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防范执政风险思想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风险论文,思想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在领导全党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实践中，始终高度重视党的建设，关注党的执政命运和执政前途，在党的建设的各个重大历史关头，就防范执政风险作了大量深刻的论述，形成了系统而又完整的关于防范执政风险的思想。
一、邓小平清醒地看到中国共产党所处地位、环境和自身状况的变化所带来的执政风险
政党的建设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进行的，社会环境的变化既会给执政党的建设带来良好的机遇，同时也会对执政党的建设带来新的挑战，产生新的风险。邓小平在各个重大历史关头，都清醒地思考中国共产党所处地位、环境和自身状况的变化所带来的执政风险。
（一）建国初期，根据党刚取得执政地位的状况，邓小平认为“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要克服和防止官僚主义等不良习气。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经过28年的奋斗，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成为执政党，这是中国共产党发展上的重大转折。党取得了执政地位，如何来巩固执政地位，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毛泽东1949年春天说，“我们要进京赶考，我们决不当李白成。”作为第一代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邓小平也在认真思考执政地位的取得给党的建设带来的影响，这种思考集中体现在1956年9月在党的八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1957年在西安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共产党要接受监督》，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文献中。
邓小平在八大报告中指出，执政党的地位，一方面为党领导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另一方面，“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1](P214)
1.官僚主义。邓小平指出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在共产党员身上滋长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他们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接受批评监督，甚至有些品质恶劣的人，还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我们党内还有一种人，他们把党和人民的关系颠倒过来，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在人民中间滥用权力，做种种违法乱纪的坏事。
2.主观主义。邓小平认为，官僚主义必然发展为主观主义。不少领导干部，高高在上，不靠近群众，不重视调查研究，不了解工作中的真实情况。他们往往不是从客观的实际条件和人民群众的具体实践出发，来考虑和决定他们的工作。而是从不确切的情况出发，从想象和愿望出发，主观主义地考虑和决定工作。因此，他们所作出的决议、指示虽然很多，但有的不完全正确，有的甚至完全错误。
3.宗派主义。有一些党员，稍有点工作成绩，就自以为了不起，就看不起别人，看不起群众，看不起党外人士，不愿意或者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似乎当了共产党员，就比非党群众高出一头，有的人还喜欢以领导者自居，喜欢站在群众之上发号施令，做事不愿意同群众商量。这实际上是一种狭隘的宗派主义的倾向，也是一种最脱离群众的危险倾向。
4.命令主义。不少党的组织和干部，在作出决议、指示以前，既不同群众商量，在执行决议、指示的时候，对群众又不是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而是企图一切依靠命令行事，结果把实际工作做得很坏。
5.分散主义。在处理党组织上下级关系上，我们党内时常出现这样一种干部，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爱好自成系统，自成局面，在政治上自由行动，不喜欢党的领导和监督，不尊重中央和上级的决定，甚至在他们处理一些应当由中央、统一决定的重要问题的时候，也事前既不向中央和上级领导机关请示，事后又不向中央和上级机关报告，违背党的政策和纪律，危害党的统一。为此，邓小平在党的八大重申了1954年与高岗、饶漱石斗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6.投机主义。执政党的地位，容易使一些人为着捞名誉和地位而入党，解放前，一个人决心加入共产党，意味着要丧失自由和生命。然而现在，这种危险不仅不存在了，反而出现了容易做官的好处。因而不少人为取得名誉和地位而入党，这种人一旦入党，就不去代表群众的利益了，反而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捞好处。
（二）文革之后，针对“文化大革命”的破坏，邓小平认为“党的领导受了损害”，提出“要整顿党”。
由于我们党执政时间不长，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执政规律缺乏足够的认识，从1957年起，对执政问题的把握逐渐出现偏差，导致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邓小平两次被打倒，又两次站起来。邓小平冷静地分析“文化大革命”给共产党执政带来的损害和风险。
1.经济上，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经济发展速度下降，“三五”时期为9.3%，“四五”时期为7.3%，到1976年则下降为1.4%。人民生活水平下滑，从1966年到1976年，全民所有制职工只在1971年调整过一次工资，1966年，全民所有制职工年平均工资为636元，而1976年则下降为605元，下降了4.9%。1987年，邓小平指出：“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的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2](P115)
2.政治上，民主法制受到严重践踏。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残酷迫害，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仅国家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就占当时国家干部总人数的17.5%，其中，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和地方副省长以上的高干被立案审查的就达75%。198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中列举的受诬陷、迫害的达近73万人，被迫害致死的达3.48万人。受打击、迫害和株连的达1亿人口，占全国人口的1/10。
3.党的组织建设上，组织不纯和队伍严重老化的情况同时存在。一方面，有些党组织软弱涣散，甚至处于瘫痪状态，丧失战斗堡垒作用。更严重的是，在党内，“三种人”（即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为数不少，导致党组织不纯。1983-1987年的整党，在以前清查的基础上，全国又列查13.7万人，定为“三种人”（不包括广西区）5000名，犯严重错误的人4万多名。另一方面，干部的离退休制没有真正实行，加之“文革”一批受迫害的老干部又重新回到领导岗位，整个干部队伍严重老化。1982年9月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指出：“我们干部老化的情况不说十分严重至少有九分半严重。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就缺乏活力”。[2](P5)
为此，邓小平强烈感觉到要彻底否定“文革”，要拨乱反正。1975年9月提出“各方面都要整顿。”而其中整顿的核心就是党的整顿。1980年12月，邓小平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指出：“应该说，党的领导在相当一个时期受了损害。恢复我们党在全国各族人民中、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是摆在我们面前着要解决的非常重要的问题。[2](P274)为此，邓小平要求全党同志认真思考三个问题，一是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二是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三是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
（三）改革开放时期，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挫折和国内严重的政治风波，邓小平尖锐地指出：“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
从1989年起，东欧等8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丧失了政权，国家改变了颜色。尤其震惊世界的是，1991年“8·19”事件后，世界上第一个执政的苏联共产党丧失政权，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陷入低潮。在国内，由于复杂的国际国内因素，1989年春夏之交在北京发生严重的政治风波。这复杂的国际国内局面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考验是空前严峻的，主要有三个问题。
1.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中国向何处去，举世瞩目，举国关注，当时有三条道路，一是退回去走老路，走“文化大革命”的路，重新提无产阶级专政革命理论，搞以阶级斗争为纲；二是邪路，步苏联东欧共产党的后尘，搞经济上的私有制，政治上的多党制、议会制，思想上的多元化，其结果只能是中国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三是新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走改革开放的新路。
2.中国共产党的形象问题。改革开放激发了人们发展生产力的热情，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改革开放同时也考验着党员领导干部的权力观、利益观，一些人没能经受住考验，走上了腐败变质的岐路。1982年4月，邓小平就提醒全党：“……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么，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3](P403)
3.经济发展速度问题。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中国经济发展碰到两个问题，一是西方七国联合制裁中国，二是国内经济发展中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没有解决，仍然没有走出：“一放就乱，一统就死”的发展怪圈。199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仅为3.8%，为改革开放以来最低的一年。
考虑到以上这三个重大问题，邓小平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非常关心。1989年5月和6月间，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特别强调：“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3](P314)
二、邓小平科学地提出了以改革为动力，以建设为主线的防范执政风险的基本对策
以改革为动力。邓小平建构了系统而又完整的改革理论。关于改革的必然性，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2](P364)关于改革的性质，认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关于改革的作用，认为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关于改革的地位，认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关于改革的范围，认为涉及经济、政治、科学、教育等全面的领域；关于判断改革得失成败的标准，认为要坚持“三个有利于”；邓小平还提醒要注意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相互关系。邓小平关于改革的理论为中国共产党防范执政风险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以建设为主线，就是说邓小平始终强调建设的重要性，构建了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四大建设的防范执政风险的综合对策。
（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防范执政风险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1.阐明经济建设的重要性。邓小平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高度论述经济建设的重要性。1990年3月，他在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时总结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认为如果不坚持发展的路线，没有经济的大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六·四”这个关我们就闯不过去。他说，“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如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二，百分之三，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2](P354)
2.制定经济发展的正确政策。在经济制度上，邓小平认为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方针，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允许和鼓励个体、私营、外资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在分配制度上，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对证券、股市等东西，邓小平主张试验。在经济运行机制上，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把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从1979年到1992年的多次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在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在经济发展战略上，制定了三步走的战略。在经济发展途径上，主张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把对外开放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主张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吸收外国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扩大对外经济合作。邓小平作出设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和开发开放上海广东等一系列重大决策。在经济发展战略重点上，邓小平提出有三个，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
（二）以民主法制为主要内容，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防范执政风险提供法制保证。
1.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1979年3月，邓小平明确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3](P168)“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3](P176)这样，邓小平就从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共产党的奋斗目标等高度阐明了建设民主政治的重要性。
2.民主法制建设的重大成果为防范执政风险提供法制保证。2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大力推进民主法制建设，并取得了显著成绩。表现在：发展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定期审议和决定全国或地方的重大问题；制定了一系列重要法律、法规，在国家和社会生活方面已经基本有法可依；改进和完善民主选举制度，在乡镇、县实行直接选举人大代表；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进一步发挥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的作用，开辟多种参政议政的渠道；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推进领导干部的年轻化，保证了党和国家的活力，克服官僚主义，提高了工作效率，调动了基层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这些实实在在的成绩，为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地位，防范执政风险提供了有力的法制保证。
（三）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防范执政风险提供精神动力。
1.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加强党的领导的重要保证。邓小平十分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强调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指出：“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2](P144)
2.实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部署。在邓小平的领导下，1986年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1996年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以党中央的文件专门对精神文明建设作出部署。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认为是要教育人民成为“四有”人民（即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教育干部成为“四有干部”，特别要教育好青年、教育好后代。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认为主要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做到用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教育科学文化建设要做到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把最好的精神粮食贡献给人民。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组织领导，邓小平强调共产党要加强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必须狠狠地抓，一天不放松地抓，从具体事件抓起，关键是党风建设和领导干部以身作则。
（四）加强和改进党的自身建设，为防范执政风险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1.加强思想理论建设，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防范执政风险提供坚实的思想保证。他从历史的高度强调：“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3](P143)邓小平在中国历史重大关头，身体力行解放思想，1978年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这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1992年南方谈话，是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2.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为防范执政风险提供政治保证。邓小平认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路线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为把中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1992年南方谈话，邓小平特别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这一点，我讲过几次。”[2](P371)
3.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培养“四化”干部和组建稳定、成熟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为防范执政风险提供人才保证。邓小平认为，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干部队伍要实现“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在80年代初期，邓小平考虑最多的是在坚持革命化的前提下，推进干部队伍的年轻化。1982年1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的讲话，指出：“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3](P397)1982年10月至1983年3月，中央对省级领导班子进行调整，省级领导班子人数比调整前减少35%，平均年龄由62.2岁降到55.5岁，其中55岁以下的由原来的15%提高到48%。
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际国内严峻的政治风波之后，邓小平思考最多的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稳定的成熟的党中央领导集体，1989年5月31日，他同两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组成具有改革开放形象的中央领导班子，使人民放心，这是取信于民的第一条。”[2](P298)，综合他几次重要谈话，邓小平对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明确要求：一是新的领导班子是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要取信于民，使党内信得过，人民信得过；二是新的领导机构的成员眼界和胸襟要非常宽阔，三是党内无论如何不能形成帮派、小圈子；四是新的领导集体要形成一个领导核心；五是做几件使人民满意的事情，一个是更大胆地改革开放，另一个是抓紧惩治腐败。
4.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惩治腐败，为防范执政风险奠定深厚的群众基础。邓小平认为，执政党的党风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关于惩治腐败，打击犯罪，邓小平指出了具体的思路。一是决不能手软，要从快从严从重，“要多杀几个，这才能真正表现我们的决心。”[2](P153)二是党风廉政建设要靠教育，更要靠法制；三是端正党风、反对腐败要从领导干部抓起。
三、邓小平防范执政风险思想的特点及重大意义
（一）邓小平防范执政风险思想具有鲜明的特点。
1.忧患性。邓小平对共产党执政过程中的风险和考验，始终保持高度警觉，认为防范执政风险问题事关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事关共产党的生死存亡，事关中国改革开放大业的成败，事关中华民族在国际上的形象和地位。
2.关键性。邓小平从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党的建设等方方面面建构防范执政风险的对策，同时又点出问题的关键在于党的建设自身。他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在共产党内部。”[2](P380)而党的建设的关键又在于选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特别是中央领导集体。1990年12月，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2](P310)
3.创新性。邓小平高举改革的旗帜，大力推进社会各个领域的改革创新。就党的建设而言，在继承毛泽东重视思想建党传统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制度建党的思想。1980年8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著名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明确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3](P333)
（二）研究邓小平防范执政风险的思想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理论意义。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特别是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50多年的历史经验证明，马克思主义党建基本原理完全正确，但国际共运潮涨潮落尤其是苏联东欧共产党垮台的沉重教训也说明，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必须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邓小平关于防范执政风险的思想，极大地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执政党建设的理论。
2.现实意义。有助于中国共产党人防范和化解面临的执政风险，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面对很不安宁的世界，面对艰巨繁重的任务，全党同志一定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清醒地看到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带来的严峻挑战，清醒地看到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风险。”[4](P57)研究邓小平关于防范执政风险的思想，在当前，就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提出防范和化解执政风险的基本对策。具体做到：找准执政方位，准确判断中国共产党已经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更新执政思路，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推进党建理论和实践的创新；明确执政重点，切实解决党的建设中的两个历史性课题，着力提高执政能力；夯实执政基础，开发丰富党的执政资源，拓展党的执政空间；攻克执政难题，从严治党，从事关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政治高度深入开展反对腐败的斗争；造就执政保证，培养和造就适应新世纪要求的会治党治国治军的新一代政治家；实现执政使命，推进三大文明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通过以上工作，防范和化解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风险，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标签：中国改革开放论文;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论文; 邓小平南方谈话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领导理论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时政论文; 党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