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开东[1]2000年在《生命价值的肯定与生命悲剧的感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曲阜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论文题目；生命价值的肯定与生命悲剧的感悟 一《金瓶梅词话》思想价值论 研究生姓名：子个开东 学
陈晨[2]2006年在《现代人文视野中的乡土体验与文学想像》文中认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经历了一个轨迹清晰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和变迁，而在现代性不断激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围绕着历史变革的主导线索构建而成的文学景观，可以说百年来一直占据着文坛的中心。这种文学以对主导性历史变革意义的阐释为己任，力求在与历史进步意义的同构中实现自身的价值，自有其独特的历史价值乃至文学价值所在。但与此同时，对历史现代性持质疑态度，表现为现代人文主义倾向的文学观念和创作，则构成了另一种别具风采的文学景观。它们以一种补充、协调的方式与主流文学一起共同丰富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本论文所提出的“现代人文”，特指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与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以及现代科技工商对生命与人性产生的异化力量抗衡的人文性文化倾向。本论文所关注的，正是具有这一倾向的文学。而本论文也正是以此为理论出发点，对师陀的文学创作进行观照。 论文共分四章： 第一章主要探讨了师陀的文学创作在历史追求与家园之恋的矛盾中所表现出来的现代人文倾向。对于现代人而言，“怀乡”已经日渐失去其原始性和天然性，成为一个经典的“现代性”命题。它遵循了审美现代性的理路表达了对现代化的反思和批判，与历史进步论的主流话语形成一种对峙和冲突的关系，从而体现出一种人文的自觉。对于处在历史转型中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而言，他们无一不承受着乡村／都市、传统／现代、东方／西方的巨大落差，在两种文化的艰难抉择中苦苦挣扎。于师陀而言，“怀乡”决不仅意味着对于城市的异己感和对于乡村情感回归的二元呈现，在更多时候，“怀乡”之情恰恰隐匿在离乡与思乡、历史追求与家园之恋的矛盾和冲突之中，甚至表现为超越“故乡情结”的对人的生存意义的思考。在师陀30年代的乡土小说中，他对故乡的“爱恨交织”表现在“自然的美好”与“人事的丑陋”两种现实不可弥合的并置中，理性与情感的悖论尤为突出；在40年代，随着个人生活境遇的改变与民族危亡的现实，师陀“精神返乡”的欲求
李文莲[3]2010年在《论新时期中国散文中的生命意识》文中研究指明新时期散文吸收中国古代散文及外国散文的精华,在五四以来鲁迅、周作人、林语堂、冰心等散文大家开拓的广阔天地的基础上,借助改革开放的东风,创造了三十年来散文的辉煌成就,这与个体生命的解放是分不开的。透过解读新时期散文,理解散文中表达的生命意识,关注新时期散文中表现的生命个体,为文学、人学补充新鲜的血液是我们文学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从生命哲学的角度解读新时期散文中的个体,了解个体的生命意识,是研究新时期散文的一个切入点。导论对“新时期散文中的生命意识”进行界定,并对论题产生的社会契机和文体因素展开论述。生命意识是个体生命对于自身存在及其意义和价值的体认和感悟,在新时期散文中它表现为个体生命摆脱对政治的依附,以文化和审美的方式建构和展示个体生命的独立和尊严。它具体表现为对个体生命情感世界的重新体认,个体与故乡及自然的休戚与共,以及对个体生命人生旅程的感悟、生存痛苦与焦虑的宣泄及个体生命价值的思考等。新时期,伴随着改革开放出现了思想解放运动,这是个体的生命意识苏醒与重新建构的历史契机。文艺从政治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散文作家重新获得了抒发个人感情、表现个体性情的话语权力,个体的生命在创作中又回到中心位置。另外,散文没有自己的文类规范,这为创作者提供了自由发挥的广阔空间,使创作者享受到恣意创作的欢欣。社会的发展及散文的特有文体特征使新时期散文中的生命意识得到张扬。第一章探讨新时期散文中生命意识的重新发现与建构。新时期散文从哀祭散文发展到新散文,知识分子从能够比较自由地抒发自己的心声到对散文文体的自觉创新,可以看出作者生命意识的逐渐恢复、确立、张扬过程。新时期散文中的生命意识体现为生命的本体发现、文化建构和审美抒写三个维度,三个维度彼此融合,使日常存在的生命有了意义,使生物个体成为文化主体与审美主体,并走向自由的精神境界。散文也由此成为个体生命为自己拓展的诗意居所。首先是生命的本体发现。新时期散文既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对个人的发现,自我意识得到重建,又汲取了中国文化中的仁爱传统,以平等的眼光看待他人及其他生命,达到生命与生命间的契合与和谐。伴随着“四人帮”的倒台,人们从狂热、虔诚、幻灭中苏醒,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历次政治运动及文革中备受打击的知识分子,开始反省自己的行为,反思自己的命运,他们的自我意识就在对自身命运的省察中复苏并建构起来。年轻学人朱学勤、林贤治、王尧等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还原文革,他们的自我意识在对民族灾难的自觉承担上显现出来。身体是人赖以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的出发点与媒介。周涛对肉体进行审美描述,南帆与萧春雷对躯体进行了知性思考,周晓枫对身体进行求真的探索,郑小琼、王十月的“打工散文”和夏榆的反映窑工生活的散文里,身体备受凌辱。他们以自己的身体为支点,感受到了一份实在。人重视自我的存在,更要重视“他者”的存在,苇岸、刘亮程等作者对自然社会中的生物的关爱与体悟细致入微,展现出作者的人文情怀。其次是生命的文化建构。文化对生命具有塑造作用,中国新时期散文作家由于学识、经历的不同,表现出不同的风格面貌:老一代学者的睿智、中年学者的深刻、年轻学人的激情都带有人生积淀的痕迹,文化对个体生命的建构又使他们都善于思考,基于现实及历史的思索是他们共同的特征,这也赋予他们的散文作品丰富深刻的思想内涵。再次是生命的审美抒写。新时期的散文作者由于对传统散文模式的突破和对散文文体的重新建构,表现出对审美人生的追求,确立了自己生命的意义。对情景的精心营造和设置、对意识流动的描写打破了桎梏散文自身的壁垒,形成开放的格局。在话语方式的选择上,许多作品对话与独语并举,形成生命间的交融回还。在语言运用上,老生代散文善于运用整齐的四字短语和古体诗词;年轻一代作家如李存葆、余秋雨等往往运用排比、对偶等修辞方式,使语言整齐中富有变化,这反映出他们不同的生命特征和文化阅历。第二章探究个体生命对家园的寻找与回归,求索人与自然和谐的诗意家园。新时期散文作品中充满了作者对故土的依恋与牵挂,作者在与故土血脉相连的书写中找到了个体生命存在的精神家园。季羡林、汪曾祺、贾平凹、莫言、张炜、摩罗等作家以自己不同的方式表达着对故乡的挚爱与怀念。故乡是张炜对抗物质世界的根据地,是莫言创作的素材,故乡成全着贾平凹作为一个作家的存在,同样也影响着汪曾祺的文学观念和文学风格。作为农民的儿子,摩罗等作者的作品中流露出对故乡的一种感同身受的疼痛,一种设身处地的悲悯。季羡林的散文回忆了自己求学在外时对家人、对祖国的牵挂和思念。而漂泊者的心永远与故乡连在一起,作为自然整体的一分子,作者不仅在对自然的沉醉中恢复了个体的自然感受力,而且在人与自然的反思中,重新确立人在自然中的位置,个体生命在与自然的交融中,精神世界更加丰富。韩少功向往一种融入自然的生活,一种自由和清洁的生活,他在这神奇的自然面前,听到了来自大地的遍地应答,消弭了城市生活中形成的孤独和焦虑。把自然中的一切诸如山、水及一切生灵等都看作生命,与它们之间建立一种默契,这在楚楚等作者的游记中体现得较为突出。生态散文作者如李存葆等对人类扼杀自然生命的种种劣行进行了尖锐的抨击、执着的追问和深刻的反思,并在此基础上热切呼唤人类的群体意识,呼唤人类要真正爱护自然,尊重自然。西藏因其奇特的高原景观、神奇隽永的传说、神秘的宗教、虔诚的教徒等特征而成为一个值得凝视的地方,人们在凝视西藏的过程中,不仅得到情感的愉悦,而且在思想、心灵等精神上都有新的建构。来自珠穆朗玛的本族写家还原了一个具有民族特征的藏文化,马丽华在对西藏的书写中,完成了自己从一个西藏的“他者”到“我们”的身份转换。第三章对个体生命在家庭与社会关系的生存书写中,探讨个体的情感指归。新时期散文作品中的情感表达,无论是书写两性之间、家庭成员之间、还是在自己的生命历程中烙下印记的人物,都表现了人与人之间真挚情感的共鸣和同情。女性散文作者以确立自己的性别存在建立起自己独立的生命意识。探讨两性相处的艺术,向往心心相印的爱情是新时期散文的重要主题。而王小波、徐晓的爱情描述告诉我们:现实中的爱情依然美好,性情契合的生命能够彼此承担;杨绛则彰显出独立女性生命的尊严。长辈对子女,有超凡脱俗的亲与爱,子女能够理解并超越父母,平等互爱的新型家庭伦理关系建构起来。李辉对《时代周刊》封面人物的重新解读,梁衡抓住瞿秋白的人格进行的建构,黄永玉以艺术的笔调描述的比他老的老头儿,王蒙不成样子的怀念,都是作者用今天的眼光对人物的重新审视。所有的人物都因为融入了作者的眼光、情怀而获得了生机和活力。第四章梳理个体生命的人生感悟,探讨个体生命的生存理想。在物质化的今天,有尊严、有灵魂的精神生活依然是人们追求的目标,精神体现出生命的价值和尊严。精神生活是一个无限敞开的过程,新时期散文思考自己的人生旅程,在困境中思索活着的意义,追求个体生命的价值。尹慧和梅洁的童年叙写使个体生命的存在充满了温暖,牛汉和胡廷武在对童年的回忆中,分别创造了一个诗意的世界和一个自然而幸福的世界。青春是敏感的时期,社会的变化给每一代青年留下了印记,但是社会的转型也窒息了青年的激情和幻想,散文中少年老成的面孔多,朝气蓬勃的心灵少,这是新时期散文的遗憾。中年作者如贾平凹、谌容、艾云等感到了困惑与无奈,老年人却做到了“令人惊奇地出色”!能够正视死亡、主动思考死亡是新时期散文作者的共性,在思考中体现出生命的达观与通透。面对生存的困境,汪曾祺随遇而安、季羡林主动应战,乐黛云追求生命的尊严。史铁生对生存困境的思考,建立在自己对苦难的担当上,他的思索穿透苦难的迷障,走向生存的终极。新时期散文中少有反映命运无常的作品,马瑞芳和李存葆的两篇散文是特例,这是对个体生命生存现状的进一步探求和思索。人是精神生活的存在,人的本质是由精神建构及精神生活的状况来决定的。王小波强调一定的物质基础对个体尊严的重要性,韩少功追求的是有灵魂的生活,是在拜金的社会中对精神的坚执。刘小枫的“怕”和“爱”,体现出一个知识分子在物欲的社会中对精神生活的不懈追求,杨绛在读书中得到了一般人难以体会到的自由与自在,更在读书中贯通了时空,把个体的生命汇入到人类的生命之流中。新时期散文中的生命意识最重要的特征是自我意识的张扬以及对个体生命价值的重新审视,其次在人与人,人与自然和故乡及人与自我的叙写中,体现出生命的关联性与整体性。但是在新时期散文作品中,身份歧视有着真实的表达,这是作者缺乏爱心和同情心、缺乏人道情怀和人文素养的体现,它显现出作者人格构成中的“小”来。张扬自己的生命意识,同时又能使其他个体的生命意识得到张扬,生命之树才能常青。
季桂起[4]2006年在《中国小说创作模式的现代转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主要以小说形态学为研究理论构架，结合社会心理学、文化心理学、创作心理学、审美心理学等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把“五四”小说的“心理化”现象作为研究对象，力图通过对“心理化”现象的研究，系统地阐述“五四”小说作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所体现出的深层的现代化特性，解释中国小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种总体的创作模式转型的历史原因，揭示在这其中隐藏的引起文学变动的某些内在因素，从而为从更深层次上研究“五四”文学的现代性内容与意义提供具体的依据及视角。 全文主体由以下部分组成：一、“五四”小说“心理化”现象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内在精神成因，这主要为第一章的内容；二、构成“五四”小说“心理化”精神艺术世界的主要精神现象及其所形成的重要文学主题和文学情调，包括“青春型”年龄精神现象和生命“觉醒”主题、“自审型”历史文化精神现象和文化“自审”主题、“沉沦型”人生精神现象和人生“沉沦”主题、“悲剧型”审美精神现象和“痛苦”、“感伤”情调，这主要为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的内容；三、构成“五四”小说精神艺术世界的主要艺术素质及其创作方式，包括以“体验”为主体的生活感知方式、具有激情浪漫特点的“现实主义”和具有现实批判色彩的浪漫主义相混合的创作方法、倾诉性的文体方式、个人化的言说方式、心态化的叙事方式，这主要为第六章、第七章的内容。 本论文的研究视角与以往同课题的研究主要有两点不同：首先，本文注重从中国小说创作模式总体转型的宏观历史背景上来考察“五四”小说的现代性特质，强调这一转型既包含了小说“写什么”的变化，也包含了小说“怎样写”的变化，两者的结合构成了“五四”小说与以往中国小说不同的现代性特质。“写什么”并非像以往研究所强调的仅仅是用“现代意识”来“反映与描写生活”，“怎样写”也不仅仅是运用现代的小说艺术方法和手段来从事小说创作，两者的结合更主要的是表现了小说从内容到形式的一个总体性变化，这就是小说对人的深层心理世界表现的重视和小说内向化的艺术倾向的发展。小说把艺术表现的重点由人的外部生活世界转向人的内部精神世界，由重视表现外在的人的关系和行为转向重视表现内在的人的思想、感情、意绪和心理，这形成了小说艺术特质从古典到现代的重大变化。其次，本文把“五四”小说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不再像以往研究那样根据创作方法的不同将其区分为不同的部分(如“为人生”或“为艺术”、人生写实或浪漫抒情等)，分别看待其“写什么”和“怎样写”的问题，而是力图从总体上考察与研究“五四”小说的内容和形式特征，提炼与分析“五四”小说所具有的共同的精神现象及其对这些精神现象的艺术呈现方式、美学风格。对这些精神现象，除了阐述它们生成的历史文化原因外，还试图发掘它们所
田媛[5]2013年在《新时期儿童文学中的生态伦理意识研究》文中指出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环境污染、精神危机等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要想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把人类活动限制在生态系统的承受能力之内，这不仅需要在制度上、政策上进行改变，不仅需要借助法律力量进行约束，更重要的是需要人类运用道德的约束力和内在的生态理念来调节自己的行为。新时期以来的30多年里，儿童文学在如何利用情感和道德准则协调人与自然、儿童与自然的关系，如何传递简约环保的生存理念等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对建立儿童生态伦理意识、完善儿童生态人格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本文从生态伦理的角度，以“儿童本位”的儿童观为基础，从新时期儿童文学中的生态伦理意识的确立、表现以及发挥的作用等方面出发，结合具体文本对这一时期我国儿童文学的发展状况进行一次专题性归纳，就儿童文学如何更好地担当起肩负的崇高使命进行思索和探究。导论部分是对新时期儿童文学中的生态伦理意识概念定位，论述该论题的研究现状、意义和方法。“儿童本位”的儿童观是以尊重儿童的自然天性和成长为基础的，生态伦理意识的融入符合社会进步和儿童的生存现状，是由儿童文学所担负的使命所决定的，对新时期儿童文学中的生态伦理创作的梳理，对儿童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第一章通过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定位，对非人类中心主义的道德关系构建进行探讨，对人与自然关系展开深入思考。作家们重塑自然在成人和儿童心目中的形象与地位，书写儿童与自然的亲密关系，以城市为切入点，批判远离自然的城市生活对人带来的恶劣影响，为儿童构建了一个人与自然共存的诗意栖息地。第二章对生命价值和生命在自然规律中所呈现出的生存状态展开探讨，传达出新时期儿童文学关于自然中的竞争、共生、再生等天人关系的生态思考。不同的生命在自然中都有生存的权力，作家们将真实的自然呈现在儿童面前，这其中有丛林法则的残酷，也有动物野性美的展现，试图唤起儿童对自然以及生存在其中的万物生灵的向往与热爱。第三章通过对简约、环保生活理念的倡导，对儿童“自然感性”生活的回归，表达了儿童文学作家对生态环境和儿童成长的关注。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带来了对物欲的盲目追求，被异化的消费观使自然和人类都陷入了不可逆转的危机中，只有转变生活方式，遵循儿童的成长规律，通过环保实践等形式来实践人类对自然的道德义务，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第四章通过对仁慈、关怀等博爱精神的倡导，进一步挖掘在这种情感关照下人与自然的深层联系。在整个生态系统内彼此尊重与相互关怀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础，能够遏制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冷酷和麻木心理，这不仅是伦理责任的体现，也是人文精神的最高体现。经过对自己精神和行为的忏悔和弥补，促进了儿童生态情感、生态人格的提升与完善，奠定了生态伦理在儿童文学中的情感基础。结语部分肯定了新时期儿童文学在运用生态思维来关注自然、关注儿童的书写创作，特别是在参与儿童的生态伦理意识生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随着社会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生态问题的备受瞩目，儿童文学中的生态伦理书写任重而道远，同时也是大有可为的，必将指引儿童文学走向更辽阔的未来。新时期儿童文学中的生态伦理书写表达了儿童文学对于人与自然关系走向的思考和对人类生存的终极关怀，对培养儿童以积极的态度走近自然、亲近生命、认识自我、建立整体性的生态伦理意识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唐超学[6]2016年在《21世纪湖南小说创作研究（2000年-2015年）》文中提出三湘大地自古文人辈出,文脉源远流长,自古迄今留下了大量的不朽篇章。进入21世纪以来,湖南作家同样用自己的生命、才情与心力,以丰富多彩的创作实绩,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因此,对21世纪湖南小说创作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的探讨与把握,了解其发展态势、精神向度、审美特征、创作类型等,对于进一步推进湖南小说创作与研究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对于文学湘军的重振与文学事业的繁荣也有其重要的文化实践意义。整篇论文除绪论和余论外,主体部分由七章构成。绪论部分主要对21世纪湖南小说创作研究的现状进行梳理和述评,阐述论文的选题依据、行文思路与创新之处。第一章主要论述21世纪湖南小说的创作语境。认为21世纪湖南小说创作有着先辈打下的坚实基础,有着老中青齐头并进的良好代际态势,也有着政府积极的主流引导。但是,市场化、欲望化语境,影视媒体的蓬勃发展,互联网的强势覆盖等,都给小说创作造成了较大的影响与冲击。但湖南作家能坚守人文精神,执著于创作的个性追求,为21世纪小说创作做出了自我的贡献。其中官场小说、乡土小说、知识分子小说、历史小说与网络小说成绩斐然,且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第二章重点探讨了21世纪湖南小说的精神向度与价值内蕴。认为深沉的忧患意识、朴素的生存意志和强烈的现世精神是21世纪湖南小说的主要精神维度。同时,三者有机统一,对底层民众的深入关注,对世俗生活的执着表现,让忧患意识有了质性内容,让现世精神充满生命主体意志。第三章着重论析21世纪湖南小说创作的审美特征。具体来看,21世纪湖南小说依然有着较为鲜明的地域色彩,更有着丰富多样的民俗画卷。而在民俗画卷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其巫觋人文与土匪影像。同时,湖南21世纪以来的小说创作表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色彩,对官场腐败吏治弊端的揭露,对农村与农民命运的关切,对知识分子立身处境的感慨,都表明湖南作家敢于直面生活的矛盾与冲突,敢于开掘生活的复杂矛盾,无不是现实主义立场的体现。与此同时,湖南小说创作中还有着一种绵长不竭的浪漫精神,这在小说中的环境叙写、情节安排与人物形象塑造上都有着精彩的体现。第四章主要考察21世纪湖南官场小说。无论是从创作队伍、作品数量与创作质量上,湖南21世纪的官场叙事都是蔚为大观。这些作品不仅对权力场中的腐朽与堕落进行了发露和批判,而且从民间视角,对官场中的人性进行了深层次多方位的立体呈现。但在他们对官场进行表现、对官员进行塑造的时候,其缺点与不足也随之敞开。从创作主体的叙事语态来看,可见到创作者们多对官场怀着一种宽容的理解,这种理解是认同与批判的交融含混,是既然如此也就如此的暧昧。其中,较为突出的是民主意识的暧昧与悲剧精神的缺乏,导致批判力度的减弱与审美价值的局限。第五章主要阐述21世纪湖南乡土小说。乡土小说是21世纪湖南小说的主体。在这些作品中,叙述者不仅对湖湘土地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的种种变化给予了应有的关注,更将注视的目光投向了既往的历史。在对乡土叙述之时,既见到了湖湘沃土所涌动的如大地一般的生命元气,也见到了乡村中的苦难与不幸,愚昧与迷障。生命元气与大地血脉相通,是人类生生不息浑厚博大绵延不竭的生命源泉,精神迷障与人性顽疾影响着农村的发展可能与生命的自由空间。第六章着重讨论21世纪湖南知识分子书写。21世纪湖南知识分子书写虽依然对知识分子的茫然彷徨,犹豫无奈有着深深的眷注,但因时代变化与代际差异等多种原因,湖南作家更多的是将知识分子投入到价值观念多元纷杂、商品大潮泛滥汹涌的生活之中,让他们直接进入到生活的炼狱去挣扎与探求。官场,商场,世俗生活是他们的追求场域,但他们同样也坚守着自己的人文立场与精神空间。但很有意味的是,他们在追求精神独立的同时,又陷入了世俗的泥淖,在追求人文立场的同时,又将自我的身份进行了暧昧化处理。如何寻找生命的依托,一切仍在探索之中。第七章重点阐释21世纪湖南历史小说。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湖湘历史叙事试图挣脱先前严肃崇高、宏大神圣的取向,不仅聚焦于底层人物的人生与命运,更是逐渐向着个体史、欲望史、偶然史等向度变化。同时,21世纪湖南历史小说更注重从底层人物身上叩问湖湘人民所特有的人格与精神。因湖南是多民族聚居地,湖南作家还对土家族、苗族历史进行了应有的表现,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主流历史发展进程中对少数民族历史演进的忽略。余论部分重在思考与探寻湖南小说的局限和突破的向度。湖南小说虽在21世纪收获颇丰,但也存在着诸多的局限与障碍。最为关键的是因文化素养与生命视域的受限、乡土文化精神的依赖以及因循传统而形成的困境,一些作家学识素养与人生阅历的不足,文学创作视野狭窄局促,心态缺乏淡定从容。新世纪的湖南小说家要寻求突围,应进一步提升自我、开放视域,摆脱对政治、市场、传统的束缚,强化文学性追求,以更具前瞻的原创性,构建出湖湘特质与世界视野自然融合的亮丽小说景观。
杨旭[7]2017年在《俄罗斯白银时代宗教文学批评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罗斯处在一段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其特殊性体现在政治、文化和文学艺术等多个领域。在政治方面,俄罗斯面临着沙皇统治的解体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剧烈的社会变革将俄罗斯原有的社会价值体系彻底颠覆;在文化方面,西方的思潮和理论早在沙皇彼得改革时就逐渐被引入俄罗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向西方学习的文化热潮再次席卷俄罗斯大地,许多知识分子在西化的过程中变得茫然,开始反思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在文学艺术方面,“白银时代”这一术语的诞生标志着该时期文学艺术的再次繁荣,与此同时,与文学艺术紧密联系的文学批评理论也变得格外活跃。在众多文学批评观点中,宗教文学批评思想因其与俄罗斯传统宗教信仰的紧密结合,而显得与众不同。目前,对于这一理论流派的系统研究在我国俄罗斯文论的研究领域中尚显不足,为此,本文将宗教文学批评观作为研究对象,力图在俄罗斯深厚的哲学和文化的背景上,结合具体的文学作家和作品,发掘宗教文学批评思想的内涵和特点。论文包括八个部分,其各部分具体内容概括如下:导论部分主要论述了论文的选题缘由和意义。本论文将宗教文学批评观作为研究对象,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由于该思想在当前的俄罗斯本国和西方世界都占据着重要的研究地位,它开辟了俄罗斯文学批评的新视野。另一方面,我国目前对这一批评思想的研究还有待深入,多数研究成果停留于表面的介绍和综述。之后,本论文进一步将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和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整理和归纳,并对相关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以及论文总体框架进行概要说明。第一章系统梳理了宗教文学批评产生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本章首先对“白银时代”这一专门术语进行深入阐述,通过对其来源、时间范围和所涉及的领域等方面的研究,认为这一术语代表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文学艺术和批评理论达到了一个高峰。其次,这一时期剧烈变革的政治形态却与文学艺术领域的繁荣形成鲜明对比,封建沙皇统治、西方资本主义和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成为此时相互角力的三方政治力量。受其影响,俄罗斯本国经历了多次政变、起义和血腥屠杀。政局的纷繁复杂,导致这一时期众多知识分子陷入深刻的精神危机,同时也促使他们寻找改革国家现状、改良民族精神文化的道路。再次,这一时期在精神文化领域开始出现全面的文化复兴,各种文学流派纷纷形成并壮大,并且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俄罗斯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正是在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反叛中,宗教文学批评的理论形态初具规模。第二章着重论述了宗教文学批评产生的宗教和哲学渊源,并且分析了东正教影响下的宗教文学批评的基本特点。本章认为,宗教文学批评最为重要的两个理论来源就是东正教神学思想和传统宗教哲学理论。首先,东正教神学思想决定了宗教文学批评观的基本话语体系。东正教自从传入俄罗斯,就成为俄罗斯人民精神信仰的主要对象,并且已经形成一套带有俄罗斯民族特色的神学话语和理论,受其影响,宗教文学批评创新性地使用大量神学主题,例如神人论、聚合性、末世论、索菲亚学说等,将这些理论作为宗教文学批评对抗西方理性主义的工具,并进而形成带有宗教特色的文学批评理论。其次,代表俄罗斯传统哲学理论的宗教哲学为宗教文学批评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俄国哲学从18世纪产生,发展到19世纪的斯拉夫主义哲学思想,它在吸收西方哲学理论养料的同时,深受本国宗教传统的影响,最终在索洛维约夫的诠释下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宗教哲学理论。宗教文学批评中的众多代表人物基本都受到索洛维约夫哲学的启发和影响,由此,索洛维约夫也被宗教文学批评者奉为精神上的导师。第三章主要考察了宗教文学批评观的思想内涵,本章认为其思想内涵主要体现在对神人性学说的探索和阐述上。神与人的关系既是东正教神学的基本主题,同时也是宗教文学批评观的核心思想。这一学说的主要意义在于高度肯定人自身的精神价值,将神性赋予人性之上,宗教文学批评正是在此基础上开展对作家和作品的解读。首先,本章分析了神人关系在宗教、哲学和文学中的具体体现。一方面,阐述了白银时代对黄金时代文学传统的吸收与再评价,认为二者之间既有联系也有明显的差异,白银时代更加重视从宗教视野来解读文学作品。另一方面,分析了俄罗斯文学中的神人理想,并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例进行深入论述。其次,神人性学说在具体的宗教文学批评观中体现为对个性自由的重视。在这一部分,主要论述了别尔嘉耶夫、舍斯托夫和罗赞诺夫对神人性学说的不同理解。再次,宗教文学批评将带有神人特性的创造理论引入到具体的批评实践中,别尔嘉耶夫将创造看作是人摆脱客观奴役的唯一方法,舍斯托夫则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看到了从神人到地下室人的创造过程。第四章主要阐述了宗教文学批评独特的思维方式。聚合性既是东正教独特的神学主题,也是宗教文学批评观对待文学艺术和哲学理论的思维方式。首先,本章论述了这一思想产生的背景和基本内涵,它从宗教层面逐渐发展到哲学和美学层面,形成了以爱和自由为核心的基本内涵。其次,宗教文学批评将聚合性中多种因素有机统一的思维方式作为评价文学作品的认知模式。这一部分着重论述了布尔加科夫索菲亚崇拜、别尔嘉耶夫对美的认识和罗赞诺夫以“性”为聚合点的批评理论。再次,在聚合性思维的影响下,宗教文学批评形成了独特的文学批评标准,其中的代表性理论包括布尔加科夫的“宗教-美学文艺批评标准”和别尔嘉耶夫的“整体精神现象”批评理论。第五章主要围绕宗教文学批评所提出的“新宗教意识”进行相关论述,认为这一思想的提出标志着宗教文学批评观从文学建构向文化建构的进一步发展。首先,象征主义的批评理论本身就属于宗教文学批评的范畴,受到索洛维约夫哲学理论和象征主义文学的影响,宗教文学批评将外在现实与内在精神世界进行比较,认为优秀的文学创作就是在突破客观现实束缚的同时,展现出主体的精神世界和宗教信仰。其次,宗教文学批评对“新宗教意识”的探索建立在批判传统东正教会和确立“基督与反基督”命题的基础之上,其中罗赞诺夫作为“新宗教意识”的重要代表人物,认为新宗教既与东正教传统精神紧密相连,同时也要批判地继承这一宗教思想。梅列日科夫斯基是“新宗教意识”的主要倡导者,受到罗赞诺夫的影响,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基督与反基督”的命题就代表着精神与肉体的对立与融合。再次,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象征主义文学建构正是在“新宗教意识”的引领下进行的,灵与肉的对立和融合成为其小说创作的基本主题。同时,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文学批评思想认为一切文学作品都具有象征的因素,并且将灵与肉的二元对立思想作为评价所有作品的出发点。在此基础上,梅列日科夫斯基将这种二元对立的思想与俄罗斯的民族本性相结合,使其文学评论带有更为明显的向文化评论发展的倾向。最后,宗教文学批评在文化建构上的认识通过别尔嘉耶夫的文化复兴思想得以最终完善。第六章从宏观视角阐述了对宗教文学批评的历史反思及其研究价值。受到宗教神秘主义的影响,该理论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建立了一种审视文学作品的新视角。同时,随着分析视角从外在转向内里的变化,其审美体验也发生了改变。布尔加科夫提出的“灵性之美”成为宗教文学批评审美体验的终极目标。不过,宗教文学批评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本文尽量从客观的视角,通过对批评内容、批评方法的论述指出该思想存在的主要问题。此外,本章还分析了宗教文学批评对我国文学批评的借鉴价值和重要意义。结语部分认为历史上宗教文学批评观早已离我们远去,但其理论生命却依然顽强,并且对于当代俄罗斯文学艺术和民族文化仍然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白银时代的文学艺术及其宗教批评思想作为俄罗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代依然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
王丹丹[8]2018年在《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研究》文中认为台湾现代主义小说是台湾文学史上最为浓墨重彩的篇章。它的发展历程时盛时衰、时显时隐,曲折坎坷却不绝如缕。它的作家队伍整齐庞大,不同世代、不同族群、不同性别的作家都积极投身于现代主义的书写之中。它的作品技艺精湛,小说文本所展示出来的繁复技巧、审美原则、语言锤炼,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和阐释意义,产生许多经典之作。它的影响广泛深远,既带来了台湾文学创作的革命性变革,又遭遇了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的争议和评价。本文就聚焦这一纷繁复杂的台湾现代主义小说叙事景观,对其进行整体性、系统性地剖析论述。本文共分绪论、正文(六章)、结语三大部分,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绪论部分介绍了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的研究现状,在此基础上阐发本论文的研究价值与意义。第一章探讨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的生成背景。现代主义美学在台湾的传播有其复杂的历史源流。本章从台湾具体时空背景和作家主体精神出发,探究台湾现代主义发生的多重历史因素,诠释台湾现代主义文学在地化的生成品质。第二章梳理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的创作流变。勾勒台湾现代主义小说所历经的发展图式。在现代主义嬗变的脉络梳理中窥见不同世代、不同群族或同一作家前后关于现代主义小说创作的承嬗离合。第三章解析台湾现代主义小说作家的主体精神。台湾知识分子孤绝、脆弱与边缘性的精神处境深刻地体现在小说的创作肌理之中。氤氲在字里行间的是浓重的荒原气息,跋涉在荒野之中的是一个个孤独的灵魂,这些孤立于世的生命个体在上下求索中体味着孤寂的滋味,寻找着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现代主义作家们呈现出孤独的生命精神形态,抒发着悲情的生命情感话语。第四章阐述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的存在书写意蕴。结合历史语境与文本解读,从个体、原乡两个层面切入,细致挖掘蕴含于现代主义小说文本之中的作家们对人的生命意识、生存意义的思考以及对精神原乡的终极追寻与关怀。第五章分析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的叙事艺术。现代主义文学对语言和形式持有着高度的自觉和敏感。本章深入探析台湾现代主义小说对语言文字与艺术形式的转化与建构。透过作家个性化的文体追求感受台湾知识分子的文化境遇和对于个体存在的反思。第六章归纳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的文史学意义。在宏观视域下对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的文史学价值做出评释。在艺术情思表现上,台湾现代主义小说树立了新的美学范式、深化了对人的存在意义的哲理思考。在文学传播影响上,台湾现代主义小说不仅是台湾文学史中不可或缺的华丽篇章,而且是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整体建构中的重要一支。并且台湾现代主义文学之风促进并推动了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成就了海外华文文学中的现代主义书写。结语总结了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的在地化风貌以及对未尽研究的展望。
任美衡[9]2007年在《茅盾文学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作为当代中国的“第一文学大奖”，茅盾文学奖既广泛地反映了近三十年文学的坎坷与曲折，又形成了独特的、开放的和以新现实主义为主体的茅盾文学奖美学。因此，无论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学制度实践，还是从作为“一个国家文学实力标志”的长篇小说体裁：无论是从茅盾文学奖美学内在的本质特征，还是从提升中国的文学形象与实力、加强与世界文学的深刻联系，以及从制度、文本到文化对当代文学研究进行本体反思等等方面，茅盾文学奖都值得我们进行严谨而深刻的学术研究。然而，尽管当前对茅盾文学奖众说纷纭，但是，如果我们细究的话，就会发现，对茅盾文学奖主要存在着两极评价，一是过度抬高茅盾文学奖的文学地位，认为它有着价值的“永恒性”，永远不会贬值，忽略了茅盾文学奖的某些作品的“历史性”，或者说它们本身所固有的局限；一是过度贬低茅盾文学奖的文学价值，认为它是政治或者意识形态的产物，与“纯文学”无关，并且由于文学的边缘化正在趋于“速朽”；还有的论者把茅盾文学奖“娱乐化”，以耸人听闻的评价或者貌似揭秘的“内幕”进行歪曲或者遮蔽，使之失“真”；以及受限于方法、观念、视界等等因素，茅盾文学奖研究至今仍不成熟，甚至欠缺与之展开的具有学理深度的“对话”。鉴于茅盾文学奖研究的某些缺失，如欠缺理性与对学术研究的基本标准之自觉的遵守和认同，欠缺对研究对象生命式的理解与感悟，特别是欠缺把古今中外文学研究方法之自觉地融汇贯通等等，本论文将借鉴接受美学和M·H·艾布拉姆斯的“艺术批评的诸种坐标”观点，以及韦勒克与沃伦所倡导的文学之“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理论，遵循方法选择与运用的“还原”、“总体性”和“辩证地批判”等等三个基本原则，采取“综合创新”方法对茅盾文学奖进行跨对象、跨文化与跨学科研究，力求从三个层面对茅盾文学奖作丰富的阐释与实事求是的评价。一是制度层面。党和国家从宏观上制定了有关文化政策、措施或者规定，它们与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以及其他社会因素共同构成了当代文学生存的总体环境，我们称之为“外部制度”；主办者专门针对茅盾文学奖所制定的“茅盾文学奖评奖条例”，是积六届评奖经验而成并遂步完善的，它们构成茅盾文学奖的“文学场”，我们称之为“内部制度”；在兼顾以前的各种“条例”之时，我们主要还是以“修订稿”作为论述对象。它包括茅盾文学奖的“评选标准”、“评选内情”、“思想内涵”、“现实主义审美领导权”以及“经典观”等等义域。这些“内部制度”具有“软性”的引导功能，它们方方面面地影响着茅盾文学奖，并策动着茅盾文学奖美学的形成。一是“文本-美学”层面。这主要是指：茅盾文学奖尽管文本互不相属，但都有着内容的“互文性”，在艺术特征方面也具有某种宏观的“整体性”。当然，它们是开放而非封闭的。不断地吐故纳新；是动态而非静止的，维持着某种异态的平衡；逐渐趋向于深刻的内在化而非表象式背离，体现出虽具多样但又有若干共性的美学追求。从总体性来看，茅盾文学奖主要通过题材的倾斜呈现，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之文学主潮，包括全知视角、正面价值、新现实主义与史诗传统等等具有原则意义的“基本叙事”因素，以及共同的思维精神——它们构成了茅盾文学奖美学的“基础”。从类型性来看，茅盾文学奖主要通过农村小说与乡土意识、改革小说及其精神变迁、历史小说及其叙事观念，以及张洁从《沉重的翅膀》到《无字》的“文学转型”等等方面丰富、补充了茅盾文学奖美学的现代内涵。从个体性来看，在茅盾文学奖美学的宏大结构之中，一些文本以其杰出的艺术成就而使之增色；笔者在论文之中为它们作了深入的“文本细读”，如《平凡的世界》深度的价值取向、《白鹿原》深厚的悲剧意识、《长恨歌》深刻的生命伦理、《张居正》独特的叙述哲学、《尘埃落定》丰富的想象诗学等等，从而进一步完善茅盾文学奖美学。这些内容构成了茅盾文奖美学的主体与基本框架。一是“比较—美学”层面。我们把茅盾文学奖与世界“第一文学大奖”——诺贝尔文学奖比较的话，会发现它们既有若干的认同途径或者共性，但也存在着不少突出的障碍和缺失，如《静静的顿河》与《战争与人》深在的精神联系、《大街》与《芙蓉镇》的国家形象诗学、《约翰·克利斯朵夫》与《白门柳》的知识分子形象、《开罗三部曲》与《茶人三部曲》的叙述同构关系等等。通过这些比较，我们可以认为，茅盾文学奖与世界文学是相通的，尽管它还有着种种的不足甚至缺陷，但在主要方面，它在不断地跟进与融合世界文学，并在不断地对话与交流中建构着自己的诗学特色。我们深信，在攀向高峰的途中，尽管还会有困难重重，但它将在世界文学的格局中，代表着当代中国文学成为不可或缺又风格独具的一极。最后，对茅盾文学奖进行展望，随着当代中国文学的成熟及与世界文学融合的加快，茅盾文学奖将更为全面地体现出华语性、人文性与经典性，并将具备着世界意义。当然，任重道远，这是需要我们大家及社会的不懈与共同努力。
任相梅[10]2011年在《张炜小说创作论》文中认为张炜无疑是中国当代较有影响、富有争议性的作家之一。从1980年的《达达媳妇》始,至2010年的《你在高原》长篇系列,共发表了八百余万字的小说,以其丰富的意蕴和多样的形式,引起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古船》发表之后,几乎张炜的每部长篇小说问世都引起批评界的争议,争议主要集中在他小说蕴含的主题思想层面,尤其是他看似游移,实则坚守的人文主义情怀,(本文称之为“张炜式人文主义”)。“张炜式人文主义”在时代的思潮中是进步还是退却,评论界众说纷纭、出现分歧的最根本的原因是被城市文明/乡村文明,现代文明/传统文明的二元对立式思维模式所拘囿和限制,把知识分子精英立场/民间立场,城市文明/乡村文明,启蒙/固守等尖锐地对立起来,忽视它们的共通处和中间地带。这样往往使问题简单化、程式化。事实上,所谓的现代文明并不是固化的、既定的、静止的,相反它应该是开放的、流动的、发展的,并且需要现代人积极参与完善的;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尖锐对立关系,就“人”的健康积极发展而言,它们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尤其中国现代文明的建立,不仅要吸收西方文明的经验,也要继承中国传统文明的优长。对以现代性和文化转型为借口,对市场经济和世俗化思潮在价值上采取基本认同的姿态,很可能会丧失艺术对现实主义的否定性张力。张炜对时代地不停思考和探索,从多维度来吸取精神滋养,他试图构筑的人文精神和道德思想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对我们现代文明的建设有启示作用,对更深层上人性的建设也有积极意义。本文在系统、全面、细致地阅读了张炜所有的小说之后,认为张炜一直是一位具有悲天悯人的宽厚情怀的人文作家,他在小说中始终孜孜不倦地关注着人类和社会的发展,表达着对当下社会的关注和忧思。在论文中,我通过对张炜小说中关于现代社会现象(比如工业文明、现代时尚、性欲、物欲等)和各色人物(主要集中在知识分子和不同年龄层人群)的考察,认为张炜作为一名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其创作始终都有人文主义的道德维度。张炜在小说中对于不同时代潜在的物质和精神疾病的症候和病因进行坚持不懈地抨击和诊断,并从历史和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营养,提出了“大地”(即土地精神)、高原精神等形而上的理念,试图将人文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力量作为引导病态社会回归启蒙和进步时代的一个路径。第一章,张炜式人文主义。本章主要探讨了“张炜式人文主义”的内涵与演变、建构模式、以及意义与局限。第一节以张炜小说创作的先后顺序为线索,关注人文主义在其创作的不同阶段所呈现出的一些共同的或凸显时代亮色的精神视点。第二节张炜式人文主义构建模式体现在批判和构建两个层面,它批判的对象既有传统宗法制度和封建残余思想以及极左路线的思想遗毒,也包括90年代以来的经济或商业功利主义。张炜式人文主义的建构主要在三个维度:历史层面上对历史的重新审视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汲取等;现实层面上通过对民间原生态生活状态的展现,深入挖掘民间精神;在形而上层面上提出的“大地”概念,其中包括对自然、故乡、田园、野地、葡萄园、土地等范畴的热切关注。第三节,继上述对张炜对世俗文化与人文精神态度的澄清之后,本节侧重于厘清张炜对城市与乡村、以及现代性的态度,以便更加客观、全面地理解张炜式人文主义内涵及其在现代社会的价值与局限。第二章,现代性笼罩下的城与乡。通过对张炜小说中关于科学技术、时尚和工业文明等论述的考察,阐述这一论点:在小说创作中,张炜一直关注着科技进步、工业发展给人类带来的影响,他站在人文主义的角度,对生产力之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对人的价值、人的生存意义给予充分的认同,他既不简单地否定技术主义和物质存在的客观性,也没有把人看作形而上的抽象物,而是在社会物质和人的社会存在的统一中,积极探索未被蒙蔽的作为本真的“人”自身复杂而丰富的价值存在本体,因而它对于科学技术所推动的工具理性进行批判和解构,对价值理性给予积极肯定;对于消费社会中,现代商业和现代传媒在追逐利益过程中创出的流行风对生命个体、社会风气以及文学艺术等的戕害给予尖锐的讽刺和批判;通过《刺猬歌》这一则“诠释”现代生存图景的精神寓言的文本解读,展示了诗意化的理想净土——乡村,在现代工业的污染和破坏以及商业扩张主义的挤兑下家园神话坍塌的悲剧,并对时代的物质主义、发泄主义、无底线主义进行了决绝的精神抵抗。第三章,“故乡”的缺席。通过对张炜笔下的田园——现实的田园和心的田园的阐述,以及他小说中“故乡”在工业文明和强势权钱的侵蚀下日渐成为“荒原”的焦虑和关切,通过对故乡“大地”一寸寸地抚摸、体会,一次次地目击、记录,目睹着罪恶和丑陋,抵御着难言的悲伤和寂寥,也不断地遭逢和感受爱,探求和触摸单纯。张炜固守田园和野地,也并非单纯实指意义上的平原或山地,而是一种天人合一、人与自然万物和谐融洽的精神理念,更是人与人之间朴素友善、和睦相处的古典理想的交往模式,祛除一些现代工业带来的尘嚣和污秽——实利主义大肆蔓延的享乐主义、功利法则和短视行为。第四章,清洁的精神与规训的肉体。通过对不同“泛性主义者”的描述和评判,张炜对以玩弄女性和肉体享乐为目的的性爱予以批驳,对投入灵魂和热情的“泛爱”者予以理解和宽容,他更推崇地则是两情相悦、心灵契合的爱情。在不同的性爱叙事中,给予我们最大的启示是:性是人的本能,也是心灵的欲望。凡欲望必有其善性和魔性.对于人的本性,我们必须中肯对待,也必须心存诚实的戒心。同时,人活在群体中,性行为不单是个人的行为,性行为有其广泛而深远的个人和群体的影响,若单纯地追逐身体的自然适性,最终只会撞见魑魅魍魉的虚无。第五章,知识分子的众生相。知识分子一直是张炜热切关注的对象,他在许多小说中描述了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以此来传达张炜对知识分子的见解,如知识分子的角色,知识分子的命运,知识与权力、物欲的关系,人文主义的关怀等,对他多年以来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索和探讨。本章以时间为顺序,大致划分为战争时期、“文革”时期、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以后这四个时段,来分析、梳理不同年代中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的复杂性,试图阐释张炜在小说中对知识分子的论述。同时,还特别关注了“流亡的书写者”这类张炜小说中常见的、特殊的知识分子,他们用生命来书写,用真正的生活体验而不是以抽象的方式阐释了知识和自由的内涵,以及知识分子的尊严。第六章,女性·青年·孩子。张炜的小说中关注了不同的人群,通过对女性、青年、孩子们在不同时代、不同领域中共同遭遇的艰辛和不幸的关注,传达了在这如火如荼开展着的声色世界里,权欲、物欲和性欲长驱直入,直接导致了那些可怜的边缘人的“生存之痛”。这也暗示我们:任何一个时代和国度,精神的堕落从来都是毁灭的根源;再多的财富都不可避免贫穷的下场,也不会避免恶的大面积滋生。结语。通过厘清对张炜的保守主义者或激进主义者的身份定位的争议,全面、客观地评价张炜在当代文坛的意义与局限。论文中还通过对张炜经典作品的文本解读,更清晰、深入地诠释了“张炜式人文主义”的内涵。张炜那诗性的超越和理想主义救赎在这个日益嘈杂的物质时代显得寂寞和孤单,张炜式人文主义精神救赎具有西西弗斯式的无奈,但是它作为一种精神或信仰依然对我们这个时代和民族具有积极的昭示和启迪意义。因为“张炜始终是一个有着人文主义理想的作家和一个不肯与世俗合流的精神界的战士。他是一个文人,但他更是一个战士,而且首先是一个战士”。“他为保卫信仰、道德、理想而进行的不懈呼号、呐喊,即使难免堂吉珂德式的悲壮,也仍能以其强大的人格和心灵力量逼向人类的灵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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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1世纪湖南小说创作研究（2000年-2015年）[D]. 唐超学. 湖南师范大学. 2016
[7]. 俄罗斯白银时代宗教文学批评观研究[D]. 杨旭. 山东师范大学. 2017
[8]. 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研究[D]. 王丹丹. 山东师范大学. 2018
[9]. 茅盾文学奖研究[D]. 任美衡. 兰州大学. 2007
[10]. 张炜小说创作论[D]. 任相梅. 山东师范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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