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会要》的利用与整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会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主要是供读者使用《宋会要》时参考的。
本文所说的《宋会要》，既包括《宋会要辑稿》（以下简称《辑稿》），也包括《宋会要辑稿补编》（以下简称《补编》）以及《永乐大典》残本中的《宋会要》辑文等，总之，是现存的所有《宋会要》的辑文。
关于《宋会要》的利用，包含两个方面。从消极方面说，是避免误用《宋会要》；从积极方面说，是充分利用《宋会要》。
一
先说避免误用《宋会要》。
就我所见到的情况而言，误用《宋会要》，有如下三种情况。
（一）误以他书为《宋会要》。
在《辑稿》（及《补编》）中，有些内容并非《宋会要》原文，而是其他文献。出现这种情况，同《永乐大典》编纂原则有关。按照《永乐大典》的凡例，同一事而有两种或两种以上文献记载时，事文均同即只选一种，事文稍有异，以一种为正文，他种作注文。在《辑稿》中，这种情况多见。在以他书为正文，《宋会要》作注文，如帝系1之4至6，正文为《十朝纲要》。也有以《宋会要》为正文，他书作注文，如乐1之1，以《玉海》作注文。注文用小字，开首并著录书名（有些是简称），本来是不会混淆的。但在徐松命《全唐文》馆书吏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宋会要》时，有些书吏误将注文也用大字抄录，有的连书名也没有抄下，因此极易与《宋会要》正文混淆。
据我所知，在《辑稿》第一本，可能引起或已经引起误用的，就有如下七段：1.帝系4之31至36，为杨仲良《长编纪事本末》卷4《裁定宗室授官》。2.乐5之27至39，为《宋史》卷142《乐志》。3.乐7之5至31，大字正文全为《宋史》卷138、139《乐志》。4.乐8之8 至10均为《宋史》卷140《乐志》。5.乐8之11“天书导引七首”以下至8之17均为《宋史》卷140《乐志》。6.乐8之20至28，大字正文为《宋史》卷141《乐志》。7.礼17之41第4行“淳熙十六年二月”以下，直至17之85共45页，全为《文献通考》卷98、99《祭祀时享》。
（二）引用时间错误。
《宋会要》的细胞（记事基本单位）为条。条有两种类型，一种以一人、一物为单位，另一种以一事为单位。前者较少，后者是基本的类型。《宋会要》分类的基本单位是门，如吏部门、边防门等等。同一门的条文一般按时间先后排列。条文记时的方法，每一朝的首条记事著该帝庙号（如编纂会要时该帝尚在世，退位为太上皇，则称其尊号，如高宗之称光尧皇帝，孝宗之称寿皇圣帝），每一年号的首条记事著年号，每一年的首条记事著年分，每一月的首条记事著月分，次条以下记事一般不再著庙号、年号、年分、月分。如兵27之1至29之30为备边门。兵27之1第一条为太宗朝第一条记事，记时为“太宗太平兴国三年二月”，既著庙号（太宗），又著年号（太平兴国），又著年分（三年），又著月分（二月）。次条为太平兴国四年九月五日记事，庙号及年号与上条相同，只是年分及月分不同，故记时为“四年九月五日”，不著庙号及年号。掌握了这个记时规律，引用《宋会要》时，如该条文没有庙号、年号、年分、月分，一定要往前追溯其庙号、年号、年分、月分，才不致造成时间上的错误。如兵29之48（属边防门），下半页第4行记时为“嘉定七年二月一日”，在这之前的两条，记时为“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和“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兵29之47）。三年、六年虽在七年之前，但这两条不是嘉定的三年、六年，因“七年”条冠以“嘉定”年号，按照《宋会要》的记时方法，该条应是边防门嘉定年号的第一条记事。要确定前面的“三年”、“六年”两条的年号，应往前追溯到有年号的条文。经查阅，为“庆元”年号记事（见兵29之45）。如将此“三年”、“六年”两条定为嘉定，将会造成13年的误差。
上面的例子，《宋会要》的辑稿本身记时没有问题，是在使用时可能发生的错误。下面说的是《辑稿》甚至《宋会要》本身在记时方面的问题。
先说因《宋会要》被收入《永乐大典》而在记时方面发生的问题。礼26之10属牲牢门，上半页第6行第1条记时为“十月十二日”，下半页第7行第1条记时为“九月十四日”，都没有庙号、年号与年分。如果按照常规，“十月十二日”前一条记时为“嘉祐七年八月一日”，此条应为同年的十月十二日，但文中提及“熙宁祀仪”，可见为熙宁以后的事；“九月十四日”前一条记时为“徽宗大观元年八月七日”，此条应为同年的九月十四日，但它的下一条“三年六月十三日”，据《长编》卷305，知为神宗元丰三年，可知此条非大观时事。经考证，据《长编》卷317，知“十月十二日”条系元丰四年；据《长编》卷292，知“九月十四日”条系元丰元年。为什么这两条条文不能照常规确定其时间？又如何识别类似的情况？读者请注意：《辑稿》牲牢门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文中多次另起“宋会要”（除开首外，礼26之10两处，26之13一处），对照《永乐大典》残本，可以推知在这一门（在《永乐大典》中为“事目”下的一个子目，是《大典》收录文献的基本单位），《大典》编者插花式地收录各种文献，即按所记内容的时间顺序，分别收录不同文献。在这种情况下，《宋会要》的牲牢门不但在《大典》中被分割，而且有些内容因与其他文献相似或较简而被舍弃了。所以在遇到同类情况时，引用《宋会要》要特别注意其时间。
还有一种是《宋会要》原书在记时方面的差错。如礼7之32属日历所门，第一条为（乾道二年）闰九月二十九日。乾道二年非闰年，此处“闰”字衍。象这一类错误需经考证才能发现。
（三）标目错误。
《辑稿》及《补编》有众多标目，有时同一内容有两种甚至两种以上标目。标目的位置也五花八门，有书于“宋会要”之下，如帝系1之24，“太子诸王”；有书于正文开首，如职官78之64，“罢免”；有书于“宋会要”之次行，如仪制11之1，“宰相追赠”；有书于栏上，如礼25之71，“郊祀神位议论”；有书于正文中间，如帝系1之3，“帝号杂录”；也有以上两种情况的综合；甚至有的辑文没有任何标目。这些标目，有些确为《宋会要》门名，有些为《永乐大典》的事目，也有为历次整理者误加的。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需要用许多篇幅才能说清楚。这里只能提醒读者，利用这些标目必须慎重。如职官44之42的“经制使”，就是整理者误加的，应为“经制司”。“司”指机构，“使”为官员，两者的重点是不同的。
二
除了避免误用《宋会要》之外，更重要的方面，是如何充分利用《宋会要》。下面也谈三点：
（一）多方面发掘《宋会要》的史料价值。
《辑稿》影印以来，使用者越来越多了。但对《宋会要》的利用，多集中于食货、职官、刑法、选举等几类，而对其他类则注意不够。其实它们中蕴藏着丰富而珍贵的史料。
现在举礼类中的祠庙为例。《辑稿》礼20共171页，辑自《永乐大典》卷1203至1239，为“祠”字韵，具体事目则有山川祠、天地月星风雨岳渎祠、帝王祠、名臣祠、忠孝节义祠、王公隐士祠、神祠等等，总之，包括了自然神及人物神。这是研究民俗史、社会史、宗教史等问题的宝库，凡善于利用者必有所获。
都江堰闻名世界，《宋会要》礼类中就有二郎神的宝贵材料。张政烺先生据礼20之141《郎君神祠》条，考定“灌口二郎神在后蜀号护国灵应王，显然还是个武夫。嘉祐八年，宋仁宗皇帝肯定他是李冰的第二个儿子”，分析了二郎神信仰在宋代发展变化的过程。（《＜封神演义＞漫谈》，《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4期）
笔者则根据礼20之142《陈元光祠》条，知陈元光母为吐万氏，是鲜卑族贵姓，因此判定陈元光这位至今在闽南、台湾有广泛影响，并被不少台湾同胞奉为祖先的唐初人物，具有鲜卑血统。（《从陈元光母妻的姓氏看他的籍贯》，《云霄文史资料》第11辑）
福建惠安青山宫奉祀青山王。随着惠安人的向外迁徙，如今青山王信仰已成为惠安联系台湾同胞及东南亚侨胞的一条纽带。过去所知有关青山王记载，最早的是嘉靖《惠安县志》，编成于1530年。笔者最近在《辑稿》礼20之107发现一条青山神祠的材料，从而把有关青山庙的记载提前了将近四百年。（《新发现的青山庙最早记载》，载《惠安青山考》，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出版）
当然，这并不是说，对食货、职官、刑法、选举等类的利用已经很充分了，在史料方面已经没有多少潜力可挖了。恰恰相反，即使这几类，对它们的利用也远远没有到头；而且随着宋史研究的深入，新的研究领域的不断开辟，其潜力是极大的。
在这里还要谈谈对复文的利用。出于多种原因，《宋会要》的辑文有不少复文，既存在于《辑稿》中，相当多的部分则收在《补编》中。（读者如希望对此问题有进一步的了解，可参考拙作《＜宋会要＞辑本的复文》，《文献》1988年第3、4期）虽然是复文，其价值不可低估。我在《补编》的《整理说明》中曾指出，《补编》有些复文可补今本《辑稿》之缺，并以食货类的商税门为例。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一位博士的论文《北宋市马之研究》，正是利用了这一门的复文，使北宋永兴军路、秦凤路与西夏接壤地区的商税额，得以有较完整的统计数字。（宋晞《宋史研究论丛》第4辑161页，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92年出版）
（二）辑佚的利用。
这方面的功能，过去似很少有人注意。它主要不是产生于《宋会要》本文，而在于《辑稿》和《补编》中的注文。
前面已经阐述了《辑稿》出现注文的原因。在《辑稿》和《补编》中，以《宋会要》作正文而以他书为注文的情况多见。这些作注文的文献，有些今天已无传本，有些传本也是辑本，有些虽非辑本但也非善本足本，可利用《辑稿》及《补编》辑佚。
例如李攸的《宋朝事实》，传本是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辑稿》注文所引《宋朝事实》，有些内容就是传本所没有的。
我相信，如对《辑稿》及《补编》注文作一次认真的清理，会在辑佚方面取得成果。
（三）校勘的功能。
《宋会要》可以说是宋代史料的渊薮。《宋史》在二十四史中卷帙最为庞大，食货志、礼志、职官志等各志，篇幅之长，超过各史；但若同《宋会要》的相应各类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无论是校勘宋代的各种文献，或者研究者使用这些文献，能否充分利用《宋会要》，效果大不一样。这方面既有成功的经验，也不乏应该汲取的教训。
三
上面简单地论述了如何避免误用《宋会要》和如何更好地利用《宋会要》。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考虑问题，为什么《宋会要》容易被误用而又未能被充分利用？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既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现在通行的《宋会要辑稿》，是一部经两次转录、三次不得其法的整理、并且为整理者准备丢弃的底稿，与《宋会要》原本已有很大差别。
整理出一部能为广大读者正确而充分地利用的《宋会要》，是宋史研究者多年的愿望。现在可以说，经过多年的准备，条件已经成熟了。有志者，盍来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