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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40-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468(2003)02-0005-07
中国有着丰富的教育经验和教育理论，有著名的教育专著和论文，一部《论语》包含有丰富的教育思想，《学记》、《师说》等都可算是教育论著的代表作。但是，现代式的学校和教育专著还是从清末开始。
现代学校的创建，是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和洋务运动的发展而逐步创建起来的。教育学科的开设，又是随着师范教育的兴起而同步进行着。有的教会学校已超过百年，从洋务运动创办新学堂到京师大学堂的创建，迄今已逾百年。在一百多年的历程中，中国的现代教育在风云多变、极为曲折和极为艰难的道路上蹒跚前进。它为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总结近百年的历史经验教训，对于我们今天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将不无裨益。
从教育发展的主导思想来看，大致可以把百余年来教育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从20世纪初到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到全国解放；全国解放到“文革”结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在某一个时期中又可以细分为若干小的阶段。下面分别对四个时期作些简述。
一、发展历程
（一）20世纪初到五四运动（1900～1919年）
这一时期还可以上溯到19世纪末。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废科举，兴学校”，其斗争矛头直指封建的传统教育，中洋务运动打出的“中体西用”，是这一时期的指导方针。在教育上主要是从日本学习德国的“传统教育”（注：这里所说的“传统教育”，是指以赫尔已特为代表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模式，以此把杜威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模式称为“现代教育”。以下所引同此。）思想和教学模式。以赫尔巴特为代表的“传统教育”思想和教学模式，即以教师为主、通过学科课程和课堂教学组织形式来系统传授知识。这种教学模式，杜威把它称为“传统教育”，其思想基础是德国的古典哲学和统觉心理学。
在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所设的14门课程中就有教育学一科。最早授课的有日本籍正教司服部宇之吉博士，由范源濂充当翻译。[1]其间还有日本学者立花铣三郎讲授的《教育学》，王国维译；牧濑武一郎讲授的《教育学教科书》，也是王国维译的。[2]由此便从日本引进了西方以赫尔巴特为代表的“传统教育”的思想和教学模式。嗣后，在引进过程中，我国学者也开始自己编著，较早的有王国维的《教育学》，蒋维乔的《教育学》，后者作为初级师范课本，影响较大。以后，又陆续出版了罗振玉编的《教育丛书》，在较大范围中引进了西方有关的教育学原著及其教育思想。
当时的西学与中学之争，主要是指向中国传统的封建教育和科举的选士制度。但在“中体西用”的思想指导下，尊孔读经的中国传统教育内容，在学校中还占有重要的地位。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清廷学部正式规定教育宗旨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其封建教育的思想还占有主导地位，仍是“中体西用”的具体体现。
直到辛亥革命，南京临时革命政府成立后，才由蔡元培教育总长提出了五育的新教育方针，并对教育宗旨做了新的厘订。但不久又为北洋政府所取缔，尊孔读经又重新提出。在军阀混战中，凡是由军阀统治的地方，尊孔读经又成为他们的遮羞布和愚民政策的主要内容。可见新旧教育的斗争是何等复杂、激烈和艰巨。
（二）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1919～1949年）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一次伟大思想解放运动，也是一次由广大知识青年发起、全国广泛响应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高举科学与民主两大旗帜，向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因而五四运动也可以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次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相结合的伟大的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的起因，是由抗议中国代表准备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而引起的；但作为思想启蒙，则是由《新青年》提倡的科学与民主、坚决反对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所奠定的思想基础；同时也受到十月革命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对我国的影响。因此，在五四运动中，不仅提出彻底反对封建主义“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同时也高举“外争国权，内惩国赋”、“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的彻底反帝的旗帜。在这场斗争中，有理论、有行动，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共同反对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也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种思想的斗争，如问题与主义之争，就属于后者。
当时在教育思想上的主要影响是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五四前夕，杜威来中国，在中国讲学两年多。在他的几位大弟子的帮助下，在中国广泛传播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使中国的教育从学习德国（主要是从日本学来的）转向学习美国。
当时虽然在教育实践中，“传统教育”的一套教学模式仍在施行，但从教育思想来看，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却占有着统治地位。以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为指导的活动教学模式便开始在我国传播。当时不仅有设计教学、道尔顿制的实验，更为重要的是“五四”以后的几个大的教育实验，如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晏阳初的“平民教育”、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梁潄溟的“乡村教育”、陈鹤琴的“活教育”等等，除梁潄溟的“乡村教育”外，其余的教育实验大都与实用主义的教育思想有关。在当时出版的由中国学者所撰写的教育专著，也多数受到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甚至有的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所写的教育论著，对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也是肯定的。可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当时我国教育界影响之大。
五四运动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革命意义必须充分肯定，但五四运动的某些消极影响也应当予以注意。如在批判封建主义文化思想时，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遗产缺乏应有的重视；在批判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时，对西方现代文明对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积极作用也有的肯定不够；这就为“国粹主义”和“全盘西化”留下了争论和发展的余地。五四运动中的形式主义思想方法，说好一切皆好，说坏一切皆坏，对后来也有着一定的消极影响。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在政治斗争上是一段极为复杂的时期，在大革命失败之后，国共两党各自建立自己的统治区和根据地，实行着两种不同性质的教育。抗日战争期间，沦陷区与国统区、国统区与抗日根据地，又是实行着各自不同思想的文化教育。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两个不同地区的教育还是在相互斗争着。但是，在国民党统治的地区，文化教育工作并非一无建树，在一些具有进步思想人士与广大教师和学生的致力下，文化教育工作还是在曲折的斗争中向前发展着，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再赘述了。
（三）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1949～1976年）
全国解放后，在政治上提出“一面倒”，在教育上提出“全面学苏”的主张。这些政策的制定，是有着当时的历史背景的。在教育上，当时面临着新教育的建设，认为只有苏联的社会主义教育才是中国教育发展的榜样和前景，于是提出“全面学苏”的口号。使我国新教育建设，从学德、学美到学苏，走了一个三部曲。“全面学苏”，在当时对于建立新的、正规的教育体制，是起到一定积极作用的。它对于从原有的教育基础走向建立全国的新教育体制，是一项重要的措施。苏联的教育体制，为我国教育走向新的正规化和培养各类建设人才，起过不可泯灭的作用。但是“全面学苏”的口号，不但脱离中国实际，而且更主要的是苏联教育中的统一性、绝对化等形式主义的问题，对我国教育的发展产生了不少消极的影响，如高教的院系调整和普教的建设，都有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
在苏联教育思想的影响下，加上我国当时对美斗争的需要，对胡适等人所倡导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揭批杜威实用主义思想中强调个人经验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基础是必要的和正确的，但忽视杜威在教育上的贡献以及其某些教育命题的有用成分则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因为教育命题与其哲学基础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应作具体的和全面的评析。
在苏联教育思想的影响下，“传统教育”中的课堂教学模式，又披上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外衣，这样就使原有从德国学来的赫尔巴特的四段教学以及赖因的五段教学，为苏联的课堂教学五个环节所代替，使“传统教育”中的教学模式，在我国教育中的地位得以加强和巩固，一直成为今天教学改革中的一个主要问题。
由于中苏关系的破裂，在教育上，又从全面学苏到走自己的路，1958年的“教育大革命”，就是在“走自己的路”口号下的产物。走自己的路是必要的，但当时走自己的路的指导思想是“左”的。从1958年的师生大搞生产劳动，到1964年前后的大学生参加“四清”运动，再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左”的思想发展到了极端。其间虽然有60年代初“三个条例”的制订，但未能坚持下去。文化大革命中，批判17年教育是“黑线专政”；大批“智育第一”、“师道尊严”，把知识和教师的作用全部批光；实行“开门办学”（实际是开门不办学）；奖誉“白卷英雄”；如此等等。教育受到彻底破坏，完全处于空白和误导的阶段。
当然，1958年“教育大革命”的“左”的思想与“文化大革命”中“左”的思想，虽然在思想上有其继承的关系，但在性质上还是不相同的，前者还有革命的意图，后者则完全是反革命的破坏，这个界限也应适当分清。
教育上“左”的思想也表现在对知识分子、特别是对高级知识分子的轻视以及敌视上，从“三反”、“五反”到“反右”、“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对知识分子是越来越不信任，甚至鄙视和仇视。给知识分子划阶级成分，从小资产阶级到资产阶级、直到挖社会主义墙角的“臭老九”，把知识分子列入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的敌对阶级之中，这样对待知识分子，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这一段教育史，应当认真地全面地进行总结，它对今后教育建设的借鉴意义，不亚于前段，因为它是在所谓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正确与错误交织在一起的教育发展史。
（四）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1979～ )
“文革”十年动乱结束后，推倒了“两个估计”，正确评价了17年的教育。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讨论，批判了“两个凡是”，为端正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作了准备。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实行改革开放，迎来了教育的大好春天。
1.确立了教育的战略地位，教育事业得到空前的发展。九年义务教育已基本普及，完成了“两个基本”；职业教育得到重视，职教与普教的比例得到调整，为各条战线培养了各级各类专业人才；高教大力发展，院校进行调整，学科门类大量增加，研究生教育进行了重建和提高。各级各类教育都有了空前的发展，受正规教育的人数已超过了两亿。
2.对教育上的基本理论问题，开展了广泛的讨论。从教育本质问题讨论起，涉及到教育理论的各个方面，打开了过去的许多禁区，引进了当代的许多教育思想和教学模式；对许多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了重新评价，恢复了他们的本来面目。
3.教育学科从单一走向多学科。旧的学科得以恢复，新的学科得以引进和创建，已形成为一个庞大的教育学科群，教育科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教育著作大量出版，仅《教育学》一科，出版的就有二三百部之多。
4.教育实验广泛开展，新经验多方面呈现。大至教育体制、小至教育教学形式和方法的改革，都在进行着实验；国外的先进经验，也在引进和实验着。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结合，正在新的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不断推进。
5.教师和教育科研队伍得到极大的发展。教师素质在不断提高，目前教师人数已逾千万人；教育科研机构遍布全国，科研队伍蓬勃发展，反映教育科研成果的教育报刊更是不计其数。已经形成了研究工作与实际工作相结合的不同层次的科研队伍。
总之，二十多年来，在正确教育方针和政策的指引下，教育理论和教育事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繁荣。目前，整个教育工作，正在按照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所指出的“坚持教育创新”的方向，制定规划，奋勇前进。
在教育的大发展中，我们也应当有清醒的头脑来认识教育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
第一，我们是一个经济尚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各个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又极不平衡，受教育的人有几个亿，我们面对穷国办大教育的各种困难。如教师质量的提高和教育科研队伍的发展，教育资源的筹集和合理配置，各级各类学校和不同地区教育的协调和平衡发展等等，都有待进一步解决。
第二，教育的对象是人，基础教育的对象是正在发展和成长的年青一代，它的教育具有极大的随机性。如有的教育，对张生适用，对李生就不适用；此时适用，彼时就不适用；王老师用了有效，刘老师用了就没有效；如此等等。这就向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教师不但要深入了解学生，而且要懂儿童的生理和心理及其各种影响，需要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卫生学等多种知识的支持。当前中小学教师的水平，绝大多数还不能满足新时期教育的要求，如何培养新教师和提高在职教师的素质还是当前教育中一个关键问题。
第三，教育效果的滞后性，要求教育工作必须有前瞻性。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既说明了培养人的时间之长，更说明了培养人的收益之大。教育上某个政策的制订，某个措施的实施，正确的也不易立即见其好的效果，错误的也不易立即发现其不良影响，常常是要几年或几十年后才见分晓。因此作为教育工作者（包括教育决策人）必须充分认识教育工作复杂性和先导性的特点，要有远见卓识，作周密考虑，以对人民和青少年极端负责的态度来从事和做好工作。
二、几个问题
历史经验，值得注意，以下仅就近百年来教育发展中的几个问题，略作整理和申述：
（一）确立正确的方法论
在当今世界文化多元化的趋势下，我们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正确的方法论呢？因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具有科学的、发展的和批判的特点。
中国人民认识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了曲折的道路和比较的检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进一步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孙中山从十月革命胜利，看到了中国即将破晓的曙光。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时，也有的人是从无数的比较和失败的教训中，才确信马克思主义的。
因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是科学的，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规律的科学总结。辩证唯物主义科学地解决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它告诉我们，对一切问题要从实际出发，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切忌主观片面性。历史唯物主义是将辩证唯物主义运用于分析历史问题，它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来分析历史问题，对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评价，要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从其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和贡献来作具体的历史的评析，这样便把历史问题从唯心主义的范畴中拯救出来，步入真正科学的道路。恩格斯把历史唯物主义视为马克思的两大贡献之一。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是发展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它不断增加新的内容，去掉已经过时的东西。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灵魂。就以《共产党宣言》的序言及其注释来说，其中有的就是对原著的补充和修正。也正是在发展观的思想指导下，列宁才根据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性特点，提出社会主义可以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的理论，领导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并取得胜利。毛泽东同志根据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成为领导中国革命的毛泽东思想，取得了中国人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邓小平同志又根据社会主义发展的长期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取得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为此，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又是批判性的，它批判吸取了德国古典哲学，建立起唯物辩证法；它批判了英国古典经济学，建立起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它批判了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建立起科学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建立，是对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批判性的总结。在今天，我们又面临世界文化多元化的历史背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历史任务，就是要批判吸取一切对自己有用的东西，为推进文化发展和社会发展服务。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解开教育史上的问题提供了一把钥匙。在西方教育史上，长期存在着在教育本质问题上社会本位与个体本位之争，在教学模式上存在课堂教学与活动教学之争，在课程编排上存在分科与综合之争等等，这些问题，今天又以新的形式和内容重演着。对于这些问题及其有关人物的分析和评价，都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和历史观予以评析。
在今天改革开放的形势下，特别是入世以后，如何处理全球化与本土化、国际化与民族化的关系，研讨经济开放与教育开放的异同，多元文化与主导思想的关系等等，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新课题。我们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具体分析，实事求是，用科学的方法论来处理这些问题，既不是固步自封，又不是简单搬运，才能使其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教育体制服务。
综观当今在文化多元化的历史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的教育和任何一位教育思想家，总有自己的主导文化和思想。无目的地兼收并蓄，在历史上没有，在今天也不存在。处在文化多元化的今天，对于文化教育走向世界，要防止两种倾向：一是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把一切外国的先进文化拒之门外，使自己落后于时代的发展；二是盲目崇拜，生搬硬套，结果是食而不化，非此非彼，无所建树；这两种态度对于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新文化教育，都无所裨益，也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发展观和批判精神。
（二）倾听教育实践的呼声
理论结合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原理。教育科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教育理论来自教育实践，又反转来为教育实践服务，教育理论就是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不断上升中提高。实践出真知，实践又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20世纪30年代我国之所以出现许多教育流派，正是教育实验广泛开展的结果。当前由国外传入的各种教育理论和教学模式，对我国教育改革是否有用？也应受到我国教育实践的检验。最近和一位正在上海开展‘理解教育’实验的同志晤谈，我向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的‘理解教育’实验与西方解释学所说的‘理解’是否相同？”他说：“有同有异。”也就是说，经过教育实验才可以检验西方某些教育理论对我国教育实践的价值。脱离开教育实验和教育实践的检验，空讲什么教育理论，是很难说明其真伪的。
网络教育的发展，向学校和教师提出了挑战，于是“学校消亡论”、“教师无用论”的思想又在抬头。网络教育、远程教育的发展，毫无疑问会使传统的学校作用、教师作用有所改变，但学校和教师应当如何发挥作用？对现有的课程体系和教学模式应当作哪些改革？都是需要研究的课题。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应当进行教育实验，以教育实践的成功与否来进行检验。为此，要求每一位教育理论工作者，应当勇于实践，锐意创新。
我们这样强调教育实践和教育实验，是不是轻视教育理论的指导作用呢？绝对不是，一个正确的理论的提出，是会对教育实践的发展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的，比如当前由于主体性教育的提出，对教育改革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就是很好的例证。而且教育实验，也总是在一定的教育理论的指导下去设计和进行，否则必然是盲目的。但理论指导的正确与否，最终还要受到实践的检验。
特别在今天开放的形势下，西方各种教育理论纷至沓来，而某些教育理论工作者，又习惯于书斋生活，生搬硬套，为了使理论不至于误导，强调通过教育实验进行检验，应是一种切中时弊的决策。希望广大的教育理论工作者，特别是正在从事教育研究的研究生，一定要把目光投向教育实践，克服困难，走出书斋，与广大教育实际工作者结合，走一条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否则教育科学是很难有所创新、有所发展的。
（三）批判继承和借鉴中外优秀文化
中国是一个有悠久文化的古国，有极为丰富的文化曲籍，在教育方面尤为突出。无论在人生哲学、道德教育。教学及师生关系等方面，都有精辟的论述和典型的范例。所有这些优秀文化遗产，都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取之不尽的宝贵财富和思想源泉。
但是，任何的历史遗产，都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和在一定思想指导下的产物，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以至阶级局限性，其中就难免精华与糟粕杂陈。为此，要求在继承历史遗产时，要有所选择，并须结合实际创造性地运用，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古为今用”。
就以“小康”来说吧：“小康”是中国古代文献中较早出现的一个词，它时常与“大同”并用。“小康”最早见于经传的，大致有两处：一是《诗经·大雅·民劳》篇所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这里所说的小康，有安康之意。二是出自《礼记·礼运》篇所记孔子对“大同”与“小康”的论述。孔子把“大同”视为最理想的社会形态，对这个社会的公有制及其特点作了具体的阐述，其中虽不免有把原始社会理想化的问题，但其具体论述，还是有许多可取之处的。因而后世有志于社会改革的志士和革命家，多从其中吸取有益的思想，如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都源于此。在孔子看来，“小康”是“大同”之后的社会形态，已是“天下为家”的私有制社会。它已不及“大同”，但还是“礼义以为纪”的政治清明的社会，在禹、汤、文、武、周公的治理下，还出现了“三代之英”。孔子的社会发展观，显然是倒退论的。后世又常常把“小康”用作指温饱无虞生活比较宽裕的家庭，这同我们今天所说的“小康”有些接近。
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思考中国社会发展和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时，使用“小康”这个概念来说明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并作了分三步走的设想。“小康”成为解决人民温饱问题到过上富裕生活的中间阶段。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并具体指出我国当今的小康社会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今后的二十年，要奔向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等全面发展的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以实现第三步的战略目标。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教育的关系是什么呢？小康社会是教育发展的基础，当今低水平的小康社会的特点，也必然会在教育事业发展和人的发展上有所反映；但教育又应发挥自身先导性和全局性的作用，以“三个面向”为指针，高瞻远瞻，周密规划，来促进小康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加快我国现代化的进程。
从以上对于“小康”和“大同”的引述中，使我们看到对待中国文化遗产所应持的批判继承的科学态度。对中国文化遗产的继承应当如此，对西方文化的借鉴也应该是这样的。
西方在近代，由于工业和科技的发展，文化教育也走在世界前面。我国现代教育的建立，就是在引进西方教育理论和经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西方的文化同样存在着精华与糟粕两上方面，如何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有选择地学习，并创造地运用，仍是借鉴西方文化的必由之路。
现以班级授课制的课堂教学为例来做说明：这种教学模式在西方已实行了数百年，在我国也实行了逾百年，它所起的作用仍然有积极的和消极的两个方面，对它的评价在西方也存在着肯定与否定的不同见解，批判它最苛刻的是实用主义的教育思想。在今天的中国，由于日益强调学生主体性和创造性学习，对它的批判也越来越突出。
究竟如何看待课堂教学这一传统的教学模式呢？孟宪承在20世纪30年代所著的《教育概论》一书中，用了荀子批评墨子的两句话“有见于齐，而无见于畸”[3]，对班级授课制的课堂教学进行了评析。这个评析是很中肯的：因为它“有见于齐”，就可以根据学生一般的年龄特征和知识水平进行编班，由一个教师面向几十个学生进行授课，这种集体的教学形式较之以前的手工业式的个别教学，大大地提高了教学效率，成为教学的有效组织形式，它有利于发挥教师的作用，使学生系统地学习知识。这应是课堂教学的优点，也正是它至今还在被运用的原因所在。但“无见于畸”，确是班级授课制课堂教学的根本缺点，几十个学生就有几十个个性，课堂教学这种组织形式，不利于对学生个性特点的照顾和学生学习主动性的发挥。特别在今天强调弘扬学生主体性的要求下，课堂教学的缺点更加显得突出，因而必须改革。如何使这种集体教学形式，能兼顾学生个性特点，有利于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应当是当今课堂教学改革的主要课题。如果能在课堂教学形式中，找到一种集体教学与个别教学相结合的方式方法，未必不是一种创新的教学模式。目前有的学校和教师业已在这方面做出很好的成绩。因而我们的观点是：课堂教学模式必须改革，但不是简单的否定。
通过上述两个例子，说明对待中外文化教育，都必须采取批判继承和借鉴的科学态度，不但要有所选择去粗取精，还须根据时代要求予以创新，如此方能达到“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的目的，也才能避免“国粹主义”与“全盘西化”的旧弊以新的形式重演。（注：以上三点，在《教育研究与实验》2002年第4期的《再谈中国教育哲学》一文中已有所涉及，特此申明。）
（四）弘扬爱国主义传统
这里所讲的爱国主义传统及其具体体现，不是泛指，而是专指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爱国思想和行动。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为了救亡与启蒙，中国知识分子表现出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造就了一个具有爱国思想和行动的知识分子群体。在这个知识分子群体中，有清廷高级官吏，如林则徐、谭嗣同等；有农民领袖，如洪秀全、洪仁玕等；有辛亥革命的民主斗士，如孙中山、黄兴、秋瑾、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等；还有为共产主义而献身的中国共产党人，如李大钊、蔡和森、恽代英、向警予、方志敏、瞿秋白等无数英雄和先烈们，他们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为国捐躯的献身精神，为我们谱写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和铸造了爱国主义灵魂，这是大家所共知的史实。
下面我们仅就在文教战线上和国防战线上工作和献身的知识分子群体，以李四光、钱学森、老舍、陶行知为例做些说明。李四光、钱学森、老舍都是解放前在国外工作的学者，为了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他们毅然抛弃在国外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不辞千辛万苦，飘洋过海，经过无数的艰难和曲折才回到祖国，为中国的复兴和建设，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如李四光通过地质分析，发现了大庆油田，摘掉了中国是贫油国家的帽子。钱学森为两弹一星，做了开创性的工作，为巩固国防、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老舍写出了《龙须沟》、《茶馆》、《四世同堂》等剧本，歌颂新社会、批判旧社会，为人民提供了最宝贵的精神食粮。被誉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为教育事业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为了普及教育，他放弃了教授职位和高校工作，去创办晓庄师范学校和创办社会大学，他以“爱满天下”、“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无私奉献精神，为教育和民主战斗到最后一息。教育战线上的其他英雄模范人物的典范事迹尚多，不再一一列举了。
广大的知识分子，在全国解放后的历次运动中，特别是在“反右”和“文革”中，受到了各种不公正的待遇，被批斗，住牛棚，甚至被判刑、坐监牢，被剥夺了工作和生活权利，有的还搞得妻离子散。也有的人是在边批斗、边工作，仍在为国家和人民做贡献。为完成国家的重大工程，他们虽然戴着“反动学术权威”、甚至“臭老九”的帽子，还是在无怨无悔的默默奉献。到“文革”以后，经过平反冤假错案，恢复了工作，他们又是欣喜若狂，兢兢业业地热情工作着，没有抱怨，没有“算账”。所有这些，都具体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高贵品质。只要中国能独立和富强，扬眉吐气，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是实现了他们的最大心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造就了一代热爱祖国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是祖国最宝贵的财富，是民族精神的体现。
当然，作为知识分子群体，不是没有缺点的。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偏重于个体劳动和书斋生活，比较重视个人作用，而较为忽视集体的力量；行动上容易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思想上也容易产生偏激和空虚等缺点；“文人相轻”的旧习气，在某些知识分子身上也会有所表现。而且在每次大的运动之后，知识分子群体常常会发生分化，“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鲁迅：《彷徨》）甚至少数人还会成为时代落伍者，个别的堕落成历史的罪人，如汪精卫、周佛海等人，就是知识分子中的败类。因此，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也需要不断加强修养，才能与时俱进，永不褪色。
在今日中国，知识分子作为脑力劳动者，已成为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随着科技发展和知识经济社会的到来，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必将日益加强。知识分子应当提高自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发扬爱国主义传统，加强开拓创新意识，为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做出更多和更大的贡献。
江泽民在1998年5月4日北京大学100周年校庆的讲话中，高度评价了知识分子的作用，并对青年知识分子提出四点要求：“坚持学习和学文化与加强思想修养的统一”，“坚持学习书本知识与投身社会实践的统一”，“坚持实现自身价值与服务祖国人民的统一”，“坚持树立远大理想与进行艰苦奋斗的统一”。[4]这是对知识青年发扬革命传统与肩负起时代所赋予历史任务的全面要求和殷切希望，也为知识分子群体指出了理论与实践结合，个人与群众结合，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正确道路。新的时代，新的使命，具有爱国主义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在“科教兴国”的大业中，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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