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史新建构”与中国文学经典，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文学论文,经典论文,世界论文,文学论文,史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76(2012)04-0002-07
一、世界文学经典的“重构”与中国文学
21世纪欧美文学界的“世界文学史新建构”或称为“世界文学史重构”(以下简称“重构”)新潮中，作为世界文学史观的重要实践话语——“世界文学经典选本”——大为改观，中国文学的古今文本以前所未有的数量与组合方式(包括部分“非西方文学”Non-Western Literatures)首次与西方经典珠联璧合，合编在西方著名的文选之中，这是前所未见的世界文学现象，引起国际学术界关注，众说纷纭，我们有必要予以讨论。
所谓的“文选”(anthology)，也就是作品选集，虽然基本含义是明确的，就是指文学作品尤其是文学名著的选集。但中西文选历来又各有其独立的模式与编写原则，所以当我们在分析中国文本在西方的“重构”中的境况时，先要对“文选”略作解析。
中国传统文学的文选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梁萧统《文选》为代表的文学作品汇集，其特点是强调“纯粹文学”的文本选编。萧统《文选序》中对选文标准定为“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其实是强调所选的作品的艺术想象和语言形式的本体性。这条标准曾经被批评为形式主义的原则，但是它确实区分了文学作品与历史、哲学等其他文献，如“老、庄之作”“管、孟之流”“记事之史、系年之书”，对于以上作品编者的态度是“今之所集，亦所不取”。另一种模式是所谓经史子集统统选入的文集，实际上包括了文学历史哲学等多学科的作品，广义的来说，从《四部丛刊》到《四库全书》及大量的类书都属于这一类，但是历代学者却宁愿以《文心雕龙》为样板来说明这种模式。《文心雕龙》虽然本身并非文选，但是所论的文体完备，不仅包括了诗赋等文学作品，更有经、传、史、赞、盟、铭、箴、诔、诏、策、封禅、章表、议对、书记等约三十多种文体，与萧统《文选》以文学文体为主的编选原则迥异。对这两种文选模式历来褒贬不一，同时也有笼统地反对文集者，如清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中批评萧统《文选》：“《文选》者，辞章之圭臬，集部之准绳，而淆乱芜秽，不可殚诘。”①当然，这就是题外的话了。
而当代美国的文选从总体而论既与《文心雕龙》气味相通，也与箫统《文选》相近，可以说是介于二者之间，但编选方法相当多样。《朗曼世界文学文选》(The Longma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的主编之一，“重构”学派的哈佛大学教授(David Damrocsh)曾经将美国文选分为三大类，一类是古代经典作品的专类选集。代表作是《哈佛古典作品》(The Harvard Classics)，1910年起开始编纂，西方的经典专指地中海大西洋文明源流的古代文本。即古希腊罗马的名著并稍有扩大。第二类也更为著名的文选以《诺顿世界名著选》(The 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Masterpieces)为代表，这是西方世界发行量最大，具有全球影响的文选，公开声明“西方传统”经典与其他“非西方”文本画地为牢。据说其历史从公元1650年就开始，不过一般则是将1956年版视为起点。它把古代北非的埃及与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看成是西方地中海文明的源流，所以历来的版本中都收入公元前20世纪到前16世纪的埃及古代诗歌和神话、公元前1600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史诗《吉尔伽美什》，然后从希腊罗马开始，以“西方传统”为主线，收入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直到现代派的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学作品，同时也有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奥古斯丁等人的哲学与神学著作。但是文史哲著作收入很少，主流还是西方历代文学作品。第三类是一种文学作品的普及本，但其中也收入少量的哲学与历史作品，以《哈泼柯林斯世界读本》(The Harpercollins World Reader)为代表。②统观这三类文选，共同特征都是收入一定数量的哲学与历史文本。同时坚持西方传统的主线。
明确了中西文选的不同编选原则之后，我们再看“重构”学者们对传统的改革。美国文学经典的代表作、新版的《朗曼世界文学文选》(The Longma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David Damrosch，David L.Pike General Editors，Compact Edition，New York，Pearson-Longman，2008)编入了大量“非西方”的文本，包括中国、阿拉伯、印度和南美等文学名著，编者对这些进入西方的“世界文学经典”的文本分别从各自文化来源、编选标准与目的、翻译相关方面进行说明。这是《诺顿世界名作选》所从来不曾出现的。在这些“西方传统(Western Tradition)”为主流的文选中，东方从来是入名不见经传者的另册，所以这种改变还是引起了关注。
其实这一趋势早就在人们预料之中，美国学者克里斯托弗·布莱德(Christopher Braider)早经说过，在后殖民批评家赛义德、斯皮瓦克等人的影响下，西方当代的文学经典理论已经摆脱传统的欧洲中心论模式③，中国与东方文本的进入，正是这种模式的实践。
这本文选收入了中国文学九种：《诗经》十六首；《论语》一则；王维诗十一首；李白诗十一首；杜甫诗六首；白居易《长恨歌》选段；李后主词四首；李清照词四首；鲁迅小说《狂人日记》选段一则。
文选所跨越的时空维度较大，从公元前20世纪的西亚神话《巴比伦创世记》(公元前2000年前后)、《吉尔伽美什》(公元前14世纪)到公元21世纪的日本作家中村春树，选入世界各文明体系的文本相当全。除中国唐诗宋词外，日本《源氏物语》、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等名著全选，而且保持西方“文选”(Anthology)的传统，对重要的宗教人文经典也选入，如中国的《论语》、伊斯兰教的《古兰经》等，正如编选者所言，体现“具体的文化特色”，当然也体现了“重构”的努力实现“跨文化”(crossing cultures)的世界文学研究的基本观念。笔者粗略统计总选入一百二十余种各种文本，篇数就更多了。从总数来看，中国作家文本相当可观，大约近十几分之一左右，对一部世界文学文选确实成分不小。关于编选之难，梁昭明太子编《文选》时就已经慨叹：“时更七代，数逾千圮。词人才子，则名溢于缥囊；飞文染翰，则卷盈乎湘帙，自非略其芜秽，集其清英，盖欲兼功，大半难矣。”㈤在全球化时代空前的文化多元与繁荣发展中，编选这种超越时空的大型选集绝非易事，如果作个不恰当的比较，21世纪的世界文学史可能比15个世纪之前的中国《文选》的选编更难找到共同的选纲与标准。
从选篇计，中国在东方各国中名列第一。即使与西方作家相比，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学也是地位显著，王维李白诗与莎士比亚相比也未见逊色，莎士比亚也仅只选了十首十四行诗与《暴风雨》片段，而在西方文学史中有重要地位的浪漫主义“六大家”(Big Six)中只选了布莱克、华滋华斯、济慈每人二首诗，中国人所熟悉的拜伦、雪莱和柯勒瑞治等人则完全没有选入。然后分别是俄国普希金、美国梭罗等人。将如此大的篇幅给予东方与中国作家，而对西方名家则惜墨如金，与诺顿文选的编选原则相比堪称天壤之别。其实戴姆若什早就评论过《诺顿世界名著文选》的编选原则：
在现代比较文学研究中，没有任何变化能比超越欧洲权力的巨匠们的杰作，那样更为引人注目了。最明显的莫过于1956年第一版《诺顿世界名著文选》(The Norton Anthology D厂World Masterpieces)中勾勒出的世界轮廓不过总数为73位作者，其中没有一位女性，而全且都是“西方传统”的作家，从古代希腊和希伯来直到现代欧洲与北美。当然作者的数目不断增加，1976年编者终于找到两页篇幅来容纳一位女作家——萨福。⑤
戴姆若什所指出的这种以西方杰作中心为中心的文选，其实代表了一种观念，即这些杰作是西方的经典，代表着西方文明的价值观念与评判标准，而遴先标准本身同时也是西方为中心的。
这种观念一直似乎并未能引起美国国内与国际学术界足够的重视，直到近几年中，随着“重构”的进一步高涨，新版的《朗曼世界文学文选》出现，才引起反思。
以笔者之见，首先应当肯定的是，在这样有限的精选篇幅中，大大压缩了西方传统经典，而扩大东方特别是中国文本的数量，展示一种多元文明的世界文学模式，自然也显示了编选者“重构”世界文学的勇气与魄力。
重要是，这种编选原则的更新其实有其理论依据，这就是文学认识论的多元文明观念取代西方文明的单一中心主义，编者将这种原则称之为“超越时间与空间”的文化联结(Culture connections)，这种联结的目的是打破西方中心论，观照到世界多种文化中的文学。
不过笔者也以为，如果从中国文学的传统与世界文学的整体性(totality)而言，选本并非无懈可击，似仍有可以质疑之处：中国文学作为一种体系，其主体的整体性与历史阶段性尚未能得到全面展现。同时入选的文体也不全，如楚辞，汉赋、宋元小说等代表性作品与作家都未能入选；以诗家而论，屈原陶潜等人缺席；就思想源流方面也有不足，中国儒释道三教中只有儒学；结构分布方面，古代文学经典较多，而现当代文学则相对不足。但这些不足仍是“美中不足”，瑕不掩瑜。
二、“重构”的经典观与中国传统文学
什么是经典?《文心雕龙·宗经》中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⑥经就是经典意义的来源，这个定义说明经典是指长期流传中形成的，并且具有历史传承的思想观念的文本。《扬子法言》中说：“玉不雕，玙璠不作器。言不文，典谟不作经。”就是说，经典是经过历史选择的文本，只有达到一定的标准才可能成为经典。从中国传统学术的观念来看，经典文本的形成并非《圣经》式的“钦定”(by imperial orders)，而是历代“文言”琢磨的结果，孔子在《论语·学而》篇中用《诗经》：“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来解释⑦。中国古代以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部经典为源流与肇始，所谓“文章奥府，性灵铸匠”后世文学文本原来只是经典的枝条与流末。随着文明的历史发展，佛经传入中国，区分“内典”与“外典”，经典的“六经”单一所指被改变，从六经到后来的“十三经”，以后进一步泛化，重要的古代典籍大多被归入经典范围。西方的经典(canon)意义与中国相近，只是因其文明源流而有所不同，古代希腊罗马的《荷马史诗》与雅典诸子因为在基督教之前，一般称为古典( classics)文本，罗马以后的名著成为了经典。所以，现在使用的“经典”一词意义相当宽泛，成为广泛流传具有历史时代与文明精神代表性的论著的通称。从莎士比亚到乔伊斯、从《诗经》到鲁迅，几乎统统被称为经典。当然中西经典的所指在实际仍然有一定差异，但其共同所指却并不相悖。
“重构”学派对于世界文学经典的理论观念有一定的建树，包括其代表人物戴姆若什、莫莱蒂、阿普特等人提出的新经典理论，但更重要的则是从学术争论、文本选编和世界文学教学的实践中产生的观念，对于重构世界文学经典有较大的推动。正是在这种理论与实践中，重构学说与中国文学的理论深层联系才得以展现出来。
传统经典在《朗曼世界文学文选》中表现为两个层次：第一是东西方历史与哲学经典的宏大叙事，这是人类文明体系的核心观念，反映出民族传统思想的主要特性，其文体相当于《文心雕龙》中的“经传”。文学与思想史文本共收是西方文选的共同特色，其功能在于为文学文本指明了灵感的文明渊源。这个文选中就收入了中国的《论语》、伊斯兰宗教的《古兰经》等，体现了文学经典的语境、形式(包括语言与文体)与主题意象产生的土壤。《论语》当然是中国文明的基本经典之一，但如果适当收入更为重早的“六经”(《诗经》已经入选)与对中国文学产生重要影响的佛经特别是禅宗经典当然更为理想，这样可以理解唐代以来的传奇、小说、戏剧等文体繁荣的动力。再如王维与白居易诗中都有明显的儒学与佛学的共同因素。这其实是文明经典之间的切磋磨合产生的创新，有趣的是，甚至在中国文学文本之外，也可以看到中国经典的作用，如美国庞德所翻译的《论语》(Confucian Analects，有的选本采用西蒙·李斯Simon Leys的译本)、《诗经》(The Classic Anthology：Defined by Confucius，有的选本中采用亚瑟·瓦雷Arthur Waley的译本The Book of Songs)与写有大量汉字的、在美国文学中有巨大影响长诗《诗章》(Cantos)，其中曾经数十次出现《论语》，宣传儒学思想。其诗风影响艾略特、叶芝等一代英美诗人，确实是一种多元文明之间的切磋琢磨与融合创新的样板。
再从选目方面看，也有其特点，《诗经》所选的有《关雎》(The Osperys Cry)、《螽斯》(Locusts)、《摽有梅》(Plop，Fall the Plums)、《野有死麇》(In the Wilds Is a Dead Deer)、《柏舟》(Cypress Boat)、《将仲子》(I Beg of You，Zhong Zi)、《维天之命》(May Heaven Guard)、《棫朴》(Oak Clumps)《何草不黄》、《棫朴》(Oak Clumps)、《生民》(Birth to the People)等篇什，分别取自风雅颂，较全面反映了中国先秦诗歌艺术的兴象寓意，译文既有来自于当代译家的，也有庞德这样著名诗人的译文，各有风格。
所选的以上作品，大多是美国读者特别是美国诗人所熟悉的，从20世纪初期起，美国多种流派的诗人们(包括英美意象诗派、垮掉的一代诗人、禅宗诗人和美国超现实主义诗人)大量地翻译与借鉴中国古典诗词，以上诗歌在美国都是名作名译。
第二层次是主流的文学文本，也就是世界各种文明的文学名著。《朗曼世界文学文选》中以唐诗宋词为主，选择精当，一方面所选的诗人如王李杜白和词人李后主、李清照当然都是当之无愧的代表性作家，他们是中国传统文学观念与形式的大师，既是一定的流派或时代集团的主将，又富于个性表达，更重要的是世界可以从他们的作品中理解中国的抒情诗艺术的伟大贡献。从文体而言，这种中国抒情诗为主的选择其实有宏观的诗学比较意义。因为对于西方文学而言，主流是从《荷马史诗》到乔伊斯、康拉德和卡夫卡等人的小说，这是一种叙事文学的主体性，卢卡契(Georg Lucács)的名著《小说理论》中将其总结为“史诗—小说叙事”的整体性，作为西方资本主义时代文学的主导方向，一直是西方批评的理论支柱。而中国文学的抒情文体作为东方文明的特性，则从黑格尔《美学》起就饱受贬抑。所以在文选中对中国诗歌的文体的选取本身就表现出一种自觉的反西方叙事中心文体的观念，在理论批评中价值无限。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现代作家鲁迅进入文选，这当然是一个极富代表性的选择。从此我们可以联系到“重构”理论家们的新经典观，这可能是其理论的一种实践。
戴姆若什指出：新的西方世界文学经典与传统的不同之处在于，传统经典甚至在西方作家内部也要区分出主要作家与次要作家，这是一种两层次分法，但是现代经典不同：
取而代之这种二层次的经典分类，我们有一种新的三层次分法：超级经典(hypercanon)反经典(countercanon)和影子经典(shadow canon)。超级经典就是那些能一直甚至在过去二十年间保持地位的“主要”作家的普世化。而反经典则是由那些替代性和竞争性作家所构成，那些教授得较少的语言的作家和强势语言中的次要作家所组成。是由“他们”，我是说“我们”，是由我们老师和学者来决定哪些作家在世界文学现代经典中产生影响。在我们所确定的当代体系中，老的“次要”作家逐渐隐身于背景之中，成为一种影子经典，这是老一辈学者所知道(或是逐渐从昔日的阅读中所忆起)，而新一代的学生和学者们却愈来愈少遇到了。⑧
如果将这种新经典分类套用到中国20世纪文学(国内中国文学研究划分为古代文学、新文学和包括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等历时阶段等多种划分，文选中按照国际惯例将中国现当代文学划为20世纪文学)，唯一入选的鲁迅就相当引人注目。
三、20世纪国文学经典与鲁迅评价
即使是按照戴姆若什的标准，鲁迅这样有世界影响的作家文本当然是超级经典无疑，所选的《狂人日记》一直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罗曼·罗兰等著名作家都曾高度评价过这部名著，对它的评价并不低于俄国作家果戈理曾经发表的同名作品。《朗曼世界文学文选》在对鲁迅的简介中介绍了他创作《呐喊》与《彷徨》的经过后，认为到1926年后，现实问题使他放弃文学创作：
他转向杂文形式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行动哲学并以一种更为尖锐的方式来面对现实，他和左翼联盟的关系并非融洽，他虽然没有参加党(指中国共产党——译者注)却继续写作，并且著作等身：从杂文、诗歌、短篇小说，译文和古代近代文学论著和木刻艺术评论等。⑨
如编者所说，鲁迅属于那些一直甚至在过去二十年间保持地位的“主要”作家，虽然并没有明显的“普世化”。但是也必须注意到，关于鲁迅的评价并非没有争论，无论是在国内外都是如此，特别是在美国的中国汉学研究界和更集中关注鲁迅的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关于鲁迅其实一直是有争论的，至少是有关于其历史地位与文本分析与评价的不同见解。人们容易记取的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华裔中国文学研究学者夏志清(C.T.Hsia)与捷克的汉学家普实克(Jaroslav Prù
ek)关于鲁迅的一场争论，随着夏志清的英文版《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1961)的中文版于2005年在中国大陆出版，旧话重提，也是鲁迅研究中的一段不新不旧的学术轶事。
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的第二章就是鲁迅专论，显然非常重视鲁迅研究，全文基本客观地承认鲁迅的贡献与历史地位，仅在结尾处盖棺定论式地为鲁迅创作定性：
他自己造成的温情主义使他不够资格跻身于世界名讽刺家——从贺拉斯(Horace)、本·琼森(Ben Jonson)到赫胥黎(Aldous Huxley)——之列。这些名家对于老幼贫富一视同仁，对所有的罪恶均予攻击。鲁迅特别注意显而易见的传统恶习，但却纵容、甚至后来主动鼓励粗暴和非理性势力的猖獗。大体上说来，鲁迅为其时代所摆布，而不能算是他那个时代的导师和讽刺家。⑩
普实克是国际著名汉学家，也是位有较为深厚的西方理论与美学修养的批评家，他所持论中的所谓文艺社会学可能与夏志清所征引的同样是捷克人的韦勒克(R.Welleck)的略显飣餖的形式主义-新批评派理论之间不能一致。他批评夏志清对中国现代文学在反法西斯主义战争与反帝反封建活动中的评价是曲解，而不能正确评价鲁迅的“个人风格贡献”等。(11)这场争论过去半个世纪后，海内外批评家仍然时时从不同角度对这个题目发表文章。如被夏志清称为“从大陆去美国”的中国学者刘康等人仍然对《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的看法不赞同，而另外一些美国学者如哈佛大学的王德威等学者则高度赞赏夏志清，并将争论引入到詹姆逊的“国家寓言”和第三世界文学、文学的历史化与政治等当代批评话语之中，对于原有争论引申出新的意义。(12)
此处我们无意判断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的是与非，不过说到“寓言”，可能令人想起的不是后现代的“民族寓言”，而是一则更为古老的寓言，批评的双方因所持理论不同，就如同狐狸与仙鹤互相用不同的食具来吃饭，只是用自己观念与方法来看待对方，这也是一种自我中心。我们这里只要说明，双方都是肯定了鲁迅的历史地位的，这是双方的同一性，而差异只是在于各自批评观念与方法与意识形态观念的影响。总之无论关于鲁迅的争议在国际(特别是在美国，当然也包括中国)学术界是虽然有争议，都并不妨碍美国的《朗曼世界文学文选》将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20世纪文学)唯一的一位代表人物。
这无疑代表了美国重要文学史家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与鲁迅的评价，这是一种力图超越批评观念与方法甚至意识形态的差异，从跨文明的观念来研究经典的一个例子，我们用中国《易经》中的一种原则——“同异交得”——来阐释这种观念。我们在此并不批评以上鲁迅评论的任何一方，但我们必须看到这种跨越文明体系研究的价值。因为“重构论”有自己的选择标准与见解，这就是要再现世界体系中的各种文明的文学代表类型，这样世界文学的差异与同一必然会融合创新。所以夏志清与普史克都氶认鲁迅的《狂人日记》等作品的“抗议精神”与抨击封建意识的历史进步作用，也都对其历史地位与作用予以肯定，在这个基础上，《朗曼世界文学文选》应当说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有自己的理解，当然不仅是对中国文学如此，对于其他文明中有争议的作家，如康拉德、奈保尔、帕幕克，甚至当代争议相当激烈的拉什迪这些作家，戴姆若什都追求一种跨文明的选择，尽管由于宗教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不同，在这些作家的本土或是国际批评中都有差异，但是跨文明的历史与审美标准却可以穿透这种差异，达到一定程度的同一性。这种原则与我们已经出版的《东西方比较文学史》、《世界比较诗学史》中的见解不谋而合，这不是偶然的，因为我们都是根据共同的历史主义原则。(13)
当然我们盼望有更多的中国作家入选，以20世纪而论，除鲁迅外，胡适之、茅盾、巴金、老舍、郭沫若、曹禺、林语堂、张恨水、沈从文、钱钟书、丁玲、张爱玲、周立波、柳青等人无不具备入选资格。如果从跨文明的诗学观念来看，中国文学植根于具有三千年历史的独特的文明，这种文明浇灌培养了世界东方的汉字书写文学，这是一种世界最长久的传统之一，它已经与西方文明(也包括所谓的“非西方”文明)共同构成了世界文学。“重构”学者对中国文学经典的选编，其实就是提倡一种“跨文明”(Crossing civilizations，西方学者更多使用Crossing Cultures)亦即跨越东西方文明界限的，以文学自身的历史内容与形式价值为准绳的研究。虽然目前文选的理论批评并非完美，但经过了卢卡契、巴赫金等人的理论尝试，在理念建构上也已经初具规模了。
四、“安理会”文学想象与跨文明诗学实践
全球化时代需要这种跨文明的世界文学研究，因为其意义并不是否定包括“西方传统”(Western tradition)在内的传统文学价值，恰恰相反，是发现更多的代表世界文明体系的文学，所以这不是一种单一文明价值观念(通常是主流文明如西方文明)的文学，而是多元文明的文学价值观。戴姆若什甚至提出对于这种想象中的“世界文学安理会”的否定：
传统世界文学课程将其中心注意放在一些“主要文化”——具有政治权力与文化影响的国家通常是西欧，经常延伸到俄罗斯；到美国，有时甚至会到中国、日本和印度。……但是任何一种文学原则上都应有名著经典的创建，实际上真正的行动并非集中文学的总体，而是集中在一种文学的“安理会”(Security Council)。(14)
他认为世界文学的研究不是政治权力的分配，不能像联合国的安理会来决定世界事务一样来由几种“主要文化(Major Cultures)”来决定“次要文化的文学”。他提倡建立一种超越文化、时间与空间的限制的文学联系。其观点部分相似于美国殖民批评家斯皮瓦克所提倡的“跨界”(Crossing borders)的研究。
当然这已经是相当有影响的一种看法，另一位美国学者周蕾(Rey Chow)早就表达过这样的看法，全球化时代反对西方权力中心论，建立东西方文学的对话之后，并不等于万事大吉：
如果我们仅只是将印度、中国和日本取代了英国法国和德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文学的概念严格地来说是一种对国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解。“杰作”产生于“主要”民族与“主要”文化。(15)
在西方中心观念仍然在世界文学研究中居于中心地位的现实中，奢谈与想象这种未来的“安理会”式的文学图象，现在不过是对“主流文明”主宰世界文学的杞人忧天式的恐惧，但从理论上解决这个疑问却有必要。因为“重构”理论家们确实提出了达尔文“进化论”的观念，来作为世界文学未来发展的核心观念。如美国学者弗兰克·莫莱蒂(Franco Moretti)就主张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应用于世界文学史观。进化论的核心思想是变异与选择(这是多样性)，在世界文学本土环境中所必须的差异性，进入世界工业进程后，不同社会的主体被集中于一个单一的、持续的同一性之中。形成同一化(samness)与差异化(diversification)并存的“世界文学”。莫莱蒂认为文学发展同自然界一样是经历“变异与选择”，就是既有生产也有多样性的淘汰，正像是在国际劳动分支内世界体系分析不同位置的分类(16)。
关于“重构”学者中的文学“进化论”观念我们是不能同意的，对此我们已经有专文评论，这里不再赘述，而对于世界文明与文化(关于文明与文化两个词的意义我们在其他著作中进行过分析，在这里为论述简明，不再作区分)体系间的关系，却要作最简单的阐释。
我们认为，世界文学经典当然不能成为文学“安理会”，由主流文明来决定“非主流文学”的命运，正像美国文学中的英语文学不能取代印第安语文学、希伯来语文学；南非祖鲁语(Zulus)不能取代茨瓦语(Tswana)、佩迪语(Pedi)索托语(Suto)聪加语(Tsonga)、斯威士语( Swazi)文达语(Ndebele)……各种语言产生于不同的文化传统，每一种文化传统都有其历史来源，都可以并可能具有自己的文学经典，无论是口头的还是文字的，都应在世界文学中取得自己的一席之地。但是，世界文学同时也不能是万国俱乐部，目前世界上共有语言3000多种，使用人口在百万以上的约有200多种，相当于联合国国家数。千万人使用的语言达50多种，以上大语种使用人数达全球人口的96％以上，还有4％的人口使用二千余种语言，而且这些语种因使用人口少正面临消亡危险，国际公认的只有11个语系与12个大语种。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语言使用人少而舍弃它，反而更需要抢救整理。当然世界文学的根本任务并非抢救濒危语言的语言学家或是探索原始民族的人类学家。
所以，重要的是否具有文学经典的历史与审美价值，而不是按文明大小来排列，次要文明可以出伟大经典，主要文明也有非经典的文本。
全球化时代中，世界文学经典的主流趋向是以世界文明体系为划分的经典融合创新，不同文明体系形成独特的文本，文本之间有所谓的“文本间性”，而跨越文明的交流则会产生世界文学的新经典与创造。《朗曼世界文学文选》中当然不会忽略T.S.艾略特这位全面表现西方文明思想观念的作家，其实就是在他的《四首四重奏》(Four Quarters)中的《燃烧的诺顿》(Burnt Norton)中，艾略特表达了自己的艺术观念，这是一种具有古典意味的意象观念，主张将文明(指西方文明)的复杂性表现为诗人的言与意之间的分离与关联，寻求非个性化与客体化的表达方式。他认为诗歌“正是通形式与结构，使得音乐与文字达到一种静止，如同那不动的中国陶瓷花瓶一般取得恒久的运动。”这种具有辩证思维的观念与中国《道德经》中的“反者道之动”的思想完全可以超越千载时间，跨过万里空间来衔接。他对美国意象派诗人庞德翻译中国诗大加赞赏，认为使西方人真正认识了中国诗。所以有的西方学者也认为他完全可能借鉴中国诗歌意象以丰富自己的诗歌。
当然这里只是以经典文本中的艾略特诗歌为例来说明中西诗歌之间的影响与互通，这种跨文明诗学的例证在美国新诗中可谓俯拾皆是。20世纪初期的英美意象派诗歌中，最有影响的中国经典正是王维与李白的诗，庞德最欣赏的诗是李白的《玉阶怨》(首句为“玉阶生白露”)。而美国新诗人肯尼斯·雷克斯罗斯( Kenneth Rexroth)则极为推崇杜甫，他在自己的诗《山村》中，将刘禹锡的《乌衣巷》(朱雀桥边野革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意象与境界几乎全部引入。美国超现实主义诗人罗伯特·布莱(Robert Bly)的《想起了‘隐居’》一诗则是受到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歌启发后创作的。另一位超现实主义诗人詹姆斯·赖特(James Wright)曾经创作过一首诗《冬末穿过泥潭，想起了古代中国的一位地方官》，诗中的主人公就是白居易，这也是他所喜爱的诗人。
当然其他方面的影响就不一一列举了，文选中的梭罗名著《瓦尔登湖》(Walden)中仅引用儒家语录就有十处之多。17思想家尚且如此，诗人们就更热衷于中国诗歌了。我们不难明白，《朗曼世界文学文选》中所选的中国诗人王维杜甫白居易等人，其实都是最受美国诗人崇拜并且对他们的诗歌影响最大的人，他们之间的关系最具说服力，能证明多元化时代不同文明的文学经典之间的联系，这也是一种“文本间性”，足以说明世界文学的经典文本特性应当如何把握了。
半个多世纪前，艾略特接受诺贝尔文学时曾发表这样的获奖致辞，或可引用为本文的结尾，用以阐明西方文学与非西方包括中国文学经典之间的关系。他说道：
我想在诗歌中，不同国家和不同语言的人民，即使是一个极小的国家的少数人，得到互相理解，无论其多少，这才是最重要的。(18)
与这种宏大叙事的想象相比，目前所实现的中国与其他“非西方”文学进入世界文学文选不过是尝鼎于一挛而已。然而，梧桐落一叶，天下尽知秋，它预示着可能更多的文选(包括诺顿文选等)甚至更多样化的西方文学重要奖项或是其他领域将会向“世界文学”的全面开放，当然这也预示着或许中国文本会在21世纪将面临更多的风云际会。
壬辰年夏至日前于苏州大学牧鱼楼第三稿
注释：
①[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参见刘知己/章学诚《史通·文史通义》，长沙，岳麓书社，1993，第25页。
②David Damrosch,Introduction:All the World in the Time,in Teaching World Literature,Edited by David Damrosch,The Mor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ew York,2009,p3.
③Christopher Braider,Of Monuments and Documents,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Edited by Haun Saussy,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Baltimore,2006,p161.
④[梁]萧统：《文选》，上册，长沙，岳麓书社，1995年，第3页。
⑤David Damrosch,World Literature in Postcanonical,Hypercaonical Age,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an Age of Globalizaion,Edited by Haun Saussy,Baltim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6,p43.
⑥[梁]刘勰：《文心雕龙》，范文澜注，上，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21页。
⑦参见《诸子集成·论语》，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19页与125页.
⑧David Damrosch,World Literature in a Postcanonical Hypercanonical Age,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 Age of Globalization,Edited by Haun Saussy,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Baltimore,2006,p44.
⑨The Longma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David Damrosch David L.Pike,General Editors,Compact Editon,New York:Pearson Longman,2008,p2507.
⑩Hsia C.T.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1，p54.为了方便读者的对照阅读，此处引用中文译本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0页的译文。
(11)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文版，2005)中收入《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研究——答普实克教授》一文，除了引用部分英文资料外，主要引用了《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李燕乔等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的译文。
(12)同上，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文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收入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为该书英文第三版所写的序言，其中提到詹姆逊的相关理论，可以参见该书第40-47页有关论述。
(13)关于我们对中国20世纪现代文学包括鲁迅、茅盾、钱锺书和张爱玲等人及其批评的观点，可以参见方汉文主编《东西方比较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上册，第730-734页)与方汉文主编《世界比较诗学史》(西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59-263页)的相关论述。
(14)David Damrosch,Major Cultures and Minor Literatures,in Teaching World Literature,Edited by David Damrosch,The Mor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ew York,2009,p193-194.
(15)Rey Chow," In the Name of Comparative,"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Multicuturalism,Edited by Charles Bernheimer,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5,p109.
(16)Franco Moretti,Evolution,World—System,Weltliteratur',in The Princeton Sourcebook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From the Europe Enlightenmeat to the Global Present,edited by David Damrosh,Natalie Melas,Mboungiseni Buthelezi New Jersey,Princeton Press,2009,p400.
(17)参见常耀信：The Thoreau of Walden and Confucianism，收入《多种视角——文化及文学比较研究论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98页。
(18)Thomas Stearns Eliot' s speech at the Nobel Banquet at the City Hall in Stockholm,December 10,1948 From Nobel Lectures,Literature 1901-1967,Editor Horst Frenz,Elsevier Publishing,Company,Amsterdam,1969,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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