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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我们要讨论的是时代性的问题／什么是当前时代的质的规定性／19世纪是古典的资本主义在征服世界的道路上取得辉煌胜利，也是它的内部矛盾进一步显露出来、从而作为学说和运动的社会主义兴起的时代／19世纪末出现了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资本主义转变的趋势／20世纪前半个世纪是战争与革命的时期，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并存／社会主义从学说、运动发展成为地球上的一种制度和文化／20世纪的后半个世纪，我想称之为世界历史大调整时期，这是我对当前时代特征的回答／资本主义国家在调整，社会主义国家在调整（改革），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在调整／这种调整不是一次完成的，会有多次调整，而且会有经常性的即不断发生的小调整／调整时期不会短，有可能整个21世纪都属于这个调整时期／但在世界史上它毕竟带有某种过渡性质，这个时期过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再是调整时期开始时的资本主义国家，那时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再是调整时期开始时的社会主义国家；那时的国际关系也不是调整时期开始时的国际关系／调整时期的产生有客观的原因，对历史的演变发生过重要作用的组织和人物的行为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这样的世界历史大调整时期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和具体的过程／历史进入和走出这个调整时期，总的说来它意味着人类历史的一种前进／调整时期的质的规定性有待于进一步明确，它的发展规律也有待于探索／需要开展世界历史大调整时期的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等学科的学术研究／随着时间的向前推移，实践经验的积累，对这个时期会看得更清楚／我们正在探讨的就是这个历史调整时期太平洋地区和中国的发展的问题。
第一部分
（一）
即将过去的20世纪和正在来临的21世纪，都是世界历史文明特别迅速发展的时期。不同时期文明发展的速度，同它距人类社会开始时候之间的时距长短的平方成比例。在20世纪的历史舞台上有过许许多多有声有色的演出，甚至还有狂风骤雨的时候，但是经济文化的发展毕竟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在历史的长河中每时每刻的进步是在“看不见”“听无声”（唐·刘长卿诗：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的情况下实现的。时代的特征不应该从时代的哲学而应该从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当代的文明是科学为中心的文明，即将成为过去的20世纪，在社会的物质生活中——包括物质资料的生产和流通，也包括人的消费生活和社会对它的服务——依靠科学和根据科学原理而形成的技术取得的进步，是符合这个数学公式的。在精神生活方面文化的发展也是很突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本来就是互相渗透的，现代市场经济的文明应该受到特别的注意。亚洲在20世纪成为拥有现代文明的亚洲，东亚诸国在取得政治上的独立和解放后，对高技术和现代市场经济文化的重视，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的发展，成为崛起的国家，这是21世纪可能成为太平洋世纪这种看法的重要根据。进一步建设拥有更高现代文明的亚洲，就是亚洲人在取得非亚洲人的支持下在21世纪的根本任务。
（二）
各个国家和地区，共同参加整个世界文化的创造。各国文化有其共性又有其个性，有个性才能使世界文化的内容丰富多采，才能使彼此受到启发，互相促进。亚洲文明有悠久的历史，亚洲的古老文明中有许许多多对于当代有用的东西。以中国为例，诸子百家、经史子集、近代与当代的很多的创造都是这样。中国的儒家是值得重视的，但有用的岂止“儒”一家。中国有善于吸收并发展外来文明的优秀传统，佛之于唐，科学启蒙之于明末，马克思主义之于“五四”，现代市场经济之于今日。日本和其他东亚国家也有此优点。牛顿花不少时间获得的对二项式定理的发现，今天初中生用一堂课的时间就可以学会。进一步独立创造的意义，民族文化传统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创新与引进相结合。经过21世纪或更长的时间，以科学为中心的现代亚洲文明将可能居世界前列。
（三）
文明的对词是蒙昧与野蛮。人类历史经历了使用旧石器的蒙昧时期、使用新石器的野蛮时期才进入文明社会。历史是有连续性的，文明社会中蒙昧与野蛮远未绝迹，奴隶、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初期不用说了，就是在本世纪，希特勒、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野蛮行径记忆犹新。眼前的日本奥姆真理教等不是孤立的现象，在许多国家包括中国都有他们的同道。对于邪恶必须与之斗争，进行镇压，对邪恶宽容就是助长邪恶。现代蒙昧与现代野蛮这些概念是可以成立的。发展文明、建设文明，不能不与现代蒙昧和现代野蛮坚决斗争。人类的历史与生物进化的历史长度之比只占千分之几，人类文明的历史与蒙昧野蛮的历史长度之比也仅有千分之几，蒙昧野蛮不是短期内能够消除的，但应力争缩短现代蒙昧现代野蛮存在的时间。民族主义、宗派主义非理性的发作，可能互相残杀，这也不能算作文明的行为，是不可取的。要崇尚理性，坚持发展以科学为中心的文化，在科学中包括人文科学。亚洲要努力在这方面做出贡献。
第二部分
（一）
对当代的特征，已有多种说法，为什么我又提出了一个“历史大调整时期”的说法？我认为已有的说法（就我听到的和看到的来说）有的似乎只是概括了某方面的现象。它们说得是对的，但深入事物的本质不够，如“冷战后时代”、“和平与发展时代”等。有的提法倒是说到了实质，但是我很不赞成。比如把当代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资本主义的胜利的时期”。我现在试图把时代的特征作出尽可能正确地表述，把它表述得更本质些、更全面些。同时我想在这个提法中表达“时代在前进，人类的前途十分光明”这样一种“向前看”的观点。它是同“向后看”的观点针锋相对的。“向后看”的观点是存在的，它认为历史上过去的某一时期比现在要好得多，要使历史退回到那样的时期。这不仅是对历史的扭曲，同时也完全是空想，而且是一种非常糟糕的空想。
现在世界上还存在种种形态的悲观主义。他们把在曲折道路上前进的、正在迎接更上一层楼的新世纪到来的本世纪末，视作历史进步的终结。这是完全错误的。同这种悲观主义相对应的，社会上就有许多消极的乃至颓废的行为，这是同健康的、积极进取的精神截然对立的。世界历史大调整既然意味人类历史的一种前进，对世界的前途也就应该是乐观主义的。
我提出“大调整时期”是出于对近半个世纪历史的这样一种观察：20世纪初本来是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但是一部分资本主义国家不满足于它们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原有的地位，要争更大的霸权，于是发动了那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引起了革命，结果出了一个社会主义的苏联。一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国家很年轻，也很孤立。战败国中的德国在希特勒掌握政权后认为自己有力量、也有办法东山再起，既可以征服苏联，又可以征服英、法等国家，使美国陷于孤立的地位，于是联合日本和意大利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英、法、美与苏联和中国联合打击下，德、日、意法西斯惨遭失败。同时资本主义国家除美国外，也遭受很大的损失。二次大战后，世界上又出现了第二批社会主义国家。两次世界大战使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走上调整的道路，采取了一些措施，缓和了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和资本主义国家与原先殖民地附属国的矛盾，协调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作为“调整”的结果，资本主义国家重新取得了活力，经济文化得到相当快的发展。而与此同时，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者却沉醉于已取得的那些胜利之中，以为可以继续直线地前进，结果使本国经济社会生活停滞落后。这种一上一下的变化，迫使社会主义国家继资本主义国家调整后，不得不先后走上了调整——即改革的道路。当然社会主义接受改革不是很容易的。它们都经过一个很艰难的过程，才取得多数人的共识。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加在一起在世界上占据主要地位，资本主义国家实行调整加上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行调整，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进入了历史大调整的时代。
回顾这一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出，历史学中的一条基本规律——人类历史是不会直线前进的，它起着不可抗拒的作用。某些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领导集团以为20世纪上半期出现的历史发展的一种态势，会一直继续下去，这就犯了把历史视作直线运动的错误。在历史前进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某些不符合历史前进规律的东西，这时候，历史也会出现使这样的东西不再能长期存在下去的力量去纠正那些不符合客观规律的看法和做法，然后再继续前进。历史的这种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开始许多人没有看出来，没有感觉到它。学者们中有敏锐的观察能力和很强的逻辑推理能力的人，对之会比较早地有所觉察。而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了那样剧烈的“地壳运动”，就有目共睹了。面对这样的客观现实，人们的思想就应该相应地改变。如果不对新的调整时期进行多学科的研究，仍然按照主观想象和愿望来看问题，就会走进误区。发现自己已经走进误区，就要努力走出来，否则就会在误区中越陷越深。
我认为，如果我们正确地判断“认为世界史会像20世纪上半期那样直线前进”是一种错误的看法的话，那么如果看到人类历史对自己的发展进行某种调整就认为历史在倒退，甚至是直线地倒退，那就更是一种十分错误的看法。持这种看法的人在今天是不少的。不管有多少人有这个看法，它本来就是非常错误的。对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这一点，现在就可以作出判断，勿需再等若干年后。
我在内容提要中指出：“调整时期的质的规定性有待于进一步明确；它的发展规律也有待于探索”，需要开展对这个世界历史大调整时期的多学科的研究，并等待更多的社会实践的积累。
我说的“历史大调整时期”是一种抽象，但是因为大家对当代这个客观事物已经作了具体的研究（我在提出这个概念时，就是立足于这些研究之上），因此我感到它就不是笼统的、空洞的抽象，而是具体的、有丰富内容的抽象。当代亚洲是当代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代中国是当代亚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希望这次会议能对我的“历史大调整”的提法进行检验，看看这个提法是否比现在的某些提法更全面些、更本质些。我希望取得大家的帮助，使得这个提法能在科学上站得住脚。我认为，对时代规定性的看法如果是一个好的提法，那么它是可以为世界上更多的人接受的。
面对着这样的历史大调整时期，我们“应当”怎么办呢？说到“应当”这两个字，我有一个“八字方针”。这八个字是：“要说应当、慢说应当。”“应当”这两个字是“要说”的。说“应当如何如何”，就是要拿出指导历史前进的主张来。拿出这种主张是一切有志于促进社会进步的人要做的事情。学者们有这种社会责任，掌握权力的人更负有这种社会责任，掌握权力越大的人，他们拿出或接受学者们提出的指导历史前进的主张的责任就越重。但是他们拿出的主张要尽可能正确。我说尽可能正确，是因为有时犯错误也难以避免，但是要尽可能减少错误，避免错误。而正确的主张一定要建立在客观事实、客观形势发展的趋势、客观发展规律性的基础上，即要等到自己对客观事物有了认识之后，才去说“应当如何如何”。所以我主张“慢说应当”。我认为在认识世界、提出主张方面，学者们负有一份特殊责任，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越好就越能产生好的影响。
在今天，我不想来讲“应当如何如何”的问题。今天我不想多说“应当如何如何”，这一方面由于我研究得不够，另一方面尽管会议给了我较多的发言时间，但要阐明这样的问题，仍然不够。我相信在这个会议上一定可以听到各位专家学者许多有深入研究的主张。
（二）
上面除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问题之外，我还只是讲了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问题，没有去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没有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原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问题。这些国家在战后逐渐取得了政治上并且进一步取得经济上的独立。当然也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只是表面上独立，事实上并非如此。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太平洋与中国”这样一个题目时要看到，太平洋周边在亚洲、大洋洲和拉丁美洲就有许许多多这样的国家，它们在20世纪下半期也走上了新的道路。这些国家的变化也应该视作当代走入世界历史大调整时期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尤其随着这些国家的迅速发展，它们在当代世界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在考虑世界历史大调整时期的各种问题时，也就必须对它们给以越来越多的注意。
我认为在世界历史大调整时期中应该包括四个方面：（1）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调整；（2）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调整；（3）新兴的民族国家和地区的调整；（4）整个世界国际关系的调整。
（三）
人类历史的前进也是文明的发展。这是我的发言提要第二个部分的基本思想。世界越来越成为文明的世界，亚洲也越来越成为文明的亚洲。我对文明发展速度的看法，是引用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的一句话：“不同时期文明发展的速度同它距人类历史发展的时距的平方成正比”。我认为这个数学公式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但我们的研究还必须更具体些。比如，我把20世纪文明发展中最突出的东西概括为两条，一条是自然科学与技术的大发展，还有一条是我称之为现代市场经济文化的那种文明的发展。当然这种进步一定会表现在工业、运输、通讯以及金融业等方面。20世纪的亚洲也是如此。在人文精神的领域中，如文学艺术、学术、道德、教育等，20世纪应该说也有很大的进步。同时，我又觉得，20世纪中这方面的进步与科学技术、物质资料的生产流通等方面的进步不那么相称。在这里有一个精神文明的进步与物质文明的进步以及整个时代的进步相适应的问题，有一个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问题。处在人类历史大调整时期，文学、艺术、学术、道德、教育等也会有一个调整，它要与经济社会制度的调整相适应。这种适应来得比较迟一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一方面的文明来得虽然可能迟一些，但是它起作用的时间却会很深远。比如在教育方面，我提出过这样一个教育思想：人类应该概括人类文化创造，编出非常好的教材和建立非常好的学校制度，通过这种教材和学校制度使年轻一代（我设想是25岁左右）能够把人类已有的文化掌握到手，然后从事创造，使社会取得进步。我还认为人本身素质的提高对社会进步起决定性的作用。我还认为早期的教育是人类自身进步的大事。我们有理由预想和希望在21世纪文明中，文学、艺术、学术、道德、教育等方面的进步可以取得相应的大发展，能与继续迅速发展的自然科学与技术、市场经济文化等并列为世界文明发展的主要内容。
关于21世纪世界文明方面，我还想提出一个问题，不知道会不会发展出一种“国际合作的新文明”，而这种文明的发展和它的重要性使它能成为这个新世纪中世界文明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在国际经济合作方面已经有了一套组织、一套操作方法、一套法律，虽然还不那么完整，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看，也未见得就那么公道。但是总算已经有了这方面的大变化，但我希望还要大发展，而且我想应该把它扩大到更大的范围，把它称为“历史大调整时期国际合作新文化”。我不愿使自己堕入空想，因此只是提出这一方面的文明的概念，而且把会不会发展出这样一种文明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我认为会不会发展出这样很好的文明，那就要看历史大调整时期世界经济政治的变化发展，要看各国政治家、经济界领导人士和学者对国际合作的认识能否大幅度地提高和能否在实践中作出巨大的努力。这种文明中有一部分包括现代市场经济文化之中，因为现代市场经济文化要求在国际经济合作方面的文化进一步发展，但是国际文化合作的范围比国际经济合作的范围要宽得多，因此不能完全包括在现代市场经济文化之中。
在这里我想讲一下会妨碍国际合作的一个基本因素，那就是在这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之间、这个社会集团与另一个社会集团之间的利益上和意识形态上的矛盾甚至冲突。利益间的矛盾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即使在调整时期仍然难以避免。这里说的矛盾，包括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但是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也会有严重的矛盾和冲突。各国各有关心的利益，各有自己的国情，各有自己民族的文化和宗教的传统和特色。我认为如果不愿使自己堕入空想，就应该清醒地看到这一点。但是我不认为在通过国际合作文明的发展来促进国际合作的大发展这一件事上人类就不能有所作为。中国不是在50年前的万隆会议上就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吗？在今天的条件下似乎更可以在这个基础上经过不断的谈判协商，考虑到历史大调整时期的有利形势，做到更前进一步，改善国际间的合作关系。
我认为战后日本的经验值得注意。战前日本采取用武力占领别国领土的政策，认为这样对自己最为有利。结果呢？失败了，悲惨地失败了。战后改用与别的国家做买卖的办法，利用自己的经济力量、技术人员、人才方面的优势，发展得很快。这说明采用国际合作的办法反而可以得到更多的利益。前几年中国民间人士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我和日本的大来佐武郎是经济组的中日两方的召集人。大来针对日本有人怕中国经济技术发展起来后成为日本的竞争对手而对日本不利的想法，举韩国为例，说日本也曾害怕韩国发展起来对日本不利，可是事实上韩国发展起来之后，日韩贸易量大幅度增加。他的这个讲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国际合作需要各国有更发达的经济为物质基础。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所陈述的经济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这个原理在这里也是适用的。
在国际经济合作中已经发展出不少国际经济合作的文化，在更大范围的经济合作更需要文化的发展。这文化的内容非常丰富。我认为意识形态方面的进步，应该看做是这种文化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这方面的进步是历史的产物，是以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为基础的。它可以由有远见卓识的学者们和政治家们对社会的进步问题进行深入地研究和思考来奠定基础，再运用各种传媒把研究出来的结论通俗化，求得对尽可能多的人的头脑发生作用。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是我们学者具有特长的领域，我们可以在这方面发挥自己的优势，克尽自己在这方面作出贡献的社会责任。
（四）
在考虑21世纪建设时，我有一个思路，而且应该说是“大思路”，那就是既要强调“地球之小”，又要强调“地球之大”。
“地球之小”这个思路是20世纪中开始强调的。人们常常强调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地球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是可以被我们自己破坏的。地球是个别的事物，当然是有限的。而人类始终是地球上的居民，与地球共存亡。也就是说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在这里我认为地球的概念应该包括地球的卫星月亮、人造卫星、以及一切从地球发射出去时把活人带进太空又把活人带回来的物体活动的那样一个空间——这样一个空间大体上就同太阳系统空间的概念基本一致。在超出这样的空间和范围之外，即使当一名临时户口的居民也是做不到的。在地球上可以发出能离开太阳起始速度的光箭，也有可能从太阳外发出信息到地球，甚至可以使这样的太空舱返回地面，但这样的空间不是人可以居住的地方。至于说到资源，除了太阳发出的能是地球上的人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外，其余的几乎全部来自地球自身。因此不论从人类的居住的空间或者人可以利用的能量和物质资料的资源来说，都是有限的。从这个“地球之小”的观点出发，我们得出，必须保护我们的地球，保护我们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条件（其中包括保护臭氧层和防止温室效应的严重恶化等方面）。对之我们万万不能掉以轻心。
这一方面的问题在20世纪中我们认识了，提出来了，也已经采取了许多有效的措施。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我们在环境和资源保护方面做得不够，远远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即环境恶化的趋势还没有从根本上扭转。特别在我们中国更是如此。这是在21世纪还要继续强调、加倍努力的事情。
我现在特别想提出的是，除了要讲“地球之小”之外，还要讲一个“地球之大”的问题。我们要看到，由于我们的科学技术还很不发达，人类掌握的、可以为人们所利用的能量和各种物质手段的不足，人类能够对之利用的地球上的空间——即技术圈，只占地球的体积若干亿分之一。在我们的技术圈能够进一步扩大时，我们的资源也就可以大大扩大。在这里我们仍然可以说“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这样一句话，但就不像现在人们常常赋予的意思（如说按照现在的开发速度，石油还能开发多少年，炭还能开发多少年，有色金属无色金属还能开发多少年等等），而是另外的一种意思了。我们在看到地球之小的同时，还要看到地球上还有非常多的资源还没有开发。比如说我们可以讲这样一句话，海水是今天我们可以开发的最大的矿产，而且这种矿产开采起来非常容易。我们不妨进行一番计算，地球海水中包含各种金属有多少吨，其中含铀多少吨，含重氢多少吨，问题是有没有足够的能量把它们提取出来。也就是说，用能量去生产更多的能量、用物质资料去生产出更多的物质资料这笔交易能否进行，并没有在比较大的范围内得到解决，交易中的赢亏问题要作很好的计算和思考。海底矿产资源，首先是大陆架和浅海，海底地下资源也是一个极大的数字。海洋生物资源的利用现在达到的程度也还很低。海洋开发在21世纪将越来越占重要的地位。
这当然不是说陆地上的资源潜力就很小。比如我们可以问一下，陆地上的水力资源已被开发和未被开发的比例如何。这个比例说出来也会大大改变人们对能源的传统观念。世界上像瑞士那样对水力资源运用得很好的国家并不是很多的， 这种清洁的、能够不断使用的能源，至今也还远远没有得到充分地利用。而在这方面的科学技术已经不存在着困难，只是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和主观上不够重视。
现在还存在着把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可以用作化工原料的物质资料作为燃料去燃烧这种浪费的状况，而且还继续在进行。这个问题在21世纪应该有所改进。利用可控核聚变来发电的技术等在21世纪应该可以解决了吧？
还有地下矿产资源的开发问题。现在人类钻探技术达到的深度平均说来还很浅，比现在要深得多的钻探技术还有待于发展，而利用地下矿产，包括地热利用等，也很不足。
这一切都要用数字来说明问题。有些数字并不难得到，只是今天我们没有来得及去作准备。
因此我认为，对地球既要有一个大保护（当然也要努力从许许多多的小保护做起），也要有一个大开发（当然也要从许许多多的小开发做起）。在大开发中要注意对可能造成环境的破坏作充分的研究，以防止对环境的破坏。在这里就非常需要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大开发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命题的意义才能充分地显现出来。我们要充分认识大开发之难，但难并不意味不去考虑，而是要研究难的产生和能够克服难的方法。何时何地在何条件下该知难而进或知难而退等，由对难的知之切、知之深来决定，但决不是在难的面前无所作为。
（五）
回到亚洲的问题上。20世纪的亚洲，在成为拥有现代文明的亚洲这条道路上前进了很大的一步。我认为21纪应该在这条道路上继续前进。我的基本思路是，亚洲在世界文明发展上原来是后进的国家，因此努力把世界最先进的文明掌握到手应该是主要的任务。而且应该认识到这是个艰巨的任务，不要轻易地说什么在不长的时间内原先是亚洲落后的国家和世界上最发达国家间的差距可以缩小这样的话。就目前的情况来说，即便是最发达的亚洲国家的日本，它和美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也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不要说亚洲别的国家了。上面我指出的20世纪世界最为重要的两方面的文明之一的现代市场经济文化，亚洲——或指的主要是东亚——掌握的速度不慢。但总的说来也还不能松懈，还要更好地去掌握。由于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搞市场经济的时间很短，掌握市场经济文化这件事还要特别使劲。至于20世纪西方文明中的另一个方面自然科学和技术，亚洲和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距更大，而且更不容易缩小彼此间的差距，因为这方面的文明的发展特别要依靠工业，依靠原先的科学技术基础，因此更要努力抓紧进行。
在这个亚洲要发展怎样的文明的问题上，这些年人们对重视亚洲悠久文化传统方面讲得不少。由于亚洲各国的文明传统也有很大差异，而我对中国以外的许多亚洲国家的文化传统知之甚少，知之甚浅，因此只能多讲一些对发展中国传统文明的看法。我总的看法是作为中国人应该特别重视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对我国的文明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是不应该的。但是在重视民族文化传统这一点要很好地分析。在中国文化中，自然科学和技术不是强点。当然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有一些在实践中证明是有效的技术决不应该轻视，但还是应该用近代在西方发展的科学原理和技术对它进行研究。比如还是要用现代医学科学为工具去研究中医的内科、针灸、药物以及作为一种个人锻炼身体的气功（当然不包括所谓人体特异功能等伪气功）等等。这样的工作虽然难度很大，但是在方向上不应该动摇。世界上已经对人体的科学研究有了深入的系统的研究，建立了人体科学，在这之外不存在另外一种人体科学。把中国传统文化中某些东西吹得神乎其神，不合乎事实，只有害处不会有任何好处。至于把中国古代的一些渣滓冒充优秀文化，就更不必说了。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强点是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和道德修养方面。在哲学——特别是辩证思想上，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许多宝贵的东西。中国人的聪明智慧代代相传，对于现实生活很有用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先进的思想的语言文字表述，非常生动……。对同一个道理，用各种方式的表达，举出不同的事例，会起到更大的效果。一个人的头脑有时会因听到某一句聪明的话开窍，而以前同一个道理听到不知道有多少次，在头脑中却没有发生强烈的变化。
当然即便在伦理道德或哲理等方面，我们也要有分析的态度。对中国传统文化如此，对从外国传来的思想也应该如此。力戒不要夸大其词，搞不切实际的事情。在今天世界上有些外国人，他们并不真懂中国传统文化，却给中国文化不切实际地唱赞歌，甚至对某些早就该扬弃的属于消极文化的东西也大加赞扬。中国人不应该听到这样的话就沾沾自喜，而失去清醒的头脑。
总之，在中国应该发展怎样的文明的问题上，我认为对民族文明传统的虚无主义和对外来文明的排斥都是不可取的。吸收现成的东西与从事一种新的创造相比较，所需要投入的劳动时间要少得多。但是一切文明本来就是人类的“创造物”。“创造”这两个字还是应该得到优先的倡导。在吸收外来文明方面，亚洲国家——主要是东亚各国，有非常好的传统，同时在发挥创造力方面也有非常好的传统。我们一定要保持和发扬我们这种优良传统——很强的创造力。
总之，亚洲的文明必须是现代化的文明，因而亚洲要吸取学习世界上最进步的文明。同时亚洲的文明也会以其特殊的传统、特有的创造来丰富世界的文明。
（六）
在书面提要中，我特别写了一段有关现代蒙昧、现代野蛮的文字。提出这个问题是由于十多年来接触到的一些事实，主要是在中国有人大搞所谓人体特异功能，使我不得不给予严重的关注。
最近我接触到一些文件，提出在当前中国要大力破除封建迷信，保卫科学精神。对今天强调提出这样的口号，我很高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中国长期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鸦片战争前中国是个封建社会。封建社会离开当前中国的时距不长，因此在那个社会中流行的迷信直接在今天传播是不足为怪的。我国的“五四运动”在反对封建迷信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中国的民主革命中一直反对封建迷信，一直到建国初期都实行坚决反对封建迷信的方针，使得封建迷信受到很大的打击。但是这种活动始终存在。在这些年中由于大肆宣传所谓人体特异功能，致使封建迷信反而沉渣泛起，在社会上产生极坏的影响。因此强调提出破除封建迷信是完全应该的。但是考虑到迷信起源于原始社会，在封建社会前的奴隶社会中它要比封建社会更加厉害。直至封建社会后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东西也不少。我们可以提到资本主义初期原始积累中的野蛮行为；可以想到买卖黑奴、人为地搞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奴隶制度；想到本世纪上半期的希特勒和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行径；而现在中国和世界上的现代社会中流行的更带有现代色彩的迷信，因而也应该反对现代迷信。现代迷信与古代迷信一脉相传，我认为这是阻碍发展现代文明的一个因素。
从这样的考虑出发，进一步考虑当代世界和亚洲文明过程中，我就去思考历史上的文明和野蛮这个大问题。得出文明既然是蒙昧和野蛮的对词，蒙昧和野蛮不下去，文明就上不来。现代蒙昧、现代野蛮这个概念首先也是从人体特异功能、奥姆真理教这样的历史事实中概括出来的。但又不限于此。世界上还有一些明显地属于蒙昧和野蛮的东西。今天世界上蒙昧和野蛮的势力还相当强大，而且它的存在也将不是一个短的时期。具体的事例太多，在这里不想多讲了。
（七）
最后我想讲一下在内容提要中没有提出的“历史发展的主体”问题。我不赞成对历史发展的主体的问题作片面的理解，去争论谁是谁不是历史的创造者，而是赞成“力的平行四边形”的看法。各种不同的人、不同的组织、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都同时在创造历史。在力的平行四边形中，不同大小、不同方向的力对事物运动的方向起不同的作用，但各有其作用却是无可怀疑的。对这应该做定性加定量的具体研究。
我们中国当然也是这个力的平行四边形中的一个历史发展的主体，而且由于中国是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土面积很大的国家，所以中国的力量在这里所起的作用会很大。我们中国人是认识到中国作为大国在世界历史上的重大责任的。世界各国对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作用也是很关心的。今年年初我去吉隆坡出席中马经济论坛，在会上我听了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的演讲。在这个演讲中，他强调讲了一个问题，表示他不同意世界上有一种“中国威胁论”的看法。我很钦佩马来西亚总理的卓见卓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当然对世界会有很大的影响，中国按照自己一贯的立场，所起的影响将是积极的影响，中国越是强大，它对世界的积极影响就越大，因而形成不了对他国的威胁。这是肯定的，中国历史传统也是这样的。在这个大会上有一篇论文是讲郑和下西洋的历史的。中国明初的实力是很强大的，但是并没有侵略东南亚各国，留下的是友好的记录。年初的马来西亚之行，我获得了更多这方面的知识，加深了这方面的印象。世界历史调整时期，各国历史发展的主体的具体研究是学者们必须做的一项基础研究工作。
最后的最后，我再说一句，我们这些学者们也会在力的平行四边形中发生某种作用。这种作用是附在其他历史发展的主体上起作用的。因此妄自尊大固然没有根据，但是反过来妄自菲薄，认为自己不能有所作为的观点也是不对的。
（本文系作者在“太平洋与中国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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