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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8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11)11-0005-07
近年来，中国哲学界已经逐渐注意到国际学界社会理论之空间转向，把社会空间的生产作为自己研究的当代落点，以当代中国城市化为入口，一方面努力在理论上建构空间哲学，另一方面在现实关切上把当代生活重组过程中起主导力量的资本作为分析批判的对象，借鉴哈维这样的案例，来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和价值。
我们注意到，研究空间问题的不少学者都是从事马克思主义相关研究的，空间视角在其中承载着深化马克思主义或者使之当代化的梦想。这可能是近年来空间问题或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逐渐流行的基本原因。近年来笔者对这个问题作了一些研究[1]，并不出于纯理论的兴趣。空间是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的生长点，它能够成为推进中国学术研究的当代知识的有效落点。这一点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也尤为重要。可以说，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改变自己话语方式，更充分地发挥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功能，更为有效地在目前进行的超大规模的中国社会空间重组过程中做出自己贡献的一个独特的生长点。基于这一认识，在这个路径的起点上，需要更清晰和准确地判断它的学科史和理论史背景，它所面对的问题和理论空间，以及自身的界限。在此，我简要地阐明自己对如下三个问题的看法：(1)空间作为一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的地位及其变化；(2)西方激进理论“空间转向”的意味；(3)从空间角度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一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空间问题谱系
空间，作为一种专门化的学院视角，是近十多年才在全球马克思主义或激进思潮中成为焦点之一的，尽管空间问题具有漫长而复杂的理论史。这种视角偏爱将自己的前提理解为福柯在20世纪60年代对19世纪知识型的批判，或者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和现代性理论。然而，正是从这一点来看，空间视角本身不只是围绕空间发展起来的，而且是现代性批判逻辑深化的一个自然结果。
不过，如果仅仅从理论逻辑的变迁或断裂角度来谈论空间视角的价值，恐怕有失偏颇。这是因为，作为描述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维度之一，即使是在没有提供专门而系统的空间理论的经典马克思主义中，空间亦不是一个缺失。马克思主义固然比较明显地强调了时间维度的优先性，但这种强调本身并非源自它对空间的忽视，而是作为现代性反抗话语在诞生之初所面临的理论条件使然。
19世纪初，尽管自由主义并没有取得彻底的胜利，但它却牢牢地占据了现代性想象的意识形态基础地位。它之所以能够如此，核心原因在于，17世纪以来，在整个欧洲加速从神学-君主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的过程中，它不仅始终致力于描绘这种政治的图景，而且为作为其物质基础的市场经济(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做出了最好的辩护。也正因为此，在新的生产方式确立和发展过程中解放出发的全部技术，反过来能够不受阻碍地服务于这种生产方式本身，从而产生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那种感慨：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在新的政治想象结晶成资产阶级社会之际，针对其内在矛盾和破坏性后果，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设计作为替代想象便产生了。作为一种话语，与传统乌托邦不一样的是，马克思主义不只是试图描绘不同于自由主义政治想象的另一种世俗天国的图景，而且要求直接掌握已经被后者攫取的社会控制权。因为这一点，尽管它的落点在于社会空间生产的控制权，但它却首要地选择了时间的偏好。至少在黑格尔的辩证法那里，以生成为内容的客观性时间乃是对抗物化的有效的利器。在这一点上，后来的福柯是正确的，在反对权力话语过程中，包括马克思在内，哲学首要地把时间作为对抗空间政治学的利器。正是这一原因，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始终试图以客观化的时间(即规律)作为自身意识形态地位的合法前提。这便产生了哈维等人批评的以时间压倒空间的知识偏好问题。
不过，必须同时承认，尽管马克思的《资本论》计划并没有真正完成，但马克思的思考并不满足于时间，毋宁说，他的旨趣是空间的。他要求抓住的是作为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之前提和基础的自由时间，这一点指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要害——剩余价值的生产。正是因为这一点，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在与自由主义经济学完全不同层次上的形式分析或空间分析。没有这一点，后来的结构主义者，无论是谈论唯物主义象征理论的列维-斯特劳斯，强调马克思发明了症兆的拉康，还是分析《资本论》对象的阿尔都塞，其话语都是不可想象的。强调这一点，并不是试图把马克思视为全能理论的奠基者，而是强调不能因为空间及其生产问题的当代突出地位而不负责地贬低。真正的问题是，如果说马克思的分析中蕴含着巨大的空间分析潜能，为何它们恰恰在马克思主义主潮中被压抑了？这个问题与全部现实社会主义实践的基本特征有关，它们无一例外地在社会基础结构上都不是世界历史的同时代人，因此只能在历史意识上保持这种同时代性(借助于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对德国的评论)。这是在今天需要进一步深入反思的问题。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分析并没有停滞。如果是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借由时间而把马克思主义置入单个民族国家空间，那么，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则使马克思本人试图将之严格限定在西欧范围的《资本论》走到全球，以实现马克思关于世界市场的分析计划。来自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剩余价值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大再生产的源泉，这一事实表明，借由历史时间优势而成为主导力量的资本，已经把那种优势转变为现代空间的结构，无论是单一民族国家内部的两极分析(阶级问题)，还是世界范围内发达与不发达的“马太效应”，都成为其后果与表象。实际上，卢森堡以更忠实于《资本论》精神的论证，为列宁关于打破权力链条薄弱环节的革命策略提供了辩护，也暗示了20世纪60年代后阿明所谓“脱钩”(delink)战略，尽管她本人似乎更倾向于世界革命主张。无论如何，空间问题在第二国际后期便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焦点问题之一。
20世纪60年代以后，受“第三世界”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崛起的影响，针对非洲和拉美等地区的发展困境，也作为对时间化的主流现代化理论的回应，不平等交换理论(阿明等)、马克思主义依附论(多斯桑托斯)、依附性积累理论(弗兰克)应运而生。为说明资本主义的性质及其长时间变迁机制和未来，华勒斯坦的世界体系分析也逐步成为一种强劲的批判视角。所以这些，都具有直接的马克思主义的背景，因此构成马克思主义空间视角发展的谱系之有机组成部分。
这一线索，在苏贾(Edward W.Soja)作为批判性社会理论的后现代地理学谱系中，尽管被提及，但它们实际上是被压抑的。[2]因为苏贾更看重20世纪70年代列斐伏尔、卡斯特和哈维等人发展起来的发达资本主义批判，以及整个结构主义思潮在对19世纪知识型批判过程中突出的形式分析。这一偏好的更深层原因在于，后两种路线为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及其突围提供了一种诊断和药方。更直接地说，它们实际上在元理论层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知识学前提的局限性问题。由于这一点，像苏贾这样试图追随发达资本主义现实变迁而把批判理论后现代化，其操作便显得自然而然，就如拉克劳和墨菲提出“后马克思主义”主张时以资本主义本体变迁为依据而为民主社会主义传统辩护那样。
关于苏贾的论证，第二部分还要进一步分析。在此，首先强调的是，不可盲从苏贾的后现代地理学叙述。描述谱系树的不同方式本身就是一个政治问题，这一点通过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史叙述早就呈现得一清二楚。如果看不到这一点，我们就不能充分理解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重要的理论进展的独特意义，例如弗兰克的“重新定向”世界历史的《白银资本》、阿里吉的《亚当·斯密在北京》[3]、德里克的《全球现代性》等。这些成果的焦点并不在于突出了中国代表的东方在世界历史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而是试图探讨在欧洲主导的世界历史进程中，以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眼光来看待世界历史本身可能性。我们将发现，该问题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命题的核心。当然，从马克思主义旨趣和立意看，它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使命所在，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受到更为广泛的跨地区的经验研究成果的支持。甚至可以说，在大尺度或宏观的空间重构层次上，或哈维所称的规模生产层次上，这是问题的真正所在。缺乏这一维度，苏贾式的后现代地理学，在最好的情况下，只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微观政治学的变体，它对当代资本积累及其霸权后果的分析自然具有某种优越性，但显然最终的结局不会超越阐释范围。这个问题，在直接的意义上，也正是哈维在《希望的空间》中通过表述反叛的建筑师这个问题而加以防范的。并且，也正如哈维在表述这个问题时出其不意地诉诸早期乌托邦想象所表明的那样，在既定资本主义结构中，它又是一种极度的无奈。这种无奈，我们可以在许多像哈维这样的具有批判精神的地理学家和建筑学家那里清晰地看到，从霍华德、格迪斯、柯布西耶、芒德福等这些先驱，到今日各种后现代的田园诗化的建筑实践，他们在多数时候不是被大规模商业挪用以便其增殖的资源，就是权力美化自身的资源，那种无奈是作为一种反讽存在的。
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空间视角之谱系的审理，其意义并不在于为纯理论研究建构其合法的历史前提，而且是观察空间作为战场的意味，以及它给马克思主义提出的任务。从这一角度出发，谱系研究在于使独立的点构成为一个谱系图的力量，这种力量即是贯穿于迄今为止人类共同体生活之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冲突，当然，在现代社会，它有自己的具体表现形式。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以简化的形式描述了现代社会的主体结构，而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则试图从资本生产的细节再现其过程和环节。必须承认的是，马克思只完成了其计划的基础部分，即资本一般的分析，随着社会历史的进一步发展，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生产组织形式、社会结构和国家结构以及意识形态等各个层次的变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及其与非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层次的相互作用，甚至今天全球各地建构自身资本历史的努力，这些变迁的性质与后果，都构成马克思主义理论主题中的应有之义，有待于马克思主义者来完成。空间视角正是围绕这一中心任务从第二国际到今天逐步发展起来的。
二 西方激进理论的“空间转向”及其意味
在谱系追踪时，我们已经表达了与苏贾不一样的立场。值得补充的是，这种立场差异并非因为我们将视野严格地限定于马克思主义，而苏贾则更宽泛地讨论批判的社会理论。因为，实际上，不仅“批判的社会理论”主要渊源都是围绕马克思主义而集结起来的，而且苏贾的旨趣正是试图用那个术语替代马克思主义。这正是“空间转向”的主要旨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一转向的谱系应该广泛地包含各种主流社会科学的进展，例如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在苏贾的讨论中，吉登斯的社会构成理论打开了对历史决定论进行批判的窗口，但他本人却错失了从空间角度重构批判的社会理论契机，原因在于他对地理学学科之特殊的分离主义的潜在敌意。这一解释，关于原因倒是正确的，但对吉登斯理论的性质判断却过于武断。对照一下哈维，我们将有不一样的发现。哈维的起点是地理学，他在1973年《社会正义与城市》一书中向批判理论的飞跃，关键在于发现空间形态的历史属性，即空间的形成源自多种历史力量的冲突。同样，吉登斯是从社会学起步的，他转向批判的社会学，原因在于发现社会学处理的社会对象并非给定的事实而是流动的事实，即作为一种贯穿着多种历史力量的人工环境。通过对社会学方法准则的反思和现代社会学历史建构的理解，他提出自己的社会构成理论，恰恰是重新引入马克思的历史视角，即人们创造着自己历史但又不在自己选择的环境下创造这一见解。这两个人的转向是一致的，即为作为结构或形式的空间分析引入时间维度。他们代表着实证社会科学的时间化。
从吉登斯和哈维的例子看，当代社会批判理论，其批判性仍然出自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时间偏好，尽管后者借由“总体性”观念而具体化了。正是这一原因，不仅吉登斯而且哈维都敌视主流社会科学的那种分离主义，在他们看来，主流社会科学顺从了空间商品化(这个观点与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直接相关)的条件而缺乏对其应有的批判意识。吉登斯主张的社会学感受力和哈维强调的地理学想象力(它们都来自对米尔斯社会学想象力的挪用)都突出历史的和批判的知识探询维度，一方面对抗主流社会科学的非历史性，另一方面纠正传统批判理论空泛的时间性，即对客观历史规律的偏好。正是在后一意义上，对于批判理论传统来，“空间转向”才构成自我升华的一个契机。从一种契机变成一种现实，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理论和福柯的微观权力批判理论确实起了关键作用。也因为这一点，包括苏贾在内的从地理学或空间角度重申社会批判理论的当代作家，都将这置于自己理论的中心。
苏贾的《后现代地理学》作为一个宣言式文本，公开阐明了社会批判理论之“空间转向”的旨趣。不过，“空间转向”这个术语所描述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动态，早在术语出现之前便明确地存在。从霍克海默定义而由法兰克福学派代表的传统批判理论的失败角度来理解“空间转向”，具有特别的意义。福柯确实是恰当的入口。他在20世纪80年代便明确地讲过，古典时代(即资本主义形成时代)的知识型倾向于空间性质的，而哲学不得不诉诸时间来对抗这种权力话语对社会历史的塑造。④可以肯定的是，在福柯崛起的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知识条件下，它是成立的。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代表的以时间的总体化为前提的自由主张，尽管陷入了自己的悖论，但构成战后法国的主潮。结构主义作为一种替代性思潮，正是在反叛萨特过程中产生的。列维-斯特劳斯、阿尔都塞、福柯都明确地说明过这一点。特别是为整个结构主义打开空间的列维-斯特劳斯的《野性思维》，正是建立在对萨特以时间为底蕴的历史辩证法的反驳之上的。在直接的意义上，结构主义是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的传统批判理论的更新，它内在的空间化偏好是对那种丧失了批判力量的总体化的时间假定的反叛。当阿尔都塞强调理论上的反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把历史科学锁定在“无主体(即去掉具有时间特征的目的论)的过程”之上，就十分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
在批判理论传统中，“空间转向”确如苏贾阐明的那样，代表着对这一传统旨趣的重申和对历史资源的更新。这种更新的实质便是打破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和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客观时间的偏好，⑤由于这种偏好，批判本身流于抽象的历史哲学而缺乏实现它的落脚点，而批判、重申和更新则试图走向一个具体的场地、地形或位置(place)。阿尔都塞从实践撤退到理论(科学)，福柯从制度撤退到话语，空间都是他们理论化的工具。以福柯为例，当他把眼光投到权力的末端，便发现“个人不是一个被权力的实施抓牢的预先给定的实体。个人及其身份和特性是权力关系对身体、运动、欲望、力量施展作用的产物”⑥，这使得他把微观的权力关系而不是宏观的制度作为批判的入口，在这一过程中，他发展出话语分析策略，试图从权力的战略和战术的角度出发揭示话语的形成和知识的谱系正是权力的条件，也是其连续性的表现。由此，福柯把列维-斯特劳斯关于文化或历史一般结构的象征分析，转化成对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话语结构分析，从而为批判理论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新生提供一种建设性思路。这正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福柯成为批判理论重要人物的基本原因。
当然，福柯是深刻复杂而充满矛盾的。因为这一点，他对马克思主义以及主流社会科学的拒斥都对批判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多种不良影响，这主要集中于批判的繁琐化和隐喻化，即吉登斯所不屑的“学院化”或“学术化”。这决定直接由福柯的理论进行空间化操作存在着极大的难度。当然，这也产生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成果，例如，包括吉登斯等人把福柯关注的现代监禁这个主题的具体化，发展出对现代空间隔离的具体批判。而在另一层次工作的列斐伏尔、卡斯特和哈维等人则能够提供更便利的通道。他们拒斥了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但始终保留着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尊重，因此，他们的理论能够抓住传统马克思主义之历史必然性的时间之矢，使之牢牢地盯在当代资本主义这个目标上。列斐伏尔通过自己空间生产理论隐约地表达的新社会主义战略，哈维试图把历史唯物主义升级到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理论突破，都决定性地描述出批判理论重生的基本方向。苏贾的后现代地理学所做的，在确定意义上，就是试图通过一个战斗的口号把这些方向再度激进化，且激进到替代马克思主义的程度。
苏贾试图通过批判理论的再地理学化而摆脱声名狼藉的历史决定论，并由此激活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尽管这一旨趣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不能轻信他的叙述。有三点理由：(1)元理论重构过程中的本体论误置。他所称社会存在之客观物质性与观念主观性两个维度并非新的发现，而是卢卡奇以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核。没有这个内核，也不可能产生哈贝马斯式从社会进化(实质上是时间维度)对批判理论的重建。焦点问题既不是强调二者之一，也不是突出它们之间的辩证的相互作用，更不是哈贝马斯以个体间关系发展出来的作为新的客观支柱的主体间性，而是具体社会历史情境下的构成社会历史变迁元结构的基础关系与其再生产的主导关系之间的复杂作用。批判理论家在结构与过程两端的本体论摇摆见证了该问题的意义。这正是在阿尔都塞那里抽象表述和吉登斯那里以经验描述的核心问题。但它并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2)夸张的知识史叙述。苏贾对空间理论谱系学的考察表现了可以理解的立场偏好，不能简单地以对错加以评判。不过，以曼德尔与不平衡发展理论关系为例，他不仅忽视了这种关系之政治经济学前提和意味，而且在不平衡发展理论史中错置了曼德尔的位置。在整体上，在突出自己主题时，苏贾明显地表现出一种令人遗憾的武断。(3)令人困惑的后现代诉求。对于多数人来说，后现代本身就是令人困惑的，但这并不妨碍其作为一种解释学思潮的力度。不过，对于以自由旨趣为核心的批判的社会理论来说，其游离的立场可能就不是优点了。这正是当代西方后现代激进思潮的普遍问题。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作为一种激进思潮，其表现为吆喝大于功能的商业广告式操作。
当然，这不是否认他的主张的有效性。苏贾的综合能力很强，其观察也很敏锐，叙述也具有微观关注的品质，这些都是当代社会批判理论所需要的基本素质。这更不是贬低空间转向这个问题的独特意义，相反，我支持深化这种转向并将它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基本参照点。出于这一原因，需要再一次简要地论述一下哈维，在空间转向路径上，他是最重要的一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哈维同样具有元理论冲动并且多次试图表述它们，甚至其《自然、正义和差异地理学》可以视为类似旨趣的著作。⑦不过，哈维的最重要理论贡献，并不在于元理论，而是在长期研究中发展起来的那种对当代社会分析具有冲击力的理论质点，例如从使用价值的社会生产角度对《资本论》重构而提出的危机理论、不平衡的地理发展、时空压缩、空间定位、剥夺性积累等等，这些理论已经广泛地受到人们的重视。通过这些理论，他成为当代最卓越的社会批判理论家之一。也正是他的例子把我们引向下述问题。
三 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还是历史-地理唯物主义
这两个术语都是一种在学术上描述马克思主义在当今生长趋势的方式，但术语本身并没有多大价值，如果它们不曾在传播学上得到确认的话。苏贾的成功之处之一便是以“后现代地理学”来描述批判理论的更新，不过他带来的潜在风险正如前文所述，像制造媒体事件那样进行理论生产，从而把理论研究本身贬为传播学上争夺眼球的战争。所以，尽管我们提出这个问题，但并不仅仅就其本身给出答案。真正的问题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传人，如何在空间这个问题上打下干预世界的楔子？这一点恐怕是今天热衷于空间的多数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所没有认真思考过的。
简单地说，流行的研究成果，存在着两个明显的问题：其一，价值与理论判断的误置；其二，理论的不同层次和政治学的不同维度的僭越。空间视角的兴起或者空间转向是批判理论的更新，在这一点上，中国与西方一致。但不同的是，中国的事情与西方并不一致，因此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既有成果。最典型的例子之一便是房地产问题。中国的情况有与西方一致的地方，例如地产业与金融业共谋的商业投机，也有不一致的地方，例如地方利益和政府权力的不良介入。但它的问题绝不能简单地归结地产商、银行和政府的合谋。实际上，它作为一个问题的突出，与中国市场经济建设的独特历史路径、当代全球条件、中国百姓的现代化期望，以及所有这些力量最终在其中发挥作用的市场和政策双元结构的特点都有直接的相关性。更具体地说，权力管制下的市场、权力的资本化、资源货币化的快速资本积累策略、满足于从廉价劳动力和商业流通中攫取高比例的剩余价值分配等，这些结构和事件都参与了当代中国房地产难题的形成。这一难题是赶超式现代化政治诉求，以及与其一致的但更加急功近利的暴发户逻辑共同作用下的社会问题的集中爆发。在更深远的范围内，它可能是我国建设市场经济不能避免的一个阶段。可以说，这一难题是后发条件和赶超型现代化所必然产生的那种“压缩性现代”的征兆。上述问题，在实证研究中多少已经被触及，我们亦可以通过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史资料而识别它们。奇怪的是，多数职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似乎对它们较为陌生。而缺乏历史经验和理论支撑的社会批判，不是仅仅具有“焰火效应”，就是隔靴搔痒。
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都应该记得，在表述唯物主义历史观时，马克思曾经在结论部分提出这个问题：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⑧这是一个原则，马克思虽然是从宏观的社会形态转型角度提出的，但它同样适用微观社会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回避价值，但他们提出价值的时候总是从社会历史变迁提出的必然性要求出发的。在空间研究中，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果没有经济史、政治史和社会史等等研究的支撑，在价值判断和理论分析之间的错位是必然的。抽象地谈论空间正义，正是该错位的表现之一。也因此，研究本身对自己的问题及其所处的空间规模也缺乏清晰的意识，往往在社区、城市、省级规模的地区、国家等层次或规模间不恰当地替代，从而形成对问题的性质和程度的误判，甚至在操持批判时干脆来个天下乌鸦一般黑的逻辑。这也就更不能保证在理论依据、现实判断和对策之政治学三个维度之间保持一致的逻辑关系了。
由于上述问题的存在，在今天的中国，提出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要求，可能面临巨大的困难。这也是我在回应这个问题时转向强调通过空间入口发挥马克思主义社会干预品质的原因。或许，在今天的学院专业化背景下，这会引起许多的人异议。毕竟，马克思主义学者不能替代职业的建筑师和规划师。但是，我们不应该忽视，在现代城市和区域规划思想和实践的历史中，至今仍然散发出独特魅力的霍华德、格迪斯等人都不是职业的建筑师和规划师。马克思主义对空间问题的介入，一方面是其对现代性政治经济分析的强大能力的充分发挥，另一方面则是改造世界旨趣的当代落脚。因此，有理由相信，无论是对当代空间重组的解释还是对它的干预，马克思主义都具有巨大的理论空间。这也正是西方社会批判理论之空间转向的基本启示。
注释：
①此方面我也做了一点工作，除了翻译哈维的《希望空间》和《自然、正义和差异地理学》外，我还写了一些关于哈维和马克思主义“空间转向”的论文，如《晚期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从地理学到生态社会主义政治学：文献史和问题史中的哈维》，《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与希望的空间：晚期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哈维》，《地理学想象与社会理论：社会理论视域中的哈维》，载张一兵、周晓虹、周宪主编：《社会理论论丛》，第三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为什么以及如何通过空间来探寻希望？：哈维〈希望的空间〉感言》，《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5期；《社会批判理论之空间转向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江海学刊》2007年第2期。
②苏贾：《后现代地理学》，王文斌译，商务印书馆，2004。这一著作在直接的意义上是最为完整地审理社会批判理论空间谱系的著作，故我把它作为对话的直接参照。
③弗兰克：《白银资本》，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路爱国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④⑥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第152页；第209页。
⑤这种偏好在两者那里是同构的，尽管前者落在客观的物质条件下而倾向于决定论的必然过程和目的，后者则试图通过客观时间把主体性置于历史之根上而使之散发出人性光辉。这种同构性在既往研究中几乎没有得到重视。
⑦哈维：《自然、正义和差异地理学》，胡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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