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王”的智慧领导——基于领导科学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领导论文,视角论文,哲学论文,智慧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而为一；那些得此失彼，不能兼有的庸庸碌碌之徒，必须排除出去。否则的话，我亲爱的格劳孔，对国家甚至我想对全人类都将祸害无穷，永无宁日。”诚如柏拉图所说，真正的哲学家是智慧的爱好者，不仅爱智慧的一部分，而且爱它的全部，是“眼睛盯着真理的人”。柏拉图在理念本身的逻辑推演中建构出了“哲学王”的概念。“哲学王”是真正的哲学家，实际上就是“知识王”。“哲学王”是真理的追求者和知识的拥有者。在“哲学王”的领导下，追随者表现为对于知识的向往，在自我安置的确定性中实现向卓越的擢升，这实质就是智慧领导。 一、“哲学王”的提出背景 “哲学王”思想是在“天下失序”的大背景之下提出的一种“治序”理论。柏拉图生于雅典城邦由盛极而衰的转折时期，那时疫疠流行，大政治家伯里克利刚去世，群龙无首，加上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危机四伏，极端的民主加上领导不力，雅典的地位动摇，昔日的辉煌已渐付诸东流。理想国是柏拉图在困顿中试图救雅典于危难之中的理想谋划。为了给城邦的发展厘清新的方向，柏拉图希望构筑起一个由哲学王来领导的、和谐有序的理想国度。 “三十僭主”政体的暴政和他的老师苏格拉底被“民主”政体处死这两件事严重影响了柏拉图的人生道路，促使柏拉图重新考虑他的政治立场，且直接成为“哲学王”思想提出的背景之一。如他在第七封书信中写道：“我年轻时，总想一旦能独立工作，就要投身政界。后来政局突然变动，影响了我的计划。……我当时年少天真，总以为新政权将以正义取代不正义，我极端注意他们先是怎么说的，后来又是怎么做的。这些绅士们的一举一动，一下子把我们所毁坏的民主政权反而变得像黄金时代了！他们居然命令我的师而兼友的苏格拉底去非法逮捕他们的政敌。苏格拉底严词拒绝，宁死不屈。”在柏拉图看来，苏格拉底恰好“是所有活着的人中间最正直的一位”，而最终民主政府还是以不敬神的罪名判处了苏格拉底死刑。这极大地刺激了柏拉图。 “哲学王”是柏拉图在漫漫路途中的不懈求索，是其对古老城邦理念的一种坚守和对现实中城邦危机的一种反拨。如同柏拉图自己所说，为了应对政局混乱，反复思之，“唯有大声疾呼，推崇真正的哲学家，使哲学家获得政权，成为政治家，或者政治家奇迹般地成为哲学家，使哲学家获得政权，成为政治家，或者政治家奇迹般地成为哲学家，否则人类灾祸是无法避免的”。在柏拉图看来，民主制虽然是一种比较好的政体形式，但是在现实社会中却因为缺少相应的实施背景和执行者，只是流于形式而无实质内容，并最终导致了雅典的失败和混乱。“当我看到这些，以及其他种种，我衷心厌恶，决计与这个可耻的政权完全脱离关系。……后来我年事渐长，深知在政治上要有所作为，首先必须有朋友，有组织，这种人在政客中非常难找，因为他们做事没有原则，没有传统的制度和风纪。要找到新的人才，简直难于登天。”柏拉图认为，既然人的品性堕落是政治败坏的根源，所以要改造现实的不良政治就必须从改造人的品性入手，而这个使命唯有哲学家才能承担。只有哲学家才能够真正承担起领导阶层义不容辞的道德责任，只有哲学家能够尽全力来治理国家。 二、“哲学王”的领导特质与领导实现 “哲学王”是“真正的哲学家”，能够认识到每一事物的实在本质。他掌握关于如何治国的“真知识”，即最高的善的理念。他既善于用文化和智慧来领导自身和领导全体公民，又重视以其美德和廉洁影响众人、影响追随者，使城邦最本质的东西能够世世代代地熔铸在城邦的文化之中，内化为人们内心的道德准绳并化外于行动的指南，从而带领一度迷失的、失范的城邦走向正义的城邦、美德的城邦。在这一进程中，“哲学王”不是依靠强权统治，而是依靠“善的理念”的指引，应用“哲学”这一最高层级的文化，实现潜移默化的智慧领导和廉洁领导，其实质可统称为一种理想型的文化领导。 (一)“哲学王”的领导特质 作为一个爱智者，“爱智慧”是“哲学王”的天性。“哲学家是智慧的爱好者，他不是仅爱智慧的一部分，而且爱它的全部。”同时，“哲学王”还具备其他一些领导特质。 “哲学王”具有爱真的品质。“他们永远不愿苟同一个‘假’字，他们憎恶假，他们爱真。”“哲学王”真诚率真，追求真才实学，最爱实体的知识，“即永远酷爱那种能让他们看到永恒的不受产生与灭亡过程影响的实体的知识”。 “哲学王”是有节制的。柏拉图认为，一个人的欲望在一方面强时，在其他方面就会弱，这就好像水被引导流向了一个地方一样，而“哲学王”的欲望已经被引导流向知识和美德，因而不再去注意肉体的快乐，而是追寻自身心灵的快乐。因此，“这种人肯定是有节制的，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贪财的；因为，别的人热心追求财富和巨大花费所要达到的那种目的，是不会被他们当做一件重要事情对待的”。 “哲学王”是豁达大度的。“哲学王”眼界广阔，放眼观察与研究时代的一切实在，已经超越了胆怯和狭隘，没有了胸襟偏窄的毛病。“因为哲学家在无论神还是人的事情上总是追求完整和完全的，没有什么比器量窄小和哲学家的这种心灵品质更其相反的了。” “哲学王”聪敏且具有良好的记性。柏拉图认为，一个健忘的灵魂不能算作真正哲学家的天性，相反，哲学家应当有良好的记性，学习起来应当很聪敏。“哲学王”还天然有分寸，且具有温雅的心灵。天性不和谐、不适当只能导致没有分寸，不能导致别的什么。而这与“哲学王”的本性要求是格格不入的。 “哲学王”还是克己奉公的。作为理想城邦的治理者，“哲学王”不能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属下老百姓的利益，相反，他的一言一行都应当为了老百姓的利益。正如柏拉图指出：“牧羊的技术当然在于尽善尽美地使羊群得到利益，因为技艺本身的完善，就在于名副其实地提供本身最完美的利益。……同样的道理，那就是任何统治者当他真是统治者的时候，不论他照管的是公事还是私事，他总是要为受他照管的人着想的”。“哲学王”应当是愿意毕生鞠躬尽瘁，为国家利益效劳，而绝不愿做任何不利于国家的事情的人。因为“没有一种技艺或统治术，是为它本身的利益的，而是像我们已经讲过的，一切运营部署都是为了对象，求取对象(弱者)的利益，而不是求取强者的利益。”因此，“我们必须寻找坚持原则孜孜不倦为他们所认为的国家利益服务的那些护卫者。我们必须从他们年幼时起，就考察他们，要他们做工作，在工作中考察他们。其中有的人可能会忘掉那个原则，受了欺骗。我们必须选择那些不忘原则的，不易受欺骗的人做护卫者，而舍弃其余的人。” 总之，“哲学王”应当天性和谐、进退有度，是“敏于理解，豁达大度，温文尔雅，爱好和亲近真理、正义、勇敢和节制”的。“哲学王”应该感觉敏锐、勇敢，具有昂扬的精神意气，在心灵上还应该意气风发，而且对自己人温和，对敌人凶狠。否则，用不着敌人来消灭，他们自己就先消灭自己了。在善的城邦里，“哲学王”的天性里就要“把爱好智慧和刚烈、敏捷、有力这些品质结合起来了”。 (二)“哲学王”的智慧养成 “哲学王”必当具备最高的知识，能够把握绝对的善，能够洞悉万物的本原，能够克己奉公、不为私利所动且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着想。“敏于学习，强于记忆、勇敢、大度是哲学家的天赋”，那么该如何选拔和培养真正的哲学家呢？ 柏拉图认为，首先应当注意对有哲学家天赋的人进行培养。“我们必须挑选那些有天赋品质的人。必须挑选出最坚定、最勇敢、在可能范围内也最有风度的人。此外，我们还得要求他们不仅性格高贵、严肃而且还要具有适合这类教育的天赋。” 其次，一旦挑选出来就要对其进行长期的、复杂的教育和锻炼，要“劳筋骨、苦心志”。童年和青少年时期要用体操来训练身体，用音乐来陶冶心灵。先教音乐后教体操，而音乐教育的最后目的在于达到对美的爱。17-18岁至30岁，专注学习高等科学知识，主要学习算术、几何学和其他预备性科目。算术、几何以及一切凡是在学习辩证法之前必须先行学习的预备性科目，必须趁他们还年轻时教给他们，且不能采用强迫方式迫使他们学习，而是应当用做游戏的方法来学习。到20岁时，“在所有这些劳苦的身体锻炼、学习和战争恐怖中总是表现得最能干的那些孩子，应当被挑选出来”。被挑选出来的那些青年将被要求把以前分散学习的各种课程内容加以综合，研究它们相互间的联系以及它们和事物本质的关系，旨在考察他们综合分析能力和辩证思维能力。而等到年满30岁时，要进行第二次挑选，并且要用辩证法考他们，而且还要用5年时间“像在相应的体操训练中一样，坚持不懈地专心致志地学习辩证法”。到了50岁，“那些在实际工作和知识学习的一切方面都以优异成绩通过了考试的人必须接受最后的考验。我们将要求他们把灵魂的目光转向上方，注视着照亮一切事物的光源。在这样地看见了善本身的时候，他们得用它作为原型，管理好国家、公民个人和他们自己。”成为治国理政者之后，“在剩下的岁月里他们得用大部分时间来研究哲学；但是在轮到值班时，他们每个人都要不辞辛苦管理繁冗的政治事务，为了城邦而走上统治者的岗位——不是为了光荣而是考虑到必要。” 经过层层选拔、知识教育和智慧养成，历经童年、青年以至成年的层层考验，才能选拔和培养出真正能够治国理政的“哲学王”。要用“比人们用烈火炼金制造金器还要细心得多地去考察他们，看他们受不受外界的引诱，是不是能护卫自己已受的文化修养，维持那些心灵状态在他身上的谐和与真正的节奏。” (三)“哲学王”的领导实现 柏拉图师从苏格拉底，接受了苏格拉底所提出的“美德即知识”的重要命题，认为一切美德都离不开知识，知识是美德的基础，知识贯穿于一切美德之中。美德转化为知识并运用于现实政治中去，实现美德和政治的互融，而能够实现这种互融的人，即是把哲学和政治集于一身的、具备最高知识的“哲学王”。“哲学王”之治所强调的是对于知识和智慧的向往，是智慧领导，也是在善的理念指导下的廉洁领导。 1.“哲学王”的智慧领导 “哲学王”的领导首先是智慧领导。“我们必须对我们敢于认为应该做我们治理者的那种哲学家，给以明确的界说。在哲学家的界说明确后，我们就可以无所畏惧了。因为那时我们可以向人们指出，研究哲学和政治艺术的事情天然属于爱智者的哲学家兼政治家。至于其余的人，不知研究哲学但知追随领导者是合适的。” “哲学王”之所以值得胜任，能够治理好国家，并吸引着追随者，就在于他拥有智慧，掌握了“真知识”，即关于最高的善的理念，从而能够实现智慧领导。柏拉图认为，“善的理念”具有最高性，它指导对事物存在本身的认识。对事物存在本身的认识及对事物背后的理念或形式的认识才叫做“知识”，其他的只是“意见”，只是对千变万化的可见世界的反映。哲学就是在善的理念的指引下，研究辩证法和认识事物本质的智慧之学。一个国家之所以称为有智慧和有好的谋划，是因为有知识的。这种知识不是一般知识，如木工知识，“这种知识是护国者的知识，这种知识是在我们方才称为严格意义下的护国者的那些统治者之中”。而“一个按照自然建立起来的国家，其所以整个被说成是有智慧的，乃是由于它的人数最少的那个部分和这个部分中的最小一部分，这些领导着和统治着它的人们所具有的知识。并且，如所知道的，唯有这种知识才配称为智慧，而能够具有这种知识的人按照自然规律总是最少数。”“哲学王”就是人数最少的那个部分，是真理的追求者和知识的拥有者，通过自己的知识和智慧实现对大多数人的领导。 “哲学王”的智慧领导既影响和引导着其他人，又是对自己内心的领导。就他自己而言，“哲学王”拥有指导和保障内心状态和谐的知识，即智慧，从而能够让理智、激情和欲望各守其责，达到心灵的健康。柏拉图认为，人的灵魂由理智、激情和欲望三个部分组成，其中理智是灵魂中“爱学习”、“爱智慧”的部分；激情是灵魂中“爱胜”或“爱敬”的部分；欲望是灵魂中“爱享乐”、“爱利益”的部分。“他心灵的各个部分各起各的作用，领导的领导着，被领导的被领导”。“当人的这三部分彼此友好和谐，理智起领导作用，激情和欲望一致赞成由它领导而不反叛，这样的人不是有节制的人吗？” 2.“哲学王”的廉洁领导 在柏拉图看来，作为优秀的护卫者，“哲学王”应当做到廉洁奉公而不腐化，以公民的最大幸福和国家的整体幸福为己任，而“哲学王”的金银已藏于心灵深处，他们已不需要人世间的金银了。“哲学王”应当做到：“第一，除了绝对的必需品以外，他们任何人不得有任何私产。第二，任何人不应该有不是大家所公有的房屋或仓库。”“哲学王”不应该也不敢与金银发生任何关系，甚至不敢接触它们，不敢和它们同居一室，他们不敢在身上挂一点金银的装饰品或者用金杯银杯喝一点儿酒。“哲学王”希望以自身的廉洁和美德，来拯救他们自己，拯救城邦的衰败和行为的失范。“要是在任何时候获得一些土地、房屋或金钱，他们就要去搞农业、做买卖，就不再能搞政治做护卫者了。他们就从人民的盟友蜕变为人民的敌人和暴君了；他们恨人民，人民恨他们；他们就会算计人民，人民就要谋图打倒他们；他们终身在恐惧之中，他们就会惧怕人民超过惧怕国外的敌人。结果就会是，他们和国家一起走向灭亡之路，同归于尽。” “哲学王”没有自己的私利，而是以全体公民的幸福为幸福。“哲学王”就是这样的护国者，他们的首要任务乃是铸造出一个幸福国家的模型来，但不是支离破碎地铸造一个为了少数人幸福的国家，而是铸造一个整体的幸福国家。他们不热爱权力，但面对当时政治堕落，离善的、美德的城邦理念越来越远的状况下，他们可以出马为新城邦的建立出谋划策。“哲学王”以他们的智慧，他们的德行，运用说服，管理好国家，领导好全体公民，使全体公民和谐有序，建立起正义的、幸福的、富有美德的城邦公民集体。如柏拉图所说：“因为，我们建立这个国家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某一阶级的单独突出的幸福，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因为，我们认为在一个这样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到正义，而在一个建立得最糟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到不正义。”“哲学王”只有做到廉洁为公，才能找回业已失去的个人正义和城邦正义，才能找回富有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的美德城邦。 柏拉图还认为，腐败出现在一般人身上或许问题还不大，如皮匠他腐化了，只是不愿意干皮匠活，“但是，如果作为法律和国家保卫者的那种人不成其为护卫者了，或仅仅似乎是护卫者，那么你可以看到他们将使整个国家完全毁灭，反之，只要护卫者成其为护卫者就能使国家有良好的秩序和幸福。我们是要我们的护卫者成为真正的护国者而不是覆国者。” 三、“哲学王”智慧领导的当代启迪 葛兰西认为：“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表现为两种形式中——在‘统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中。”前者实质是强制式的政治领导权，而后者实质就是基于被领导者“同意”与“认同”的文化领导权。在葛兰西看来，即便社会集团取得了“政治领导权”，但如果不从“文化”或“意识形态”上“教育”广大群众，那么这个集团将有可能重新“回到起点”。“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这就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使是牢牢地掌握住了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此处所说的“领导”，就是指精神和道德领导，即文化领导。也就是说，政治领导权仅仅是统治职能的一部分，但为了行使有效的领导权，实现更为行之有效的领导，还需要物质之外的智慧的、廉洁的、柔性的文化领导。“哲学王”的智慧领导其实质就是文化领导。他掌握着知识，能看到包括美、正义在内的一切事物的本身。他关注心灵的快乐而非肉体的快乐，总是追求完整和完全；他具备勇敢、大度、聪敏、强记等品质，“与神圣的秩序有着亲密的交往”；他能看到理念世界本身，同时，他没有权力欲望；他欲图通过柔性的知识和美德给城邦国家带来安宁，结束原有的混乱和罪恶，实现理想之治。“哲学王”的智慧领导对当下领导者不无启迪意义。 (一)善于柔性领导 如同“哲学王”一样，当代领导者应当通过知识涵养和道德养成，重视价值理念的长期培植，善于通过道德与信念来塑造健全人格，以文化的隐形力量和潜在价值引导和调节领导者自身以及追随者的行为，善于通过人性化、智性化、德性化的柔性领导实现高效的领导。 传统领导者的领导力主要来自硬权力，依赖层级迫使被领导者服从自己的意志，遵循的是“黑铁法则”，即以领导者为中心，领导者想让被领导者干什么，被领导者就必须干什么，被领导者鲜有权力和权利。但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传媒的迅猛发展，领导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民主观念、平等意识、权利意识等大大增强，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素养也极大提高，传统刚性的领导方式遭遇到极大考验和挑战。“哲学王”式的领导恰恰可以消弭传统刚性领导的弊端，以智慧和美德润物细无声地实现柔性领导。因而，当代领导者应树立起柔性的领导观，即“白金法则”，以被领导者为中心，注重以文化人，以德立人，善于柔性领导。 (二)善于知识领导 随着知识在当今社会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新时期的领导者应当像“哲学王”一样，将知识转化为智慧，实现智性领导和知识领导。 “哲学王”既爱智慧，也爱学习。学习是一个人获取知识、提高素质、增长本领的重要方式；学习也是一个民族和国家传承文明、进步繁荣的重要途径。领导者只有重视学习，不断加强学习，才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毛泽东在谈论全国解放后干部要多读点书、善于学习新事物时就说过：“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过去学的本领只有一点点，今天用一些，明天用一些，渐渐告罄了。好像一个铺子，本来东西不多，一卖就完，空空如也，再开下去就不成了，再开就一定要进货。我们干部的‘进货’，就是学习本领，这是我们许多干部所迫切需要的。” 学习是领导者增长才干、提高素质的重要途径，是做好各项工作的重要基础。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无论是国家还是组织，如果不加强学习，不提高学习能力，势必会落伍。尤其是当今时代，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知识更新空前加快，对领导者的理论修养、领导能力和知识水平都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不加强学习，不提高学习力，就掌握不了各种新知识，认识不了新事物，完成不了新任务。唯有坚持学习，常补“钙”，常健“脑”，常充“电”，才能跟得上形势的发展，跟得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因此，新时期的领导者应顺势而为，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智商和知识素养，优化心智模式，成为知识领导的践行者。唯其如此，才能与时俱进，在领导舞台上展露出更为卓越的领导力。 (三)善于廉洁领导 “哲学王”以公民的最大幸福和国家的整体幸福为己任，不追逐人世间的金银，且希望以自身的廉洁和美德来拯救城邦，引领追随者，最终实现正义、秩序和幸福。“公生明，廉生威”，可以说，清正廉洁就是最大的领导力，也是最大的影响力。领导者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对下属都具有表率、示范作用。正如孔子所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领导者的德行对于普通民众的道德具有风行草偃的示范作用。因此，现时代的领导者应像“哲学王”一样，践行廉洁领导，将知识转化为智慧和美德，将文化积淀为人格，以身作则，使众人行，不断提升廉政领导力。 廉政领导力是领导者秉公用权、廉洁自律所呈现出的影响力。领导者应当通过恪守公共责任、捍卫公共建设、维护公共福祉、塑造道德人格、涵养德性等来积累廉政资本，提升廉政领导力，从而实现不令而行、不怒而威的高效的柔性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