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人格特质与幸福感的关系:人生目的的中介作用论文

大学生人格特质与幸福感的关系 :人生目的的中介作用

蒋留敏 张荣娟 张秋菊

(河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新乡 453007)

摘 要 探讨大学生人格特质与幸福感的关系,以及人生目的在两者间的中介作用。采用艾森克人格问卷外倾性和神经质分量表、人生目的量表、生活满意度量表以及心盛量表测量414名在校大学生。结果显示:外倾性、人生目的、生活满意度和心盛两两之间呈显著正相关,且它们均与神经质呈显著负相关;外倾性对幸福感的直接效应显著,通过人生目的对幸福感的间接效应也较为显著;神经质对幸福感没有直接影响,仅通过人生目的对幸福感产生间接效应。表明外倾性能显著预测幸福感,人生目的在两者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而神经质仅通过人生目的间接影响幸福感。

关键词 外倾性;神经质;人生目的;幸福感

1 引言

过去的几十年里,幸福感一直被界定为个体对生活的满意度及其各方面的全面评价,并由此而产生的正性情感占优势的心理状态(Diener, Suh, Lucas & Smith,1999),高水平的幸福感即意味着快乐和满意。但这种基于快乐论取向(hedonic view)的幸福感因其仅仅关注个体的主观感受而饱受诟病。近年来,更多的研究者认为幸福感应该是同时包含快乐论幸福感和实现论(eudaimonic view)幸福感层面的多维度建构,即感觉良好(情绪幸福感)和机能良好(机能幸福感)的结合。Diener等人 (2010)也在其幸福感的研究领域中增加了心盛(flourishing)量表来评估机能幸福感的核心层面,以丰富对幸福感的测量,他的心盛理论包含积极的关系、投入、能力、自尊等八个维度。Keyes,Seligman及Huppert 等研究者的幸福感理论中也同时包含了快乐论和实现论层面的幸福感(张荣娟, 李明, 赵国祥, 2019),虽然他们的理论建构存在差异,但显然已经超越了传统的生活满意度,能更为全面的对幸福感进行评估。国外对幸福感在理论、测量、影响因素等方面均取得了较大进展,而国内对其研究还停留在情绪幸福感上,对机能幸福感及两者结合的研究还较为薄弱。

人生目的是积极心理学领域中的另一重要概念,它是比个人优势、社会条件等更能预示健康及幸福的一种心理结构(兰公瑞, 李厚仪, 盖笑松, 2017)。 研究表明, 人生目的与快乐论的幸福感有联系密切,拥有高水平人生目的个体通常会有更高的积极情感和更高的生活满意度 (Burrow & Hill, 2011)。Diener等人(2012)对222名大学生进行调查后还发现人生目的能够缓冲消极情绪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人生目的高的人即使在情感平衡的状态下(积极情感得分减消极情感得分),依然显示了较高的生活满意度。此外,Malin等人(2017)基于1005份美国中学生性格发展的纵向研究数据发现人生目的还与实现论的幸福感如感恩、同情心、勇气等积极品质有关。

人格特质是预测幸福感最有力的指标之一,长久以来的研究都证实了这一点。陈灿锐等人(2012)对43篇有关人格与幸福感的研究进行元分析后发现,国内被试群体的外倾性和神经质的人格特质与快乐论幸福感的相关最为紧密。并且外倾性和神经质的人格特质与实现论的幸福感也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Lamers, Westerhof, Kovács & Bohlmeijer, 2012; Kokko, Tolvanen & Pulkinnen, 2013)。另外,研究也发现外倾性和神经质与人生目的也存在紧密联系(Hill & Burrow, 2012)。以上这些研究结果都提示我们,人格特质(外倾性、神经质)、人生目的与幸福感之间可能存在一种内部作用机制,而人格特质相对稳定,人生目的很可能在人格特质和幸福感间起着中介作用。因此,本研究推测人格特质能通过人生目的间接作用对幸福感产生影响。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通过整群抽样的方式,从XX省某普通高校选取430名在校大学生为被试,回收有效问卷414份,有效率为96%。其中,男生62人,女生352人,年龄范围在17~22岁之间,平均年龄为19.46岁(SD =0.76);理工类232人,文史类182人。

2.2 研究工具

2.2.1 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中国版(EPQ-RSC)

相信很多教师都有这样的感触,说书的时候,往往于关键处,一个“且听下回分解”,撂得听众心急难耐,这就是悬念的妙处。例如:水平二的《篮球行进间运球》,我们在课堂准备活动中向学生展示“会听话的小皮球”的悬念:我叫它走,它就走;我叫它停,它就停;谁能让它也听你的话呢?从这个前奏中,我们可以看到给学生不断地质疑布障,紧扣一个个悬念,层层深入,无疑增强了学生的求知欲,诱发了学生的好奇心,满足学生勇于探索的内心需求。

采用由以往学者修订的中文版本进行测量,该量表包含20个条目,采用7点计分,在大学生中试用的信效度指标良好(肖蓉, 张小远, 赵久波, 李建明, 2009),本研究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89。

采用Diener等人编制的心盛量表(Flourishing Scale, FS)来测量机能幸福感,该量表共有8个项目,用于评估社会-心理机能的核心方面,在中国被试中有较好的信效度(Tang, Duan, Wang & Liu, 2016),采用李克特7级计分,分数越高表明心盛水平越高,本研究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89。

2.2.2 人生目的量表(Purpose in Life Test, PIL)

由国内学者钱铭怡等人(2000)修订,共计48个条目,本研究采用外倾性和神经质两个分量表(各12个条目),分量表的Cronbach’sα 系数分别为0.78和0.81。

2.2.3 幸福感量表

采用Diener等人编制的生活满意度量表(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 SWLS)测量情绪幸福感,该量表包含5个条目,采用李克特7点计分,分数越高代表生活满意度越高(汪向东, 王希林, 马弘, 1999),本研究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79。

倾转机构只允许转90°,有限位控制,不得强行超过90°,在此角度下浇铸包中液银基本浇完。此时倾转机构需返回原位,取走浇铸包,其它各运行机构也返回原位,于控制盘柜停止液压站油泵,等待下次浇铸。

鉴于研究采用问卷法可能会导致共同方法偏差的问题,因此在收集数据时通过设定问卷项目的顺序,强调数据的保密性、匿名性等进行程序控制。在数据分析时,本研究进行了Harman 单因素检验。结果表明,在数据未旋转的情况下共13个因子的特征根值均大于1,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仅为24.16%,小于临界值40%。因此,本研究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并不严重。

2.3 数据分析

对数据进行三步回归分析(温忠麟, 侯杰泰, 张雷, 2005)以考察人生目的在人格特质与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详见表2和表3。由表2可知,当人生目的进入到外倾性与幸福感的回归方程后,外倾性对生活满意度和心盛的预测作用均有所下降,回归系数分别从0.29下降到0.10,从0.44下降到0.18,表明人生目的在外倾性和生活满意度及心盛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由表3可知,当人生目的进入到神经质和幸福感的回归方程后,神经质对生活满意度和心盛的预测作用均有所下降,回归系数分别由-0.35变为-0.13,表明神经质在人生目的与生活满意度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由-0.40变为-0.04,表明在人生目的在神经质和心盛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瘦素又称抗肥胖因子,是一种由脂肪细胞合成分泌、肥胖基因编码的肽类激素。其通过血脑屏障,与下丘脑的瘦素受体结合后,抑制食欲,增加能量消耗,抑制脂肪合成,从而调节机体脂肪的沉积,影响体质量。近些年,随着对瘦素研究的不断深入,发现其与高血压、胰岛素抵抗(insulin resis⁃tance,IR)和肥胖等多种疾病密切相关。研究表明,瘦素参与高血压的发生发展,与脉压和收缩压呈正相关,与动脉壁的顺应性呈负相关[30]。因此,高瘦素水平可作为高血压的一个预测因子[31]。IR是代谢性高血压发病的核心机制[32],瘦素作为重要的代谢调控因子,其分泌水平的失衡将导致IR,从而引发代谢性高血压[33]。

3.2 各变量间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

研究发现外倾性和神经质对幸福感有重要影响,高外倾者倾向于体验到更多的幸福感,而高神经质者倾向于体验到较少的幸福感,这和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研究发现外倾者和神经质者的幸福感水平之所以不同,是由于他们对不同情绪信息存在不同的认知加工取向,如外倾性水平高的个体通常被认为对愉快的材料有注意偏向,而高神经质者则对不愉快的材料存在加工偏向(邱林, 郑雪, 2013)。此外,Maguns等人(1993)基于一项为期四年纵向研究数据发现外倾者经历了更多的积极生活事件,他们倾向于对事件做出较为积极的解释,因而可能会有更高水平的幸福感;而神经质者倾向于报告出更多的消极生活事件,他们对广泛的事件的反应是消极的,因而可能会有较低的幸福感。

表1 各研究变量的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注:p <0.05,p <0.01,下同。

3.3 人生目的在人格特质对幸福感影响中的中介作用分析

采用SPSS 22.0和Amos 17.0对数据进行分析。

表2 人生目的在外倾性对幸福感影响中的中介作用分析

表3 人生目的在神经质对幸福感影响中的中介作用分析

3.4 整合模型

为进一步分析人格特质对幸福感直接或间接的作用,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数据进行拟合,分析结果参见附图。该模型的拟合指数分别为χ 2/df =1.88,p =0.13,GFI =0.995,NFI =0.992,CFI =0.996,IFI =0.996,TLI =0.988,RMSEA =0.046,由此可知该模型拟合度良好。采用Bootstrap程序检验结构模型中介效应的显著性,结果表明,外倾性对幸福感的间接效应β值为0.19,置信区间在0.10至0.25之间,神经质对幸福感的间接效应β值为-0.30,置信区间在-0.37与-0.24之间,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都不包括0,表明间接效应显著。

登子返回家时,脸色有些难看:大爷,孩子多了不听话啊,真不知道拿这些崽子怎么办。甲洛洛笑笑:等长大了就好了,孩子小的时候都一样。登子从一张掉在半空中的木板上取下一个木条编织的笼子,打开,里面有一小坨酥油,他捏了一大块,放到甲洛洛碗里:大爷,只有委屈你吃糌粑了。甲洛洛有些不好意思:我回去吃晚饭,我回去吃晚饭。登子笑着:就吃个糌粑,大爷,你就不要客气了。甲洛洛便开始挼糌粑:把孩子们也喊进来一起吃吧。登子的声音低了下去:我们不饿,我们吃得很晚,你先吃吧。甲洛洛留意到登子用眼神向央青制止了什么,他便当着没看见,自顾自地吃糌粑。

图1 外倾性、神经质、人生目的和幸福感的关系模型

4 讨论

由表1可知,外倾性、人生目的、生活满意度和心盛四个变量两两之间呈显著正相关,且它们均与神经质呈显著负相关。

虽然外倾性和神经质人格是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它们并不能解释幸福感的全部变异,本研究发现人生目的在外倾性、神经质与幸福感间起中介作用,也就是说外倾性、神经质会通过人生目的间接影响幸福感。外倾性水平高的个体往往能更好地参与到各种活动中来,研究发现人生目的则会使青少年主动寻求环境中的积极因素并因此体验到更多的积极经验,这种经历会驱动他们有更好的表现,从而会体验到更多的幸福感(李厚仪,2015)。以往的研究也表明,神经质人格可能会经历更多的消极事件,而人生目的水平高的个体在面对消极事件时,他们可能会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待当下事件,关注更大的目标,此种情况下,他们所面临的挑战可能就会得到转化,从而降低了负面影响(Bronk, 2014)。而当个体缺乏清晰的目的和意义时,就会产生无聊、焦虑的情感体验,处于无聊状态的人对当前的环境感知到无意义、无趣感的同时又渴望追求令人兴奋的刺激,而这又会进一步强化焦虑等负性情绪(宋皓杰, 杜江红, 李永鑫, 2013),因而也会体验到较少的幸福感。

行政事业单位在财务管理的工作中,需要对自身财务管理不断的完善,这样才能保证相关工作顺利的进行,在工作中,要注重对资金的核查和监督。要依照新会计制度的要求,对于不相容的职位,要进行分离。对于财务工作人员的专业考核要进行强化,定期对财务人员进行工作技能考核,不能达到要求的工作人员要其加强学习,使其在紧张的环境中提升工作技能。除此之外行政事业单位,还要实行岗位责任制度,对财务管理人员岗位职责进行明确的要求。对于核算及审批的工作,要始终以与标准相一致为原则,收入和支出的核算工作要做到透明和公开,使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制度的规范化得到有力的提升。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本研究采用横断研究,因果推断受到限制,未来研究需要结合纵向研究或实验设计来进一步探讨人格特质与幸福感之间的作用机制;其次,本研究的数据全部来源于被试的自我报告,虽然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并不严重,但未来可以尝试与其它的数据收集方法相结合以期获得可信度更高的数据;最后,本研究被试的性别比例不均衡,男性被试少,因此本研究的推论有待更充分的验证。

5 结论

(1)外倾性、人生目的、生活满意度和心盛两两之间呈显著正相关,且它们均与神经质呈显著负相关;

(2)人生目的在外倾性与幸福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在神经质与幸福感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主要考察了政府会计制度的改革以及国家会计制度改革对事业单位现有财务管理的影响,旨在促进未来治理制度和公共财务管理的某些改革。发现我国公用事业会计系统存在的一些问题,如会计核算和登记等系统管理不够规范,制度内容不健全等。在现行的会计和预算管理系统中,原有财务系统并不能反映该机构的实际情况。制度核算体制改革至关重要,会计制度改革是一项长期任务。目前,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改革后,可以更有效地改善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大大提高事业单位的经济管理和资产管理,同时提高事业单位的办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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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Personality Traits and Well-being :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urpose in Life

JIANG Liumin; ZHANG Rongjuan; ZHANG Qiuju

(College of Education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453007,China )

Abstract

To probe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personality traits and well-being,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urpose in life between them. 414 college students were measured with extraversion and neuroticism subscales of EPQ-RSC, Purpose in Life Test,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and Flourishing Scal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extraversion, purpose in lif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and flourishing, all of which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neuroticism,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each other;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rect effect of extraversion on well-being and significant indirect effect through purpose in life; There was only significant indirect effect of neuroticism on well-being through purpose in life. Extraversion could predict well-being both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through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purpose in life, while neuroticism only influenced indirectly well-being through purpose in life.

Key words : extraversion; neuroticism; purpose in life; well-being

分类号 B848.1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19.01.006

基金项目: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2017BJY010)。

通讯作者: 张荣娟, E-mail: zrongjua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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