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学派对清代才学小说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扬州论文,才学论文,清代论文,派对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一
《野叟曝言》、《蟫史》、《镜花缘》以及其他一些才学小说，大都出现于乾隆、嘉庆、道光时期，这一时期执学界牛耳的是乾嘉考据学派，该学派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清初进步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开创的经世致用之学，它的出现，是对空谈性理、扼杀人性的程朱理学的一种反动。其中，出现较晚但影响很大的扬州学派，是乾嘉学派的一个重要的分支流派。
扬州学派直接承接吴、皖两派的余绪而兴起，其组成人员大多是扬州一带或扬州周边地区人，其中有不少是皖派开创者戴震的学生或私淑弟子。扬州学派受皖派的影响很深，但对吴派的治学精神也能有所继承，他们学术研究的范围较为广博，研究也颇具深度。正如张舜徽在《清代扬州学记》中所指出的那样：“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无吴、皖之专精，则清学不能盛；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扬州学者治学的特点，首先在于能‘创’。……其次在于能‘通’”。扬州学派的一部分学者如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人，主要致力于纯汉学的研究，他们运用考证、实证的方法，借助于渊博的知识，熟练地进行归纳和演绎，在文字、音韵、训诂、考据、校勘、笺释、辨伪、辑佚等方面都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成绩，对语言学、文献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扬州学派还十分重视对传统数学的研究，出现了焦循、阮元、李惇、黄承吉等会通中西的数学家，阮元还组织人员编写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科技方面的专著《畴人传》。扬州学派中的一些佼佼者，如汪中、焦循、凌廷堪、洪亮吉、阮元等人，他们重视音训考据但又不一味沉湎其中，而只是将其作为探索古代经典中“义理”的一种手段，他们发扬了戴震“志存闻道”的精神，对社会现实十分关注，力图借助于音训考据之学批判现实，批判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宋学，他们实际上是一批带有异端色彩的进步思想家。但就整体而言，扬州学派的经世色彩较为淡薄，清初顾炎武等人大胆怀疑、猛烈批判的战斗精神，在许多扬州学派的学者身上是不大能找得到的。
从乾隆后期开始，大清帝国由极盛转入衰微，政治、经济、文化出现了全面的危机。急剧变化的形势和日益加深的社会矛盾，使得当时的知识分子不能继续埋首于古代典籍，而必须将注意力和精力转移到社会现实中来。产生于“太平盛世”的汉学因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而不断走向下坡。嘉庆皇帝即位之初，曾下令广开言路，希望知识分子参政议政，提出适应统治者需要的救世良策来。于是，士林学风开始由脱离现实、回避现实向关注世情的方向转换，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潮又遥接明末清初的实学思潮而再度勃兴，其中心人物是嘉道之际的龚自珍、魏源、林则徐、包世臣等。他们举起了今文经学的旗帜，援经议政，通过《春秋公羊传》的研究，宣扬“大一统”、“张三世”、“存三统”、“受命改制”等微言大义，通过这些“非常异义可怪之论”，阐发进行社会变革以匡世救弊的政治思想，他们抨击种种社会弊端，研究吏治、科举、漕运、沉河、盐政、人口等种种实际问题，提出改革措施，希望能振衰祛弊，增强国力，推动社会发展。这种经世致用的文风，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
二
《惇史》作者屠绅、《野叟曝言》作者夏敬渠，都是江苏江阴人，与扬州所属的靖江仅有一江之隔。而《镜花缘》作者李汝珍长期生活的海州、淮南都离扬州不远，李汝珍曾直接受业于扬州学派的中心人物凌廷堪，与扬州学派的成员许桂林、许乔林有亲戚关系，与扬州学派的阮元、洪亮吉、孙星衍等著名学者也有一些间接关系，而屠绅也与洪亮吉交往甚密，扬州学派对《野叟曝言》、《惇史》和《镜花缘》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扬州学派对《镜花缘》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在尊崇知识、以学问为小说的博学倾向上。扬州学派继承了顾炎武等前辈学者强调读书、求实求是的学风，许多重要人物都是饱学之士。汪中遍观经史百家，精通文字训诂，谙熟山川地理、名物象数，又以工诗能文倾动学林。凌廷堪“淹贯百家，邃于三礼、天文、律算之学”，焦循更是腹笥博赡，在经学、数学、天文、地理、文学、音训等领域均颇有建树。受此影响，清代才学小说的作者都为博综多闻的学者，《江阴县志》称夏敬渠“英敏积学，通史经，旁及诸子百家，礼乐兵刑、天文算数之学，靡不淹贯”。屠绅是一个有名的诗人，著作宏富，他在书中记下了许多奇特怪异之事。李汝珍也是一个学富五车的作家，余集在《李氏音鉴》的序言中说：“大兴李子松石，少而颖异，读书不屑屑章句帖括之学，以其暇旁及杂流，如壬遁、星卜、象纬、篆隶之类，靡不日涉以博其趣。而于音韵之学，尤能穷源索隐，心领神悟。”正因为如此，这些作家才能站在前人积累起来的文化基础之上，具有比较开阔的眼界和博大从容的气度，写出了在中国小说史上别具一格的学问型小说。
夏敬渠有意识地要将《野叟曝言》写成一部“熔经铸史的人间第一奇书”，小说中有大量的有关历史和经学的内容，如第七十八回，整整一回都讨论陈寿的《三国志》，八十七回专门讨论《中庸》。书中涉及了许多自然科学知识，文素臣在新婚之夜还与妻子璇姑讲三角算法、勾股定理和火星水星的运行轨迹。此外，小说中还有大量的论诗谈文、行医治病的内容。可以说，《野叟曝言》是一部内容无所不包的百科全书。
屠绅借小说显示其才藻之美的意图也体现得非常充分，小说中关于算学、织绵回文诗、四灵图、阴阳五行的描写，光怪陆离而又神奇玄妙，充分显示了作者的才情。
音训考据是乾嘉时代汉学家的专长，扬州学派的学者无一不精通此道。李汝珍曾著有《李氏音鉴》一书，对南音和北音的音韵都作了深入的研究。在小说的第二十三回，作者借林之洋之口说：“你问的是《少子》么？就是‘张真中珠’。”李汝珍自称是老子（李耳）的后代，他给《镜花缘》取了一个与《老子》一书相对应的名字《少子》，而“张真中珠”则是音韵学的韵目，以韵目来代替《镜花缘》的书名，可见李汝珍颇以精通音韵学而自负。小说中有二十多回的情节，都贯穿着音韵学的内容。第十五回至第十九回，写多几公、唐敖在黑齿国与两少女卢亭亭和黎红红讨论古音、反切和古书注解；第二十八回至第三十一回，写唐敖、多九公在歧舌国学习音韵，都是书中最精彩的片断。小说中的紫衣女子卢亭亭说：“读书必先识字，要识字必先知音。若不先将音辨明，一概似是而非，其义何能分别？可见字音一道，乃读书人不可忽略的。”其见与扬州学派段玉裁、王念孙等人的观点完全吻合。此外，《镜花缘》中还写了不少考据论学的内容，在写海外异国和珍禽怪兽、奇花异草、灯谜酒令时，运用了大量的古籍，显示了其学问的广博和高深。
《镜花缘》中约有近二十处写到行医治病，涉及到的病症有跌伤、烧伤、中署、腹胀、腹泻、痈疽、乳腺炎、出痘、先兆流产、便血、寄生虫等等，书中对许多病理和药理进行了分析，并开列了不少治病的药方。陆以朒《冷庐杂识》说：“《镜花缘》说部征引浩博，所载单方，以之治病辄效”[1](P216)，可见李汝珍对医道十分谙熟。有人推断他曾行过医，并非毫无根据。
《镜花缘》中有许多有关数学的情节，涉及到盈朒算法、差分法、雉兔同笼算法以及运用近代光学、声学知识听雷计程。在第七十九回中，才女米兰芬将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面的第八位数字。诸如此类的情节，与扬州学派重视数学的治学方法不无关系。
在《镜花缘》中还有不少讽刺和抨击空疏不实学风的文字，这也与扬州学派的影响有关。理学家们奢谈性命天理，废书不观，“外轻经济事功，内轻学问文章，守陋自是”，为空虚浅薄学风的形成提供了温床。而八股权士的科举制度，又培养了一大批醉心名利、孤陋寡闻、为攫取名利而不择手断的丑儒陋儒，他们唯研八股，“他书一切不观”，只会模拟程墨范文，通过投机取巧跻身仕途。这样便造成了知识界心智扭曲、虚脱贫乏的状况，对此，乾嘉学者曾痛下针砭，李汝珍也多有讽刺。小说第二十二回，说那些读书人“自从得了功名，就把书籍撇在九霄云外。幼年读的《左传》右传、《公羊》母羊，还有平日做的打油诗、放屁诗，零零碎碎，一总都就了饭吃了”。白民国的学究装腔作势，目空一切，厅堂上悬着“学海文林”的玉匾，两旁挂着“研六经以训世，括万妙而为师”的对联，在唐敖等人面前大言道：“不是我夸口说我的学问，只要你们在我眼前稍微领略，就够你们终身受用”。然而他教起书来却白字连天，将《孟子》中的“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念成“切吾切，以反人之切”；将“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念成“羊者，良也；交者，孝也；予者，射也”。林之洋在淑土国酒店里，埋怨酒保以醋当酒，一驼背老者连忙制止，讲了一番道理，连用五十四个“之”字，内容无非是醋价高于酒价，酸风射人，听得林之洋等人浑身发麻；另一老儒将吃剩的盐豆尽数包了藏入怀中，将余酒剩菜交酒保保管，声称缺一罚十，又将桌上一根秃牙杖闻一闻后收入袖中。作者以追魂摄魄之笔，将附庸风雅、一钱如命的酸秀才刻画得穷形尽相，对妄自尊大又浅薄无知的腐儒丑儒进行了绝妙的讽刺。
正如胡适所说，李汝珍的“那个时代是一个博学的时代，那时代的小说，也不知不觉地挂上了博学的牌子，这是时代的影响，谁也逃不过的”。以《镜花缘》为代表的才学小说所表现出来的重学尚智、论学谈艺的特征，与乾嘉扬州学派的影响当是密不可分。
三
上述三部才学小说中都有许多批判社会现实、提倡社会改革的内容。《野叟曝言》的主人公文素臣在皇帝面前痛陈时弊，要求斩除宦官，改良朝政。文素臣除暴安良的种种行为，充分展示了作者在现实中不能实现的拯世济民的人生理想。《惇史》则对当时军队中的种种弊端多有揭露，对屡屡发生的边患深为忧虑，小说中大写治兵用兵之道和平定海寇的战争，实际上是作者经世济民情怀的一种流露，在这方面表现最为突出的当数《镜花缘》。
《镜花缘》作者李汝珍“于社会制度，亦有不平，每设事端，以寓理想”，他一面批判封建末世的种种弊端，对社会上的陈观陋习进行了广泛的抨击，主张移风易俗、禁绝侈靡，同时还提出了改良现实的主张。小说第六十八回，阴若花将回女儿国做太子，另外三位海外女子枝兰音、黎红薇、卢紫萱分别被授予东宫少师、东宫少傅、东宫少保之职，在离开康都长安之前，三子女商议道：“将来若花姐姐做了国君，我们同心协力，各矢忠诚，或定礼制乐，或兴利剔弊，或除暴安良，或举贤去佞，或敬慎刑名，或留心案牍，辅佐他做一国贤君，自己也落个‘女名臣’美名，日后史册留芳，岂非千秋佳话！”女才子的这番任职宣言，实际上是作者改良主义的政治纲领。在小说所赞扬的武则天的十二条德政中，有释放宫女、设立育女堂、养媪院、救济孤寡妇女等内容，这也是改革思想的一种体现。小说还通过想象，虚构了一个君子国，借以表现自已改良主义的政治理想。君子国“国王向有严谕，臣民如将珠宝进献，除将本物烧毁，并向典刑”。身为宰相的吴氏兄弟，为人谦恭和蔼，脱尽仕途习气，居处尽是柴扉篙墙，出入无车马随从，国君礼贤下士，有事去宰辅家商量。作者设计的这一理想国带有鲜明的近代民主政治色彩，这是当时改革思潮和学习西方思潮在小说中的反映。有论者指出：“佳智国民，尽人皆须读书识字，而后始得为成人，又近日国民教育之规模也。大人国冢宰出游，亦不过小奚相随，天驺从仪卫之繁，暗合泰西风气”[1](P215)。
龚自珍等人曾猛烈抨击八股科举制度禁锢思想、摧残人才的罪行，这一点在《镜花缘》中也多有回应。小说深刻揭露了科考中营私舞弊的现象，黑齿国的科举考试，“总是关节夤缘，非为故旧，即因钱财，所举真才不及一半”，才华出众的卢亭亭和黎红红，因为既无钱财，又无势利，只能名落孙山。作者借唐敖之口感叹道：“世人只知纱帽底下好题诗，那晓得草野中每每埋没许多鸿儒。”亭亭的母亲缁氏，自幼饱读诗书，但总是考不中，年老时每每提起就一腔闷气。听说天朝要开女科，她也不觉技痒，想用乌纱药将头发染黑，用引见胰和玉容粉将脸上的皱纹遮掩，希望能郡考中式，得个“文学淑女”的匾额；考试发榜前，秦小春和林婉如长吁短叹，忽哭忽笑，浑身抖战筛糠，唯恐不中；发榜以后，两人躲在茅厕里，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倒像疯癫一般，只管大笑，这一富有喜剧性的悲剧，深刻揭示了八股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心灵的戕害。在第二十四回中，李汝珍提出了改革考试制度，实行分科考试的主张：“考试之例，各有不同，或以通经，或以明史，或以词赋，或以诗文，或以策论，或以书启，或以乐津，或以音韵，或以刑法，或以律算，或以书画，或以医卜”。总之，考试内容多种多样，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可以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才智和特长。
理学家和汉学家都有脱离实际的倾向，而嘉道之际的经世派人物则比较注重现实功利，主张治学应切合国计民生，立足于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龚自珍明确指出：“道也，学也，治也，则一而已矣”。《镜花缘》常常通过生动形象的描述，表现对于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实践性知识和能力的推崇。如小说第三十五回，写女儿国遭受洪涝之灾，唐敖凭借自己掌握的水利知识，勇揭黄榜，提出了自己的治河方案：“我想河水泛滥为害，大约总是河路雍塞，未有去路，我只给他处处挑挖极深，再把口面开宽，来源去路也都替他各处疏通。大约河身挖深挖宽，自然受水就多；受水既多，再有来路，似可不致泛滥了。”这一方案有的放矢，行之有效，博得了该国国舅“留心时务，识见高明”的称赞。在治水过程中，唐敖只是认真进行实地考察，制定治水方案，又将船上带来的生铁，指导工匠打造成开河工具，他还亲自上工地指挥工人筑坝取土，检查质量，早起晚睡，日夜辛勤，终于治好了女儿国的水患，受到当地人民的敬仰，为他立了生祠。李汝珍本人曾在豫东砀山县做县丞，负责邵家坝的水利工程，许乔林称赞他：“吾子经世才，及时思自见，熟读河渠书，古书用宜善”。小说中关于女儿国治水的描写，显然与李汝珍在豫东时积累的丰富的治河经验分不开的，从中可以看出李汝珍也深受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影响。
任何优秀作品都不可避免地打上时代的烙印，没有清代后期特殊的时代背景和这一时代的特殊学风，就不会有《镜花缘》等才学小说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