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日战争论文,文艺理论论文,马克思列宁主义论文,中国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7-1945年整整八年的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浴血奋战，抵抗日本侵略者。在此艰苦的非常时期，党始终没有放松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书籍出版和宣传的领导，没有放松对干部队伍尤其是高级干部学习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的领导，因此整个抗战时期，马列主义著作的传播在中国并没有因为战争而中断，相反地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是马列主义理论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时无论是在革命根据地延安，还是在国统区和沦陷区都有相当一批革命文艺工作者始终在为翻译、宣传和出版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著作而奋斗，他们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一、抗战时期革命根据地延安两次学习马列主义高潮推动了马列主义文艺理论著作的翻译和出版
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因为这标志着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在理论和思想上的成熟程度，标志着它的战斗能力。全面抗战开始以后，他在一系列文章中强调，在新的形势下革命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强调革命理论对一个马列主义政党革命实践的指导意义。特别是在1938年，在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同志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报告用了一整节的篇幅来谈学习问题，发出掀起学习马列主义高潮的号召：“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在党中央的这一号召下，根据地延安掀起了学习马列著作的高潮，每年的5月5日——马克思的诞辰日定为学习节。这时延安的一些干部学校应运而生。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鲁迅文艺学院、马列学院、陕北公学等一批学校先后成立。特别是1938年5月5日正式成立的马列学院，使我党有了历史上第一个编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专门机构，使经典著作的出版由半公开状态转向公开出版发行。当时延安出版的马列著作均用解放社的名义。
第二个学习高潮是在抗战中期。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了。这一年年初，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讲。演讲中多处强调学习马列主义要理论联系实际。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现在我们党的中央做了决定，号召我们的同志学会应用马克思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个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这个责任是担在我们的身上。”
同年5月， 毛泽东同志对文艺工作者作了十分重要的讲话——《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精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文艺观，并结合当时的实际，要求文艺工作者要解决创作的立场、态度和对象等方面的问题，向文艺工作者发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号召：“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文艺创作，这是对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一个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须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这篇讲话对推动和指导抗战时期革命文艺的发展起到了纲领的作用。
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延安又一次在党中央领导下掀起了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的高潮，为了适应新的情况，翻译经典著作的机构作了调整，制订了新的翻译和出版计划。
正是在这两次学习马列主义理论高潮的推动下，抗战时期延安解放社出版了两大丛书和两大选集：《抗日战争参考丛书》、《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列宁选集》和《斯大林选集》。无疑，这后三套书中包含了马恩列斯的文艺思想。
两次学习高潮的总形势和有利条件促进了马恩列斯文艺论著在延安相继问世。
1940年6月， 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艺术》（曹葆华、天兰译，周扬编校）。该书收入了5 封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的著名书信：马克思《致斐·拉萨尔》（1859年4月19日）， 恩格斯《致斐·拉萨尔》（1859年5月18日）、《致敏·考茨基》（1885 年11月26日）、《致玛·哈克奈斯》（1888年4月初）、 《致保·恩斯特》（1890年6月5日），及列宁论托尔斯泰的4篇文章。 还刊载了苏联学者写的两篇论文。周扬同志亲自写了“后记”。
1941年5月25日，《中国文化》第2卷第6 期上发表了《列宁论艺术与文化》（上册），肖三译。这本书是根据莫斯科艺术出版社1938年的版本翻译的。原版本分为三部分。前两个部分“论文化与文化遗产”、“艺术的阶级性与党性”，其中收入了《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论无产阶级文化》以及列宁论托尔斯泰的5篇文章； 第三部分是列宁的有关命令和指示，以及附录。肖三翻译了前两部分作为上册，原打算第三部分作为下册，但后来下册未能面世。
1941年9月，延安新华书店出版了《斯大林与文化》， 苏联罗克托夫编，曹葆华译。这本书汇集了当时能收集到的斯大林谈文化问题的论述，内容比较丰富。曹葆华的这个译本分三部分：一、《斯大林在文化和艺术上的见解》；二、《斯大林著作中的文学形象》；三、《当代作家和艺术家对斯大林的印象》。《斯大林与文化》一书的出版，有助于我国广大文艺工作者和广大读者深入了解、学习和研究斯大林的文艺思想。
1942年1月15日，延安文学双月刊《谷雨》第1卷第3 期上发表了《列宁与艺术创作底根本问题》，曹葆华译。
1942年5月14日， 延安《解放日报》刊载了博古译的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这篇名著的全文。1926年以来，该文就有中译文，但都为节译。所以博古的译文是第一次全文在我国报刊上发表，而且又是在整风时期的延安，因此有着特殊的意义，起到了直接的指导作用。
在毛泽东同志作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周扬同志即着手编纂《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该书不单是收入了马恩列斯的文艺论述，还收入了普列汉诺夫、高尔基、鲁迅、毛泽东的有关文艺论述。全书分5辑：《意识形态的文艺》、《文艺的特质》、 《文艺与阶级》、《无产阶级文化》、《作家，批评家》。这本书于1944年5月，由延安解放社出版。该书可以说是集中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精辟论述的一本文辑，出书前曾经毛泽东同志亲自审阅，成了文艺工作者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教材。
二、抗战时期的重庆和上海是马列主义文艺理论著述出版和宣传的重要阵地
抗战时期，党中央不仅重视在延安出版马列主义理论著作，同时还想尽一切办法，通过党的地下组织，领导国统区和沦陷区进步的出版界翻译、出版革命理论书籍。重庆和上海就是重要的阵地。
抗战开始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及香港公开发行的综合性周刊《群众》由汉口迁至重庆，于1938年底在重庆出版。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出版的机关报《新华日报》也由汉口迁至重庆，1938年10月在重庆出版。另外由中苏文化协会1936年在南京创刊的综合性月刊《中苏文化》，1937年11月亦迁至重庆出版。还有1938年在汉口创刊的《文艺阵地》，由生活书店在上海和重庆等地出版。总之，党在国统区的机关刊物和机关报，以及上述各种进步刊物上经常刊登马列主义文艺论著，并出版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书籍。
抗战时期在重庆出版的主要马列主义文艺论著有：
1940年8月10日，《群众》周刊第5卷第2 期上发表了《斯大林论民族文化》，戈宝权译，文中收摘了斯大林论民族文化的12个片断。
1940年8月15日，《中苏文化》第7卷第4 期上发表了《列宁与斯大林论电影》，戈宝权译。
1940年11月15日，《群众》周刊第5卷第11 期上发表了《斯大林论苏联文化革命》，戈宝权译。
1940年11月15日，《文学日报》第2 卷第十期上发表了《见于斯大林著作中的文学形象》，戈宝权译。
1941年1月10日，《文艺阵地》第6卷第1 期上发表了《列宁论文学、艺术与作家》，戈宝权译。
1943年，《群众》周刊第8期和第9期上以《列宁论托尔斯泰》为总标题，收载了列宁的《列·尼·托尔斯泰》、《列·尼·托尔斯泰和现代工人运动》和《列·尼·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等三篇重要文章。戈宝权译。
1943年，重庆读者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肖三译的《列宁论艺术与文化》（上册）（前面已提到1941年在延安《中国文化》上发表），1943年以后，该书在山东、佳木斯、苏南、香港等地先后翻印出版。
上海自30年代以来，在党的领导和支持下，反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先后建立了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其中包括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左翼戏剧家、美术家联盟、左翼新闻记者联盟、左翼电影小组和音乐小组等组织）。特别应该指出的是，1930年，左联成立以后，在翻译和介绍马列主义文艺论著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也可以说这个时期是宣传、译介马列主义文艺论著的高潮时期，产生了一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鲁迅、瞿秋白就是代表，还有周扬、冯雪峰都是当时我国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无论是他们的著述还是马列主义译著对那时的文艺界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革命思想的影响下，上海同时还形成和出现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文化大军，正是有了这样的基础，1937年抗战开始及上海沦陷后，留在上海的进步文化工作者和进步出版机构在十分艰难和复杂的条件下，仍继续坚持翻译、出版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其中包括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著述。
抗战时期，上海出版了下列马列主义文艺论著：
1938年3月，上海新文化书店出版了《列宁给高尔基的信》， 由何芜根据日文重译。这本书收载了列宁1908-1913年给高尔基的16封信。这是我国翻译出版最早的一本列宁给高尔基的书信集。
1938年8月31日、9月15日、9月30日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 二、三卷中译本先后出齐。译者郭大力、王亚南，由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及第二版跋对文艺家如何正确观察人、研究人、反映和表现人，具有指导意义，其中所揭示的关于辩证法以及阶级分析方法，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正确的方法论。同时，《资本论》本身也蕴含了十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
1940年10月，上海读书出版社出版了《科学的艺术论》（苏联共产主义学院文艺研究所里夫希茨等人编，1933年出版）。这本书是楼适夷从日文转译过来的。该书分为三部：第一部，社会生活中艺术的地位；第二部，关于文学的遗产；第三部，观念形态的艺术；共摘录马恩文艺论述40多段。马恩的几封著名的文艺书信全文收入。这本书在苏联，也可以说当时在世界上是较早的一本辑录艺术理论的文集，它反映了马恩文艺理论的基本内容。
1940年12月15日《文学月报》第2卷第5期上发表了《列宁论作家》，吕荧译。其中辑录了列宁论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乌斯宾斯基、高尔基、谢甫琴科、马雅可夫斯基、巴比塞、辛克莱、约翰·里德等10位作家的论述。
1940年，上海时代书报出版社出版了《斯大林与文化》第一个译本，贺依译。
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虽然在抗战以前已经有了译本，但是抗战期间在上海的陈晓时（即后来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陈珪如）等人，在艰苦的条件下重新翻译列宁的这本哲学专著，并参考了英、日、德、俄多种版本。《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批判了马赫主义等唯心主义思潮，详尽论述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反映论，这本书对文艺工作者用正确的认识论和反映论来进行创作，无疑是有指导意义的。
除重庆、上海出版的上述著作以外，还有一本很重要的马恩文论专辑：
1939年11月，读书生活出版社在桂林出版了《马恩科学的文学论》，译者欧阳凡海。这本书收入了马克思致拉萨尔、恩格斯致拉萨尔、玛·哈克奈斯和保·恩斯特的4封著名的文艺书信。 把马恩的重要文艺书信汇编在一起，这在我国是第一次。这本书中还收藏了苏联学者席勒尔的两篇论文：《恩格斯底现实主义论》和《马克思与世界文学》。
三、抗战时期马列主义文艺理论著作在我国传播的几个特点
一、由过去翻译、出版马恩列的单篇文艺论著或片断，转向翻译、编辑和出版文论集或专题汇编。有的是译自苏联的版本，有的则是我们自己编译或转译的。如周扬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艺术》、《马克思主义与文艺》、欧阳凡海译的《马恩科学的文学论》、楼适夷从日文转译的《科学的艺术论》、肖三编译的《列宁论文化与艺术》、戈宝权编译的《斯大林论民族文化》等等都属于专集性质。由此看出，马列主义文艺理论著述的传播在抗战时期进入到一个比较系统也比较全面的阶段。这些重要著述的传播有助于我国的文艺工作者树立正确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文艺观，大大推动了文艺工作者在抗战这个非常时期的创作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潜移默化地渗入到当时以抗日救亡、鼓舞民族斗志为中心内容、且规模空前、独具特色的抗战文艺运动中，其作用是无可估量的。世人皆知，抗战文艺运动在整个现代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二、斯大林的文艺论著是抗战时期开始在我国传播的。例如苏联编的《斯大林与文化》在我国先后有两个译本，都是在抗战时期，第一个译本在沦陷区上海出版，第二个译本在延安出版。这个例子就说明当时在我国对斯大林的文艺思想已经开始重视起来，并广为学习和研究。我国的著名翻译家戈宝权当时在重庆用了相当的力量翻译了一批有关斯大林文艺思想的论著。这对中国的广大读者和文艺工作者全面了解和学习斯大林文艺思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斯大林继承列宁遗志，高举马列主义旗帜，他非常重视社会主义文艺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积极和鼓舞作用，十分关心无产阶级作家、艺术家的成长，强调艺术家应真实地反映社会主义现实。他的文艺理论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有着重大的贡献。
三、抗战时期还翻译了一些外国（主要是苏联）著名文学家、文艺理论家的著名著述。
关于高尔基的论著有：1938年6月， 上海生活书店出版高尔基回忆列宁的著作，标题为《和列宁相处的日子》；1945年11月旅大中苏友好协会又出了一个版本，标题为《列宁》。这本回忆录中包含了列宁的一些文艺观点以及珍贵的资料。
1941年5月， 读书出版社出版了高尔基的《给初学写作者及其他》（又名《高尔基文艺书信集·给初学写作者》，以群译。
1941年11月，桂林文献出版社出版了高尔基《文学散论》，孟昌译，该书收入高尔基的文学论文13篇。
1943年7月， 延安出版高尔基《苏联的文学》（在苏联作家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作为《鲁艺丛书》第6种，曹葆华译。
1945年8月，读书出版社在重庆出版高尔基《我怎样学习写作》， 戈宝权译。
还出版了高尔基的《文化与人民》。
1938年9月，《文艺》第1卷第5期刊登了卢那察尔斯基的《关于文学批评》，代林译。
对于卢卡契著作的译介，虽然在抗战前夕就见诸有关书刊，但在抗战时期又有他的新的译著面世。如《论新现实主义》（于春江译，罗荪主编，载重庆出版的《文学月报》）、《论文学上人物底智慧风貌》（周行译，载桂林出版的《文艺》）。1940年12月，《七月》杂志第6 集第1、2期合刊上发表了卢卡契的4万多字的长篇文论《叙述与描写》。 后来由上海新新出版社出版，作为《新新文艺理论丛书》之一。在这一年的《中苏文化》杂志上还出了一期纪念十月社会主义革命23周年纪念的特刊。在这一期上刊发了《苏联社会主义的文学及其最近的文艺论争》（魏希、孟达合译）。在这篇文章里批评了卢卡契和里夫希茨的文艺思想。
以上只是举出最主要的，当时散见于报刊上的苏联文艺理论译作或其他单册译著，数量还是不少的。
把这些著名的苏联文学家、文艺理论家的著作和文章介绍到中国来，对我国文艺理论建设和文艺实践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和借鉴的作用。
四、结束语
抗日战争期间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传播的这段历史是灿烂的，它结出了丰硕的果实。这就是使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理论往前跨了一大步；使抗战的文艺创作实践取得了空前的繁荣，简言之，取得了理论和创作双丰收。这个双丰收是来之不易的。
首先，我们重温毛泽东同志抗日时期写的文章时，几乎每一篇都把学习马列主义提到很高的地位，强调马列主义理论对我国革命实践的指导意义、对加速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重大作用。当时党中央不仅高度重视马列主义学习，而且广为号召并作出具体安排，使抗战时期延安学习马列主义高潮迭起，并鼓舞国统区和沦陷区的革命文化战士奋起斗争。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经验，应永远传之后世。
另外，这个双丰收还要归功于我们老一辈的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家、翻译家、创作家和广大的文化、文艺工作者。他们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在延安窑洞的油灯下，在敌人占领区的阁楼上，在土台子前……完成了这么多的译作、创作和演出，太不容易了。更加激发了全民族的爱国主义热情，更加坚定了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决心。
今天，我们重新拿起那时出版的书刊，虽然纸张是那么粗糙，印刷质量又是那么不如人意，但这些丝毫挡不住先进的人们宣传伟大思想的战斗豪情。是他们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高高举起马列主义的火炬。我们后来者应该敬重他们，感激他们。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我们重新回顾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传播的这段历史，并加以认真的研究，使大家不要忘记这段历史，这恐怕也算是一种很好的纪念吧！
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抗战文化运动的丰功伟绩将永远载入史册，为后人所称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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