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183;斯各特：身份探索及东西方关系的艺术思考——“英语世界中的印度书写”研究系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保罗论文,印度论文,东西方论文,英语论文,身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保罗·斯各特(Paul Scott,1920-1978)是20世纪英国文坛一位非常重要的涉印题材作家。从1943到1972年，他曾先后四次去过印度。其中最长的一次是1943年到1946年，他在印度呆了三年。他的一生创作了十三部长篇小说，其中大都涉及印度题材。 1977年，他以反映后殖民时期英印复杂关系的《眷恋》(Staying On)获得英国的布克小说奖。1984年，伦敦图书销售理事会开展第三届“我们时代的最佳小说”评选活动，斯各特的《统治四部曲》(Raj Quartet)和《眷恋》与J.D.塞林杰的《麦田守望者》、威廉·戈尔丁的《蝇王》一起，同时被列入30部“战后最著名的文学作品”之列。斯各特的《统治四部曲》成为后殖民时期西方英语世界反思和总结殖民时期英印关系亦即东西方关系的最重要之作。它包括情节联系紧密的四部长篇小说即《皇冠上的宝石》、《毒蝎的日子》、《沉默之塔》和《分赃》。斯各特的传记作者希拉里·斯泊宁曾经引用别人的观点来评价斯各特的《统治四部曲》是“以大英帝国为主题的英印小说支流中的最有力度的作品”。①1992年，另外一位斯各特研究专家认为，尽管斯各特《统治四部曲》中的第一部《皇冠上的宝石》是 1924年E.M.福斯特的《印度之行》出版以来的涉印题材最佳小说，但令人尴尬的是：“我惊讶地发现，没有任何文学评论就这样一位明显重要的作家的这一作品进行分析。”“斯各特没有获得学术界的认可。”②与西方学术界对斯各特的冷落一样，中国学者对其亦不加重视。如近年由国家教委博士点基金项目资助出版的一本《英国文学通史》中，根本就搜寻不到保罗·斯各特的名字，而主编在“内容概述”里声称本书是“古往今来英国文学重要作家作品研讨的集大成者”。③近20年来，国内重要的外国文学研究刊物也罕见文章研究这位非常重要的英国作家。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学者对于斯各特印度书写的研究非常重视，笔者近期在印留学时发现，早在1982年即斯各特逝世四年后，印度就已有学者完成了关于斯各特研究的博士论文即《保罗·斯各特笔下的印度》。通观斯各特近30年的创作历程，他对前殖民地印度的艺术观察，他在后殖民时代着力进行殖民时代英印关系即东西方关系的艺术思考，这在后殖民理论广为传播和人类历史步入全球化的今天，有着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拟对斯各特在《统治四部曲》中表现的文化身份探索、东西方融和冲突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期引起国内学界对这一重要作家的重视。
二、库马尔：再现身份认同困境的艺术典型
当今世界已经进入加速全球化时代，随着后殖民理论的不断传播，文化身份问题成为文学和文化研究的一个焦点。事实上，后殖民理论的创始人赛义德自己的尴尬便是文化身份问题的一个现实缩影和具体写照。他的身份定位和身份焦虑使他处于东西方文化互动的缝隙处。他既不能回归自己祖先所在的东方伊斯兰文化，又不能完全真正融入西方文化。台湾学者将这位声称“流亡是最悲惨的命运”的巴勒斯坦裔美国学者的回忆录Out of Place非常传神地译为《乡关何处》。④这一书名寓意深刻，包含了丰富的文化信息。后殖民理论关于文化身份的话语偏重从反霸权的立场来重视东方与西方、白种人与黑种人、主流社会与边缘族群之间的关系，带有强烈的后现代解构主义色彩。从文化身份的角度入手对斯各特笔下的人物形象进行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四部曲的主人公之一库马尔身上凝聚了斯各特关于文化身份问题乃至东西方关系的深层考量。
库马尔童年时在英国接受教育，顺从了父亲将自己培养成理想的英国化印度人的愿望。在那里，他有一个英国式的名字哈里·库默(Harry Coomer)，而非他本来的印度名字“库马尔”（Kumar，梵语中意为儿子）。1938年他18岁时，父亲破产自杀。失去经济资助的库马尔不得不回到贫穷的祖国印度，与姑妈生活在一起。在陌生的故乡土地上，他时时事事都感到不如意。在他心里，遥远的英国比故土印度要更亲切一些，但使他失望的是，英国人和印度人一样，都对他不怎么在意。为了与同胞顺利交流，他不得不请人教自己印地语，但他始终没有把印地语说得地道流利。库马尔的英语非常棒，且在印度人看来比英国人更具有英国气质，但他在找工作时，因为明显可辨的印度人特征而被英国老板刁难。他在英国时的好朋友林赛与他通讯往来多年，可当林赛以白人士兵身份来到印度并与库马尔相逢时，他与其他白人一样，对库马尔视而不见。在英国人眼中，库马尔不管英语说得多棒，终究只是一个“Invisible man”（隐身人）。库马尔哀叹道：“对一般白人来说，我是隐身人，因为他们是白皮肤而我是黑皮肤；对我的白人朋友来说，我也是隐身人，因为他无法识别人群里的我。林赛肯定是这样想的：‘他们全都一模一样。’他使我消失不见。我什么都不是。这不是他的过错，他是对的。我算什么呢，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是。”⑤库马尔在心底深处感到绝望，向白人靠拢、向英国人看齐这条路是堵死了。原因很简单，他是殖民地印度人。他的悲剧在与曼纳斯小姐结交并在比比加尔花园与之发生性关系之后更是雪上加霜。警察头子梅里克因为向曼纳斯求爱不成，遂嫉恨库马尔。几个流氓在比比加尔花园当着被捆绑的库马尔的面强奸了曼纳斯小姐。梅里克却不分青红皂白，栽赃于库马尔，将之投入监狱并百般折磨。这位英国化的印度人从此真正“隐身”于喧嚣的世界之外，直到很久的将来才会重见天日。这位“黑色的英国人”的悲剧令人触目惊心。
通观近代以来英国作家的印度书写，其间关于文化身份的艺术叙事比比皆是。例如，在英国殖民文学鼻祖R.吉卜林那里，他的代表作《吉姆》(Kim)的主人公吉姆就是一个典型的具有双重身份认同的文学形象。这和吉卜林与印度藕断丝连的思想和生活关联密不可分。有人戏称：“吉姆(Jim)实在应该叫作吉卜(Kip)。”⑥吉卜林的姓就是“Kipling”。斯各特塑造的库马尔是一个与吉姆身份既相似又相异的艺术形象。吉姆有欧洲血统，但自幼生长在印度，虽有融入印度文化的愿望但又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白人身份；库马尔是纯正的印度教徒出身，但自幼就被爸爸带到英国接受教育并在心灵上完全英国化。他的悲剧便从回到印度开始。吉姆和库马尔在跨文化语境中以混合文化身份感受“文化冲击”这点上是相同的。⑦西方学者威尔逊分析道：“吉卜林相当戏剧性地为他的读者设置了东方人与英国人之间的对比……我们看到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并存，双方都不真正了解对方。我们看到吉姆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但是两条线从来没有交叉过。”⑧英国作家马松在比吉卜林的《吉姆》稍后出版的小说《毁掉的道路》中，也描述了一个库马尔式的人物。穆斯林可汗自小被父母送到英国接受殖民教育，当他学成归国后却遇到了文化方面水土不服的毛病。他感叹道：“我是一个没有国家的公民。任何地方都没有我的立足之地……那些害了我的人就是十年前将我送到英国的人。”⑨一句话，可汗这类印度人的悲剧在于，他们接受的西方教育只能让他们在东西方两个世界中摇摆而已。心中居无定所是他们痛苦的命运。
吉姆虽然长期存在身份认同的困惑，但他最终还是心甘情愿地皈依了自己的白人身份。对于斯各特笔下的库马尔，这个殖民者心目中理想的“黑色英国人”来说，问题可不是那么简单。他想皈依他的印度人身份，尊崇祖先创造的印度文化，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难题，因为他已将自己视为英国人。投入英国文化的怀抱，回到自己感觉亲切的英国人那一边，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事情。大英帝国对印殖民的残酷现实，再加上白人与黑人、东方与西方、文明与野蛮的一组组二元对立，使得库马尔那种一厢情愿的文化身份“单相思”始终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吉姆也好，库马尔也好，文化身份的置换绝不是换衣一样的简单了事。麦考莱之流的一厢情愿诚如斯言：“一般地说，将一个印度人英国化的动机不容置疑：印度人越是英国化，他就会变得越好、越文明。”⑩但有良知的清醒的英国女士、曼纳斯小姐的伯母曼纳斯夫人却大胆地揭穿了大英帝国文化殖民的真相和恶果，从而使那些自动接受文化殖民的印度人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不，亲爱的，假如哈里·库马尔还一息尚存尚能自救，且对他那样的小伙子还有什么生路可言的话，就让这个可怜的人去自寻活路吧。他是残渣余孽，是我们统治时代的多余人，是我们一厢情愿塑造出来的人。”(11)库马尔这个大英帝国殖民治下的“多余人”和俄罗斯文学画廊中曾经异彩纷呈的“多余人”如奥勃洛莫夫、毕巧林和奥涅金等不可相提并论。因为，库马尔身上体现了斯各特关于大英帝国文化殖民的历史和东西方关系的深刻思考。他在东方与西方文化的夹缝中生存，两边都不能上岸。塑造库马尔文化身份的殖民宗主国没有赠与他一种温情脉脉的“皮格马利翁效应”。
这里还有必要提到库马尔与曼纳斯小姐的混血女儿。她一出生就失去了母亲。曼纳斯夫人抚养了她。她给这个女孩取了宗教味浓厚的印度名帕拉瓦蒂（又译“雪山神女”，印度教大神湿婆的妻子），并打算将其培养成为印度人。帕拉瓦蒂开始跟印度古鲁（师尊）学习音乐。曼纳斯夫人幻想：“有朝一日，帕拉瓦蒂也许会在西方大都市演唱，然后自己也成为一位古鲁，教授下一代女孩演唱那些形式复杂的歌曲。”(12)库马尔的悲剧是已存事实，他女儿在未来西方大都市生活时是否会有身份认同的迷惘困惑，小说避开不谈。这就留下了一个悬案，留待拉什迪、阿妮塔·德赛等后殖民作家在现实与艺术中继续探索。
非常有趣的是，印度本土作家一般很少塑造吉姆和库马尔之类具有混合文化身份的人物，但也有少数的例外。1910年，大文豪泰戈尔在自己被人称为“印度的《战争与和平》”的长篇小说《戈拉》中塑造了一个拥有混合文化身份的人物形象戈拉。戈拉自视为正统的印度教徒，但在得知自己是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时印度士兵捡来的战争遗孤时，他先是震惊于自己的西方爱尔兰血统，继而无比坚定地宣称：“今天，我终于属于全印度了。在我身上不再有印度教徒、穆斯林、基督教徒的对立情绪了。”他还告诉印度人说：“经过这样长的时间，我今天终于体会到了母亲的怀抱是什么样子。”(13)戈拉的个案体现的是泰戈尔的世界主义情怀。泰戈尔曾经说过：“人是属于各国和各时代的，他们中间不应该有民族和种族之分。”“现在，已到了把全世界的人都当成自己人的时候了。”(14)还有一个生动的例子。1961年，印度作家B.拉江在小说《西方太漫长》中，描述了一个印度年轻女性面对“文化冲击”的困窘。纳丽妮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并接受了西方生活观念和形成个人主义意识后，回到故乡南印度一个传统小村。她最终成功地冲破各种障碍，与一个低种姓男子结了婚。她开始认同印度传统的山村生活。泰戈尔与拉江两位跨越半个世纪的印度本土作家在对混合文化身份的探索思考上，表现出惊人的一致。他们笔下的主人公几乎没有经受吉姆和库马尔那种强烈的身份认同的阵痛，便很快地达成了与印度文化的认同。他们的思想姿态不能不说与印度传统文化自古以来的包容意识有关。
反观西方，自吉卜林到保罗·斯各特诸家，对于混合文化身份的艺术思考走的是另一理性路数。再以一个能够代表这一路数的英国作家为例。约翰·马斯特在1954年出版的小说《泊瓦尼岔道口》中，借小说里的欧亚混血儿帕特里克·泰勒的口说出了许多文化混血儿、亦即V.S.奈保尔之类文化无根者的心声：“所有不容分辩置疑的关键问题在于，我们不能回家。我们不可能成为英国人，因为我们有一半是印度人；我们也不可能成为印度人，因为我们有一半是英国人。我们只能维持自己的现状，保持现在的身份。”(15)小说《泊瓦尼岔道口》后来准备在印度拍摄成电影时，遭到一些有欧亚混血身份的人的反对，只能改在巴基斯坦拍摄。电影在印度上映前，又遭到当局的严格审查。因为，该电影流露出种族歧视等痕迹。
综合英国作家与印度本土作家关于混合文化身份的艺术思考，我们不难发现隐藏在东西方作家创作理念中的明显差异。吉卜林和斯各特等人是借混合文化身份问题思考东西文化融合冲突的人类大命题，西方作家的视角使他们更多地看到冲突的一面；而泰戈尔等则借混合文化身份问题宣扬东西文化调和与人类一体的主张，印度传统文化注重和谐的一面在他们那里得到了艺术体现。
三、关于殖民时期东西方关系的艺术反思
从很早开始，斯各特就已经意识到，他的印度题材小说应该努力探索1947年8月印度独立以前的英印关系，因为他痛苦地发现，即使到了20世纪60、70年代，英国国内的种族关系还非常紧张。有趣的是，当他在《皇冠上的宝石》开头第一个句子中写下“奔逃的姑娘”(running girl)的字眼时，他自己还不明白，她为何奔逃，又逃向哪里。当这部小说完成后，他马上明白了，她跑开是因为她意识到并欲逃避白人和黑人之间那种丑陋不堪、毫无理性的冲突，这是一种身体上而非精神道德层面的侵扰。斯各特坦白自己也曾带着这一心态逃离印度。(16)由此看来，斯各特在创作四部曲的思想起点上，与创作《吉姆》的吉卜林明显地拉开了距离。
对于斯各特来说，小说就是一种生活的隐喻，而他的四部曲中大英帝国在印度殖民统治的失败，则应与普遍的精神缺陷和一些形而上的问题联系起来加以探讨。斯各特留给读者的是一种模糊的结论：大英帝国在印度统治的巅峰时期企图体现一种爱的理念，但这却是永远不能实现的。因此，四部曲并没有刻意谴责给印度带来痛苦和不幸的大英帝国，相反，作家却为帝国梦想的失落而倍感痛苦，因为，这种“帝国之爱”在印度从未得以展示。英国人是以一种自我想像而非口惠实至的姿态来帮助殖民地印度的。就四部曲而言，大英帝国关于印度的殖民抱负“证明是一场梦想而已”。(17)因此，斯各特在四部曲中着力从个人道德层面入手，反思英印殖民关系。小说中的一个核心人物梅里克是大英帝国恶的化身。他的身上体现了英国殖民者傲慢、自私、无情的一面，他还是一个同性恋者、性虐待狂。他对库马尔的栽赃陷害和人身侵犯将英国殖民者的“文明”外衣剥得干干净净。小说中的一个英国人评价梅里克时说：“梅里克太黑了。我们大多数人劣迹斑斑，与他一样黑。几乎没有什么真正的白人。”(18)梅里克最后被印度人打死体现了作家关于道德问题的艺术思考，也体现了他关于英印即东西方关系的反思深度。回溯 E.M.福斯特的《印度之行》，这同样是一部反思英印关系的杰作，但其中的英国人无一遭受梅里克式的“悲惨”命运。不过，斯各特将他关于英印殖民关系的反思集中在道德层面，对于英国在印度的经济掠夺等其他方面少有展示，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的思考力度。
在斯各特的笔下，我们可以时时见到吉卜林小说与福斯特小说《印度之行》中常常出现的英印对立境况。在印英国人拥有自己的圈子，一个个这样的圈子组成了在印度的“小英国”。它是一种自觉的封闭性的集团，极力排斥当地人的参与。就连英国人的当地朋友也不例外地遭到俱乐部拒绝。这在另外一位著名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长篇小说《缅甸的日子》中更是得到浓墨重彩的渲染。(19)在四部曲中，一对英国新人苏珊与宾汉举行婚礼时，前来祝福道喜的印度地方官居然被挡在了门外，因为门卫只认肤色黑白，这让他们非常尴尬。肤色意识是种族歧视的代名词。它已经成为在印度大多数英国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库马尔的英国好友林赛到了印度后也无法逃脱这一殖民文化场域的影响，他对昔日朝夕相处的印度朋友库马尔视而不见，将其变为“隐身人”。这使库马尔的文化身份认同危机雪上加霜。英国人中的有识之士如曼纳斯夫人对这种“肤色决定论”痛心疾首：“我在想，到最后什么都会剥落消失的，只剩下那种种族歧视，因为它是一切的最后分界线。不是吗？我指的是肤色，而不是死亡。”(20)
作为影响英印不平等关系诸多因素中的一种，“肤色决定论”对于殖民地人民的心理冲击非常强烈。他们说：“我们永远不会与英国人成为朋友，他们也永远不会视印度人为友，但我们没有必要成为敌人。人不是生来平等的，也不是生来就是弟兄。”(21)在《毒蝎的日子》中，穆斯林艾赫迈德·卡西姆与英国姑娘莎拉一起遛马，这仿佛是福斯特小说《印度之行》结尾的印度人和英国人并排骑行后又分道扬镳的经典场景再现。因为，卡西姆告诉莎拉：“无论如何这是浪费时间。不管你是否愿意与印度人建立友好关系，你只能退回到你自己那边去。”(22)正如此言，正直而富有同情心的莎拉终于未能跨越肤色和文化界限，与卡西姆的友谊也始终未能上升到恋情的地步。印度人的心理敏感不是没有道理的。
难能可贵的是，斯各特在对跨文化交往的艺术思考方面，毕竟作出了超越吉卜林和福斯特两位前辈作家的大胆探索。最明显的例子是勇敢的女主人公曼纳斯小姐与“黑色英国人”库马尔之间的跨肤色恋爱。她试图跨越文化之河，走到彼岸的印度人那边。且听二人单独相处时的对话。库马尔问曼纳斯小姐：“你想证明什么呢？是证明你不在乎我们的交往吗？”女方说：“我认为我们已经超越了种族的界限。”库马尔反驳说：“我们永远不能超越种族的界限。”当他在彼此忘情状态中进入对方时，曼纳斯的反应可以视为东西方接触时文化心理阵痛的又一隐喻：“当他进入我身体时，弄得我大叫起来。”(23)这体现了她亦即作家欲以男女之爱来联合东西方的梦想或曰一种试验。她的悲剧在于，她只享受了与库马尔做爱的刹那极乐，便被命运无情地永远淹没了。这仿佛表明，在殖民时代，东西方精神或物质上的真正融合只能是昙花一现的美梦而已。
不光是曼纳斯小姐在努力寻求打破东西方种族界限和“肤色神话”，还有其他英国人自愿加入这一行列。教会学校的传教士克莱恩小姐在印度进行教育慈善活动，当她的印度同伴乔杜里为保护她被暴徒打死以后，她守护在他身边，摸着他的手念叨：“我很抱歉，过了这么久时间我才明白，已经太迟了。”(24)她是为印度人舍身保护她而感激。克莱恩小姐获救后，终于在某一天按照印度寡妇殉夫的“萨提制”，穿上白色沙丽，在小屋里自焚身亡。她以实际行动诠释了英印普通人之间的纯洁友谊。另外一位承袭了克莱恩小姐对印友好姿态的传教士芭比对壁垒森严的英印界限非常反感。她曾对莎拉说过：“我为这一种族界限感到羞愧。我从来没有做点什么来改变这一局面。”(25)在临终前夕，神志不清的她在回光返照中还自言自语：“我没有病。你没有病。他、她或它都没有病。我们没有病。你们没有病。他们全都好好的。因此……”(26)芭比的话是对整个殖民世界的白人所说，看似荒诞的疯子语言其实正包含着对于殖民主义罪恶的“肤色神话”的犀利解构。至于莎拉的祖母则更是可敬。她不仅没有响应英国人为因下令开枪镇压印度人而被当局处分的雷德将军捐款的决定，反而将她的钱秘密地捐给了那些在大屠杀中遇难的印度人的遗属。“肤色神话”在她那里没有立锥之地。
更有意义的是，斯各特在对这些对印友好人士的描写中，还真实地记录了他们中某些人对于东方印度的文化隔膜感。有时，这一感觉又是和一种乡愁情结密切相连的。如莎拉建议芭比将她的大箱子存放在一个穆斯林那里，身为基督教徒的芭比坚决拒绝道：“想到把我的大箱子放在一个异教徒那儿，我心里就不舒服。”(27)斯各特最后一部小说《眷恋》取材于20世纪70年代。它曾荣获1977年布克文学奖。它的重要价值在于艺术地反思殖民时期的英印关系对于后殖民时代英印关系的深刻影响。在《眷恋》中，一部分滞留印度的英国人不仅感受到印度独立带给西方人的心理冲击，还一如既往地体验到那种处处存在的文化隔膜感。当然，这种感觉是与思念英伦半岛的浓浓乡愁交融在一起的。这以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卢西最为典型。例如，她在小说结尾处对亡夫塔斯克饱含真情地倾吐着心里话，也顺便道出了滞留前殖民地大半生的英国人的无奈和孤寂，这是一种难以融入东方世界的真实而又长久的“文化冲击”：“从今往后直到末日，我都是孤独的。在异国他乡起居行走，孤独将伴我永远永远。……啊，塔斯克，塔斯克，塔斯克，你怎么忍心把我孤身一人抛在这里，而自己却回家安眠？”(28)
斯各特关于英印即东西方交往的艺术探索，是对他的前辈作家吉卜林与福斯特的继承与超越，同时，又不自觉地在同时代乃至后起的西方作家笔下产生了共鸣。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印裔英国作家V.S.奈保尔便是一例。奈保尔曾以数次亲临印度的经历来论证西方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东方、走近东方。与库马尔相似，奈保尔的思想长期徘徊在东方和西方、印度和欧洲之间，成为一个思想、感情与价值观自我分裂的人。奈保尔将自己的一部作品命名为《半生》，就是他文化归属上呈分裂状态的生动艺术写照。奈保尔早年接受的英语教育，加上后来接受自由、平等、科学、理性等欧洲传统价值的浸染，使他逐渐站在旁观者而非本土印度人的立场来打量和体悟印度文化，从而形成与泰戈尔、甘地等人不同的印度文化观，也就顺理成章地形成了他与印度母邦文化之间的“文化疏离”。在“文化疏离”的感觉中，奈保尔的文化寻根之旅意味深长。他认为：“东西方之间的全面沟通和交流，是不可能的；西方的世界观是无法转移的；印度文化中依旧存在着一些西方人无法进入的层面，但却可让印度人退守其中。”(29)这仿佛吉卜林关于东西方关系的老调重弹，定下了他的寻根之旅的基调，也预示了既是散居族裔一员也为西方文化载体之一的他在邂逅印度文明时的陌生情感与逃避姿态。也许正是这种与印度世界隔阂陌生的心理作梗，对他而言，印度仍然是一个“黑暗之地”，不管他如何声称自己身在其中，他仍是“一个局外人”。(30)
奈保尔提供的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个案。它对探讨全球化时代东西方民族交往融合的问题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也和保罗·斯各特关于东西方关系的艺术思考形成共鸣。可以认为，奈保尔和保罗·斯各特提出了一个世界性命题：西方怎样看待东方?西方怎样走向东方？
注释：
①Hilary Spurling,Paul Scott:A Life of the Author of The Raj Quartet,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Inc.,p.374,1991.
②Francine S.Weinbaum,Paul Scott:A Critical Study,"Preface",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92.
③侯维瑞主编《英国文学通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④赛义德：《乡关何处》，彭怀栋译，台湾，台湾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0。
⑤Paul Scott,The Jewel in the Crown,London; Panther,p.262,1973.
⑥David Rubin,After The Raj:British Novels of India Since 1947,London: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p.43,1986.
⑦Rudyard Kipling,Kim,Doubleday,Page & Company,p.243,1922.
⑧转引自爱德华·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206页，北京，三联书店， 2003。
⑨Allen J.Greenberger,The British Image of India,A Study in the Literature of Imperialism 1880～1960,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p.71,1969.
⑩David Rubin,After The Raj:British Novels of India Since 1947,London: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p.47,1986.
(11)Paul Scott,The Jewel in the Crown,London; Panther,p.446,1973.
(12)Ibid.p.451.
(13)刘安武等主编《泰戈尔全集》第十三卷，476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14)刘安武等主编《泰戈尔全集》第二十一卷，154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15)John Masters,Bhowani Junction,New York:Viking,p.21,1954.
(16)Hilary Spurling,Paul scott:A Life of the Author of The Raj Quartet,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Inc.,p.304,1991.
(17)Francine S.Weinbaum,Paul Scott:A Critical Study,"Preface",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pp.122～123,1992.
(18)Paul Scott,A Division of The Spoils,New York; Avon Books,p.218,1973.
(19)George Orwell,Burmese Days,New York:Time Incorporated,1950,pp.213～ 217.
(20)Paul Scott,The Jewel in the Crown,London; Panther,p.448,1973.
(21)Paul Scott,The Day Of The Scorpion,London:Heinemann,p.109,1968.
(22)Ibid.p.151.
(23)Paul Scott,The Jewel in the Crown,London; Panther,p.406,1973.
(24)Ibid.p.58.
(25)Paul Scot,The Towers Of Silence,London:Heinemann,p.200,1971.
(26)Ibid.p.392.
(27)Ibid.p.274.
(28)Paul Scott,Staying On,London:Heinemann,1977,p.216.
(29)V.S.奈保尔：《幽暗国度》，李永平译，317页，北京，三联书店，2003。
(30)Bruce King,V.S.Naipaul,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p.63,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