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军焚毁圆明园原因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圆明园论文,英军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03)03-0026-08
1860年10月，侵入北京的英法联军大肆劫掠了圆明园内文物书画、珠宝玉器。随后，英军又极其野蛮地纵火焚毁了这一举世闻名的“万园之园”。关于圆明园被焚的原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致可以归结为英法侵略者“掩盖罪证说”、“掩盖罪证，同时惩罚清帝说”和“军事行动说”三种不同的观点（请参见文后“作者附言”）。笔者认为，以上三种说法，皆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现试析之，不当之处，敬请前学指正。
一、扑朔迷离，众说纷纭
（一）“掩盖罪证说”。持这一观点的同志认为，英法联军抢劫圆明园后，英军头子额尔金为了消灭劫掠的罪证，因而下令放火焚毁圆明园。这一观点见诸以下代表著作：中国近代史丛书：《中国近代史》，6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12月版；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组：《中国近代简史》，8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6月版；杜经国等：《中国近代史简编》，35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版；刘培华等：《帝国主义侵华简史》，105页，黄山书社1985年2月版。
持这一观点的同志，满怀强烈的民族义愤，揭露和谴责了英法侵略者的侵略行径和毁灭人类文化的野蛮罪行，这无疑是正确的，必要的，但其对侵略者焚毁圆明园原因的分析却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第一，没有翔实有力的史料支持，甚至没有一条明确的史料根据。
第二，带有想当然的主观色彩。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某些人，特别是一些监守自盗者（如某些书中或小说中经常说到的清宫太监，于偷盗清宫宝物后），为了掩盖罪证而纵火焚毁现场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但这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有意义；其一，纵火之前，人们还不清楚，至少是还不十分清楚犯罪之人是谁：其二，纵火后，有可能使案情进一步复杂化，或转移人们怀疑的方向或目标，从而达到蒙混自保的目的。然而，1860年10月，英法联军大肆抢掠圆明园，是光天化日之下的公开行为，就连他们自己也是供认不讳的，因此，焚毁圆明园并不能达到掩盖其劫掠罪证的目的。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从来就没有如同我们想象的那样因劫掠他人宝物产生羞耻感，从而萌发掩饰其罪恶行径的念头，而是无耻地把这一野蛮的劫掠行为狡辩为是将“圆明园珍贵之物，既皆移去，我兵之入园，并非抢劫”[1](P495)，“复至圆明园拿取物件，众兵分用”[2](P150)。
第三，关于焚毁圆明园的原因，侵略者自己有明确的自供（详见后论）。
“掩盖罪证说”，虽意在揭露和谴责侵略者，但实则既无理论力度，又无可信的史料依据，因而不能击中侵略者的要害。
（二）“掩盖罪证，同时惩罚清帝说”。持这一观点的同志认为，英军头子额尔金等人是为了消赃灭迹，同时为了对清帝加以严厉的责罚，故而决定焚毁圆明园的。这一观点见诸以下代表作：苑书义、胡思庸等：《中国近代史新编》，上册，405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11月版；陈旭麓：《近代中国八十年》，14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秦德占等主编：《近代中国历程》，第一卷，224页，陕西旅游出版社、经济日报出版社1987年8月版。
持这一观点的同志，虽触及到英军焚毁圆明园的实质，但其观点仍有不能令人满意之处。其一，“掩盖罪证说”与“惩罚清帝说”同时并列，而“掩盖罪证说”居于更主要地位，显然仍未完全摆脱“掩盖罪证说”的影响。其二，未能对英军焚毁圆明园的原因做进一步的分析和揭露（详见后论）。
（三）“军事行动说”。这一说法虽未明确见诸我国的史学著述中，但在某些文艺作品，甚至史料中，却可见某些蛛丝马迹。1860年10月10日，恭亲王奕等人所上奏折称：“该夷（英法联军）已抄至德胜门土城外，暗袭僧格林沁、瑞麟之后，我军不战自溃，败兵纷纷退至圆明园，夷匪亦衔尾而来……占据园庭，焚烧附近街市，令人发指！”[3](P2413)10余年前香港摄制的影片《火烧圆明园》中，有一段这样的镜头描述：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圆明园地区后，奸淫掳掠，当地的村民猎户奋起反抗，后因寡不敌众，在清管园大臣的主动引领下，退入圆明园内供奉清帝列祖列宗画像的宫殿（应是圆明园内的安佑宫）内，随后英法侵略军尾追而至，于是发生了劫掠和焚毁圆明园之事。
这一组镜头的谬误之处颇多。村民猎户的反抗或许有之，但作为皇家禁苑圆明园的护军决不允许其败退至圆明园内，更不会，也决不敢允许他们隐藏于清帝祖宗画像的背后。36年后，1896年10月，晚清重臣李鸿章出访欧美归来，凭吊圆明园废址，尚遭严旨诃责：“殊于体制不合，著交部议处”，何论普通村民擅入圣殿安佑宫？对于影视文艺作品，我们自然不必对它们在一般史实上的失误多加评说，但对严重的历史事实扭曲及恶劣影响，则不能不明确指出。
这一说法的最大错误在于，它将英法联军劫掠并焚毁圆明园的野蛮罪行，于不经意间淡化为一种尾追抵抗者的自然军事行为（尽管是侵略的军事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开脱了侵略者毁灭人类文明的罪责。
二、侵略者的自供最真实
以上三种说法都有失误或错误之处，那么，英军焚毁圆明园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在这一问题上，侵略者的自供更为真实可信。为了较清楚地说明这一问题，我们有必要简单地回顾一下当时的历史。
1860年9月底，英法联军兵临北京城下，清咸丰帝仓皇逃往热河，留下其弟恭亲王奕与英法议和。英法要求清廷立即释放9月中旬因与清军谈判破裂而被拘拿的英法两国议和代表，否则将开炮摧毁北京城。奕最初要求英法联军退至天津，旋又做让步，请其退至通州议和签约后，再行释放被拘拿的英法代表。10月6日和7日，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清漪园等皇家禁苑，并焚烧了部分建筑。10月8日，奕为英法联军的淫威所慑，命人将英国人巴夏礼等送至德胜门外的英军军营。10月12日，英法联军又挟劫掠圆明园之余威致函奕，要求清廷于13日交出安定门，由英法联军据守，否则开炮轰击北京城。奕虽致函法国首席代表葛罗，质询“法国兵士，对于皇帝避暑行宫，仍肆焚掠，其故何为？……所根据者何因？”[1](P447)但仍不得不被迫对英法妥协，并于13日正式开放了安定门。
10月17日，英国首席代表额尔金以清政府“不讲道义，不顾国际法”，将捕获的英法“侨民”18人虐待致死为口实，照会清政府必须无条件地接受：一、“圆明园者，英法侨民所受痛心疾首惨刑而死之地也。（英国）誓必毁为平地，此条固无须恭王之承认，敝军统帅所已决定，亟将执行也。”二、对英赔款30万两，以为死难者的抚恤金。三、清政府必须派遣官员，“护送英法侨民死亡者之尸体至天津。且由中国政府出款建碑于天津，叙明此辈不幸之人拘获死亡等情，及英政府所要求之款，以为此背信暴行者之罚”[1](P450)。后来额尔金虽放弃了在天津建碑折辱清廷的要求，但仍野蛮地命英军于10月18、19两日，将北京西北郊的五园（即圆明园、畅春园、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三山（万寿山、玉泉山、香山）等皇家园林焚为灰烬。
额尔金给清政府的照会称：由于清政府在圆明园将英国“侨民”虐待致死，故而誓必将其毁平。这里仅讲出了其焚毁圆明园的一个借口，并非其真意所在。当时参预焚掠其事的英皇家炮队队长承认：“因为清政府对于所捕获的英人，大半加以杀害……额尔金爵士同我都觉得必须对清帝加以严厉的责罚，并且留些报复的痕迹才成，所以我们决定将他那辉煌的避暑行宫，烧成平地。”[1](P393)额尔金的私人秘书也称：彻底平毁圆明园，不但“可以留一不易泯灭，永久保存在人们脑海的痕迹”，以示对清帝的“责罚”，而且可以证明“联军已经旗开得胜，耀武扬威的占据了北京……否则清室政府很容易否认这件事实”[1](P399-400)。
10月19日，额尔金向法国首席代表葛罗详细解释其焚毁圆明园的真实动因时称：如英军不焚毁圆明园，那么必须有一可以惩罚清帝的代替之法。可供选择的方法不外以下三种：方法之一，向清廷索要巨额赔款。额尔金认为，此法“等于货财交易，以人命为牺牲，而换之以资财也”，且此项人命之赔款，加上“天津条约所索之赔款”，为数巨大，清廷无力偿付。方法之二，要求清廷交出并惩罚相关凶犯。额尔金认为，实行此法，如英方不明确指出残害英人的凶犯，清廷必“以极不重要之官吏交出，以充数而塞责”；英方如明确指出具体凶犯，如僧格林沁等，清政府“断不能从”；残害英人致死者，乃清政府所为，“而使一二私人当其祸，亦非理之所许”。方法之三，焚毁北京宫殿及其他建筑。额尔金认为，实行此法，必使留守北京城内的清政府官员惊惧而走，“恐更无人敢议和也”[1](P459)。额尔金认为，以上三种办法皆窒碍难行，因而最终悍然决定焚毁圆明园，并为此在圆明园地区张贴公告称：“兹为责罚清帝不守前言及违反和约起见，决于十八日焚烧圆明园。”[1](P400)英军司令格兰特给法军司令孟托邦的信函中，更加明确地坦言：英法军队虽于10月初劫掠并部分地破坏了圆明园，但清政府一旦重新占据圆明园，“一月之内，即可恢复”，对清帝不可能发挥重大的打击作用。而彻底“焚毁此园，对于凶残之政府，可以使之受惩”[1](P456)。
通过以上所引用的史料，特别是英国侵略者的自供史料，我们可以确定无疑地断言，英军焚毁圆明园最终、最根本的原因，即是要对清帝及清政府进行最严厉、最直接、最深刻的精神打击与惩罚，以“表明吾人（英人）之愤怒”。[1](P456)其最根本的目的则在于，通过这一打击行动，迫使清廷从此彻底对外屈服，使中国彻底变成其殖民地。1859年英国《每日电讯》报，将这一殖民思想暴露无遗：“大不列颠应该对中国海岸线全面进攻，打进京城，将皇帝逐出皇宫……我们应该用九尾鞭抽打每一个敢于侮辱我国民族象征的穿蟒衣官吏……应该把他们（中国将军们）个个当作海盗和凶手，吊在英国军舰的桅杆上……应该教训中国人尊重英国人，英国人高中国人一等，应该做他们的主人……”[4](P739)
英军劫掠并焚毁圆明园，不但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无可估量的物质与精神损失，而且开了野蛮报复的先例。1900年义和团运动后，西方列强中有人提出，彻底焚毁清帝祖先的陵寝，这不能说与英军焚毁圆明园一事无关；德国等列强强迫清廷为克林德被杀而建立“铭志之碑”，碑上以拉丁文、德文、汉文书写“大清国大皇帝惋惜凶事之旨”一事，恐亦不能说与额尔金要清廷在天津建碑铭志清政府“凶杀”英法“侨民”的要求无关。
三、是借口还是原因
既然大量的史料均无可辩驳地证明，英军焚毁圆明园完全是为了对清帝进行精神上的打击，并留下永久不可磨灭的印迹，那么，我国史学界对此何以未能明确指出，而是认可了“掩盖罪证说”、“掩盖罪证，同时惩罚清帝说”和“军事行动说”三种不同的观点呢？笔者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我国史学工作者站在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立场上，出于强烈的民族情感，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这无疑是必要的和正确的，但未能正确客观地揭示英军焚毁圆明园的真实原因。
其二，有些人由于种种原因，并未认真地研读、分析有关史料，而是盲目沿袭他人成说，人云亦云。
其三，人们不愿面对或无法解释清廷将拘捕的英法俘虏，特别是与清政府谈判的英法议和代表虐待、杀害一事，没有充分的理由反驳英法对清政府残杀战俘是“不讲道义，不顾国际法”[1](P449)，“违犯国际公法”[1](P456)的“野蛮残酷的行为”[1](P422)的指责，故而采取简单回避或淡而化之的软处理法。这大概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史学的生命在于其科学性，民族立场、民族情感与研究历史的科学性是一致的。笔者认为，清政府拘禁、虐待、杀害英法谈判代表一事，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历史事实，以现今的国际法、外交惯例或人道主义原则为准绳来评判这一事件，清政府的作法当然是十分错误的，我们应该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但是，我们研究评判中国近代某些事件的历史是非，不能忘记的一个重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5](P375)。
笔者认为，英法侵略者批评清政府杀害英法议和代表，有违国际公法，是不能，至少是不能完全成立的。
第一，就国际公法的自身规定及战争的性质而言，英法两国发动的是侵略他国的侵略战争，这同样有违国际公法中国家主权不可侵犯的规定。
第二，就国际公法的法律效力而言，不构成对清政府的约束力。中外国际公法专家认为：“国际法律秩序是由习惯所创造的规范（习惯国际法）和条约所创造的规范（约定国际法）组成的”[6](P254)，也就是说，国际公法渊源于国际习惯和国际条约。“国际习惯有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因为它既需要各国的重复的类似行为，又需要各国在这种行为中逐步认为有法律义务……在国际上，一项习惯的形成……往往要经过几十年，甚至一二百年的时间”[7](P29)。“一般说来，条约只对缔约国有约束力，而对非缔约国并无拘束力”[7](P27)，“只有一国承认国际法对其有约束力，它才受国际法约束”[6](P265-266)。因此，国际法应是国家间的法律，一国或数国所提出的某些原则或惯例，尽管可能具有重大的政治、法律意义，但在未得到各国普遍承认前，尚不能成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当时的国际公法，是在欧美地区形成并得到相对承认的（有很多时候，连他们自己也不相信，不遵守），中国政府既未参加有关国际法的起草，也未以签署条约或文件的形式表示过任何的认可，因此从法律效力的角度而言，清政府并不受当时国际法的约束。
第三，就历史事实而言，当时的国际法——《万国公法》被翻译介绍到中国来，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1864年。在此之前，清政府完全是按照中国传统的军事战争规则行事的。中国古代固然有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传统惯例，但同样也有为表示战斗到底的决心，而斩杀来使，祭奠军旗，鼓舞士气的观念。在此，我们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斩杀来使或战俘的事例，并非清廷所独有。“法国革命战争时，巴雷尔(Barere)向议会建议，不得将英人或德人作为俘虏（按：即投降亦将被杀之意）……美国南北战争时，斯东瓦尔·杰克逊(Stonewall Jackson，按：系南方将领）宣称：我一直认为我们应该严格地站在正义和自卫的立场，同北方侵略者见面，并且立刻升起黑旗来（按：西方惯例，在处决死刑犯时悬黑旗）喊道：‘侵犯我们家室的人们，杀无赦’。”[8](P298)英国人何以如此厚彼而薄此呢？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在以武力阻止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即将失败之际，拘禁其谈判人员作为人质以要挟其退兵的作法虽不可取，但却是战争中处于弱势一方屡屡试用的方法。当时，被俘的英国人巴夏礼以西方国家的战时交涉规则为标准，“总以被获上刑为辱”。而参预对英法交涉的清武备院卿恒祺却另有看法，他对巴夏礼说：“两国开仗，既经被获，即系敌人，自应按照中国律例，加以刑具”[3](P2357)。我们从署户部侍郎袁希祖《请戮夷囚陈进剿机宜疏》中，可略窥清政府官员此时的心态及其对国际法知识的无知。他说：自古以来，平夷之策，以服其心者为上，不可专恃征战嗜杀，但“今日之时势独不然”。因为英法等外国夷人“断非当年孟获可比”，“纵虎容易缚虎难”。现僧格林沁已将夷酋擒获，正宜“皇上临御午门，献俘阙下，以伸国法而快人心”[1](P476-477)。
既然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对国际公法知之甚少，当然也就谈不到具有遵守的观念了。因此，完全以西方的国际法为标准来批评清政府是不妥当的。这并非是笔者站在狭隘的民族立场上，为清廷进行的开脱。美国人马士的一段话或许有助于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他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人民还“是一种不懂得近代战争惯例的人民，是一种还需要学习才会使用那些基本信号如休战旗之类的人民，是一种还是信守战争的最主要目标就是杀死敌人的书本教条的人民”[8](P297)，因此在与中国军队的战争中，“自始至终存在着的困难，就是休战白旗的使用，这是一条中国人从来没有学过的战斗中的新规则……因而在战斗中还是用不上去。英国人对于中国人这类欺诈的行为（指仍对手持白旗的英国人开火）表示的愤怒，正如中国人对于英国人攻打炮台时，不从有火力的前方进攻，却偏要从炮台侧面进攻那样欺诈行为所表示的愤怒一样的厉害”[8](P299)。
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清廷拘禁的英法战俘中，有些人确为议和谈判代表，但其中有些人既非“手持议和之旗”的“议和使者”[1](P449)，也非真正意义上交战双方在战场上的俘虏，而是战争以外的抢劫犯。一名19岁法国士兵，即是因其“偷偷地离开部队太远了，在一户人家劫掠时就捕”[9](P204)的，此人被杀似属罪有应得。
笔者认为，英军战俘被害，仅是英国人焚毁圆明园的借口，而不是原因。理由有四。
其一，一些英法战俘受虐待而死之地是否确在圆明园内，令人怀疑。英国方面称：英法两国被俘者，被清军送至圆明园中，“手足拘缚三日，不给饮食”[1](P456)，同时，清政府与清帝对英法战俘“开始施行他的苛刑，终于使他们陷于死亡”[1](P399)。其根据是他们在圆明园内找到了英法战俘的几件衣服、马匹、鞍辔。法国首席代表葛罗给其外相的信函中，更是危言耸听地称：英法战俘被“手足背缚，四肢齐捆，载于车上，送至圆明园中，置一室内，无人援救，四日之后，死于饥寒，尸为鼠虫所啮”[1](P462)。
笔者查阅中文史料，未见有关清政府在圆明园内虐待英法战俘的记载。此类记载仅见于英法等国人的回忆著述。笔者固无充足的理由否定其记述的真实性，但对其可信性亦不能不表示某种程度的怀疑。
据额尔金给奕的信函称，清政府共拘禁英法战俘37人，仅将其中19人送还，而其余18人均受虐待致死。在这37人之中，地位最高，最为清廷所重视或惧恨的当属英军谈判代表巴夏礼和洛克。据《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记载，僧格林沁拘禁巴夏礼等人是9月18日（九月初四日）。清刑部官员9月22日奏称：本部于9月18、19两日，共“收禁解到夷匪九名，内巴夏礼一名，收禁北监第三所”[3](P2354)。由此可见，巴夏礼等人自被拘拿后，被径直送至清刑部，并未送至圆明园。后因英法索要巴夏礼等人甚急，并以清廷若不交还巴夏礼等，必将进攻北京城相威胁，武备院卿恒祺于9月22日亲至刑部监内，劝说巴夏礼致信额尔金，劝阻英法退兵。10月2日，清廷将巴夏礼、洛克等从刑部提出，“于德胜门内高庙暂住……仍以礼相待”。[3](P2382)10月5日，又将另外两名法国人“亦由刑部移禁该处”[3](P2402)。10月8日下午，清政府“将巴夏礼送到德胜门外夷营”[3](P2421)。从以上史料我们可以看出，最为清廷重视的巴夏礼、洛克等英法战俘，始终没有被送至圆明园。既然英法战俘中的重要人犯皆未送至圆明园，其次要战俘有何理由一定要送至圆明园呢？事实是，其他英法战俘既未被送至圆明园，也未被送至北京城内，而是由巡防大臣“分交各州县看押”[3](P2356)。因此，英人所谓其战俘在圆明园内受虐待而死之说，不能不令人产生怀疑。
其二，早在10月6日、7日，英法联军尚不知晓，亦未提出其议和代表或“侨民”在圆明园内受虐待致死之事时，即已劫掠了圆明园，且焚毁了部分建筑。即使事实果如额尔金等所言，清政府的确在圆明园内虐待英法战俘致死，英法对清政府进行打击报复有其一定的“合理”性，那么，被焚毁的应仅仅是圆明园，而不应是五园三山等的广阔地区及古建筑群。试问，畅春园、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内亦有英法战俘受虐待致死吗？对此，侵略者何以自圆其说？
其三，某些英法战俘遭受虐待致死之事，或许有之。但清政府大臣与英法方面亦有相反的记载。清刑部曾上奏说：巴夏礼因“系夷酋要犯，饬令官人严加防范，并令提牢厅早晚饮食，均令其适意，不可稍加凌辱”。然而巴夏礼“桀骜不训，骄悍性成，辄敢在监与官人生气，不肯饮食”。9月20日，巴夏礼“忽患腹痛之疾”，刑部官员“即赶紧饬传官医生，诊脉用药”。后来，清廷官员为其另置房间，“并加意开导，始食米粥如常”[3](P2355)。因此所谓“手足拘缚三日，不给饮食”之说，似不能成立，至少对巴夏礼等人而言，是不能成立的。9月29日以后，巴夏礼、洛克等人甚至可以“行教中忏除罪恶之礼”[1](P446)。10月4日，巴夏礼给额尔金的信中也说：“现在中国官员，以礼相待”[3](P2401)。
其四，法国首席代表葛罗称：英法战俘被“送至圆明园中，置一室内，无人援救，四日之后，死于饥寒，尸为鼠虫所啮”，此说亦有两个可疑的漏洞。其一，10月8日，清廷已将巴夏礼等英法战俘送还。而10月8日前北京并不寒冷，即使四日之内，清官员未给英法战俘饮食，亦不至于因寒冷而死。其二，无论英法战俘是拘禁于清刑部监狱，抑或是圆明园内，皆为清廷重地，清官员不可能任其死后长期陈尸其中，而为“鼠虫所啮”。
四、结论
英军焚毁圆明园的原因，并不是为了“掩盖劫掠的罪证”，而是出于从精神上打击清帝，使之对外国人更加驯服的侵略需要。他们焚毁圆明园，是经过精心选择的。
圆明园当时并非仅是清帝的游乐行宫，而是清廷的另一政治统治中心。其宫廷区内，有大宫门、金水桥、二宫门（出入贤良门）、正大光明殿、勤政亲贤殿及各部院衙门和朝房等。清帝每年大约有2/3的时间在此处理政务。道光三十年，军机大臣、大学士祁寯藻拟定的军机处章程九条规定：“军机册档二份，一存（清官）方略馆，一存圆明园”。如军机章京在宫内值班，则由圆明园八旗值宿官兵“小心守护”[10](P306)。咸丰帝的圆明园寝殿内存放着“1858年额尔金爵士（与清政府）签订的条约和其他文书”[1](P442)，“堆积着去年颁布的上谕”[1](P437)。由此可见，圆明园是清帝的一个统治中枢，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超过北京城内的清官。焚毁圆明园，对于清帝的“骄倨和情感两方面，准定是一个大打击”[1](P424)。在额尔金看来，焚毁圆明园，是一个既可“赫然严厉”[1](P457)地打击清政府，又不至于因焚毁北京城内清官而可能吓跑恭亲王奕等人，从而失去勒索、讹诈对象的做法，因此是“最无瑕疵的”选择。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们应该修正以往有关侵略者焚毁圆明园原因的种种错误观点，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作者附言：本文撰成待发期间，《历史教学》2002年第10期刊载了朱维诤的《火烧圆明园之前发生的事》一文，该文认为，“清帝居然不顾国际公法，竟在兵败如山倒之际，用偷袭手段，绑架应邀入通州进行停战谈判的外交使节和随团采访的《泰晤士报》等记者一行39人”。这些“英法外交官员和记者们，被投入比但丁《神曲》描绘的地狱还要恐怖的大清天牢，经受煎熬，不经炼狱便超生天国，不待说大有人在”。作为英国全权专使的额尔金，“没能保护外交官员、没能保护新闻界著名记者的生命”，“无论为了报复清帝绑架虐杀人质，还是为了掩饰英军劫掠清帝离宫别院的盗匪行为，额尔金坚持将它（圆明园等）摧毁”，因此，英军焚毁圆明园完全是咸丰帝“心愚而愎，计蠢而毒……玩火自焚……独出下策招致的恶果”。(P69-70)
笔者认为这一“咸丰帝独出下策招致恶果”说同样有值得商榷之处。
其一，如何认识和理解清廷虐杀英法外交官、记者、战俘等与国际公法的关系？
其二，英国外交官、记者、战俘等，在清廷刑部大牢是否遭受“比但丁《神曲》描绘的地狱还要恐怖”的虐待？
其三，圆明园被野蛮焚毁，清廷虐杀部分英法人质（其中有些人既非战俘，更非外交官、记者）、等给纵火者提供了口实，自然应该给予揭露和批评，但英法侵略者是否更应受到历史的谴责与批评？
其四，英军焚毁圆明园，是否确因其外交官和著名记者被虐杀？
本文对这四点均有论述，请读者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