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网民的个人传统性及现代性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网民论文,性及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研究的缘起
在中国，自1995年第一个民用互联网接入机构成立以来，互联网应用的发展十分迅猛。截至2011年6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4.85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6.2%，网民平均每周上网时长达到18.7个小时(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1a)。而随着技术的进步，互联网应用已经从最开始的电子邮件和BBS发展出越来越多的应用。搜索引擎、即时通讯、网络购物、博客、微博客等应用在短短10余年期间依次萌生并得到迅猛发展。
随着网络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从网络获取信息、发表个人意见、保持人际交流、享受休闲娱乐，并将网络作为社会活动的助手，与互联网相关的活动在人们生活中占据重要内容。与此同时，近10年来出现的一系列网络事件和网络现象，例如、孙志刚事件、2005年反日游行、奥运圣火传递声援、躲猫猫、邓玉娇案，等等，都无一例外地表明互联网正在成为影响社会进程的重要力量。
在中国的网民群体中，青少年占据了非常大的比例。截至2010年底，中国青少年网民规模达2.12亿人，占网民总体的46.3%，中国青少年互联网使用普及率达到60.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1b)。②按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公布的汇总数据估算，80后网民约占网民总体的38%左右，也即是1.84亿③。由于90年代后期高等教育扩招，80后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远高于年长于他们这一代的人群，因而80后群体的触网比例也远高于年长人群。人口统计数据表明，1978年至1989年期间共出生人口257，367，976人，据此可以估计80后群体中触网比例应在73%以上。如此高的触网率使我们不得不关注80后的网络使用问题。
如何看待前面提到的这些互联网应用的蓬勃发展以及出现的各类网络事件？这个问题首先涉及两种互联网研究传统。第一个传统是互联网带来的各种转变和影响，这类研究主要探讨互联网对人们的工作、生活、休闲等方面所带来的影响。另一个问题则是对各种在线活动的描述和解释。由此也形成了两种范式：第一种范式笔者称为“后果范式”，第二种笔者称为“悬置范式”。
“后果范式”背后潜在的假设是技术发展能够带来社会生活的发展乃至变迁；并且，从大量的此类研究中我们看到的是技术对社会的单向影响，而既有社会现实对技术应用可能的作用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迪马乔等人(DiMaggio,et al.，2001：307-336)曾经对这一问题提出过反思，不过他反思的重点在于互联网应用的发展和其赖以发生的制度环境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互联网对社会的影响取决于社会要互联网变成什么样子”，互联网的未来以及它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都会受到现有政策和制度安排的影响。迪马乔等人在此道出了十分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技术扩散对社会的作用并非一个单向过程，既定的社会现实会对互联网的应用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另外一个传统笔者称之为“悬置范式”。所谓“悬置范式”，是将研究焦点放在各种在线活动本身的描述和分析上；并且，研究者对这些在线活动主体的背景不作考察。这种理解虽然明确了在线活动的主体是人，但因其关注点仅仅放在在线活动本身的考察和分析上，不知不觉地忽略了在线活动群体中的人同时还是现实中的人，无形中就将在线活动和现实社会有意无意地隔离开来，其结果是研究者将网上世界视为和现实社会平行之物。虽然一些研究，比如郭茂灿(2004)、刘柳(2006)也致力于用适用于现实社会的理论和逻辑来解释网络社区中的现象，但在这种理论“挪移”过程中却隐含地斩断了虚拟和现实的联系，从而无法在虚拟和现实的联系中来理解和阐释网络现象，最终成为一种“去背景化”的互联网在线活动研究。
笔者认为，应在“虚拟的世界，真实的生活”这样一种关照下来看待各种网络现象，即应该将互联网现象作为整个社会现实的一部分，从而建立起网络现象和更大范围内的社会现象之间的关联；同时，应该将网络现象的出现及其背后的意义置身于具体的历史时空来进行分析和研讨。为此，作者对中国当代个人现代性进行分析，并通过比较分析80后网民和年长网民之间在个人现代性和个人传统性方面存在的异同来达致对当代中国青年网民互联网参与行为的理解。④
二、概念、指标、测量与数据
关于个人现代性的研究最早出现在1950年代，当时正是现代化研究风行全球的时候。当时的学者认为，社会现代化(societal modernization)是社会在经济、政治、社会以及文化方面的变化；而个人现代化则是社会个体在价值观念、工作习惯以及生活习惯方面的变化。英克尔斯等人在1960年代主持进行了著名的“经济发展的社会和文化因素研究计划”，这一计划的目的，如英克尔斯自己所言，就是“解释人们从传统人格转变为现代人格的过程”。英克尔斯指出，“根据我的经验……我们在人们身上发现的东西，基本上反映了他们所在社会制度的性质……事实上，大多数研究个人变迁的人认为，个人变迁更多是由制度的现代性所引起的”(英克尔斯，1995a：5)。不过，英克尔斯本人并不太同意完全按照帕森斯等人的分析理论去研究所谓传统和现代社会的关系。他更倾向于采取经济学家式的分析办法去发现一些共同的“因子”。在这个研究中，英克尔斯通过对全球范围内六个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和地区的人群进行量表测试，探讨了制度环境对个人特征变迁的影响，指出个人心理现代性在世界范围内具有相似性，并描述了可供经验辨识的现代人一般模型特征。这些特征包括乐于吸收新经验、减少对传统权威的依赖，相信科学和医学，守时、有计划、热心公共事务、对信息紧抓不放等(英克尔斯，1995a：118-119)。同时，他在研究中特别分析了教育、工厂等现代制度对个体现代性的影响，并运用分析模型、主体模型和行为量度这三种检验方法进行了理论检验⑤。
在中文学术文献中，对个人现代性和个人传统性的关注最多的是台湾学者杨国枢等人。自1960年代末开始，台湾学者开始探讨台湾的个人现代性问题，并开启了当代中国人心理与行为的本土化研究。台湾学者认为，个人现代性指的就是个人现代化的内涵，“所谓个人现代性(以下有时简称现代性)，是指现代化社会中个人所最常具有的一套认知态度、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以及行为模式”(杨国枢等，1989：243)。如杨国枢先生自己所说，这一探讨以1985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在西方早期现代化理论的导引下进行的有关研究，而第二阶段则更加全面地研究分析了有关现代化理论，并提出对现代性的研究应该在四个方面进行改变：一是从“对立”到“分离”。即传统性和现代性可能不是一个连续体的两极，而可能是各自独立的变量；二是从单向度到多向度，即传统性和现代性可能不是单维变量，而可能是多维变量；三是从“单范畴”到“多范畴”；即现代性和传统性可能在不同生活范围中是不同的，应在不同生活范围中加以测量；四是从“普同性”到“本土性”，即现代性和传统性研究的重心可能应是本土性的，而不是普适性的(杨国枢，2004：366-372)。
在内地，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社会学直到1980年左右才逐步恢复。恢复重建后的社会学的研究主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更多地和社会发展问题以及伴随着改革开放出现的社会问题相关，较为理论化的问题以及有关西方社会学学术传统的系统梳理则是到了1990年代以后的事情。就个人现代性这一研究主题来说，英克尔斯的《人的现代化素质探索》一书直到1995年才由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组织翻译出版。由于种种原因，个人现代性和个人传统性的讨论在内地并没有引起充分的讨论。
就笔者的观点来看，英克尔斯的研究中存在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即它忽略了现代诸项制度带来的消极影响。在英克尔斯那里，现代化或者现代性无疑已经成为一个积极、进步的代名词。但如果我们从现代性作为人们的心态特征的这一概念出发，异化、社会孤立、厌倦情绪等也是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重要现象，齐美尔在20世纪初有关货币和城市生活的分析是这方面研究的典型代表。另外，本文最初提到的杨国枢提出的四点批评十分中肯，也更加符合现实。特别重要的是，杨国枢等学者指出了本土性研究的必要。西方学者是在一种“古今”对比的结果中觉察到现代性的存在，因此他们看到的更多是现代制度的影响；由于西方文化之间的相似性，文化的差异并没有彰显出来。但是当在一个非西方文化传统的国度中观察现代性问题时，文化背景的差异就变得突出，因而，不管是本土性的强调还是现代性与传统性的分离在这种情况下都显得十分必要。
从思想观念的发展历程和现代制度的扩张影响两个方面入手观察当今中国社会，可以归纳出六种思潮，笔者分别称之为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工具理性、民族主义、虚无主义和消费主义。⑥这六个特征是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和近代以来百年历史，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实践相互作用的产物，同时也是人们形成的观念、心态和行为模式的重要源头。从近年来出现的诸多网络事件中，我们都可以观察到其中透露出来的这六种思潮的影响。从个人现代性作为人们的认知态度、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以及行为模式来说，这些思潮也正是人们思想和行为模式在整个社会层面的反映。因此，着手从这一角度来对个人现代性进行观察分析有助于人们认识当代中国的个人现代性。
个人现代性通常是由量表来进行测量。由于杨国枢等人在1980年代已经发展出了较为成熟的针对中国人的多元个人现代性和传统性量表，本文决定不再重起炉灶去自行设计有关量表，而是采取了一种修订的策略。具体来说，由于杨国枢等人发展的量表形成于1980年代，同时由于这些量表基于台湾当时的社会现状设定，有必要根据时代的变化和中国内地的实际情况予以修订。表1列出了本研究中所设计量表与杨国枢先生等人在1980年代所用量表的比对情况。
和杨国枢等人1980年代所使用的量表相比，本研究所使用的量表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从整体上说，本研究所使用的量表和心理学意义上的量表有所不同，更多的是一种变量测量，因此在题目的数量方面并未严格地一致。
二是在杨国枢等人的个人传统性的测量中，除了“遵从权威”和“男性优越”这两项外，还有“孝亲敬祖”、“安分守成”、“宿命自保”等三项内容。但本研究中，除了“遵从权威”和“男性优越”这两项外，只包括“关系取向”。这样的原因主要在于，本项研究将个人现代性和传统性作为自变量，因而笔者首先从理论上寻找和虚拟社区交往和表达相关的因素，这个时候，“孝亲敬祖”和“安分守成”的有关题目没有进入最初的量表测试过程中。并且，在本研究中的“关系取向”维度所包含的题目仅有部分和“宿命自保”量表中的题目相同，同时在既有题目上也增加了一些题目，从最终量表所包含的内容看，称其为“关系取向”更为恰当。
三是在杨国枢等人的个人现代性的测量中，“平权开放”和“两性平等”二者是独立的量表内容，但在本研究试调查的数据看，二者在因子分析中却是同属于一个维度，不能将其分开，这说明在平等理念方面，大陆人群对平等的内涵并没有作进一步的区分；考虑到本文的研究目标，这里仅保留了有关“平权开放”的有关项目，其所包含的项目也基本上由杨氏量表中的相应项目构成。“独立自顾”和“独立自我”的测量项目则是基本一致，对“婚姻和性的开放态度”的项目大部分来自于“尊重感情”量表，而“工具理性”和“虚无主义”则是由笔者另行设计的。
此外，个人现代性中并没有对消费主义和民族主义进行测量，这同样是因为在笔者的博士论文的分析对象中不涉及这两个变量。⑦
为了验证上述量表的有效性，笔者在开展正式调查之前对这些量表进行了试测⑧。试调查中个人现代性量表题目为72个，个人传统性题目为41个。经过因子分析并采取斜交旋转的方法，删除了个别鉴别力较低或因子负载较低的题目，最终确定了三个个人传统性量表和五个个人现代性量表。其中，个人传统性题目为32个，个人现代性题目为50个。
本项研究所用的正式调查数据来自于2008年1月进行的一项四城市(北京、深圳、绵阳、济宁)网民行为和态度研究，⑨调查对象是在1948年1月1日和1990年1月1日之间出生的非学生网民，其中的青年网民群体属于我们通常所言的80后青少年中的非学生部分。经数据清理，共获得有效样本997个。样本中，男性493名，女性504名；18岁至24岁者266名，25岁至30岁者324名，31岁至35岁者148名，36岁至40岁者123名，41岁至50岁者96名，51岁至60岁者37名；⑩未婚473名，已婚(含再婚和丧偶)者524名。由于有3名被调查者年龄缺失，最终进入本项分析的样本为994个。
三、网民的个人现代性和传统性描述
此处我们首先对网民在这些测量项目的回答进行分析，来获得对个人现代性的直观认识，同时帮助我们建立起个人现代性和各类网络现象之间关联的理解。分析的方法是对80后群体在各量表上的得分进行描述，并在必要时和80前群体进行比较。(11)
在调查中，每个量表的每个项目都有六个选项，分别是“非常不同意”、“比较不同意”、“基本上不同意”、“基本同意”、“比较同意”、“非常同意”，在数据处理时分别上述六个选项赋值1到6。通过将各个量表的得分加总，我们得到个人现代性五个维度上的得分。
表2列出了80后群体在各个量表上的得分统计情况。从理论上，在各个维度上的最低得分等于各量表中项目的个数，而最高得分则等于项目个数的6倍。表中的数据表明，80后网民在自由平等方面的赞同度最高，其次是工具理性，再次是对婚姻和性的开放态度，第四是独立自主，而在虚无主义方面的赞同度则最低。
表3列出了80前群体在各个量表上的得分统计情况。和80后群体的得分相比，80前群体在“自由平等”方面得分略低，而在“独立自主”方面得分略高，其余的方面差别较小；并且，各维度的项目平均得分排序和80后一样。
个人传统性的测量方法类似于个人现代性。表4中的数据表明，80后网民在“关系取向”和“遵从权威”方面基本上是持赞成态度，但在“男权优越”方面的认同程度则较低。如果以项目平均得分为标准，赞成程度的高低排序依次为“遵从权威”、“关系取向”和“男权优越”。
表5则列出了80前群体的基本情况。从表中的数据看，80前群体在“关系取向”、“男权优越”和“遵从权威”方面的平均得分分别高于80后群体在这三个量表上的得分；按项目平均得分高低进行赞成程度排序的结果和80后一样。
上述关于个人现代性和个人传统性的描述分析显示了80后群体和80前群体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别。但严格来说，仅凭这一描述分析并不能得出结论说二者之间的差别是有意义的。这是因为，个人现代性和个人传统性的各个量表对于80后和80前群体来说的测量效度可能是不同的。要想证明二者之间的差距是真实有效的，更好的办法是引用多组验证性因子分析来展开进一步的分析。
四、网民的个人现代性和传统性验证性分析
(一)多组验证性因子分析简介
多组验证性因子分析一般分为两类：一是检验各组的因子结构是否相同，二是检验各组的因子均值是否相同；第二类分析和传统的方差分析相似。就本研究来讲，笔者希望确定个人现代性和个人传统性量表的测量项目对于80后和80前是否同样有效；(12)并且，在有效的基础上可以检测各项目在因子上的负荷是否等同以及因子得分是否相同。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我们首先分析模型的形态(包括因子的数量和因子的从属样式(pattern))对于80后和80群体前来说是否相同。简单来说，模型形态相同意味着对于80后群体和80前来说，个人传统性和个人现代性有同样的因子个数，并且每个因子所包含的测量项目也相同，同时，因子负荷(LX)是否固定、因子方差(PH)和误差方差(TD)的元素是固定还是自由估计这样一些事项在80后群体和80前群体中是一致的。(13)下面以个人传统型因子模型的分析为例来说明如何进行有关分析。
在验证两个模型的因子负荷是否等同后，面临两种可能，一是如果二者等同，则可以进一步验证二者的因子相关和误差是否等同，并考虑进一步进行因子均值结构分析；如果二者不等同，则可以对不等同的情况进行进一步分析，并找出导致不等同的原因。
(二)个人传统性分组比较
为了确认到底是哪些因子的负荷在80后群体和80前群体之间不等同，我们分别对这五个因子单独进行分组验证比较，验证的方法和个人现代性整体测量模型的比较类似，比较结果表明，“自由平等”、“虚无主义”这两个因子的因子负荷在两个群体之间是等同的。而其余三个因子的因子负荷在两个群体之间不等同。有关验证的结果见表8。
根据这种情况，我们进一步观察
的输出结果，发现其他三个因子在不少测量项目的负荷也十分接近，仅部分测量项目上的负荷有一定差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试图采取一种部分测量相同(partial metric invariance)的模型进行因子均值比较。所谓部分测量相同是指仅限定部分元素等同的情况下，对模型因子结果进行的分析。(15)
五、讨论
(一)关于中国当代的个人现代性
通过多组验证性因子分析，我们发现80后群体和80前群体在个人传统性的因子从属模式是一致的，但80后群体在“遵从权威”、“关系取向”、“男性优越”方面的因子得分均低于80前群体，其差异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这说明青年的个人传统性相对较弱。而研究发现80后群体和80前群体在个人现代性的因子从属模式也是一致的，80后群体和80前群体在“自由平等”、“虚无主义”方面的因子负荷等同，但在“独立自我”、“对婚姻和性的开放态度”以及“工具理性”方面的因子负荷不等同。采用部分测量相同的方法对个人现代性因子均值进行检验表明，80后群体在“自由平等”方面的倾向更强，而在其他四个方面与80前群体没有差别。
上述多组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是意味深长的。可以说，这样一种结果恰好展现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社会变迁的影响。1949年以来，内地传统文化实际上受到了正统意识形态和现代西方思想的双重冲击，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传统文化的式微，这也是80后群体在个人传统性方面弱于80前群体的重要原因。而就个人现代性来说，80后群体和80前群体几乎同时面对并经历了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本研究中的调查对象年龄最大为60岁(2008年1月时)，也即是说，在1978年时，这批人年龄最大才30岁，恰恰是在他们生命的壮年时期和改革开放来了一次彻底拥抱。而1978年以后发生的各种经济和社会事件，包括经济上的市场化，单位体制改革，住房、医疗、教育的改革以及新启蒙运动，对这一批人也是有着直接的影响，而青年人也正好同样地成长于这一环境之中。从可感知的社会现实来说，个人主义蔓延、社会道德滑坡、拜金主义盛行、政治信任式微、家庭责任感的弱化乃至两性情感的变质等种种现象都在这一阶段出现，80后群体和80前群体一样都未能逃脱这一大潮的席卷，二者在个人现代性因子均值上的总体相同恰恰是反映了这样一种趋势。而作为青年人在“自由平等”方面得分更高则可以归因于80后群体的总体社会地位较低，从而更容易具有追求自由和平等的倾向。
上述对个人现代性的这一番考察还给我们另外一个启示，即正如modern一词在西文中最早意味着“新的”一样，个人现代性是意味着当代社会(目前来说是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中的心态特征，这样一种心态特征是社会进程留在个体身上的痕迹。即使我们同意吉登斯的说法——“现代性指社会生活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在分析个人现代性的时候，我们还是应该在这一过程中注意本土社会变迁的特质，并在将现代性作为分析“古”“今”差异的分析过程中审慎地把握本土社会文化因素所发挥的作用。
(二)个人现代性与网络潮流
笔者无意说网民的个人现代性决定了他们如何使用网络，但笔者的确主张网民的个人现代性因素对中国当下的网络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拿自由平等倾向来说，20世纪初，西方自由主义传入中国；19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和改革开放则再次开启了自由主义的传播，其集中体现在政治自由主义和文化自由主义。从政治自由主义来说，新启蒙运动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集权主义提出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其最直接的后果是促进了“右派”的平反，此外，民主作风在各种组织中的得到了倡导和施行，一系列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和政策得以制定颁布，其中具有象征意义的是《行政诉讼法》的颁布施行，这意味着在具有2000余年封建历史的中国社会中，“民告官”第一次有了制度上的合法性，其中所蕴含的政治自由主义意义不言而喻。文化自由主义的表现更为丰富，从喇叭裤、墨镜、长发、迪斯科音乐等时尚在青年人中的流行，一直到1990年代以来的婚前性行为、未婚同居现象的流行以同性恋的相对公开化都显示了文化自由主义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历史进程在中国恰恰出现在互联网进入民用之时。因此，观察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无法离开这样一个宏观的社会历史背景。以这几年最为突出的网络群体事件来说，往往是一个普通的日常案件最终演化成引起全国范围关注的事件(比如说，邓玉娇案、南京天价烟局长事件)，恰恰是体现了这样一种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在个人现代性的量表中，网民(包括80后和80前)，在“政府官员犯了错，人们应该可以公开批评”、“报纸和电视对腐败案件的曝光应该力度更大一些”等问题上的赞成程度均较高，充分显示了网民对类似事件的态度，这也说明了为什么网络舆论监督在当前中国社会中成为互联网的一个重要功能。再拿消费主义(16)来说，从当前的一系列网络现象中可以看到消费主义的踪影。在中文中，消费主义这一字眼更多带有崇尚消费的意涵，因而人们更多的是在后两种含义上使用这一概念。近年来出现的一系列网络事件为消费主义的斛殇提供了丰富的注脚。就炫耀性消费来说，不管是2008年引发全国关注的“兰董事件”，(17)还是2011年闹得沸沸扬扬的郭美美事件(18)和贵州锦屏县副县长女儿炫富门，(19)起因无一例外都是炫富；而就大众文化的越轨来说，早年的木子美(19)、美女作家的身体写作(20)，近年在网络上频频曝光的各种不雅自拍“门”，都表明费瑟斯通所称的第三种消费主义在中国正大行其道。
回到本文讨论的主题，个人现代性实际上是现代社会中人们心态的反映。从根本上说，它是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在个体身上的折射，当这种折射进一步转化为影响人们的社会实践要素时，整个历史前进的方向就再次转向。笔者博士论文前言中曾有这样一句话，“在信息技术的引领下，人们不仅仅继续改变着这个世界，而且改变着对这个世界图景的理解和应对这个世界的策略。这些新的理解和策略反过来和信息技术一起，继续不断地型塑这个世界。”或许，个人现代性对大众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名词，对学术界来说也不是一个主流或者说流行的概念工具，但是当我们再次审视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并关注网民的动向时，我们也许不得不承认，要达致对中国互联网现状的理解，个人现代性的确是一个无法忽略的分析视角和要素。
注释：
①本文曾在“2011两岸三地华人青少年研究暨台湾青少年成长历程研究第四次学术研讨会”上宣读。
②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所采用的青年网民划分标准为6岁至25岁的上网人群，相当于是1986年至2005年之间出生的网民。
③本文所使用的80后概念并非人口意义上的80后概念，而是在社会学意义上的80后，即基本上将在改革开放(1978)到1989年之间的这一部分人群作为80后。
④有关现代性的详细分析，可参见作者的博士论文《虚拟社区与现代性——虚拟社区交往和表达研究》，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9。
⑤值得指出的是，英克尔斯的这一研究有不容忽视的历史背景。1960年代，美国经济处于持续增长时期，社会学也处于学科鼎盛时期，再加上美国六七十年代的指标运动，这一切都有可能对这项研究产生影响。
⑥关于这六种思潮的讨论分析，详见笔者博士论文《现代性与虚拟社区——虚拟社区交往和表达研究》(未出版)，北京大学，2009。
⑦但实际上，虚拟社区的表达包括了个人日常生活情感的表达和对社会事务态度的表达，后者在某些时候仍然和民族主义有关。
⑧限于经费和研究目的，试调查仅在北京进行，并且样本总数只有102个，其中男性40名，女性62名。
⑨关于调查实施的具体方面，请参见笔者博士论文。
⑩有3名调查者没有提供年龄。
(11)这是分析李科特量表测量结果的通常做法，但这种做法只适用于对单一性质的群体，对于具有异质性的群体来说，这样的做法有潜在的风险，一般是采取分组验证量表在不同群体之间的等同性之后才能这样做。
(12)为了进行这样的分析，我们将调查时年龄30岁以下(含30岁)也即是1978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划分为青年网民群体(以下简称80后群体)，而将1978年1月1日以前出生的划分为年长网民群体(以下简称80前群体)。
(13)本项分析所使用的软件为LISREL8.70。文中所用的标记符号为LISREL软件的符号系统。
(14)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从经验上看，只要ΔX[2]/Δdf小于5，就可以认为两个嵌套模型之间等同(侯杰泰等，2002：115)。这是一种更为宽松的标准。
(15)按照范登堡和兰斯(Vandenberg and Lance,2000:)的建议，这种比较应该在部分题目负荷不等的情况下进行，并且应该有较强的理论依据。本研究的情况正是处于这样一种情况。
(16)按照费瑟斯通的观点，在消费文化研究中，有三种值得关注的理论：一是从资本主义消费生产扩张的角度出发去观察闲暇及消费活动的增长，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与阿多诺(Theodor Ludwig Wiesengrund Adorno)、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等人，其关注点在于消费是如何被有效地组织起来的；第二种是将消费活动作为一种社会地位的建构方式；也即是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布迪厄(Pierre Bourdieu)以及波德里亚有关论述意义上的消费；第三种则是关心消费本身带来的情感快乐和欲望等问题，这种观点强调大众文化中越轨、反抗和狂欢的传统，消费的意涵和狂欢节、节日盛会、烈性酒、淫乱的性关系紧密相连，从而成为大众对正统文化象征性颠覆以及表达情感宣泄的手段(费瑟斯通，2000：13-22)。
(17)参见http://news.sina.com.cn/s/2008-05-04/083615471871.shtml。
(18)参见http://news.sina.com.cn/c/sd/2011-07-06/132322766764.shtml。
(19)参见http://news.sina.com.cn/s/2011-09-29/105423237470.shtml。
(20)木子美是一名年轻的中国女性网民，2003年在网络上公布了自己的性爱日记，引起舆论关注。
(21)主要包括卫慧、棉棉、九丹等，其作品包括《上海宝贝》、《糖》、《凤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