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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和江泽民同志在会上的讲话，提出和阐明了当前和今后十五年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理解和执行这个纲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把精神文明建设放到国内国际大局中，提到战略地位上来考察。
所谓放到大局中，提到战略上，就包括：联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十八年历史经验的总结，联系今后十五年发展战略的规划，联系世界范围综合国力的竞争和较量，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这样来认识精神文明建设的形势，认识思想和道德这种精神力量的战略意义，认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于我们精神文明建设和整个事业的指导作用。
一、新时期十八年大局中的精神文明建设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从那时起到现在，已经十八年了。这十八年国内大局的特点，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历史大转折和事业大发展，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停滞封闭到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的伟大转折，带来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发展。国民生产总值在长达十八年时间中连续高速增长，年增长率平均达到9.8%，在最近的五年间达到11.8%，为世界所罕见，钢、煤、原油、电力、粮食、棉花等重要产品的年总产量，跃居世界前列。以钢为例，1956年党的“八大”时毛泽东设想本世纪末钢的年产量赶上美国，1958年“大跃进”搞当年翻番栽了跟头，“文革”中“三打两千六”都没有打上去，而现在经过十八年发展达到世界第一位，邓小平同志设计的国民生产总值到本世纪末比1980年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已于1995年提前实现，全国人民正在意气风发地向2010年的远景目标奋进。
我们事业的大发展，来之不易，是在极为艰难复杂情势下实现的。正如《决议》所说，“这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种人民扭转‘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势，从困难中重新奋起，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开辟新道路的伟大进程；又是我们经受住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内国际风波的严峻考验，把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伟大进程。”《决议》概括的这两个“伟大进程”，反映了两个历史关头，两次扭转局面的壮举，以鲜明的历史比较和国际比较，展现了我们党和我们民族十八年来创造历史的伟大活力。
这样的伟大进程，这样的伟大活力，没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不能设想的，没有改革开放是不能设想的，没有精神力量的推动也是不能设想的。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所说的精神力量，指的是决定于经济和政治，正确反映经济和政治，又给予伟大作用于经济和政治的精神力量。《决议》从四个方面分析了这种精神力量，首先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实践为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我们整个新时期的新事业，就是以思想解放形成新的精神面貌为起点的。对于打破精神枷锁带来的巨大喜悦和鼓舞，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们都会有亲身的感受。第二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这是一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我国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归根到底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改革开放以来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犹疑和困惑归根到底也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逐渐搞清楚这个问题，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突破一系列僵化观念而提高到新的水平，这是在指导理论这个最深刻层次上推动我们事业前进的精神力量。第三是“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开拓进取的群众创造精神的振起”。这是遍及全国广大农村和城市，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要求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精神力量。党的思想路线和指导理论的拨乱反正，启发和保护了群众的创造精神；集中和总结群众的实践和群众的创造精神，又成为党的思想和理论发展的源泉。第四是“不信邪、不怕压、维护国家主权、冲破西方制裁的民族自立精神的发扬”。中华民族的自立精神，在反对帝国主义的长期斗争中得到锤炼，面对近年来西方压力一时猖獗而进一步焕发出来，显示了新的光彩。新时期我们的历史性成就，同上述这四条是分不开的，“归根到底，是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形成和发展分不开的。”
《决议》强调指出，“没有党的指导思想这种历史性飞跃，没有全民族精神状态这种深刻变化，没有敢闯敢试的劲头和及时总结经验的智慧，就走不出一条好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决议》的这些话，生动地反映了我们党对新时期十八年伟大变革中思想路线、指导理论、群众创造精神、民族自立精神这些精神力量的战略意义和伟大作用的充分估计。
在新时期开辟社会主义新道路的进程中，新的精神力量的兴起具有极大重要性，这是十八年来我们精神文明建设的主流。
《决议》充分肯定了这个主流，肯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和“十四大”以来党领导精神文明建设各个方面的成绩。同时，《决议》又尖锐指出了当前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人们精神生活中思想状态、道德面貌等方面存在的复杂情况和严重问题，总结了过去对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方针在执行过程中出现过不一贯情况的教训，并且要求我们“必须清醒看到，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工作中，忽视思想教育，忽视精神文明，‘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我们既不要因为眼前面临的严重问题而模糊对主流的认识，也不要因为已经取得的成就而忽略问题的解决。正如《决议》所强调指出的：“看不到十八年来精神文明建设的主流，就会丧失信心，是错误的；看不到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就会丧失警惕，是危险的。”
总之，只有从十八年历史大转折和事业大发展的大局来考察，才能看清楚精神力量的战略意义和伟大作用，看清楚精神文明建设形势的主流。同时，也只有从大局来考察，才能充分正视社会精神生活的消极和阴暗方面，充分警觉这些问题如不努力解决势必影响和损害大局，充分理解在新形势下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紧迫性、长期性和复杂性。
二、跨世纪十五年发展中的精神文明建设
从1996年到2010年，这十五年大局的特点是什么？可以用《决议》中这样一段话来概括：“要巩固和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促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迎接综合国力剧烈竞争的挑战；要在前进道路上战胜各种困难，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这是更加艰巨的历史性任务，对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正是针对这种更高的要求，《决议》强调“在把物质文明建设搞得更好的同时，切实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
邓小平同志说过，“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我们确定的“战略布局”，“这个战略布局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永远不变”。决议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的前提下，在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战略布局”中，把加强新形势下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紧迫、重大和长期的战略任务进一步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这是《决议》的一个重大历史性贡献。
实现跨世界十五年的发展目标，关键在于促进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这样的转变，已经、正在并将继续引起我国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多方面的深刻变革。从经济运行方式来说，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作用不能动摇，但是调控作用的具体实现形式要变化，市场要逐步真正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从所有制结构来说，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能动摇，但是公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要变化，公有制以外的其他所有制形式在发展，各种所有制之间的相互关系也会有许多变化和发展。从分配结构来说，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不能动摇，但是按劳分配的具体实现形式要变化，多种分配方式在发展，不同地区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别和调节这种差别的问题会更加突出，从整个社会结构来说，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更新，人口流动和人口结构的变化，都正在以世界少有的巨大规模进行。在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而且很不平衡的东方大国，进行如此深刻的转向市场经济和调整结构的巨大变革，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提出过的重大课题，是影响中国历史进程以至人类历史进程的重大挑战。我们面临问题的复杂性和深刻性在这里，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希望和前途也在这里，对这种情况，从领导到群众的思想准备不足，而我们的体制、法律、政策、管理的完善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在这样的条件下，做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努力发挥社会主义思想、理想、信念、道德这些精神力量的作用，就显得尤其重要和紧迫。这方面工作做得好一些，精神力量的作用发挥得更大一些，转变过程就能进行得顺利一些，健康一些；反之，如果做得不好，那就会增加转变过程中的艰难、混乱和动荡，甚至造成严重后果。这是决定我国精神文明建设任务既有紧迫性、又有长期性和复杂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实现跨世纪十五年的发展目标，要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迎接综合国力剧烈竞争的挑战。当然，我们应当看到，和平和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有利于我们在对外开放中充分利用世界市场，充分吸取当代人类科技发展和一切文明成果，赶上世界现代化的步伐。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但是我们又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面临挑战的形势是严峻的。在两极格局结束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加紧推行他们的人权观、主权观、价值观等等，世界范围思想文化激荡在加剧，这是一个新的事态发展。正如《决议》所说，“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严重曲折，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科技占优势的压力和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将长期存在”。这就要求我们善于把握机遇，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坚定不移地正确执行对外开放国策，并且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来有力地抵御西方资本主义的渗透和敌对势力对我“西化”、“分化”的图谋。综合国力包括经济力量、科技力量，也包括政治力量、思想和文化的力量。就是说，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力量。向多极化发展的国际格局中各大国之间综合国力的较量是很剧烈的，并将持续很长时期。我国在这种较量中要能够站住脚跟，发展和壮大自己，不单要大大增强自己的物质力量；而且要大大增强自己的精神力量，要发挥我们在精神力量方面应该和能够发挥的优势，在综合国力的“综合”上做出一篇好文章、形成我们的整体优势。这是决定我国精神文明建设任务既有紧迫性、又有长期性和复杂性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历史的原因。我国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它的思想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封建社会积累的历史文化遗产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清理遗产，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并对这个问题上现在还反复出现的模糊观念和错误倾向进行引导和斗争，还是一项远未完成的任务，我国又有百多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旧民主主义革命留下了不少精神财富，新民主主义革命留下的精神财富更成为我们今天十分珍视的革命传统，但是买办资产阶级和畸形的不发展的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也还在时时影响人们，并将在长时期内发生影响。至于小生产习惯势力和同它相伴随的愚昧保守心理，更是历史悠久，范围广大，根深蒂固。所有这些，当然也决定着我国精神文明建设任务既有紧迫性、又有长期性和复杂性。
为了实现跨世纪十五年的发展目标，针对上述现实的、国际的和历史的原因，《决议》鲜明地提出了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认真研究解决的三个历史性课题，即三个“如何”：“如何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使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相互促进，协调发展，防止和克服一手硬、一手软；如何在深化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共同理想、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防止和遏制腐朽思想和丑恶现象的滋生蔓延；如何在扩大对外开放，迎接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情况下，吸收外国优秀文明成果，弘扬祖国传统文化精华，防止和消除文化垃圾的传播，抵御敌对势力对我‘西化’、‘分化’的图谋。”
这三个“如何”能否有效地解决，关系到十五年发展目标能否顺利实现，从根本上说，也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这对我们全党同志是一个重要考验。过去，在结束和纠正“文化大革命”与面对世界范围社会主义严重曲折的两大历史关头，我们全党经受住了考验，赢得了伟大的胜利。今后，在解决三个“如何”的历史性课题面前，我们全党也一定能够经受住考验，夺得新的伟大胜利。
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心骨
站在过去十八年和今后十五年之交的历史阶梯上，我们看到，我国精神文明建设和整个事业发展拥有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这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实践中开辟了一条从我国国情出发的、通往富裕和繁荣的、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在认识上形成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全党对这个理论的共识和信念，是我们最重要、最根本的精神动力。坚持这个理论，在实际工作中切实运用、贯彻和实现这个理论，在实践检验中继续丰富、完善和发展这个理论，是我们精神文明建设的主心骨，也是我们整个事业的主心骨。
回溯近代以来的历史，在中华民族的救亡和发展问题上，有多少中国人，从不同的阶级和派别的立场出发，进行了各种方向的探索，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里有以魏源、林则徐、龚自珍为代表的地主阶级革新派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发展路线；有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提出的带有明显农业社会主义色彩的发展路线；有以张之洞、左宗棠为代表的洋务派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发展路线；有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的“维新变法”的发展路线；还有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的“三民主义”和“实业计划”的发展路线，等等。这也是“诸子百家”啊！甚至可以说，这是继先秦那次中国社会历史大变动中“诸子百家”之后的，又一次中国社会历史大变动中的“诸子百家”。这里问题的实质，归根到底是关于在西方列强巨大压力下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怎样才能现代化。历史反复证明，这些“诸子百家”，都没有能够解决中国救亡和发展问题。只是在马列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中国人民才开始在精神上由被动转入主动，开始找到正确的方向。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领导党和人民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我国尔后一切进步和发展打下了根本的历史基础。邓小平同志作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亲身参加了这一伟大实践，而在毛泽东同志去世之后，在“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局势下，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又勇敢地领导党和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继承和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同时纠正失误，在新的实践中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正如邓小平同志说：“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今天我们同样可以说，没有邓小平同志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就不会有今天中国这条跨越世纪的通往富裕繁荣的正确道路。
放到这么一个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来看邓小平同志的贡献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可以更加深刻地体会到，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我们继续前进的主心骨。
强调邓小平理论是我们继续前进的主心骨，同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致的，而不是对立的。我们党在理论工作中，历来有一个好的传统，就是坚持以中国问题为中心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毛泽东同志这样说过：“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的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重视理论，重视哲学，围绕的中心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基本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的理论工作的成功，也正是由于继承和发扬了这个好传统。邓小平同志尖锐指出：“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他还指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必须以中国问题为中心，以当代现实为根据，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才能真正科学地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有邓小平理论这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也才能真正科学地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贯通起来，把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结合起来，把“老祖宗”和“新境界”连接起来。如同过去在中国民主革命的过程中，讨论马克思主义、分清理论是非，不能离开、不能无视毛泽东思想，不能离开、不能无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和发展一样，在今天的中国，讨论马克思主义，分清理论是非，也不能离开、不能无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能离开、不能无视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和发展。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一脉相承，是统一的科学体系。”“坚持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今天中国建设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理论，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讨论马克思主义问题不能离开的中心。
改革开放十八年来，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我们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闯过了一个又一个险滩。在未来的十五年、二十五年、五十五年，我们要一个一个台阶往上攀登，还会有困难，还会有风险，我们要有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的主心骨，这就是，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针不动摇。没有主心骨，遇到困难和风险，就会五心不定，在“左”的和右的错误观点干扰下迷失方向。有了主心骨，就能任凭风浪起，稳稳地把握住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条大船的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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