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世纪的国略：人口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持续发展论文,跨世纪论文,人口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然资源可分成非更生性、可更生性和恒定性资源三类，而无论哪类资源均存在稀缺的问题。
在漫长的历史中进化形成现今可供人类使用的各种资源，这本应属于全体人类共同拥有，而不应属于哪一部分人所有。但是由于私有制、家庭、国家的产生和历史演进的结果，形成现有资源中主要资源被不同国家或地区分割的局面。
应正视资源环境系统在不断退化的现实，应正视人类需求不断增长与世界有限性之间的矛盾。
在资源合理定价并得到严格执行的情况下，需要从企业的净利润中扣除相关生产的资源消耗。在作了这类扣除后余下的才是真正的利润，称之为净当前社会价值(NPSV,net present social value)。
根据NPSV的定义不难理解，如果企业过度地依靠消耗资源来获利，尽管在传统核算框架上它是赢利的，但其NPSV可能就是负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个企业的资源消耗值被社会征收，它就不可能再生存下去。于是，资源费用就会成为有力的鞭子，驱赶企业从资源密集型走向资源效益型。
企业必须切实治理污染，以免付不起排污费；它必须千方百计降低能耗和物耗，以免付出的资源补偿费过高。林业依靠成片毁林来提高“产值”的事不再会发生，因为其产值将抵不上资源损耗值。
资源价值体系的形成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键。不能认为通过政府的提倡、学者的呼吁和宣传教育，可持续发展就能自动地实现。
贫困很容易触发掠夺性开发。即使已经摆脱贫困的发展中社会的群众，其追求较高物质消耗的强烈愿望合并较快增长的人口规模，通常也具有对可持续发展不利的负作用。
下篇
六、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之环境战略
我们从环境问题的产生原因出发探讨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涵，这里所指的环境问题，包括了资源短缺、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等各个方面，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将他们看作是形式不同的资源短缺。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是生态系统更新和平衡能力的短缺。污染则是环境自净能力的短缺。于是，环境问题便可被理解为发展过程中的广义性资源短缺。可以将这种短缺现象分解为两个分量，一个分量是为了在一定生活质量基准上支持现有人口所必需的，另一分量则成因于资源的滥用。
1、环境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意义的终极：资源的物质变换
“资源”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应当摒弃不同学科的偏见，揭示其固有的内涵与外延，且应尽量简明扼要，可表述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一切有价值的物质，即为资源。这一定义有三层含义：一为资源不仅存在于自然界，主要为地球，以及直接供给或影响地球资源的太阳、月亮等行星。如太阳直接供给太阳能，月亮是潮的形成的条件。若根据某些科学家建议：“炸毁月球”，则潮的现象将会由于失去潮的资源而不复存在；而存在于各种社会形态的人类社会，存在着社会资源。二为资源的价值特征。这是资源固有的本质特征，不以人们的利用程度为转移。如某些贫矿，在该类富矿较充裕或开采、冶炼技术不高明的情况下，不被看作资源，而当富矿枯竭或开采、冶炼技术提高后，则当作资源加以利用。但是无论哪种情况，贫矿始终是一种资源，只是这种资源的经济价值不高而已。三是资源的物资性。资源本身是物质的，如自然资源和部分社会资源；或者资源本身具有非物质性，但它依附于物质存在，如技术资源、管理资源等。1966年美国微观人口经济学家莱宾斯坦(H.Leibenstein)在《美国经济评论》杂志发表文章，提出和论证了潜藏在人的机体内，由人的心理支配的“看不见的资源”，引起某些经济学家特别是日本经济学家的重视。对这种“看不见的资源”作出评价，属不属于原本意义上的资源暂且不论，不过即使是一种资源，也没有离开人这个载体，“看不见”依赖“看得见”的人而存在，没有离开资源的物质属性。
从上述定义出发，可将资源划分为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两大类，本文探讨的资源的稀缺性，系指自然资源而言。自然资源可分成非更生性、可更生性和恒定性资源三类，而无论哪类资源均存在稀缺的问题。非更生性资源，顾名思义，以不可更生、不可循环为特点，如各种金属和非金属矿开采利用以后不能复得；自然物质随着人口的增加和需求量的加大而减少，某些已亮出“黄牌警告”：土地、森林、牧场、渔业等可更生性资源，面对人口膨胀更生的速度和规模已很不适应，过度开发利用已使这类资源显示衰减态势；而包括太阳、潮汐、风、水、原子等能源恒定性资源，尽管数量巨大，但是由于受到一定时间、空间和技术条件的控制，一般仅能利用其中较小甚至是极小部分。相对人口增长和资源消耗增加来说，自然资源的稀缺性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
可持续发展主要涉及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由于不同学科所站角度不同，阐述的重点和强调的方面亦不尽相同。1994年在开罗召开的联合国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通过的《行动纲领》指出：“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是人”，突出了人口在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强调可持续要确保当今和后世所有人公平享受福利的手段，充分认识和妥善处理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使它们协调一致求得互动平衡。按照这样的思路探讨可持续发展，我认为，任何社会形态下人口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基础，因为按人口平均计算达到的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及其所能提供的技术装备，标志着对自然资源一定的探测、开发和利用的能力，为社会发展提供怎样的物质基础，以及对环境怎样保护、治理的程度：人口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目的，即建立满足当代人需求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能力构成危害的社会体系，人人都以为自己和家庭获得适当的生活水平，清除贫困和走向富裕，是可持续发展追求的目标；人口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前提，亦即追求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质量为代价，而要以环境保护、维护生态的平衡为前提。然而人口与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归根结蒂还是要以人口与资源能否达到“协调一致”和互动平衡”为转移，人口与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是全部可持续发展的条件，是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终极因素。
当然，这不是对个别国家和地区，而首先是对全球和人类拥有的总体资源而言的。据科学家考证，地球的形成已有47亿年的历史。地球上有生物生存也已有了二、三十亿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中进化形成现今可供人类使用的各种资源，这本应属于全体人类共同拥有，而不应属于哪一部分人所有。但是由于私有制、家庭、国家的产生和历史演进的结果，形成现有资源中主要资源被不同国家或地区分割的局面。这就给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带来一定的障碍，而只能求助于国际或地区间的不等式：资源丰富≠发展快，资源贫乏≠发展慢；也自然会有等式发生：资源丰富的某些国家或地区发展迅速，资源贫乏的某些国家或地区发展缓慢。所以，就个案分析，很难找出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速度、发达程度同资源的固定模式。上述四种情况虽可举出典型的例证。然而将世界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观察，则人口、环境、经济、社会的发展都离不开资源。一切发展都是资源的物质变换。我们消费掉煤炭、石油等能源，取得热能、电能等功效，同时燃烧放出大量二氧化碳，绿色植物叶绿素在阳光的作用下，又将二氧化碳和水合成有机物，成为新的能源。我们开采铁、铝、铜等金属和非金属矿产，经过冶炼和制造成为有用的生产资源和生活资料，也是在对这些资源进行有目的的物质变换。资源贫乏国家和地区通过贸易使短缺的资源得到补充，然后在物质变换中提高其附加值，去换取更多的资源，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走的正是这种“贸易发展道路”；资源丰富的国家或地区通过贸易输出多余的资源，往往输入几经物质变换、附加值大大提高了的新的生产和生活资料资源，许多“资源型”发展中国家走的正是这样的道路。因此无论资源与发展等式还是不等式的国家或地区，发展都同资源紧密相联，是自己已有资源，通过贸易取得资源进行物质变换过程，发展总是直接或间接受制于资源。
2.环境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键：资源价值体系的建立
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解，生态学家和生态主义者是从保护全球生态系统的角度出发的，因此他们强调应尽量减少生态退化，坚持一切生物皆有其生存的权力，激进者则反对一切生态退化。换言之，如果存在生态退化，相应的发展就不能被认为是可持续的。另一些定义倾向于将可持续性视为维持乃至改善人类福利的自然资源基础，也就是说，各种自然资源的存量至少应被维持在某一水平，以使未来人类至少能保持与当代人同样的产业。这一种需求的本质是经济学的，它不要求停止消耗可耗竭资源，但要求这类资源储量的更新或替代；它不反对使用可更新资源，而要求使用以资源的再生能力为限；它不主张制止废物的排放，而主张使排放与环境自净能力之间达到平衡。此外，还有一些有关可持续发展定义的观点涉及到社会内部和国际的资源分配，换言之，更有效和更公正的分配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
上述定义从不同侧面探讨了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和含义，但它们都强调了可持续发展是一种经济上的长期运行的模式，都考虑到了自然资源基础对经济的支持能力的长期可维持性。另一不容忽视的隐含前提是人口基本处于静止状态。因为不言而喻，只有在人口静止时，维持资源总量不致减少才能确保未来世代人们的福利不至于下降。而在人口增长的条件下，只有不断增加人类的资源基础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在人口增长的情况下，可持续发展是难以甚至是不可能实现的。
可以认为，可持续发展是这样一个全新的观念。它吸收和综合了有关人类和环境关系前途的悲观观点和乐观观点的合理方面，并由此成为对人类发展有很强的指导意义的观点。根据持续发展观，我们对环发关系不应持乐观态度，应正视资源环境系统在不断退化的现实，应正视人类需求不断增长与世界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但另一方面，持续发展观又指出了使人口、环境与发展关系变得和谐的现实可能性。
从可持续的内容考虑，它包含了人口、环境、社会和经济各领域极为广泛的内容。因而告别了局限于经济的传统发展观。所有这些，都是通过其定义的简单讨论就可获得的印象。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这种表面化的讨论上，人们很容易将可持续发展理论理解为：“经济发展重要，环境保护和人口控制也重要”这类口号式的内容。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大会以来的历史表明，罗列式的强调种种问题的重要并不使人们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其原因还在于我们未能认识这些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的本质，从而找不到一种统一的策略使全人类采取共同行动去解决这些问题。可持续发展战略正是顺应这一时代要求产生的全新发展战略，尽管对它的理论研究还是很不充分的，但它至少已给予我们不再将有关问题割裂看待的视角。
解决广义资源短缺的出路在于增加资源的储量和限制乃至减少对资源的要求。前者称之为资源的发展。这里先假定资源储量是固定的，从而先考虑怎样限制对资源的需求。在上述两个分量中，以合理的生活质量作标准满足人口所需的分量应被视为刚性极强，这就产生了人口控制的必要性。但是，由于人口运动的自身规律性，人口在很长时期仍将继续增长，提高生活质量的要求也会继续存在。因此，这一分量的继续增长是难已避免的。因此，在没有资源发展的情况下，遏制资源滥用就成为平衡供求的主渠道。
根据外部性理论，资源滥用乃市场缺陷所至。这里，理论上可将外部性的产生区分为两种情况。在第一种情况下，涉及的是典型的公共物品。这类资源是不可分割的和不可（或不应该）私有化的，难以通过价格的波动来调节其供求关系，甚至很难确定使用的价格。第二类资源滥用是由价格体系的缺陷引起的，某些物品的价格并未正确地反映其供求关系，低价或免费使用使人们产生资源丰富的错觉，从而鼓励了人们对这种资源的过份使用。以上两种情况对资源滥用和掠夺性开发都具有鼓励作用。但从解决问题的思路上看，前者要求政府、社会和国际组织的协调和控制，对策主要是非经济性的，后者要求完善市场机制和价格体系，对策主要是经济性的。我们将会看到，绝大多数资源环境因子的保护同时具有上述两种性质，既要求协调和行政控制，又要求经济机制的完善。但价格和市场机制的完善对持续发展来说是更为基本的。
为资源建立价格体系被视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条件，其理由首先来自资源维持和发展的需要。如果未来人口不增长，可持续发展意味着未来人至少拥有当代人同样的资源基础，以获得同样的福利产出。如果人口还将持续一段时期的增长（永远增长就不可能有可持续发展）和生活质量的上升，可持续发展就意味着人类的资源基础必须获得相应发展。而资源的维持和发展意味着什么呢？一句话，这意味着足以补偿资源损耗的相应投入。例如，对于退化的草原，需要通过改草、施肥和建立灌溉系统使之恢复的投入；对于环境污染，需要通过治理以保持环境质量的投入；对于消耗中的石油储量，需要研究和开发替代能源以使其损失得到充分补偿的投入。只有这样，经济发展才是可持续的。这样做的含义是，传统的经济核算中被称为“利润”的那部分产出中有一部分应被视为“资源转移”或“资源折旧”，这一部分钱不应被用于其它地方，而只应用于资源的维持和替代资源的开发。
由于资源损耗量与补偿性投入的这一对应关系，使我们可以计算出某种资源的“价格”。不难看出，由此计算的资源价值并不违反劳动价值论，因为这一价值的产生实际上是劳动投入于资源维持的结果。由于资源被定了价，就会产生一系列有利于持续发展的后果。
首先，由于资源的有价使用，资源的发展就变得较为现实了。在技术进步力量的推动下，与生产设备的折旧费使用一样，“资源折旧费”的使用可以导致资源的发展而非仅仅保持存量。在供求关系调节下，对某些资源的商业性经营会变得有利可图，从而形成资源产业，以专门从事资源的发展。
其次，在资源合理定价并得到严格执行的情况下，需要从企业的净利润中扣除相关生产的资源消耗。在作了这类扣除后余下的才是真正的利润，称之为净当前社会价值(NPSV,netpresentsocial value)。如果能够成功地使企业的净利润等于NPSV，就能强有力地遏制企业依靠消耗资源获取最大利润的倾向。企业必须切实治理污染，以免付不起排污费；它必须千方百计降低能耗和物耗，以免付出的资源补偿费过高。林业依靠成片毁林来提高“产值”的事不再会发生，因为其产值将抵不上资源损耗值。更重要的是，根据NPSV的定义不难理解，如果企业过度地依靠消耗资源来获利，尽管在传统核算框架上它是赢利的，但其NPSV可能就是负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个企业的资源消耗值被社会征收，它就不可能再生存下去。于是，资源费用就会成为有力的鞭子，驱赶企业从资源密集型走向资源效益型。
最后，可能也是最深刻的变化是价格和市场体系的改变。资源的有价使用一旦合理到位，毫无疑问会导致基础产品价格的上升。受供求关系调节，较依赖紧缺资源的产品价格上升较大，这种价格变动是系统性的，通过一般平衡过程将形成新的价格体系。此时，人们的传统生活方式将不得不发生大的变化，某些物品贵得使人感到再也消费不起，生活质量的提高不再是物质享受增加的同义词，而转向依靠不那么耗费资源的服务和资源的高效利用。也就是说，将形成与持续发展战略相一致的价格体系、市场体系和生活方式。
基于上述理由，可以认为资源价值体系的形成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键。不能认为通过政府的提倡、学者的呼吁和宣传教育，可持续发展就能自动地实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行为的变化方向说到底还是受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不仅是道德力量所能够左右的。因此，只有将市场体系改造得有利于可持续发展，持续发展之路才能走得通。当然，这并不是忽视政府和社会的作用。不可否认，资源的定价和费用征收只有由社会利益的代表者来实施，在多数情况下就是政府或法律体系。所以，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政府对经济的调控作用必然地会变得更强。强调市场体系改造的需要性也并非忽略环境宣传教育的价值，相反，由于可持续发展的成败决定于人类能否建立起与这一目标相一致的生活方式，而新的生活方式的建立固然离不开对市场体系的改造，但形成与这种生活方式相一致的价值观体系也是极为重要的。总之，要使可持续发展成为现实，基本要素是以资源价值系统改造市场体系，保证新市场体系运行的政府与新生活方式相一致的价值观体系。
3、环境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难度：今天与明天的资源优化配置
将可持续发展过程视为将资源价值引入价格体系，以此重构市场体系和人们的生活方式的过程。与这一过程相配合，政府必须代表社会发挥积极的作用，重构人们的价值观体系。可持续发展过程这一描述是甚为理想化的，其中隐含着一些重要假设，例如，这应是一个拥有成熟市场经济的社会，某些物品的价格变动能通过一般平衡原理有效地影响整体资源配置。在这个社会中，人们普遍享有过得去的物质生活质量，社会的技术进步潜力是巨大的等等。仅仅从这些假设中，已不难体会到可持续发展是艰难的。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是不发达状态。在当今世界，发达国家人口仅占二成，其余皆是发展程度不等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水平越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难度越大，这是不争的事实。不发达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困难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不发达通常意味着传统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较大比重，人口主体的生计依靠简单劳力、传统技术和小片土地的结合，技术和资本极端缺乏，人口增长较快。因人口增长而扩张的需求压力迫使人们以传统方式强化利用自然资源，过牧、毁林和沙漠化等生态退化现象便是这一过程的产物；从而导致不发达的生态危机。这种危机的性质与发达国家的环境危机间的本质差别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不发达的环境问题是人口增长、贫困和生态退化间的恶性循环，惯性极大，治理需同时从控制人口、国土治理和反贫困着手，难度极大。另一方面，不发达状态意味着严重缺乏治理所需的国力。综合这两方面因素不难发现，陷于贫困泥潭的社会想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摆脱生态危机很难成功。
可持续发展是着眼于未来的发展，某种程度上也可理解为当前与未来间的资源优化配置。对于贫困人口来说，这种策略显然是缺乏吸引力的。他们连现在都不能保证又怎能顾及未来。由于这种态度，贫困很容易触发掠夺性开发。即使已经摆脱贫困的发展中社会的群众，其追求较高物质消耗的强烈愿望合并较快增长的人口规模，通常也具有对可持续发展不利的负作用。
其次，应探讨技术资源的作用。抽象地讲，技术资源对环境保护来说是一种中性的力量。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制造业的技术进步，既能不断推出更为节能的小汽车，也能推出更大马力更耗能的豪华汽车。在宏观上，技术进步使得人类能使等量资源消耗产生更多的福利，同时通过增加人类的资源开发利用途径，又强有力地推动人们消耗更多的资源。所以，技术进步究竟起到怎样的作用，取决于市场力量的引导，政府政策的作用和社会价值观的取向，如果可持续发展战略得到实施，包括资源价值进入市场体系，政府奉行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政策，进步就能成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
资本与技术合作，起到的作用也是类似的。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如果社会主流追求更多的资源消费，则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力下，资本将起到加速消耗资源的作用。但以可持续发展策略改造市场之后，同样在利润最大引导下，资本的作用会转向有利于环境的方向。
也就是说，资本和技术作为最重要的经济资源，对任何发展模式都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由于资本和技术主体上是由发达国家拥有的，因而在向可持续发展的转轨途中，发达国家将更为顺利，发展中国家则比较艰难，那些穷国在这条道上几乎是走不通的。70年代中东石油危机引发的后果很能说明这一问题。当时，石油飘升震撼了整个世界，发达国家最初受到的打击最为沉重。但由于其资本和技术资源上的优势，很快便涌现出各种节能技术，国民经济的能效大幅度提高。最后，受打击最大的反而是石油消费并不大的穷国。这说明，当资本可通过掠夺性开发获取最大利润时，技术力量可成为掠夺性开发的助推剂，而当资本只能通过节约资源获利时，技术与资本合并可成为自然资源的有效替代资源。自70年代以来，各类初级产品在经济中的重要性大致呈下降趋势，而技术资源的作用不断上升，就是这一替代过程的体现。技术资源极为贫乏的穷国在这一过程中处境则愈加艰难。
第三，应考察市场发育程度对可持续的作用。前面提及的将资源价值引入市场后起到的作用，只有在充分发育的市场中才会变为现实。因为只有在成熟市场中，价格才会较真实地反映供求关系的变动，市场才能对价值变化作出较灵敏的反应。这时，需要保护的环境因子的使用价格上升信息才能准确地沿市场网络扩散，并导致替代资源的发展。但是在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市场发育是不充分的。
市场发育不充分对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有多方面的重大消极作用。不少发展中国家的广大农村腹地几乎无市场经济可言，大城市市场虽较为发育，但起主导作用的是国际资本。于是，市场对本国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相对较弱，反而常因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风波而受拖累牵连。在农村腹地，技术和资金难以通过市场渠道进入，使人们只能以传统生产技术维持增加的人口，从而导致贫困与生态退化在人口压力下的恶性循环。
最后一个问题是人的现代化方面的差异。环境保护涉及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特别复杂，健全的法律体系、有效的执法机构和人员，以及公众的法制意识缺一不可。此外还需要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和推动、媒介和普及教育的积极作用，公众有较强的公共意识、环境生态意识等。看一下这样的清单后不难明白，在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人、社会和管理体制的传统性是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巨大障碍。
可持续发展与普遍意义上的发展间一个很大的区别是，后者主体上是一个国家的发展，而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则带有很强的国际性，或者说，可持续发展具有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际协调发展的双重特点。全球的环境与自然资源是一体的，如果一些国家因环境恶化而不能自拔，其它国家或多或少、或迟或早也会受到拖累，从长远的观点看不会出现一些国家步入可持续发展的康庄大道，而另一部分国家滞留于环境恶化泥潭的局面。然而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又是以“国民经济”为主体的，国家的利益通常支配着国际关系。
第三世界国家在转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上述困难，对此，西方学者或出于其维持发达国家利益的立场，或出于缺乏对第三世界国家具体情况的正确理解，很容易偏向两种观点。一些学者倾向于认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其中的穷国不大有可能取得长足的发展。因为那样的话全球经济规模会超出地球的承载能力，当然也就更谈不上全球的可持续发展了。以承认这一观点为前提，一些学者得出可持续发展难以在第三世界实现的结论。另一些学者指出国际间“均贫富”式的再分配对持续发展的必要性，但又承认这是很难实现的。另一种倾向是要求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水平相对很低的情况下实现可持续发展，也就是说，富国实现高生产力下的可持续发展，穷国则实现低生产力下的可持续发展。
对后一类倾向的观点可以从不同角度解释。如果理解为第三世界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应尽可能减少环境损失，做到与自然和谐，无疑是正确的。如果要求第三世界无视自己的实际情况在环境保护方面实施与发达国家类似的做法，显然是不现实的。与其说是推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还不如说在打贸易战。至于那种要求发展中国家牺牲自己的发展权以降低全球对环境的消耗的观点，非但带有浓厚的新殖民主义色彩，而且这种做法本身也是有害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因为如果不能成功地发展，发展中国家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的种种障碍就不能消除，贫困条件下人口与生态退化间的恶性循环就不能制止。因此，坚持发展优先原则是发展中国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生命线。
在坚持发展优先原则的前提下，发展中国家能否转向可持续发展方向的关键是发展的效益。这里的效益含义是多重的，首先是经济效益。经济效益越高，越能保持发展后劲，积累效益治理所需的经济实力，并有足够的投入推动实施可持续发展所必须的各方面社会进步。其次是发展的社会效益，发展所获得的利益必须公正的分配，使公众的生活质量得到相应的提高，使教育、科技、文化和其他各方面获得相应的进步，消除技术资源薄弱、法制滞后、公众观念和生活方式上的传统性等各种阻障持续发展的障碍。
在发展的环境效益方面，发展中国家追求的目标应是尽可能合理地利用好本国的自然资源基础，尽可能减少发展过程中的环境损失。“明智的利用就是保护”这一口号对目前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不能说是过时的，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由于要实现经济规模的巨大增长，又由于前述的各种不利条件，因而要求实现没有环境代价的发展是不现实的，它们所能做到的只是尽可能减少这种代价。
或者说，在不同的发展水平上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短期目标是不一样的。在较低的发展水平下，国家既缺乏环境直接治理的经济能力，也缺乏以人力资本和资源替代环境资源的能力，因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当前目标应是尽可能减少损失为主。然后随着发展的进程，治理所需的经济能力和各种形态的经济资源对环境资源的替代能力必然得到相应的增强，因而就应加强这种治理和替代过程，以强化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力量。
由以上讨论明显可见，发达国家的帮助对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是很有必要的，这不仅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援助或输入资金，更指技术援助、人员培训，培训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市场和法制体系等。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与其对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不如多提供各类帮助；与其责备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污染，不如提供治理经验和能效技术；与其责备发展中国家破坏森林，还不如帮助那里的农民提高单产和以各种各样的适用技术来解决燃料的问题，至于以环境保护的名义行贸易战之实，更是有害无益的。
在发展中国家方面，如何支配通过发展累积的财富对于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是至关紧要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与任何形式的浪费水火不相容。因此，发展成果除用于在适当程度上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之外，应最大程度地用于改善和发展教育、科技、管理和环境治理的本身。如果将发展成果疯狂地用于眼前的消费，甚至是通过资源滥用来支撑享乐主义，如果导致巨大的社会分配不公，如果政治、社会、经济和法律体制得不到改善，则高速增长的将只是积累起庞大的生态债务，发展也终将失去可持续性。
4、环境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操作：节约型与集约化统一；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统一
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应当有机统一。树立增长意识、人口意识、资源意识、环境意识、需求意识。这些意识的集合，即构成社会可持续发展意识。倘要将社会可持续发展意识和理论转化为实践，还需要一定的机制运作。我们必须选择一条与发达国家不同的资金组合方式，即非传统现代化道路。其核心思想就是建立一个低消耗资源的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以促进资源的节约，杜绝资源的浪费，降低资源的消耗，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和单位资源的人口承载力，增强资源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保证程度，以缓和资源的供需矛盾。建立资源集约型的国民经济体系是克服资源危机的基本对策。
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的主要内容包括：建立以节地、节水和节能为中心的集约化体系。包括发展多熟制种植，提倡立体多层农业，采取先进的灌溉制度与技术和科学的施肥制度等节时、节地、节水、节能、高效低耗的集约化农业。
建立以节能、节材为中心的节约型的工业生产体系。包括采取技术改造、技术革新，加强资源综合勘探、综合开发和综合利用，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回收率和降低能耗与物耗；开展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循环利用；提倡废物的利用，变害为利，重视二次资源开发和利用；发展规模经营、杜绝重复低水平建设；建立节能、节材、节水、节省资金，重效益、重品种、重质量的节约型工业体系。
建立以节省运力为中心的节约型的综合运输体系。包括充分发挥各种运输方式的优势，建立以铁路为骨干，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管道等有机结合，联运联营的综合运输网；发挥水运（海运和内陆河运）的运时大、耗能低的优势；发展油、气、煤浆的运送管道；建立以公共交通为主的城市交通体系，有条件地实行人、车分流；合理布局工业，发展集装箱运输，提倡运动社会化，减少空率等节能、节时，重视效益的综合运输体系。
建立以适度消费、勤俭节约为特征的生活服务体系。我们主张的消费是与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增长的速度相适应的消费水平与生活方式，反对超越社会生产力水平的“超前”消费、高消费。适度消费的内容大体包括：膳食结构仍以植物性食物为主，发展高转化率的节粮型的动物产品与食品加工业；发展化纤、混纺代替棉布，减轻耕地压力；提倡公寓式住宅与发展公园、公共娱乐场所；发展城市集中供热、供气；发展以公共电、汽车和地铁为主的居民交通工具等，在衣、食、住、行等方面提倡勤俭节约，有条件地提高生活和享乐水平。
当然，建立资源节约型体系必须与集约化经营相结合。单纯的节省不创造更多财富，必须与改变粗放经营模式为集约经营模式相结合，即增加投入，以取得更高的产出。提出资源节约型的国民经济体系，并无丝毫否定或贬低开源的意义和作用，相反还要积极提倡开源。我们提出资源节约型主要在于合理地、充分地、无浪费地利用可贵的自然资源，对于可更新资源来说，则是综合地、“全封闭性”地利用。提倡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也不是暂时的、短期的、应急的行为，而是长期的、战略性措施，是协调人口、资源、环境关系与可持续发展的良策，这意味着不仅要在思想上认识节约资源的重要性，而且要在体制、法制、政策、措施、管理和行动上给以保证和贯彻。诚然，建立资源节约型的国民经济体系阶段的实现，还要多方面的投入，尤其是科技投入，不断地进行技术改造与技术革新，同时也要提高劳动生产者的素质。
在现阶段，要充分考虑我国经济发展和国力的实际情况，对环境保护和环境建设只能量力而行，使环境保护和环境建设的速度与同期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相协调。
为此，我们必须奉行以下原则：
坚持经济建设、城乡建设、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的战略方针，遵循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生态环境，努力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坚持把环境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以及长远规划，实施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宏观管理、调节和控制，使环境保护与各项建设事业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协调发展。
在国土开发中，坚持开发、利用、整治、保护并重的方针。按照《全国国土总体规划纲要》以及地区的、流域的整治规划，在重点区域试点基础上有规划、有目标、分步骤地在全国开展国土整治工作。
在工业、农业及其它产业部门中，建立以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为核心的环境保护战略，坚持把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作为生产发展的基础条件，推行有利于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利用的经济、技术政策，积极发展清洁生态和生态农业。
建立健全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的环境保护机构，逐步形成以各级政府环保部门为主管，各级有关管理部门相分工的统一管理、相互协调、分工合体、各负其责的环境管理体制。
坚持强化管理、预防为主和谁污染、谁治理、谁开放、谁保护的三大政策体系，调动中央、地方政府、经济部门、企业以及广大人民群众保护环境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适时颁布、实施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条例、标准，把环境保护建立在法制基础上；不断完善配套，推行各项环境管理的制度、措施，使环境管理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
加强环境保护的科学研究，组织好重大项目的科技攻关；努力发展环境保护产业，把环境保护建立在科技进步和具有比较先进的环保技术、装备的基础上。
建立和健全环境监测网络和信息网络，及时掌握质量及污染状况变化，国家和地方政府定期发布环境状况公布，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监督。
搞好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不断提高全民环境意识和科学文化素质，大力培养环境科学和技术方面的专门人才。
发展国际间的环境合作与交流，促使世界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和人类进步。（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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