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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0209(2013)02-0116-10
一、研究背景
公平问题，特别是教育公平问题一直以来是世界各国各个社会阶层所关心的重要问题之一。对于我国农村居民而言，上大学几乎是走出农村、改变社会身份和地位的唯一出路①。然而，近些年来这条被视为唯一的出路变得越来越狭窄，越来越少的农村学生能够进入我国的顶尖高校，农村孩子的教育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杨东平，2006)。近些年来，大部分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高等教育扩张的教育不公平上，并将高中阶段看作是初中教育的延伸，很少有学者对高中阶段的教育不公平问题进行研究。在我国，高中教育是非义务教育的开端同时也是进入大学的必经之路，但是随着近些年来基础教育改革的推进，各地大力培养重点高中，不断加大城市高中的优势，高中教育已成为影响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最大瓶颈，这些都潜在影响了农村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公平程度。按照教育部《2010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2010年全国高中阶段教育在校学生4677.34万人，按毛入学率82.5%计算，将有800多万初中生流入社会。其中，这些流失的，大部分都是农村初中生。因此研究农村学生高中教育获得的决定因素能够预测未来其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并且对城乡收入差距、农村贫困问题提供参考。一直以来，农村学生普遍偏低的教育程度被解释为信贷约束，即由教育经费的投入不足所造成。从21世纪初开始，我国政府逐步加大对农村学生和贫困学生的教育投入。例如在2005年，农村贫困学生可以向地方政府申请学费和书本费的减免和住宿补偿；2007年国家开始实行农村学生义务教育阶段学费和书本费全部免除并且国家投入20亿元致力于发展高职教育，职业高中和技工学校的农村学生可在前两年获得政府补贴。本文希望通过经验数据检验这些政策是否有助于鼓励更多的农村学生接受高中教育。
家庭背景长期以来被认为对孩子教育程度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Couch and Dunn，1997)。但最近大部分国家的实证结果表明家庭背景对子女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在减弱。例如，Hertz et al.(2007)年指出，通过对年长群体和年轻群体进行的分析表明，父母受教育年限对子女受教育的影响程度在年长群体中更为显著。然而随着经济发展和教育扩张，这种减弱趋势在中国是否存在，需要通过经验数据来验证。
近年来有一些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孩子上学和家庭背景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分析，大部分的研究利用2005年以前的数据发现家庭背景对孩子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呈上升趋势。如Knight et.a1(2009)运用CHIP-2002农村数据发现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均对孩子初中辍学率和升学率有显著影响。刘精明(2006)利用全国第三、四、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了1980-2000年间家庭背景因素对小学和初中入学机会的影响及其变迁，结果发现父母教育程度的影响在不断上升，以父辈职业衡量的阶层地位的影响显著且维持不变。李春玲(2003，2010)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Knight et.al(2011)通过最新发布的CHIP-2007数据调查了不同群体的代际流动性和相应的各个阶段的教育政策，发现家庭背景对年青一代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呈现上升趋势。但是，在本文中的年青一代指的是1985年以前出生的群体。此外，这些已有的研究都未能对其影响的趋势及其原因进行剖析。
本文根据中国住户收入调查数据库(CHIP)1988、1995、2002和2007中的农村样本进行分析，研究家庭背景对中国农村孩子上高中的影响是否也同样存在一种下降趋势，并从公共教育经费的角度对其进行解释。本文的内容框架如下：第二部分介绍了估计方法，然后对CHIP四年数据进行了统计描述，接着描述了估计结果，最后对估计结果进行理论分析并给出了结论。
二、估计方法
孩子的受教育程度与家庭背景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但无法确定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遗传了孩子较高的智商，还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父母可以为孩子提供一个更为有利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使其子女也接受了较高的教育。这个普遍存在的问题被称为家庭背景影响的“先天”还是“后天”问题。运用OLS进行回归分析时会不可避免的产生内生性偏差。学者们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主要通过固定效应模型、收养数据识别策略以及工具变量法来解决。固定效应模型主要是通过对双胞胎或者亲生兄弟姐妹的样本进行研究，由于他们的父母相同(即遗传基因相同)、生活环境相同，子女间教育水平的差异可以解释为孩子自身能力的差异。因此可以避免OLS回归的内生问题(例如Ashenfelter and Rouse，1998；Miller et al.，1995)。第二种方法是研究收养子女的受教育情况。众所周知，亲生父母会同时对子女产生先天和后天的影响，而收养父母仅对孩子产生后天影响。因此收养父母对子女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可以被看作是后天影响(例如Plug，2004;Bjorklund et al.，2006)。运用工具变量进行的研究主要是通过一个与父母受教育程度相关但与孩子受教育程度不相关的外在变量工具(如，义务教育改革法)估计父母受教育年限对孩子教育程度的影响。这种方法通过独立变量的引入试图控制先天和后天的不能被观察的差别(Oreopoulos，2006)。然而受数据的限制，我们无法通过上述三种方法来克服能力偏差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通过运用4个不同年份的横截面数据来估计家庭背景对孩子受教育程度的影响趋势，由于4年数据中均存在这种内生性偏误，因此并不会极大影响我们对家庭背景影响的趋势分析。
参数γ可以解释为家庭背景对子女受教育程度的影响，这里家庭背景包括父母的收入和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该等式可以通过经验数据予以检验。
三、数据描述
文中所运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收入分配课题组于1989、1996、2003、2008年所搜集的1988、1995、2002年和2007年的中国入户收入调查数据库。该调查分为城镇、农村和移民三个部分，包含了个人和家庭的收入、教育程度等方面的信息，并且覆盖全国东、中、西部约300多个县的样本。本文只应用了数据库中的农村居民家庭数据。1988年的调查覆盖29个省(市、自治区)，调查了10258户农村家庭，涉及51352位农村居民；1995年的调查覆盖19个省(市、自治区)，调查了7998户农村家庭，涉及34739位农村居民；2002年的调查覆盖22个省(市、自治区)，调查了9200户农村家庭，涉及37969位农村居民；2007年的调查覆盖16个省(市、自治区)，调查了13000户农村家庭，涉及51847位农村居民。
本研究的数据选取了16-20岁并同父母居住的个体为样本②。通过家庭编码将子女和父母进行匹配后，我们得到了孩子的教育程度、年龄等个人特征变量及其父母的教育程度、收入和其他相关变量。CHIP-1988、1995、2002年和2007年匹配后的数据中分别包括4850、3548、4169个和3121个16-20岁样本。匹配后的个人特征和家庭背景描述见表1③。
匹配后的数据显示，1988到2007年，农村地区16-20岁男性比例基本保持不变，维持在50%-53%之间④。受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兄弟姐妹数保持持续下降的趋势。与预期一致，平均家庭净收入和家庭教育支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呈现上升趋势，然而教育支出增长的幅度远高于家庭收入的增长速度。1988-2007年家庭平均净收入增长了6.8倍，而家庭平均教育支出却增长了32.6倍。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农村家长开始更加重视子女教育并且鼓励子女接受更高的教育。不过这也同时说明每个家庭的教育支出负担在逐渐增加，占家庭净收入的比例也从1988年的2.4%上升到2007年的11.3%。
1988年到2007年父母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都逐渐上升。父亲平均受教育年限从3.56年上升到7.90年，而母亲的受教育年限仅从6.20年上升到6.81年⑤。同时，父母受教育程度的构成也发现了很大变化。文凭在初中或高中及其以上的父母比例都有显著增加，并且父亲受教育程度在高中以上的比例明显高于母亲。
为了研究子女上高中决策的影响因素，我们在表2中分别统计了上高中和未上高中的16-20岁个体的个人特征和家庭背景特征。表2显示，男孩上高中的比例远高于女孩，并且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2007年，由此可以看出农村地区的性别歧视问题仍然十分严峻。与预期一样，上高中孩子的家庭平均净收入、平均教育支出以及父母的受教育程度都高于未上高中群体，而兄弟姐妹数也少于后者。两组个体的家庭背景的差别在20世纪90年代增大而在2007年左右逐渐缩小，但是教育经费支出的差距却一直在加大。根据这些描述性统计，我们可以通过回归等式进一步验证家庭背景对孩子上高中的影响。
四、经验检验结果
表3是根据等式(2)的估计结果，其中父母教育程度通过父亲和母亲受教育年限之和所代表⑥。结果显示家庭背景(包括家庭收入和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孩子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均呈现倒U型曲线，在1995年左右达到顶点之后逐渐下降，这说明教育的代际流动性开始增加，然而这两个变量影响程度的递减是不同速的。家庭净收入每增加1万元时，子女上高中的概率在1995年会增加14%，而在2007年仅增加3%。父母受教育年限之和每增加一年，子女上高中的概率在1995年增加了3.8%，在2002年增加了3.7%，在2007年减少到3.5%，减小程度非常微弱，基本维持不变。家庭财富的影响在2007年左右已经不显著。这说明从2000年开始的免除农村教育附加费，资助农村贫困学生的学费和生活费(“两免一补”)到2005年免除所有农村孩子义务教育阶段的学费和书本费的一系列资助政策是卓有成效的，家庭收入对孩子上高中的决策影响可能不再起决定作用。而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影响虽从2002年后开始减弱但递减速度非常缓慢，在2007年左右仍然非常显著。受过良好教育的父母可能具有较高的教育生产力，对孩子的教育预期也比较高，而这些内在因素不会受到外部教育经费的影响。
此外表3的结果显示2000年以后农村地区的男孩仍然具有入学优势，这与Admas & Hannum(2005),Connelly & Zheng(2003),Hannum(2003)的发现一致。说明农村重男轻女的现象仍很严重，特别是在2007年这种影响还有增强的趋势。这与我们的预期相反。可能的解释是农村的教育资源仍然非常有限，女孩更可能放弃学习，通过打工贴补家庭收入。
和西部相比，2002年后东部孩子上高中的可能性和优势在不断加强，而中部相对于西部的优势不显著。由于我国教育经费主要由县级政府承担，这能从另一面反映地区间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的差距在不断扩大，中央需要进一步加强对中西部地区教育经费的转移支付力度。
家庭教育支出、兄弟姐妹数和学生在校期间的表现对子女上高中的影响也非常显著。与家庭净收入的变化相似，尽管家庭教育支出对教育决策仍然有显著作用，但是其增加的影响程度也在2000年以后出现下降趋势。同预期一样，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成绩对其高中入学选择有着重要作用。并且，当回归中控制孩子学习成绩(按等级划分)后，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减弱，说明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孩子学习能力有一定的相关性。
为了鼓励更多的农村孩子接受更多的教育特别是掌握更多的特殊技能，我国政府近年来逐步加大对技校和中等职业教育的资助力度。因此研究家庭背景对孩子上普通高中和中职教育影响的差别有着重要意义。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分类，我国的高中阶段主要分成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两部分，其中高中包括普通高中和成人高中(已逐步取缔)，一般需接受三年正常授课教育，毕业后可以参加国家统一考试进入大学进行深造；而中职教育主要侧重于职业教育，一般两到三年，以学习职业技能为主毕业后主要以就业或进入大专学习为主，又可以细分为成人高中、普通中专、成人中专、职业高中和技工学校。随着国家对中职教育投入的加大，家庭收入和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子女高中阶段教育决策的影响是否会在两种类型的教育上出现不同，特别是对中职教育的影响在政府政策影响下是否会出现下降趋势是十分值得关注的问题。表4是对两类高中教育分别回归的结果⑦。
表4结果显示在2007年家庭收入对个体接受普高或中职的影响均不显著，但家庭教育支出对子女接受普高的作用还非常重要，这同样暗含着加强公共教育经费支出可以削弱家庭背景的影响。普通高中的数量有限并且是为培养高素质人才做准备，竞争激烈。而中职教育则是为就业做准备。随着国家对农村中职教育的重视，中职教育对农村学生的吸引不断加强，正如引言中所提到的，国家对中职教育投入的加大，中职教育的信贷约束作用逐渐消失，因此家庭背景对上中职教育的影响也逐渐削弱。表5的结果同样说明了普高和中职的决定因素有着很大差别。例如，在2007年的结果中，家庭教育支出、父母学历、子女性别和学习成绩对子女进入普通高中有决定性作用，但是对中职的作用不明显，而在2007年前家庭背景对子女选择中职教育的决策却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种现象可能由于2000年以前中职教育的入学条件相对较高并且对孩子的学习能力要求较高，因此家庭背景还起着重要影响，然而随着高等教育和普通高中的扩张，中职的入学标准逐渐降低以至于几乎所有适龄学生都能进入此类学校学习。但是，普通高中特别是重点高中门槛仍然很高。同时，由于学习成绩的高低是进入普通高中学习与否的关键个人因素，2002年和2007年的回归结果相比，虽然学习成绩对两种高中入学率的影响都有所减弱，但对普高的影响程度都明显高于职高。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两种高中入学门槛的差别。另一方面，父母学历对普通高中的选择依旧存在显著影响。
为了进一步研究教育经费的投入是否会削弱家庭背景对子女上高中的影响趋势，我们将生均预算内事业费作为教育经费的衡量，通过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中对各个县的生均预算内事业费进行了匹配，并将教育经费和家庭净收入以及父母受教育年限之和的交互项带入回归，还参照CHIP数据中给出的各年调查样本各省的人口权重进行了权重调整。由于教育经费数据的局限，我们仅将2002年和2007年的数据进行了回归处理。2002年的生均预算内事业费(govedu)对应的是1999、2000、2001三年平均，2007年的则为2004、2005、2006三年平均。赋权重后的回归如表5。
从回归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加入公共教育经费(govedu)的交叉项后，家庭净收入在2007年的影响开始不显著。而在2002年的回归中，公共教育经费的会削弱家庭净收入的影响，每增加1元的生均预算内事业费，家庭净收入对上高中概率的影响就会减少0.0003。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加强公共教育经费投入可以削弱家庭净收入的影响程度。而对于父母受教育年限的影响，我们看到在2002年的回归中交叉项为正，而在2007年的回归中交叉项为负。虽然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在两次回归中都十分显著并且在2007的回归中出现下降趋势，但是我们很难判断这种下降趋势是否是由公共教育经费对其的影响造成的。
五、理论解释
根据我们的假设和理论分析可以得出，当公共教育经费增加时会削弱家庭财富(家庭收入)对子女的影响，而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影响水平与公共教育经费的变化程度无关。这一结论与我们在第四部分得出的经验分析结果相呼应。
六、结论
从CHIP-1988、1995、2002年和2007年数据的统计分析中可以发现，家庭背景对农村孩子上高中的影响在逐渐减弱。计量模型的分析结果也同样显示家庭收入和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在2007年左右开始减弱，但两者减弱的程度存在差异。家庭收入的影响在2007年左右已经不显著，而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影响仅有微弱的减少，而且仍很显著。回归结果还显示家庭的教育支出、孩子的兄弟姐妹数、个人在校学习成绩、性别以及地区特征都对农村孩子上高中起着重要作用。此外，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参与率的影响因素也有些差别。
本文从公共教育经费的视角，通过构建一个两阶段的效用模型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解释。当个人最大化其两阶段的消费时，模型显示公共教育经费与家庭收入对子女接受教育的影响成反比，即公共教育经费的增加会削弱家庭收入的影响；而公共教育经费与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影响相互独立，即公共教育经费的增加不会改变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影响。这与我们的经验检验结果相呼应。
我们的结论意味着公共教育经费的增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家庭背景的影响，增加社会阶层的流动性，但当公共教育经费增加到较高水平时，对家庭背景的影响可能会非常微弱。该结论具有很强的政策含义。我国政府在21世纪初对义务教育投入了大量的经费，经验分析的结果表明，家庭收入对孩子接受高中教育的影响在2007年左右已经不显著。分不同年龄组的回归结果显示，家庭收入对1986年以后出生的孩子的影响在显著下降，说明我国公共教育经费的投入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同时也暗含着，今后的教育投入应该有所侧重，对贫困地区、中西部落后地区，增加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共教育经费，可能会提高孩子的受教育程度，但对于发达地区，增加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共教育经费的效果可能会不明显。
注释：
①为了保证城市经济发展和保护公共安全，我国政府从1957-1958年开始实行户口政策，限制农村居民向城市迁移。从此，我国开创了特殊的城乡经济结构体系，绝大多数的资源被投入城市建设，因此城乡差距逐渐加大。
②通过样本分析我们发现绝大多数20岁以下的个体都同父母居住，因此我们的估计是具有代表性的。此外，我们还删除了少量的缺失部分变量的样本。
③由于数据中农村地区父母职业缺失较大，我们在描述中未显示父母职业。
④一些农村家庭可能丢弃或者卖掉新出生的女孩从而导致农村男孩比例一直高于城市地区。
⑤这个结果并没有考虑那些接受高等教育却已经离开农村变成城市居民的个体，如果考虑此因素，农村地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会更高。
⑥我们对父亲受教育年限、母亲受教育年限以及父母受教育年限之和分别进行回归的结果显示，三个回归的结果的系数都是显著的，但是父母受教育年限之和的调整R方最大。Oreopoulos(2006)的研究指出父亲或母亲受教育年限的系数可以反映对方的影响。Knight et al.(2011)同样指出教育程度相当的父母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父母教育对孩子的影响程度。因此，下文的估计将采用父母亲受教育年限之和来进行回归分析。
⑦由于1988年的数据不能区分普通高中和中职教育，因此我们仅给出1995、2002以及2007年的回归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