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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80X(2003)07-0034-06
一、城市竞争力及其聚类分析的必要性
城市竞争力是一个具有明确直观含义却又不易精确把握的概念，它主要是指一个城市在竞争和发展过程中与其他城市相比较所具有的吸引、争夺、拥有、控制和转化资源，争夺、占领和控制市场，以创造价值，为其居民提供福利的能力。城市价值是由城市企业创造的。每一个城市的产业群都由若干产业组成，每个产业又分若干个产业部门和环节，每一部门和环节又有不少企业，城市价值体系是所有企业价值体的集合。所有影响城市价值体系的各种因素或力量的综合即是城市竞争力。城市综合竞争力表现为长期综合经济增长率、综合市场占有率、综合地均GDP和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生产率水平）。
城市竞争力是一个复杂的混沌系统，其众多的要素和环境子系统以不同的方式存在，共同集合构成城市综合竞争力，创造城市价值。概括地表示为：
城市竞争力＝F（硬竞争力、软竞争力）＝城市产业竞争力之综合
硬竞争力＝人才竞争力＋资本竞争力＋科技竞争力＋结构竞争力＋基础设施竞争力＋区位竞争力＋环境竞争力
软竞争力＝文化竞争力＋制度竞争力＋政府管理竞争力＋企业管理竞争力＋开放竞争力
硬竞争力和软竞争力共同决定和解释一个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其中，人才竞争力包括城市人才的数量、质量、配置、需求和受教育状况；资本竞争力包括资本的存量、获得的便利性和金融控制力；科技竞争力既包括科学技术、知识资源的存量，也包括科技的创新和转化能力；城市结构竞争力有广泛的含义，这里主要包括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经济结构转化速度、经济体系的健全度和灵活性，以及产业聚集程度；基础设施竞争力是指城市对外的道路、市政、文化、信息等基础设施水平和成本；区位竞争力这里是指城市地理交通便利度、经济区位优势度、资源优势和政治文化区位优势度；环境竞争力指城市环境状况，如环境质量和居住舒适度、自然风景和人工建筑的优美和谐；文化竞争力指城市居民的价值取向、创业精神、创新氛围和交往操守等道德观念；制度竞争力包括城市产权保护力度、市场经济发育程度、政府审批监管状况和地方法制健全程度；政府管理竞争力包括政府的规划政策能力、城市营销能力、社会凝聚能力、政府的财政、管理、服务和创新能力；企业管理竞争力指城市企业平均的管理水平、激励约束绩效、产品服务质量和经济效益；开放竞争力指城市的经济国际化和区域化程度，以及人文和社会的国际交流程度。
基于上述理论建立两套指标体系，一方面，用四个关键性表现指标数据对城市综合竞争力进行计量；另一方面，利用162项具体解释指标数据，对12个分项竞争力进行计量。同时利用模糊曲线法对城市竞争力进行多方面的因果分析，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论，引起了国内外广泛的关注。但在数据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些分析忽视了解释性指标中包含的城市竞争力个性和共性特征信息，而对样本城市进行属性上的聚类评价能较好地解决这些问题。
聚类分析是对多属性统计样本进行定量分类的一种多元统计分析方法。这种方法基本思想是：从一批样本的多个观测指标中，找出度量样本之间或指标之间相似程度（亲疏关系）的统计量，构成一个对称的相似性矩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找寻各样本（或变量）之间或样本组合之间的相似程度，按相似程度的大小，把样本（或变量）逐一归类，关系密切的归类聚集到一个小的分类单位，关系疏远的聚集到一个大的分类单位，直到所有样本或变量都聚集完毕，形成一个亲疏关系谱系图，用以更自然地和直观地显示分类对象（个体或指标）的差异和联系。本文通过对12类解释性指标数据进行城市聚类，发现了各类城市之间竞争力因素的异同之处。
二、实证研究及结论分析
选取《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1》中我国城市竞争力评价前47名城市进行实证研究。首先需要对12项指标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利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 for Windows进行计算处理，以欧氏平方衡量组间距离，进行聚类的计算（计算过程和步骤略）。聚类结果产生的树形图（见图1）形象地反映了各类城市的异同，0-25的标尺刻度表示类别之间的亲疏距离。
1.总体特征分析
(1)我国城市呈现“少数领先且独特性强、多数集中且差异较小”的特征。从六类聚集看，上海、北京、深圳、广州、东莞、惠州6个城市就构成四种类别，其余41个城市仅包括两种类别。从聚类树形图看，可以简单地分为两类：上海、北京、深圳和广州四个综合性特大城市和其余的大中城市。
(2)同区域城市之间具有一定相似性，聚类树形图和聚类步骤表都明显地显示这些城市虽然综合竞争力排名差异较大，但很快就归为一类。如综合竞争力排名第5的东莞和第23的惠州，浙江的宁波(8)、温州(15)和绍兴(21)，台州(26)、湖州(41)、嘉兴(40)和舟山(38)，华北的秦皇岛(37)和江苏的徐州(39)，山东半岛的烟台(36)和威海(42)，四川盆地的成都(20)和重庆(16)，苏南的苏州(6)和无锡(11)，东北的哈尔滨(33)和沈阳(25)。
(3)同级别城市竞争力具有一定相似性，如上海(1)和北京(3)，多数内地省会城市，沿海各省副省级城市，以及省内一般城市之间具有明显的类别趋同性。
(4)城市综合竞争力排名与聚类存在不一致性，这也正好印证了第二部分中阐述的聚类分析对于序化评价的补充意义。前4位城市虽然总体上属于一类，但彼此差异很大；第5位之后的城市若分类数目越多，与综合排名的关系也越不明显，如第7位的天津和哈尔滨(33)等省会城市接近，东莞(5)和惠州(23)接近，宁波(8)和绍兴(21)接近。但考虑到上述的城市级别和区域性等因素，少数排名接近的中游靠后城市也可能归为一类，如郑州(43)和昆明(46)，长春(30)、长沙(31)和石家庄(32)，秦皇岛(37)和徐州(39)，烟台(36)和威海(42)，四川盆地的成都(20)和重庆(16)。
图1 47个城市聚类树形图
2.城市类别分析
为了详细探讨聚类城市的异同，我们根据图1可以将我国47个最具竞争力的城市分成如下5个阵营，表1所示的12项指标平均标准值表明5个类别城市均与其他类别城市具有明显的差别，下面具体分析各阵营所包括城市的竞争力特征。
(1)第一阵营城市包括上海、北京、深圳和广州，不仅综合竞争力排名最前，许多分项指标也名列前茅，属于我国真正的或最有潜力发展为国际化大都市的领导型城市。上海和北京又更具相似性，京沪发展全面，整体协调，拥有很高的国际知名度，分别构成我国的政治文化和金融经济的中心，是我国能媲美纽约、伦敦、东京等国际大都市的领头羊。上海在资本、基础设施、区位优势、政府管理四个领域表现为全国第一，北京则在人力资源和科技领域全国领先。最关键的是，京沪由于一直以来城市基础好、底子厚，没有明显“拉后腿”的方面，标准化指标值大多在0.8以上。深圳的综合竞争力排名位居上海之后、北京之前，而且在企业管理、对外开放、制度和文化竞争力四个方面位居全国城市之首，但发展不够平衡协调，与京沪相比仍略逊风骚。深圳是凭借改革开放和经济特区的历史性机遇迅速崛起和发展起来的，作为一个新兴的移民城市历史负担轻、起步快，具有后发优势，因此短短20来年就能在几个方面走在所有城市的最前面。但也因为年轻，在很多领域不可能达到京沪一般厚重的实力，从分析性指标来看，深圳除了上述四项最佳表现分值之外，其余指标的标准化值基本在0.7左右，并且在科技(0.35)、资本(0.6)和区位(0.59)竞争力方面远远落后于上海(0.94;1;1)和北京(1;0.81;0.92)。广州与京沪类似，发展比较平衡。广州的企业管理、金融资本、产业结构、科技实力等多项指标均处于全国前几位，但基础设施指标落后于北京、上海和深圳。
表1 五阵营城市12项指标平均标准值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整理。
(2)第二阵营城市主要是我国沿海开放地区的副省级或地级城市，包括苏州、杭州、无锡、青岛、厦门、东莞和惠州，它们利用改革开放的机遇和自身优势，城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获得了迅猛的提升。苏州、杭州、无锡、青岛和厦门更趋一致，他们经济实力强、各方面发展均衡。这类城市的平均企业管理竞争力非常强，企业管理和技术水平高，质量和服务好，经济效益良好。同时，这几个城市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优美，居住舒适；具有较强的地理、经济和经济区位优势；城市内部和对外基础设施比较完善发达；商业氛围浓厚，并具有创新精神；产业结构比较合理，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高；社会治安好，产权保护制度和法制建设完善；政府管理服务意识和能力较强，城市开放度较高。这类城市与同样发展全面的第一类城市（京沪）相比，在金融、科技、人才方面有一定差距，但在环境等方面具有优势，具有发展成区域性中心城市的潜力。东莞和惠州这两个珠三角城市在12项指标上具有几乎完全一致的变化方向，取值也基本相近或相等。两者与上述五个城市相比，城市积累和全面发展方面显得不足，但某些方面异军突起。东莞和惠州的开放竞争力分别居全国第一和第三位，经济外贸依存度和经济区域化程度相当高，人文国际化和社会交流频繁，例如东莞聚集了全国最集中的台胞。此外，结构竞争力和制度竞争力很强，经济结构转化速度快，经济体系灵活，市场发育充分，政府审批和管制为个体经济决策提供了相当的自由度，IT和电子领域的产业聚集度非常高。由于相同的地理区位、城市背景和发展轨迹，这类城市也具有相同的弱势，主要是科技、资本和人才等城市资源方面表现不佳。
(3)第三阵营城市包括了我国部分内地省会城市和区域性中心城市，但成员众多而复杂，既有天津等实力雄厚但是由于某些原因近年发展相对滞后的传统大城市，又有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圈的一些中等城市。这些城市聚集在一起的主要原因在于大多数竞争力指标表现平庸，城市缺乏突出的鲜明特色。这个阵营城市的变数最大，若克服不足，有的具有跻身于第二阵营、甚至接近第一阵营的发展潜力，而个别确实毫无城市特征的，很容易落后。根据聚类结果第三阵营又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为天津、武汉、沈阳、长春、长沙、石家庄、哈尔滨、秦皇岛、徐州、郑州、南昌和昆明共12个城市，第二类为南京、济南、重庆、大连、成都、佛山、珠海、泉州、福州、常州、南通、西安、烟台、威海、合肥和海口共16个城市组成。通过计算比较两类城市12项分析性指标平均标准值（表2）可以发现其中微小但明显的差异：第一类城市在人力资源、资本金融和科学技术三个方面强于第二类城市，而其他方面指标均相对较低。这说明第一类城市在人才、资本和科技三个硬竞争力方面具有资源优势，但是在创造和利用环境将这些资源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还存在不足，而第二类城市则在其余的硬竞争力和所有的软竞争力方面表现较好。
表2 第三阵营中两类城市12项指标平均标准值
资料来源：同表1。
(4)第四阵营城市包含宁波、中山、温州和绍兴，属于市场经济尤其是个体经济发达的一类新兴工业城市。有四个方面的指标比较突出：制度、文化、产业结构和企业管理竞争力，其中宁波和绍兴在产业结构分项指标分别位居第一、二位，温州和宁波的制度竞争力排名全国第一、三位。这几个城市商业意识和闯荡创业精神历史悠久，善于创新；产业高级化指数不高，但是经济体系灵活，适应性强，市场发育相当充分，个体私营经济比例大，在纺织、小商品等产业上专业化程度和聚集程度都很高。这几个城市类似于苏州等城市，但在人才、金融、科技、环境、基础设施、区位优势等多个方面仍有明显差距。中山与宁波、温州和绍兴非常接近，其制度、文化和企业管理竞争力同样名列前茅，但产业竞争力相对落后，另外在城市环境和对外开放方面略具优势，而区位优势也相对落后。
(5)第五阵营城市由台州、舟山、湖州和嘉兴四个浙江的地级城市组成，也属于新兴的工业城市，这几个地级中等城市能跻身于全国前47名很大程度上在于其产业结构、经济制度和企业管理方面的优势。考察12项指标平均标准值发现，这四个城市的各项指标变化方向与第四阵营中同区域的宁波、温州、绍兴呈现一致的变化方向，也即是说具有相同的优劣势，但是所有指标均相对较低，说明整体上属于明显落后的一个层次，与这些城市在浙江省和全国的实际地位是一致的。
三、政策启示
1.建立竞争力视角的城市定位和发展战略
传统的城市划分及战略决策大多基于城市级别、城市区位（沿海或内地、东部或中西部）、城市规模（大、中、小城市）等因素，而城市发展水平总是不完全与上述因素相适应；同时，完全从竞争力排名的先后次序划分城市类别也会因为城市本身特征的不同而缺乏科学性。根据决定城市竞争力的解释性指标的聚类结果则提供了相对科学的分析视角。根据同类别城市的竞争力因素分析，能够知己知彼、有的放矢地进行城市定位和制定战略。
第一阵营的京、沪、深、穗四个城市在国内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因此，在国际上，可以瞄准东京、纽约和我国香港等中心城市，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在国内则应分别担当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龙头城市的重任，带动周边城市群的发展。也只有在这类城市，才有必要进行CBD等概念的城市规划。
第二阵营的苏州、杭州、无锡、青岛、厦门、东莞和惠州属于我国三个经济圈仅次于上面四个中心城市的大城市，具有发展成为相应区域副中心城市的潜力。因此，在城市定位和发展战略上需要树立互补意识，发挥本身优势，转移和吸收中心城市的资源和影响力，从而进一步发展自己。如青岛通过承办2008年奥运会水上项目，实现了与北京的互补，今后在环境、制造业方面仍可继续发挥其区域作用；杭州一方面以其环境休闲优势成为上海的后花园，同时也作为传递板带动了浙江省一批城市和产业的发展；苏州、无锡同样依靠上海经济带成为IT和电子等制造业基地；厦门、东莞和惠州利用其与港、澳、台的毗邻优势，应当成为区域的重要城市。
第三阵营的城市中许多省会城市和工业城市如天津、沈阳、哈尔滨、武汉、重庆、南京、成都等城市在历史上曾经辉煌，然而现在由于沿海城市的崛起而在很多方面暂时落后，自身的原因则在于缺乏优势突出的领域，或者没有将城市优势有效发挥。但是这类城市的资源积累雄厚，并具有广阔的腹地优势，若发挥城市硬竞争力优势，克服制度、管理、文化和结构等软环境方面的劣势，仍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此阵营中的其他中等省会城市和地级城市综合竞争力和方面因素表现平庸，具有一定发展危机，因此应当形成紧迫感和危机感，建立独树一帜、因地制宜的发展战略。
第四阵营的宁波、绍兴、温州和中山具有很强的城市个性，在其区域很多方面具有挑战第二阵营城市的实力，但是其发展不平衡的劣势也是明显的，因此需要扬长避短，制定综合性的城市发展战略，向第二阵营的城市地位冲击。
第五阵营的城市有城市制度、结构和文化方面的优势，但其他方面和城市综合实力非常薄弱，因此其竞争优势的持久性值得考验，需要壮大目前的优势特征，并大力进行城市基础设施的补课。
2.树立战略联盟意识，加强城市区域合作发展
同区域城市由于相似的发展背景、产业基础、区位条件，其竞争力特征非常类似，并常常构成一个特大中心城市的服务型城市，具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特点，区域合作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扩大规模经济等途径无疑增强了与区域外城市的竞争力。因此，同区域城市应该探讨建立城市战略联盟和合作网络机制，进行产业加工合作、基础设施共享等区域性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的多赢效果。
聚类显示，第二、四、五阵营的城市都具有区域合作性，这也是它们能将传统的一些大城市甩在后面的重要原因。特别是第五阵营中四个浙江省的地级中小城市的崛起启示我们，一个经济带的发展会带动一批中小城市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珠江三角洲的发展使深圳、东莞、中山等当地小城市排名于全国前列，90年代长江三角洲的腾飞不仅使苏州、无锡等城市因此崛起，也辐射了台州等小城市。可以预计环渤海地区的发展将带动更多的周边城市旧貌换新颜或者异军突起。不仅沿海经济圈城市需要进一步加强合作，内地城市更应抛弃传统的一味争夺地区中心城市桂冠的观念，利用西部开发和其他区域性开发的发展机会，探讨合作机制，携手共同发展，以区域城市的现代化最终带动更广泛的区域发展，降低城乡差别和东西部差距，全面建设我国的小康社会。
［收稿日期］2003-0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