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邶鄘卫与涞水北国的地理纠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涞水论文,纠葛论文,北国论文,地理论文,邶鄘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16)03-0078-09 自东汉以来，邶鄘卫作为周初三监封地这个大前提是历代学者所认同的。尽管在三监人物、封邑及其隶属关系等问题上多有歧见，但人们对于邶鄘卫的地望总于朝歌左近求之，而不会注目于殷畿之外。王国维作《北伯鼎跋》，通过对涞水所出北国铜器的研究，提出旷古未闻的邶鄘卫新说，认为邶即燕在涞水，鄘即鲁在奄中，从根本上颠覆了邶鄘卫为三监封邑的传统说法，致使千年定案再生疑云。本文拟对王国维邶鄘卫新说略加检讨，重新考察邶鄘卫的方位所在，进而厘清邶鄘卫之邶与涞水北国的关系，以期有助于弄清历史的真相。 一、邶鄘卫新说辨正 为方便讨论，兹将王国维在《北伯鼎跋》中提出的邶鄘卫新说节引如下： 彝器中多北伯北子器，不知出于何所。光绪庚寅，直隶涞水县张家洼又出北伯器数种。余所见拓本，有鼎一、卣一。鼎文云“北伯作鼎”，卣文云“北伯
作宝尊彝”。北，盖古之邶国也。自来说邶国者，虽以为在殷之北，然皆于朝歌左右求之。……余谓邶即燕，鄘即鲁也。邶之为燕，可以北伯诸器出土之地证之。邶既远在殷北，则鄘亦不当求诸殷之境内。余谓鄘与奄声相近……奄地在鲁。……武庚之叛，奄助之尤力。及成王克殷践奄，乃封康叔于卫，封周公子伯禽于鲁，封召公子于燕，而太师采诗之目，尚仍其故名，谓之邶、鄘，然皆有目无诗。季札观鲁乐，为之歌邶、鄘、卫，时犹未分为三，后人以卫诗独多，遂分隶之于邶、鄘，因于殷地求邶、鄘二国，斯失之矣。[1]548～549 王国维关于邶鄘卫地望所在的新说法，一度颇受学界推崇。顾颉刚先生就说：“这是用考古学的资料定邶与卫(殷)之所在，又用语言学的资料定鄘之所在，因而指出邶在今河北省境，鄘在今山东省境，卫在今河南省境，三国有相当远的距离，从此可把郑玄、皇甫谧、颜师古们硬性规定三国在纣城之外的说法根本推翻，可称为一个有力的创说。”[2]虽然顾氏全面肯定王说，但在具体论证过程中，则比较同意陈梦家先生对王说所作的局部调整，肯定鄘是有“旧鄘”之称的“宋”[3]142～143。刘起釪先生除了否定邶即燕之外，几乎全盘接受了王国维的意见并进行了更为充分的论证[4]，极大地增加了王说的影响力。 在今天看來，王氏立论的基础是非常薄弱的。文章对各种资料未加全面细致地分析，仅据有关铜器的出土地就提出了惊世骇俗的邶鄘卫新说，自然存在不少可以商榷的地方。 第一，北国诸器出于涞水不能证明邶即燕。以出土地来判定铜器铭文所涉某一国族的地望，直到今天仍是学者们经常使用的研究方法。但它的有效性还必须依赖于其他相关辅助性资料，特别是需要对文献资料加以细致分析，方可定案。但这项工作王国维并没有做，自然使邶鄘卫之邶地在涞水的结论缺乏可信度。至于邶即燕，除了北国诸器出土于燕地外，别无其他证据。在传世铜器铭文中，铭刻“燕侯旨”的铜器早有著录(如方濬益《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王氏应可看到。只要稍加分析，就会觉察到周初既有燕侯旨(近年又发现燕侯克)，怎么还会有北伯器中的“北伯
”“北伯邑辛”两代北国之君?北伯器与匽(燕)侯器同时并存，无论如何也无法轻下邶即燕的断语。于省吾先生指出：“王氏谓‘鄘’与‘奄’声相近，其说可信。至谓‘邶’即‘燕’，殊不足据。鄙意以为‘邶’，金文作‘北’，以其在殷都安阳以北，故以为名。邶之为国，当在燕之南与殷之北，即今河北省之南端。王以三戈出于易州，证殷人疆域之广，不知近年来殷代彝器又出于热河、湖南、浙江等地，不得概视作殷之疆域矣。”[2]在这里，于氏除了指出王说邶即燕的舛误外，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即仅凭铜器出土地来推断一国地望或疆域范围是有问题的。随着今日考古材料的增多，这一点已是人所共知。但在王国维那个年代，中国考古事业尚在起步阶段，他有此失误虽可理解，但不可盲从。 第二，单靠声韵相通不能肯定鄘即鲁。三监的封立在武王克商之后、周公东征之前，前后不过四五年时间。在这期间，鲁地尚为奄国所据，那里不可能分封给任何人，当然也不会是邶鄘卫之鄘。对此，顾颉刚先生驳议说，鄘与奄声固可通，但周公东征之前，奄国未灭，其君为奄侯，曲阜一带明是奄地，管叔绝不可能监到那边去。如果鄘即为奄，周公东征，管叔自杀，也不需要“伐奄三年讨其君”了。“王国维把声音偶然相近的‘鄘’和‘奄’并作一谈，必不可信。”[2]顾氏的批评很对，但他同意陈梦家先生的鄘即宋之说仍有可商。《左传》昭公十一年载：“宋城旧鄘及桑林之门而守之。”这里所谓“旧鄘”之“鄘”不是专用地名，而是“城”的意思，故杜注为“旧城”，《经典释文》谓“本或作墉”[5]1124亦其证。《左传》昭公五年说：“祚于四鄘”，杜注亦云：“鄘，城也。”可见“宋城旧鄘”只能解释为宋的故城，而与邶鄘卫的鄘邑实无关涉。此外，《诗》有《鄘风》，亦有宋人所作《商颂》，也说明鄘与宋不可混为一谈。 第三，据季札观乐不能否定邶鄘卫地相毗连。《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公子季札来聘，请观周乐，为之歌《邶》《鄘》《卫》。季子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班固以为这是“三国之诗，相与同风”，原因是周公“迁邶、鄘之民于洛邑”(《汉书·地理志下》)，故于邶鄘卫旧地仅存卫风。杜预注《左传》则认为，季札“听声以为别，故有疑言”。是说乐工演唱的时候，并未说这是邶、鄘、卫的诗，季札通过聆听乐曲，怀疑是卫风。这是肯定《诗》有邶、鄘、卫三风。顾炎武《日知录》却说：“《邶鄘卫》者，总名也，不当分某篇为《邶》，某篇为《鄘》，某篇为卫。分而为三者，汉儒之误。以此诗之简独多，故分三名以各冠之，而非夫子之旧也。”[6]136马瑞辰亦云：“古盖合《邶》、《鄘》、《卫》为一篇，至毛公以此诗之简独多，始分《邶》、《鄘》、《卫》为三。”[7]18～19王国维沿用清儒顾、马之说，进而认为邶、鄘两国有目无诗，后人误以为邶、鄘在殷畿，于是从较多的卫诗中分出一部分，来填补邶、鄘这个空白，以此论证邶、鄘本身远离殷畿，前者即燕，后者即鲁。陈槃先生反对这种说法，他认为：“邶、鄘、卫三国之歌诗土风同，由此说明三国境地互相毗连，而其后邶、鄘亦并于卫，则邶、鄘名存实亡，故得统以卫诗目之矣。”[8]892～893近出上博简《孔子诗论》第26号简有云：“北白舟闷。”这里的“北”与阜阳汉简《诗经》051号“右方北国”[9]7之“北”其义相同，都是指毛诗《邶风》之“邶”，“白舟”就是毛诗《邶风》中的《柏舟》，“闷”则是孔子对《柏舟》一诗的评语[10]156。这说明早在孔子时代，《诗经》已有《邶》《鄘》《卫》三风之分，并非汉代毛公分篇的结果。可见王国维依据清儒的分诗说，来证明邶、鄘是与卫国相距遥远的封国，也是靠不住的。 以上所涉三点，是王国维邶鄘卫新说的核心证据，仔细分析起来都无法使人心悦诚服。王氏所作古史新证，目光敏锐，方法科学，多有精辟见解，为学界所推崇。为什么在邶鄘卫问题上，会有如此严重的失误呢?问题在于他有时也不免忽略自己所倡二重证据法的要义。二重证据不是一面之词，地上地下材料都要合理兼顾，以此非彼不行，坚执一端也不行。王氏的邶鄘卫新说，最大的问题是太多地否定了文献记载，致使陷入重重矛盾，无法自圆其说。 一是言邶鄘卫不及三监。班固《汉书·地理志下》云：“河内本殷之旧都。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诗·风》邶、鄘、卫国是也。邶，以封纣之武庚；鄘，管叔尹之；卫，蔡叔尹之；以监殷民，谓之‘三监’。”郑玄《毛诗谱·邶鄘卫谱》说：“邶、鄘、卫者，商纣畿内方千里之地。……周武王伐纣，以其京师封纣子武庚为殷后。庶殷顽民被纣化日久，未可以建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监，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监教之。自纣城而北谓之邶，南谓之鄘，东谓之卫。”皇甫谧《帝王世纪》说：“自殷都以东为卫，管叔监之；殷都以西为鄘，蔡叔监之；殷都以北为邶，霍叔监之：是为三监。”(《史记·周本纪》正义引)班固、郑玄、皇甫谧等人对三监人物及其封地有着不同说法，是造成后来邶鄘卫问题歧说纷纭的根本原因。但不管他们认为三监人物具体是谁，可以肯定的是，其中绝不涉及任何一位人物被封于燕，或封于鲁，或封于宋。如果离开三监来讨论邶鄘卫问题，就等于只有目标而无出发点的一次怪异旅行，最后则不知回归何处。后来遵信王说的一些学者，也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个问题，竟使一桩千年疑案丧失了息讼的基本前提。 二是言殷畿不分内外。班固、郑玄所说“殷畿”或“殷纣畿内”，是有其特定含义的。实际上，过去人们习称的殷商“王畿”当有两重含义：一是代表商王朝统治天下万邦的整个疆域，一是代表商王朝作为宗主国自身的疆域[11]107～133。很明显，班固、郑玄所言为其后者，而不是说将原来商朝所领全天下的疆土封给三监。殷畿或纣畿的范围有多大?文献也有比较清楚的记载。《战国策·魏策》载吴起说：“殷纣之国，左孟门(今河南辉县西)，而右漳滏(今河北漳河)，前带河(古黄河)，后被山(今太行山)。”大致范围在今河南省北部和河北省南部。郑玄《邶鄘卫谱》云：“邶鄘卫者，商纣畿内方千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贡》冀州大行(今太行山)之东，北逾衡漳(今河北漳河)，东及兖州桑土(今河南濮阳)之野。”两人所言大体一致。因此，邶鄘卫的具体地望，只能在这样的殷畿或纣畿范围内来探寻才是合适的，而不宜把它放到畿外的燕、鲁、宋一带去。 三是言卫境不察沿革。《左传》定公四年说：康叔封卫，其“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命以《康诰》而封于殷墟”。《史记·卫康叔世家》说：“(周公)以武庚殷余民封康叔为卫君，居河淇间故商墟。”又《管蔡世家》说：“(周公)伐诛武庚，杀管叔而放蔡叔……而分殷余民为二，其一封微子启于宋，以续殷祀；其一封康叔为卫君，是为卫康叔。”《尚书·康诰》序说：“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余民封康叔，作《康诰》《酒诰》《梓材》。”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在周公平定三监之乱后，后世所谓邶鄘卫三国的疆地被全部纳入卫康叔的统治范围，主体即是武庚所辖殷畿地境。虽然康叔所治殷民并非全部，其中一部分已随微子迁宋，或者邶、鄘之民已被“迁于洛邑”，但卫国地境在“河淇间故商墟”却是明白无疑的。正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杜预注说：“武王伐纣，分其地为三监。三监叛，周公灭之。更封康叔，并三监之地。故三国尽被康叔之化。”孙诒让《邶鄘卫考》亦云：“周公以武庚故地封康叔，实尽得三卫全境。”[12]109因此，从卫国地境的沿革关系看，邶鄘卫的地望应在康叔所封卫国疆域之内，而不宜另地求之。 总之，王国维提出的邶鄘卫新说，不仅结论与历史实际不合，在研究方法上也不周密，未能真正体现出二重证据法的辩证精神。因此，关于邶鄘卫的地望问题还有必要做深入研究。 二、三监封地邶鄘卫地望考索 在传世文献中，“三监”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大传》：“武王杀纣，立武庚，继公子禄父，使管叔、蔡叔监禄父。禄父及三监叛。”(《毛诗谱·邶鄘卫谱》正义引)这段话前面说管、蔡“监禄父”，似即三监；后文说“禄父及三监叛”，武庚禄父又在三监之外。这说明是时人们对于三监并没有明晰的概念。近出清华简《系年》也言及“三监”，表明这个词早在战国时期就进入了人们的历史视野，但同样无法确知其内涵。到东汉以后，三监人物及其封地才有了明确的说法，但意见颇为分歧。从前引《汉书·地理志》《邶鄘卫谱》《帝王世纪》可知，班固以武庚、管叔、蔡叔为三监，邶、鄘、卫分别为其封地；郑玄以管叔、蔡叔、霍叔为三监，邶、鄘、卫顺次为其封地；皇甫谧亦以管叔、蔡叔、霍叔为三监，卫、鄘、邶分别为其封地，与郑玄说略异。其后，古今学者对三监人物及其封地多有探讨，然无定论。 在三监人物问题上，顾颉刚、刘起釪两位曾有重要研究成果发表[13]。虽然他们依循王国维的邶鄘卫新说对三监疆地的考察未必正确，但对武庚、管叔、蔡叔为三监所作的论证却是可信的。笔者赞同他们的意见，“一是因为它与春秋至西汉间可靠的文献材料相合，二是因为它与周代‘监’字的历史内涵相合”[14]。因此，本文不打算对三监人物再作讨论，只就武庚、管叔、蔡叔的封地作进一步考订。 在这里，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叔鲜、叔度既封于管、蔡，因而后来被称为管叔、蔡叔，为什么还同时领有邶鄘卫某一封地呢?先儒似乎没有太留意这个问题，今日学者大体有两种不同意见。一是改封说。如顾颉刚先生认为：“管叔本封于管，即今河南郑州市，蔡叔本封于蔡，即今河南上蔡县；后来改封殷畿，‘管、蔡’两叔之名也就带了过去，封地虽变而原封的名不变。”[2]或以为“三叔所封的管、蔡、霍三地，可能均系武王克商前的旧封。在武王克商之后，三叔作为三监，因原封地距殷都太远，盖均未就原封国，而是到殷畿，以便于执行对殷的监视作用”[15]245～255。二是兼领说。如晁福林先生说：“邶、鄘、卫三国在周初并立只有短短的四五年时间。……管、蔡自有封国，他们在自己的封国是侯，而在邶、鄘则是监，是一人而统领两地。”[16]或以为“三监之设是监官，与分封封国有所不同”[17]。 前一说没有文献根据，反而否定了有关文献记载，如谓“武王分封三叔……不可能如《史记·管蔡世家》所说在武王克殷之后、设置三监的同时”[18]253～270，即其例；后一说注意到一人兼领两地的事实，却未能清楚说明事情的原委，都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在这里，我们提出邶、鄘为管、蔡驻邑说，以供讨论。先将有关材料胪列如下，再作分析： 《逸周书·克殷》：“(武王)立王子武庚，命管叔相……乃班。” 《逸周书·作雒》：“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禄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东，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监殷臣。” 《史记·周本纪》说：“封商纣子禄父殷之余民。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乃罢兵西归……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奭于燕。封弟叔鲜于管，弟叔度于蔡。余各以次受封。” 《史记·卫康叔世家》说：“武王已克殷纣，复以殷余民封纣子武庚禄父，比诸侯，以奉其先祀勿绝。为武庚未集，恐其有贼心，武王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武庚禄父以和其民。”(《管蔡世家》《鲁世家》略同) 上引材料表明，武王伐纣之役一结束，随即封武庚以续殷祀，“为诸侯，属周”(《史记·殷本纪》)，同时命管叔、蔡叔傅相武庚治殷。待罢兵西归之后，乃大行分封，叔鲜封于管，叔度封于蔡。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管、蔡“傅相”武庚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顾颉刚先生认为，这是司马迁根据西汉对诸侯王设立太傅、丞相的情形推想到周初，“以为管、蔡二叔必然是武庚的‘傅相’，为武庚‘治殷遗民’的，这原是他对于古代史事的一种误解”[2]。顾氏为了说明管、蔡二叔有过改封，故不承认傅相武庚一事。但《逸周书》和《史记》说得非常清楚，管、蔡傅相武庚在前，正式册封于管、蔡在武王班师之后，不顾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而颠倒时间顺序似非合宜。而且《逸周书·克殷》《逸周书·作雒》公认是战国以前的作品，亦非汉代文献，不能说管、蔡傅相武庚是出自司马迁的推想。 其实，武王命管、蔡二叔傅相武庚无非是一种政治策略，是“恐其有贼心”而采取的一项钳制和监督措施。但表面文章要做，冠冕堂皇的漂亮话也要讲，这就是命管、蔡二叔傅相武庚“以和其民”。所谓“相”和“傅”，或合称“傅相”，都是辅佐、协助、帮助的意思。《说文·人部》：“傅，相也。”《集韵·漾韵》：“相，助也。”《周易·泰》：“辅相天地之宜。”孔疏：“相，助也。当辅助天地所生之宜。”中山王
壶铭谓“以辅相厥身”(《殷周金文集成》8735，以下简称《集成》)，是辅、相同义故得连言。可知傅相武庚就是辅助他治理殷遗民。那么，管叔、蔡叔通过什么途径来完成名为傅相、实为监殷这样的政治任务呢? 可以设想，单凭管、蔡两个光杆儿司令跑到武庚的封邑里住下是不行的，那里面临殷商旧势力的包围，不只无法监控武庚，反而容易被武庚所控制。要说管、蔡回到黄河以南自己的封国里实施遥控，那就更不行了。因为当时的通讯与交通条件有限，距离太远等于虚设其职，发挥不了监控作用。所以可行的办法应该是，在武庚封邑的附近找到两座重要城邑，让叔鲜、叔度及其随从(可能还包括少量武装部队)居住下来，名义上不过是管、蔡傅相武庚的工作站，也不损害武庚所封殷畿的完整性，实际上，管、蔡一旦接管各自的驻邑，那里就成了周人监控殷人的据点和前哨，与封邑已相类似。但是，管、蔡的驻邑毕竟只是为了执行特定任务而设立的，所以并不妨碍后来武王大分封时他们被正式册封，各有可以世袭的封国。这恐怕就是管叔、蔡叔各自兼领两地的由来，也是司马迁不以邶鄘卫某一城邑作为管叔、蔡叔封国的原因所在。然而后世不明就里，直以管、蔡傅相武庚的驻邑说成他们的封国，致使一人同时受封两国而难于解释，只好舍管、蔡之地单言邶鄘卫，或用改封说强为弥缝，以致历史真相愈益模糊不清。 弄清管、蔡二叔兼领两地的缘由，就可以进一步考察邶鄘卫的具体地望及其隶属关系了。 先说邶的地望与归属。 《说文·邑部》云：“邶，故商邑，自河内朝歌以北是也。”郑玄《邶鄘卫谱》云：“自纣城而北谓之邶。”《后汉书·郡国志》云：“朝歌，纣所都居，南有牧野，北有邶国。”《读史方舆纪要》云：“邶城：在(卫辉府)府东北。周武王克商，分其地为邶、鄘、卫是也。”[19]2304《大清一统志》云：“邶城在汤阴县东南，周初所分之国。”并谓：“《旧志》今日邶城镇，在县东三十里。”[20]这些材料表明，商末周初邶邑的地望是清楚的，故钱穆先生以为即今汤阴县东南三十里的邶城镇[21]298。今邶城村发现古代遗址多处，其中村东北约500米处有一土台，现存面积约300平方米，相传为周初武庚的观兵台。村西230米处有“城隍岭”，地面下发现有方形城垣，南北长1050米，东西达1564米，城内还可见到战国、汉代的遗物[22]。这些可能与周代邶邑故城有关。 关于邶邑当为三监何人的封邑，汉晋时期即众说纷纭。班固说是武庚的封邑，郑玄归之于管叔，皇甫谧认为是霍叔的监地。其中班固的武庚封邑说，最为今日史家所遵信。如杨宽先生说：“这时把武庚别封于邶，而派霍叔相禄父，是可能的，目的就在于把武庚排挤到较远的北方去，免得威胁中原地区。《逸周书》说……武庚的‘北奔’，也可以作为他封国在邶的旁证。”[18]这种看法实际未必妥当。《逸周书》和《史记》都说武王克商后随即封武庚“俾守商祀”，既曰“守”，则不会远离“商祀”即殷人宗庙所在地。商纣时的都城在朝歌，殷人必在朝歌建有宗庙，这才符合城内宫城“左祖右社”的建筑格局。特别是周公东征，平定三监之乱，“临卫政(征)殷”[23]517，是武庚封邑在殷都最有力的证据。郑玄以为周武王伐纣，“以其京师(朝歌)封纣子武庚为殷后”，道理应该就在这里。所以不能把邶邑认定为武庚的封邑。据《逸周书·作雒》说：“武王克殷……建管叔于东。”皇甫谧说：“自殷都以东为卫，管叔监之。”皇甫氏以卫邑作为管叔的封地当然是错的，但说管叔的驻邑在殷都以东，则与《作雒》篇大体相合。邶邑距朝歌(今淇县县城)约40千米，确切位置在殷都东北方向，大略言之，谓北可，谓东亦可。因此，以邶邑作为周初管叔的驻邑可能性较大。 次说鄘的地望与归属。 郑玄以为纣城而南“谓之鄘”，皇甫谧却认为“殷都以西为鄘”。实际上，鄘邑不可能在纣都朝歌以西，那里属于太行山脉，山地绵延构成天然屏障，在此设防或监控的意义不大。这个鄘城的地望所在，较早的文献不曾涉及。《大清一统志》列有两说：一是《通典》谓鄘城在新乡县西南三十二里，二是《太平寰宇记》谓在汲县东北十三里，《大清一统志》本身则认为“鄘城在汲县东北，周初所分之国”[24]。此前《读史方舆纪要》亦谓：“鄘城，在府(按指卫辉府治)东北十三里。”[19]2304其时卫辉府治所在汲县(今卫辉市)，而钱穆先生定鄘城在“今汲县东南”[21]299，实则应为汲县东北。在今卫辉市城东北十三里倪湾村，有鄘城这样的古城名。村内还发现明代万历三十五年重修关帝庙石碑一通，记有“大明国河南卫辉府汲县北固社人氏居民人等见(现)在鄘城村居住”等字样，成为推断倪湾村为古鄘国所在地的重要佐证[17]。倪湾村位于朝歌之南，两地相距约18千米，邶鄘卫之鄘很可能就在这里。鄘邑应隶属三监何人?班固以为管叔封鄘，郑玄、皇甫谧均以为蔡叔尹之。孙诒让以为“治鄘者，实止蔡叔一人”[12]105，当近于史实。 最后说卫的地望与归属。 卫即殷，这是学界较为普遍的看法。此说似为刘师培首倡，陈梦家、刘起釪、王玉哲等学者续有论证①。如王玉哲先生说：“朝歌本邑原为纣之故都，本名‘殷’，或作‘衣’、‘郼’、‘卫’，实一音之变。”并举证说： 按《礼记·中庸》：“壹戎衣”，郑玄注：“衣读如殷，声之误也。”《左传》宣公六年引《周书》作“殪戎殷”。又按《吕氏春秋·慎大览》：“夏民亲郼如夏”，高诱注：“郼读如衣，今兖州人读殷氏皆曰衣。”此郼即卫字之异体。足证殷、衣、郼、卫等字，虽分属平、入，而韵部相近。“衣”、“郼”、“卫”同在段氏十五部，此部系阴音字，可与阳声“殷”字对转。[15]245～255 当然，有关材料还可以举出一些，如下面就是殷、卫互代的例证： 《逸周书·作雒》：“俾康叔宇于殷。” 《史记·鲁周公世家》：“以封康叔于卫。” 《康侯簋》：“诞令康侯鄙于卫。”(《集成》4059) 这说明“卫”与“殷”在声韵上相通，可以相互借代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恐怕还不是唯一的原因。商末周初，实际已有卫邑的存在，它与殷都朝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逸周书·世俘》云：“甲申，百弇以虎贲誓，命伐卫。”可见武王伐纣时，卫邑就是一个军事重镇，故命令作为王室禁卫军的虎贲对其发起进攻。又《逸周书·作雒》记周公平定三监之乱，“临卫政(征)殷，殷大震溃”。此以殷、卫并言，说明卫邑距殷都朝歌相距不远，很可能是附属于朝歌的一个具有军事防卫功能的城邑。因此在军事进攻上才谈得上“临卫”而征殷，也才可能造成“殷大震溃”的局面。今淇县城东约11千米处，有个卫贤镇(今属浚县)曾是隋朝以后所置卫县的治所，元代以后卫县被废，此地到清代一直都称为“卫县集”[24]，后改为卫贤集。这个地方可能就是商末周初卫邑的所在地。清人顾祖禹考证说：“朝歌城，在县东北。杜佑曰：‘卫县西二十里有朝歌古城。’《括地志》：‘在卫州东北七十里，即纣所都也。’《左传》：‘齐伐晋，取朝歌。’战国时属魏，秦始皇五年拔魏朝歌。汉因置朝歌县，隋改为卫县。今见北直浚县。近志云：县东二十里有卫县城，康叔所封。”并谓，“周既灭殷，分其地为邶、鄘、卫。后以卫封康叔，居河、淇之间故商墟也”[19]2311，2302。如此看来，殷与卫原本是两个不同的地名，由于两地军事防卫体系上的一体化，因而合则一城，分则两地，均指武庚禄父封国所在的中心城邑。待三监叛乱被平定后，殷畿故地成为康叔的封国，当然这个诸侯国不宜复以“殷”名之，而卫与殷都的一体化，用“卫”来称呼康叔的封国便成为与殷都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最佳选择。从此“卫”不再是原来的一个小地名，而是把整个殷畿包括朝歌、邶、鄘、卫等地全面加以覆盖。明确卫即殷这种一体化的关系后，说它在周初四五年间是武庚的封邑，问题就比较清楚了。 以此观之，邶鄘卫作为三监的封邑，具体情况是不同的。邶位于今汤阴东南的邶城村，为管叔驻邑；鄘位于今卫辉市东北的倪湾村，为蔡叔驻邑；卫位于今浚县西南的卫贤镇，因与朝歌是一体化的城邑，实指殷都，为武庚封邑。就邶鄘卫的性质而言，卫(殷都)是武庚禄父封国所在的中心城邑。至于邶与鄘，还算不上真正的诸侯国，名义上只是管叔和蔡叔傅相武庚的驻邑，实际是为了防范武庚有其“贼心”而采取的一项带有钳制和监督性质的措施。后世将邶鄘卫视为性质相同的三个封国或其政治中心所在地，是一种不明真相的误解，应该加以澄清。 三、王子禄父与涞水北国的关系 从前面对三监封地的考订看，郑玄以为“周武王伐纣，以其京师封纣子武庚为殷后”的说法是正确的，而朝歌东北的邶邑并非武庚封地，实为管叔傅相武庚的驻邑。这说明《诗》中邶鄘卫之邶一开始就在朝歌左近，并非“金文的北伯，就是《诗》的邶国”[25]58。至于有的学者提出另外一种看法，认为涞水北国是周公平定三监之乱时武庚禄父“北奔”所建之国，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逸周书·作雒》说：“(周公)降辟三叔，王子禄父北奔。”其他文献则说武庚禄父为周公所杀。例如： 《尚书·微子之命》序：“成王既黜殷命，杀武庚，命微子启代殷后，作《微子之命》。” 《尚书大传》：“周公以成王之命杀禄父。”(《太平御览》卷六百四十七《刑法部十三》引) 《史记·周本纪》：“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宋世家》《管蔡世家》亦云“诛武庚”，《鲁世家》《卫世家》曰“杀武庚”。) 《史记·太史公自序》：“武庚既死，周封微子。” 顾颉刚先生对于这两种不同的记载，更为相信《逸周书》的说法，并借此建立他的假设——“武庚北奔后立国于燕北和肃慎南而名其都曰亳”，因而认为《书序》《大传》这两书的文字，“其为东汉以下人的笔墨则无疑，所以我们还是该信早期的北奔说”[26]。说《书序》《大传》是东汉以下的文字，无疑是不正确的。再说，《史记》非东汉以下文字又该作何解释呢?《书序》《大传》姑置不论，即以《史记》言之，其史料价值绝不低于《逸周书》。清人赵翼说：“一代修史，必备众家记载。兼考互订，而后笔之于书。观各史《艺文志》，所载各朝文士著述，有关史事者，何啻数十百种。当修史时，自必尽取之，彼此校核，然后审定去取。其所不取者，必其记事本不确实，故弃之。而其书或间有流传，好奇之士，往往转据以驳正史，此妄人之见也。”[27]10～11这话虽然说得绝对了一点，但总的来说正史的史料价值高于其他古籍是没有错的。因此，我们宁愿相信《史记》，而不去信《逸周书》的一条孤证。 唐兰先生从另外的角度也曾对北奔说给予肯定。他说：“武庚的名称，跟纣的称帝辛一样，显然不是王子禄父生存时的名，如果在攻克殷都时王子禄父就被杀了，周人绝不会把祭日的庚作为他的称号而且冠以武字的。那么，北奔的话是真的。”[25]20其实不然。一则，三监之乱，武庚为首恶，周公平叛岂可轻易放过他，甚至让他在北疆堂而皇之立国，文献屡见“杀武庚”应非空穴来风。二则，武庚未死，殷祀不绝，这就谈不上命微子启代殷后奉其先祀的问题。三则，周封微子，以续殷祀，其遗臣要定王子禄父死后的庙号为武庚，又何须周人来劳神。可见唐氏对武庚日名的分析，仍然不能证明“王子禄父北奔”的真实性。 近年清华简《系年》的发现，似乎对北奔说构成新的佐证，亦可略加讨论。《系年》第三章说： 周武王既克殷，乃设三监于殷。武王陟，商邑兴反，杀三监而立
子耿。成王屎(敉)伐商邑，杀
子耿。 简文中的“
子耿”，李学勤先生以为就是大保簋中的“录子
(圣)”，亦即“王子禄父”的名、字联称[28]。“耿”与“圣”可相通转，
子耿与录子圣为一人应无问题。然而，录子圣是否如白川静较早主张的为王子禄父呢?录子圣见于大保簋，其铭云：“王伐录子圣，
厥反，王降征令于大保”(《集成》4140)。大保即召公奭，此次征伐当发生在成王晚期。但这并不能说明王子禄父北奔复有建国，后来又因反叛活动而受到召公的诛伐。因为王子禄父是武王克商后所立，
子耿依《系年》是杀三监后所立，两者并非一回事。据天子圣觚铭云：“天(大)子圣作父丁彝。”(《集成》7296)又圣簋有云：“圣享京，逦赐贝二朋，用作大子丁。”(《集成》3975)是知录子圣(耿)的父亲日名为丁，而不是帝辛，这就充分证明录子圣与武庚禄父并非一人。同时，录子圣也不是武庚禄父之子，也因为他父亲的日名不是庚而是丁。揆诸情势，录子圣有可能是武庚禄父的亲侄子，被安排接续殷商王族嗣统，因称“录子圣”，或称“王子圣”“天子圣”(《集成》9282、7296)。这种称呼与齐侯镈铭文中的“鲍子”略相近似。铭称“齐辟
(鲍)叔之孙，跻仲之子
(
)”，又称“鲍子
”(《集成》271)，此以王父字为氏[29]211，与“录子圣”为例正同。武庚禄父被杀后，周公乃命微子启代为殷后，奉其先祀，可能同时使录子圣接续王族嗣统，并迁至殷畿之北聊以存世。其后录子圣反叛，由召公奉命征伐，《系年》中“成王屎(敉)伐商邑，杀
子耿”，可能即指此事。所以清华简《系年》的发现，并未给王子禄父“北奔”说提供新的证据。 由此看来，把“王子禄父北奔”理解为武庚北逃且在涞水流域复建邶国，应该是不符合事实的。如果北奔说还多少有一点可能性的话，最多也只能说武庚在周公平叛之役中，曾试图北逃而被周公截获诛杀。因此，涞水北国不仅与作为管叔驻邑的邶鄘卫之邶无关，也与武庚禄父无任何瓜葛。北国本是一个早在商代即已存在的方国，并在周初得以延续，故有北伯诸器在涞水的出土②。虽然涞水北伯器之“北”与“邶”字相通，但这个“北国”因非中原“邶国”，故无必要将西周金文中的“北国”易称为“邶国”。 今所知见的北伯铜器，时代均为西周早期，表明到西周中期它已在历史舞台上消失。那么，这个涞水北国到哪里去了呢?关于涞水北国的去向，学术界大致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北入于燕说，一是北入于韩说。 北入于燕说可以陈梦家先生为代表。他说：“北白皆仅限于西周初期，可认作武成间殷遗的铸作。成王诛武庚，更封卫、宋、燕而北器遂亡。北白器出土地，或以为邵公封地。”又说，“周武王灭纣以后，分殷国为三：即鄘、邶、殷。及武庚与管、蔡叛周，成王、周公讨之，于是邶入于燕，鄘封微子开为宋，殷封康叔封为卫。由此可知武王胜殷以后分殷民以为三，而成王伐武庚以后分殷民以为二”[30]77，359。刘起釪先生说：“三监联合反对周公失败后，周公便把邶封给与燕召公的子辈立功者，后来并入了燕。”[4] 北入于韩说可以唐兰先生为代表。他说：“北(邶)国，应是异姓诸侯，很可能是北戎的一支而接受华夏文化，并接受周王朝的封号的，则在西周中期以后已经灭亡，而在这个地区建立韩城。”[25]58所谓接受周王朝的封号，是说北国一开始就在涞水，至周人建立韩城而后亡。这实际是王国维的邶鄘卫新说的引申发挥。魏建震先生同意唐说，谓：“《诗经·韩奕》载：韩‘奄有北国。’许多学者释北为邶，可以信从。韩国在固安县一带，与邶所迁之涞水地望相近，韩灭邶国于何时已不可考。韩灭邶后，‘奄有北国’，邶国之人与姬姓之韩人融合，共同进入文明时代。”[31] 两说相较，北入于韩的可能性较小。《诗经·韩奕》诗云：“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因以其伯。”毛传：“因时百蛮，长是蛮服之百国也。”孔疏：“使之抚安其所受王畿北面之国”，亦即追、貊等戎狄之国。可见诗中的“北国”不是专名，不大可能是特指涞水流域的北伯国。 关于北入于燕说，陈梦家立论的基点与王国维邶鄘卫新说相同，即周初的邶不是封于殷畿，而是在武王克商后即封在涞水流域。此说虽不可信，但陈氏以为北伯国后来为燕国所并，却有极大的可能性。现存五件北伯器，铭文中出现两代国君之名——北伯
和北伯邑辛，其他三件所称北伯不知所指何人，但均为西周早期器物。西周中期以后的北伯国器迄今未见，这至少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北伯国已经消亡，故无铜器传留；二是北伯国没有消亡，且有铜器传存，只是未能发现。比较起来，似乎北国消亡的可能性要大一些。北伯器据说发现十余件，表明它在当时还是很有实力和影响的。如果北国一直存在，又与燕国相邻近，自与燕国有所交集，即使本国的铜器未能发现，也应在燕国的铜器中有所反映。但这方面的信息全然不见，说明北伯国到西周中期确是灭亡了。 北伯国是怎样灭亡的?虽无直接的资料可以说明，但比照克罍、克盉铭文来看，应为燕国所并。克罍、克盉铭文说： 王曰：“大保，唯乃明乃鬯，享于乃辟。余大对乃享，令克侯于匽(燕)，使羌、马、
、
、驭、微。克
匽(燕)，入土眔有司。”用作宝尊彝。(《近出殷周金文集录》987、942) 铭文中的“羌、马、
、
、驭、微”，学者大多认为是六个族邦，有的还见于甲骨卜辞。当召公之子克被封为燕侯时，这六个族邦随即丧失其独立的政治地位而臣属于燕。以此例之，北伯国在周初存在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同上述六个部族一样，同样被燕侯并吞，直接成了燕国治下的臣民。 综上可见，涞水北国既非周初邶鄘卫之邶，亦非武庚禄父北奔后所建之国，而是自商代晚期延续下来并得受周朝封号的一个古老族邦。在成王统治时期，为了加强对北土的统治，可能遵照武王在世时的部署，将召公封于燕，以长子克赴国，从而成为周人经略北疆的一个重大战略步骤。北方燕山地区不仅在地理上、军事上具有重要战略地位，而且商周之际那里还存在着大量的旧邦巨族，影响周王朝在北疆统治的稳固。涞水北国可能就是这样的族邦之一，或因其势力强大缺乏真正臣服于周的政治态度，因而被燕国所灭。但北入于燕，对于加强民族融合，推进统一国家的发展，却不乏积极意义。 注释： ①刘师培：《左盦外集》卷一《邶鄘卫考》，《刘申叔先生遗书》第41册，宁武南氏校印，1934年。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中华书局，2004年，第359页。刘起釪：《周初的“三监”与邶、鄘、卫及卫康叔封地问题》，《历史地理》第2辑，1982年。 ②参阅笔者《西周金文中北国的地望与来历》(待刊)。
标签：大清一统志论文; 涞水论文; 东北历史论文; 武庚论文; 读书论文; 逸周书论文; 地理论文; 周公论文; 朝歌论文; 左传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