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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062(2015)01-0064-06 Social technology，中文一般译为“社会技术”，在狭窄和明确的意义上，指那些为保障社会运行，维系社会秩序，获取或巩固一定社会利益，或促进社会发展等社会性目的，影响或调节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的技术。人们通常用物理技术、实物技术、物质技术、有形技术等概念指称生产技术或人与自然、物质世界打交道的技术，以区别上述社会技术。 根据维基百科的考证，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此种意义上的社会技术的基本内涵和概念就已明确提出来了，并渗透到诸多人文科学领域。德克森(M.Derksen)等学者认为，“社会技术”这个概念有助于澄清很多重要的哲学、政治学和经验主义的观点，这些观点因社会技术概念的缺席而被长期遮蔽、掩盖。[1]703国内学者刘大椿也指出：“社会技术的研究是近年来新兴的问题”，“它为增强人文社会科学应答方式的可操作性提供了新思路”[2]。 非但如此，社会技术不仅客观存在，而且对当今社会影响越来越大，引起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和认可。用google搜索social technology，得到了约5.13亿条结果。大名鼎鼎的德尔菲法主要开创者赫尔默(O.Helmer)强调，以在社会中运筹学的运用为代表的社会技术，其重要性可能等同于甚至超过物理技术。[3]6澳大利亚著名环境科学家、著名未来学家考克斯(D.Cocks)则宣称，社会技术的观念是强有力的且极为有用，繁荣社会技术是一个学习型社会的标志。[4]270法国技术哲学家戈菲也特意提醒：一种技术并不总是与一种工具或用品联系在一起的。还存在一些抽象的技术，其实在性无可辩驳，如医院管理技术、商贸技术等。给社会带来重大影响的有时恰恰正是这些所谓“社会技术”。[5]鉴于此，有学者竟至相信我们正在步入“新社会技术的时代”。[6] 尽管如此，正如德克森等人指认的，整体上看，“社会技术”这个语词在社会和社会科学中很少散播，影响甚微。[1]703社会技术学远没有成为社会科学中的显学，社会技术甚至在技术哲学、技术社会学中也没有获得足够显要的地位。这与社会技术的概念史研究这项基础工作非常薄弱有很大关系。由此，文献完备、逻辑清晰、概括精准、挖掘深入的社会技术概念史研究，非常必要。本文就是为此而作的尝试。 一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技术广义化与社会技术概念的提出 工业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发展，带来了越来越精细和发达的社会分工，促进了现代技术的形成，并使技术的重要性日益凸显，1877年出现了第一本技术哲学专著(即卡普的《技术哲学纲要》)。不过，正如1909年韦伯斯特词典总结的，技术被视为工业技巧、工业制造的科学或系统知识，成为当时的主流看法，到现在仍是正统观点。 实际上，很早就有人希望应用社会科学形成手段、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把技术推延到社会领域。亨德森(C.Henderson)1901年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技术概念，即一个把人有目的、自觉地组织起来的系统，使所有因素协调互动，形成合力，进而使社会上对健康、财富增长、公正等的需求实现总量增长和比例配置更为合理。[7]换言之，就是解决社会问题、为社会提供最好服务的一系列社会科学知识和方法。在1912年的一篇文章中他再次强调了以上内容。因为主流观念影响太大，这些创新思想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 不过，越来越多的人文思想家进行反思性拓展，提出更为广义的技术概念。1906年，凡勃伦指出，为有用的目的而对科学知识的运用就是广义上的技术，除机器工业外，它还包括诸如工程、卫生和经济改革这些应用性的分支。[8]影响更大的是韦伯，他在1904年前后指认，近代理性的资本主义，不但需要可以估量的技术性劳动手段，而且还需要按程序规则行事而可资估量的法律与行政，后者关涉“法律技术”，满足目的合理性的手段就可以视为技术；在20年代初更为明确地说，“合理的”技术意味着有意识地和有计划地应用深思熟虑的手段，因此，具体什么东西被看作是技术，界限是模糊的。对于任何行为来说都有该意义上的技术，如祈祷技术、教育技术、统治与管理技术、音乐技术、司法技术等等。受此影响，桑巴特在1911年撰写《技术论》，将技术划分为广义上达到一定目的的适当手段和狭义上用于创造物质财富的操作方法。而奥特利连菲尔德在1914年提出一种新的分类——“其客体是个人之间关系的变革实践”如治安技术、政治权力获得技术等等。戈菲直接将它们概括为“社会技术”。舍勒在1924年强调西方人“几乎完全忽视和遗忘了如何通过系统的心理技术和生命技术，控制他自我、他的内在生活”，斯宾格勒在1931年发表《人与技术》，指出技术就是生活之策略，是为目的而活动的事实而非事物，不能仅仅用器具来理解。卡西尔同年提倡更全面地理解技术，不仅有作为人类器官延伸的类比技术，还有“纯粹象征”技术(如符号系统及其运用)。杜威在1930年更详细地说，技术“系指所有为了满足人的需要，指导和使用自然界和人类的各种能量的智慧性的技巧；技术不能仅限于少数物质的和比较机械的形式”，“技术当然包括那些用以制造出铁路、汽轮、汽车……的工程技术。还包括在教育和人际关系的其他一些模式中采取的某些新方法”。[9] 而越来越多的专业社会学者则直接显明地提出社会技术概念。如伯格斯(E.Burgess)1923年明确提出“社会技术”，将其界定为由心理学、行为学、法学等社会科学发展起来，在诸如社会服务等社会工作中实现对个体(行为)和社会(关系)进行调节的应用技巧。[10]艾里奥特(T.Eliot)1924年指认社会技术就是处理、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是管理理论以及政府法律知识、社会心理学等知识在社会工作中的运用。[11] 二 二战前后到50年代末：社会技术概念的明晰界定和应用拓展 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经济危机所引发的西方大萧条尚未落幕，“二战”不期而至。一时间经济混乱、社会失序、人心惶惶，国家、民族战乱无从遏制。不少社会科学家由此希冀通过一些社会措施、手段来重振经济、恢复秩序，社会计划、社会控制、社会工程成了常见的字词。社会技术随之走进越来越多人的视野。 “社会控制”是罗斯于1896年首次正式提出的。1942年庞德出版《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提出要“发展和适用法令的技术、法律工作者的业务艺术”实现社会控制，[12]法律作为社会控制的手段本身是一种独特的技术；控制论创始人维纳1950年进一步提出法律实践涉及的是使“正义概念得以生效的技术问题”[13]，挑明了法律控制在这种意义上就是一种技术。社会控制及其手段就是特殊的技术。 伯纳德(L.Bernard)在1935年特意提醒，社会技术发展不平衡，那些涉及更少物质内容的人类福利的社会技术远远落后于实现物质目标的社会技术。比如，广告业、银行业、商业、商业组织，远比诸如消灭犯罪、消除贫困、城乡良好管理和国家规划等社会技术发展得好得多。[14]布西奈尔(C.Bushnell)1936年指出社会技术就是解决社会失序等社会问题的手段、技巧，当前的社会形势需要社会技术，需要构建“计划性社会技术系统”。[15] 这得到曼海姆的积极回应。他在40年代的几部著作中强调西方社会新近出现的动荡，根源于“现代社会的技术基础和结构基础已经完全转变”[16]4，这是由另外一种技术进步造成的，只是“对于把它描述为技术的，我们一开始就踌躇不决，因为与它相关的并非可见的机械，而是社会关系和人本身”[16]225。它们很多是无形无体的，但本质和物理技术一样，都是合理性的实现。曼海姆为此界定说：“我将在整体上把这些以塑造人类行为和社会关系为其最终目的的实践和动作看成是社会技术。”[16]229所谓社会技术，“我理解为所有旨在影响人们之间行为的手段总和”。当代大众社会的兴起和极权主义的形成，社会技术不可或缺：“最近这些年从民主国家向极权主义体制的转变，应更多地归咎于社会技术的变化。”[17]解决上述问题，需要社会计划来进行社会控制。为了避免重蹈极权主义的覆辙，社会计划必须是“为自由的民主计划”，而要实现这一点，却有赖于社会技术，如三权分立与制衡，防止权力过于集中；大众传播、沟通技术与教育技术，改变人的价值观，使之走向合作、团结。社会技术本身是中性的，无所谓好坏，如果为好的目的而使用，它们恰恰有助于更美好社会的形成。曼海姆的这些认识，标志着人们对社会技术的界定步入明晰和全面的阶段。 早在1891年凡勃伦就已提出社会工程的概念，经过庞德特别是波普尔的努力，社会工程和社会技术的密切关联得以确立。波普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倡导“零碎社会技术学”，而“零碎社会工程”——“这个术语来描述零碎技术学成果的实际应用”[18]41，指“为了实现某一目标或目的而在自觉地使用一切可利用的技术知识”[18]52，“零碎社会工程师的任务就是设计社会制度并重建和运转现有的社会制度”，但它秉持实验主义、试错论，主张对社会进行局部改革、零星调整。 马尔库塞在1941年发表《现代技术的某些社会涵义》，指出技术是一种社会过程……作为一种生产模式，作为工具、器械以及其他发明物的总体，据此同时成为一种社会关系的组织、固化或变更模，一种控制或支配社会工具。[19]从组织社会关系的角度看待技术，很快得到雅斯贝尔斯的明确响应，他于1949年指认，技术的定义是为了产生有用的物体和效果而利用物质和自然力的活动。但也可以用技术这个词指人类关系的组织、人们坚持的社会制度。[20] 三木清在1942年专门强调“技术存在于主体对环境的积极适应和使之发生变化并创造新的环境的过程中……如果我们所说的环境不仅仅指自然环境，还包括社会环境的话，那么除了作用于自然的技术，还应当有作用于社会的技术”[21]。社会技术是现代技术中特别重要的组成部分。1955年，三隅二不二出版《社会技术入门》，强调要从社会技术的角度看现代社会的发展，认为“自然技术学的惊人的进步，社会技术学的极端落后，很多当代的不幸之原因就是两种技术的不平衡”。[22] 此外，社会技术受到心理学家越来越多的引介和推重。如卡特赖特(D.Cartwright)1951年主张团体动力学(group dynamics)是社会技术典例；斯金纳1953年提出“行为控制技术”；[23]盖伦1949年提出“大规模强加于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之上的各种特殊技术”[24]，即社会技术。 三 60年代迄今：社会技术概念的广泛确认和专门学科深化 60年代后，社会技术概念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频频出现，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和推崇。 技术哲学领域首当其冲。埃吕尔1964年特意强调了一种广义技术论——“在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通过理性获得的、有绝对效率的所有方法”；[25]后来的温纳延续了这一思路。拉普为此说，根据这一思路言及技术“就得探讨诸如法律体系的制定，政治行动的方法以及作战原则这类题目”[26]，如经济计划技术、政府的组织技术以及教育和大众媒介等。布雷诺直白地说，据此“技术应以现代的组织方式，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对这些关系的控制来定义”。[27]而马尔库塞1964年说得更明白：“如今，统治不仅通过技术而且作为技术来自我巩固和扩展”[28]144，如中央计划或“对必需品的生产和分配进行有效的社会控制”就是“一个技术性工作”[28]229。同期芒福德(L.Mmnfond)提出“巨技术”，其典型形式就是古代埃及修建金字塔、中国修筑万里长城等大规模组织方法以及国家官僚统治方法，[29]重在实现对人群的组织、控制和统治。 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技术哲学家为社会技术确立分类学上的地位。萨斯把技术分为三类：其中一类为“建立并规定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组织技术”。[30]邦格在同期强调技术存在四类，其中第二类为“社会性技术：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的、社会学的(政治学的等)、经济学的(管理科学的)”。[31]其1985年另一篇文章指认社会工程就是特殊的技术。泰尔斯在编写“技术哲学”条目时，精选七种定义，第四种即为技术是“由少数技术专家通过有组织的等级去理性化地控制大多数的人群、事件和机器的系统”。[32] 此外，社会技术概念在社会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诸多领域受到越来越多的公开认可。管理学家赫尔默1966年直接以“社会技术”为名出版专著，成为社会技术概念史上一个标志性事件。该书在区分社会工程和物理工程的基础上，把社会技术视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如运筹学、德尔菲法等是其典型。[3]6-8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1967年强调“复杂、大规模的企业组织也许比机器设备更能作为先进技术的真实写照”[33]。这意味着组织、制度等调整人与人关系的形式和手段也是技术。 钱学森先生在70年代提出社会工程思想，将其视为组织管理社会的技术，因为它“不只是研究科学了，而是一门技术，可以称为‘社会技术’”。诸如行政管理系统工程、法治建设工程、思想政治工作都可以视为社会技术。[34]福柯可能是当代关于社会技术最为知名的综合性思想家。早在70年代中，他就提出“规训”这种社会技术即“一种支配人体的技术”，[35]它在使人体服从纪律的同时以培育人的配合意识、自控精神，使其成为对社会有用或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行动者，积极地维系一定的社会秩序。到70年代后期，他还提出另一种著名的社会技术——针对领土、安全和人口(不再是个体)的“治理术”。它强调的不是纪律约束，而是通过对每个个体施以仁爱(施恩)、赋予自由或遵从自然规律、搞好公共管理实现对社会行为的引导和秩序维系。 90年代以降，关于社会技术研究有三个突出表现，一是在技术哲学专著、专文中，社会技术受到广泛的认可并得到不同的阐析。阿加西(J.Agassi)在其2005年修订版的技术哲学专著中，强调“社会技术看起来似乎是不存在的。事实上，它们存在着，但很大程度上是以前科学的形式存在”。比如对某些教育技能、城市规划，公共服务的检测和办公运作程序，都属于社会技术。[36]这本书用了很大篇幅谈论社会技术。杜塞克(V.Dusek)在其技术哲学专著中强调定义技术有三种模式，一是界定为诸如工具、机器等硬件，二是规则，三是把硬件和软件组合起来的系统；斯金纳、埃吕尔、芒福德重视的是第二种，它们就是社会技术。[37]在由奥尔森(J.Olsen)等人主编的技术哲学书中，有人对技术如此界定：“技术所包含的内容远不止机器、工序和发明。过去它或许更着重于硬件，而现在则更侧重于软的方面”，“组织是技术内在组成部分”。[38] 二是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学者直接点明社会技术的存在。未来学家考克斯不但直言社会技术重要，而且明确说“实物技术是制造事物的方法、技巧，而社会技术是引导人们进行有目的的相互往来的方法、技巧”[4]173。管理学家莱克(J.Liker)等人在一篇文章中指认技术可以多种方式进行定义，诸如自由工作小组、质量圈等就是“社会技术”。[39]法学家麦克奎德(S.McQuade)指认物理技术表现为一些有助于完成任务的工具，社会技术则表现为一些关涉人们活动、行为和互动如何产生、进行的方法和技巧。[40]以提出“软技术”而闻名的金周英教授，多次提及社会技术，指认它就是存在于社会活动中的“无形技术”，它把社会科学、非传统科学知识以及跨学科知识融合在一起解决问题。社会技术是一种操作性的知识系统，它形成解决问题的规则、机制、方式、程序和制度。[41] 三是直接冠以社会技术名号的文著不断呈现。早在1989年，诺普(R.Knopff)等人就以《人权和社会技术》为名出版专著，提出通过改变社会结构、环境、制度，实现社会平等的方式和手段，都可以视为社会技术。[42]凯普洛(T.Caplow)1994年出版《异常动机：公共部门对社会技术的忽视》，把社会技术视为以解决社会问题，改善现有社会系统为目的的社会科学知识的实际应用。[43]前述德克森等人在社会科学哲学指南中专辟“社会技术”条目，强调诸如测谎仪、通过操作性条件反射进行行为矫正、法律、规章制度以及各种标准等，都可以视为社会技术。[1]715-716他们还另外专门撰文“社会技术：内在于和来自于社会科学的对技术的跨学科反思”，深入解析提出社会技术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主张它大体上指对人类行为加以形塑、引导，使之实现合适转变的技巧和手段；社会工程、人力资源管理和行为识别都是重要的社会技术形式。[44]皮克尔(A.Pickel)在名为“社会科学与社会技术之间”的文章中特意提醒理性的、以科学为根基的改革政策是社会技术。[45]尼尔森(R.Nelson)在其名为“物理技术、社会技术以及它们的演进”的工作论文中将劳动分工模式和工作的组织、监管模式以及质量圈称为“社会技术”，并强调规章制度是社会技术中很重要的门类和分支。[46]雷伊特塞德在2011年以“社会技术概念的批判性回顾”为题进行了总结性反思，指认社会技术就是服务于控制社会而使用的技术，从大的方面讲，诸如规章制度和社会配置、福柯提出的规训与治理都是社会技术，而更为具体方面，人口统计学、教育学、科学管理、社会计划，有依据的政策和政策宣传，都属于社会技术[47]。 四 结语 综上，社会技术几乎渗透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人类整体和个体的生存与维系，没有社会技术是不可想象的。它大体上涉及宏观的国家管治、调控与干预，诸如社会计划、社会制度及其创设、社会工程等；中观的组织管理；微观的个体心理调适与行为规范。而且，正如曼海姆、考克斯指出的，社会技术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超越物质技术、工业技术重要性的未来前景并非无稽之谈，现代发达国家不但重视创新和大力发展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为代表的新兴物质技术，也越来越重视以组织管理为代表的社会技术，它们是国家兴旺发展不可或缺的两翼。创设和建构合适的社会技术，进行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实现善治和社会和谐发展，是现代国家的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