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民族社会问题及其特殊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问题论文,特殊性论文,试论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3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03)01-0017-05
民族社会问题是一般社会问题的有机组成部分，由于它特殊的民族属性、地域属性和其他相关属性，所以，除了具有社会问题的一般属性以外，它还具有非常明显的特殊属性。本文在厘清民族社会问题的内涵的基础上，试从民族社会问题的发展历史和既有现实各个不同侧面出发，对其特殊性进行逐一分析，以进一步加深我们对民族社会问题的认识。
一、民族社会问题的含义界说
正是由于民族社会问题除了具备社会问题的一般属性外，还具有民族社会的民族属性、地域属性及其得以发生的主体属性，所以，民族社会问题一方面包括民族地区的一般社会问题，即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在民族地区的典型反映，另一方面也包括民族地区特殊的社会问题。所以，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上去理解民族社会问题，就广义而言，民族社会问题是对发生于民族地区的社会问题和民族地区特殊的社会问题的总称，它不涉及这些社会问题是否是社会普遍存在的，而泛指民族地区存在的一切社会问题。狭义的民族社会问题特指民族地区特殊的社会问题。这里强调民族地区特殊的社会问题并不是说非民族地区甚至整个社会不存在相类似的问题，而是说较之于非民族地区或整个社会而言，问题的严重性更为突出，问题的覆盖面更为宽广，问题的发生更具有民族的地域色彩，解决问题的紧迫性更为突出。（注：岳天明.民族社会问题及其世界性[N].社会科学报，2001.12.13.）为了能够在更宏观的背景上了解和把握民族社会问题，我们将在宽泛的意义上去理解和运用我国民族社会问题。
二、民族社会问题的特殊性
（一）民族社会问题的世界性
把民族社会问题放在世界民族的大背景中来考察，民族社会问题就具有世界性的特点。民族问题本身就是世界性的现象。马克思、恩格斯在科学社会主义形成的初期就将民族问题作为世界性现象来考察。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由于一切生产资料的迅速改善，由于交通工具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使农民的民族属于资产阶级民族，使东方属于西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一卷）.254-255.）借用安东尼·吉登斯的话说，就是“资产阶级通过推进‘世界市场’的形成，促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注：安东尼·吉登斯著，胡宗泽、赵力涛译，王铭铭校.民族—国家与暴力[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27.）从实际来看，每一个民族都是世界2000多个民族的组成部分，因此建立在民族特征多元化、民族本质多维性基础之上的民族性问题也就具有世界性的特点。从横向的范围看，民族社会问题必然包括国家的、地区的、单个民族自身的多层次的民族性的矛盾体系。随着开放的世界体系的形成，各个层面上的民族社会问题都会通过各种方式向更高层次、更大范围扩展，最终让人们难以框定其影响的范围而具有世界性的色彩；从纵向的层次看，民族社会问题随不同民族的形成而产生，随一切民族的融合而消亡。伴随着民族的形成、发展和融合演变的总规律，民族社会问题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和不同的条件下有不同的性质和形式，但它却始终是一个历史的、多内容的、结构复杂的世界性问题。
从民族和国家的关系来看，所有国家按组成可分为“单一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两大类。因此，现阶段的民族社会问题主要以国家内部和外部的形式表现出来。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不重视中国民族社会问题的世界性，就意味着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人为地忽视中国民族社会问题的世界性，也就意味着忽视争取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应有的世界性地位和作用。
如今，国外一些敌对势力想方设法利用民族社会问题从事非法活动，竭尽全力搞民族分裂，试图对我国进行渗透和颠覆。强调民族社会问题的世界性，有助于认识到民族社会问题的复杂性，维护国家的独立、尊严和利益；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依赖加强，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将民族社会问题置于整个世界范围的大背景中去，发展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尽快消除先进与发达国家和富裕民族之间的差距。只有这样，才有助于认识到民族社会问题的紧迫性，以积极的态度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民族社会问题的一体多元性
这个特点是从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来考察的。
我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是一个民族集团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是由各具民族特点的56个民族单位组成的，因此它又是多元的。民族社会问题的一体多元性就是指它是中国国内、中华民族统一体内众多民族之间的矛盾问题。既然当今所有的民族都以国家为其生存的基本政治形式，那么，各个国家内部的民族社会问题都是各国的内政问题，任何外国都无权干预。生活在同一国家的各个民族之间而且生活于不同国家的各个民族之间在社会生产、生活的互动过程中，会进一步加强相互之间的接触和交流，不断克服和消解相互之间的矛盾，逐步完成民族的现代化这一共同愿望和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共同目标。
但是，由于我们国家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主要是通过国家系统间接的联系起来的，所以，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主要表现为：(1)国家已由某一统治民族的阶级统治的压迫工具转变成了各平等民族劳动人民自愿联合的政治形式；(2)国家由某一统治阶级民族统治阶级利益的代表转变成为各民族劳动人民共同利益的总代表；(3)国家已由某一统治民族统治阶级的统治指挥中心转变成为各平等民族革命和建设的领导、指挥中心。“政治因素与国家民族结构的形成密切相关，而统一的国家政权，以及由这种政权实施的国家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最直接的规定国内各民族的一体性”，“国家职能的完善程度逾高，对社会生活的干预程度逾高，民族政策逾合理有效，也就愈有利于民族联系一体化的形成。”（注：王希恩.多民族国家稳定的基本要素及其形成[J].民族研究，1999.(1).）由于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团结、互助的关系，通过各民族的总代表——国家——来进行，因此，民族社会问题可以表现为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可以表现为某一民族、某些民族与国家系统某一环节、某些环节的矛盾，也可以表现为由于各民族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各民族的发展与整个国家和中华民族现代化的发展之间构成的不协调一致以及由此所表现出来的矛盾和问题。除了56个民族与国家整体利益的矛盾之外，还有主体民族——汉族——与少数民族在历史遗留问题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差距拉大的矛盾以及55个少数民族相互之间的矛盾。这样，就形成了以人民国家为总代表，以汉族为主体，包括55个少数民族的多民族性的利益矛盾复杂系统，此即为“一体多元性”的民族社会问题。
（三）民族社会问题的敏感性和突发性
民族社会问题和民族关系、文化差异紧密相连，又和宗教信仰问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再加上特殊的国内国外环境，使得民族社会问题具有十分突出的敏感性和突发性。
基于民族差异和民族矛盾而产生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但民族关系问题主要表现为民族经济问题。建国以来直至改革开放以前，我国选择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过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经营权的微观经济机制相继形成，这种“三位一体”的经济体制（注：详参林毅夫、蔡昉、李周著.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经济差距对各民族收入状况和生活水平的影响，但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市场化改革目标的确立，虽然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激发了各民族群众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强烈欲望，但由于习俗等人类不可回避的“历史存留物”在构造现在的过程中所具有的十分重要的意义，（注：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指出，原始社会和文明社会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传统习惯占着统治地位”，而在后者，“那种习惯的堡垒是被切开了的。”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指出：“习俗和习惯假设是构成一切人类关系的基础的原则”。张雄从更深的市场行为活动意义上论证了过去在构造现在的过程中的重要性，甚至认为“现在就是历史：我们创造它，同时又被它所创造。”参见张雄著：市场经济中的非理性世界[M].立信会计出版社，1995.119.）所以，总体而言，在诱致性的制度变迁过程中，民族地区以及该地区的民族群体更多的具有“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注：关于“路径依赖”可参阅卢现祥著.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81-86.）的色彩，这就导致对民族地区的优惠政策难以延续，弱化了扶持效应，体制转型过程中经济的无序现象使民族地区的经济利益大量流失，最后导致利益分配上的不平衡通过各个地区尤其是各民族地区的分配不均衡表现了出来。就市场经济突出其竞争性和由此带来的优胜劣汰来讲，这本来无可厚非，但如果国家在利益分配上多少伴随着分布的不均衡或者国家权力运行的失误，就会造成民族失落感甚至民族心理的相对剥夺感，导致民族间利益的矛盾和冲突，这类矛盾和冲突也有可能突破原有的规模和范围，造成大的波动。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长期的封建社会及以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汉族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实行的民族歧视、民族压迫和民族剥削政策，一方面促成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的形成，而“民族意识所包含的内部认同意识和外部分界意识导致各民族成员在态度和行为上具有‘内外有别’的特点”，（注：岳天明.论我国民族地区社会变迁的制约因素[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2.(6).）另一方面又促进少数民族群众逐渐形成了民族防卫心理。这种民族防卫心理不仅表现在几个大的少数民族之间并由此而衍生到各个少数民族之间，而且也表现在少数民族族群在和汉族的互动中，所以，一旦哪里发生个别少数民族成员之间或少数民族与个别汉族之间的纠纷，他们在心理上马上会将之拔高到整体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层面，下意识地将之视为整体民族间的矛盾和冲突；（注：就像民族本身包含着不同层次的群体关系一样，群体意识也是有层次的。可参阅郑凡、刘薇琳、向跃平著.传统民族与现代民族国家[M].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245-255.）一旦那里发生汉族与少数民族间的纠纷，少数民族首先想到的便是“汉人又欺负我们少数民族了”，于是召集人马，群起反抗。如1932年，广西三江县地方国民政府成立“改良风俗委员会”，规定侗族人民“应一律改用汉服”，引起侗族各阶层人民的反抗；国民党统治时期，由于对回族信仰伊斯兰教的歧视、侮辱，引起民族矛盾，村与村之间、乡与乡之间的冲突尖锐，争吵械斗时有发生，不论是上层还是下层、地主还是农民，都是民族对民族，（注：刘先照.关于民族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J].民族研究，1999.(2).）这种历史上形成的影响一直沿存了下来。解放后，虽然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我们承认56个民族都是平等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但民族防卫心理以及由此产生的传统思维方式还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增多，各民族群众之间的互动频率增大，摩擦系数也相应增加，自然也就会产生这样一些情况：一些即使在本民族内部也司空见惯的小矛盾，也会在传统的思维方式的影响下促使民族间的小事变大，大事变难，引发大的冲突，并由此上升为社会性问题，从而影响整个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
社会的转型过程必然伴随着不同民族间的互动和沟通，“沟通的内容——‘信息’——始终是‘符号’，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是‘文化’”，沟通得以正常进行除了要有共同的文化外，“还必须有共同的‘情景定义’”。（注：帕森斯著，梁向阳译.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M].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224-220.）文化的实践场所在于日常世界，（注：金光亿先生在《日常世界与人类学》中写道：“日常是文化实践的场所，因此人类学家关注日常世界。”参见马戎、周星主编.二十世纪：文化自觉与文化对话[M].（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456.）所以当我们以文化作为视角分析民族社会时，不得不将目光切入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世界。虽然有的学者早已指出，“在现时代，时空坐落的文化形式已不再是单一的体系，而是由存留的地方性传统、新发明的民族文化(national culture)以及全球文化等等组合而成的‘多元一体’文化格局”，（注：王铭铭.文化格局与人的表述——当代西方人类学思潮评介[M].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160.）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原有的各个民族活动的独立性，最终都会形成“自己的一套复杂体例，有着仅仅适合于自己那个活动领域的动机和目标，他们并不扩大到整个民族的全部生活领域内，”这种文化整合的缺乏必然产生明显的文化冲突，即原有民族的“人民所受到的新的影响与那些我们称之为本乡本土的行为之间的冲突”（注：〔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著，张燕、傅铿译.文化模式[M].浙江人们出版社，1987.213-214.），并由此产生不良的心态，如盲目的民族优越感和民族中心主义，这可能使他们习惯于以本民族的传统为唯一标准而将本民族所有的传统视为尽善尽美的文化瑰宝，进而发展为无视其他民族文化的固有的精华，忌讳、反对提及本民族文化中落后和不合时宜之处，偶有触及便可能引发民族社会问题。除此之外，民族社会问题也和宗教问题紧密相连。一般说来，民族地区都具有多元文化等“板块式”社会结构的特点。（注：见王宗礼、谈振好、刘建兰.中国西北地区政治稳定研究[M].第四章有关内容，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192.）在我国，不同的民族大体有其不同的宗教信仰，在西北民族地区，各主要少数民族几乎全民族信教，有些少数民族保持着全民信仰一种宗教的现象，因而同一民族的宗教信仰基本相同，这就导致宗教问题具有群众性和民族性的特点，宗教观念根深蒂固。这可从对新疆某县的一次调查中得到明显的体现（见下表）：
“你认为幸福生活是从哪里来的？”
胡达给的
既靠胡达也靠劳动
劳动得来的
96.5%
3.5%0
“你认为世界上什么力量最大？”
胡达力量最大
胡达和科学力量一样大
科学力量最大
91%7.2%
1.8%
由此表明：一方面，宗教势力在这些民族内部有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宗教问题同民族问题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宗教问题和群众问题、社会问题在西北民族地区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宗教问题夹杂着民族问题，民族问题中也夹杂着宗教问题。（注：施正一主编.广义民族学[M].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744.）所以，如果在宗教工作中出现了失误，就会损害广大信教群众的实际利益，伤害他们的感情，引起广大少数民族的不满情绪。如某出版社出版的有辱伊斯兰教的画册，严重的伤害了穆斯林群众的宗教感情和民族尊严，因此在全国广大穆斯林聚居区引发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群众行为；又如1989年，《性风俗》的出版严重的伤害了穆斯林的宗教感情，因此在全国许多穆斯林聚居区引起抗议游行活动，同年5月19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还发生少数坏人利用《性风俗》一书煽起了冲击，打砸自治区党政机关的骚扰事件。由此可见，如果这种不满为某些民族或宗教势力所利用，就会演变为民事争端，成为一定范围内政治和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导火索。宗教功能的复杂性也会使由它所引发的问题具有难以估量的累积扩展效应，有时，一个偶然的事件就有可能在短期内爆发为大规模的群众性对抗，这在我国民族地区频频得到证实。
（四）民族社会问题的紧迫性、关联性和地域性
正是民族社会问题的以上特性，决定了较之于其他社会问题，对民族社会问题的解决更具有紧迫性。“如果我们在多元一体的意义上来理解当今世界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实质，来肯定我们的中华民族是依托于中国这一政治实体，是包含着56种传统民族成份的，这就意味着，国家的统一和整体社会的进步与稳定，必然要内在的包含着各种传统民族关系的协调，恰如民族概念的层次性，体现到人们观念上的认同感也将继续是多层次性质的。”（注：郑凡、刘薇琳、向跃平.传统民族与现代民族国家[M].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265.）它不仅关系到我国民族平等关系的形成、关系到多民族共同的国家认同意识的形成、关系到各民族之间一体化的社会联系的形成，更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这对于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民族社会问题的关联性源于它很难用政治、经济、文化等分类法简单的去进行分类。事实上，民族社会问题是所有这些方面纠结在一起的产物，换言之，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是民族社会问题的引发因素，即使是所谓“纯粹”的民族问题，那也一定含有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社会心理问题等许多方面的内容。单就民族问题而言，它必然性的以政治权利偏向于某一方、经济发展或资源分配不均、阶层结构倾斜、语言文化政策不公正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领域的诸多问题为背景，另外还有对现状的不满、对过去不幸事件的回忆和长期的不满情绪的蓄积等历史背景。
任何社会问题都只能发生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当中，民族社会问题的地域性特性是就其发生的地点或区域而言的，结合民族社会问题的含义，可以较为容易的认识到这一点。有必要说明的是，民族社会问题的地域性特点并不意味着它的影响仅仅局限于它的发生地这一特定的地域范围，在信息资源日益全球化的今天，认识这一点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必须应该指出的是，以上所列的民族社会问题的诸多特殊属性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也相互影响的，这会使得民族社会问题本身的发生原因、客观后果及其解决途径都不可能是单方面的。根据现有的相关资料而言，我国学术界对民族社会问题的特殊性的系统分析并不多见，笔者之所以斗胆对此进行尝试性地分析，目的之一在于抛砖引玉，另一方面这一学术话语至少有助于提升人们对其意义的认识，而这，在一个现代多民族国家社会转型进程之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收稿日期：2002-0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