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不下来的广场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广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每天傍晚时分，一群大妈准时出现在青年学者黄勇军家窗外的空地上。她们伴着激情歌曲，动作一致地抬手转身。黄勇军很是反感：“她们剥夺了我安静看晚霞的权利。” 虽然反感，黄勇军却想弄明白：“究竟因为什么，广场舞在如此大的群体、如此广阔的范围，活跃地存在并蔓延着？” 2012年秋天，这个思考在黄勇军的课堂上引爆。当广场舞这个实例“意外”地进入关于自由主义的议题时，激烈的辩论爆发，远超当日主题：公共空间的功能、空巢化、城市化、人口流动、陌生人社会、社交困境……“你不明白她们每个人的处境、她们的喜怒哀乐，就是骂，也骂不到点上！”强调关注个体，避谈宏大叙事的黄勇军跟争论的学生们喊道。 于是，黄勇军与同为政治学者的妻子米莉，带领着课堂上参与激烈讨论的16名学生，对广场舞团体进行了为期3年的跟踪调研。湖南、江西、宁夏，城市、乡村、县城，他们接触了20多支队伍，1000多名舞者，与其中100名进行了深度访谈。 他和调研团队试图回答：她们到底是谁？她们为什么如此？她们为何被如此对待？ 她们，或年老退休、或跟随子女迁往城市、或留守乡村，曾经熟悉热闹的场景不再，给她们留下的除了繁琐无尽的家务，只余孤单无助 10多年前，何湘玲所在的长沙某国营单位改制，50岁的她被买断工龄提前退休。儿子在外地工作，丈夫沉醉于牌局，除了局散回来吃饭，家里很少出现他的身影。做饭、洗衣、拖地，何湘玲不紧不慢地完成一项又一项，因为除了这些，她不知道还能做什么，有时候她会忍不住自言自语：“当时多热闹，一群姐妹吃食堂。” 场地上的大妈越聚越多，黄勇军那“看不成晚霞”的住宅小区也被帮子女看孩子的老人占据了。这些带孩子的姥姥奶奶们多来自邵阳、株洲、湘潭等周边市县，她们离开丈夫，抛下家乡熟悉的生活，来到长沙，艰难地面对着陌生的高楼格子居、满大街的车辆和长沙话。在家到市场的生活半径里，她们以孙子孙女为中心，重复着一天又一天。 在调研组成员的报告中，城镇退休职工和从农村来城里带孙子孙女的老人们，成为城市广场舞的主体。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让她们成为“最孤单”的母亲，而离开单位退出集体活动的舞台、跟随子女迁往城市，也让曾经熟悉热闹的场景不再，只余孤单无助。 城市里的女人们在广场上扭动着，乡村的打谷场、街道空地上，一批或高或矮略显臃肿的女人也在暮色中舞动。 在江西西北部一个叫溪畔村的小村庄，调研组成员余珊珊生活了近20年，直到离家去长沙读大学。 这几年，每当夕阳投下最后一丝光亮，村里原本寂寥的打谷场上就会热闹起来。余珊珊的妈妈、大妈、舅妈、姨妈，随着带杂音的音乐起劲地扭着。站在边上的余珊珊，没觉得扰民，反而觉得这样的热闹有点安慰人心。 学生们观察到的这些故事，总让黄勇军想起自己的母亲，60多岁的母亲如今在长沙帮他带孩子，不忙时也会去广场上跳跳。母亲曾是县城当年仅有的两个高中女毕业生之一，原本光明的路因为文革时黑五类的身份而终结。在母亲那个时代，“革命”“奉献”“阶级敌人”这样的词汇，随广播整日在村子里回响。等黄勇军记事的时候，母亲盘了一个小卖部，成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个体户。彼时，“贡献”这样的词汇已经落寞，在小卖部门前的公路上，人人谈的是“挣多少钱”，黑白电视机里是“市场”“竞争”……国家在飞快地赶路，时代变迁中，她们曾经熟悉热闹的场景不再。 对这些被改变的场景，一直致力于研究中国女性境遇的青年教授米莉，做了这样的描述：曾经聚在一起互相帮助的乡里乡亲，在崇拜财富的市场中成了竞争者；曾经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邻居，搬进了对面铁窗紧锁的防盗门，曾经热闹的大家庭，随着儿女工作的搬迁而变得安静异常，令人心慌…… 孤单无助、无所适从的她们，在遇到热闹的广场舞后，便一头扎了进去。 清晨或傍晚，她们在一起舞蹈，在音乐结束后闲聊，生活变得熟悉起来，无所适从得以消解，在这里她们找到了自己的集体 调研的学生一开始与广场舞大妈交流时，对方会把跳舞的意义描述得极为简单：为了健康和开心。 “等你进入她的生活，看到她跳舞时那种精气神，就会发现不是她们说的那么简单。”曹露以舞友的身份参与大妈们的“闲聊”，听到了更多真心话。 何湘玲因舞跳得好，被推为领舞者，这让她找回了年轻时那种被重视的感觉。她教起舞来极为认真，一套新动作，自己先练习二三十遍，厨房做饭、客厅拖地时，她都会不由自主地比画。学舞教舞、收取会费、管理账目、运送音响，毫无疑问，她在队伍里不仅是“骨干”，更将自己视为领头人。 领头的大妈们被集体需要着，在江西西北的那个小山村，余珊珊发现跳舞的大妈们好像也找到了集体。如今村子里有什么喜庆的事，她们常常被请去跳一段。甚至村里组织村容建设，参与的也总是跳广场舞的这一群人。她们成群结队，扛着铁锹，提着扫帚，笑着闹着，从村东打扫到村西。 对于多年前就淡出集体活动舞台的她们，在广场上一起舞动，不仅让她们找到了集体，政府日渐关注的举动，更让她们感受到了个人与国家的连接。 几乎所有湖南省洞口县的人，包括从小在这里生活的调研组成员杨卓为，都知道县上“梦之恋”舞蹈队出名了：她们陆续参加了邵阳市、湖南省的比赛，不仅拿了名次，甚至还得到来自文化部的邀请，去北京演出。 在杨卓为的观察中，“梦之恋”的成员中有一大部分是附近煤矿的离退休职工。她们通常选择在煤矿原来的篮球场上跳舞。20多年前，这里曾有单位组织的篮球比赛，年轻的壮小伙们每投个篮，都会引来围观人群的一片呼喊。如今，周边厂子有的改制，有的倒了，煤矿也没落了，没人再组织打比赛。昔日的篮球场杂草丛生，门栏白漆脱落，露出铁锈。房地产的热潮在这个小县城兴起，更多的人搬进了高楼上，没人可以说话，曾经吵闹的煤矿大院彻底安静下来。 然而，当音乐响起时，在众人和评委、领导关注的眼神中，这些阴沉的忧愁似乎又不见了。她们绷起脚尖，舒展地抬起腿，踢出一个个漂亮的后旋，脸上的激情不亚于年轻时给投篮小伙子呐喊。 集体的意义对她们来说如此重要，与“国家”的连接更让被漠视的她们再次感知到个人的价值，以至于这种归属感不能让“不是一路人”的人打破。 在调研学生观察的这些故事中，广场舞再次给了她们稳定、安全、受关注，也让已近迟暮的她们再次感受到曾经有过的激情、梦想与追求。清晨或傍晚，她们在一起舞蹈，在音乐结束后闲聊，生活变得熟悉起来，无所适从得以消解，在这里她们找到了自己的集体。 广场舞引起广泛关注，与“大妈”的迅速标签化不无关系，她们被指责“落后”“奇葩”时，很少有人注意到“文明”是由谁定义的 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社会到底在反感什么？她们为什么被如此对待？ 在黄、米的指导下，调研学生刘金对网上关于广场舞的话语作了文本分析。他发现，广场舞因为审美上的“农业重金属”和动作的整齐划一被年轻人嘲讽，更因为“空间占用”“噪音污染”被讨伐。 对此，米莉给了一个有趣的视角：用“随身听”可以很容易地划分人群。当代城市青年，必然是戴着耳机，沉醉在他们藏于耳朵里的世界。而中老年人，即使不是在跳广场舞，他们也不戴耳机，而是把可扩音的电子设备拿于手上或置于车筐，老歌、戏曲的声响跟随着他们在空气中散播。 “原本是两代人生活方式的不同，如今成了‘文明’和‘落后’的对抗。”米莉解释道。在香港中文大学硕士生王芊霓看来，在现代城市中，公共空间的安静有序已成为主流观念。在这种观念中，伴着激情舞曲在广场扭动起舞的大妈们无疑是聒噪的，牢牢掌握话语权的都市主流，毫无悬念地碾碎了大妈们微弱的声音。 然而，当曹露、余珊珊、杨卓为这些90后调研学生，在与身边那些喜欢自拍、发朋友圈，习惯戴着耳机的年轻人一个个闲聊时，却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他们毫不掩饰对广场舞的厌弃，觉得低俗可笑，却愿意看到自己的父母在广场上消耗多余的精力，“动动身体好”“省得一个人闷”“不会老来烦我了”。 “除文明的定义外，还有城市设计人性化的问题。”米莉举出例子，“我们很少注意的是，女人有百货大楼有美容院，中产阶层有茶楼有各类健身馆，年轻人有KTV有咖啡厅。可中老年人呢？除了公园、小区的空地，还有哪属于他们？” 王芊霓认为不能忽视的是在当代中国城市，特大型超市以及私人房地产的扩张正在挤压公共空间。“我们这个几百亩的小区，就一小块空地，怎么可能不冲突？”黄勇军以他住的小区举例，“开发商为了最大密度地使用土地，没留多少公共空间。” 不过，当用城市和农村对广场舞进行区别时，有趣的现象发生了：城市广场舞因为“空间占用”“噪音污染”被讨伐，而农村广场舞反倒日渐被视为乡土文明重构的手段。 “这很容易解释，农村空地多，哪儿都能找一块。再说，年轻人都往城市跑，农村的安静与否跟他们无关。”生于陕西农村的米莉说。 广场舞群体中不仅有大妈，还有大爷，还有银行管理人、政府公务员、老师…… 文化学者黄纪苏与香港中文大学研究生王芊霓同样把目光投向了这个特殊的群体。与黄勇军不同是，除了大妈们，这两人也在关注那些不断出现在广场上的大爷，还有银行管理人、政府公务员、老师…… 有着3年舞龄的黄纪苏在北京王府井的广场上，以广场舞参与者和文化学者的双重身份，观察感知这些在身边扭动起舞的舞友。在他的描述中，那些发生在广场、公园和马路边上的舞蹈，是继交谊舞后，身体与舞蹈关系史上的一场继续革命。 在他看来，舞蹈回归民众身体的说法尤其适用于男性。这两年，他发现身边跳舞的男性越来越多了，原因多样，也总离不开“健康”“认识人”“说说话”等。一直游泳健身的黄纪苏因为3年前健身房搬迁，在一次遛弯中加入广场舞队伍，他发现“游泳时一个人太难熬，而广场舞有人陪着很有趣”。自从开始跳舞，黄纪苏对晚上的饭局能推则推，外地出差也尽量不去。 北京王府井的广场上，黄纪苏随着音乐，跟一群搞物业的、卖菜的、退休的老师们在跺脚抖腿地跳着。在河南某市，香港中文大学硕士生王芊霓也在进行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 在接受多家媒体的采访时，她都强调参加广场舞的人是多样的。“与其说是集体主义的回潮，不如说他们在追求美、健康和社交。”她对记者说。 黄勇军并不在跳舞的是大妈还是大爷，是低收入还是高收入上纠结。在他眼中，大爷、公务员、教授也跳广场舞，这有舞蹈回归身体的一面，而更多的是源于这代人的独特成长经历：这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知识结构无从谈起，审美趣味和精神生活乏善可陈，“就像一个暴发户，从没有喝咖啡的习惯，他再有钱买最好的咖啡，也只是随大流喝而已”。 “社会转型带来了冲击与阵痛，他们是在巨大失落中自救，广场舞是他们无可奈何下的刚需。”在黄勇军眼中，他们从集体主义时代而来，或多或少被烙上那个时代的印记，在广场舞的“类集体”中寻找归属感。 与黄勇军的伤感相比，还在跳广场舞的黄纪苏则显得乐观，他不赞同用集体主义烙印来解释广场舞，更倾向于将“每天1小时像礼花一跃而起地跳舞”，看成是民众在“自发地重建社会、重建意义”。 3年前，曾在课堂上争得面红耳赤的学生，如今谈到广场上大妈大爷的起舞扭动，再没有当日的激愤。“是一个值得尊重，同情和理解的群体。”90后男孩杨卓为在调研报告中写道。 不管是伤感还是乐观，在这些深入的观察里，那些大嗓门儿、有些发福、不再性感的中老年女性，仍是那一生拘谨、局促、柔弱的她们。她们在广场上起舞，不再面目模糊，影影绰绰。外面社会有的竞争、温情、愉悦、痛苦，在广场舞这个世界肝胆俱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