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功利价值观念与现代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功利论文,价值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 社会生活的非功利化为前现代社会的特征，功利化为现代社会的特征。我国现代化的启动在价值观方面的重大征候就是功利价值观念日益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但是，非功利价值（精神价值）和功利价值都只是人类本性需求的一个方面。因此，我们既要借助功利价值的杠杆作用，完成从前现代到现代的转化，又要克服张扬功利价值所带来的社会问题，达到功利价值（利）和伦理道德价值（义）的双重实现，使两类价值观念双重并行。
【关键词】 功利 功利价值 非功利价值 现代化
一
我国正处在一场全面趋向现代化的历史运动中，价值观念领域里的重大征候就是功利价值观念在社会生活中和人的精神世界中具有越来越重大的意义。面对现实，我们完全可以说，功利价值观念已经成为一基本价值观念。
功利价值观念与现代化的内在关联是（世界）现代性意义在我国历史进程中的当代体现。西方的近代史发韧于以人性否定神性，以人道对抗神道的文艺复兴运动，而人道主义思潮则是内在地包含了为人的感性存在、感性幸福辩护的功利主义思想。英国经验主义思潮和法国18世纪的启蒙运动，其价值中心就是强调人的世俗现实利益及感性幸福、物质利益追求的合理性。世界现代化的追求开端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即以机械化为动力的现代大工业生产方式和由此形成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取代中世纪的封建自然经济结构。在价值观念上，则是以18、19世纪成熟化的边沁、密尔的功利主义思想为标志。以个人感性幸福为基础的功价值思潮成为与现代性同日而语的主导思潮。
日本的现代化追求始于明治维新。明治时代的思想家，无论是西化式的思想家（如福泽谕吉）还是传统保守的思想家、实业家（如沼泽荣一），都自觉地清算了日本思想界久居主导地位的、贬斥功利追求的“朱子学”。在把功利追求与振兴实业经济联系起来的过程中启动了现代化。
我国自80年代以来思想界的理论风云，一个重大的脉络走向就是从人道主义大讨论发端而开始了对个人价值的肯定，而演化至90年代初，则为功利价值观念蔚为如潮。在某种意义上，急骤地走过了西方价值观念三百年来的变迁史。在社会实践上，则是实践主体的物质性等利益需求从被极“左”政治观念否定、批判和抹杀的社会地位跃迁到在党的改革开放路线下的重新肯定，并从正面赋予它政治的和道德的意义。物质性需求成为意识形态关注的焦点。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长期被“左”的意识所遮蔽了的功利关系，在实际利益原则作用下，作为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基本价值关系日益发挥其制约及规导人们的思想、观念及行为的社会职能。
现代化启动于对前现代的非功利性之揖别。非功利化是前现代社会生活的基本特征。中国传统社会突出地反映了这一特征。中国传统社会以农业自然经济为社会经济主体，以自然血缘关系为基本社会关系。为这种社会机制所孕育的传统伦理文化，以长幼有序的人伦关系为本位，并从家族宗法等级关系推演至君臣关系，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融血缘、伦理、政治三位一体。在价值关切上，则是“内圣外王”，个人道德上的内在培养始终处于价值需求的中心位置上。对伦理道德价值（义）的关切压倒了对事实的认知和对功利的需求。自从孔子以来直至宋明理学，儒家思想的主流都是重义轻利、乃至崇义贬利。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社会变革不断发生，这一文化传统也不断演变，甚至有了衰变，但直至本世纪70年代，重义轻利仍是主导性价值观念，这不仅反映了文化的延续性，更重要的是，产品经济乃是一种“半自然经济”，而计划经济体制则使得具有传统性质的价值观念得到新的社会体制的维护。计划经济体制从文化意义上看是这样一种伦理型的政治体制，它强调上下之间的依赖性乃至某种依附性，这种关系实质上是传统的在血缘家族基础上形成的伦理政治关系的现代蜕变。市场经济打破了这种纵向的上下依赖关系，建立起以市场为机制，以个体（或经济主体）为本位的经济关系，使人与人的关系从人伦所属关系演变为平等竞争关系，纵向结构趋为横向结构，从而导致伦理文化的根本变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存竞争、等价交换、利益原则成为经济活动乃至社会生活的基本原理，人们的精神取向从重德（义）主义转向重才能和重功利。能力、功利取代德性成为人的生活的第一需要，“德性就是力量”的逻辑就演化为“能力就是力量”，乃至“金钱就是力量”。
由此观之，价值观念转化的根本社会原因在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化。市场经济是中国社会发展和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我国及变革前的苏联、东欧等国都曾试图避开市场经济以实现社会现代化的目标，实践证明，这种社会战略并不成功。而对市场经济的形成及其运行来说，价值观念的功利化或者说功利价值观念提供了价值观念上的支持和保障。现代经济运行的内在动因，来自于对利益的追求，离开了利益杠杆，现代经济秩序显然难以建立。现代企业的效率机制，就是广义的功利价值的体现。现代化离不开社会经济的高效运作，因而现代社会经济在深层次上受到功利价值及其观念的制约。
然而，功利价值观念对社会的作用又是双重的。毋庸讳言，伦理精神价值（义）伴随着功利价值及其观念在社会生活中的跃迁而跌落；而西方现代化的过程又可谓“明鉴”。在功利价值的意义上，马克斯·韦伯曾把西方社会的现代化的过程，概括为一个全面趋向理性化，尤其是受功用理性支配的理性化过程。功用理性注重功用、利益、成功和效率，盘算如何在实际活动中获得最大利益，权衡利害得失而采取最有利的手段，功用理性的片面强化，一方面既产生了支配经济管理、支配科学技术和控制自然与社会的巨大力量，另一方面，则致使西方社会处于社会理性自身分裂的状态，即功用理性与强调道德良心、职责、义务的价值理性的对立冲突，并且，前者在社会运作过程中呈现压倒后者的趋势。同时，在这种价值趋向及功用理性的作用下，控制自然与社会的技术及物质力量又转过来成为支配人的巨大异己力量，人的自由和价值因此而消解，技术专制、普遍商品化，人的一切关系被归结为功利关系、金钱关系。因此，随着现代化的到来一个严峻的价值观念问题就是道德失范及伦理价值观念在社会生活中的贬抑。而这与前现代社会是正相反对的。我们怎样认识价值观念在历史领域里的这种悖反表现？
就人的本体性需求而言，这两类价值（义、利）及价值观念应当是内在统一及其一致的。易言之，人类的存在与发展，不可能没有物质性需求，也不可能没有（内含道德价值的）精神性需求。仅有后者而无前者，人类不可能存在，仅有前者而无后者，人类则与禽兽无异，不容否认，两者确有相对确定的内涵，但并不意味着两者在主体的一切实践活动中都可以明显区分开来。实际上，人的物质需求，往往同时又表现为人的精神生活需求；而人的精神需求，又往往以物质需求的形式表出。社会生活本身，包括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道德生活以及个人日常生活等，本质上是以物质生活为基础的精神生活，主体的实践活动，也往往同时蕴含着这样两类价值。但由于两者有着相对独立的内涵，又着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相区分，以及有害割裂的可能性。同时，又由于人们价值意识倾向的作用，有可能强调实践活动的某种价值功能而忽视另一种价值功能。深究其社会根源在于，一定社会历史时期占主导地拉的价值意识、价值观念，不仅从深层次上反映了人类某种本性的需求特征，更重要地是反映了一定时期的人类社会历史的特征。人的本性需要体现在具体的历史活动中，需要的内容、结构、形态和价值、价值观念受到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的规定。因此，虽然在人类的某个历史时期，物质精神双需求的人类本性不可能被根本改变，但是，价值观念的变化，只能从规定制约它的社会生活条件那里才可得到解释。
二
重利轻义这一价值观念的现实倾向乃至所谓“道德滑坡”实为现代化追求以及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变化所引发。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中止现代化的进程。因而我们面临着双重历史任务：既要张扬功利价值，又要在持续强化功利价值的前提下实现道德精神价值的重振，克服现代化追求所带来的负面因素。而这并非完全是天方夜谭式的神话，但又确实是异常艰重的历史期翼。这是因为，在我们既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功利价值及其观念，与道德价值（义）及其观念既有内在蕴含性，又具有相互冲突的可能。
功利价值是作为实践主体的人，在物质需求的推动下，在从事具有功利性意义的活动中形成和产生的。所谓功利，是说某种东西有利于实践主体，是实践主体自身的利益。人作为物质需求的实践主体，具有人类（共同体）、人群（群体）、个人这样三种主体形式。人类主体的丰富内涵在于这三者之全体，把人的功利价值孤立地理解为某种主体形式的功利价值都是片面的、不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对人的价值的理解，是从实践主体的三种形式上全面去把握。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解，就是关切到人类未来、群体（无产阶级）和个人（无产者和绝大多数人）三类价值（利益）的。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形成的功利性价值观念思潮，实际上乃是实践主体的全面形式意义上、涉及其全部内涵的。首先，我们是在保有我们的社会理想的承诺的前提下谋取功利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它所体现的价值意义乃是追求一种更符合人类完善理想的社会构成状态，因而本身就是人类的进步利益的体现。其次，从民族、国家、人民大众（群体）实践主体本身的意义上看，新时期的功利价值观念所体现的功利价值，就是邓小平同志所精辟概括的“三个有利于”。也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最广大群众的“革命功利主义”。
上述这两层次意义上的功利价值追求，是社会主义道德价值（义）的实质内容之一。在这里，义即是利，利即是义，义利为社会共同体在精神理想及利益这样两个方面所体现的意义，两者是内在统一的。林彪“四人帮”在十年文革期间把社会主义道德理想与社会主义功利价值完全对立起来，搞“贫穷的社会主义”，扼杀功利追求，也就是扼杀社会理想。而在义利统一的这个意义上，利的增殖，也就是义的充实。两者的消长是正相关的。这种最广义的功利价值追求，又是与较低层次的功利价值追求内在相关的。
作为相对于普遍性的特殊利益主体的利益（功利）追求，其有利性为有利于局部（团体）和个别（个人）。功利价值表现为社会单位、集体自身的利益以及个人自身的利益。然而，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特殊利益本身蕴藏着深刻的普遍利益的特性，即这种实践主体自身的利益（价值），又有着有利于社会、有利于整体的一面。这种源自个别（特殊）的普遍性，是人民幸福、国家富强的最深厚、最广大的社会动因。“重义轻利”的传统价值观念压抑人们的功利追求，在社会实践层面上的恶果之一就是导致生产萎缩，社会经济停滞不前。社会整体的经济效率，究其根源，在于普遍个体的创造原动力，个体的创造力源于有着自我利益需求的主体自身。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开放地区的社会实践表明，要使社会团体及个人的功利追求更好地发挥其有利于社会的作用，就要使社会团体和个人有足够的自我利益。自我利益的不断满足，激发了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主体的企业等社会团体和广大劳动者，去更充分地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它（他）们对社会的价值。实际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整体（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三个有利于”，如果离开了部分与个别层次上的功利价值追求，就要陷于空无。而社会整体层次上的“三个有利于”，又为亚层次的实践主体的功利价值追求提供了导向，使之健康发展。多层次的实践主体之间相互制约、相互规定。在此，功利价值追求没有为公为私、为人为己这样善恶截然对立二分的可能，这是义利的统一，社会的善与个人的善的统一。
其次，特殊利益主体的功利价值追求，又存在着与整体利益以及特殊主体相互之间内在冲突的可能。这个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亚当·斯密所提出的功利追求的“最大化”原理。任何在市场经济中活动的主体（不论是个人，还是企业等社会团体），都在尽最大可能（包括以合法或不合法，道德或不道德的手段）来最大化各自的特殊利益。因而这种冲突本身是为市场所孕育。这里的冲突又有两类：一是并不能以道德评价标准给出善恶是非评判的冲突。由于经济体制过渡转型，以往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线性（纵向）利益关系已不适应于新时期。十分突出的是，由于地方和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自主性的确立，国家与地方及企业之间的利益分割的合理边界问题（经济学界称“边界不清”），就产生了大量利益摩擦。经济交往中大量存在的“三角债”，表明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没有有效规范，甚至没有规范来理顺。然而，听任这类冲突的存在和发展，无疑既危害冲突主体，又危害社会整体的功利追求。二是可以以伦理道德标准评价的冲突。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有的社会团体、个人，其功利价值的增值，本身就是道德的恶，就是以牺牲他人利益、牺牲社会利益的代价换来的。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贪欲），不惜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的一大社会病害，对此恩格斯早有论断。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又有更多的引发这一社会病害的社会可能。进入市场的任何特殊主体（不论是个人还是团体法人），其目的都在于实现商品的价值（货币），商品的使用价值（不论真假）仅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这就隐含着特殊利益不道德甚至不法扩张的内在可能。实际上，我们在这一社会经济的特殊时期，已经日益感受到非法利益在“最大化”原理的推动下的疯狂病态的扩展。
同时，功利价值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形成社会性价值心理趋向，就会束缚了人的动机视野，它使人们的心理倾向向自我利益收缩，并固定在这个“小眼小孔”上。而当人们的活动动机如同陀螺一样仅围绕着自身功利旋转时，外在的社会利益就在他的视野之外。他根本无从认识到，不利于自己，甚至牺牲自己，有时确有更高的价值。因此，如果人们仅有自我功利的眼界，而没有道义精神，没有社会责任意识，那就必然意味着对他人利益、社会利益的冷漠。一味地追求自我功利，只能养成一种各顾各、而不关心他人和社会的心态。十多年来，小孩落水群众围观而见死不救的事件屡有发生，十分深刻地反映了国人人情的冷漠。还有，在人们的功利心态作用下，功利关系越位和泛化。就唯功利心态者而言，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都是实利关系、功利关系、金钱关系；如本应是道义责任等精神价值维持的友谊、婚姻、家庭、亲属关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等，也以是否有利来衡量了。在这种功利心态的趋使下，人本身成了经济动物，人被物化了。
三
功利价值及其观念的社会后果一如章太炎先生所言的“俱分进化论”，善亦进化，恶亦进化。因此，它是一把“双刃剑”，既推进了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又带来了负面的后果。也就是说，我们已经为现代化的到来付出了代价。而现实与历史相比较，又从反面向我们提出了同一个问题，即非功利化不是人的本性需求的全面反映，功利化亦如此。脱离实际的、虚幻的道德不是目的，现代化本身也不是目的，道德与现代化都是为了人，人才是最终的、根本的目的。马克思在早年曾针对人的物化、异化，人成为经济人、畸形人、片面人，提出过人的本性复归的命题，西方社会今天仍在功用理性支配下，实际上是在物欲支配下。所谓“美国梦”，就是金钱梦。然而，这种物欲化不能不使西方有识之士忧心忡忡。著名伦理学家A·麦金太尔就认为，当代西方处于道德衰退的历史时期。他认为，要拯救西方，就必须回到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中心论的社会立场上去①。更有人转向东方，寻求新的道德资源。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1988年1月在巴黎发表的“宣言”中说：“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250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②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无论是回到亚里士多德还是回到孔子，都不是从功利化再到非功利化，不是简单的从反题回到正题，而是从反题到合题，即回到人的两类价值需求的统一中去，再现一个完整的人的需求的社会。
马克思主义虽然重视物质利益的作用，但历来并不把物质利益关系（功利关系）看作是人类生活的唯一本质关系。我们指出利有与义一致的一面，但并不意味着利的内涵与义的内涵完全重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明确批判边沁的功利主义把所有人类的相互关系“都归结为唯一的功利关系”③。并且，马克思认为，“所谓物质利益在历史上从来也不会是独立的主导的目的，而总是有意无意地为指出历史进步方向的原则服务。”④所谓“历史进步方向的原则”，也就是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当然，历史进步必然包括了物质文明的进步，但是，如果人类的进步排除了道德，没有人类的善的位置，人类的价值就得不到安顿，这种“进步”的意义就要重新诠释。
今天，西方寻求道德的重建，深刻说明被韦伯称为工作伦理的新教伦理的不足。毋庸置疑，新教伦理内含的功利价值意识——致力于经济活动的天职观，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兴起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然而，诚如杜维明先生所言：“那种清教徒精神或新教伦理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作出了贡献，但也已导致了诸如极端个人主义和极端权利意识之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⑤很显然，西方的道德重建，实为建构在这种偏颇功用理性的价值观基础上的西方式现代化本身引发的问题所致。
不过，回归孔子（儒家伦理）以重建道德，则是对我们极富挑战性的时代课题，人所共知，我们恰是在否定具有儒家思想特色的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的历史条件下开始启动现代化的。因而，在现代化这个座标系上，儒家伦理价值几乎是有截然相反的两种意义，为了现代社会的良性运行，我们还需要“化腐朽为神奇”。市场经济导致了社会伦理文化的根本变革，但功利价值及其观念的过度张扬已经带来了负面后果，需要人们重新回到儒家伦理中去，寻找有利于社会健康发展的精神资源。这一点，又几乎成为人们的一个共识。这是因为，儒家伦理虽是伦理政治一体化的，本身有着适应特定的政治经济体制的特性，即有特定的政治功能；但是，它所具有的社会道德功能却有着超越特定政治经济条件的可能。即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能够继续发挥其作用。因此，我们必须把儒家伦理中的特定政治功能因素（如崇义贬利）与超越性道德功能因素区分开来，把其具有现代价值的伦理思想从中剥离出来。在这里，囿于篇幅，我们仅谈谈它的人际关系的伦理思想。儒家伦理认为，个体（自我）是人际关系的中心，自我在这种人际关系中的发展，不是如同加尔文教徒那样，要切断与外在关系的一切联系（与上帝独处）来实现某种精神的超越，而是在不断既建立又超越某种狭小社会范围和社会意义上的社会关系中实现的。个人在这一过程中，最终把个人与家庭成员、邻里、整个社会集团、以至国家和国家之外的关系有意义地建构起来。在这种伦理关系中，个人不是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体面对整个世界，而总是作为某一社会关系中的一个成员因而有其社会位置。儒家人际关系伦理对于现代化社会的贡献，至少在于这样两个方面：一，作为工作伦理对于现代经济发展和持续增长的作用。由于7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的飞跃发展表现出来的与西方经济发展截然不同的特征，这已成为国外许多专家学者的共识。对公司的忠诚、集体环境内的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合作等群体性价值因素，是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这些因素都被归结为儒家伦理。现代化的启动离不开物质利益原则，离不开功利价值；但是，现代经济的发展，不得不依靠许多非经济因素来维持。美国管理学者的研究表明，那些出色的企业有着比单纯的利润追求更广泛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就是强调企业员工的共同的使命感、共同信念、团队精神以及重视人的因素等。而这也就是以儒家伦理为背景的日本的管理经验。二是重建社会人际关系的作用。功利意识和功利关系的泛化越位，导致人情的冷漠和人的关系的扭曲。儒家伦理强调个人在人际关系中的自我修养、自我约束和自律的重要性，要求超出自我的局限，通过助人自立而立己，强调自我在人际关系中关怀他人的义务价值，无疑为阻断功利关系的泛化和私利的非道德扩张，提供了宝贵的资源。应当看到，人际关系是人类个体生存于世的情感、心灵及价值的现实依托，不仅具有文化蕴含，而且起着最终制约社会发展的功能。日本等东亚地区人际关系的和谐，人的协作及社会群体意识，是经济发展的内在文化价值的因素；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极端个体功利意识下导致的人际关系的紧张与冲突，则是使得其经济衰退和竞争力衰退的重要社会背景因素。日本的社会学家指出，日本的生产率之所以现在如此令人注目，在于它的工程师与律师之比为七比一，而美国则为一比七。⑥同时还应当看到，功利价值观念的过度伸张，最终将导致人际关系内蕴的文化伦理价值丧失殆尽。发人深省的是，韦伯在其分析资本主义精神动因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就已经为功用理性占支配地位的现代西方社会模式写下了“墓志铭”。他认为，就这种文化发展的最后阶段而言，确实可以说：“专门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肝肠，”而社会本身呈现出病态的、一切皆无情趣的现象，则意味着文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⑦相反，以儒家伦理为背景的日本，新加坡等东亚现代模式，却展示了另一番景象。80年代以来，许多西方学者相继提出，21世纪对西方的真正挑战，来自东亚，这个挑战将是全面的，从经济发展风格到基本价值观。这个挑战被他们称为“后儒家的挑战”(The Post-Confucian Challenge)。而实质上，这是以人为中心对人的失落的挑战。当然，类似日本、新加坡这样的已现代化的东亚国家，现在也出现了因功利价值观念的扩展带来的问题。因而在新加坡，已把儒家伦理的重建纳入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中。
在内蕴功利价值观念的现代化面前，我们同样面临着伦理的重建问题。在当代文化里，我们文化传统中原有利于现代社会健康发展的儒家思想资源也很稀薄。文化既有延续的一面，也有断裂的一面，在社会风俗、社会习惯等社会生活、社会心理以及体制制度方面，当代中国文化表现出很强的儒家思想的“积淀”因素，儒家思想的负面作用也主要体现在这些方面。另一方面，在思想意识、理智层面，在意识形态领域，又是基本否定儒家思想的。自从“五四”运动以来，儒家思想受到了持续的批判，近半个世纪以来，在道德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上，又基本摈弃了儒家伦理。这些社会历史的原因致使中国文明的新生代的意识与儒家伦理从感情到理智上都有着巨大的隔膜。虽然他们的行为在社会习惯的熏陶下，可判别出某些东方儒家伦理的“积淀”因素，但是，理性继承意义上的伦理传统，则几近消失了，或几近为一历史断层。长期以来，儒家伦理仅作为一狭小的研究（批判）领域在学术界有其位置。不可否认，中国文明近代以来注入了新的因素、新的动因，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使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伦理道德领域，理想型道德教育曾在五六十年代起过良好的社会作用。然而，自从功利性价值作为生活的基点和现代化的杠杆地位的确立，以往理想型道德在人际关系层面缺乏可操作性规范的内在缺陷暴露无遗。因而，步入市场经济，我们既无传统的有价值的伦理资源，又无新的现实可行的道德规范，现实的道德生活几近成为“价值真空”。因此，为了建设一个文明而又健康的现代社会，对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儒家伦理的重建和再造的任务历史地被提了出来。
注释：
①A·麦金太尔：《德性之后》，（美）鹿特丹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②转引自温克勤：《一个举世关注的研讨课题》，载《道德与文明》，1993年第4期。
③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79、546～547页。
⑤⑥杜维明：《新加坡的挑战》，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11、111～112页。
⑦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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