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道”之思
——庄子“技进于道”的默会之维
王亚波
摘 要： 《庄子》里有很多关于行家绝技的描述，其中行家高手们对自己驾驭整个技艺活动的感受难以用语言传达，是庄子关注的一个重点。波兰尼同样是通过技术操作，揭示出了人类认识活动中的默会成分，建构了默会认识论的理论。庄子与波兰尼在理论构建中的重合点，一方面显示了庄子对默会认识的觉察，佐证了波兰尼的理论；另一方面借助波兰尼的默会认识结构分析庄子“技进于道”的理论，既可以将不可言说的内容说出来，而且对反思庄子关于“技”“道”关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技 道 技进于道 默会认识
冯友兰在《新原道》中认为：“中国哲学有一个主要底传统，有一个思想的主流。这个传统就是求一种最高底境界。这种境界是最高底，但又是不离人伦日用底。”[1]庄子哲学也符合冯先生对中国哲学特点的概括。“道”作为庄子哲学的核心范畴和逻辑终点，既是宇宙万物存在的终极根据，又是人之存在的价值规定和终极追求。对于这个最高境界的“道”，庄子提出：“故通于天下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艺者，技也。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庄子·天地》）①技艺是操作者的能力，操作者将能力作用于现实的物，就是“事”。做事就开启了群己（人与社会）、天人（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群己互动有其规则即是“义”，天人互动有其规律即是“德”，德的终极根据便是“道”。“兼”，合乎、符合的意思，技艺是合于事的，事是合于义理的，义理合于德，德合于道，道合于天。在庄子看来，玄之又玄的最高之道与人伦日用的技艺没有决然的界限，“能有所艺”的“技”，也可以是人“赞天地之化育”，窥测天道的门径。庄子的由技悟道的思维方式，既符合中国哲学“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特点，又体现了庄子认识论思想的独有特色。
一、行家绝技引发的难题
“道”虽然不离人伦日用，与物无间，但是如何把握“道”，特别是言说“道”，在庄子看来还是面临着很大的困难。特别是面对百家争鸣的学术背景，各家各派都标榜各自的理论、典籍展示的是真正的“道”，是通向道之精髓的唯一路径。对于诸子百家莫衷一是的纷争，庄子采取的是釜底抽薪的策略，在回答“何思何虑则知道？何处何服则安道？何从何道则得道?”的流行论题时，认为“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庄子·知北游》）在诸子百家都在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地认为自己宣讲的是正道时，庄子直接表达了对以名言为传道形式的否定。庄子关于语言无法把握“道”问题的讨论，涉及“道”的内涵、言与道、言与意等多方面理论内容，但是最直接地体现在庄子对一次行家绝技的记述中。
《庄子》的《天道》篇中通过“轮扁斫轮”的寓言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轮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寓言的主人公是一位制作车轮的匠人名扁，他在常年的车轮制作中，逐渐对这项技术培养出了自己独特的感受。“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钟泰解释为：“徐”言斫之细，“疾”言斫之完。“甘”者宽也，“苦”者紧也。此皆以辐之辏于辋，即俗云斗筍处言之，故“不固”者，动摇而不牢。“不入”者，滞涩而难入。[2]306轮扁认为在车轮制造中，轮孔的制作是关键性技术，做得宽松了辐条就会松滑而不坚固，制作得太紧了又导致辐条难以进入。要想制作成性能优等的车轮，必须突破制作轮孔的关键技术。完成这项技术，必须拥有轻重缓急得心应手的熟练和掌握住一种不紧不慢的寸劲。当然这种高超娴熟甚至富有美感的技巧对于轮扁来说显然已经完全具备了，就是他本人技艺实践中的真实感受。轮扁面临的真正难题在于，自己的技能诀窍，实践中不慢不快、得心应手的微妙感觉，无法通过语言表达出来，但确实是有奥妙的感觉存在于制作车轮的活动中。正是在这个难题的影响下，轮扁不能将诀窍传授给自己的儿子，儿子因为得不到传授也就无法继承轮扁的技艺，以致轮扁七十高龄依然独自承担制作车轮的事业。
轮扁斫轮虽是寓言故事，其中描述的事情并不神秘，且符合于行家高手的真实感受，具备真实的实践基础。庄子这一寓言描述了一种我们在现实中都会碰到的生活经验，当我们集中精力用心关注一个感性现实时，语言便从我们的意识中消逝了。当我们用语言来表现时，立马会察觉到语言与现实存在着难以跨越的距离，这种情况类似于维特根斯坦说的“我在看某物的时候，就不能想象它”，反之，“我们在想象某物的时候，便不曾观察”。所以，轮扁的感受和言说的困境并非个案，频见于《庄子》一书和多个典籍之中。就《庄子》一书，还有庖丁解牛（《庄子·养生主》）、梓庆削木为鐻和佝偻承蜩（《庄子·达生》）、伯昏施射（《庄子·田子方》）、大马捶钩（《庄子·知北游》）等等。在其他典籍中，如《管子·形势》中论述到：“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虽立不安。其道既得，莫知其为之；其功既成，莫知其释之。”掌握了天道，事情自然而然地成功；违背了天道，即使成功了也无法保持；已经掌握其中之道的，往往不察觉是怎么做到的，事情已经成功了，往往又不能察觉道是怎么离开的。《淮南子·齐俗训》中也描述了“若夫工匠之为连鐖、运开，阴闭、眩错，入于冥冥之眇，神调之极，游乎心手众虚之间，而莫与物为际者，父不能以教子。瞽师之放意相物，写神愈舞，而形乎弦者，兄不能以喻弟。今夫为平者准也，为直者绳也。若夫不在于绳准之中，可以平直者，此不共之术也。故叩宫而宫应，弹角而角动，此同音之相应也。其于五音无所比，而二十五弦皆应，此不传之道也。”[3]此段论述直接就是庄子“轮扁斫轮”的同型案例，高明的工匠制作的各种机械，虽然包含错综复杂的明暗机关，在制作过程中心手如一地使用工具，根本不用眼睛看到后再行动，这种出神入化的技艺操作是父子之间也无法传授的。瞽目乐师运用舞乐表现万物的形态，高妙的演奏技艺，即使是兄长也无法教给弟弟。以至于无绳准可以为平直，没有比对而琴音皆中的绝技，更是不传之术，非人人皆可掌握的技艺了。
叙述至此，无论是庄子还是其他典籍中的技艺描写，共同反映了一个事实，即行家高手在技艺实践中，出神入化的操作形式、身心与工具高度统一的配合与无法用语言再现操作过程形成了鲜明对比。行家绝技的拥有者，不能够通过语言向其他人完全地展示自己在实践中体知到的内容，一方面享受着高超技艺带来的自由境界的体验，一方面又面临着“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的难题。庄子揭露的行家高手的难题，同样被集科学家和哲学家于一身的迈克尔·波兰尼所关注。
波兰尼证明了默会认识的存在，但默会认识为何不能用语言来表达，他通过分析默会认识的运行结构予以说明。波兰尼认为默会认识的不可言传性并不是什么神秘经验，也有别于无意识。波兰尼借助格式塔心理学关于整体先于部分并制约部分的性质和意义的理论，从分析人的意识结构入手，“将人们对一个事物的觉知分为‘焦点觉知’（subsidiary awareness）与‘附带觉知’（focal awareness）。焦点觉知是指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对认识对象整体的觉知；附带觉知是指构成对象整体的细节虽并非我们的注意力的焦点所在，但仍能被我们所觉察。”[6]具体情况，波兰尼还是以实例来说明：当我们在使用锤子钉钉子时，注意力都会集中到钉子上，所以焦点觉察就是对钉子的注意。但同时，对握锤子的手掌，手掌的感觉是我们没有专门注意到的，这就成为了附带觉知。一旦人投入到一项技能活动中时，两种觉知就会产生。如一个人在进行游泳这样的技能活动时，他需要集中注意到的是使自己保持始终漂浮，至于在使自己保持漂浮的过程中，如何变换呼吸以及手脚配合来应对水的冲击就成为了附带觉知。这种焦点觉知和附带觉知交互租用在人类的具体行为中带有普遍性，“我们是附带地意识到外部物体在我们身体内造成的冲击以及身体发出的回应来观察外部事物，人类在世界上所有有意识的行为，都会涉及到对自身身体的附带应用”[7]。
“技进于道”语出《庄子·养生主》，也是一则关于行家绝技的描述：“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文惠君曰：‘善哉！技盖至此乎？’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乎？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
二、默会认识及其运行
庄子和波兰尼都发现了行家绝技面临的无法言说的难题，庄子的目的在于揭示“道不可言”，波兰尼的关注点则在于打破客观主义认识理想的“神话”，揭示出在认识活动和科学发现中存在不能言明的内容及其原因。波兰尼在其代表性著作《个人知识》一书中郑重提出：“本书的目的是要表明，通常被认为是诸精密科学的属性的完全客观性是一种错觉，事实上是一种虚假的理想。但是，我并不试图在拒绝作为理想的严格客观性的同时而不提出一种替代。我相信这种替代更值得明智的效忠。这就是我说的‘个人知识’。”[4]18波兰尼认为即使在精密的科学运行中，总是有科学家的认识能力等个人因素的参与，这些个人因素不能言明。这些不能言明的内容，在波兰尼看来并不是什么破坏科学客观性和有效性的恐怖因素，相反却构成了科学的一个基本部分，是知识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波兰尼借鉴格式塔心理学和皮亚杰认识论研究方法，重新分析了人类知识的类型，认为：“人的知识分为两类，通常被说成知识的东西，像用书面语言、图标系统或数学公式来表达的东西，只是一种知识而已；而非系统阐述的知识，例如我们对正在做的某事所具有的知识，是另一种形式的知识。如果称第一种为言传（explicit）知识，第二种为默会（tacit）知识。”[5]至此，波兰尼明确地表明人类知识存在这两种形态，一种是可以清晰表达的言传知识，这只是知识的一种形式；另一种是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的，类似于轮扁斫轮式的技艺感受，这就是默会认识。
在做博士论文时，我选择了《人活动的效率》这个题目，也是面对现实中的根本问题。中国发展缓慢，直接与实践、劳动的效率低相关。效率是投入与产出之比。投入很多、产出很少的活动，是效率低下的活动。同样的投入，如果有更多的产出，就意味着提高了效率。就经济和生产的发展来说，核心的问题是效率问题:提高经济和生产效率，使得同样的投入能有更多产出，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要。经济和生产的发展就是提高经济和生产效率的过程。效率问题在人的活动中普遍存在，是需要切实加以解决的。1990年我的博士论文在人民出版社出版。
关于人类知识的分类，大致可以有两种情况：一是以逻辑推论为基础并能通过语言表达出的言传知识，另一种是晦暗不明与直觉、领悟、个人性相关联的认识形式，当然后者在很多哲学家看来并不能算做知识。西方哲学传统中，特别重视知识的形成与思维方式必须以逻辑推论的形式呈现，尤其是近代哲学的奠基人笛卡尔的理性主义要求以清晰自明的数学公理作为的基础，建构起具有确定性的知识系统。笛卡尔对清晰（clearly）知识和完美的逻辑演绎形式的追求，成为客观主义认识论的理论发端和源泉。波兰尼所处时代正是客观主义认识理想盛行时期，客观主义认识理想认为认识的结果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普遍性表明人人皆知、人人适用，客观性表明主客分离、人人皆同。所以，客观主义认识观坚信知识是普遍适用的、公共客观的，必然能够用明确的、清晰的语言予以表达，并且知识是对世界如实的反映，绝对不能包含感情的、个人的、人性的等主观成分。但是波兰尼认为这种知识观并不符合现实，他的关注点与庄子类似，在技艺操作中纯粹客观、明晰的知识理想是不成立的。波兰尼发现：作为科学家的游泳者不能还原如何使自己漂浮起来的步骤，专业的茶酒鉴别家能够分辨出酒或茶叶最细微的差别，有经验的X光射线师能从病人肺部的透视照片中观察到极其微小的病变……这些高超的技术或能力都不能单纯地依靠明确规则和条例来传授。以至于波兰尼颇有感慨地说道：“看着今天以漫无休止的努力用显微镜和化学、用数学和电子学仿制者清一色的与二百年前那位半文盲的斯特拉迪瓦里作为日常工作制作出来的相似的小提琴，这情景真是有点使人伤感。”[4]79波兰尼也明确地指出了个体对技能活动的掌握依靠于自身的体验和领会，其中蕴含着无法言传的微妙，更不可以通过所谓的一套规则来实现，“一种无法详细言传的技艺不能通过规定流传下去，因为这样的规定并不存在”。因此，波兰尼否定完全依靠语言、规则等言述系统来传授技能的可能，他指出：“当科学中言述内容在全世界数百所新型大学里成功地接受的时候，科学研究中不可言传的技艺却并未渗透到很多这样的大学中。”[4]79如此的结果便是，一门技艺如果在一代人中得不到应用，就会全部失传了，这也正是轮扁面临的现实问题。
焦点觉知和附带觉知虽然同时呈现于一个行为中，但是两者又是相互排斥的。在使用锤子钉钉子时，如果把注意力转移到手掌如何掌控锤子，那么钉钉子的行为就会失败，即当注意力从焦点觉知转向附带觉知时，行动过程将彻底崩溃，“我们的注意力只能保持在一个焦点上”。正是这种具体行为活动中，附带意识不可转移性构成了默会的内容，“默会认识的结构就表现为把内在的附带觉知融汇到我们对外在物体的焦点觉知中”[8]。具体来说，在一次行为活动中，包含有焦点觉知和附带觉知两种意识，而默会认识的产生就在焦点觉知和附带觉知相互配合的动态关系中。为了保证一次行为活动的成功，既需要主体把握各种细节、线索等附带觉知，也要有对行为对象的焦点觉知。为了完成焦点觉知的任务，主体必须依赖附带觉知，默会认识就具体地展开为从（from）附带觉知转向（to）焦点觉知，“默会认识是一种from—to的认识”。总结起来，行为主体“把诸细节、线索作为辅助物整合进集中对象，在辅助意识和集中意识① 关于subsidiary awareness and focal awareness，有不同汉译表述，如焦点觉知和附带觉知、集中意识和辅助意识等。 之间建立起from—to的动态关系，这就是波兰尼所理解的默会认识的基本结构。”[9]
以波兰尼的默会认识结构为参照，我们再来分析庄子的“轮扁斫轮”：轮扁在制作车轮的过程中，“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便是在制作过程中如何用手来握斧子、手指之间该如何配合等细节、部分、线索的整合，这构成了附带觉知的内容，“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专心于车轮制作便是焦点觉知。制作成一个性能优良的车轮，即是从（from）得心应手的附带觉知进入到（to）斫轮的焦点觉知的过程实现的。也是在这个from—to的动态结构中，驾驭斧子时身体各个部分的配合始终处在附带性应用的地位，于是就产生了“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的默会成分。所以，轮扁完美的操作过程蕴含着相当的默会成分，他自然无法用语言详尽地描述给自己的儿子。
无论是庄子还波兰尼，都通过行家绝技的分析揭示了完全言传的认识理想是虚妄的。庄子对语言的否定，目的在于重建他的体道方法论。波兰尼在于通过否定完全的明确知识理想，证明在人类认识活动中默会维度的优先性，突出作为认识者的人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庄子的理论为波兰尼默会认识论提供了论据支撑，显示了《庄子》一书对默会认识形式的觉察，蕴含着丰富的内容。波兰尼默会认识论作为有科学支撑、有逻辑建构的理论体系为解读庄子寓言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视角，可以用较为科学的方式将庄子玄之又玄的不可说的东西说出来，用默会认识分析“技进于道”便是这篇文章进行的尝试。
几个月后，据“线人”说，这名前员工已陆续换了好几份工作，每次时间都不长，每次也都无一例外在朋友圈骂老板。大意都是工作没法弄，老板很变态。
无论对错，我们总会为自己做出的决定来寻找理由。有些理由听上去合情合理，但有时候，有些理由会因为过于牵强而变成借口。就像绝大部分男性都愿意选择一辆SUV成为自己的座驾一样，他们会为这个选择提供数不清的理由—空间大、视野好、乘坐舒适、道路适应性强……但这些数不清的理由归纳到最终，最具说服力的，也许就是一个简单的车名—路虎发现。
三、“技进于道”的默会认识意蕴
庄子描述的轮扁斫轮通过默会认识的分析，轮扁的身体活动、制作过程、心理感受等细节组合和口不能言的困惑得到了一种科学且可言说的解释，显示了庄子哲学与默会认识互动产生的新视角。纵观《庄子》全书类似轮扁斫轮这样出神入化的技艺展示十分丰富，但是庄子描述他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赞叹技巧、技能的高超，技艺不是一种单纯的操作活动，而是通过操作者娴熟的技艺操作过程展示万物合一、精神自由的境界感受，也就是体悟大道、揭示生命之真的过程。所以，在庄子那里遵循事物之理和生命自由的技艺操作，是澄明“道”的一种方式。虽然轮扁不能利用言传的形式将自己感悟的自由表达出来，但轮扁本人却通过自己的实践，使得其中之道得以显现。与之类似，作为万物“齐”“通”根据的道，内在于万物之中，“通过对客观存在内在属性的把握，人类能够达到对本体之道的自觉”[10],用庄子的话来说就是“技进于道”。
在科学日渐昌明的时代，客观主义认识观追求的科学成果的客观性和普遍性，打造普遍适用的公共知识，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共同理想。但是波兰尼从科学实验和行家高手的实践中，敏锐地发现了“通常被认为是诸精密科学的属性的完全客观性是一种错觉，事实上是一种虚假的理想”。他突破了只关注现成科学理论成果的狭隘观点，立足一项技艺的完整过程，将整个科学研究的过程作为思考的对象，从而揭示出科学研究中有许多不确定、难言述的成分。这些独特的成分构成了波兰尼揭示和探讨人类认识的默会之维的逻辑起点。
（3）批发市场辐射型。即“市场+基地+农户”，主要以农产品批发交易市场为载体，辐射带动生产基地的形成，促使各类农产品直接进入市场。
默会认识作为波兰尼创造的新理论，表述的是相对于能够清晰表达的言传知识之外而存在的一种认识状态，具体表现在三个领域。第一个领域的重点便是在技能中发现言传的不足，而后两个领域涉及到语言和意义的关系，此处不再讨论。关于第一个领域，波兰尼概括为：“默会成分支配一切，以致言述实际上变得不可能的领域。我们可以称之为不可表达的领域。”[4]129波兰尼认为默会认识揭示的是通过认识获得的知识无法用语言完全地再现和准确地表达，他举例说：“我可以骑上自行车且一言不发，或在二十件雨衣中挑出我自己的那件且一言不发。虽然我无法清楚地说出如何骑自行车，也不能清楚地说出我如何认出自己的雨衣，然而这并不妨碍我说我知道如何骑自行车，如何认出自己的雨衣，因为我知道我完全清楚地懂得如何做这样的事情。”[4]131波兰尼还举例说：“诊断学家、分类学家和棉花分级专家可以指出自己的线索，系统阐述自己的准则，但他们知道的东西比他们能说出来的多得多。他们只在实践中知道那些东西，把他们当做工作性细节……这些细节知识是不可表达的。”[4]131普通生活经验是如此，科学操作也是如此，都揭示了言传的不足。当然细分一下，普通生活经验中，主体不知道自己有知识的细节，所以不能讲出这些细节是什么，进行科学探索的学者知道并能描述这些细节，但是无法描述这些细节相互之间的空间关系。
“能有所艺”的“技”为何是通向“行于万物”的“道”，即“技进于道”得以成立原因何在，庄子通过庖丁自己技艺升华的经历予以说明。庖丁解牛的技艺是一个日臻完善、渐入佳境的过程。首先，“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我最初从事宰牛的时候，所见不过是浑沦一牛，不了解牛的生理结构，困难重重无从下手。毕来德在诠释庖丁解牛时把庖丁当时的心态描述为“面对那样一个庞然大物，他只会感到自己有多么无能为力”[11]。正是因为技能生疏，所以庖丁需要心无旁骛地钻研。其次，经过三年的努力和训练，达到了“未尝见全牛”的境界，“‘未尝见全牛’者，分肌擘理，表里洞然，如指诸掌”[2]69，庖丁已经对牛的生理结构了如指掌，洞悉牛的肌理脉络，活动客体的本相渐渐展开，作为一个庞然大物的牛与庖丁的对立状态逐渐发生了变化，庖丁的活动开始呈现出自由的状态。最后，“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庖丁只用心神来领会而不用眼睛去观看，身体的感官功能停止作用而只是心神在运用。庖丁已经完全达到了自由的境界，精神完全按照它自己的愿望行动，且每一步行动都符合牛的肌理结构。伴随着庖丁渐入化境的技艺提升，牛作为活动的客体对庖丁的抵抗逐步减弱，以致完全消失，所以庖丁的一切行动都“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乎？”即使是经络关节相连这种盘根错节的部位都对庖丁不构成障碍了，何况那些大骨头呢！此时牛对庖丁来说再也不构成任何阻力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情况完全被高超的技艺所消弭。所以庖丁自豪地评论：“好的厨子一年换一把刀，他们是在用刀割肉；普通的厨子一个月就要换一把刀，他们是用刀在砍骨头。现在我这把刀已经用了十九年，解剖的牛已有几千头，可是刀刃还是像刚刚磨过的一样锋利。”
庄子描述的庖丁渐入化境的过程，就是技进于道的过程，在这个技艺实施的过程中通过“技”的桥梁作用，主体、客体、工具各要素之间合为一体，实现了相互和谐的圆融景象，即道的境界。这个由“技”进“道”境界的具体表现，首先是技艺操作主体的身心和谐。庖丁解牛的过程从呈现出的外在形式来看，庖丁身体动作体现了生动的舞乐美和韵律美，手眼身法步全然协调。从庖丁的内在心理活动来看，庖丁解牛过程中心无旁骛，无偏差、无矫饰，完全依照牛的生理结构自然运行。庖丁在解牛的技艺中实现了内外合一、身心高度协调，完全合乎事物自然本性的运行，达到了身心愉悦、高度自由的境界。身心的和谐既合乎庖丁的本性，又如实地展示了技艺对象的自然本性，这就达到了“道”的境界，获得了得道后的妙不可言的自由。庖丁这种身心和谐的得道之境，参照默会认识论来理解，反映的是默会认识是一种身心合一的认识特征。默会认识是焦点觉知和附带觉知共同配合的产物，心灵专注于解牛的焦点觉知与身体协调配合的附带觉知，身体与思维两者相互配合，才能获得对对象的整体认识。
这个寓言讲述的是一位叫丁的庖人替文惠君宰杀牛的场景，与众不同的是庖丁杀牛展示给文惠君的非但不是一种血腥恐怖场面，反而给文惠君一种舞乐美的艺术感受。庖丁杀牛过程中，手所触及的，肩所倚靠的，足所踩踏的，膝所抵住的，砉然声响，进刀割解的过程发出哗啦声响如同奏乐，心之所向，便是刀之所行，没有一处不合于音节的，竟可以配合于桑林乐章的舞步，经首乐章的韵律。桑林是殷汤的乐名，经首是尧的乐名，庖丁居然将解牛这种粗鄙的活动表现出上古圣王舞乐般的美，不得不令人惊叹。观赏者文惠君颇为赞叹说：“技术怎么能够达到如此高的境界呢？”庖丁解释为：“我所爱好的是道，已经超越了技术”这就是“技进于道”。《说文》中指出“进，登也”，也就是说庖丁通过技艺的操作上升到了得道的境界。钟泰在《庄子发微》诠释“技进于道”时，举例“张旭之善草书，见担水者争道，见公孙大娘舞剑器，而书皆大进，抑亦可为所见无非书者矣！盖诚用于一艺，即凡天下之事，目所接触，无不若为吾艺设者。必如是能会万物于一己，而后其艺乃能擅天下之奇，而莫之能及。技之所为进乎道者，在此。”[2]68此即是说，庖丁心无旁骛用心专一，在高超的技艺操作中将“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玄妙以感性的形式展示出来，技成了达道的阶梯。
随着出行游玩方式的多元化，人们已经打破传统的游玩模式，开始了新的出行旅游。中国作为当前最受游客欢迎的国家之一，也应该不断地提高自己旅游行业的发展水平，增加出入境旅游业务的数量，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航空事业的发展。在发展过程中，还要以市场为导向，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要，有效地促进航空业的发展。
其次是主体与客体的和谐、自然与自由的统一。庖丁解牛从最初的主客对立，经过长时间的锻炼，最终达到了既依乎天道、顺乎自然，又游刃有余、从心所欲的主客圆融，是自然与自由高度统一的和谐之境。解牛的“解”字用得很传神，显示了庖丁在毫分缕析、应用自如中完成了与客体的融合。一方面，庖丁完全掌握了牛的生理结构，把握并顺从自然事物的运行规律，对象由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从而实现了主体与客体保持了运行的协调一致。在这里庖丁“顺物自然而无容私”，“顺物自然”是合乎事物的规律和法则，“无容私”是抛弃个体意向和欲望的干预，真正运用无为解决了有为的问题。另一方面，庖丁在解牛的过程中，意志与行动实现了高度自由，他的本质力量充分对象化，在自己创造的技艺实践活动中肯定了自身的本质力量，将自身的目的、理想渗入对象，感受到了天地一体的自由与统一。此时此刻，庖丁的技艺既是沟通主体与客体、自然与自由的桥梁，又是合乎“道”的方式，是对道的一种澄明。庄子这种主客体相容的达道之境，从默会认识论来看，与波兰尼的“寓居”（indwelling）的理论颇有相通之处。所谓寓居，波兰尼指出：“我们在使用自己的身体注意外部事物时，也使用了外部事物的局部以认识事物全貌。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深入到摄悟对象局部之中，以便由局部而意识到它们结合的意义，从而认识整体——我把这种深入到局部中的做法称为‘内居’。”[12]波兰尼特别强调身体在认识中的地位，认为：“我们是通过附带地意识到外部物体在我们身体内造成的冲击以及身体发出的回应来观察外部事物。人类关于这个世界的一切有意识的行事，都牵扯到对自身身体的附带性应用。”[7]在他看来，身体和思维之间的联系可以视为默会认识附带觉知和焦点觉知的相联系的一个范例。我们在认识事物时，心灵内居于身体中，身体也发挥着认识工具的作用，我们对自己身体的觉知是一种附带觉知。由此推而论之，当我对某事物拥有附带觉知时，它们在认识活动中的功能与我们在认识外物时身体的功能类似。当我们对某个外物有了辅助意识，就意味着我们内居于其中，或者将其内化为自己的一部分，这如同我们的心灵内居于自己的身体中一样。也就是说，我们要想认识对象的整体，必须内居于构成对象整体的诸细节、局部当中，这就是通过对对象的体验将自己的个人存在内居于对象之中，同时也是将对象同化为身体的一部分。所以波兰尼指出：“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当我们使某物作为默会认识的邻近项发生作用时，我们把它纳入了我们的身体中——或者延长了我们的身体去包含它——因而我们开始内居其中。”
农业机械化技术培训工作离不开创新。培训内容乏味、枯燥，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培训难度。相关部门应当高度重视农业机械技术的培训工作，创新培训方法、培训内容和培训技术，切实提高农业机械技术培训工作的实效性。
由此可见，默会认识的内居机制是一个双向互动过程，一方面，认识主体将对象的诸线索、细节和部分同化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实现客体主体化；另一方面，认识主体通过对客体的体会、摄悟，将自己融入到客体之中，表现为主体客体化。内居体现了认识世界必须参与、进入世界的要求，“实际上就是认知主体突破客观性屏障……通过同化于众多细节或经验而达到与其融为一体，从而实现自我的抛弃，达到‘神入’、‘无我’的地步。”[13]这正应证了庖丁解牛呈现出的主体与客体的和谐。庖丁经过三年的努力，对牛的生理结构了如指掌，也就是掌握了牛这个整体的全部细节信息。“未尝见全牛也”，就是庖丁拥有了对牛的各个局部细节的辅助意识，开始内居其中，这样对牛生理结构认知便内化为庖丁的一部分。在内居于牛的各个局部细节同时，“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庖丁又灵活运用自己对身体的辅助意识，心灵所动之中手脚配合自然合乎目的。庖丁通过对身体以及对牛各个局部细节的附带觉知即内居，既顺从自己心神的意愿，又符合牛的生理结构的自由行动，实现了对牛这个整体的把握。牛在庖丁眼中不是一个制作加工的对象，而是一种类似于交往的对象，既合乎客体的本性，又符合主体的需要。因此，庖丁内居的过程，就是将客体同化、融入进自己的过程。与之同时，庖丁通过对牛整体的把握，把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主体客体在相当意义上具有了彼此之间的属性。因此，内居机制的形成，证明了内居既是认识者的认识方式，也是认识者的存在方式。从庖丁的角度看，庖丁经过长期的实践实现了对牛的各个细节的内居，能够完全按照牛的自然本性改造变革牛，体现出了“人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在这个意义上，庖丁实现了自由的劳动。从解牛的角度看，庖丁的本质力量和才能在劳动过程中充分展现。庖丁达到了合乎规律、合乎目的存在方式，也就是有道者的在世方式，而这种方式是通过“技”逐渐得到澄明的。通过默会认识内居机制的分析，庖丁解牛主客体互动彰显“道”的过程被揭示出来，庄子以“技”明“道”的方式得到了论证与支持。
内居机制作为一种主客关系融合的过程，具体典型的例子还体现在人对工具的使用。波兰尼指出：“使用工具，人类既可以增长双手之能，也可以拓展人体感官所达范围。我们把自己投入工具之中，才能更自如地运用它们，使之与我们融为一体。”也就是说我们熟练地掌握了工具使用，对其拥有了辅助意识，就表明我们将自己投注到工具上，内居其中，将其同化为自己的一部分。此时，工具不再是人之外的器物，而是人完成认识活动不可或缺的内在因素之一。内居理论关于工具的分析，又契合于技进于道的第三个表现，即技艺操作主体与工具的和谐。庖丁对主体与工具关系的评价是：“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普通的厨师在劳动的同时破坏了工具，优秀的厨师在劳动中损耗了工具，而庖丁在完成复杂的劳动同时还保持了工具的性能。庖丁通过内居将工具的使用同化为身体的一部分，参与到解牛的整个过程中，既维护了工具的本性实现了“最合理”，又通过主体、工具和客体三者自然本性的融合完成劳动达到了“最优”。主体、工具和客体在庖丁的劳动中完成了合理、最优、和谐的要求，进入到了“道”的境界。
总之，庖丁解牛“技进于道”的寓言，显示了庄子对“技”“道”关系的思考丰富且深邃。在“技”的实践中，通过主体的身与心、主体与客体、主体与工具等关系的逐渐融洽到一片圆融和谐，实现了形而下的“技”与形而上的“道”的沟通。特别是运用默会认识来分析庄子“技进于道”的过程，既说出了得道过程中“不可说”的内容，又揭示了“技”进入“道”确非一种偶然。轮扁的“口不能言”在于炉火纯青的技艺默会力量的组织作用，庖丁的“技进于道”在于主体长期的实践积累，在循序渐进的技艺操作中获得的身心合一的内居对合乎规律的领会。波兰尼默会认识论，不仅解读了“技进于道”的奥秘，还在于默会认识彰显的存在方式——认识世界的过程是参与、介入世界的过程，对我们领会庄子如何“得道”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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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B22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2338(2019)01-0065-07
作者简介： 王亚波，男，青海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庄子认识论思想与默会认识研究”（项目编号：14CZX025）。
①文中《庄子》引文皆引自郭庆藩撰《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04年版。以下《庄子》引文只标注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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