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距：中国是否会出现两极分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极分化论文,是否会论文,中国论文,贫富差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８０年代中期之后，我国社会贫富差距在不断扩大，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成为一个敏感的社会问题。人们关注的焦点是：我国目前的贫富差距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差距有多大？是否出现了两极分化？以及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解决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
一、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１、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新富阶层”。
这种观点认为，“新富阶层”的收入和财富远远高于社会一般成员，他们主要由以下几部分组成：（１）私营企业主。（２）一些个体工商户。（３）影视界及文艺界的富豪。（４）国有、集体企业的承包者。（５）三资企业和民营企业中的高级管理人员。（６）社会上一些特殊职业者。如个人开业律师、技术咨询者、高级厨师、美容师、推销员、时装模特、出租车司机等。（７）经济领域的炒买炒卖者。这些人主要炒股票，炒期货，炒房地产，炒债券，炒批文，炒贷款等。（８）非法致富者。主要有走私、贩毒、制售假冒伪劣产品，金融财务部门的贪污、盗窃、诈骗等犯罪人员，还有那些利用职务之便索取巨额贿赂的政府工作人员。据粗略估算，目前新富阶层这部分人在全国至少有５００万人。
２、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个“暴富群体”和待救济的“新贫困阶层”。
这种观点认为，所谓“暴富群体”，是指那些靠钻体制缝隙和双轨制运行的空子，用各种非法手段大发不义之财而成为暴发户的寄生虫。当前我国已经出现３００万户左右的新富有阶层，其中拥有百万元以上资产的约有１００万户，千万、亿万富翁也不乏其人。这个暴富群体混迹于各行各业，他们搞乱了经济，财坏了社会风气，损害了党群关系。
所谓待救济的“新贫困阶层”，主要是指企业改革中的冗员、隐性失业人员、退休人员、部分吃财政饭的工薪人员及在城镇中流动的非城镇贫困人口等。由于这两年的物价上涨过猛，加上有些企业不景气，城镇收入下降居民家庭增多，已由１９９２年的３１％扩大到了３８．５％。截止１９９４年，全国城镇已有约２０００万人生活困难。城乡加起来，约有近１亿居民处于贫困状态，占全国人口约８％。
３、社会贫富差距悬殊，反映贫富差距的指标上升过快。
这种观点认为，社会贫富差距悬殊主要表现在：（１）地区之间差距。１
９９４年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最高的广东为６３７７．７１元，最低的内蒙古
为２５０３．７５元，相差３８７３．９６元，差距为１∶２．５５。农村居
民家庭人均年收入最高的为上海３４３６．６７元，最低的为甘肃７２３．７
３元，相差２７１２．８８元，差距为１∶４．７５。（２）行业之间差距。
最高的金融、保险业工资已是最低行业工资的２—３倍。（３）城乡之间差距
。１９９４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３１７９元，农民人均纯收入１２２１
元，相差１９５８元，差距为１∶２．６１。（４）家庭之间差距。１９９４
年城镇居民家庭１０％的最高收入户平均每人年收入６８３７．８１元，１０
％的最低收入户则为１７３４．５７元，其中５．２２％的困难户为１５６６
．３３元，高低相差５２７１．４８元，差距为１∶４．３７。农村家庭１０
％人均年收入在５００元以下，而１３．６４％在２０００元以上，差距至少
在４倍以上。（５）所有制之间差距。三资企业职工人均收入达到党政机关、
科研单位职工平均收入的２—３倍乃至更多，其中企业经理人员工资已达到普
通员工的１０倍以上。私营企业主与雇工的收入差距更为悬殊，达到几十倍甚
至上百倍。
有关专家利用国际上通用的基尼系数和五等分法研究测算，我国１９９４年
城镇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基尼系数为０．３７０，按家庭户收入计算为０．３７７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基尼系数为０．４１１，按家庭户收入计算为０．
４２７。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综合计算的基尼系数为０．４３４，按家庭户收
入分组计算为０．４４５。这一数字超过了国际上认定的基尼系数在０．３—０
．４之间的中等不平等程度，并且超过了美国１９９０年调查计算的家庭收入基
尼系数０．４２８的水平。１９９４年我国城镇居民中，最富有的１／５的家庭
（即２０％的最高收入家庭）占有了全部收入的４４．４６％，而最贫穷的１／
５家庭（即２０％的最低收入家庭）仅占有全部收入的６．０４％。而在农村居
民中，最富有的２０％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４８．７９％，最贫穷的２０％家庭
仅占有全部收入的４．５９％。城乡居民综合计算，则收入差距更大，最贫穷的
２０％家庭仅占有全部收入的４．２７％，最富有的２０％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
５０．２４％。这一差距已经超过了美国１９９０年的水平，美国１９９０年时
最贫穷的２０％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４．６％，而最富有的２０％家庭占有全部
收入的４４．３％。
４、在我国部分私营企业里，已经产生了两极分化。
即一部分私营企业主直接通过资本或财产的私人占有而获得巨额收入，并将
其中的一部分转化为资本积累。我国社会存在着由于收入差距扩大而引致两极分
化的危险性。这种观点认为，两极分化的产生主要是高收入者凭借占有资本或财
产而获得巨额收入，因此它只能在私营企业的发展中产生。一旦财富在少数人手
中集中并“加速膨胀”和“超常积累”，就可能出现一个势力伸展的富豪阶层，
并演化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并且这个新的阶级势必与对国有资源和国有资产
“事实上占有”的权力阶层相联系，因此，“两极分化”的危险性不仅来自于
公有制外部，而且也极有可能来自公有制内部。
５、我国现阶段的收入差距和财富占有虽然都在拉大，但还不能
说已经出现明显的两极分化。
这种观点认为，从收入差距的国际比较来看，中国的贫富差距还没有达到两
极分化的程度。我们是在中国改革前普遍贫穷的平均主义和改革后一部分人先富
起来这样一个基础上来考察收入差距的拉大，应当注意到收入差距的扩大和阶级
的“两极分化”之间存在的区别，判断是否两极分化很重要的是要恰当地确定“
极”的人数比重以及占有财富比重。从调查和分析的经验来看，人数比重应在８
—１０％为宜。
６、我国的收入差距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不能武断地认
为我国现阶段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
这种观点认为，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统计材料，以２０％的高收入户与２０
％的低收入户之间差距为标准，１９９２年人均ＧＮＰ在６７５美元以下的低收
入国家的贫富差距为５．９倍，６７６—８３５５美元的中等收入国家为１４．
９倍，９３５６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差距为７．１倍。我国的收入差
距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对收入差距的判断同人们的价值观念具有密切的
关系。在我国，收入差距问题正在被人们的传统分配观念这面“哈哈镜”所夸大
、所丑化。
７、贫富差距扩大不等于两极分化。
这是目前比较流行的一种观点，它隐含着这样一个推论：我们反对和防止产
生两极分化，但只要贫富差距不极度扩大到两极分化，我们就承认其合理性，并
允许其无限发展。
二、中国是否出现了两极分化？
１、什么是两极分化？
两极分化不是指一般的贫富差距扩大，根据马克思的定义，它是指在资本主
义的资本积累过程中所出现的两极现象：一极是财富在少数人手中的积累，一极
是广大无产者贫困的积累。这种两极分化在质上是由掌握生产资料的统治阶级对
丧失生产资料的被统治阶级的剥削造成的，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结果；在量上
达到相当惊人的程度，用数字来说明其差距已失去意义。引伸来分析，两极分化
有这样两个特征：（１）两极分化标志着社会中间阶层的不断减少，向两极分化
。（２）两极分化既是一种结果，达到了两极分化的程度，又是一个过程，处在
两极分化的过程之中。
应该说，马克思主义关于两极分化的理论主要是用来说明早期资本主义的发
展状况的，特别是说明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和再积累过程中所造成的无产者日益
贫困化的结果。两极分化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贫者愈贫，富者愈富”
现象的概括。
２、中国是否已经出现两极分化？
（１）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个人数越来越多的“富人阶层”，其中最有代表性
的是私营企业主阶层。这已是一个毋庸讳言的社会事实，问题是如何评价这一社
会现象？可以说，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和国家政策调整的结果。改革之初，
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一个大政策，这就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为了打破过去长期形成的平均主义和低效率的局面，从政策上允许出现差距，
通过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成
为党和政府基本的方针政策。正是在这一政策前提下，才发展并形成了一个新的
“富人阶层”。因此，今天的发展一方面是国家政策调整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处
在国家政策的调控之下。
（２）中国已出现了贫富分化，但还不能叫两极分化。根据我们上边引用的
材料，中国的贫富差距在不断扩大，已经达到了社会广泛关注的程度，成了一大
社会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格局的形成，在生产力
诸要素资本、人才、技术、劳动就业等的市场竞争中，贫富差别的出现是不可避
免的。我国在出现了一个人数越来越多的新富有阶层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个新贫
困阶层，在原来农村庞大的８０００万贫困人口脱贫致富逐渐减少的情况下，城
镇也出现了一个最低收入的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待救济群体。所以，必须正视这
一社会贫富分化的现实。但是否已严重到了两极分化的程度？我们认为，还不能
叫做两极分化，国家政策可以对此做出必要的调控。
３、如何评价目前的贫富差距现象？
观察和研究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我们发现有以下几个特点：
（１）贫富差距悬殊并有继续扩大的趋势。中国的私营经济发展迅猛，其规
模越来越大，据《中国私营经济年鉴》调查排序，１９９４年中国私营企业１０
０强中，总资产超过亿元的有５３家，超过５０００万元的有８８家，最高的总
资产达到４０亿元，净资产２６亿元。从各种经济成份的发展速度来看，１９８
５—１９９４年，工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国有经济是７．２％，集体经济
是１９．３％，个体经济是４４．２％，私营经济是５４．６％，私营经济是国
有经济发展速度的７．５８倍。另一方面，是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卸除历史包袱
，分流富余人员，一大批职工下岗待业，据统计，１９９５年城镇失业人数５２
０万人，企业富余人员（隐性失业）近３０００万人。这就出现了一大批收入下
降的城镇新贫困阶层。因此，中国的贫富差距呈现继续扩大的趋势。
（２）政策调节乏力，社会再分配机制不健全。这突出反映在税收调节上。
个人所得税征收困难，且人们的纳税意识淡薄；企业所得税偷漏严重，特别是个
体私营企业财务制度混乱，难以稽查，这就使大量的国家收入落入个人手中，税
收难以有效地起到调节再分配的作用。同时，有关社会再分配的法制建设滞后，
没有很好地起到保证社会公平的杠杆作用。
（３）收入差距扩大引起公众的强烈不满，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大根源。
据上海市的一个调查，有６３．９％的人认为收入差距已是很严重的社会问题，
１５．５％的人觉得这是目前最令人担忧的发展中的问题。特别是人们把收入差
距扩大与少数人的“暴富”和社会腐败问题联系起来，就会形成强烈的不满情绪
，甚至引起社会震荡。因此，我们认为，需要建立一套有关贫富差距的社会预警
——社会减压机制，通过政策、宣传和舆论等对中国改革和发展中所出现的社会
收入差距扩大做必要的调控。
（４）平均主义与贫富差距同时存在。时至今日，平均主义仍然根深蒂固。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社会贫富差距，主要是体制外部的差别，而在体制内部、行业
内部仍然盛行着平均主义，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很小，并没有明显地拉开档次。
教授和工人，老职工和新职工，责任重的和责任轻的，职务高的和职务低的等等
，收入的差距并不大。相反，倒出现了当教授的老子不如刚参加工作的儿子收入
高的反常现象。体制外的高收入的灵活机制对体制内的平均收入带来巨大的冲击
，引起了人们心态的失衡。所以，国家分配政策的调整已是改革中的一个迫切问
三、如何防止社会两极分化？
邓小平同志多次反复强调指出，中国搞社会主义，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共
同富裕，不会也不允许出现两极分化，不会也不允许出现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江
泽民同志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中指出，在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是难以避免的。但如果
差距悬殊，而且任其扩大，就会造成多方面的严重后果。我们必须坚持允许和鼓
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同时要把调节收入分配，防止
两极分化，作为全局性的大事来抓。要区分不同情况，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保
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
可见，我们的方针是非常明确的。我们正在按照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探索建立一个社会分配良性运行的机制。从总体上说，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社
会经济迅速发展而分配体制和社会政策滞后的大问题，国家需要建立起一个比较
完善的社会分配和再分配体制，制定一套相应的社会政策，这是一个重要的任务
。具体来说，为了防止两极分化，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大政策调控力度：
１、加快立法步伐，运用法律机制调节过高收入。
建议国家制定《反暴利法》、《反贪污贿赂法》，取缔通过暴利获得暴富，
惩治大肆侵吞国家财产的犯罪行为，限制过高收入。国家积极鼓励个体私营经济
的发展，同时要对个体私营经济实行规模化管理，通过税收来调节其收入，如严
格征收个人所得税、遗产和赠与税、消费税等，把私人财产的其中一部分转归社
会所有，从而让私营经济的发展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为全社会谋福利。
２、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缩小社会贫富差距。
国家要制定《社会保障法》，各地根据其经济发展水平制定社会贫困线标准
和最低工资标准，通过社会救济来保障社会贫困者的基本生活。国家正在实施《
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到１９９５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已从原来的８０００万
减少到６５００万，计划在本世纪末基本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我们在建立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是一个重要任务。
３、加强行业工资的调控，同时要建立现代社会正常的收入分配
体制。
我们现在既面临着不合理的行业收入差距问题，又面临着平均主义和脑体倒
挂问题。对于现代社会发展来说，必须建立起一种通过竞争依靠个人能力和贡献
获得相应社会报酬的机制。从世界各国来看，都有一个基本的社会收入分配序列
，这就是对于社会经济发展作用和贡献大的职业岗位获得的收入多，这是一个正
常的收入分配体制。而目前我们在分配领域却存在着很大的混乱和无序，甚至倒
置和错位，这不利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正常发展。因此，既要防止社会收入差距
拉大导致两极分化，又要保持一个正常的积极有效的社会收入差距，这应该是我
们政策选择的基本目标。
４、建立社会反腐败机制，关键是法制、权力制约和监督体制。
腐败的最突出表现是权钱交易，侵吞国家社会财富为个人所有，这也是少
数人“暴富”的重要原因。权力和金钱结合的暴富最为老百姓所深恶痛绝。政
府必须加大反腐败的力度，并通过有效的体制来防止“权力富翁”的出现，这
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
（作者单位：当代中国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