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造纸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造纸业论文,清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造纸业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一门重要的手工行业。到清代，手工造纸已有近2000年的历史。造纸的工艺技术，如染色、印花、磨光等，已发展到较高水平。明代纸的质量提高，据《天工开物》记，当时的纸，“精者极其洁白”。广东有以棉制的纸，称为“明棉”，用于印书，“五百年不蛀，视天一阁所藏可知”〔1〕。造纸原料品种增多，麻、木、 竹、秸都被用来造纸。纸的种类增加，绘画纸、官柬纸、油纸等都可以制造。产地亦几乎遍及全国，其商品量及行销区域扩大，已进入长距离运销。清代，造纸业更进一步得到发展。在一些造纸业发达的地方，造纸已开始从农业中分离。在近代机器造纸业产生之后，手工造纸业仍作为近代工业的补充而长期存在，构成近代社会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造纸业的集中区域
纸以制造原料的不同，大致可分为几大类：竹纸，以山竹为主要原料；皮纸，以桑、楮、桦、檀等树皮为主要原料；麻纸，以麻为主要原料；草纸，以稻草、麦秸等为主要原料。大体上说，南方多产竹纸、皮纸、草纸，北方多产皮纸、麻纸、草纸。各类纸又以工艺过程、规格、用途不同而有多种名称。
手工纸以用途区分可分为生产用纸和生活用纸。生产用纸如制伞、扇，育蚕种，以及各种包装用纸。生活用纸又可细分为文化用纸，如印刷、书写、绘画纸；生活实用纸，如卫生、糊墙窗；迷信用纸。
造纸所需除原料外，主要是水，所以清前期造纸业虽已遍及南北各地，但主要仍集中在南方的福建、江西、安徽、浙江、四川、湖南、广西等省。
福建造纸业素称发达，《天工开物》记载，“凡造竹纸事出南方，而闽省独专其盛”。清代福建仍为主要纸产区，全省多数州县都有造纸业，闽江流域最多，以闽北山区的建宁、延平及西部的汀州几府比较集中，建阳、浦城、松溪、崇安、建安、欧宁、南平、将乐、沙县、顺昌、永安、长汀、连城、归化、永定、上杭、武平等县都大量产纸。这些地区竹林密布，原料丰富，皆造竹纸、皮纸。南平县“演仙仁洲金砂保福之地多产纸，民以纸为业”〔2〕。长汀县“邑人赁山栽竹， 设槽造纸，以汀货为最”〔3〕。《闽产录异》记，“延建邵汀皆作纸， 凡篁竹麻竹绵竹赤竹枧竹，其竹穰皆厚，择其幼樨者制上等中等（纸），麻头桑皮褚皮薄藤厚藤葛皮稻藁之柔韧者制下等（纸）”。各种纸名目不同，著名的就有几十种，如毛太纸，加工细，质量好，“书坊以毛泰印书薄极难捡”。竹纸又称“扣纸”，“将乐县所造青丝扣，永安县所造西庄扣，皆光润幻结”，建阳扣自宋元以来一直是有名的印书用纸，沙县的大扣，松溪的松扣，宁洋的宁洋纸，将乐的京纸、切边等，都是广泛使用的印书、抄书用纸。此外如毛边、花笺、海纸、毛六、毛八、毛九等，均销往各地，为福建大宗货产，年销售额数十万金。
江西造纸业明代即著名，明末清初一度遭到破坏。入清以后重新恢复、发展，以广信府最为发达，上饶、玉山、铅山、弋阳、广丰、贵谿等县都是纸的集中产地。广信府纸槽洪武年间创于玉山一县，至嘉靖以后，又有永丰、铅山、上饶三县相继起立槽房。这些是报官在案的槽房，承办官差，明代官府、皇室所用官柬纸、棂纱纸等均在这些地方派造。清初顺治十年，官府一次发银2000余两给槽户抄造纸张〔4〕。 清代，广信府仍以造纸出名，民间造纸业发展很快，“郡中出产多而行远者莫如纸（以近闽多竹故），上饶、广丰、弋阳、贵谿皆产纸” 〔5〕。明代玉山县的造纸业曾领先于各县，以玉山玉版纸擅名。自明后期起至清中叶，铅山县造纸业迅速发展，看来已取代了玉山的地位，玉山玉版纸到清中叶以后反而消失了。铅山石塘镇竹多水清，以造纸业著名。清中叶，槽户及从业人数众多，商贾往来，市镇繁华，据乾隆《铅山县志》记，“石塘一镇，贾客贸迁，纸货为盛，曰毛六，曰黄表，色样不一，命名各殊”。铅山竹纸，色黄质脆，质量不如福建纸，但因价格便宜，江浙的绸布店铺都用以包裹绸缎布匹，所以销路很好。造纸业成为铅山最重要的手工行业，从业人员众多，“铅山之纸精洁逊闽中，然业之者众，小民藉以食其力十之三四焉”〔6〕。此外，赣州、南昌、 建昌、九江、瑞州、南康、袁州、抚州等府都有造纸业。安远县出一种油纸，“以楮树皮造成，纸涂以桐油”，用以包货、包行李、搭棚，“利用甚便”〔7〕。泸溪县多竹，近山之家以造纸为业，所出竹纸、 皮纸，名目颇多，有连七、西河、牛舌等，纸“为泸邑第一货殖”〔8〕。
浙江也是古老的纸产区。据说东晋时已产竹纸，“二王真迹多是会稽竖纹竹纸”〔9〕。唐代11个纳贡纸的州中，浙江占4个，有杭州、越州、衢州、婺州。宋代“米元章、薛道祖、曾文清皆有越州竹纸诗”〔10〕。清代，浙江许多州县都有造纸业，以杭州、绍兴、温州几府比较集中。富阳县水质宜于造纸，康熙富阳县志记载，“邑人率造纸为业，老幼勤作，昼夜不休”，所产各种竹纸、草纸、皮纸、名目甚多，为该县土产中最大宗的商品，其中竹纸质量为全省最优。在经过太平天国战乱后，首先恢复的就是造纸业，“自经匪乱，人丁尚未繁衍，南业竹纸，北业草纸，终岁操作亦无闲惰之人，他艺未遑顾也”。清后期，在洋纸排挤土纸的情况下，富阳的竹纸、草纸二项每年销售仍达百余万两〔11〕。于潜县土地山多于田，竹木资源丰富，业造纸的也多，“邑中嘉后、波后、惟后皆造纸。采桦树皮造者细洁如蚕茧，如造者尤厚，名桃花纸，杭宁绍三郡伞铺悉资之。秋成者名秋皮纸，用以衬衣裘，薄贴胜于棉。取百脚树皮而成者，色微赤，为银包纸。桑皮造者为桑皮纸，制扇资之”〔12〕。余杭、昌化、山阴等县都以造纸为主，所产有竹纸、皮纸、藤纸等多种。嵊县也是古造纸之地，地方志记，嵊县纸有剡藤纸、玉版牋、澄心堂牋等十多种，其中剡藤纸、苔牋宋代已名擅天下，清代嵊县的竹纸有名，其他地方不能仿效，以其具有润滑、发墨色、宜笔峰、不蠹等优点，所以倍受书画者喜爱。此外又有桑皮纸，嘉兴湖州等地用于育蚕种，“出嵊县者最佳”〔13〕。乌程、归安、孝丰、余姚、萧山等县都是产纸重点地区，纸为当地物产大宗。浙江产纸多数销往境外，以北方山东、河北、陕西、甘肃等省为多。江苏的纸扇、印书业比较发达，所用纸张多来自浙江。
安徽也为古老造纸之区，尤以宣纸著名。唐代宣州、歙州、池州均承纳贡纸。清代，造纸也是安徽的一项重要手工行业，以安庆、宁国、池州几府为多。宁国府各县都产纸，“纸，郡邑皆出，宣宁二邑尤擅名”〔14〕。该府出产有名的绘画用宣纸，主产地在泾县。宣纸生产历史悠久，宋元时已著名。造纸原料主要是檀树皮和稻草杆。纸张质地坚韧，吸水力强，洁白细密柔软，颜色经久不变，是历代文房四宝之一。据说乾隆中叶安徽画纸有长数丈者〔15〕。怀宁县产纸，道光《怀宁县志》记，纸“出广村，有槽，开造已久。各族修谱多购用之。其行亦远”。太湖县兴化、永福、长宁各乡都以造纸为生业。
陕西造纸业清以前情况不明。清中叶，南部山区的造纸业曾一度兴盛，主要集中于陕南与川楚交界的秦巴山区，包括汉中、兴安二府，以及西安、凤翔二府南部位于秦岭山区的部分州县。乾隆以前，这些地区尚未垦辟，数百里山谷老林，竹木茂密。乾隆中叶以后，随着大量流民涌入，山区逐渐开发。这些流民搭棚栖身，又称为棚民。棚民在这里除种地外，还就地取材，从事各种农副业、手工业以资生。同时，商人也进入山区，投资办厂以谋利，包括纸厂。嘉道间是陕南山区生产最为繁盛的时期。据道光初年一个记载，仅汉中府就有大小纸厂140余座， “西乡纸厂20余座，定远纸厂踰百，近日洋县华阳亦有小纸厂20 余座”〔16〕，又据同期另一记载，汉中、兴安、西安几府共有大小纸厂180余座〔17〕。山区种竹，主产竹纸，有细白纸、黄表纸，还有构纸 、草纸、火纸。道光以后，由于无计划地大肆砍伐，山区竹木资源枯竭，生产逐渐衰落。清后期，其余铁木各厂均已消失，只残存少数纸厂。此外，同州、商州、蒲城等地也产纸，有皮纸、竹纸、火纸等。
四川的造纸业唐宋时已有一定发展，宋代曾是造纸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出产著名的蜀纸，种类有鱼子笺、十色笺、薛涛笺、广都纸等。清代，四川造纸业主要集中在成都、重庆、顺庆、夔州几府，夹江、绵竹、梁山、达县都产纸。夹江竹纸自清初就被定为科场考试专用文卷纸，由四川布政司发银定造，纸样长、大，每次定造长簾文卷纸、方细土连大纸等10余万张，历250余年，成为定规。直到清末停止科举， 方才废除解纸〔18〕。彭县产纸，嘉庆《彭县志》记，“天台、慈坪、五龙山中多竹。……匠者采以为纸，细者名化连，粗者名土连，充用至广”。成都薛涛纸以芙蓉皮为原料，加入芙蓉花汁，纸色柔和美观，一直是珍贵的书写用纸。重庆府江北厅乡间沿山多种竹，用以造纸，道光《江北厅志》记，“纸，仁里自黄家滩一带，义里后河一带，分水岭至苟一带，礼里东山一带，山谷俱出之”。綦江县产竹纸，“竹纸，从前水竹为之，然水竹必平壤，人皆垦为田土，惟栽甜慈料慈二种，而料慈之纸较佳”。在清代耕地面积日益紧张的情况下，能专门以平壤田土种竹造纸，说明当地造纸业的重要地位，所产有府纸、乡纸、书纸、黄纸等，“岁出亦不止数千金”〔19〕。巴县业造纸的也多，农民因“田少山多，各界山场栽蓄竹木，做纸卖柴以敷差粮”〔20〕。
以上几个主要造纸地区外，其他许多省份中也都存在造纸业，有的也比较发达。
湖南的辰州、衡州、宝庆、永州、永顺、郴州，都是重要纸产区。辰州多楮树，“多沤之以为纸，谓之穀皮纸，亦曰构皮纸”〔21〕。邵阳县有纸，“纸有粗细白皂各种”〔22〕，清后期，邵阳县纸运销省城、汉口，是该县重要输出品。永定、衡山、兴宁、桂东等县出皮纸、竹纸、草纸，均行销境外。
广东所产特色纸有，“长乐有谷纸，系谷木树皮为之。厚者八重为一，可作衣服，浣之至再不坏，甚暖，能辟露水。东莞出蜜香纸，为蜜香木皮为之，色微褐，有点，如鱼子。其细者光滑而韧，水渍不败。以衬书，可辟囊鱼”〔23〕。明末清初，从化县流溪堡人以竹作纸为业，“男女终岁营营，取给篁箐，绝无外务”，该地有二渡口，名“上流纸渡、下流纸渡，二渡专以运纸，故名”，乾隆时，“英德、清远山峒中亦多造纸矣”〔24〕
广西容县造纸业始于清初。康熙间有福建商人到容县教作福纸，“创纸篷于山中”，到乾隆时，“有篷百余间，工匠动以千计”〔25〕。又有以纸篷沤竹作纸，“每槽司役五六人，岁可获百余金。至乾隆间，多至二百余槽。如遇荒年，借力役以全活者甚众”〔26〕。
贵州遵义府产皮纸、竹纸、草纸。“遵义之纸以构皮制者曰皮纸，以竹制者曰竹纸，皆宜书。以竹杂草为者曰草纸，以供冥镪粗用”，皮纸以遵义上溪场、绥阳黄泯江所出为上，又有以产地命名的小底沟纸、大槽纸、茅丫纸等〔27〕，说明造纸地方不少。安顺府安平县产草纸，“出西堡上下纸厂及底岗各寨，居民业此者不下数百户”〔28〕。思南、兴义等府产皮纸，数量虽不多，但纸质较佳。
北方的造纸业以山东、河南、河北、山西为多。山东、河北、河南多产皮纸，有桑皮纸、楮皮纸，也以麦秸制草纸，称麦秸纸。少数地方也以竹造纸，如河南商城县，“纸出苏仙石山中，土人捣竹及树皮为纸”〔29〕。山西多产麻纸，以白麻为原料。清代北方造纸业不如南方发达，产纸地区虽不少，有的也能行销境外，但多为下等纸，无优质纸、名纸。
二、造纸业发展的特点
传统手工造纸业到明代已有较高水平，清代继续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地域扩大，纸产地增加。一些原来不产纸的地方也发展起造纸业，如陕南、广西、湖南的一些山区，其造纸业都是清前期发展起来，并在清代的手工业中占有一定地位。
就造纸技术来说，清代没有什么重大变革。不过，一些特种纸的制造工艺还是有一定改进，纸的质量有所提高。如安徽宣纸，制造工艺改进，耐折力强，保存很久的字画仍可揭起重裱，纸的品种增加到20几个，又有虎皮宣、珊瑚宣、玉版宣等彩色宣纸，宣纸成为驰名中外的特种手工艺品。
民间造纸业广泛发展，已经取代了官营造纸业。清以前，皇室、官府所需各种纸张一部分是由官属纸槽或官营纸房制造的。明代江西广信府报官在案的纸槽必须承担官役，纸户虽没有匠籍身份，但在生产上并未获得完全自由。在一些地方曾设有官局造纸，如温州曾开官局，派有官员，监造贡纸，“温州贡纸五百张其来久矣。明开局于瞿溪差官监造，后因水浊制纸转黑乃以地气改迁奏罢”〔30〕。开局差官监造贡纸，显然是官办手工业。江西，“永乐中江西西山置官局造纸，最厚大而好者曰连七，曰观音纸，后改局信州，遂无复造者”〔31〕。此外，内务府设有官营纸房，其中内官监纸房专门抄造皇帝所用草纸，宝钞司纸房专门抄造宫人所用草纸，宝钞司纸房有作房72间，每年消耗稻草、石灰、木柴数万斤〔32〕。清代，官府用纸已基本上改为直接由市场上购买，每年派由各省解交的各种纸张，均由各省“动正项买办”〔33〕。一些特殊规格的纸则由官府出钱向民间纸坊定购，如前述四川夹江县所造文闱卷纸，就是由官府发银定造。清代内务府所属的官手工业中不见有纸房，大概此时宫廷用草纸也改为向民间市买了。杭州所产的好草纸明代即被宫廷采办为祭祀用纸，在纸的质量上是不成问题的。
清代造纸业生产发展的一个突出现象是生产分工发展，这包括地域分工与行业内分工二个方面。在一些造纸业比较发达的地方，造纸形成了地域分工，专门生产各具特色的地方产品。如福建，宋代已有初步的地域分工，《三山志》记载，“竹纸出古田、宁德、罗源村落间，……楮纸出连江西乡，薄藤纸出侯官赤岸，厚藤纸出永福辜岭”。清代，这种地域分工更有所发展。如将乐县扛连纸出于湖管三溪高滩各图，书纸出于西乡杨家山义丰图〔34〕。汀州府“纸远行四方，各邑制造不同。长邑有官边花笺麦子黄独等名，纸则有黄丹木红，若市间所鬻竹纸贡纸，则来自归连两邑，长邑无之。归邑红纸最佳，其金银纸则以锡箔刷粘纸面，或染以黄为冥帛。连邑纸有连史官边烟纸高帘夹板等名，皆以竹穰为之”〔35〕。《闽产录异》中所记各种扣纸、京纸，也都是具有特色的地方产品。浙江富阳县产各类纸张，竹纸“出南乡”，各种竹纸中又以“大源之元书为上上佳品，其中优劣半系人工，亦半赖水色，他处不能争也”。又草纸出南北各乡，“北乡者佳”，皮纸出西北乡，桑皮纸出西南乡〔36〕。江西万载县，“表心纸，四五六区皆出，……皮纸出皂山，火纸出谢陂者佳，花笺纸出高村，高槽等处，嫩薄光净，胜表心纸”〔37〕。湖南郴州，“草纸出永兴，……连三、连四、皮榜则出兴宁”〔38〕。地域分工的形成为纸在地区间流通创造了前提条件。
清代，造纸行业内分工也得到发展。造纸的生产过程大致可分为，竹木等原料的生产与储备、制纸料（或纸浆）、抄纸、焙干、成纸再加工。清代，大部分地区的造纸仍为一条龙式生产，不过，在一些地方，在原料生产、制纸料（干纸浆）、成纸再加工几道工序中开始形成专门分工，出现专业化生产。有的专产竹木等造纸原料出售，有的则靠购买原料进行生产：有的专门制造纸穰（即干纸浆）、纸坯出售，以供纸坊造纸；有的纸坊专门进行成纸的染色等再加工。
浙江常山县产楮皮纸，明代即承造官纸。但常山本地不产楮，原料来自外地，雍正时地方志记载，“（纸）大小厚薄，各色不同，其料不产于常山，惟球川人善为之”。这是清代早期的记载，考虑到常山县造纸业历史较久，这种情况或许在清以前已经存在。陕西雒南县，据乾隆《雒南县志》记，当时的输出商品中专有“楮皮”一项。江西靖安县多山，宜竹，奉新县有火纸之利，其原料则“恒取材于靖”〔39〕。玉山县造皮纸，“其构皮出自湖广”〔40〕。
将构皮以石灰水浸沤、加压，制成干纸浆，称作“纸穰”（或“纸瓤”）。乾隆时，陕西一些地方专门以制纸穰为业，纸穰销售颇广，“穰之状坚白如南方之棉线纽者，然但长大耳。兴安州、镇安、山阳渚县各有之，惟洵阳为盛。其用流通晋豫吴楚，俱用以作纸”〔41〕。宁陕厅有材木之利，道光时，有商人开设木厂，而“山氓则惟知斫椽、割漆、练纸瓤”〔42〕。福建以竹造纸，又有专以竹沤为“竹丝”、即纸料出售的。乾隆时，将乐县货产中有“竹丝”一项，沤竹为之，“日干捆束，每担百余斤，以备纸料”〔43〕。道光时，光泽县产竹丝，“伐猫竹置池中，如古沤麻法，入以石灰则烂而为丝，盖纸料也，以通贩，自为一货”〔44〕。江西玉山县造纸，纸料购于外地，“竹丝产于福建”〔45〕。造纸生产工序的专业化分工，大概是由于纸张需求增加，造纸地区扩大的结果。
还有一种情况是纸坊收购废纸为造纸原料，东北、河北、江苏都有这种纸坊，以设于市镇为多。如沈阳，雍乾时期，有人专门收捡积贮城中红黄会贴、风损告条、城墙招贴等废纸，卖给纸坊泡造成纸，名为“还魂粗纸”，遍处发卖〔46〕。扬州有一种“抄纸业”，也是以废纸造纸，“访得扬州徐凝门外东西大滩，有等无业游民，设立纸局，专买字纸，和水浸入缸内，用脚踏烂，改造成纸，名为抄缸”，所抄出纸卖给居民，用以做儿童妇女鞋底〔47〕。康熙时，河北定兴县石柱村居民多以废书残简造纸，名为“复地蓝”。同治时，迁安县造纸之家常常收买字纸，销毁旧书，用以造纸〔48〕。回收废纸造纸，成本较低，作为生活用纸经济实用；所以这种纸也有一定市场。对于造纸之家来说，也不失为解决原料来源、维持生产的途径。
有的纸成纸后需进一步加工，如染色、印花，以满足各种不同的需求。这些工作技术性较强，通常由专门纸坊从事。清前期，陕西、苏州、福州等地都有这种从事再加工的纸坊。乾隆五十八年，苏州有染纸作坊33家，从业人员800余人，专为纸商加工各种色纸。 纸坊之间又有分工，如表笺色纸坊、大色纸坊〔49〕。嘉道间，陕南山区纸厂众多，产各种纸，有的需染色，“染色之纸须背运出山，于纸房内将整合之纸大小裁齐，上蒸笼干蒸后，以胶矾水拖湿晾干刷色”〔50〕。《闽产录异》记，“福州有纸坊三四十所，以扣纸染花笺，砑蜡则成蜡笺”。这些都是专门从事纸张再加工的纸坊。
造纸业的分工现象在清以前的记载中尚不多见，看来主要是清代形成的，清中后期更为明显。
造纸是商品性较强的行业，清代造纸生产发展即意味着纸的商品量扩大。许多纸，特别是低档、日常用纸，常为就近销售。由于纸张便于运输，也有大量的纸进入了长距离运销，尤其在那些纸的集中产区，纸张成为重要商品。福建的纸大量销往江苏、湖广、北京等地。将乐县有扛连纸、书纸，“多运江右湖广间货之”〔51〕。顺昌的扛连、毛边二种纸，“行至京都”〔52〕。汀州府，“汀地货物惟纸远行四方”〔53〕。崇安县乾隆时以“毛太毛边干山为大宗，道光间顺太毛六毛八毛九盛行，而京太赛连黑干蚕连亦相继而起”〔54〕。专用于印书的“建阳扣”纸，明清时全部被江南商人所垄断，“二百年吴中书坊每岁以值压槽，禁不外用，故闽人不得建阳扣”〔55〕。福建纸占领江苏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江苏市场上的纸价。据《阅世编》记，将乐纸在上海，明后期每刀价银2分，明末清初战乱，纸价涨每刀1钱5分， 康熙初社会秩序稳定，纸价每刀1分8厘，以后三藩之乱，福建纸销路受阻，上海纸价又涨至每刀一钱四五分，平定三藩后，纸价渐平，每刀价银恢复至二三分。江西石城县有一种横江纸，“煮竹丝为之，制造甚精洁，省会山左通行，每商贾贸贩，岁不下累万金”〔56〕。奉新县有“火纸之利，远通江淮”〔57〕。浙江余杭产竹纸，“自江以南皆赖用之，民藉以为利”〔58〕。于潜县所造桃花纸、秋皮纸、银包纸、桑皮纸等，“整叠成捆贩于行出处，于潜纸独擅其名，非他处竹厂所可比也”〔59〕。常山县纸“大小厚薄名色甚众，……湖广福建大派官纸俱来本县买纳”〔60〕。安徽池州府各县产纸，康熙《石埭县志》记，“居人贩鬻杉、纸，轻去其乡，远者达京师，近者适吴会”。陕南山区纸厂造纸，纸张经水陆两途运出山区，销往省内外，“驮负秦陇道，船运郧襄市”〔61〕，然后又转运各地。贵州遵义府所产皮纸，“极佳者贩入蜀中，次者卖之本郡”〔62〕。在清代的国内市场上，纸张可算作一项大宗商品。康熙时，大陆的纸已大量输往台湾，《诸罗县志》记，当时台湾市场上的纸，“粗细皆资内地，岁糜万缗”。鸦片战争前，在广州市场上，有福建、浙江运来的纸，上海市场上有福建运来的纸，又有开回直隶、山东、天津、辽东的北洋船从上海运回纸张〔63〕。
清代，纸张也是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外销商品。据估计，鸦片战争前，平均每年出口的纸类有6000箱，价值6万元， 多数通过印度销往欧洲〔64〕。此外，各种纸制品，如纸扇、纸伞、书籍等，也在国内外市场上占有一定地位，在商品流通中榜上有名。
三、造纸业的生产组织方式
传统的手工造纸方法在清代没有重大变革。造纸所需设备、工具主要为槽房、水塘、甑锅、石臼、水碓、石槽、竹帘、木榨、焙墙，以及一定的场地。与其他农产品加工业相比，造纸的生产周期较长，主要生产过程分为原料准备与纸张抄造二个阶段。原料准备又包括采料、浸沤、蒸煮、漂洗、堆酵、舂捣等工序，制纸又包括捞纸、压水、焙干或晒干、整理等工序。造纸过程工序多，周期长，劳动强度较大，需用较多人手，特别是强壮劳动力。因此，除少数人口较多的大家庭，一般五口之家的单个小农家庭是难以胜任的。不过，有些低档纸，如草纸，生产过程相对简单，也有由农民家庭从事的。
清代造纸业的生产组织，大致可分为二种，一种是作为农民家庭副业的造纸生产，再一种是半专业或专业性的纸坊或纸厂。
作为农民家庭副业的造纸业各地所在多有。江西泸溪县，“农三时务耕作，其余刈竹煮丝，以楮业相高”〔65〕。陕西山阳县农民靠造纸收入缴纳田赋，“民作纸，田赋赖此出”〔66〕。略阳县多楮材，农民利用冬季造纸，“其民三时务农，而冬则造纸为业焉”〔67〕。安徽太湖县农民造纸，“皆农桑余事也”〔68〕。浙江富阳县“邑人率造纸为业，老幼勤作，昼夜不休”，“北乡妇女惟佐其夫揭晒草纸，然所博甚微”，“南乡多山少田，居民终岁勤劳，造纸易钱，祗足购米，积蓄颇难”〔69〕。
造纸业的又一生产形式是半专业或专业性的造纸作坊。各地对纸坊称呼不同，有槽户、槽厂、纸户、纸坊、纸厂、纸篷等等。乡村纸坊、槽户的生产过程多与农业有一定联系。有的自种竹材，或以自产的稻杆麦秸为原料。有的虽购买原料造纸，其工人也还多少从事其他农业生产。农业与造纸各有周期，对于乡村槽户来说，造纸兼事农业，可以更合理地安排生产时间与使用劳动力，于生产是有利的。这种可算作半专业性纸坊、槽户。不过，既称之为纸坊、槽户，看来已是以造纸为主，各地记载中所称“以造纸为业”，大概即指这种半专业性纸坊、槽户。在一些造纸业发达的地方，一些人家得以以造纸致富。如前述浙江山阴县、嵊县的一些地方，产纸多，销路好，“民家或赖以致饶”。
清前期在一些造纸业发达的地方，出现了一些专业性纸坊、纸厂。这些纸坊、纸厂常年从事造纸，已基本上脱离了农业。如乾隆三十四年，有江西南丰县人吴贵玉到福建崇安县“白沙地方开厂做纸，有多年了”，厂内雇有工人〔70〕。嘉道时期，四川巴县乡间分布着不少“纸厂”，开纸厂的多为本地居民，或“在乡开设纸厂”，或“佃转山业舀纸生理”，业造纸者或以纸抵交山租，或卖纸以敷差粮。租佃山场从事造纸，并以纸缴纳租赋，说明这些居民已是专事造纸了。有的纸厂专靠买竹料造纸，有的纸厂有“料塘五口”，说明纸厂经营已有一定规模〔71〕。安徽宁国府山中槽户忙于造纸，有诗称，“山里人家底事忙，纷纷运石叠新墙，沿溪纸碓无停息，一片舂声撼夕阳”〔72〕。显然这是些以造纸为生业的槽户，而且看来生意不错，“叠新墙”可能是在扩大生产规模，“无停息”说明其一年中生产时间较长。清中叶在陕西、广西等地山区出现的一些纸厂、纸篷，或是承担着自种竹直至出纸的全部生产过程，或是收购足够常年开工所需的原料，“其料须供一年之用”〔73〕，这些纸厂都是常年生产的专业性纸厂。
城镇纸坊都是专业性的，在纸坊集中的地方，从业人员众多。如铅山、苏州。前述铅山从事造纸业的人口占总人口的十之三四，“乌合者动以千计”。苏州仅染纸作坊就有工人800余人。总之，清前中期， 至少有一部分乡村造纸业已与农业分离。一部分从业人员集中到城镇，成为专门的手工业人口。有的地方形成以造纸业为主的专业性市镇，如铅山县石塘镇。
半专业或专业性纸坊、槽户、纸厂，不论规模大小，多为雇工生产，完全以家庭为单位、依赖家庭劳动力从事生产的事例很少。江西“槽户倩人治料施工成纸”〔74〕。四川夹江县造纸之家称为“
户”或“纸户”，清前期已有大纸户、小纸户之分，“河东大纸户即造高阳对方水纸土连各样大纸，河西小纸户即造印纸川连贡川小纸”。从字面上看，所谓大小纸户是按所抄造纸的规格大小来区分的，事实上这种区分本身恐怕也是以一定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纸户造纸工作苦累，工序繁多，“造纸之家不分春夏昼夜，亦不分老幼男女，均各有工作。俗呼为‘合家闹’。在家丰裕者不但请工不掣肘，即买石灰卤炭均不困难。设资本短少，家无储蓄，买煮数捆竹麻，所需灰硷或曹达，多系高价赊来，出纸后始能付给。倘遇销场不旺，纸价低落，户债上添债，势所必至”〔75〕。可知，资本充裕的户生产规模较大，有能力雇工，利用自有资金购买原料，独立从事生产；而资本短少的户可能主要依赖自家劳动力，老少齐上阵，靠借贷资金来维持小规模生产，必要时或许有少量雇工。清代刑档中的一些记录说明了各地纸厂、槽户雇工生产的情况。雇工有常年雇工，有季节性短工。
各地纸坊、纸厂的生产规模不尽相同，多数规模并不大。江西造纸业虽然发达，纸坊规模却都不大，经营分散。铅山槽户造纸，“每一槽四人，扶头一人，舂碓一人，检料一人，焙干一人”〔76〕，这是8 个人。如造大纸，帘床加大，仅捞纸就需6个人，全部过程则需10人。 同治时新昌县纸厂，“每厂工作8人，另有包头1人”〔77〕。乾隆间广西容县的纸篷，“每槽司役五六人”〔78〕。嘉道时陕南山区的一些小纸厂工匠人数也不多。宝鸡县有“纸厂三处，其中资本俱不甚大，工作人等亦属无多”，紫阳县“六道河县有造火纸者数家，每家不过四五人”，商南县有三四家草纸厂，“每家匠作不过三四人及五六人不等”〔79〕。道光时，江西万年县有卢聪魁、卢兰万叔侄，一向以祖遗竹山种竹做纸，有厂屋3间，雇有卢文进等9人帮工，即共11人〔80〕。
清代，在一些地方也存在规模较大的专业性纸坊、纸厂。乾隆时，苏州纸坊33家，工匠人手800余人，平均每个纸坊20余人。乾隆时， 有河南商人租山种竹做纸，纸厂内“做纸人多”〔81〕。嘉道时陕西汉中的纸厂，“大者匠作佣工必得百数十人，小者亦得四五十人”。洋县纸厂，“匠作食其力，一厂百手指”。定远厅有纸厂45处，“其工作人数众多”。西乡县山内有纸厂38座，“每厂匠工不下数十人”。安康县纸厂63处，“工匠众多”〔82〕。道光时，湖南衡山有农民经营纸厂，“农民灰浸为纸，售诸远方，稍获其利。然操作之苦，剧费多工，每一槽辄十余人或数十人”〔83〕。
有能力经营纸坊、纸厂的，多为富裕农民和商人。如四川夹江的大纸户，湖南衡山的纸槽，作坊主应是地方富户。广西、陕西、江西的一些大小纸厂，则多是商人开设的。广西容县的纸篷是康熙年间由福建商人传入造纸方法，在山中创立的，到乾隆时已有纸槽200余槽。 江西铅山经营造纸业的“率少土著，富商大贾挟资而来者，大率徽闽之人，西北亦间有之”〔84〕。清代福建崇安县最早的商人纸厂是清初徽州人于坑口开设的乾隆纸厂，乾隆时改为武记〔85〕。陕南山区的大纸厂，雇工人数颇多，都是大商人开办的。商人直接投资开办纸厂，是商人资本支配生产的形式之一。
清代，商人资本支配造纸生产的另一形式是向生产者预付资金，即借贷或预付纸价，以控制生产者的产品。这种形式在制纸与原料生产中都存在。福建的建阳扣纸，向来由江苏商人收买，商人“每岁以值压槽，禁不外用”〔86〕。前述河南陈氏商人开设纸厂，与毫州纸商魏吉常交易，“向值岁底，魏吉常每家先交银175两，次年陆续取纸清偿”〔87〕。陕西洵阳、山阳等地居民以构皮制纸穰，运销山西、河南、 江苏、湖北等地，“货穰者俱系三晋、西同人。列廛而居，操业穰者缓急，先以数金饵之。误吞其饵，则终身为佣矣。先籍其树之所有，谓之点构，不能别售也。于是盐布琐屑俱仰给焉。以值计穰，不难以少而算多，以穰酬值，亦不妨以轩而作轾。蔽之所从来远矣”〔88〕。这是商人利用资金来控制、剥削生产者及其产品。
有关研究认为，清代的造纸业是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行业之一。一些地主、商人开办的具有一定规模的纸厂，商人预付价值以支配生产，都已具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89〕。
注释：
〔1〕〔55〕〔86〕郭柏苍：《闽产录异》卷一。
〔2〕嘉庆《南平县志》卷八。
〔3〕咸丰《长汀县志》卷三一。
〔4〕〔14〕〔35〕〔40〕〔45〕〔47〕〔53〕〔70〕〔76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第259、263、26、396、360、27、432页。
〔5〕〔6〕〔74〕〔84〕同治《广信府志》卷一。
〔7〕乾隆《赣州府志》卷二。
〔8〕〔65〕乾隆《泸溪县志》卷四、卷一。
〔9〕赵希鹄：《洞天青录记》， 转引自袁代绪《浙江省手工造纸业》
〔10〕嘉庆《山阴县志》卷八。
〔11〕〔36〕〔69〕康熙《富阳县志》卷五，光绪《富阳县志》卷一五。
〔12〕〔59〕嘉庆《于潜县志》卷一○。
〔13〕同治《嵊县志》卷二○，光绪《乌程县志》卷二八。
〔15〕瞿宣颖：《中国社会史料丛钞》。
〔16〕〔17〕〔50〕〔60〕〔73〕〔79〕〔82〕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九、卷一四；卢坤：《秦疆治略》。
〔18〕〔75〕民国《夹江县志》卷二。
〔19〕道光同治《綦江县志》卷一○。
〔20〕〔71〕《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第329页。
〔21〕乾隆《辰州府志》卷一六。
〔22〕嘉庆《邵阳县志》卷四七。
〔23〕〔24〕范端昂：《粤中见闻》卷二三、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一五。
〔25〕乾隆《梧州府志》卷三。
〔26〕〔78〕光绪《容县志》卷六。
〔27〕道光《遵义府志》卷一七。
〔28〕道光《安平县志》卷四。
〔29〕〔48〕见各有关地方志，转引自郑昌淦《明清农村商品经济》，第512、507页。
〔30〕〔60〕光绪《浙江通志》卷一○七、一○六。
〔31〕同治《安义县志》卷一。
〔32〕刘若愚：《明宫史》。
〔33〕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一八三。
〔34〕〔43〕〔51〕乾隆《将乐县志》卷五。
〔37〕同治《万载县志》卷一二。
〔38〕嘉庆《郴州总志》卷四○。
〔39〕〔57〕同治《靖安县志》卷一、引前志。
〔41〕〔88〕乾隆《洵阳县志》卷一一。
〔42〕道光《宁陕厅志》卷一。
〔44〕道光《光泽县志》卷五。
〔46〕黑图档，引自孔经纬《清代东北地区经济史》第1卷。
〔49〕《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92—94页。
〔52〕嘉庆《顺昌县志》卷一。
〔54〕〔85〕民国《崇安县志》卷一九。
〔56〕道光《石城县志》卷一。
〔58〕嘉庆《余杭县志》卷三八引旧志。
〔62〕道光《遵义府志》卷一七。
〔63〕〔64〕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 第305、554、258页。
〔66〕乾隆《直隶商州志》卷八引《山阳县志》。
〔67〕道光《略阳县志》卷四。
〔68〕同治《太湖县志》卷五。
〔72〕嘉庆《宁国府志》卷一八。
〔77〕前引彭泽益书第2卷，第276页。
〔80〕《刑案成式》卷九。
〔81〕〔87〕刑科题本，转引自《文物》1975年第9期黎民文。
〔83〕道光《衡山县志》卷一八。
〔89〕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