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史学的四个问题--对史学史与史学方法论的思考_十月革命论文

十月革命史学的四个问题--对史学史与史学方法论的思考_十月革命论文

十月革命史学四题——史学史和方法论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史学论文,史学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正视十月革命史学的成就与不足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和胜利已整整走过90年历程。迄今为止,它仍然是20世纪的一段激荡人心的历史,仍然是20世纪国际史学和中国当代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乃至焦点问题。然而,在笔者看来,国内外学界的有关研究自始至今明显地体现出两大特点:第一是强烈的政治性倾向。如西方学界习惯于用“雅各宾式暴乱”“布尔什维克的恐怖”等字眼来评价这场革命。国内学界多围绕于十月革命的性质和影响展开争论,但多在关键时刻以列宁有关论述一语定乾坤。更值得思考的是苏联学界而后是俄罗斯学界对同一场革命几乎是截然相反的解释和评价。第二是明显的模式化特点。这在苏联学界和国内学界表现尤为明显。相关研究几乎皆从十月革命的经济根源、政治条件、领袖作用、当时影响和历史影响等方面展开,列宁和斯大林有关著作同时身兼了政治方向、学术观点和重要资料的三重作用。因此,尽管在斯大林去世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已为两国学界诟病,但以后的研究水平和有关结论实际上并未超出此书。国内学界在一段时间内围绕十月革命爆发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的争论,试图冲脱上述怪圈,但政治性倾向仍然明显,学术准备严重不足,并形成了新的研究模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十月革命史研究受着国际共运史和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模式的影响。由于俄国史与苏联史的人为界限和无序衔接问题,1917年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变成了史学研究的“两不管地界”。

实际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十月革命史变成了国内学界不愿意触动的史学问题或不敢触动的史学禁区。或者说得再形象一些,十月革命史问题变成了史学研究的一个“花瓶”,只是到逢五逢十的十月革命纪念周年时再略加修饰后摆出来。

那么是十月革命史不重要吗?否!学术视野中的十月革命史是俄国史和世界现代史中的重大问题。是十月革命史问题过时了吗?否!十月革命史中有着相当多的历史秘密等待历史学家去探索。

在笔者看来,俄国十月革命的政治意义和政治影响(而非历史影响)已为列宁等经典作家所论述,我对此表示完全的认同。但作为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问题的十月革命的学术价值和历史影响(而非政治影响)却未得到充分的、正常的和学术化的研究和发掘。在90年后的今天,我们能否在隆重地和热情地纪念政治视野下的伟大的十月革命的同时,谨慎地和科学地思考学术视野中的俄国十月革命问题,肯定以往研究中的成绩和突破,正视已为众目所见的缺陷和不足,试图在研究方法、角度、理论和资料等方面有所创新呢?

对于十月革命史,能否少一点政治性,多一些学术性?少一点神话,多一些实际?少一点功利性,多一些创新性?少一点袭旧法,多一些新角度?少一点老资料,多一些新佐证呢?

二、理解政治史学:从十月革命史学由来说起

毫无疑问,十月革命史学是伴随着十月革命的“凯歌行进”展开的,从其产生之初就自然而然地具有了强烈的政治性和官方色彩。它的首要任务和基本使命是证明十月革命的合理性,证明苏维埃政权和苏共执政的合法性。当时,除苏联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的相关研究外,更多的是列宁就十月革命问题与国内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国外的考茨基等人展开论战,列宁实际上扮演了苏联第一位十月革命史学家的角色。

苏联十月革命史学大致可划分为两个阶段。

20年代初至50年代初为其开创阶段,十月革命胜利和苏维埃政权建立不久,列宁和俄共(布)就开始重视十月革命史和俄共(布)党史的研究工作,列宁认为对十月革命史的研究,对布尔什维克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对其斗争和胜利的光荣而又英勇的道路的分析和理解,以及对俄国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条件的分析和理解都具有头等重要意义。这一阶段主要做了收集有关资料、建立专业研究队伍、进行部分小专题的研究以及出版普及性的小册子的工作。在这一时期的十月革命史研究中(特别是30年代中期以后),僵化和不科学的倾向也较为明显,如1938年经联共(布)中央审定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50年代初至80年代中期为第二个阶段。苏共20大和随后进行的政治改革“解冻”了苏联的社会政治生活,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科学界思想的解放,促进了历史科学的繁荣。使十月革命史的研究进入了成熟同时也是愈加僵化的阶段。

从50年代后期起,苏联调整和加强了十月革命史的研究机构,加强了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从组织上保证了十月革命史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不仅苏联科学院,而且几乎所有的加盟共和国的科学院都建立了十月革命史的研究机构。隶属于苏共中央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究院、社会科学院以及莫斯科大学、列宁格勒大学、基辅大学等高等院校都开展了十月革命史的研究工作。为庆祝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1957年),苏联科学院专门成立了一个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学术理事会,讨论十月革命40周年论著出版计划、筹备十月革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等工作。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著作当推苏联著名的历史学家明茨院士历时近二十年撰写的三卷本《伟大十月革命史》(分别于1967、1968和1972年出版),这本著作在国内外赢得很高的声誉,并荣获列宁奖金。苏联科学院苏联历史研究所所长赫罗莫夫在1985年召开的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的报告中表示:1980-1983年,全苏共出版有关十月革命史的研究著作147种,论文集67种,发表学术论文570篇。

从8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史学界开始了填补“历史空白点”运动。处于公开性、民主化和政治多元化影响之下的苏联历史学家在“思想解放”的前提下,就十月革命的历史条件、革命性质、对俄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影响等问题提出众多迥异从前的观点。尤里·阿法纳西耶夫领导的苏联国家历史档案学院在1987年3月开设“人类的社会纪念”讲座,第一讲的题目即是《十月革命和卫国战争的历史——被遗忘的篇章和名字》,主讲人瓦西里·波里卡契尔波夫博士提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空白点”,引起史学界的震动。

如果谈及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史学,80年代中期至今可视为第三阶段。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主任菲拉托夫在1994年的十月革命纪念日前召开的“1917年10月和布尔什维克在俄罗斯的试验”讨论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认为:“1917年的十月是对俄国社会进行最严重的革命破坏的开始。布尔什维克的实验事实上彻底改变了俄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影响了几代俄罗斯人的生活”“1917年的十月政变是当时俄国所经历的深刻而痛苦的现代化危机、可怕的连年战争和主宰着俄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特殊思想道德氛围不幸结合的结果”。[1](305,306)他的特殊身份不能不让人视为其观点基本代表官方观点。权威史学刊物《近现代史》(1995年第1期)的一篇文章也强调:“由于十月革命而在俄国进行的社会主义实验,并未导致新的社会结构的确立或使之更加文明化。非但如此,它反而使这个伟大国家的人民投入一种紧张的试验之中并确定地走向失败”。

由此可见,自十月革命胜利之日始到苏联解体以至当代俄罗斯,有关十月革命史的研究已经被人为地赋予极其浓厚的政治色彩,这个问题已经远远地超出了学术的范围。苏联时代,十月革命史问题已经紧密地与苏维埃政权、苏共执政以及斯大林模式的合法性联系在一起。戈尔巴乔夫改革年代和当代俄罗斯年代,十月革命史问题人为地与全盘否定苏共、苏联历史联系在一起,并且服务于俄罗斯社会的全方位转型目标。

正是这种过强的政治色彩和官方色彩,使十月革命史学被迫承担了许多“不堪承受之重”的历史和现实使命,使其成为一个过于敏感的、史家视为不敢越雷池的历史问题。众所周知,这种特殊使命对中国学术界和史学家的影响同样是巨大的。

三、十月革命:被忽视的国际影响

以往的十月革命史学在“开辟人类历史新纪元”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的政治命题之下,集中关注十月革命对落后的亚洲等国的巨大影响,而严重忽视了十月革命对美国、英国、法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环境和社会运动产生的程度不同,乃至较为重大的影响。这是一大缺憾,从某一方面看也弱化了“开辟人类历史新纪元”这一政治命题。

十月革命发生后,美国的工人群众以极大的热情对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共和国表示欢迎和支持。著名的社会党左派人物约翰·里德访问苏俄以后,写了《震惊世界的十天》一书。书中详尽地介绍了十月革命在俄国取得胜利的整个过程,引起了美国社会的广泛关注。为了声援苏维埃俄国,1918年初,美国工人阶级还积极行动起来,开展了“不许干涉苏维埃俄国”运动。十月革命后成立的无党派组织——“苏俄之友协会”也在广大的工人群众中发起请愿活动,呼吁政府尽快从苏维埃俄国撤军,并取消对苏俄的经济封锁。这次请愿行动从1919年6月一直持续到1920年1月。

1919年罢工浪潮席卷全美。参加罢工的工人人数由1917年的122.7万增加到1919年的416万。美国政府认为罢工运动是工人受到布尔什维主义思想影响的结果,因此想方设法阻止工人的罢工运动。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美国政府不惜动用武力。1919年11月,当煤炭工人进行总罢工时,威尔逊总统宣布这次罢工为非法,同时,国会通过决议,要求政府对罢工进行镇压。[2](386)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美国工人运动中的左翼革命力量和右翼改良主义派别发生了严重分裂,并最终成立了美国共产党。1919年6月,社会党左翼发生分化,并在美国形成了两个主张共产主义的政党。1919年8月31日以里德为首的左翼代表宣布成立“共产主义工人党”。随后,以鲁登堡为首的另一部分左翼成员宣布成立“共产党”。两党成立后不久,都通过决议,加入了共产国际。由于两党没有原则分歧,在共产国际的干预下,1921年5月,两党最终合并为统一的美国共产党。

十月革命鼓舞了英国的社会主义者,1918年6月,英国社会主义者同盟在里兹举行集会,讨论革命的计划,并准备仿效苏俄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建立自己的反资本主义的团体。但是,主张渐进改革的派别和主张激进革命道路的派别之间的分歧仍然存在并不断扩大。[3](56-57)1920年7月,不列颠社会党和若干地方性的左翼社会主义组织在伦敦联合宣布成立英国共产党,并立即加入共产国际,并积极参加“不许干涉俄国”运动。[4](109)

1924年英国情报部门宣布破获“季诺维耶夫信件”案件。报称: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的季诺维耶夫在1924年9月15日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写给英国共产党信件,指示英国共产党对其在工党中的追随者施加压力,加强在军队中的宣传鼓动工作,并为即将爆发的革命做好准备。据说是由英国情报机关——军情五处的一个混进英国共产党中的间谍秘密提供的信息。案件破获后,季诺维耶夫的信立即被公布在1924年10月的英国各大报纸上。此时正值英国大选,执政的工党政府、英国第一个左翼政府因此而败给它的竞争对手保守党。共产国际立即宣布此信是伪造的。但在1924年底,共产国际强烈批判英国共产党对秘密文件保管不善。因信件的原稿已无从查证,因此信件的真伪一直是个谜。[5](1-5)后来有学者认为这封信是流亡柏林的俄国侨民假造的,目的在于离间苏联与英国的关系,嫁祸共产国际。[6](271)

法国也爆发生了较大规模的反对干涉苏俄的运动。1919年“法兰西”号战舰的水兵在黑海发动了拒绝向俄国革命者作战的运动。十月革命为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革命分子提供了榜样和范例,法共的最早名称就是“共产国际法国支部”。

在十月革命前,日本社会党几乎没有注意到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那时,日本的社会主义者的发展处于倾向于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汲取营养的阶段。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对日本青年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促进了激进思想和运动的发展。[4](130-131)

十月革命胜利后,日本政府决定以“保护在俄侵占的远东地区日本居民的安全”为借口,派兵干涉俄国革命。1918年8月,因出兵动用了储备粮而造成的米价飞涨,引发了贫苦人民的“米骚动”运动。从1919年起,日本工人罢工规模扩大,工会组织迅速发展。1920年日本爆发了工人和知识分子第一个“五·一节”示威游行。1919年9月,“友爱会”改组为“大日本劳动总同盟友爱会”,1920年12月,各社会主义团体组成“日本社会主义同盟”,但由于思想立场的分歧,同盟内部经常发生对立,1921年被政府解散。1922年7月,由共产国际的日本委员组建的日本共产党也受到政府的迫害。1923年,日本政府对日共第一次大逮捕,包括山川均在内的几十名共产党员被捕。[4](131)

四、当代俄罗斯和西方学界关于十月革命史的新观点和新视角

伴随由苏联向俄罗斯急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转轨,俄罗斯史学界也经历了一个20余年的急剧的学术转轨。针对十月革命的评价,经历了从彻底否定到较为冷静思考的过程。俄罗斯学者从文明史观出发对十月革命史的研究和思考方法值得中国学者重视。

居俄罗斯学界主流地位的部分学者提出十月革命是一场新旧文明、东西文明的“冲突”,是俄国现代化的阶段性尝试的新观点。

俄罗斯当代著名哲学家斯焦宾院士将文明划分为传统类型和技术型两种。“技术型文明大约在公元14—16世纪开始在欧洲地区形成。其核心价值体系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时期。”[7]他将俄罗斯文明划归传统文明的行列之中,将十月革命及其社会剧变看成是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之战。[7]

当代俄罗斯历史学家阿列克谢耶夫院士将文明演进与现代化进程等量齐观。他认为:“20世纪世界文明进程的特点是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被称为现代化的现代工业社会的紧张过渡。这种过渡在某种程度上涉及了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因此就出现了俄国的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及其后果这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他认为:“从以文明的态度对待历史进程的视角来看,布尔什维克领导的革命同时追求两个相互对立的目标。一方面,它推翻了在俄国已经产生的资产阶级关系,同时也破坏了现代化过渡的自然发展过程;而另一方面它消灭了阻碍这一过渡的封建残余。在第一种情况下,这是历史的错误,在第二种情况下这是历史的成就。”[8]

西方学者认为十月革命是法国大革命精神的继续和大革命文化的超越。

西方学者对革命概念的界定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暴力革命”(Violent revolution)说。二是“伟大革命”说(Great revolution)。“暴力革命”说认为,革命是“暴力的政治”,凡是一切以暴力形式非法颠覆政府的行为,诸如宫迁政变、叛乱,甚至骚乱等,均是革命。“伟大革命”说认为,革命是一个暴力事件,但并非所有的暴力事件都是革命,应该从行动的结果来判断一个暴力事件是否属于革命。革命只能是诸如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之类通常所说的伟大革命,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革命的结果导致了一国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乃至意识形态等均发生了重大转型。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指出,革命是罕见的,并不是什么时代都会产生革命。古代的东西方社会曾经历过叛乱、起义、朝代或政体的更替,但它们只是政治暴力,而不是社会革命。革命是现代化所特有的东西。“革命,就是对一个社会据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神话,及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领导体系、政治活动和政策,进行一场急速的、根本性、暴烈的国内变革。因此革命有别于叛乱、起义、造反、政变和独立战争。革命,就是一般人所说的伟大革命、大革命或社会革命。”[9](241)他将革命又分为西方型和东方型。西方型革命包括摧毁现存政治制度,动员新的政治集团参与政治,建立新制度三个阶段。东方型革命的模式首先是动员新的政治集团,接着创立新制度,最后是推翻旧的政治秩序。他认为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辛亥革命、墨西哥革命均属于西方型革命,而中国共产党革命属于东方革命。

十月革命史是一个国际课题,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将有相当多的国内外史学家乐此不疲地投入对它的研究之中。不论从政治角度,还是从学术角度来看,十月革命史对于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个未解之谜。

标签:;  ;  ;  ;  ;  ;  ;  ;  ;  ;  ;  ;  

十月革命史学的四个问题--对史学史与史学方法论的思考_十月革命论文
下载Doc文档

猜你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