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尔教育遗产”:英国学界的讨论及其借鉴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布莱尔论文,英国论文,学界论文,遗产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1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667(2010)06-0008-06
一、导言
早在1996年选举前夕的工党大会上,布莱尔就曾宣称其就任后的首要任务将是“教育、教育、教育”。1997年以来,英国工党破天荒地连续两次在大选中击败对手,布莱尔并再接再厉带领该党又下一城,成功蝉联三任首相。直到2007年布莱尔让位于工党领袖接班人布朗,整整10年间,此前保守党执行了近20年的教育政策与措施很大程度上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烙下布莱尔印记的英国教育新政。执政期间,布莱尔政府大力增加教育领域的公共开支,并引入了有争议的基于市场的改革举措。布莱尔在位期间曾奉行的教育政策与改革措施现在被英国学界称为“布莱尔教育遗产”(Blair's Educational Legacy)。《牛津教育评论》特地在2008年12月以专辑形式组织业界知名学者对其加以讨论,此举引起了广大研究教育政策或英国教育的学者的兴趣与关注。
事实上,2008年是英国当局布莱尔时代结束后的第一年,固然是评价布莱尔所领导的新工党教育10年的最佳时机,但实际上,相关的讨论和研究早在工党执政之初就已经出现。为更全面地介绍英国学者对布莱尔当局教育改革10年的看法,本文综述了《牛津教育评论》和《英国教育研究学报》从1997至2009年刊载的相关文献,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探索了英国的这些经验对我国今后的教育发展有何借鉴意义。
之所以选择上述两刊,是因为这两刊的创办单位英国教育研究会和牛津大学教育系都是英国教育界的一流权威研究机构,而且这两刊均为SSCI教育学来源期刊,并享有一定的国际学术声望。限于篇幅,本文综述只选取题目中含有“布莱尔”或者“新工党”①一词的论文,共计19篇。这些论文虽然不可能反映英国学界对布莱尔当局教育政策讨论的全貌,但以其水平和层次而论,还是有令人满意的代表性的。
以下就分别概述英国学者对“布莱尔教育遗产”的讨论以及笔者对英国经验能给中国的教育发展以何借鉴进行的思考。
二、英国学界对“布莱尔教育遗产”点评的综述
(一)关于幼儿抚育
鲍尔·斯蒂芬(Ball Stephen J.)和文森特·卡罗尔(Vincent Carol)[1]认为,幼儿抚育在新工党执政期间引起了政府前所未有的关注。作者认为,幼儿抚育对新工党而言是一个高产的领域,因为有关动议涉及若干发展议程:提升社会包容(social inclusion)、振兴劳动力市场以及提高教育标准。发展幼儿抚育市场有利于增加妇女就业,同时,父母需要示范性的抚育技能,而儿童从示范性抚育中获得的体验和技能会有助于其日后义务教育阶段的成功。作者对布莱尔政府发展幼儿抚育市场有颇多赞许,但也指出:实现幼儿抚育中的社会正义不仅仅要解决其获取途径的问题,还应提高其质量。同样明确地高度评价布莱尔政府幼儿抚育政策的还有杰夫·维迪(Geoff Whitty),[2]他曾针对《牛津教育评论》专辑对布莱尔当局教育政策评价的偏颇,特别指出布莱尔政府早期教育的改革是卓有成效的。
(二)关于中小学教育
布莱尔政府在中小学教育方面做出了一定的成绩。罗斯玛丽·韦伯(Rosemary Webb)和格雷厄姆·武利亚米(Graham Vulliamy)[3]将2003年-2005年50所学校的田野调查数据与10年前相同学校的调查数据进行了比较,以期发现新工党的教育政策(特别是国家读写能力与数字能力战略)对英格兰第二关键阶段②课堂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工党执政5年来教学风格以及课堂组织的变化比保守党执政20年间的变化还要大,具体表现为:整班教学的激增、使用师生一致认可的教学目标以及学生座位排列的变化。通过顺应中央强加的教学法方面的变革,教师对一些教学法的价值观也发生了变化。
而受益于布莱尔新工党政府推行的联邦内部自治,威尔士的中小学教育政策虽然与英格兰推行的教育问责制大相径庭,却也取得了自己的成效,这就是大卫·雷诺兹(David Reynolds)[4]的主要观点。作者认为与英格兰对于问责制强调消费者选择和“国家支持”的教育政策不同,威尔士选择了一种更加“生产者主义”的理念,并强调教育伙伴之间的协作。在教育支出水平以及地方当局在传达机制中的角色方面,威尔士、英格兰也有着不同的经验。作者认为,学生表现数据虽然没有显示威尔士比英格兰的教育进步更迅速,但威尔士教育变革仍可给新工党/布莱尔阵营以有益的启示。
对新工党中小学教育政策的负面评价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凯文·布莱霍尼(Kevin J.Brehony)[5]认为,虽然布莱尔政府任内非常注重提升英国学校教育的质量,但教育优秀与教育享受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而新工党虽然赢得大选的胜利,却仍要顾忌从保守党政府政策中获益的选民的支持,这就决定了其教育优秀的理念无法彻底施行。戴安·雷伊(Diane Reay)[6]将布莱尔当局加大家长择校的权利称作是巩固和重新推行保守党的政策,以白人中产阶级为规范来运作家长的选择权,从而导致父母之间的不平等在布莱尔执政期间又有增长,并最终使身为中产阶层的家长“操控着初衷是造福于弱势群体的教育倡议”。而对新工党倡导的资优教育,则连中产阶级都颇有异议。萨利·汤姆林森(Sally Tomlinson)[7]直指资优教育是“一维世界(One-dimensional World)”③中的教育选拔。作者称虽然目前选拔并隔离被认为有天赋、有才华或者高能力的学生进入资源配置更佳的学校或者课程项目的做法变得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但事实上,资优教育的受益人群必须拥有雄厚的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如果政府放任以攫取竞争力获得精英资质,摒弃平等性和绩效激励机制,结果必然是上层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群普遍受益于该选拔政策,少数有能力的穷人也获得一些特许权,但众多中产阶层的家长可能会有遭受剥夺的感受,置身于该单维度世界的大多数家长和学生不得不服从于一种“永久的压迫性教育竞争”。此外,安妮·威斯特(Anne West)等[8]分析了新工党校本教育资助政策存在的一些弊端,并提议了一种用以确定必要的基金的新机制。
(三)关于高中后教育
关于高等教育,艾伦·瑞安(Alan Ryan)[9]认为,尽管对政府而言,等16年才看到其政策开花结果不太现实,但对高等教育的严肃投资确实要求“确保开端”(Sure Start)④计划的纵向延伸,而不是“基础学位”⑤(Foundation Degrees)计划的横向拓展。他还质疑政府所宣称的扩充高教对提高生产力的益处,并进一步担心:长远来看,拥有高等教育学位是否还能给毕业生带来劳动力市场上的优势。尼尔·塞尔温(Neil Selwyn)[10]首先承认了新工党政府以5亿多英镑对教育技术的发展做出了史无前例的投资。然而,新工党对教育技术关注是为了提升英国在全球化经济中的竞争力、创造适应知识经济的终身学习体系以及实现正规教育部门的现代化。但10年结束了,这些宏伟目标却远远没能达到,因而政府近年在教育技术上大出风头的决策,只能被视为一种引起英国教育系统对教育技术重视的努力。英格丽·朗特(Ingrid Lunt)[11]则辛辣地将布莱尔“教育、教育、教育”的名言讥讽为“咒语”。他认为由于新工党政府一方面奉行市场选择原则,另一方面又力图创建包容性的、多样性的社会,因而其扩张高等教育(包括向学生收取学费)的努力最终陷入左右为难的窘境,也成为布莱尔时代英国政府持续面临的一个挑战。
(四)关于教师教育
约翰·弗朗(John Furlong)[12]称新工党打造了同保守党非常不同的教师教育政策。虽然新工党也认为保持一种竞争性的市场对于管理教师教育体系至关重要,但与前政府不同,其政策摆脱了对个体专业塑造(individual professional formation)的关注。针对年轻教师,布莱尔政府空前地直接指引何为有效教学、学习与测评。而对有一定经验的教师,深造性质的职业发展越来越依赖于校本培训。教师教育本身不再是政府重塑教师专业精神的焦点。作者认为,从这个角度讲,新工党的政策标志着保守党教师教育时代的结束。2008年,约翰·弗朗[13]再次撰文对布莱尔政府的教师教育政策明确表示赞赏。作者说,从执政之初,布莱尔就坚信实现其教育改革目标的前提是教师职业本身必须成为“21世纪的职业”。作者认为,通过明确教师教育的新角色、创造更具区分性的教师队伍、推行奖励、提高标准并对专业知识重新定义,布莱尔当局希望能利用教师专业精神实现政府更广泛的改革目标。在弗朗看来,布莱尔政府为英国乃至国际教师教育领域做出了具有传承意义的贡献。
(五)关于教育中的社会正义
马德莱娜·阿诺特(Madeleine Arnot)和菲利普·迈尔斯(Philip Miles)[14]认为,教育领域性别平等的实际情况与工党的宣扬是矛盾的。由于工党由均等主义向操演性(performativity)⑥的转移,导致性别平等问题在教育政策中被边缘化。女性越来越多地担任课堂教师,但男性却越来越多地管理教师和学校。对操演性的政策倾斜还掩盖了对女生的排斥以及劳工阶层的女孩在教育体系中面对的不利因素。在高中后教育以及就业市场,性别不平等问题也同样严重。
关于宗教学校,杰弗里·沃尔福德(Geoffrey Walford)[15]指出了布莱尔政府对宗教学校特殊的支持,并从政府与学校的关系、宗教的角色、文化多元主义、私立学校资助、教育改革等角度分析了相关政策的利弊。
关于教育中的种族与民族问题,萨利·汤姆林森(Sally Tomlinson)[16]认为,新工党继续保守党的市场选择政策,同时由于学校教育的多样化以及政府将“令人失败的”学校作为消除的对象,加剧了学校的族群隔离与社会的种族不平等。旨在增益少数群体学生学业成绩的政策虽有所成效,但印度裔和中国裔学生较高的学业成绩又凸显了非洲、加勒比海、巴基斯坦籍青少年学业成绩的问题。英国当局失于为多民族社会发展一种课程,从而导致了恐外症和种族主义的增长,而且也没有针对仇视穆斯林青少年现象的教育政策。他还批评说,政府虽然修订了种族关系的立法,但针对难民和政治避难者的在家工作政策(home office policy)却鼓励了社会对其子女的种族敌视。
希拉·里德尔(Sheila Riddell)等[17]指出,布莱尔政府常采用新公众管理手段以求实现社会正义。虽然在资源分配和认知上,新工党政府对高等教育残障学生的政策有所进步,但(企业式)经营管理战略已经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例如:阅读障碍的学生(通常是中产阶层的男性)是相关政策的最大获益者,但其他较贫穷或有着更严重残障的学生就更不易得到应有的社会福利分配。此外,为社会听证之目的,对残障学生分门别类处理的手法也和残障学生的自我概念极不相容。德里克·阿姆斯特朗(Derrick Armstrong)[18]认为,布莱尔政府宣称包容(inclusion)是其教育日程的中心。新工党政府力推在普通学校里包容残障儿童以及其他有“特殊教育需求”者,并把满足残障儿童特殊教育需求的责任转嫁到普通课堂的教师身上。然而,新工党的政策失于考量特殊教育的文化政治议题,以致于其包容性教育政策充满矛盾,无法导致特殊教育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改变。作者讽刺地批评道,“新工党关于包容性教育的独特之处就是有关包容的语言已经成为政府管理的一种中心规范性话语”,而不是真正的行动。
而对布莱尔政府教育政策最犀利的批评来自大卫·吉尔伯恩(David Gillborn)。[19]在他看来,布莱尔政府在进行教育体系改革时,未能将种族问题作为一个社会结构性问题加以考量,从而使得种族平等完全取决于白人的兴趣与敏感度。因此,布莱尔新工党政府及其教育改革不仅仅是“政治投机”的、“权威民粹主义”的,更被怀疑是有种族主义倾向的。
从所参阅的文献来看,英国学界对所谓“布莱尔教育遗产”的评价基本是毁誉参半的。大体上,布莱尔当局在中小学教育方面的部分政策措施得到学者认可,在教师教育方面取得的成就可圈可点,在早期教育特别是幼儿抚育方面的成效得到相当广泛的赞誉;但在中小学的操演性、高中后教育,特别是有关社会正义方面的很多改革引起了争议、质疑甚至批判。
三、英国经验对我国教育发展的借鉴意义
(一)积极研发幼儿抚育市场
从英国学者的讨论可知,幼儿抚养与教育是布莱尔政府10年教改的最大亮点。而目前幼儿抚育在我国尚未引起有关方面的足够重视。幼儿抚育的现状也有待进一步调查和研究。然而,笔者认为我国的幼儿抚育有着相对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这首先是因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传统上我国的家庭都是以双职工为主,但幼儿园教育却往往始于3、4岁。这就形成了婴儿出生后父母无暇进行全天照料又无合适的日托可送的困难时期,这时的幼儿抚育往往由其祖辈代劳。这种非专业抚育的代价一方面可能会使幼儿习惯于过度的娇宠与溺爱,另一方面,也可能使幼儿失去早期智力开发的宝贵时机。换言之,在我国存在着一个比英国等传统单职工家庭更有潜力的、针对城市双职工家庭的专业幼儿抚育市场需求。
其次,随着我国就业市场的日益饱和,女性求职面临着更大的困难和挑战,而大力开发幼儿抚育市场则可以直接解决很多女性的初步就业问题。同时,一个成熟的幼儿抚育市场也有利于比较高端的就业市场消除性别歧视,并使优秀的白领女性能更安心地工作。
第三,目前我国幼儿抚育市场从业者数量少、素质低,对于幼儿成长发育极为不利。我国专业幼儿抚育人员本身的教育背景、专业知识和操作性技能都亟待提高。英国的经验告诉人们,抓国民素质,要从幼儿着手。而开发幼儿抚育课程、培训高素质的从业人员、建立卫生、安全、科学的幼儿抚育环境等也都同时会带动就业或促进社会资金流通,是一个有发展前景的教育产业。
(二)适度控制高等教育规模
英国布莱尔政府扩张高教,向学生收取学费、并使其走上市场化道路的举措,引发了英国学界的质疑与反对。反观我国自1999年高校扩招至今,有关中国高教是否应该走大众化道路的争论也是不绝于耳。而中国这10年的高教拓展也暗合了英国布莱尔政府拓宽高教途径的努力。对发展大众化高教的担忧在英国或许还是远见,在中国却能找到更为现实的铁证。我国高教大众化对于提升国民整体素质、提高劳动者的国际竞争力乃至推动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固然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由于配套的改革或者工作没有到位,大众化过程引发了一些棘手的社会问题。比如:扩招之初,高校师资、教学设备、学生生活设施没有到位曾引起了一系列混乱现象;再比如:在大众化道路上,很多高校借鉴了国外“宽进”的经验,却有意无意地忽视配套的“严出”质量关。有数据显示,在美国即便是常青藤联盟,其很多成员高校4年毕业率也只有70%多,而我国很多高校,无论生源如何,教育质量怎样,4年毕业率一般都在90%以上。此外,由于多年来高校课程建设既缺乏现状调查,又没有整体改革和规划,以致高校课程与市场要求脱节、与公民素质培养脱节,学生学无所用,毕业即失业成为高校一大景观且有逐渐蔓延之势。
鉴于此,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张宜尽快停止,转而注重质量提升。所幸这一点已经成为我国高教今后发展的指导方针。当前迫在眉睫的高教改革应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把好课程设置关、教学过程关、毕业出口关。
(三)当心操演性程度的加剧
近年来,问责制风靡全球,教育部门也难置身度外。英国教育的“操演性”就是教育问责制的一个产物。由对英国学界讨论的总结可见,操演性最为人诟病的问题之一就是针对学校的测试、排名和贴标签。操演性作为词汇或许还显得有些陌生,但国人对其行为表现却早已是耳熟能详。基于英格兰的“教训”和威尔士的“经验”,我国正在试点和即将推行的基础教育质量监测需当心:学校的监测与排名是可为的,并对政府的教育决策与投资有着极为重大的参考价值,但对学生、家长等利益相关者则应慎重公布学校排名情况。此外,务必警惕不要让质量监测成为教学的又一个指挥棒。同时,要进一步弥补学校之间在师资、设备上的差距。在城市发展的新形势下,要尽力做到各居住片区学校教育资源大体相当。否则由于就近入学政策和城市住房市场化的双重作用,很容易使得成绩优异但家境贫困的学生无法得到应有的教育资源,加剧社会不公。
(四)其他
有关研究和评论表明,在布莱尔任内推进的校本教师教育在英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针对我国教师教育特别是在职教师的深造和发展相对薄弱,校本教师教育尚未形成制度的现实,英国的相关经验值得我们大力借鉴。
教育领域的社会正义是布莱尔任内的教育改革遭受最多非议的一个范畴。但这不代表保守党政府在这方面比现任政府做得好,只是新工党提出的很多教育社会正义的理念在执政期间并未很好地得到兑现。社会经济地位、种族、性别、宗教信仰、健康状况等差异造成的教育上的不平等和不公正,并非一朝一夕的努力就能解决的。而我国虽然没有种族问题,但由于贫富差距现象比较突出,社会公平特别是教育公平问题就更应引起高度的重视,这方面西方国家的经验不能照搬,但值得参考。
四、结语
虽然布莱尔已经退出英国政治舞台的核心,但新工党在英国推行的教育改革绝不会戛然而止。据英国学者杰夫·维迪(Geoff Whitty)[20]的观察,新工党接班人布朗首相正在进一步执行并完善相关教育政策。维迪呼吁英国学界在讨论“布莱尔教育遗产”的基础上把探索有哪些可行的替代性举措作为教育系统的首要使命。可以预见的是,今后英国不论哪一个政党执政都不会照搬,但也不会完全弃置“布莱尔教育遗产”。英国政府的这段改革和英国学界的相关评论必将给后人以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注释:
①严格地说新工党不是政党名称,而是布莱尔领导下的工党改革运动。但目前英国习惯将布莱尔当选以来的工党称为New Labour,故本文的“新工党”或“工党”均特指布莱尔领导下的工党。
②第二关键阶段(Key Stage 2),指英国小学3~6年级,此阶段学生一般是7~11岁的儿童。
③在此,汤姆林森延伸了批判理论家赫伯特·马尔库斯(Herbert Marcuse)于1964年所提出的“单维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的概念。赫伯特认为,高度发展的工业社会通过大众传媒、广告、工业管理以及当代的思想模式制造了将个体的人整合、融入现有的生产和消费体系的“虚假需求”,从而产生了使人类的批判思维与反抗行为的倾向与能力枯萎的“一维”的思想和行为范式。汤姆林森认为,一维的世界观会导致社会成员以无情的经济、文化、社会资本通过竞争性的攫取以获得精英资质,同时遗弃平等、绩效等概念。
④新工党政府通过改善幼儿抚育、健康及家庭支持旨在“给儿童提供人生尽可能好的开端”的计划。该计划支持0~4岁儿童,但对残障儿童支持期限为0~14岁或0~16岁。参见http://www.answers.com/topic/sure-start,2009-08-24,12:19。
⑤基础学位是英国布莱尔政府推出的旨在提升本国拥有学位人数的举措之一。其主要对象人群为有一定生产经验的工人,修读该学位有全日制、业余、远程教育等不同形式。程度相当于美国的副学位(Associate Degree),但在英国算作一种正式学位,并可在日后修读普通学位时计算240个学分。参见http://www.answers.com/topic/foundation-degree,2008-08-22,23:49。
⑥在英国,操演性是新工党政府借以提升教育标准的一个核心概念,它通过包括教育标准办公室督导、表现管理以及公开的学校全国排名等监控机制来测量或判断一所学校或者单个教师的价值(参见Nicholl,B.& McLellan,R.,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