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溪[1]2004年在《国际机制与中国的参与战略》文中研究指明在全球相互依赖不断加强的趋势下，国际社会将由无政府状态转向制度、规范化状态，即将由“自助状态”转向相互借重的秩序化状态，其间根本问题是协调国际机制这一共同体与其个体成员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现今和未来，国际机制与主权国家之间在互动中呈现相互建构的关系。在国家追求合作与互动的过程中，国际机制既发挥着减少和消除冲突、激励主权国家诉求共同利益与发展合作的功效，同时也存在诸多限制。然而，面对国际机制，国家并不是消极被动的反应，而是表现为与国际机制相互建构的过程。中国适应相互依赖的时代潮流，基于本国的外交哲学与外交理念，把握外交决策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最佳结合点，变被动反应式的战略为主动参与建构型的战略，既可以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增强国家实力、显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又能够促进国际机制的公平、正义性得以充分发挥。本论文分为四部分进行阐述与分析。第一部分通过国际机制与国家对外行为关系的分析，说明国际机制与主权国家是互动互构的关系；第二部分通过回顾中国与国际机制关系的发展历程、相互依赖的时代特征、中国外交理念的再塑造来论证中国选择参与战略的合理性；第叁部分在分析了中国的参与战略的构想、成效之后明晰中国参与与融入国际体系的实证表现，并理性分析了参与国际机制的困境。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无论如何，面对国际机制只有积极主动地成为现状性国家，才能在互动实践中使参与的风险转化为现实的收益，使国际机制的限制转化为中国发展的动力，才能真正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承负责任、树立风范，也才能使国际机制的正义与公平得到有效发挥。
李长亮[2]2007年在《中国参与国际机制：历史逻辑、现实选择与问题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冷战结束后，全球化和信息化迅猛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国际机制作为调节国与国之间相互关系、增进各国共同利益的有效途径和方式，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随着国际机制对国际政治经济活动影响的不断扩大，国家的生存和发展越来越难以离开对国际机制的依赖，融入并利用国际机制拓展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理性选择。如何对待国际机制，是中国走向国际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必须慎重处理的战略问题。本论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回顾近代以来中国与国际机制相互关系的历史，论述中国参与国际机制是一个历史性的必然结论；第二部分，从当前中国面临的国内、国际压力等角度分析论述中国参与国际机制的现实依据；第叁部分，在上述两部分的基础上，该部分进一步论述中国参与国际机制的方式选择问题。经过分析比较，文章认为选择积极参与的方式最符合当前中国的基本国情、实际能力和现实需要；第四部分，深入分析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在参与国际机制过程中将会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问题；第五部分，针对中国参与国际机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这一部分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提出对策，以期能够为21世纪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机制、全面融入国际社会铺平道路。
高英彤[3]2007年在《和谐世界理念下中国共产党对外战略研究》文中认为和谐世界是我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的国际社会的构想,在国际关系领域是一个“新模式”,是一种全新的声音。和谐世界理念和推动和谐世界建设的行动,是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关系理论上与国际政治实践上的创新。“和谐世界”理念摆脱了国际关系学中以实力为基础,片面追求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思维。和谐世界理念作为指导我国对外实践的新理念,正在引导党的对外工作和国家外交工作,包括政党外交、民间外交开创中国外交的新局面,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新发展注入了新内容。“和谐世界”理念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交战略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今后中国和平发展外交战略的指导思想。建设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适应和平、发展、合作的叁大时代潮流和当今世界前进发展方向的。和谐世界理念下的基本政治诉求是和平、发展、合作、对话、共存。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是当代人类共同的呼声和愿望。合作、对话、共存是实现和平与发展的必然途径和必然选择。“和谐世界”理念是有助于确立世界持久和平、共同安全和共同繁荣的新理念,有助于促进人类文明的新发展和保护文明的多样性。“和谐世界”理念已成为并将继续成为建立新世纪国际合作关系的重要理论之一。在国际关系纷繁复杂的当今世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谐世界”新理论有助于加强国际社会的合作与和平,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与繁荣。如何在和谐世界理念下统筹中国的外交战略的实施,如何从国际关系理论不同流派的多维视角去透视和谐世界的价值和理论意义,不仅是当今时代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应该着力解决的重要问题。和谐世界理念下中国共产党对外战略的研究,期待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国际关系理论,推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在实践中成为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实施对外战略的重要参考。本论文以胡锦涛总书记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的和谐世界为视角,以建设和谐世界为研究目标,为我国新世纪的对外战略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以此推动和谐世界目标的逐步实现。论文总体框架由十个部分构成:引言:提出本文欲研究和解决的主要问题,阐明课题研究的目的、意义,论文中涉及的相关概念,研究方法、内容结构,难点与创新之处,并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对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客观的梳理与剖析。第一章:通过对建国以来我国对外战略的历史演进的梳理,总结了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叁代领导集体所确立并实施的的对外战略的基本经验,为新时期我国对外战略的制定与实施提供了历史参照。第二章: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考察和谐世界理念提出的国内国际背景,界定和谐世界的内涵并揭示其特征,指明和谐世界既是中国传统和合文化在当代中国外交战略中的继承、发展和体现,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结果,也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继承、创新与发展,更是基于中国国内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历史使命、战略举措对国际社会的发展、走向与愿景的进一步从长计议,深层思考及理想期求;它既是中国应对自身崛起中中国威胁论的宣言书,也是中国在走向大国的历程中引领中国外交的主导战略思想、理论导向和行动指针。所以,和谐世界理念是引领中国外交走向的基本理念,是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重大创新与发展。第叁章:系统论述了国际关系学界对建设理想的国际秩序的体认。本部分主要从国际关系学界的叁大理论流派: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建构主义的视角分析他们对理想的国际秩序的体认,从而得出和谐世界理论是中国在国际关系理论上的重大创新的结论。第四章:以国际机制作为和谐世界建设的基本路径选择。论文从国际机制的概念、特征等分析入手,针对国际机制理论的争鸣、国际社会的现实、国际机制的架构、功能及作用,国际机制的生成及历史演进过程说明建设和谐世界的基本路径选择只能是国际机制。第五章:论述了和谐世界理念的价值基础:正义、民主、法治。本部分从正义、民主、法治的概念入手,深入分析了它们在建设和谐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系统论述了民主、法治和正义是和谐世界的核心价值标准的观点。并就实现国际正义、民主和国际法治的途径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第六章:强调在和谐世界的建设进程中,大国主导作用是关键,观念普遍认同是基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参与是主体力量。同时,作者从国际政治文化、观念、认同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入手,就推动和谐世界理念下的国际政治文化的生成、社会化提出了具体构想。第七章:论述了美国秩序世界的理论与实践对和谐世界建设的影响。美国是当今世界的惟一超级大国,在世界格局中和经济全球化与世界多极化态势中与诸大国相比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和谐世界的建设离不开美国的参与。但由于美国的国际新秩序往往从现实主义出发,推行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与和谐世界理念背道而驰、根本相悖,因此,探寻美国在国际新秩序建设中的历史轨迹,吸取美国在建设理想的国际新秩序中的经验教训,对于我国制定正确的国际战略,推动以和谐世界理念为基础的中美关系,推动美国对和谐世界理念的认同和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第八章:系统阐述了和谐世界理念下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战略。和谐世界的建设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中国是建设和谐世界的中坚力量之一,中国政府不仅对中国,而且对全世界的发展负有责任。提出“和谐世界”构想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主动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理念。中国既是“和谐世界”论的创造者,也是和谐世界建设的主要推动者、主要建设者。结语部分则对论文的总体思想、论文研究过程中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高度概括,为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找到了新的起点。
房慧贞[4]2012年在《共有利益与中国和平发展》文中研究说明2005年12月中国政府公布《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正式回应国际社会对其发展道路的种种猜测并具体解释中国发展的目的、方式以及结果：中国通过合作、自主、科学的方式，要实现自身以及世界共同利益，以建设和平繁荣的和谐世界。从此，中国政府表明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要走和平发展道路，并进一步提倡“和谐世界”的政策理念，向世界说明中国所追求的理想的国际秩序以及其具体落实的方法。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宣布就表示，不但世界而且中国自身对“中国发展”的客观现实和其所带来的变化、影响以及结果有了新的认识,而中国与以往不同持着积极的态度与外部世界进行沟通为持续发展。然而，由于中国发展的过程还没有结束，还没有比较完备的实施经验作为分析依据，而中国国内外都仍在考验中国的和平发展。为此，笔者，从琢磨为何中国要和平发展道路以及如何和平发展的问题开始想找出如何验证其可行性和可信性问题的答案。中国作为自助理性的行为体，在以权力安排为中心的国际体系里，根据其权力地位追求国家利益，因而每个行为的基本动机就是追求国家利益，以提高其权力地位。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与其他行为体进行合作，追求国家利益，而其发展和国家利益的增加会使得中国在国际体系里的权力地位上升。然而，由于世界已在制度规范的体系里相互依赖，中国追求国家利益，在有关制度规范的范围内要考虑其他合作方的攸关利益。中国和平发展宣布就意味着，中国认识到了其与其他国家和世界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并决定彻底调整其追求国家利益的方式。那关于为何中国要和平发展的问题，若能够证明中国通过进行合作，扩大其国家利益，并且用进行相应的政策调整来考虑其他合作方的利益，这可以回答。但中国在其他合作条件不确定的情况下不一定放弃追求其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中国国家利益与制度规范之间的关联需要加以解释。为此，笔者借用国际机制的制约性以及建构性可以解释，中国通过参与国际机制，对其制度规范的共有观念予以认同，接受制度约束，进行合作，追求国家利益，而合作后中国不但得到其国家利益的增加还是获得新的身份认同。从此，可以发现中国在进行合作前后的国家利益上有了质量变化：合作前，中国的国家利益是由其权力地位决定的，然而，合作后，除了合作利益的增添以外，认同以及制度约束等观念因素在其国家利益内。笔者，注重于国家利益的变化，运用一个“国家参与国际机制后发生的其合作利益的变量“，即共有利益作为理论假设.笔者认为，通过分析共有利益以及其与国家利益增进之间的关系，对中国和平发展的可行性可以提出客观、符合实际的新解释。再者，通过具体分析共有利益的增加与认同变化之间的相关性，还可以解释中国为了确保国家利益的持续增进，努力调整其身份认同而获得共有利益的增加，即世界对中国和平发展的可信度会增加。笔者基于国际关系叁大理论以及先行研究的成果，运用“共有利益“的概念，通过观察中国参与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行为，可以探索中国发展以及由此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同形成与变化过程，进而还可以对中国发展的性质和趋向加以分析与预测，能够验证中国和平发展的可行性和可信性。这样做，可以进一步解释自助的国家行为体主动地参与国际合作的原因——根据权力对国际机制以及国家利益的影响，可以解释国际机制内存在的不平等性和成员国之间共有利益的差距；利用国际机制的功能以及观念性因素对国家利益形成、变化的社会化进程，可以解释搭便车现象的存在和国家利益变化的过程，这样还可以在摆脱以权力为中心思考的前提下说明“施动性”所起的作用。
王发龙[5]2016年在《国际制度视角下的中国海外利益维护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为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海外利益久已有之而非新生事物,它随着国际交往进程的开启而逐渐产生,随着国际交往密度的提升而不断发展。全球化时代,海外利益在各个问题领域和不同地理区域迅速拓展开来,已然成为国家利益发展的大势所趋。随着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日益凸显,海外利益维护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相较中国而言,西方大国有着更为久远的海外利益发展历史和更为丰富的海外利益维护经验。整体看来,尽管中国自建国伊始即萌生出些许海外利益,但是中国海外利益的真正发展实际上是改革开放后的事情。新世纪以来,中国海外利益进入了全面、快速、持续发展的历史新时期。近年来,中国海外利益在快速发展的同时,面临着源自体系、地区、国家等层面的多重现实威胁和潜在风险。在此形势下,党和国家逐渐将海外利益维护问题提至国家战略高度,不仅在宏观层面做出了一系列战略部署,还在微观层面提出了具体的因应之策。与此同时,学界加大了对中国海外利益问题的研究力度,进行了颇有特色的理论探索。遗憾的是,学者大多就中国海外利益的发展现状、威胁因素、具体损失等问题进行相对孤立、就事论事的分析,而未将中国海外利益发展与维护问题置于宏大的历史视野下和高远的战略层面上进行研究。换言之,学界缺乏对中国海外利益问题的历史考察、比较分析和战略研究。作为海外利益迅速发展的新兴大国,中国如果要进一步提升海外利益维护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必须首先回答下述问题,即中国海外利益发展经历了何种演变进程?中国海外利益维护采取了哪些主要措施、遵循了何种主导逻辑?中国海外利益维护积累了哪些历史经验、存在着哪些现实问题、面临着哪些现实困境?本文基于国际制度的理论视角,遵循分析折中主义的研究路径,就上述问题试做分析。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叁大流派尽管均就国际制度理论进行了不同维度的理论研究,但是皆固守各自的理论假定、逻辑推理、因果机制,形成并固化了彼此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和范式隔阂问题。在国际问题研究方面,学者对国际制度理论的运用亦大多限于某一流派,主要囿于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狭小视野”,缺乏打破范式隔阂的理论勇气和实践尝试。本文试着遵循分析折中主义对接现实、还原复杂的研究路径,统合叁大理论流派关于国际制度功能的合理成分,研究颇具现实性、前瞻性、复杂性的中国海外利益维护问题。首先,本文基于对海外利益与国际制度逻辑关系的分析,搭设了全文的理论框架。我们认为,国际制度对海外利益具有因果作用和建构作用,即从权力、规范、认同叁大维度,共时性地影响着海外利益的生成、发展、维护。其次,本文以中国与国际制度的互动关系为研究主线,考察了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新世纪以来叁大历史时期内,中国海外利益的主要生成机制、基本发展状况、主导演变逻辑等问题。再次,本文统合权力、规范、认同叁大维度,通过运用理论分析、经验考察、案例研究等方法,分析了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新世纪以来叁大历史时期内,中国海外利益维护的主要举措和主导逻辑。最后,本文基于对中国海外利益维护路径的理论研究、历史考察、现实分析,阐述了中国海外利益维护所积累的历史经验、存在的现实问题、面临的现实困境。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和经验考察,本文得出下述基本结论。第一,国际制度与国家之间存有相互影响、相互建构的双向互动关系。作为国际社会的规范性结构,国际制度不仅能够外在地影响着海外利益所属国对海外利益的主观认知和客观实践,还可以内在地建构着海外利益所属国与海外利益所在国之间的观念认同、身份认同、利益认同。在以制度为本位的国际社会,国际制度不仅是各国发展和维护海外利益的有效工具,还是各国(尤其是大国)竞相追求的重要海外利益本身。第二,中国海外利益发展具有明显的历史性、变动性。具体而言,中国海外利益的范畴、主体、领域等方面,在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新世纪以来叁大历史阶段体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即整体上实现了从偏重国内利益到兼重国内利益与海外利益的转变,从偏重整体性海外利益到兼重整体性海外利益与个体性海外利益的转变,从偏重高级政治领域的海外利益到兼重高级政治领域的海外利益与低级政治领域的海外利益的转变。第叁,中国海外利益维护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差异性。具体而言,中国海外利益维护的基本理念、主导战略、具体手段等方面,在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新世纪以来等叁大历史阶段内,相对应地遵循了从权力主导到规范嵌入再到认同建构的基本演变逻辑。建国以来,中国在海外利益维护的实践进程中既积累了合理确立战略目标、适时调整重点任务、灵活变换具体手段等历史经验,又存在着理念落后、路径狭窄、战略缺失等现实问题。第四,中国海外利益维护身陷多重现实困境,同时面临着体系性威胁因素、区域性威胁因素、领域性威胁因素所带来的现实威胁和潜在风险。作为快速崛起中的新兴大国,中国不可将海外利益维护的战略重心和长远目标,止于中微观层面上如何保障海外公民和法人的具体物质利益,而应置于宏观层面上如何消减在国际体系层面所面临的权力掣肘、制度约束、文化差异。第五,中国应该借鉴传统大国海外利益维护的历史经验和实践模式,更应该探索顺应世界发展大势、符合自身国情国力的海外利益维护路径,即应该秉持“提升自己、塑造世界”的战略思维,遵循国家融入国际制度体系的一般逻辑,在国际制度的参与、改革、创建等环节更加奋发有为,不断拓展海外利益维护的国际制度路径。
黑维清[6]2014年在《中国参与国际机制过程中的话语权构建》文中提出随着世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国家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密，国际机制作为国际社会中信息沟通与传播的重要平台，对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有着重要意义。中国作为快速发展中的新兴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地位也随自身综合国力的提升而水涨船高。如何在全面参与国际机制的过程中构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使之既满足中国发展的需求，又能恰当、合理地为国际机制提供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产品，是近年来中国学者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本文以中国参与国际机制的历史进程为切入点，对中国的话语权构建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然后以G20国际机制为案例，通过对历次峰会上中国领导人的发言与峰会反馈文本进行解读和分析，提炼出中国在G20参与过程中产生影响力的话语文本特性，并以此探求中国在国际机制的参与过程中构建话语权的合理路径。本文主要包含叁个部分，首先介绍了国际机制的基本概念和主要理论流派，以及国际话语权的内涵和主要研究对象，并从参与和治理国际机制两个方面对国家的话语权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其次回顾了中国参与国际机制的历史进程，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与分析，指出中国应该更加全面并积极地参与和融入国际机制，并提出应以构建中国的话语权为重要途径来解决融入国际机制中的种种障碍；接着本文以G20为案例，结合其非正式性特色，分析了中国在参与进程中的话语权文本与相应的反馈信息，并提出了中国参与国际机制过程中话语权构建的叁种有效路径。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为中国在国际机制中需要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和能够发出什么样的声音提出了初步建议，同时也能够为同类地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定位以及话语权构建提供一定的思路借鉴和策略示范。
王慧婷[7]2017年在《中国的全球治理能力建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家的全球治理能力指主权国家为解决全球问题所需具备的基本素质,由硬能力和软能力组成。硬能力可细分为经济实力、军事力量、科技能力;软能力可划分为制定和实施全球治理战略的能力、创设与维护全球公共产品的能力、硬能力和软能力的策略性结合。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参与经历了抵制排斥、全面融入、主动塑造叁个时期,全球治理能力建设呈现出国家主义和全球主义相结合、全球经济治理优先、以常规参与为主的特点。中国对全球治理的深度融入一方面促进了全球问题的有效解决、推动了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另一方面展现了大国的责任与担当、提升了中国的全球影响力。由于全面融入全球治理的时间较短,中国的全球治理能力建设在取得成效的同时,仍面临一定制约,具体表现为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硬能力相对欠缺、硬能力和软能力不平衡、主导和引领能力不足。在可预期的未来,中国可从推动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优化全球治理的战略设计、增强全球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能力叁个角度,提高全球治理能力。
闵文飞[8]2016年在《二十一世纪中国参与国际机制建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国际机制”这一概念的产生不过短短数十年时间,然而现实与理论的相互作用使它成为当今国际政治不可被回避的重要议题之一。国际机制背后涉及到的国际政治权力角逐、国家综合实力以及在当今国际社会中炙手可热的非传统安全领域议题政治等话题,是国家不得不正视的重要问题。中国同国际机制互动的萌芽可追溯至清朝末年,当然,那源于不得己而为之的妥协。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国际环境与意识形态等因素影响,中国在一段时期内游离于国际主流国际机制之外。至上世纪末,历经机制的游离者、挑战者、消极参与者等几个阶段,中国终于得以重新审视自身同国际机制的关系,成为国际机制的积极参与者。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中国对待国际机制的态度发生了质的转变,在充分认识国际机制对于国家利益维护的重要意义的基础上,中国开始从机制的积极参与者乃至挑战者向机制的主动建设者转变。在二十一世纪初期的十几年中,中国在多个领域进行了机制建设的尝试并取得了一定成绩。文章在阐述国际机制的意义并回顾新中国自成立以来至上世纪末对国际机制身份变化的基础上,研究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的对国际机制开展的主动建设活动。文章着重分析新世纪中国对国际机制态度的转变,厘清中国主动进行机制建设的领域与具体形式,探讨中国主动建设机制行为的动因,总结在建设国际机制方面的成就与挑战,并尝试提出应对挑战的大致思路。文章试图通过对中国在新世纪自主进行国际机制建设的实践的总结,为未来探讨中国自主构建国际机制的研究提供一定程度上的借鉴,并为中国应当积极进行国际机制构建这一战略提供佐证。
徐炜丹[9]2017年在《新世纪以来中印参与国际经济制度战略比较》文中提出中印两国作为世界舞台上的两大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话语权不断提升,两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随着中印两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参与度也不断增强,特别是在国际经济制度中的参与程度也日益加深。本文依据战略理基本要素,即战略目标、战略模式和战略结果的相关概念界定全文研究框架,运用并且采取案例分析法,选取世界贸易组织、二十国集团和金砖机制作为研究案例,比较中印两国在上述叁个案例中参与战略的异同点,从而得出中印参与国际经济制度战略的一般性结论。在世界贸易组织中,中印两国都有加强国际贸易联系的共同战略目标,不同的是中国旨在融入多边贸易体制,而印度则更多的希望利用世贸规则。在参与模式上,中印两国都采取均势和联盟战略模式,但是印度在联盟战略模式的使用上更加灵活主动。通过两国各自的参与,中印双方贸易有了快速发展,同时有效影响了多哈谈判进程。不仅如此,中国成功融入了多边贸易体制,而印度成为了世贸组织中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在二十国集团机制中,中印双方制定了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战略目标,不同的是,中国希望进一步提升自己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而印度则更加关注经济稳定和发展问题。在参与模式上,中印采取了均势和联盟战略模式,但是中国在联盟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通过两国参与,中印在二十国集团中成功推动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但是总体而言,中国的影响力要高于印度。在金砖国家机制中,中印都有提升新兴国家地位的战略目标,但是不同的是,中国更希望加强新兴经济体联系,而印度则希望获得更大的政治收益。中印两国采取了不同的战略模式,印度采取了均势战略模式,而中国采取了统一战线模式,最终中印推动金砖成立了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印度通过金砖国际地位提升比中国更加显着。通过对中印两国战略目标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中印双方都将自己定义为新兴大国,同时仍是发展中国家,但是不同的是,对中国意图的判断上,印度认为中国会对其产生威胁。在参与国际经济制度过程中,中印双方较为偏好均势战略模式和联盟战略模式,总体而言,印度的联盟战略模式运用比中国更为灵活有效。未来,中印双方在参与国际经济制度过程中,仍有较为广阔的合作空间,中印两国应该中印两国进一步深化在国际经济制度中的合作,可以经济发展为战略重心,在合作中不断增进战略互信,联合广大发展中国家,最终为维护中印两国国家利益和目标服务。
王艳丽[10]2008年在《论战后中国参与国际机制过程中的角色转变》文中指出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全球化的浪潮席卷着整个世界,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全球化的发展加深了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使得国家之间的关系达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程度。国际机制作为检验世界政治经济的连续性及其变化的一个重要参量也借着全球化的东风得到了更加迅猛的发展,各种规则、程序也更加的成熟,成为当今世界变化的一个亮点。关于国际机制的研究由来已久,但是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国际机制在国际合作中的作用,功能领域中具体国际机制的发展状况以及国际机制的发展趋势和前景等,学术界对于国家参与国际机制的问题明显关注不足。新世纪里,中国与国际机制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选择什么样的对外战略,扮演一种什么样的角色就成为这个时期中国首先应该考虑的重要问题。但是所有的步骤都是有它自己的历史渊源的,中国与国际机制的关系发展到今天,也是走过了漫长的演变过程,因此我们对中国参与国际机制的过程以及其间扮演的角色做一个回顾就有着很重要的现实意义了。本文将立足于中国这一角度,试通过对中国在战后参与国际机制过程的回顾,对战后至今中国参与国际机制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做出一个规律性的总结。运用国际机制的相关理论,即:结构现实主义的国际机制理论、自由制度主义的国际机制理论以及建构主义的国际机制理论,以叁种理论相结合的方式从多个角度对中国在战后参与国际机制的过程中不同时期所扮演的不同角色、采取的不同措施以及这些不同角色和不同措施深层次的原因进行剖析,并以此为据对将来一段时间中国在国际机制中扮演的角色以及采取的政策进行一种推测性的分析。
参考文献：
[1]. 国际机制与中国的参与战略[D]. 张晓溪. 东北师范大学. 2004
[2]. 中国参与国际机制：历史逻辑、现实选择与问题分析[D]. 李长亮. 华中师范大学. 2007
[3]. 和谐世界理念下中国共产党对外战略研究[D]. 高英彤. 东北师范大学. 2007
[4]. 共有利益与中国和平发展[D]. 房慧贞. 外交学院. 2012
[5]. 国际制度视角下的中国海外利益维护路径研究[D]. 王发龙. 山东大学. 2016
[6]. 中国参与国际机制过程中的话语权构建[D]. 黑维清.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4
[7]. 中国的全球治理能力建设研究[D]. 王慧婷. 南开大学. 2017
[8]. 二十一世纪中国参与国际机制建设研究[D]. 闵文飞.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6
[9]. 新世纪以来中印参与国际经济制度战略比较[D]. 徐炜丹. 山东大学. 2017
[10]. 论战后中国参与国际机制过程中的角色转变[D]. 王艳丽. 上海交通大学. 2008
标签：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论文; 全球治理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利益关系论文; 中印冲突论文; 话语权论文; 国际关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