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贫富论》看18世纪初俄国的重商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商主义论文,俄国论文,贫富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彼得大帝的鞭策下，俄国于18世纪经历了它的第一次经济大跃进”〔1〕。与此同时，俄国的重商主义思想兴起。 波索什可夫的《贫富论》一书就是反映这一时期俄国重商主义思想的代表作。
一
伊·吉·波索什可夫（1652-1726）既是彼得一世改革时期杰出的经济学家和政论家，又是一位商人兼企业主。针对彼得一世所推行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和措施，波索什可夫结合他长期的社会实践，在晚年写成了著名的《贫富论》一书。这部书集中反映了他的重商主义思想，凝结着他对改革时代的思考与超越，代表了18世纪初俄国重商主义的理论水平和政策主张。
波索什可夫生于莫斯科地区一个代役农家庭，父亲是银匠。在17世纪80年代，他与弟弟在图拉地区开办过一家酿酒厂，此后在莫斯科长期从事商业活动。1694-1696年间，波索什可夫设计并创建了一座造币场作为献给沙皇的礼物，从此受到重视，被沙皇当局派往国家兵工场。1704年，波索什可夫以年上缴2000卢布专营费为条件， 向沙皇提出开办扑克牌场的申请，经沙皇许可，他从兵工场获得了200 卢布经费和一些设备，但由于缺乏必要的流动资金，此事只得作罢。1704-1708年间，波索什可夫在一家官办酿酒厂担任总酿酒师。此后，他还从事过水利、制药等工作。1714年，波索什可夫在诺夫哥罗德租了一栋房子，从事工商业活动，到1715年前后，他从中获得了可观的利润，因此便辞去公务，专心于自己的事业。这一年成了波索什可夫发迹的转折点。此后，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和利润的增加，波索什可夫先后在圣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购买多处住宅，1719-1725年间，他总共购买了14块土地，并在其中的一块土地上开办了一座雇用30个男性农民的酿酒场。就这样，波索什可夫从一个代役农，通过经商和办工场而上升为新兴商人和企业主。
波索什可夫生逢彼得一世大变革时代。 17世纪末18世纪初， 彼得一世在西方重商主义浪潮的冲击下，顺应国内商业资本发展的要求，并为满足对外扩张和国内改革的需要，全面推行了重商主义政策。“重商主义即根据国家政权的利益由政府调节经济， 在这个意义上， 西欧在1683年以前的半个世纪中达到顶点；尽管它在彼得的俄罗斯那样一些不太发达的欧洲地区仍然是一种新兴的力量。”〔2〕彼得的重商主义政策不单是对西方重商主义的模仿，而是实实在在的创造。1714年，俄国禁止白银出口。与此同时，彼得一世大力扶植国内手工业工场，开始了一场“制造业革命”。 在国家大规模创办官营工场的基础上， 彼得于1714年实施“制造制造业主”的政策，在贷款、劳动力和税收等方面予以优惠，积极鼓励私人开办工场，从而为俄罗斯造就了一大批新兴的商人和企业主。波索什可夫正是在这一政策实施后，投身于工商业活动的。时代为波索什可夫开辟了广阔的社会活动场所，为波索什可夫重商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出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随着同西方经济文化交往的增多， 在西方重商主义的影响下， 从17世纪下半期起，俄国出现了具有民族特色的重商主义思想。其中以尤里·克里扎尼奇（约1618-1683）的重商主义思想影响较大。他是克罗地亚人，移居莫斯科后，长期潜心于俄国政治和经济问题的研究，发表了重要论著《政治学》。他主张所有斯拉夫人以俄罗斯为中心联合起来，共同对抗西方的冲击。 为此，他建议把外国商人赶出俄罗斯； 通过学习西方的“实用科学”，即手工业生产技术，发展俄国的工商业，以巩固沙皇专制制度。克里扎尼奇甚至主张斯拉夫人的教会联合起来接受教皇的管辖。由于他的宗教异端思想妨碍了彼得的改革，结果被当局流放西伯利亚。但是，他的重商主义经济思想却深深地影响了彼得一世改革，并成为波索什可夫重商主义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
在工商业活动中，通过与西方商人的接触，波索什可夫加深了对西方重商主义的了解。他结合俄国现实和自身经验，自1704年写成《论改正所有缺点》一文开始，先后撰写了大量专题论文，分别针对当时俄国所面临的军事、宗教、货币等问题发表意见，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1721-1724年，波索什可夫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完成了专著《贫富论》。随后因该书的非正统观点而被捕，1726年死于狱中。
《贫富论》作为波索什可夫晚年的力作，系统地表达了他的重商主义思想，深刻揭示了彼得一世改革以来所面临的重大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波索什可夫作为彼得一世改革时代的见证人，在批评现实的基础上，为俄国未来经济发展设计了一种“理想”的模式，提出了一系列经济理论观点及政策主张，其中许多思想和主张富有启发性。
二
重商主义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代表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学说和经济政策主张。它首先是欧洲近代民族国家为维护本国利益而在经济上采取的一项重要政策，实质是经济民族主义。其主要特征是，国家的统治者同新兴的商业资本家结盟，从政治上加强对经济的全面控制。随着集权制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巩固，重商主义学说直接为国家和君主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服务，它把国家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国民财富这个概念，在十七世纪经济学家看来，无形中是说财富的创造仅仅是为了国家，而国家的实力是与这种财富成比例的”〔3〕。这正是18世纪初波索什可夫重商主义思想的出发点。
但是，重商主义思想作为对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早理论探讨，各种经济学范畴还没有确定下来，“因为直接热中于发财的垄断主义的信徒没有时间来研究各种范畴”〔4〕。但是， 重商主义者直接从现实经验出发，第一次明确回答了什么是财富，财富的来源是什么，以及如何迅速地积累财富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波索什可夫所表述的思想虽然没有采用规范的经济学术语，但他对这些基本问题的回答是有独到之处的。
关于什么是财富这个问题，波索什可夫在《贫富论》前言中说：“我们不仅要考虑到物质财富，而且要考虑到我们的非物质财富，即正义。”〔5〕据此，他把财富分为物质财富和非物质财富， 其中非物质财富是指“正义”。波索什可夫一开始就摆脱了西方学者那种纯粹功利主义的狭隘见解，把俄国重商主义的视野拓展到精神领域。这是18世纪初波索什可夫重商主义同西方重商主义的重大区别之一。由此出发，波索什可夫分别对非物质财富和物质财富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探讨。
波索什可夫明确地把非物质财富即“正义”看成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重商主义思想史上还是第一次。他指出：“正义之父是上帝，而且正义可以极大地增加财富和荣耀，并使我们远离死亡；而邪恶则是非正义之父，它不仅不能使我们富裕，甚至能够减少我们已有的财富，使我们贫穷并把我们导向死亡。”〔6〕显然， 他的“正义”是指俄罗斯东正教的宗教原则，还不是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意义上的概念。当时，随着与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西方的新教——路德教和加尔文教等相继传入俄国，对俄罗斯东正教产生了巨大冲击。“由于教士的疏忽，一大批俄国人已经沦落为道德异端”〔7〕， 许多人热衷于西方的生活方式。在波索什可夫看来，这不仅浪费了财富，而且使西方商人大发其财。因此，在对抗西方冲击的意义上，他打出俄罗斯东正教的旗帜，明确提出它是俄国人民的重要财富，是对彼得一世推行全盘西化政策的反思和超越，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波索什可夫还把东正教的原则运用到现实商业活动中，主张以“正义”约束商业活动，倡导真诚的商业道德，发出了对商业信用的最初呼唤。针对商业领域层出不穷的欺诈行为，他痛心地指出：“非常错误的是，商人中间长期形成的缺乏真诚。外国人和俄罗斯人一样相互欺骗。”〔8〕波索什可夫警告商人，相互欺诈不仅坑害消费者， 而且会使商人最终自食其果。由此可见，波索什可夫的正义观念虽然没有摆脱宗教的束缚，但已具有近代“正义”的萌芽。
总之，波索什可夫对非物质财富的认识，虽然保留着宗教神学的痕迹，但是他把商人和商业活动作为观察和研究的主要对象，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他的正义观念虽然是指俄罗斯东正教的宗教原则，但是他试图把宗教的原则同新兴的商业资本的力量糅合起来，从而使他的正义观念成为近代正义观念的先驱。波索什可夫把非物质财富即“正义”看成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观点本身就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他的非物质财富，一方面，在西方殖民主义浪潮冲击下，有助于俄罗斯保持本民族的传统特色，稳步推进国家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另一方面，在商业活动中，有助于保护商人的利益，促进国内商业走向新的繁荣。在俄国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情况下，为迎接西方的挑战，波索什可夫提出非物质财富概念，是对本民族传统文化进行深入反思的先例。
在探讨物质财富的过程中，波索什可夫突出地表达了富国强兵的思想。他认为，国家富强的基础是商人，而商人的财富与军队的武力是密不可分的。“商人不要被看作似乎是无足轻重的人，因为没有他们，任何国家，无论大国还是小国都不能生存。”商人和军队实际上是同一个目标下的合伙人：军队从事战争，商人以一切必需的东西来供养和武装军队。“正如没有身体就没有灵魂一样，没有商人军队就不能履行它的职责，没有商人军队就不能生存，没有军队商人也不能成功。”〔9〕在这里，波索什可夫把商业利益同殖民扩张联系起来，显示出强烈的殖民欲望，反映了俄国商业资本兴起时期对市场的渴求。
波索什可夫在回答财富的来源以及如何迅速积累财富等问题上，明确指出：“对于一个王国来说，大量金钱堆积在国库中并不算富裕。只有那样的王国才算真正富裕，即每个人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方面都拥有本国的财富，而不仅仅表现在外观和衣著装饰上。因为给我们衣著添加廉价饰品而变富的不是我们”，而是那些向我们出口“这些廉价饰品的国家才会变富，我们的物质财富将会因获得廉价饰品而被浪费掉”〔10〕。这些论点表明，波索什可夫已经超越了早期重商主义阶段，不再把货币以贮藏的形式积累起来，开始认识到“把自己的金币当作诱鸟放出去”，挣国外人的钱。意味着波索什可夫已由重商主义发展到了主张“贸易差额论”的重工主义阶段。在他看来，对外贸易既能浪费财富也能增加财富。他主张限制西方消费品的进口，大力发展本国工商业，增加商品出口，争取贸易出超。因此，波索什可夫的国际贸易思想以贸易保护主义为主要内容，主张国家对外贸实行垄断，由国家和商人统一价格，一致对外。面对西方的殖民掠夺行为，波索什可夫首次提出了与西方展开价格战的思想，其主要内容是：外国商品进口价格应由俄国决定，而俄国商品出口价格应由国家和商人协商决定。“如果他们（西方商人——引者）不愿付给我们的货物以更多的钱，那么他们可以把自己的货物留在手中，而我们，感谢上帝，没有他们的货物也能生存。”〔11〕这种思想触及到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兴起而形成的不合理的世界经济秩序，显示了波索什可夫可贵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对保护本国工商业发展、捍卫国家主权具有积极意义。但是，他对俄国自我生存能力的过分自信，无疑不利于俄国打开国门，广泛吸纳西方先进文明成果，因而又具有保守的一面。
在价值和价格理论上，波索什可夫把价值和价格混为一谈，把政治权力而不是价值规律看成是价格形成和波动的依据，具有浓厚的国家主义思想。他认为，“根据完全公平的利益，应该规定每种商品的价格”〔12〕，而价格的决定权来自于沙皇的意志。“无论我们的货物定高价还是相反，都完全是我们君王的意志：他的决定是不可更改的。”这样，波索什可夫就把政治权力看成价格形成和波动的决定性因素。虽然他对西方商人根据生产和市场状况决定价格的做法相当了解，但他并不认为那种做法适合俄国。“我们的沙皇不是一名商人而是一位独裁的统治者。”〔13〕很显然，波索什可夫是沙皇专制制度的鼓吹者和拥护者。适应当时的政治需要，他提出由国家和君主垄断商品价格的思想，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随着商业资本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思想就成了俄国工商业发展的桎梏，其影响是深远的。
波索什可夫还认为，西方的货币理论不适合俄国。他说，在俄国，货币的价值是由沙皇的意志决定的；在外国，人们“根据金属的含量而不是他们国王的意志来计算货币的价值；他们推崇银和铜胜过他们的君王！但是我们尊敬我们的君主就像尊敬上帝一样，并热衷于他的荣耀，非常忠诚地执行他的意志”。“因此应当考虑到，在我们国家不是金属的重量而是沙皇的意志决定货币的价值”〔14〕。因此，他反对西方商人擅自决定俄国货币同他们国家货币的比价。他说，“我们的君王是他自己的主人，如果他命令在他自己国家中把1戈比算作10戈比， 别人也得那样”〔15〕。这些观点在当时是与俄国中央集权的加强相适应的。面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冲击，这些观点具有捍卫民族国家主权的积极作用。但是，波索什可夫浓厚的国家主义思想使他的经济理论走向荒谬。
作为俄国新兴商业资产阶级的代表，波索什可夫在强大的封建贵族地主和国家官僚势力面前，深感孤独无助。为了保护商业资产阶级利益，只有依赖国家和君主的力量。“俄国商人和其他国家比如法国商人不同，他们不反对封建制度及其上层建筑，相反地，俄国商人却想极力利用农奴制度并向专制制度表示忠忱。”〔16〕所以波索什可夫的重商主义思想既反映了商业资产阶级同国家政权的勾结与妥协，又顺应了当时的政治需要。这是他的经济理论及政策主张常常陷于混乱和自相矛盾的原因所在。
三
波索什可夫的经济政策主张是多方面的，其核心是国家与君主对国民经济的干预、调节和控制。这正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的主要特征。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虽然资本原始积累采用了多种方法和手段，“但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17〕。
第一，保护商人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波索什可夫曾向沙皇政府建议，“商人必须受到密切保护以免受到所有压迫者的压迫，以便使他们不受军队或沙皇其他任何仆人的伤害”〔18〕。为此，他提出实施商人登记注册制度，取缔无照经营者，“士兵或其他任何职业的人不应当从事贸易活动，但是如果他们愿意那样，那么他们必须登记注册为商人”。除非采取措施取缔所有无照经营者，这些人“实际上是绅士、行政官员或军事官员、农民，否则我们的商人决不会有真正的兴旺发达，来自商业贸易的税收也决不会有任何增加”〔19〕。因为在彼得大帝时代，那些“无执照营业的商人”往往拥有各种特权，他们既不缴税也不受有关法律的约束，对正常的商业活动产生很大冲击。波索什可夫敢于直言现实利弊，为商业资本的发展争取正当权利，其胆识自有过人之处。
第二，国家须对商业活动进行统一、有效的管理。“为保证我们商人中间如此永恒的公正，所有市场都应设有级别不同的官方监督员。”市场监督官员要对商品价格实施严格监督，对市场交易中短斤少两、质次价高的商业欺诈行为予以严厉制裁。商品价格应由国家统一制定，而且，“就像度量衡通行各地一样，价格应该永远一致而不可更改，无论年景好坏”〔20〕。这一政策主张旨在改变彼得改革以来商业活动中的混乱局面，有其积极意义。但是如此整齐划一的“严格管理”显然不会带来商业的繁荣。俄国历史上对权力过分倚重的行政命令传统由此可见一斑。
第三，由国家控制对外贸易，同西方展开价格战。在出口本国商品时，“没有负责贸易监督官员的许可，集市上任何数量的货物，无论大小，都不得卖给外国人”，俄国有关商人必须按其贸易股份，按比例提供出口商品。“这样，所有商人将按照友好的协议一致行动，而且谁也不能提供比其他人更低的价格”。做到统一价格、统一行动、一致对外，从而避免俄国商人竞相压价而让外国商人坐收渔利的现象。在波索什可夫看来，俄国商品出口价格一旦确定，外国商人必须接受。如果他们违约拒收或试图压价，那么这些出口商品就由俄国较富有的商人买下。“只要外国购买者不以固定的价格接受我们的货物，这些货物决不能卖给外国人，无论货物数量大小”。同时，外国商人运到俄国的商品必须按原路返回，否则，停在俄国港口将加收关税，而俄国出口商品在待售期间，每年以10%的价格上升，直到外国人同意购买。因为“即使他们不为我们提供他们的任何货物，我们仍然能够生存，而他们没有我们的东西连10年也活不了”〔21〕。他认为，这样做正是外国商人应得的报复，因为“外国商人把他们的商品价格定得出奇地高，因此对我们极不公平。至于对他们的不公平，那不是我们的过错，而是他们本身顽固不化的恶果”〔22〕。作为对西方冲击的反应，波索什可夫倡导同西方展开价格战，是积极主动的，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在对外贸易政策上，波索什可夫还主张限制外国商品的进口。他认为，大量进口外国商品尤其是消费品，会使俄国出现贸易入超，造成国民财富的流失。因此他提出要有选择地进口外国商品，选择的标准是“为本国繁荣所必需和有利”，并以最终减少对外国商品的需求和依赖为目标。“在一切情况下，当某种商品能够在俄国找到时，我们就必须满足于使用我们自己的商品，而且即使花一半的价钱也不要从外国购买”〔23〕。这一政策主张有利于本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第四，俄国应当仿效西方，建立行会制度，对工场手工业者进行技术培训，并通过技术培训发放学徒证书作为从业证明。“没有一个好的指导者予以适当的指导，我们的手工艺人就不能指望兴旺发达或博得良好声誉，而只能在贫贱中渡日。”在波索什可夫看来，“好的指导者”首先是西方的技术人才。引进西方的技术人才是发展民族工商业的重要前提之一。“如果某种重要技术对俄国来说是全新的，在这种技术上表现突出的外国人来到我国，应当给他一个工场和一打或更多的学徒，来明确地、勤奋地教育他们，并且毫不保留他的知识。”同时，他又认为，所引进的技术人才必须是有选择的，其技术应该是“重要”而又“全新”的。对那些为俄国技术进步做出突出贡献的外国人，应予以奖励，这样“他可以带着荣誉回到他的国家”，其他的一些“匠人在得知他得到了怎样的待遇时，也许会受到鼓励而从那里启程，从而促进俄国各种手工业的发展”〔24〕。
第五，效法西方的专利制度，鼓励本国人的发明创造。他认为，如果在俄国实行专利制度，“许多足智多谋的人就会自觉地着手发明能为他们带来利润的新事物。”他以自己的经历说明专利立法的重要性：“拿我自己来说吧，我有五六项发明足以使我值得称道，但是至今仍不允许从中获利，因而它们都毫无结果。所以，订立一项有关发明者问题的严格法规，是一件最为重要的事情；这样一来，许多发明者就会涌现出来。”外国技术之所以先进就在于此，而不在于他们人种与俄国人种有什么区别：“外国手工艺人也是人，与我们没有区别；但他们从调节他们工作的法令中获得力量，所以在技术上超群出众”。
第六，发展俄国民族手工业工场，特别是纺织业工场。波索什可夫认为，大量亚麻和大麻等纺织原材料出口对俄国是不利的，因为外国商人利用这些原材料制成商品又打入俄国市场，从中牟取高额利润，而俄国人却为此浪费了大量财富。因此，他极力倡导利用西方先进技术，创办俄国人自己的工场，充分利用本国的原材料和劳动力。这样不仅可以减少国民财富的流失，而且可以使“自己的人民受益”。他指出，把原材料等初级产品出口改为制成品出口，既可改变贸易产品的结构，又能提高出口商品的技术附加值。他特别强调，“最好向他们出口制成品”，“不是必须进口用我们自己的材料制成的纺织品，而是我们应当向国外出口制成的纺织品”〔25〕。这就把发展国内手工业工场同萌芽中的进口替代战略联系起来，从而为俄国资本主义手工业工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波索什可夫积极支持国家贷款或商人自筹资金开办各种工场。关于国家贷款，他指出，如果技师能够保证他的事业给国家带来利益，而他本人又无资金开办大型工场时，“应当从市政税收（或陛下能够支配的其他任何税收来源）中预先付给他资金来建工场”。贷款的使用由国家税务官员监督，以保证资金发挥最大效益。为此，他对工场的地点选择、用人制度等方面提出了具体建议。他认为，工场应当设在交通方便、水源充足和食品供应方便的地方。他还建议，应当允许自筹资金建立的工场雇用农民甚至流民，且不分性别。“如果有人以自己的创造力和代价创办了（对国王有益的）工场，他应当得到许可接受流浪的男女儿童，并把他的技术教给他们；而一旦得到教育，他们就会永远留在他的身边。”〔26〕这样，既为工场解决了劳动力，又吸收了大量流民，是一项利国利民的事业。
第七，关心农民问题，重视农民利益。彼得一世改革以来所推行的重税和掠夺政策，严重破坏了农村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使大批农民破产。他们纷纷逃亡，并同前线的逃兵结合起来，进行有组织的起义，严重危及到沙皇的封建统治。波索什可夫在主张以法“治乱”的同时，提议在全国普遍推行通行证制度，禁止农民随便流动。他认为，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强迫农民把孩子送到教堂学习文化知识，是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学会读写的青年农民不仅有益于管理他们的人，而且对陛下的服务也是有好处的。”因此，波索什可夫请求沙皇出面保护农民的利益，反对地主对农民的过分压榨，“因为农民的财富就是王国的财富。”为了减轻农民的负担，恢复和发展生产，他主张以土地税取代人丁税，“如果上帝这样安排，即我们伟大的君王对土地征收统一的土地税，那么就没有人再像现在这样占有土地而一无所用，而所有人都将根据他们土地的数量按比例纳税”〔27〕。无疑这对农民有利，而地主阶级是不会答应的。尽管土地税在那个时代是行不通的，然而波索什可夫能够提出这个问题，说明他的思想具有时代的超越性。
波索什可夫的经济政策主张以“共同幸福”为目标，“以便使没有人发生贫困，人人都安居乐业”〔28〕。他试图解决彼得一世改革以来所产生而未能解决的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效率与公平、发展与稳定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具有历史进步意义。不过在当时来说，这些主张是不可能实现的。
四
波索什可夫的重商主义思想是彼得一世改革时代的产物，同时又超越了这个时代。彼得一世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力图解决“在彼得一世时代所发生的雄心勃勃的对外政策同脆弱的经济之间的矛盾”〔29〕。但是，他遵循的原则是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以武力为后盾，以全盘西化为手段，以跻身于欧洲强国之林为目的。彼得一世曾说过，“我们需要欧洲几十年”，“然后我们就可以不理她”〔30〕。因此，彼得一世的改革是不系统、不连贯的。而波索什可夫从一开始就对彼得的经济改革政策和主张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刻的思考，把视野拓宽到精神领域，从社会整体探讨经济发展问题。这样，他就超越了时代的局限，使他的许多观点和主张富有远见，颇具历史启发性。而且，他远远超出了西方重商主义的狭隘性和实用性，在重商主义思想发展史上具有进步意义，为后来实行重商主义的国家提供了借鉴。
重商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早的理论探讨，是经验性的、粗疏的和不科学的。波索什可夫的重商主义思想也不例外。其根本错误在于，没有理解财富的本质和来源，把货币当成财富，把商业流通领域中的对外贸易当成财富的唯一来源。这正是那个时代的反映。但是，波索什可夫的重商主义思想顺应了时代的需要，表达了商业资本进一步发展的迫切要求，成为商业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向封建自然经济挑战的有力武器，为俄国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指导。
注释：
〔1〕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 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上册，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340页。
〔2〕J·S·布拉姆利主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6卷，《大不列颠和俄罗斯的崛起》1688-1715，剑桥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 第835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第759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第603页。
〔5〕伊·波索什可夫：《贫富论》，伦敦阿斯隆出版社1987 年版，第154页。
〔6〕《贫富论》，第154页。
〔7〕《贫富论》，第166页。
〔8〕《贫富论》，第255页。
〔9〕《贫富论》，第253页。
〔10〕《贫富论》，第154页。
〔11〕〔12〕《贫富论》，第258、259页。
〔13〕《贫富论》，第258页。
〔14〕《贫富论》，第375-376页。
〔15〕《贫富论》，第259页。
〔16〕B·H·雅可夫柴夫斯基：《封建农奴制时期俄国的商人资本》，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208页。
〔17〕《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19页。
〔18〕《贫富论》，第253页。
〔19〕《贫富论》，第254页。
〔20〕《贫富论》，第256、263页。
〔21〕《贫富论》，第257-258页。
〔22〕《贫富论》，第259页。
〔23〕《贫富论》，第261页。
〔24〕《贫富论》，第279-281页。
〔25〕《贫富论》，第279-285页。
〔26〕《贫富论》，第285页。
〔27〕《贫富论》，第313-332页。
〔28〕《贫富论》，第321页。
〔29〕西里尔·E·布莱克：《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 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91页。
〔30〕A·伦汀：《18世纪的俄罗斯》， 竖琴与划船出版有限公司，巴恩斯和诺贝尔分公司1973年版，第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