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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后，美欧关系进入了一个历史性和结构性调整时期，即从冷战时期以北约为支柱的大西洋联盟式的“特殊关系”向冷战后美国和欧盟之间以合作与竞争并存为基本特征的“正常关系”转变。这一结构性转变目前还只是一种趋势，其未来的发展将要经历一个渐进过程。近年来，在欧洲和国际形势发生复杂变化的背景下，美欧关系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变化。如何看待这些新情况和新变化，这些新情况和新变化将对美欧“正常关系”进程产生怎样的影响？针对这些问题，本文将作些探讨，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结构性调整进程中的不均衡发展
结构性调整是当前美欧关系发展演变的总体特征，它反映了关系主体、内涵及性质的变化。美国和欧盟正在超越传统的大西洋联盟框架，形成一种包括经济、政治及安全关系在内的全方位新型双边关系，这与冷战时期美国和西欧国家之间的军事同盟式“特殊关系”有着根本不同。这一判断的主要依据是欧盟1991年底通过“马约”确立了支撑欧洲联盟未来发展的三大支柱，特别是规定了要发展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并明确提出要与美国建立“更加有效的平等伙伴关系”。①
美欧关系的结构性调整是一个较长期和渐进的过程。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在当前及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美欧关系已经并将继续呈现出某种不平衡的特点，主要体现为双方的合作与竞争在不同领域具有较大差异性。这种不平衡性将伴随美欧“正常关系”进程的始终，并将使这对双边关系变得复杂化。
在美欧关系的几个主要领域中，经贸关系最为发达、最密切、最成熟，基础最牢固，也是美欧总体关系得以保持稳定的基石。美国和欧盟互为对方主要贸易伙伴，双方目前每年的贸易（商品和服务）总量超过6000亿欧元，是全球最大的双边贸易伙伴。②虽然美欧贸易争端和摩擦不断出现，但这只占双方贸易中很小的一部分，美欧经贸关系总体上是健康的。不过，美欧金融关系自欧元诞生后一直不顺畅，欧元挑战美元和瓜分美元全球市场份额的现实促使美国强化政策进行应对，从而使美欧在国际金融领域的较量升级。
2007年美欧经贸关系中的一件大事，是双方在4月底美国－欧盟峰会上签署了跨大西洋经济一体化框架协议。该协议将帮助美欧在多个领域内统一或者相互承认技术标准以及法律法规，从而极大地消除美欧之间的贸易壁垒。更重要的是，协议的签署为美欧实现经济一体化和构建跨大西洋单一市场打下了基础。为此，美欧还决定成立永久性的“跨大西洋经济理事会”，该理事会吸引了包括美国政府内阁成员和欧盟委员会委员在内的高官参加。2007年11月，该理事会召开首次正式会议，并达成了一个联合工作计划，其内容涉及知识产权保护、贸易安全、金融市场、技术创新和投资等方面问题。
建立美欧自由贸易区的想法并不新鲜，20世纪90年代中期欧盟就曾提出过一项“新跨大西洋市场计划”，主旨是建立一个广泛的欧美自由贸易区。然而，由于美国当时通过带有域外法权性质的赫尔姆斯—伯顿法和达马托法激怒了欧盟，该计划一度搁浅。21世纪初，美欧双方提出了“推动跨大西洋经济一体化进程和经济增长方案”，但由于法德两国与布什政府在不少重大问题上立场相左，彼此时有龃龉，使得欧美谋求整体经济融合的努力总是显得不尽如人意。伊拉克战争进一步冲击了美欧关系，使双方关系滑落至谷底。伊战后，美欧出于各自需要都有缓和关系的愿望，加上2007年是欧洲的大选年，而美国也在为2008年的总统选举摩拳擦掌，于是，通过加强经济融合以改善相互关系成为双方的共识性议题。跨大西洋经济一体化协议被认为是修补美欧关系的润滑剂，尽管它目前并不真正具备法律效力，且确切的时间表要到2015年才能排出，变数隐约可见，但其签署本身具有重要政治象征意义，也预示了未来双方实现进一步经济融合的可能前景。总之，在冷战后美欧渐行渐远的趋势下，该协议的签署不失为近期双方关系中的一个亮点。
与经贸关系相比，美欧政治外交关系起步较晚，发展水平也有限。美国虽然在1958年就承认了欧共体并最早与之建立外交关系，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未给予足够重视，美国更倾向于在双边基础上同西欧国家打交道，或在北约框架内处理同欧洲盟国的关系。1974-1990年，美国和欧共体之间建立了磋商制度，但这些磋商都属于临时性和非正式的。直到1990年双方签署《跨大西洋声明》，美欧政治外交关系才趋于正式化和机制化。《声明》的签署反映了美国对欧外交模式的重要变化，即美国同欧盟而非单个欧洲国家或“北约欧洲”建立了新的机制化的对话。《声明》明确了美国同欧盟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合作目标，建立了双方定期首脑会晤制度和外交磋商机制。1995年美欧签署的《新跨大西洋议程》和《联合行动计划》将双方的政治外交关系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拓宽了美欧外交政策合作的领域，强调了双边对话和合作的具体内容，确定了优先合作的事项。双方还决定成立由美国政府内阁官员、欧盟委员会委员和欧盟轮值主席国高官组成的高级小组，具体负责美欧政治对话。对话的内容虽然包括大西洋两岸的所有问题，但重点却集中于狭窄的外交政策领域。③总的看来，随着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欧盟的崛起，美欧都在调整对对方的政策，从而使美欧政治外交关系获得了较快发展。
由于外交理念和现实利益的差异，美欧政治外交关系还远不成熟。美欧不仅在有关未来国际秩序的性质等重大问题的看法上存在分歧，而且在处理国际事务的方式上也有显著差异，包括具体政策的差异。伊拉克战争使美欧的分歧和矛盾得到了充分、集中的暴露，伊战后美欧出于各自需要都有修复外交关系的愿望。从美国方面看，小布什在第一任期内对欧洲不太重视，以为不管怎样欧洲都会一如既往地追随美国，但伊战的经历使他认识到欧洲的变化，他从第二任期开始尝试采取不同的方式与欧洲打交道。布什在2005年2月访欧期间有意放低身价，并专访了欧盟总部。美国国务卿赖斯在访欧时也强调了外交手段解决国际争端的重要性。④从欧洲方面看，欧盟也有改善与美关系的需求。在欧盟看来，美欧关系的关键在于欧洲如何对美国的“单极世界”作出战略性回答。如果完全站在美国一边，欧盟将变得无足轻重；如果以对手姿态出现，欧盟又力不从心。在这种形势下，惟有大幅度增强自身行动能力、同时保持与美良好合作关系才是欧盟的真正出路；也只有如此，才能促使美国在诸多重大国际事务中认真听取欧盟的意见。从近年来的情况看，由于双方都做出了一些和解性姿态，美欧关系气氛有所改善。小布什政府认识到了欧盟在处理诸如伊朗核问题等国际争端上的作用，多少能够听取欧盟的一些意见，改变先前一些过于僵硬和咄咄逼人的做法。美欧在黎巴嫩和科索沃问题上也进行了协调与合作。但是，我们还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认为美欧外交关系已全面恢复到良好状态。客观的判断应该是，美欧关系有一些变化，但不明显；双方外交关系气氛有改善，但战略分歧依旧；伊战对美欧关系造成的裂痕短期内难以真正弥合。美欧试图通过跨大西洋经济一体化协议来缓和关系的努力恰恰反映出双方从正面突破外交僵局的艰难。
除伊战遗留的战略分歧外，美欧外交关系当前面临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是双方在外交议程上的看法差异。小布什政府将反恐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列为首要外交议程，积极推动在中东欧部署导弹防御系统，要求欧盟对俄罗斯采取更强硬的立场；欧盟则更加关注环境和能源安全等问题，要求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签署更具约束力的协议。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环境问题在欧洲变得日益重要，它不再仅仅是环保组织关心的事情，而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公共政治议题，是欧盟国家政治选举中的重要内容。欧洲在欧盟层次上已经制定了排放贸易计划(the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旨在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机制。欧盟同意到2020年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20%，同时将再生能源的使用比重提高20%。在欧洲人看来，环境问题将成为欧美关系中的一个关键问题。美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5%，却释放了全球25%的温室气体。欧盟对美国迟迟不加入控制气候变化的《京都议定书》耿耿于怀。⑤2007年底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印尼巴厘岛召开，这次大会旨在就达成一项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新国际协议（以取代即将于2012年到期的《京都议定书》）设定谈判议程和期限。欧盟很清楚，如果没有世界温室气体最大排放国和世界最大经济体参与，达成任何新的气候变化应对方案都将毫无意义。欧盟希望美国能够在这方面采取积极的态度和措施，否则双方在该问题上的分歧将不可避免地对美欧关系造成负面影响。此外，尽管近年来美欧开展了针对中国崛起的跨大西洋对话，试图协调彼此立场，但美欧的分歧却是明显的。美国强调中国崛起可能产生的地缘政治后果，视之为对国际体系的潜在挑战，主张美欧合作加以防范和牵制；欧盟则倾向于认为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机遇大于挑战，其虽担心中国的发展可能对世界环境和能源供应带来压力，但主张通过对话与合作来应对挑战。
美欧外交议程的差异反映出冷战后双方共同战略目标的缺失。冷战时期，美欧虽然在对苏政策上时有策略分歧，但毕竟有一个共同的西方政策和共同战略目标。然而，随着苏联解体和共同敌人的消失，美欧之间再难形成共同的战略目标。此外，冷战后欧美都程度不同地更加关注内部事务，特别是欧盟东扩后内部整合任务艰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美欧外交关系的发展。总之，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哈斯(Richard Haass)的话来说，冷战后大西洋两岸之间的合作将变得不好预测和更具有选择性。⑥
在美欧关系的几个主要方面中，安全关系最为复杂，矛盾也最突出。矛盾的症结在于双方对冷战后欧安事务主导权的争夺，核心问题是美国对欧盟发展安全和防务政策的态度。欧盟发展安全防务政策的愿望和决心在“马约”中得到了明确体现，美国对此的态度大致可归为三种，它们在不同时期影响着美国政府的对欧政策。
第一种是“怀疑派”观点，认为欧盟搞安全和防务政策根本行不通，因为安全政策仍然掌握在成员国手中，而成员国不可能很快就让渡防务主权，何况成员国在安全问题上还存在着广泛分歧，大部分成员国的军费开支也很低。在“怀疑派”看来，当前大西洋两岸面临的真正安全挑战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恐怖主义，这些挑战最好是通过美国与欧洲单个国家的双边关系以及必要时通过北约来处理。换言之，欧洲安全和防务政策没有什么用处。这种看法在20世纪90年代初老布什政府时期影响很大，至今在美国政策界依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第二种是“忧虑派”观点，它接受了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命题，即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上，大国或大国集团通常都会追求权力的最大化，并尽力防止出现单一大国主导世界的局面。“忧虑派”承认欧盟发展安全和防务政策的事实，并认为欧盟这样做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平衡美国的权力，即欧盟发展安全和防务政策是针对美国单极战略做出的反应，旨在削弱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使美国在欧洲的作用边缘化，其结果将不仅加剧美欧之间的分歧，也将损害北约在欧洲安全中的地位和作用。这种观点在20世纪90年代末居于主导地位，其影响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达到了顶峰。
第三种观点是有条件地支持，即同意欧盟发展安全和防务政策，但必须以美国所能够接受的方式进行。持这种观点的人承认欧盟发展安全和防务政策可能会损害美国在欧洲的影响力，也可能会削弱北约的作用，甚至可能使欧盟变成一个难以驯服的盟友，尽管如此，他们仍希望能够引导欧盟安全防务政策的发展方向，使之服务于美国的政策。⑦持这种观点的人大都对大西洋关系有强烈的信念，认为美欧之间在基本价值观和利益方面不存在分歧；如能加以正确引导，欧盟发展起来的防务能力或许对美国有利，既可减轻美国在欧洲的负担，也可使欧盟成为美国的一个更有能力的伙伴，还可以在美国不能或不愿卷入的时间和地点为欧洲人提供一种解决欧洲自身安全问题的方式。简言之，只要它不试图与北约竞争，美国就应该欢迎欧盟发展其安全防务政策的“民用工具”(civilian instrument)，以作为北约军事工具的有效补充。从本质上讲，这种观点主张在北约和欧盟之间做必要的分工，即北约承担作战的“高端使命”(high-end missions)，而欧盟承担冲突后的稳定和重建工作。这种观点目前在美国影响最大。在美国的一些分析人士看来，美国对待欧盟安全防务政策的态度与此前对欧洲一体化其他重大发展（如单一市场计划和货币联盟）做出的反应是相似的，即最初持怀疑态度，接着是担心对美国利益带来负面影响，最后是有条件的支持。⑧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三种观点不存在严格的政党界限，但相较而言，民主党更倾向于有条件地支持欧盟发展安全防务政策。当然，这种支持也必须是以符合美国的利益为前提。欧盟安全和防务政策建设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下一步发展仍受到许多因素制约（包括美国因素），因而现阶段其在美欧关系中引起的波澜还不算太大。但从长远看，随着欧洲政治一体化的深入，欧盟安全和防务政策建设必将迈出新步伐，并且很可能不会以美国所希望的方式发展，毕竟欧洲一体化的部分目标是与美国的全球战略目标相冲突的。可以预见，由于美欧在争夺冷战后欧安事务主导权问题上存在深刻矛盾，未来美欧安全关系将充满挑战。
美欧关系在上述几个领域的不平衡发展，决定了前述“正常关系”的结构性调整不会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这就提示我们在观察美欧关系的发展趋势时应避免极端化倾向，既不能夸大美欧矛盾与分歧，更不能无视美欧关系的深刻变化。
二、北约走向没落
冷战期间，北约位于美欧关系的核心，冷战的结束使该联盟陷入了生存危机。由于绝大多数北约欧洲成员国同时也是欧盟成员，北约今后如何发展将不仅直接关乎其自身前途和命运，也将对美国—欧盟关系的演变产生重要影响。
美国作为北约盟主所采取的态度和政策对北约的前途具有重大影响。冷战后特别是“9·11”以后，美国对北约的态度有所调整。一方面，美国仍然看重北约所具有的战略价值，把北约作为其控制欧洲、围堵俄罗斯和牵制其他崛起大国的战略工具。因此，美国积极推动北约转型，包括增加北约的使命和接纳新成员国，主张北约走出去、在“域外”开展行动，以及搞所谓的“全球北约”。美国希望通过对北约加以改造使之能够生存下去，从而继续为美国的全球战略服务。美国的目标之一就是利用北约来制约或限制欧盟安全和防务政策的发展，防止欧盟搞独立于美国和北约的共同防务。伊战期间美国鼓动“新欧洲”向“老欧洲”叫板，成功地达到了分而治之的目的。近年来美国又推动在东欧部署导弹防御系统，这一方面是为了加强对俄罗斯的围堵以及对“新欧洲”的控制，但同时也有借此挑起欧俄关系紧张以便强化对欧盟控制的考虑。简言之，美国在战略上依然重视北约，强调其战略工具作用。但另一方面，美国又不想受北约太多的限制，也不想承受过多的负担。为此，美国在策略上对北约有选择地加以利用，即为完成特定使命而在北约框架内外组建临时性联盟，例如美国为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就组织并领导了所谓的“志愿联盟”。大体上可以用“既爱又恨”来描述当前美国对北约的态度，这一态度也正是造成北约处境困难和前途不确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北约自受到伊拉克战争的严重打击后，至今没有缓过劲来。北约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困境提供了观察大西洋联盟现状的一个角度。“9·11事件”发生后不久，美国就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当时美国领导着一个象征性的“反恐联盟”并在外交上发挥主导作用。后来美国为减轻负担，推动北约介入阿富汗事务。2003年北约接管了在阿全境维持稳定的责任，并在军事上发挥领导作用。但此后的阿富汗局势非但没有改观，塔利班势力在某些地区还有抬头之势，并对北约的维稳任务构成了严重挑战。目前北约在阿富汗面临兵员不足、军事效能低下以及政治方向不明确等诸多问题，而美欧之间围绕阿富汗困局更是不断相互指责。欧洲人指责美国把阿富汗问题甩给北约，却不发挥必要的领导作用，也没有为北约完成阿富汗维稳使命提供必需的人力、物力支持。一些欧洲人甚至警告说，如果北约在阿遭遇军事失败，该联盟即使不会就此终结，也会变得“无关紧要”。⑨法国等一些欧洲国家还批评美国试图把北约改造成一个全球性联盟的想法是荒唐的、不切实际的。而美国在为自己辩解的同时，也对欧洲进行指责，并质疑欧洲是否有足够的意愿和手段同美国一道将北约打造成一个能够适应冷战后国际环境和有效应对新的安全挑战的组织。
北约在阿富汗的困境以及美欧之间的相互指责表明，冷战后北约的转型还远未成功，北约的前途依然充满了不确定性。归根结底，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结束不可避免地导致大西洋联盟的弱化。军事是政治的表现形式，北约军事联盟的弱化，意味着大西洋政治同盟基础的削弱，而政治同盟的削弱必然导致军事联盟的破碎，这是无可改变的规律。虽然北约经过改造后暂时生存了下来，但至今仍没有找到得以安身立命的长期目标。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交互作用，北约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会继续存在，但这并不能挽回其走向没落的长期趋势。北约的衰落意味着传统的大西洋联盟式的“特殊关系”的终结。随着美国和欧盟“正常关系”进程的演进，美欧盟友意识会逐渐淡化，北约会趋于松散化，其作用将逐渐边缘化。⑩从长远看，随着北约日益走向没落和欧盟的力量不断上升，美国与欧盟的关系将更趋平等。
三、欧洲领导人变更与当前美欧关系
在影响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的诸多因素中，领导人个人因素是一个重要变量。小布什、布莱尔和希拉克、施罗德曾因为伊拉克战争的争执而联手撕裂了欧美关系。自那以后，德法英三国领导人陆续变更，先是2005年11月默克尔出任德国总理，接着萨科齐和布朗又于2007年分别出任法国总统和英国首相。欧洲政治舞台上出现了新一代领导人。这种政治变化将对美欧关系带来何种影响，成为当前大西洋两岸的热门话题。
默克尔上台后做出了一些象征性姿态，寻求修补因伊拉克战争而受到损害的德美关系。她努力避免同美国发生不必要的摩擦，强调北约的团结，还降温了德国同俄罗斯的关系。有分析认为，默克尔政府采取了“新大西洋主义”路线，试图将德国带回德国外交政策的传统轨道，寻求与美国建立一种不同于施罗德时期的双边关系。(11)不过，默克尔在某些问题上并不掩饰对美国的批评，比如她公开批评美国在关塔那摩的行为，称美国的做法侵犯了最基本的个人自由。表面上看，默克尔上台后德美关系的气氛有所改善，双方也加强了在一些国际问题上的协调，但这并不足以消除德美因伊战而结下的怨恨，双方在伊拉克问题上的战略分歧至今未消。
布朗的上台结束了布莱尔在英国长达10年的执政，这是否也意味着英国外交政策可能发生变化？虽然布朗的外交政策至今还不太明朗，但仍可窥见一些端倪。在经济政策上，布朗赞同自由贸易，对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持积极态度，主张对欧共体的共同农业政策进行重大改革。在对美关系方面，姑且把布朗看作一个大西洋主义者（他曾提出建立大西洋自由贸易区的想法），但他显然缺乏布莱尔对大西洋主义的那种坚定信念，加上布莱尔的亲美政策在国内遭到了广泛的质疑和批评，布朗将不得不设法同美国拉开一定距离。布莱尔被认为是一个温和的新保守主义者，主张对外干涉并且在必要时使用武力，这种干涉主义鼓励了布莱尔政府同美国合作。布朗不像布莱尔那样热衷于对外干涉，因此在处理国际问题时恐怕会慎用武力，他上任后不久即宣布从2008年春开始大幅削减驻伊英军的规模，这或许就是一个信号。另外，布朗在外交风格上也有别于布莱尔。虽然布莱尔在《京都议定书》等一些所谓的“软安全问题”上对美国提出过批评，但在战略问题或者说“硬安全问题”上绝不这样，布莱尔给出的理由是：如果公开批评美国，可能就会失去私下对美国的影响力。(12)不过，布莱尔的这种观点并不为所有人赞同，在对美关系上布朗或许会表现出自己的风格。布莱尔在重要的战略和政治性议题上始终与美国保持一致，而布朗则可能会更加务实和谨慎。还有，类似于布莱尔与布什那样紧密的个人关系，在布朗与布什之间也将不复存在。
与英国领导人的变更相比，萨科齐的上台引起了外界对法国外交政策走向的更多关注，这很大程度上与希拉克时期法美关系紧张和萨科齐的亲美形象有关。与希拉克相比，萨科齐的确表现得较为亲美，他常到美国访问并与美政府官员交流看法，给美方留下了较好印象。他还公开批评法国的傲慢，特别是针对美国的傲慢，俨然要与希拉克和德维尔潘划清界限。(13)不过，萨科齐还称不上一个超级亲美分子，他认同法国应成为美国一个强大盟友的观点，但同时坚持法国完全独立于美国的外交立场。(14)萨科齐被认为是一个无情的实用主义者，他似乎更多关注国内事务而对国际事务兴趣较少。竞选期间，萨科齐没有谈到法国的国际角色和“多极世界”问题，明显表现出与希拉克的不同。美国对此予以高度关注，因为这种差异或许代表了法国外交政策可能发生重要变化。2007年在法美两国出现了一种反差明显的现象，伊拉克问题和反恐战争在法国总统选举期间都没有成为辩论议题，而美国2008年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的1/3时间却均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一般认为，由于萨科齐把主要精力放在处理国内事务上，外交恐怕不是他的工作重点，因而近期内不大可能采取重大对外政策行动（包括在对美关系方面）。值得一提的是，近期法国国内就法国国际角色问题展开了辩论，有一种观点认为法国对外伸张过度，主张减少国际义务。(15)如果萨科齐今后真这样做，将对法美关系带来负面影响。
应当说，默克尔、萨科齐和布朗在个人经历、信仰和领导风格上都程度不同地区别于他们的前任，因此，他们的上台不可避免地对美欧关系带来一定影响。最明显的表现是语气和外交风格的某种改变，比如默克尔和萨科齐上台后都发表了亲美言论并做出了一些亲美姿态，从而有助于改善德美、法美关系以及欧美关系的气氛。另外，近期德法英三国以及欧盟也在伊朗、科索沃等国际热点问题上加强了与美协调，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美欧关系得到了局部改善。然而，这一切并不能够根本消除美欧在有关未来国际秩序性质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欧盟作为一个由多国组成的实体也较美国更加重视多边主义和国际法。
归根结底，领导人个人因素不是影响一国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领导人的变更和短期利益需求的汇合可能会给美欧关系带来某种阶段性和局部的改善，但难以阻止由国际环境的改变和大西洋地缘政治结构变化所引发的结构性调整进程。正如有分析所指出的那样，欧洲新的“亲美”领导人的上台不会导致更密切和更好的大西洋合作；仅有共同的价值观并不够，基于地缘差异而形成的利益分歧限制了未来大西洋关系的强度(strength)。(16)今天大西洋关系的气氛已较2003年有了显著改善，但即使如此，未来美国和欧盟的关系已不可能再回到过去的那种大西洋联盟式的“特殊关系”时代。欧盟委员会负责对外关系事务委员瓦尔德纳2007年9月在纽约发表的一篇演说中虽然宣称美欧关系依然位于国际体系的核心，但也承认这种状况不会永久持续下去，毕竟当前美欧关系所处的国际环境已根本不同于冷战时期。(17)总之，当前美欧关系中的一些新变化并没有改变其历史性和结构性调整的大趋势，合作与竞争并存的美欧“正常关系”进程将持续下去。
注释：
①参阅欧共体官方出版局编，苏明忠译：《欧洲联盟法典》（第二卷），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第116-121页。
②"The EU's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ttp://ec.europa.eu/external_relations/us/economic_relations/index.htm.
③John Peterson,"The US and Europe in the Balkans," in John Peterson and Mark A.Pollack,eds.,Europe,America,Bush:Transatlantic relationship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New York:Routledge,2003,p.86.
④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戴姆勒—克莱斯勒全球问题论坛关于欧美政治变革及其对大西洋联盟的影响讨论会(2006/11/02),http://www.brookings.edu/～/media/Files/events/2006/1102europe/20061102.pdf.
⑤Benita Ferrero-Waldner,"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EU-US Relationship," Breakfast meeting at the French-American Foundation,New York,28 September 2007,http://europa-eu-un.org/articles/en/article_7343_en.htm.
⑥http://atlanticreview.org/archives/942-The-Future-of-Transatlantic-Relations.html.
⑦Chantal de Jonge Oudraat,"U.S.Attitudes Evolve About EU Security Ambitions," European Affairs,Vol.8,Nrs.2-3,Summer/Fall 2007,pp.24-26.
⑧Chantal de Jonge Oudraat,"U.S.Attitudes Evolve About EU Security Ambitions," European Affairs,Vol.8,Nrs.2-3,Summer/Fall 2007,pp.24-26.
⑨http://www.brookings.edu/～/media/Files/events/2006/1102europe/20061102.pdf.
⑩德国前总理施罗德2005年初宣称，已有56年历史的北约已经过时，需要重新整合，美国与欧盟的关系应当有新的起点。参见丁原洪：“从布什访欧看美欧关系”，http://business.sohu.com/20050308/n224580608.shtml.
(11)http://www.brookings.edu/～/media/Files/events/2006/1102europe/20061102.pdf.
(12)http://www.brookings.edu/～/media/Files/events/2006/1102europe/20061102.pdf.
(13)http://www.brookings.edu/～/media/Files/events/2006/1102europe/20061102.pdf.
(14)与默克尔一样，萨科齐在某些问题上也不避讳对美国的批评，他在选举获胜后发表的演说中指责美国忽视其在应对全球变暖问题上应承担的领导“义务”。See Daniel Dombey,"US-EU Relations:Transatlantic climate shift," http://www.ft.com/cms/s/2/3d74c1b6-1060-11dc-96d3-000b5df10621.dwp_uuid=1612d234-0ad4-11dc-8412-000b5df10621.html.
(15)包括萨科齐在内的一些政界要人在法总统竞选期间主张减少或重新评估法国所承诺的国际义务。参见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美欧关系研究中心第四届年会(2007/04/30 ),http://www.brookings.edu/～/media/Files/events/2007/0430europe/20070430.pdf.
(16)http://atlanticreview.org/archives/942-The-Future-of-Transatlantic-Relations.html.
(17)See Benita Ferrero-Waldner,"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EU-US Relationship",Breakfast meeting at the French-American Foundation,New York,28 September 2007,http://europa-eu-un.org/articles/en/article_7343_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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