节 北宋禅僧山居诗的分布情况 |
| 一、禅僧山居诗的范围界定 |
| 二、作者的地域分布 |
| 三、作者的宗派分布与创作时间 |
| 第二章 北宋禅僧山居诗的内容 |
| 第一节 对日常生活的描述 |
| 一、山居环境 |
| 二、日常行事 |
| 第二节 对佛理禅思的阐述 |
| 一、劝俗宣化 |
| 二、说禅喻佛 |
| 第三节 对禅悦体验的表达 |
| 一、直言禅悦 |
| 二、淡泊情怀 |
| 第三章 北宋禅僧山居诗的艺术特色 |
| 第一节 丰富灵活的体裁 |
| 一、丰富的体式 |
| 二、灵活的句式 |
| 第二节 雅俗相间的语言 |
| 一、以通俗为本色 |
| 二、“雅中含俗”与“俗中带雅” |
| 第三节 深邃多元的意蕴 |
| 一、公案格式的运用 |
| 二、哲理化与多元化的意象 |
| 第四章 北宋禅僧山居诗与后世山居诗的关涉 |
| 第一节 与宋代文人山居诗的关涉 |
| 一、诗歌内容方面 |
| 二、诗歌形式方面 |
| 三、诗歌风格方面 |
| 第二节 与后世禅僧山居诗的关涉及其历史地位 |
| 一、与后世禅僧山居诗的关涉 |
| 二、在山居诗创作史上的地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5）明代广东儒学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回顾与评述 |
| 三、相关概念的阐释与界定 |
| 四、写作思路与基本方法 |
| 第一章 明代之前的广东 |
| 一、广东的行政区划沿革 |
| 二、明代以前广东的社会经济发展 |
| 三、明代以前广东文化的演变与儒学的传播 |
| 四、小结 |
| 第二章 明代前期广东的儒学 |
| 一、明初的文教政策与儒学的演变 |
| 二、丘濬对朱学的理解及其向实学的转变 |
| 三、陈献章的“静中养出端倪”与教育实践 |
| 四、林光与张诩对白沙心学的发展及白沙学派的出处问题 |
| 五、小结 |
| 第三章 甘泉心学的理论成就与经世实践 |
| 一、湛若水“随处体认天理”的理论成就 |
| 二、湛若水格君与宗族建设的实践 |
| 三、庞嵩对王学的兼容与唐伯元对王学的批评 |
| 四、小结 |
| 第四章 明代广东王学的理论特征与推行礼教的实践 |
| 一、王学理论及其在广东的传播 |
| 二、方献夫的“知本”与议礼 |
| 三、薛侃的“格物”论及其推行乡约的实践 |
| 四、杨起元的“赤子之心”及其格君泽民的实践 |
| 五、小结 |
| 第五章 明代广东朱学的礼治理论与实践 |
| 一、霍韬的“居处恭”及其礼治实践 |
| 二、黄佐的“博文约礼”及其乡约设计 |
| 三、小结 |
| 第六章 明中后期至明末清初广东儒学向实学的转向 |
| 一、陈建对心学的批评及其经世之学 |
| 二、海瑞的“养气”论及社会经济改革 |
| 三、叶春及对甘泉心学的继承及其实学成就 |
| 四、明末清初广东儒学的实学倾向 |
| 五、小结 |
| 第七章 明代广东儒学的特征及影响 |
| 一、重新审视儒家学者的经世实践 |
| 二、儒家学者对基层社会的改造 |
| 三、儒学在地方社会融入中央王朝过程中的作用 |
| 四、明代广东儒学的历史影响 |
| 五、小结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学术成果 |
（6）宋明理学视域下的唐宋派定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章 两宋道学发展下的古文范式 |
| 第一节 道学形成期的古文运动分化与科举改革 |
| 第二节 道学成熟期的道势矛盾与古文传统蜕变 |
| 第三节 南宋道学家古文的典范:朱熹 |
| 第二章 元代至明嘉靖前理学发展下的古文范式 |
| 第一节 元代理学发展下的古文范式 |
| 第二节 明初至嘉靖前理学发展下的古文范式 |
| 第三节 明代心学家古文的典范:王阳明 |
| 第三章 唐宋派的首开风气者:王慎中 |
| 第一节 王慎中学术内涵中的心学取径发微 |
| 第二节 王慎中文学理论的学术渊源及实践价值 |
| 第四章 唐宋派的接力创新者:唐顺之 |
| 第一节 唐顺之学术内涵演化进程的再梳理 |
| 第二节 唐顺之文学理论的学术渊源及实践价值 |
| 第五章 唐宋派的独立生发者:归有光 |
| 第一节 归有光学术思想发展进程的初步整合 |
| 第二节 归有光文学理论的学术渊源及实践价值 |
| 第六章 唐宋派的融合宣传者:茅坤 |
| 第一节 茅坤与理学家交往考辨及其学术内容梳理 |
| 第二节 茅坤文学理论的学术渊源及实践价值 |
| 第七章 理学新变视域下的唐宋派定位 |
| 第一节 明代正统文学在理学新变视域下的发展 |
| 第二节 宋文崇尚的凸显与创作队伍的壮大 |
| 第三节 有关唐宋派定位问题的尝试性解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7）墨学接受研究（隋唐宋金元）（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目的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回顾 |
| 三、墨学的“中绝” |
| 第一章 隋唐墨学接受研究 |
| 第一节 隋唐墨学接受概述 |
| 一、隋唐墨学发展的历史背景 |
| 二、隋唐墨学发展的历史进程 |
| 第二节 隋唐四大类书辑录《墨子》及特点 |
| 一、《北堂书钞》辑录《墨子》及特点 |
| 二、《艺文类聚》辑录《墨子》及特点 |
| 三、《初学记》辑录《墨子》及特点 |
| 四、《白氏六帖事类集》辑录《墨子》及特点 |
| 第三节 隋唐墨学发展与儒学 |
| 一、儒墨并举观念延续 |
| 二、儒墨关系的发展变化 |
| 第四节 《墨子治要》及魏徵的墨学观 |
| 一、从善择取、专为王治——《墨子治要》节录《墨子》文本 |
| 二、助成帝王之术——魏徵史论、政论和疏表类文章中的墨学观 |
| 第五节 赵蕤《长短经》引墨用墨 |
| 一、儒墨并举 |
| 二、推崇墨学 |
| 第六节 韩愈《读墨子》及其墨学观 |
| 一、从“崇儒排墨”到“儒墨相用” |
| 二、韩愈对墨家思想的取舍 |
| 第七节 柳宗元的墨学观 |
| 一、斥墨 |
| 二、识墨 |
| 第八节 马总《意林》引墨用墨 |
| 一、收录《墨子》及墨家书 |
| 二、马总的墨学观 |
| 第二章 宋代墨学接受研究 |
| 第一节 宋代墨学接受概述 |
| 一、宋代墨学发展的历史背景 |
| 二、宋代墨学发展的历史进程 |
| 第二节 宋代三大类书辑录《墨子》及特征 |
| 一、《太平广记》辑录《墨子》及特征 |
| 二、《太平御览》辑录《墨子》及特征 |
| 三、《册府元龟》辑录《墨子》及特征 |
| 第三节 欧阳修、曾巩论墨学 |
| 一、欧阳修斥墨之论 |
| 二、曾巩斥墨之论 |
| 第四节 司马光论墨学 |
| 一、史学着作引墨论墨 |
| 二、文学作品引墨用墨 |
| 三、注疏之作引墨注墨 |
| 第五节 王安石《杨墨》论墨及其墨学观 |
| 一、墨子之道非圣人之道 |
| 二、对墨家学说的批判 |
| 第六节 程颢、程颐论墨学 |
| 一、墨学之害 |
| 二、批判墨子之“兼爱” |
| 第七节 苏轼、苏辙论墨学 |
| 一、苏轼斥墨 |
| 二、苏辙斥墨 |
| 第八节 朱熹论墨学 |
| 一、评孟子辟墨 |
| 二、非难韩愈之墨论 |
| 三、辩护张载《西铭》非墨 |
| 四、论墨学流弊 |
| 第九节 洪迈《容斋随笔》引墨论墨 |
| 一、专论墨子及墨学 |
| 二、征《墨子》用以考证 |
| 三、引墨子其人为例证 |
| 第十节 黄震《黄氏日抄》引墨论墨 |
| 一、论墨子及其学说 |
| 二、论孟墨之辩及墨学之弊 |
| 第三章 金元墨学接受研究 |
| 第一节 金元墨学接受概述 |
| 一、金元墨学发展的历史背景 |
| 二、金元墨学发展的历史进程 |
| 第二节 金元新兴道教对墨学的继承和发展 |
| 一、极苦：发扬墨家自苦精神 |
| 二、极俭：继承墨家“节用”思想 |
| 三、平等、非战：继承墨家“兼爱”“非攻”思想 |
| 第三节 马端临《文献通考》引墨论墨 |
| 一、辑录《墨子》及墨家书 |
| 二、马端临的墨学观 |
| 第四节 陶宗仪《说郛》辑录《墨子》 |
| 一、《墨子节抄》 |
| 二、《读墨子随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墨学的“复兴” |
| 后记 |
| 科研成果 |
（8）宋仁宗朝余靖边事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余靖生平、功绩研究 |
| (二)余靖思想研究 |
| (三)余靖着作、诗歌研究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余靖与水洛城事件的处理 |
| 一、水洛城事件的由来 |
| (一)水洛城修建的背景 |
| (二)修城矛盾的产生与发展 |
| 二、余靖在水洛城事件中的作用 |
| (一)余靖数论水洛城事件 |
| (二)余靖与水洛城事件的再发展 |
| (三)余靖对水洛城事件结果的影响 |
| 三、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余靖对宋夏、宋辽关系的影响 |
| 一、余靖与宋夏议和 |
| (一)宋夏议和的背景 |
| (二)余靖对宋夏议和的影响 |
| 二、余靖与宋辽关系 |
| (一)宋、辽、西夏间关系的转变 |
| (二)余靖三次使辽的目的 |
| 三、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余靖与侬智高事件的发展与变化 |
| 一、侬智高事件的背景 |
| (一)侬智高势力的崛起 |
| (二)宋与交趾的关系 |
| (三)宋拒绝侬智高的内属 |
| 二、余靖在侬智高事件中的作用 |
| (一)余靖参与平定侬智高叛乱 |
| (二)余靖对侬智高事件的影响 |
| (三)侬智高事件的结果及评价 |
| 三、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余靖对岭南的治理 |
| 一、岭南发展概况 |
| (一)自然条件的限制 |
| (二)岭南发展的困境 |
| 二、余靖对岭南稳定的贡献 |
| (一)和平解决与交趾间的冲突 |
| (二)整顿吏治、为民谋福 |
| 三、余靖对岭南发展的贡献 |
| (一)恢复农业生产 |
| (二)支持海外贸易 |
| (三)整顿采矿、加强管理 |
| 四、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古籍文献(按出版时间排序) |
| 二、今人着作(按出版时间排序) |
| (一)专着 |
| (二)今人论述 |
| 致谢 |
（9）中华文化圈视野下的契丹王朝（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与学术史回顾 |
|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对象的选择 |
| 概念说明、研究范围与研究内容 |
| 相关学术史回顾 |
| 一、关于契丹王朝“汉化”方面的研究着作 |
| 二、关于汉语、汉字以及其他语言文字在契丹王朝使用方面的研究着作 |
| 三、关于儒家思想在契丹王朝的影响方面的着作 |
| 四、关于儒家“天下秩序”观念在契丹王朝的影响方面的着作 |
| 五、关于中国中古丧葬制度在契丹王朝的影响方面的着作 |
| 六、目前研究存在的不足 |
| 第一章 中华语言、文字在契丹王朝的影响 |
| 第一节 契丹王朝时期的民族、语言、文字大背景 |
| (一) 契丹族与奚族的族源 |
| (二) 契丹族与奚族的语言、文字 |
| 第二节 契丹王朝时期各种场合下语言、文字的使用 |
| (一) 宫廷(宫账) 中语言、文字的使用 |
| (二) 祭祀中语言、文字的使用 |
| (三) 军事中语言、文字的使用 |
| (四) 外交场合中语言、文字的使用 |
| (五) 丧葬场合中语言、文字的使用 |
| (六) 其他场合中语言、文字的使用 |
| 第三节 契丹王朝时期的通事群体与双语者 |
| (一) 五代、宋与契丹对峙时期的通事群体 |
| (二) 契丹语与汉语的双语群体 |
| 第二章 中华儒家文化对契丹王朝的影响(上) ——儒家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思想对契丹王朝的影响 |
| 第一节 契丹王朝成立前后儒家典籍的传播 |
| (一) 契丹王朝成立前儒家思想对契丹人的影响 |
| (二) 契丹王朝时期儒家经典的传播 |
| 第二节 儒家政治、经济思想对契丹王朝的影响 |
| (一) 儒家政治思想对契丹王朝的影响 |
| (二) 儒家经济思想对契丹王朝的影响 |
| 第三节 儒家社会、宗教思想对契丹王朝的影响 |
| (一) 儒家社会思想对契丹王朝的影响 |
| (二) 儒家宗教思想对契丹王朝的影响 |
| 第三章 中华儒家文化对契丹王朝的影响(下) ——儒家“天下秩序”观念对契丹王朝的影响 |
| 第一节 契丹王朝“中国观”与“正统观”的演变 |
| (一) 契丹王朝的“中国观” |
| (二) 契丹王朝的“正统观” |
| 第二节 “复数”天下——宋王朝与契丹王朝间的外交博弈 |
| (一) 从“澶渊之盟”到“划地交涉” |
| (二) 宋、契丹王朝双方基于“盟誓”内容的博弈 |
| (三) 宋、契丹王朝双方基于“盟誓”礼仪的博弈 |
| 第三节 契丹王朝朝贡体系的构建 |
| (一) 属国、属部的朝贡义务 |
| (二) 属国、属部的助军义务与其它义务 |
| (三) 契丹王朝对于属国、属部的册封 |
| 第四章 中华中古丧葬制度对契丹王朝的影响 |
| 第一节 中国中古丧葬礼仪对契丹王朝的影响 |
| (一) 契丹族丧葬形式的转变 |
| (二) 中国中古丧葬礼仪对契丹王朝帝后的影响 |
| (三) 中国中古丧葬礼仪对契丹王朝贵族的影响 |
| 第二节 中国中古墓志铭义例对契丹王朝的影响 |
| (一) 契丹王朝时期墓志铭“十三事”分析 |
| (二) 契丹王朝时期墓志铭写人进程分析 |
| 第五章 总结 |
| 附录：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参考文献 |
| 一、古籍资料 |
| 二、考古资料(包含考释文献) |
| (一) 着作 |
| (二) 论文 |
| 三、今人着作 |
| (一) 着作 |
| (二) 硕士、博士论文 |
| 四、今人论文 |
| 后记 |
（10）北宋佛寺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北宋佛寺文产生的文化环境 |
| 第一节 北宋政治与佛教的双向需要 |
| 第二节 北宋佛教发展概况 |
| 第三节 北宋佛教精神的入世倾向 |
| 第四节 北宋佛教“世间化”的表现 |
| 第二章 北宋佛寺的宗教功能及其弱化倾向 |
| 第一节 北宋之“寺” |
| 第二节 北宋佛寺与僧尼数量问题考论 |
| 第三节 政权对佛寺的控制机制 |
| 第四节 北宋佛寺构成新格局 |
| 第三章 北宋佛寺文的生成和体裁 |
| 第一节 佛寺引力：寺僧对文士的吸引 |
| 第二节 记体佛寺文 |
| 第三节 碑体佛寺文 |
| 第四节 铭、箴、颂、赞体佛寺文 |
| 第五节 赋、序、题名等体佛寺文 |
| 第四章 北宋文中的佛寺世界 |
| 第一节 佛殿香幢宝相庄严 |
| 第二节 丽川秀水游目骋怀 |
| 第三节 佛陀菩萨感应神通 |
| 第四节 佛门弊事毁风伤俗 |
| 第五节 革律易禅道接十方 |
| 第六节 政令所系镜照王事 |
| 第五章 士林文人的佛寺文创作 |
| 第一节 排佛文人的佛寺文创作 |
| 第二节 亲佛文人的佛寺文创作 |
| 第三节 笃佛文人的佛寺文创作 |
| 第四节 其他文人的佛寺文创作 |
| 第六章 丛林僧伽的佛寺文创作 |
| 第一节 契嵩的佛寺文创作 |
| 第二节 元照的佛寺文创作 |
| 第三节 惠洪的佛寺文创作 |
| 第四节 宋代僧俗佛寺文创作情况比析 |
| 第五节 北宋佛寺文的价值与意义 |
| 馀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附件 |
四、余靖宗教思想略论（论文参考文献）
- [1]宋代挽诗研究[D]. 胡晓宇.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1(09)
- [2]古希腊宗教中的体育文化研究[D]. 胡然兰. 江西师范大学, 2021(12)
- [3]苏辙《龙川略志》与《龙川别志》研究[D]. 张淑娜. 兰州大学, 2020(11)
- [4]北宋禅僧山居诗研究[D]. 吴成田. 扬州大学, 2019(02)
- [5]明代广东儒学史研究[D]. 周兴. 西南大学, 2019(01)
- [6]宋明理学视域下的唐宋派定位研究[D]. 孙伟.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3)
- [7]墨学接受研究（隋唐宋金元）[D]. 金鑫.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7)
- [8]宋仁宗朝余靖边事活动研究[D]. 张静. 河南大学, 2018(01)
- [9]中华文化圈视野下的契丹王朝[D]. 徐世康.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10]北宋佛寺文研究[D]. 李晓红. 山东大学, 201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