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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8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 —2677（1999）04—0116—（04）
在近代中国有许多先进的人们，为了改变旧中国落后挨打，饱受凌辱的地位，曾经千辛万苦地向西方学习，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他以毕生精力为推翻清王朝和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而奋斗的同时，又以宏伟的气魄，放眼世界，提出了一系列经济建设的思想，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具有真知灼见的珍贵历史遗产。
一、中国有条件与欧美并驾齐驱
孙中山一生致力于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的、民主的、独立的、富强的中华民国，建设一个人民过着幸福美好生活的“至完美”的社会。他预见，中国经过革命将有一个大跃进。中国有条件与欧美并驾齐驱。
在中国进行经济建设，实现与欧美并驾齐驱目标的基本条件是幅员广大，资源充足，物产丰富。孙中山谈到这些条件时，总是心情激动，引以自豪。1905年，他在日本东京华侨和学生欢迎会上，慷慨激昂地陈述：“中国土地人口，为各国所不及，吾侨生在中国实为幸福。各国贤豪，欲得如中国之舞台者利用之而不可得。”[1]（P66）他认为身为这样一个大国的革命者，无论从事革命或建设，都应该奋发有为，大干一番。孙中山常常把中国的自然条件、经济情况和美日等国进行比较。中国经济虽然落后，但是许多基本条件都是外国所比不上的。例如，他说：“我中国地大物博与美同，而吾国农产之富，矿质之丰，比之美国，有过之无不及。我国所欠缺者，资本也，才能也。倘我国得此两要素，则我之实业发达，不特可与美国并驾，且当四倍于美国也。”[2] 由于孙中山深刻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大国，他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总是充满着坚定的信念和热切的期望。“余对于中国之经济发展，深具热诚，中国物产无不丰富，惟待开发而已。”[3]
中国不但幅员辽阔，物产丰富，有发展经济的良好基础，中国还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科学技术发展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孙中山反复申述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历史上许多科学发明，曾经深深地影响世界其他各民族和国家，从而推进了世界科学和文化的发展。“自古利器尚象，开物成务，中国实在各国之先。而创作之物，大有助于世界文明之进步者，不一而足，如印版也，火药也，瓷器也，丝茶也，皆为人类所需要者也。更有一物，实开今日世界交通之盛运，成今日环球一家之局者，厥为罗经……后西人仿而用之，航海事业，于以发达……若无罗经为航海之指导，则航业无由发达，而世界文明必不能臻于今日之地位”[1]（P137）。孙中山认为，近代世界各国许多发明创造， 都是在古代文明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中国古代的科学文化既然对近世科学文化起了催化作用，那末，中国走上政治经济独立发展的道路以后，这种科学文化的传统，必将发扬光大，从而有力地促进经济建设。
二、要富强就要对外开放
开放主义思想是作为封建的闭关主义和小生产的自给自足的对立物而出现的，要实行开放主义，就必须批判和扫除封建统治遗留下来的闭关政策的流毒，同时也要反对“荒岛孤人”的保守的小生产观点。为了把中国建设成富强的工业化国家，必须持开放政策。孙中山对清朝“闭关自守”政策及其所造成的荒岛孤人思想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清朝统治者在对外关系上，实行一种“闭关自守”政策。这种政策是建立在落后保守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它把中国人民封闭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狭小天地里，使人民看不到世界形势的发展，不能及时学习外国的先进东西，赶上世界的先进水平。
孙中山坚持反对阻碍中国人民了解和学习外国的“闭关自守”封建专制政策。他说：“中国的闭关自守政策，乃是满洲人自私自利的结果，并不能代表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意志”[4]（P64）。清朝统治者盲目自大，坐井观天，犹孤人之处于荒岛，不知道国际间互助的益处，所以它不能取人之长，以补己之短。孙中山还说，这个闭关自守的政策，虽经鸦片战争而被侵略者的大炮所击破，但其流毒十分深远。中国虽有广大的土地，无量的资源，众多的人力，但由于统治者不善治家，田园任其荒芜，财宝则封锁不用，子孙则日事游荡，而举家则饥寒交迫，朝不保夕。可见闭关主义和自给自足的经济思想和政策，都已经背离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因为平等互利地开展国际间的经济交往，是合乎各国经济发展的正常现象，是不可遏止的必然趋势。
三、要富强就要学习外国的先进科技
孙中山经济建设思想的一个基本内容是：能开发生产力则富，不能开发其生产力则贫。他认为：对中国来说，要开发生产力，还必须“学外国之所长”[4]（P688）。那么，外国之所长是什么呢？ 孙中山认为是先进的科学技术。在孙中山看来，学习外国的长处，就是学习外国的科技。他把学习外国科技提高到恢复民族地位的高度，把学与不学的问题看成直接关系中国是进步抑或落后的大问题。提出了中国必须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早在1894年，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就比较完整地提出学习外国先进科技的思想。他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这就是说，要士、农、工、商，各行各业都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才能使国家富强起来。因为，科技的发展对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他认为：中国由于科学不发达，生产力落后，“则大地之宝藏，全国之材物，多有废弃于无用者”，“如是，而国安得不贫，而民安得不瘠哉”[4]（P1～2）。
怎样才能很快地把外国的先进技术、先进设备学到手，并且进一步超过它？孙中山对这个问题所提出的答案是：首先要采用和仿造。他认为：“各国发明机器者，皆积数十百年始能成一物，仿而造之者，岁月之功已足。”[1]（P66）技术的发展和进步，总是要经历一定的步骤和时间的。对技术落后的国家来说，首先采用和仿造外国的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可以大大缩短由落后到先进的发展进程。孙中山所谓“仿造”，绝不是要永远跟在外国后面摹仿，而只是把它作为技术发展的一个步骤或一个阶段，采用和仿造是为了“胜之”，为了驾乎列强之上。
四、要大兴实业必须利用外资
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极端落后的国家，开展大规模的现代化经济建设，困难当然是很多的，其中十分突出的是缺乏资金。19世纪70年代，民族工业创办伊始，就碰到了这个问题。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因为要着手庞大的经济建设，这种困难更加突出地摆到了面前。仅铁路一项（建筑20万里），据计算即需资金60万万元。孙中山认为，要大兴实业，借用外资，势在必行。“惟现当民穷财竭之时，国家及人民皆无力筹此巨款。无已，惟有募集外资之一法”[5]。
资本家总是惟利是图，贪得无厌的。帝国主义国家总是企图对别的国家，尤其是经济落后的国家进行掠夺和奴役的。因此，在利用外国资本时，必须善于处理同外国的经济政治关系，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绝不允许侵害本国主权。这是利用外国资本，迅速发展本国经济，能否取得成效的一个关键。
孙中山对这一问题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和正确的态度。他一再说：“惟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1]（P186 ）清政府曾鼓吹“借债兴利”，但由于清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不断地把主权授之于外人，结果，非但得不到兴利的成效，反而使中国更深地遭受帝国主义的殖民奴役。孙中山非常注意这一历史教训。他坚决反对清政府借那种以主权为代价的奴役性外债，但却并不因此否定利用外资的可能性。他分析了清政府借外债和民国政府拟议中的借用外资两者之间的区别，主要是：清政府借外债，是为了偿付赔款，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和满足政府官员的中饱私囊，民国政府则准备用来进行经济建设；清政府借外债，大量出卖主权，“往往将各种权利抵押外人，或以厘金为抵押，或以关税为抵押，故人民多不赞成”[5]。 民国政府要一改这些弊端，借用外资务必坚持“不碍主权”[5]。可见， 同样是借用外国的资本，由于目的和条件不同，其性质也就截然两样。前者显然是投降卖国的“弊政”，后者则是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利国利民的政策，这是应该严格加以区别的。
为了能得外债之力，而不致重蹈清政府的覆辙，孙中山提出了一系列利用外资的原则和方法。
第一，要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同外国订立条约合同，准许外国资本取得适当的投资利益；可以按照合同雇佣外国人员担任技术及经营管理方面的工作。但是，外国资本家必须要遵正当之途，不得任意盘剥勒索，更不得侵犯中国主权。所雇外国人员，必须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向中国职工传授技术。合同期满，中国政府对所雇外国人员“可随意取舍”[1]（P192）。孙中山认为，只要能做到这些要求， 就不致损害中国主权，而只要“能使借债之条约不碍主权，借债亦复何伤”[5]？
第二，在利用外资时采用纯粹商业性质的办法，即直接向外国私人资本家或外国公司借款，而不向外国政府借款，以求“摆脱外交上之一切纠葛”。
第三，利用外资要掌握有利时机。孙中山对利用外资的时机问题是很注意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看到帝国主义国家战时制造军事产品所使用的大量机器设备，都已闲置无用，急于向外寻求投资出路，各国资本家为争夺投资市场，竞争十分激烈。孙中山认为中国如在这时大量吸收外资，引进外国的技术设备，必可获得特别有利的条件。因此，他写了《实业计划》，把这一时机称作利用外资进行建设的“天与之机”[1]（P165），大声疾呼，要求人们抓住这一时机。
第四，利用外资发展本国实业必须具有各方面的有关知识。孙中山认为：利用外资办实业，首先要具有实业建设的各方面知识；同时，还必须熟悉世界市场以及各国经济和技术状况。善于同外国资本家做生意，打交道，而不致吃亏上当。他强调利用外资发展实业必须能够掌握主动权，并把具备有关知识看做是能否取得主动权的一个先决条件，认为“吾欲操此发展之权，则非有此知识不可”[1]（P186）。 孙中山的这些主张，包含着许多值得研究和重视的内容，对我们今天利用外资应有借鉴意义。
五、孙中山经济建设思想的意义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7]。 对于孙中山的经济建设思想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作用，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又有哪些现实意义，这些问题都是应该加以认真研究的。
20世纪初期，发展现代化的民族经济，使中国臻于独立富强，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的普遍要求，也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强烈愿望。孙中山的经济建设思想正是适应这种愿望和要求，应运而生。鉴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和清政府误国政策所造成的危机，孙中山深知要迅速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必须把振兴实业，发展国民经济提到救亡之急务的高度；他亲自制定建设规划，而又身体力行投身于经济工作。孙中山的经济建设思想，既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发展民族经济的利益，又在很大程度上寄予对劳动群众困苦生活状况最真挚的同情。因此，它既是民主主义的经济思想，也是爱国主义的经济思想。
孙中山是近代史上学习西方最杰出的代表。他的经济建设思想主要是向西方学习，结合当时中国的情况而提出来的。对外开放、利用外资、引进外国的先进科技等一系列主张，对于促进人们的思想解放，开阔眼界，提高发展实业的信心，都有很大的意义。
孙中山的经济建设思想在当时是无法实现的。从根本上说，辛亥革命虽然建立了民国，但很快为封建军阀所篡夺。没有一个真正的民主政权，一切建设事业都无从谈起。当时的国际条件也不允许中国独立地搞经济建设，帝国主义各国依旧享有各种特权，继续利用这些特权加紧它们的侵略活动。帝国主义绝不是要发展中国的民族经济，而是要进一步变中国为殖民地。所以，借用外国资本以发展本国经济，在别国可能是成功的经验，但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就行不通。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想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利用外援，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幻想而已。
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在国际国内完全新的历史情况下进行的，和孙中山所处的时代相比，情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是，由于中国长期的经济停滞，工农业基础很薄弱，中国仍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就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目前所处的状况，与20世纪初期又有某些相同之点。因此，孙中山当年提出的许多设想，对我们今天实现四化仍然有借鉴意义。
从孙中山的经济建设思想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中国是一个大国，有丰富的资源，有悠久的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中国具有实现现代化国民经济的基本条件。中国要发展，要富强，就要向世界开放，广泛吸收利用外资和国外先进的技术。
可以预言，孙中山当年没有实现的理想，必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实现。
收稿日期：1998—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