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制欲主义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传统论文,伦理论文,主义精神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建设社会主义道德，离不开对传统道德的扬弃；而扬弃传统道德的前提，必须冷静地对传统道德进行反思和清理。
中国传统伦理文化源远流长。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土壤上生长出来的制欲主义伦理精神，是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它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以深刻影响，至今还影响着中国社会的伦理生活。因此，重新审视制欲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新时期婚姻家庭道德建设，具有理论的价值和实践的意义。
一、制欲主义精神生成的社会根源
在东亚大陆这块优越而又封闭的辽阔土地上，孕育了华夏民族以农耕为主体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产生了君主专制制度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含有一定血缘温情的宗法制度相结合而成的“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结构，塑造了注重人伦的伦理中心主义的“德性文化”。正是在这种中华民族特有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土壤中，滋生起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制欲主义精神。
1.小农经济是制欲主义精神的经济根源
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主要有两个基本特点：第一、在以农耕为主体的自然经济体制下，基本上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自发的、以简单劳动工具为依托的简单再生产。第二、个体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结合，地主经济与小农经济的结合，其生产的目的，是为了直接满足生产者个人或经济单位的需要，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基础，直接产生两种后果：第一、以家庭为单位的简单再生产，使得物质生产表现出规模狭小、简单重复的特征，必然导致生产力在低水平上不断重复发展。社会物质财富的贫乏，也就要求人们必须省吃俭用，克制对物质利益和感官满足的欲求。第二、个体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特别是男耕女织，构成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缺乏发展生产力的强大的动力，要求人们“知足常乐”、“安贫乐道”。而地主经济和小农经济的结合，造成地主经济和小农经济互为盈缩的矛盾运动，从而使社会经济发展总是处于一种萎缩破坏→恢复发展→萎缩破坏的循环往复之中，使得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十分缓慢，导致中国传统社会长期的贫困落后。这就必然要求人们通过对自身物质欲求的抑制，以适应贫困的物质生活状况。
2.家国同构、君权至上的封建专制主义是制欲主义精神生发的政治基础
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结构，主要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家国同构。文明的发展是由家族到国家，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统治者利用国家政权的强制力量，利用宗法血缘的生理和心理基础，将氏族制发展为宗法制，用宗法血缘的纽带将家和国联结起来。第二、君权至上。在宗法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封建专制主义，其根本特征是君权至上，皇帝是最高统治者，一切政事都由其独断，皇帝的意志就是法律。国家的一切皆为以皇帝所代表的皇族一家所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这种政治结构，必然使人们毫无个人权利和个人利益可言，人们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君主的绝对权威，这就在客观上要求人们克制个人权利和个人利益的追求。
3.强烈的道德理性精神是制欲主义精神滋生的文化基础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是道德理性的人，而非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这种具有强烈道德理性的人，追求道义，把达到“至善”作为道德上的最高境界。而达到“至善”之境，关键在于使自我的情感、欲望的满足与社会的理性要求相统一。儒家主张“发乎情，止乎礼义”；道家认为“其耆欲深者，其天机浅”；佛家则提出“戒是一切善法之梯蹬”，都要求人们以义制欲，以义导欲。从总体上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既反对否定感情和欲望满足的禁欲主义，又反对无理性、无节制的纵欲主义。中国重视的是情理结合，以理节情的平衡，是社会性、伦理性的心理感受和满足，而不是禁欲性的官能压抑，也不是理知性的认识愉悦，更不是神秘性的情感迷狂或心灵净化。
二、制欲主义精神的主要表现
制欲主义精神作为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基本精神，贯注于伦理生活和道德活动的方方面面。诸如在群己关系上，重群轻己，个人服从群体；在人我关系上，克己利他；在公私关系上，抑私为公；在义利关系上，重义轻利等等。然而最突出的体现，是在人类两性关系领域。
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对男女两性之间的情感，采取一种十分强烈的抑制态度。其秘密就在于，在宗法制度下，一方面，在公共职务和私有财产的继承方面，根据的是严格的父系单系世系原则。它不允许超出父系血亲范围，而且规定嫡长子为第一继承人。因此，必须要依靠严格的婚姻制度，来保证生育确凿无疑的出自一定父亲的子女。另一方面，家庭（族）是由血缘关系为纽带而组织成的一个利益共同体，在这个利益共同体之中，家庭（族）成员的命运紧紧相连。一旦“一人得道”，就连鸡犬也可沾光而“升天”；然而一人获罪，九族也要遭受牵连。在这种家庭制度下，家庭（族）的共同利益、整体利益具有至上性，任何个人的利益都必须要无条件地服从家庭（族）的整体利益。而在宗法社会里，婚姻决不仅仅是（甚至根本就不是）男女当事人两个人的“私事”，而是直接关联着整个家庭（族）的兴衰荣枯的“公事”。因此，男女之间的婚姻大事，必须要由家庭（族）共同利益、整体利益的代表父母亲（主要是父亲）来决定。为此，它必须要把男女之情排斥在外，因为这种个人的私情往往由于其猛烈之甚，而导致对严格的婚姻制度的破坏和对父母之命的顽强抗拒，结果使整个家庭（族）利益受到损害。
因此，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把男女之间的情感视为洪水猛兽、万恶之源。为了防止这种洪水猛兽的滋生冲击，设立一整套规范制度。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礼义之一就是“男女有别”、“男女授受不亲”，阻隔男女间的“私自来往”。礼义之二就是贬损男女之情，视其为罪恶之首，从道德心理上构筑防线。礼义之三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把男女婚姻权柄牢牢地掌握在家长手上。礼义之四就是“三从四德”，把女性严格控制起来。礼义之五就是专为女性而设立的贞操观，要求妇女“从一而终”，宣扬“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主张“存天理，灭人欲”，以彻底防止“洪水猛兽”的蔓延。
在中国传统社会，由于伦理道德生长的土壤极其肥沃，结果，确实做到了“以礼制情”、“以理制欲”。男女一生下来，就分别生存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性变得十分神秘，男女之间爱的冲动让位于夫妇间的伦理感情；对妇女贞节的崇拜弥漫着整个社会。在汉代，妇女为贞节而死，就已经受到公开的敬仰，并为其立“牌坊”，或由皇帝赐予一个什么称号。“到了明代，这种贞节守寡的教条成了官方的一项制度。凡30岁以下开始守寡直到50岁达20余年者，官府要为她立‘牌楼’，以资鼓励。其家庭可免去一切赋税。于是，不仅崇敬妇女品德的纯洁是非常道德而高尚的事情，家庭里男性成员如果这样也给自己带来一系列的好处。贞节寡妇不仅受男人及其家属的欢迎，也是妇女使自己出人头地最方便的方法。她给自己的家庭，也为整个村庄带来了荣誉。这样，寡妇的贞节成了人人津津乐道的品格，只有少数有独立思想的人曾经做出过几次抗议。正是这种贞节观导致了儒家在‘文艺复兴’的一九一七年遭到批评，被称作‘吃人的礼教’。”（林语堂：《中国人》第118页，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三、制欲主义精神的功与过
制欲主义精神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影响，从根本上来说是过远远大于其功。它虽然对于中华民族重群体、重大局、重他人、重德智、讲节操，抵制纵欲主义，反对性自然主义，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就其在社会历史的实际生活中的影响来说，有巨大的消极意义。特别是男女两性生活领域，它对性与爱的极端贬抑态度，严重地压制了人们正常情感欲望的满足和正常人性的实现，导致了人性的扭曲。本来，爱情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朵鲜艳的文明之花，它凝结着人类的真善美的追求，是婚姻的道德基础，它开辟了人类两性关系的文明之路，它是兽性沉抑人性高扬的积极成果。因此，古往今来，无数的文人哲士无不为之而高歌赞颂。恩格斯对于爱情在人类社会历史上的降临，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从一夫一妻制之中——因情况的不同，或在它的内部，或与它并行，或违反它——发展起来了我们应归功于一夫一妻制的最伟大的道德进步：整个过去的世界所不知道的现代的个人性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5页）而正是这种“最伟大的道德进步”， 在制欲主义精神的重压下，在一个号称“礼义之邦”的国度里，却几千年来被打击、被践踏、被摧残。无数的青年男女为此流尽了泪水，牺牲了青春和生命。现代社会的精神，是追求个性的解放和完善，是追求人性的升华与高扬，是追求人类男女两性生活的文明与幸福。因此，爱情被推上了受人尊崇的宝座，以爱情为纽带的男女两性交往和以爱情为基础的夫妻婚姻生活，是道德的人类两性生活。要使这种文明的男女两性生活方式成为现代社会的常规，不仅要反对西方社会中腐朽的性纵欲主义，也要反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的制欲主义精神对人类男女两性美好情感的扼杀。
四、制欲主义精神和享乐主义精神
中国家族主义的本质，就在于使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整体利益，从而必然要抑制个人自我利益的要求；西方个人主义的本质，则在于整体利益成为个人利益实现的工具，从而必然推崇个人对自我利益的追求。中国尚义主义重义轻利，重视道德生活，轻视物质生活，从而必然要求人们抑制对物质的欲求；西方功利主义重利轻义，重视物质生活，轻视道德生活，从而必将鼓励人们贪求现世财物与肉体的享乐，并视之为最大的人间乐趣。
由此，中西伦理文化各执一端：一执制欲主义；一执享乐主义。制欲主义精神充满中国伦理文化，儒家发展到宋明理学时，竟主张“存天理，灭人欲”；道家认为“祸其大于不知足”、“其耆欲深者，其天机浅”；佛家视情欲为地狱之门，主张“戒是一切善法之梯蹬”。享乐主义精神则弥漫西方伦理文化，德谟克利特首创快乐论，伊壁鸠鲁发扬为快乐主义。文艺复兴后，快乐主义演变为享乐主义，并在现代发展为纵欲主义。
中西两种对立的伦理精神最突出的体现是人类两性关系领域。制欲主义把性欲与爱情混为一谈，并斥之为万恶之源。它强调以道制欲，强调婚姻中的义务，将爱情从男女两性关系领域驱逐出去，强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提倡“三从四德”、“从一而终”，推崇针对女性而言的片面的“贞德”与“节操”，大树大立“贞节牌坊”，大褒大奖“贞女烈妇”。享乐主义则把性与爱视作人生的一种享受，提出将“性”、“爱”与婚姻三分离思想，主张“性”的享受不必有“爱”，而“爱”的追求不必与婚姻相联系，婚姻之外的“爱情”追求也是人生的合理享乐，并由此演化为纵欲主义。在这种享乐主义传统下，现代西方社会的思想家罗素提出了“性解放”理论，弗洛伊德也创立了泛性欲主义，蒂洛提出了“性自由主义”学说。在性生活上，他公开声明“我的伦理学体系一般地同意自由主义观点，这种观点认为，除通奸以外，色情文艺、同性恋、手淫、非一夫一妻的婚姻以及婚外性行为都是私人的性行为，不应该立法加以反对。至于‘反常’性活动，除了兽奸以外，其他一切形式，只要是自愿的成人进行的，我都予以宽恕。”（吴灿新：《情爱的探索》第273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这一切， 都在客观上推动了西方社会现代“性革命”运动的爆发，导致了性纵欲主义泛滥成灾。
制欲主义精神对中华民族重德智、讲节操，抵制纵欲主义，反对性自然主义和自由主义，都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制欲主义对性与爱的猛烈的贬斥态度，往往压制了人们正常情感欲望的满足和正常人性的生长。而享乐主义精神，形成了西方民族重消费、讲爱情的传统倾向，有利于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的发育。然而，享乐主义过份强调了性的自然性、爱的至上性，并将性欲、爱情、婚姻三者完全割裂开来，导致了纵欲主义的泛滥，造成了西方社会婚姻、家庭的巨大危机。
社会主义伦理文化，既反对制欲主义，也反对享乐主义；既反对对人类正常情感与欲望的扼杀，也反对情感至上主义和纵欲的放纵态度。它主张既促进人类正常情感与欲望的满足，又需要以道德、法制制约人们情感欲望的畸形恶性发展，培养人们健康、文明和科学的生活态度，使人性不断得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