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再生产图式的争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书前边的主要目的具有方法论的性质。我们的前提是，以往的研究都过分集中于马克思经济学著作的内容，而对他的独特的研究方法缺乏兴趣，①因此我们力图表明《草稿》在方法论问题上具有多么大的教益。而如果我们的看法是对的，那么前面研究所获得的方法论上的洞察力也将有助于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那些早就引起争议的问题，特别是人们反复讨论的《资本论》第二卷中的再生产图式问题和所谓的实现问题。 第1节 导言 1.关于《资本论》第二卷中再生产图式的形式问题 为了便于后面对问题的阐述，我们先简单地考察一下《资本记》第二卷中再生产图式的形式，即它的数字形式。 在阐述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条件时，马克思将社会生产分成两大部类：第Ⅰ部类生产生产资料，第Ⅱ部类生产消费品。每一部类产品的价值分解为c+v+s，也就是在某一生产时期中使用的不变资本、用于支付工资的可变资本和在该时期生产中创造的剩余价值。然而，马克思考察了为使下一期的生产得以进行，各部类产品的各价值组成部分有多少必须相互交换。 第一个问题是简单再生产(即规模不变的再生产)得以进行的条件。马克思构造了下列图式加以说明。 Ⅰ 4000c+1000v+1000s=6000 Ⅱ 2000c+500v+500s=3000 由于在简单再生产的条件下，第Ⅰ部类所需要的不变资本与前一生产时期内所消耗的恰恰相等，即4000c，因此它能够通过自己的生产来补偿这4000c，而不需要与第Ⅱ部类进行交换。 类似的，生产消费品的第Ⅱ部类，可以直接用500v和500s来满足工人和资本家的消费，而无须与第Ⅰ部类交换。但是，第Ⅱ部类价值相当于它的不变资本的产品部分，以及第Ⅰ部类价值相当于它的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之和的产品部分，则必须在两部类之间进行交换。显然，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平衡的一般公式就是： cⅡ=vⅠ+sⅠ 即第Ⅱ部类耗费的不变资本必须等于第Ⅰ部类的可变资本加上剩余价值。 然而以上的公式并不适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条件，就是说不适用于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被积累起来，不是被资本家消费而是被用来增加各部类的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情况。我们可以采用布哈林的方法，以符号α代表用于消费的剩余价值部分，以
代表用于增加下一生产时期不变资本的剩余价值，以
代表用于增加可变资本的剩余价值。这时，前面的平衡公式就必须加以改变，以符合扩大再生产的条件。
事实上，这就是构成《资本论》第二卷第二十一章中扩大再生产图式基础的一般公式。 在这一章中，我们可以见到两个图式，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它们分别表示资本主义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中的积累过程(马克思，1975：581)。以下是第一个图式(我们对马克思图式中的数字略做改动，并用布哈林的符号表示)：
第二个图式表示的是资本主义发展更高阶段的情况，因而假定具有更高的资本有机构成。而且与第一个图式不同的是，这时两部类的资本构成是相同的(即都是5c∶1v)。在第二个图式中，再生产按以下方式进行：
这两个图式都受到了罗莎·卢森堡的严厉批判。关于第一个图式，她指出，由于该图式中第二部类的积累和消费缺乏任何“看得见的规则”，是以一种“无规则的方式”进行的，因此她认为马克思“为第一部类的积累关系所确定的种种精确的逻辑规则”是以未能“确立任何第二部类积累的规则”为代价的(Luxemburg，1963：122)。卢森堡承认在第二个图式中两个部类的积累都有规则地进行以至于“第二部类剩余价值分配的随意变动”不再发生。而且，她认为即使在第二个图式中，下述情况仍然可能发生，即“第二部类的积累完全由第一部类的积累所制约、所决定……第一部类首先采取行动，并在整个积累过程中掌握主动，而第二部类只是被动地跟随”(Luxemburg，1963：127)。 关于上面第二方面的批评(其正确性奇怪地从未受到马克思主义阵营的挑战)，已受到琼·罗宾逊的令人信服的反驳。她论证说，“算术并不偏袒任何一个部类”，③对积累的推动力完全可以来自任何一个部类。 事实上，马克思第一个图式中的积累也并不像卢森堡所认为的，而且至今仍然被人们认为的那样，是“可变的”或“无规则的”。因为，如果不考虑第一年的情况，就可以看到在此图式中，第一部类的积累总是剩余价值的50%，第二部类总是30%。这绝不是偶然的，而是由这两个部类资本有机构成的差别必然造成的。我们可以用代数的方法表明④，假定两部类的剩余价值率相同，并且在再生产过程中一直保持不变，那么平衡公式
就要求每个部类的积累和资本有机构成之间具有严格的配合关系。如果按照马克思的图式，假定资本有机构成和积累率在接连的几个生产时期内都不变，我们就会看到，两个部类的积累率[之比]⑤，必须与有机构成[之比]成反比。用公式表示就是：
因此，在马克思的第一个图式中，两部类积累率的关系是(第Ⅰ部类)50%∶(第Ⅱ部类)30%，v∶c的关系⑥，第Ⅱ部类是1/3，第Ⅰ部类是1/5。由于5∶3=1/3∶1/5，再生产所需要的平衡关系是满足的。 然而，这就足以说服罗莎·卢森堡的“数字”错误。她大概是对于马克思的数字例证的形式感到迷惑，这种数字例证显得难以把握，容易引起混淆。而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两个图式中初始年的积累，都没有服从以后各年所遵循的规则。我们只好猜想，马克思之所以选择了这样一种表达形式，不过因为这是他初步的探索，还没来得及修改。 而奇怪的是，马克思图式的不恰当形式，也使卢森堡的最严厉的批评者布哈林误入歧途。如上所述，布哈林最先将扩大再生产的平衡关系一般地公式化为
，但是他却从这个公式中引出了另外两个错误的公式，即
(Bukharin，1972：158)。事实上，对于马克思第一图式的初始年来说，确实存在
。但是，这仅仅是由马克思无法直接确定cⅠ和cⅡ的正确比例造成的情况。而在第一图式以后各年和第二图式各年中，cⅡ都必然小于vⅠ+αⅠ，
则必然地大于
。换句话说，布哈林完全忽视了社会总资本的扩大再生产，不仅必然导致c和v的增大，而且必然导致α即资本家个人消费的增大。然而，这个基本的错误将近20年未被发现⑦(Bukharin，1972)。布哈林则一直由于反驳了卢森堡的攻击捍卫了马克思这个首屈一指的行家给我们留下的作为其天才的完整产品的理论分析，而被普遍视为马克思正统学说最权威的捍卫者。不过布哈林的平衡公式还是很有用的，尽管他也像大多数卢森堡的批评者那样，往往将阐发问题的公式错当成问题的解决。 2.马克思再生产图式如何“接近现实” 关于马克思再生产图式的形式，我们就谈以上这些。而当我们进而考察这一图式的内容的时候，我们必须首先搞清马克思是否以及在多大的程度上想用这些图式来描述资本主义现实世界中实际发生的过程。 奇怪的是，很少有马克思主义者试图搞清这个问题。例如，如果有谁参加围绕卢森堡的著作进行的对再生产图式的讨论，他就会立刻遇到一个奇怪的悖论。反对卢森堡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即考茨基、鲍威尔、埃克什坦、希法亭及其他一些人)，当然十分清楚马克思图式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因而舍象了资本主义现实的一些根本性特征，例如，非资产阶级的存在，世界上各种经济区域的存在，外贸、平均利润率作为价值转型的生产价格的存在，等等。然而尽管如此，所有这些作者还是在这些图式中寻找资本主义经济形式无限生命力的具体证明。 我们先来看看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奠基人卡尔·考茨基的论述。在他的杰出著作中，他强烈地批评了卢森堡关于资本主义必然因经济的原因而崩溃的“假设”。他指出，“卢森堡使自己成了马克思的反对者，因为后者在《资本论》第二卷即在再生产图式中证明的是相反的观点”(Kautsky，1927)。 考茨基事实上只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得出了这个结论，而他的学派的其他成员则早得多地提出了这一观点。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鲁道夫·希法亭1909年在他的《金融资本》中解释马克思图式的时候就说，根据这些图式，在各生产部门之间保持正确比例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能够无限地扩大……而不会导致商品的生产过剩”。⑧在1926年社会政策协会维也纳大会上，希法亭提醒他的学术听众说，他反对“崩溃理论”。他声称：“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我完全同意卡尔·马克思的理论，而崩溃理论总是被错误地归咎于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表明，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不断地扩大规模的生产是可能的。”然后他还开玩笑地说：“我常想，读过第二卷的人非常之少，这真是件好事，因为在一定条件下，它会被当成赞美资本主义的颂歌。”(Grossmann，1967：57-58) 我们可以看到，希法亭也想从第二卷的再生产图式中直接得出反驳“崩溃理论”的论据，他也混淆了数字阐述与理论论证，而最主要的是，他混淆了“抽象”的领域与“具体”的领域！奥托·鲍威尔的思路也是一样的。虽然他承认卢森堡所说的“《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为表达再生产过程所用的数字都是任意选择的，不能避免出现矛盾”，但他说：“然而，马克思的表达方式有缺陷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这种论证方式本身就是错误的。”由此出发，鲍威尔构造了他的“非任意的”再生产图式，并且继续声称他构造的数字“表达”或“证明”了他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理解，都可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能够无限地扩张自己。(Bauer，1913：836、866) 埃克什坦对卢森堡的批评最轻，他甚至设法将两种不同的看法——纯理论的和经验的——塞进了同一句话。因此我们看到在他们论述开始时说：“如果谁想研究危机问题⑨，他就必须首先研究资本积累的现实性与仅仅表明平衡可能性的马克思平衡图式的相互关系。”但是，接着在下一页他又写道：“马克思的图式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要想保持平衡，就必须怎样运行——它们在事实上表明了对于各种产品的社会需要的规模。”接下一页他又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对利润的追求支配。因此问题在于马克思的图式是否表明了资本家的利润是如何实现的。这是根本性的问题……图式则恰恰表明了由谁来购买产品。”⑩ 以上的一些例子足以说明我们的论点。它们表明，亨利克·格劳斯曼的下述论述是如何正确：“和谐论者盛赞平衡图式，并非由于这些图式是特别优越的分析工具，而是由于他们混淆了分析方法与所分析的现象，从而以为他们在这些图式中真的发现了资本主义内部平衡的趋势。”(Grossmann，1967：95) 怎么解释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种错误呢？他们怎么会犯了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呢？ “愿望是思考之父”，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时完全沉浸于改良主义的运动之中，本能地抗拒现行社会秩序在经济上崩溃的观念(同样地，他们也不能理解奥匈帝国以及轴心国的崩溃的历史必然性)，这太容易了。这种下意识的动机自然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认为，他们的错误，也要归因于他们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论缺乏理解。 如果这种方法论被当作一种实证主义方法论(也就是说抽取它的辩证法的特征)，显然就很难将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与“经院理论”的概念程式区别开来。“经院理论”总是先撇开经济现象的个别的和特殊的特征(即所谓“抽象”的方法)，为的是在以后的各阶段中再将这些特征引入(“逐步具体化”或“逼近”的方法)。然而，由于这些个别的和特殊的特征仅仅是“从外部”被撇开和重新引入的，也就是说，没有任何辩证的中介，由此很容易产生似乎在“抽象”与“具体”之间没有任何质的“桥梁”的幻觉。(11)人们很可能认为理论模型事实上包含了具体研究对象的所有基本因素(虽然是在简化的形式上)……就像地形图上，虽然仅仅能看出山脉、森林与大江大河，但已显示了景物的基本要素那样。那就必然要忽视“一般规律同进一步发展了的具体关系之间的矛盾”(马克思，1974a：91)，从而就会产生一种幻觉，以为抽象的图画是对具体情况的简单反映，而不存在任何“中介”形式。在我们看来，这正是卢森堡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们犯错误的方法论原因。就是说，他们忘记了，《资本论》第二卷中的抽象公式所代表的仅仅是“分析的一个阶段”，(12)因而不能不需要大量的“中间环节”就直接应用于资本主义的具体实际，换言之，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们错误地混淆了马克思的两个不同的分析阶段，必然地走上辩证法的错误的道路。他们无视马克思的辩证法，结果最终受到了辩证法的惩罚。 3.马克思再生产图式的基本前提条件 在第三章我们已经指出，使用价值范畴也存在于社会再生产的关系之中。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分析再生产过程的开头部分就说：“当我们从单个资本的角度来考察资本的价值生产和产品价值时，商品产品的实物形式，对于分析是完全无关的，例如，不论它是机器，是谷物，还是镜子都行。这始终只是举例而已，任何一个生产部门都同样可以作为例证。……说到资本的再生产，我们只要假定，代表资本价值的那部分商品产品，会在流通领域内找到机会再转化为它的生产要素，从而再转化为它的生产资本的形式。同样，我们只要假定，工人和资本家会在市场上找到他们用工资和剩余价值购买的商品。但是，当我们考察社会总资本及其产品价值时，这种仅仅从形式上来说明的方法，就不够用了。产品价值的一部分再转化为资本，另一部分进入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这在表现出总资本执行职能的结果的产品价值本身内形成一个运动。这个运动不仅是价值补偿，而且是物质补偿，因而既要受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比例制约，又要受它们的使用价值，它们的物质形式的制约。”(马克思，1972a：437-438) 以上引文直到《资本论》第二卷的最后一个版本也未做任何进一步的发挥(13)。而我们之所以在此大段引用，是由于我们认为它能指引我们更好地了解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马克思在这里所考虑的显然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相互对立，这种对立在本书中已多次提到，不仅在分析价值与货币的时候遇到，而且事实上贯穿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整个体系。可以说，马克思对个别资本的生产和流通过程的考察，给人的印象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就是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而现在，当研究社会资本的再生产时，我们发现，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遇到了前面的分析所没有考察的障碍，即社会规模的使用价值(马克思，1972b：716)。为了再生产出资本，“社会”，即“总资本家”，不仅必须有一笔供其支配的价值基金，而且必须使各价值部分采取特殊的有用形式——机器、原料和生活资料的形式——以供使用，而它们之间的比例则由生产的技术要求所决定。总之，即使不考虑那些寻找买主的商品产品是否必然能卖掉，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也是在技术上受“社会物质变换”的制约的。 但是是否这就在实际上意味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最终是以满足社会生产和消费的需要为目的的呢？完全不是。这个经济制度的最显著的特征是并且仍然是对不断增长的利润的无止境的追求。因而，只有当“物品”同时也是价值的时候才被生产出来，人类的物质需要，也只能被满足到对于增加剩余价值来说必不可少的程度。因此，例如，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即工人，具有巨大的(而且十分幸运，是不断增长的)需要，然而只有当他们的劳动力作为市场上可出售的商品，并且只有当他们证明了自己能够创造出剩余价值，因而得以将劳动力商品售出的时候，他们的这种需要才会被满足。这同样也适用于所谓的“客观因素”：即使是最完美的机器或最完美的生产技术，也只有当它们能带来更高的利润率的时候才会被采用。最后，即使是“总资本家”本身的舒适和享受，也受到不断积累的必要的限制。因而，即使从社会再生产过程的角度来看价值范畴受使用价值范畴的制约，社会再生产过程本身也仍然要服从于价值以及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价值创造。在讨论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问题时，我们要时刻记住的是，马克思所分析的这种相互矛盾的目的之间的对立冲突，价值与使用价值这两个必须相互适应的范畴之间永恒的相互作用。 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把社会生产分为两大部类——生产生产资料的部类和生产消费品的部类，并使这两个部类互相服务。这个图式所提出的，是一个高度抽象的简单的模型，而解决前面所说的那个矛盾冲突的基本可能性，却无疑只能由这样一个模型来加以表示。为了使生产过程重复进行，每个部类都必须设法使自己的生产要素的价值得到补偿，而它要达此目的，就又必须在适当的物质形式上从另一部类取得这些生产要素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每个部类要想拥有他们所需要的使用价值，又都必须通过等价物的交换从另一部类换取。这种“价值补偿”和“物质补偿”的相互依存，在再生产图式中得到了清楚的说明。而这种相互依存之所以得到说明，则是由于图式严格地区分了两个部类，并将它们的相互关系仅仅局限于等价物的相互交换。因此，所谓图式基本前提假设的“刚性”，恰恰是与它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相适应的。如果众多的理论家(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奥托·鲍威尔和其他人等)企图通过引入较为宽松的条件来“改进”马克思的图式使之更加现实，那不过证明了他们对于这些图式的机构和含义懂得非常之少。 社会再生产过程所揭示的是解决使用价值与价值这对矛盾的可能性，而在资本主义实践中亿万次发生的事实却表明，这一矛盾只有通过商品价格根据社会需求的调整，通过私人企业的倒闭才能获得解决。这自然会使人们对于表明解决这一矛盾的可能性的理论的意义产生疑问。无可否认，资本主义现实告诉我们的是经济危机的现象，这一现象恰恰“十分明显地揭示出资产阶级生产的矛盾与对抗”(马克思，1974b：570)，所表明的正是解决这种矛盾的周期性的不可能性。从这个角度看，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能在多大程度上克服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这个问题的考察，当然具有理论上的意义，《资本论》第二卷生产图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能够在这方面做出巨大的贡献。 4.再生产图式与实现问题 我们已经讨论了《资本论》第二卷再生产图式的基本前提假定，社会生产的两个主要部类之间的交换关系，无论从价值的观点看还是从使用价值的观点看都必须相互适应，才能保持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平衡条件。我们必须强调再生产图式的这种必要条件，因为不幸的是，在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这一点经常被忽视。 当然，研究再生产图式并非仅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马克思构造再生产图式的任务也绝非仅仅如此！他的主要目标——追随魁奈的榜样——是要设计一个新的经济表，将资产阶级社会表明的“无数单个的流通行为”，概括为“它们的具有社会特征的大量运动，”即“几个巨大的、职能上确定的、经济的社会阶级之间的流通”(马克思，1972a：398)。因此马克思对魁奈经济表的这些评论，同样也适用于《资本论》第二卷中的再生产图式。这些图式的目的同样也是将“资本的整个生产过程表现为再生产过程”(这时流通仅仅表现为再生产过程的形式)；同时不仅将“收入的起源、资本和收入之间的交换”，而且将“再生产消费对最终消费的关系”以及“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流通”，包含在这个再生产过程当中。(马克思，1975c：366)区别仅仅在于，马克思的科学任务，要比魁奈的更加复杂、困难得多！首先，对于魁奈来说，价值与使用价值是完全一致的，(14)因而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对他来说是不存在的。其次，魁奈所考察的仅仅是简单再生产。因此，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就不仅要表明社会年产品价值的各个组成部分(c+v+s)是如何相互补偿的，而且要表明已创造出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如何被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进一步扩大——而这种扩大再生产自然是以价值各组成部分之间正常的相互交换和在市场上的实现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第二卷的再生产图式，可以被看作所谓实现问题的一种(暂时的)解决方法。 在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史上，对于实现问题，出现过三种解决方法。 第一种方法要追溯到J.穆勒、D.李嘉图和J.B.萨伊。这些经济学家认为他们可以通过将资本主义生产等同于简单商品生产的办法来解决剩余价值实现的问题，可他们又天真地将简单商品生产归于简单的产品交换。他们说，由于任何一个生产行为都创造出它自身的需求，由于分析到最后总会发现与产品相交换的也是产品，因此，在买者与卖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玄妙的平衡”。因此，只要各种商品的生产量适当，符合正确的比例，到头来全部商品都能在市场上找到归宿。对于这些经济学家来说，实现问题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它事实上可以归结为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比例性的问题。 与古典学派属于同一时代的批评者西斯蒙第的观点则大为不同。西斯蒙第是感觉到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特殊历史性质的第一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因此，他不是将出现在市场上的商品仅仅看作“产品”，而是看成资本的产品。他认为，资本的所有者之所以能在生产中获得增加的价值，不是“由于他的企业的产品获得了比生产成本更大的收益，而是由于他没有支付全部生产成本，由于他没有为工人的劳动支付足够的工资”(15)(Sismondi，1970：92)。而恰恰是这部分增加的价值，这部分“剩余产品”，构成了资本积累的源泉。但是，在生产它的工人们只能买回相当于他们的劳动工资的那一部分产品，资本家自己又不将剩余产品全部消费掉，因为它的一部分要转化为资本的情况下，这些剩余产品又如何能卖掉呢？西斯蒙第将此视为无法克服的困难。他认为，最终的分析表明，剩余产品的实现是不可能的，除非把它们卖到外国去。 什么是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呢？它可以被看作是对李嘉图理论和西斯蒙第理论的一个独特的综合。马克思毫不否认剩余价值的实现是资产阶级经济学中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然而，他彻底否定了西斯蒙第对实现可能性的怀疑。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资本主义生产在事实上的确创造出自己的市场，在此意义上，它也就“解决”了剩余价值实现的问题。它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是将问题完全消除，而是“创造这些矛盾能在其中运动的形式”，即“把矛盾推入更广的范围，为这些矛盾开辟更广阔的活动场所”(马克思，1972a：526)。[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还写道：“一般说来，这就是解决实际矛盾的方法。”(马克思，1972c：122)](16)因此，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过程中，在它的内部市场和外部市场的不断扩大中，实现问题才能获得辩证的解决。按照这种观点来看，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既不是“不可能的”(如西斯蒙第所说)，也不能是“无限制的”(如古典经济学家所说)，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会在越来越高的水平上再生产出它的内在矛盾，直至资本主义发展的“螺旋”(借用西斯蒙第的比喻)到达它的尽头为止。 如果我们想要对半个世纪以来关于《资本论》第二卷再生产图式的争论所具有的广泛内容和重大意义进行评价，我们就必须记住前面谈到的关于实现问题的辩证法。 第2节 俄国“民粹派”与“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讨论 十分奇怪的是，有近20年的时间，在德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并未注意到《资本论》第二卷中的再生产图式。唯一对此有所涉及的是考茨基，但他也仅仅在1885年对《资本论》第二卷的评论中用了两行文字谈到它们。他写道：“最后，剩余价值的积累，生产过程的扩大，引起了更加复杂的情况。”(17)这就是在此20年中关于再生产图式所说的一切。只是到了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著作的德译本出版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才注意到了马克思对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分析，并首先在希法亭的《金融资本》(1909)一书中得到了广泛的讨论。 这种奇怪的情况似乎并不难解释。在当时中欧和西欧的条件下，没有什么特殊的社会原因促使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去讨论《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的内容，致使这一卷长期湮没无闻。 但在俄国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资本论》第二卷的出版，恰逢那里正在开展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与必然性问题的争论，俄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全力以赴地参加了这个争论。争论的双方都利用《资本记》第二卷中的分析，试图找到解决这个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的途径——“民粹派”否定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者则坚持认为存在这种可能性。(18)于是，马克思的这些分析的重大理论意义最先在俄国显示出来。 1.恩格斯与丹尼尔逊的辩论 在“民粹派”理论家中，最著名的是《资本论》俄文版的翻译者N.丹尼尔逊，他在马克思去世后一直同恩格斯保持着通文联系。 在1887年2月3日的信中，丹尼尔逊告诉恩格斯说他想写一本书，“用作者(即马克思)的理论，向读者阐明我们的经济生活及其发展趋势”(Marx K.and Engels，1947：106)。恩格斯自然同意丹尼尔逊的计划，并强调指出，“表明如何将作者的理论应用于你们的条件”是十分重要的。(Marx K.and Engels，1947：107)丹尼尔逊为写此书工作了4年。而4年之后，当他和恩格斯开始进一步的深入讨论时，二者在理论前提上的差别程度便立即显示出来了。 1891年11月24日，丹尼尔逊写道：“在上封信中，我想向你表明俄国人对于‘为各工业阶级创造国内市场’的看法。我想说明乡村附属商业的解体从而制造业与农业的分离是如何发生的，而这又是为了证明，‘只有消灭农村家庭手工业，才能使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获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需要的范围和稳固性’。(马克思，1972a：816)我想请您注意我们的特殊条件。我们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所带来的技术进步已经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才进入世界市场的。……结果，一方面，我国的农民日益贫穷；另一方面，工业部门虽然日益集中，技术上日益先进，却完全要依赖于国内市场的波动，也就是依赖于工业和农业分离的程度。”(Marx K.and Engels，1947：119-120) 可见，这封信已经表明丹尼尔逊对资本主义能在俄国获得充分发展的怀疑。不过他的怀疑主义实际上直到1892年5月24日的信中才第一次明确地暴露出来。他写道：“我们将20%～25%的乡村人口从土地上‘解放’了出来。这些农民现在到处游荡寻找工作……他们能做什么？进工厂？可是谁都知道如今的工业所需要的工人数量不断减少(19)……我们的国内市场达到完全饱和的状态又能吸收多少工人呢？‘工人作为商品的买者，对于市场来说是重要的。但是作为他们的商品——劳动力——的卖者资本主义社会的趋势是把它的价格限制在最低限度。’(马克思，1972a：351)……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即我们的国内市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是通过扩大它的外部市场来解决作者(即马克思)所指出的矛盾的。但是我们又如何躲避这个矛盾呢？就像一个资本主义工厂的生产不可能全部是为了本厂工人的消费一样，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外国市场也是不可能的(20)。正因如此，每个资本主义国家都竭尽全力去占领其竞争对手的市场，没有市场就没有资本主义。”但是俄国能获得外部市场吗？“我们进入世界领域的时候，我们的竞争者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已经到了满足于很低的利润率的地步……因而看来我们的宝贝——资本主义，虽然毁掉了农民家庭手工业的基础，却既无内部市场，也无外部市场，根本没有发展的坚实基础。”(Marx K.and Engels，1947：127-129) 丹尼尔逊这里的错误是明显的，但是他错误的根源何在呢？他正确地指出了无论个别资本主义工厂还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们，都不能“买回”他们劳动的产品，他们只能购买相当于工资的(不是v+s，而只是v)的那一部分产品。他也正确地认识到工资总额与工人们创造的价值产品是不成比例的，并由此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显著矛盾(21)。然而，我们却不能像他那样，用静止的眼光去看待这个问题！只要积累在进行，只要所积累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用来雇用新增劳动力即工人，则工人花用他们的工资，就会有利于前一生产期间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的实现。当然，新被雇用的工人本身也将创造出一定的价值产品，其规模也必然大于他们的工资总额，从而使前面的矛盾在新的、更高的水平上不断地重新产生……然而，对问题所做的这种辩证分析，与俄国“民粹派”的抽象和极端简化的(“直线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 而恩格斯是如何回复丹尼尔逊的来信呢？他是否也像“民粹派”的俄国反对者们那样，否定问题本身的存在，并宣称这不过是一个“误解”？完全不是，事实上，他强有力地指出，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资本无限的增殖欲望与资本主义社会有限的消费能力的矛盾，主要(而不是仅仅！)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扩张中，在国内市场的形成过程中得到解决的。但是他在回信中也承认，这是一个矛盾的痛苦的过程，特别对于俄国这样的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较晚，又没有由其控制的重要国外市场的国家，就更是这样。因为，只要“当俄国的工业还局限于国内市场时，它的产品就只能满足国内的消费。而国内消费只能是缓慢地增长……大工业所造成的必然后果之一就是：它在建立本国国内市场的过程中，同时在破坏这一市场。它在建立国内市场时，破坏着农民家庭工业的基础。但是，没有家庭工业，农民就无法‘生存’。他们作为农民在遭受破产。他们的购买力降到最低点，而他们作为无产者在还没有适应新的生存条件以前，对新出现的工业企业来说，将是极为匮乏的市场”。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充满着各种内在矛盾”，“这个趋势——在建立自己的市场的同时又破坏这个市场——这是这类矛盾之一。另一个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所造成的无出路状态，这种状态在俄国这样一个没有国外市场的国家，比那些在开放的世界市场上多少有些竞争能力的国家要出现得快一些”。(他还补充说：“后边这些国家，似乎可以通过贸易上的剧烈变化和用暴力开辟新市场来寻求出路。”)(Marx K.and Engels，1947：137-138)(22) 在以后的一封信中，恩格斯就他与丹尼尔逊的讨论总结道：“其余的我都同意您的意见：俄国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最后波及的国家，同时又是农民人口最多的国家，这种情况必然会使这种经济变革引起的动荡比任何其他地方强烈得多。由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土地占有者阶级代替大约五十万地主和大约八千万农民的过程，只能通过可怕的痛苦和动荡来实现。但历史可以说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她不仅在战争中，而且在‘和平的’经济发展时期中，都是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驰驱她的凯旋车。”(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1976：551) 2.布尔加柯夫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对马克思扩大再生产分析的解释 与恩格斯不同，“民粹派”的俄国反对者们锋芒毕露。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揭露“民粹派”的理论错误。在此过程中，他们熟练地利用了马克思对于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分析。然而，正如罗莎·卢森堡中肯地指出的那样，他们“走得太远了”：“所讨论的问题是资本主义——一般地说是资本主义，特别地说是俄国资本主义——能否发展。而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在做出肯定回答的同时，向我们提供了一种资本主义可以永远生存下去的理论证明。”(Luxemburg，1963：325) 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有关这一问题的各种论著十分清楚地表明，他们(像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后来所做的那样)仍然将马克思的抽象分析与资本主义现实混淆在一起，由此从马克思的分析中得出了绝不能被证明有理的结论。 甚至最有才华的、最“正统”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布尔加柯夫也不能例外(23)。布尔加柯夫当然认识到了，马克思的图式“既不是考察产业循环，也不是考察周期性重复发生的危机，因此它们不适用于用来描述经济生活的实际过程。不过问题在于它们在理论上阐明了扩大再生产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也将变成现实”(Bulgakov，1897：165)。 然而，尽管如此，布尔加柯夫还是像其他人一样，认为这些图式已经对实现问题做出了最后的和绝对的回答。他写道，“市场理论中最重要的问题，已经由对两部类(第Ⅰ部类与第Ⅱ部类)之间交换的分析解决了”；“这一分析表明了剩余价值的市场在何处，表明了那些代表已耗费的不变资本的价值的各种资本的商品产品部分是如何周转的；最后，还表明了工资的消费以及那些生产非消费品的企业的剩余价值的消费，如何是可能的”(Bulgakov，189：28-29)。 本书中另一段，他又说：“扩大再生产过程的分析，主要的困难在于说明，尽管第Ⅰ部类仅生产不变资本，第Ⅱ部类仅生产可变资本，但两个部类的扩大生产仍然是可能的。克服这一困难所依据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第Ⅰ部类为它自己和第Ⅱ部类积累不变资本，而第Ⅱ部类则为它自己和第Ⅰ部类积累可变资本。这样，积累过程的困难就归结为两部类之间将各自为对方积累的那些产品部分相互交换的问题。”(Bulgakov，1897：28-29) 一切都似乎言之有理。但事实上，布尔加柯夫忽视了，马克思的图式是在相当抽象的层次上对实现问题做出解答的，因而它不可能是一个完整的解答。除了这一缺陷，他的表述很少有可指摘之处。可是布尔加柯夫对此并不满足，他走得更远。由于在《资本论》第二卷的图式中，仅仅两大部类本身相互依存，无须来自其他方面的购买，于是他便勾勒了一幅资本主义绝对地自我满足——不仅在图式的假设范围内，而且在现实当中——的荒诞图画。他说：“资本主义生产仅仅通过自己的增长就创造一个不断扩大的市场，市场扩张的程度，仅仅取决于生产力的水平。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这种观点是完全正确的。”(Bulgakov，1897：246) 但是为什么杜冈是正确的呢？据说仅仅是因为，在马克思的图式中生产生产资料的第Ⅰ部类，从第一年起，就形成了对第Ⅱ部类的消费资料的“独立的需求”，第Ⅱ部类也形成了类似的对第Ⅰ部类生产资料的需求。“这样，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初始阶段，就形成了一种封闭的流通过程，它完全不依赖于国外市场，而是自我满足的，能够通过积累而自动增长的。”(Bulgakov，1897：210) 在布尔加柯夫著作结尾部分的一章中，他甚至用了许多话来宣称，“资本主义生产的产品的唯一市场，就是这个生产本身”，因而“扩大生产的唯一障碍，就在于资本本身和它增长的需要”。(Bulgakov，1897：238、259) 我们看到，尽管使用的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概念，布尔加柯夫最终却将与李嘉图、麦克库洛赫和萨伊所阐发的和谐论理解没有本质差别的含义塞进了马克思的图式。但是，他又怎么能将他的这种解释与马克思关于“有限的群众消费能力”是“现实危机的最终原因”的大量论述统一起来呢？或者说，他又怎样解释有限的社会购买力对于一般产品实现的影响，特别是对于剩余价值实现的影响呢？ 布尔加柯夫认为他可以用下边的话对此做出回答。他说：“消费，人类需要的满足，在资本的流通中不过是一种附带的运动。生产是由资本量而不是社会需要的规模决定的。因此，生产的扩大并不必然伴随着消费的增长，二者之间甚至存在着对抗……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资本主义生产总是力图相对地减少可变资本和资本家的消费基金……显然，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主要是由于第Ⅰ部类即不变资本生产的扩大，只有较小的一部分是由于第Ⅱ部类即直接消费品生产的扩大。”布尔加柯夫继续说：“充分地表明消费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所起的作用，仅仅这一点，就告诉人们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存在于何处。”于是，“资本主义生产，即使在危机和利润动机的狭小界限内，也能不依赖消费而无限地扩大，哪怕消费不断缩小，也是这样”。他断定：“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为其偏离了它的实际目的而付出的代价。然而，它本身却不依赖于消费。”(Bulgakov，1897：161-162) 可以看到，布尔加柯夫承认社会消费的意义表现在周期性复发的经济危机。但是他却否认这些问题与实现问题的联系。在他看来，这不过是个别生产部门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结果，因而只被看作比例失调的危机。他说：“扩大再生产得以实现的唯一基本条件，就是产业的不同部门之间具有一定的比例性。如果这个条件具备，生产的水平就仅仅由资本积累的程度决定，由其增长的需要决定。”(Bulgakov，1897：158)马克思关于危机所说的一切，都被解释为这样的意思。 在布尔加柯夫的著作中，国外市场问题占据一个特殊的位置。他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必须要有国外市场的荒谬教条”断然地加以否定。正如卢森堡指出的那样，他的主要论点是，从西斯蒙第到“民粹派”的“怀疑论者们”，“显然都把对外贸易看成一个‘无底洞’，国内创造的、无法处置的资本主义生产剩余，一掉进去便可无影无踪。就布尔加柯夫来说，他成功地指出了，外贸既不是一个洞，当然也不是个无底洞，而是把双刃剑：出口总要伴随着进口，二者必须平衡。因此，把一样东西推出边界，还得买回另一样，只不过是不同使用形式的交换而已。‘我们必须为那些在给定市场范围内作为出口商品等价物的进口商品找到销路。由于不可能事先假定存在着这样的销路，因此求助于外部需求的做法只能引起新的困难。’”(Luxemburg，1963：309)初看上去布尔加柯夫的论点很令人信服，他还可以引证《资本论》第二卷的著名的一段，马克思在那里宣称，在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分析中引入对外贸易完全不必要。(马克思，1972a：528-529)然而不容忽视的是，正如我们已经多次指出的，马克思是在“基本形式”(马克思，1972a：512-513)上，就是说，是在相当抽象的层次上对社会资本的再生产进行研究，在分析的这个阶段上引入对外贸易“只能把问题搅乱，而对问题本身和问题的解决不会提供任何新的因素”(马克思，1972a：528-529)。但是，正如罗莎·卢森堡在反驳布尔加柯夫时所指出的，一旦进入更为发展了的具体的关系当中，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实现的领域内所产生的不可能在《资本论》第二卷的图式中得到处理的困难(24)，却能够由于对外贸易而在或长或短的时期得到缓解。 这样，进口商品就可以直接用于生产过程之中，因而“使用形式的改变”不过就是出口商品价值的实现(例如，当英国工厂主们出口纺织品而进口棉花作为回报，这在这个范围内同时也就解决了他们的“实现问题”，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将所积累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转化为扩大其工厂所必需的生产要素)。另一方面，布尔加柯夫自己也承认，“若剩余能够出口并在国外市场上销售，一两种商品内部的生产过剩就能得到克服。在这种情况下，外贸是一种安全阀，它可使任一特定国家避免局部的或全面的生产过剩危机”(Bulgakov，1897：200-201)(这不过意味着这个国家通过对外贸易找到了实现自己商品剩余的途径)。可见，当我们涉及资本主义具体现实中某一特定国家的个别生产部门的时候，布尔加柯夫前面的论点就完全没有说服力了。 既然否定了实现问题与外贸之间具有任何理论上的联系，布尔加柯夫就必然要构造一种独特的外貌理论，但这一理论正如卢森堡所说，绝“不是来自马克思，而是来自德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们”。事实上，“在此理论中根本就不存在外贸。如果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形成一个‘封闭的循环’，如果它像小狗追逐自己的尾巴那样，完全地‘自我满足’，为自己创造出无限的市场并能自我刺激不断地扩大，那么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必然也是封闭的，也都是‘自我满足’的经济整体”(Luxemburg，1963：306)。 按照这种观点，“国外市场对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必要性，不是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机制本身，而是根源于这种机制的外部”(Bulgakov，1897：160)，这样的根源因而仅仅具有“历史的”和“地理的”性质！(Bulgakov，1897：183)例如，英国必须弥补其气候和土壤条件造成的某些不足之处。但是，这种理论却无法应用于那些地域广大的大陆国家，如美国和俄国，因为它们能够生产一切或几乎一切，无论是原料还是食物本身(Bulgakov，1897：170-173)。这就能够说明布尔加柯夫为什么会持有与“民粹派”相反的观点，预言俄国资本主义具有“远大而光明的未来”(Bulgakov，1897：225)，并对俄国不久就能在市场上击败其竞争对手满怀希望(Bulgakov，1897：218)——对一个马克思理论的追随者来说，这真是个奇怪的希望。而布尔加柯夫还并非是唯一沉湎于这种梦想的人。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民粹派”的另一个反对者，俄国教授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尽管他与布尔加柯夫相比不那么有天赋和创造性，但他在两方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他的论著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们(如希法亭和奥托·鲍威尔)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罗莎·卢森堡曾指出这两位作者在态度上的差异，她写道：“与布尔加柯夫一样，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也从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分析出发；这一分析为他在问题的这个令人糊涂的迷宫中找到他的所在提供了钥匙。但是区别在于，布尔加柯夫是马克思理论热情的应用者，他只想忠实地追随马克思，并将自己的结论都归于马克思；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却认为马克思不知道如何充分利用他的关于再生产过程的精彩论述。”而在另一段中她说：“布尔加柯夫真诚地试图将马克思的图式应用于实际的、具体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资本主义交换关系，他竭力要克服由此产生的种种困难……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却根本不需要任何证明，他不大动脑筋。对他来说，既然得出的算术比例令人满意并能够无限地继续下去，那么这就证明了，只要上面所说的比例能够保证实现，资本主义生产就能毫无阻碍地进行下去。”(Luxemburg，1963：311、315) 我们还可以补充说，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还喜欢把自己的论点推向极端，并沉迷于一些丝毫没有给他的分析增添科学价值的奇谈怪论。但是，他的第一本书的结论与布尔加柯夫基本上并无二致(25)(Tugan-Baranovsky，1901)。像布尔加柯夫一样，杜冈也宣告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绝对的自我满足，并断言它不依赖于社会消费，也像布尔加柯夫那样，他否认争取国外市场的动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内在规律。最后，他也将经济危机仅仅归因于各产业部分之间的比例失调。在所有这些方面，这两位作者都可视为后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新和谐主义”倾向的先驱。如果我们能发现二者在观点上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一定更多的是由于强调的是不同的方面——不是由于杜冈说了什么，而是由于他说的方式不同。 他书中的几段话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他说，“所引的图式”(杜冈此处指的是被他修正过的《资本论》第二卷的图式)“必然表明在它之中存在的简单公理，即资本主义生产为其自身创造市场。只要社会生产能够扩大，只要生产力能够满足这种要求，并且，只要社会生产能按比例地进行分工，则需求也必然会相应地扩大。因为，在这些条件下，每件新生产出的商品都代表着用于获取其他商品的新出现的购买力”(Tugan-Baranovsky，1901：25)。而“只要生产的扩大没有实际的限制，则我们就必须假定市场的扩大也是没有限制的，因为如果社会生产的结构是合乎比例的，那么除了社会所能支配的生产力以外，就不存在市场扩大的任何其他障碍”(Tugan-Baranovsky，1901：231)。 这实际上是有意无意地按照萨伊的理论来解释马克思的图式。但这还不是杜冈想从图式中引申出来的全部东西。他认为还可得出那个“十分重要的结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品需求，在一定意义上是不依赖于社会消费总量的。因为，无论按‘常识’看来多么荒谬，在社会交易下降的同时，对商品的社会总需求却可以增长。社会资本的积累导致了消费资料社会需求的减少，但同时使社会商品总需求增加”(Tugan-Baranovsky，1901：25)。 这无疑与马克思的图式恰恰相反，因为马克思的图式中积累的增进伴随着社会消费的稳定增长。为了论证自己的假设，杜冈不得不求助于一个在《资本论》第二卷图式中没有加以考虑的因素，即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规律。他说：“技术的进步表现为这样的事实，就是劳动资料等相对于活劳动、工人本身的重要性不断增长……与机器相比，工人退居一种陪衬的地位，同时由工人的消费所导致的需求，与对生产资料的生产性消费所引起的需求相比，也就不那么重要了。可以说，资本主义经济的全部活动呈现自为地存在的机制的特征，人类的消费在此机制中不过表现为资本流通和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转瞬即逝的环节。”(Tugan-Baranovsky，1901：27) 杜冈由所有这些又得出了什么结论呢？那不过就是“机器取代活劳动，生产资料取代消费资料成为商品的市场”。这样，“国民收入会减少而同时国民需求却会增加，国民财富的增长可以伴随着国民收入的减少，尽管这听起来可能自相矛盾”(Tugan-Baranovsky，1901：193)。 我们看到，杜冈就是这样成功地使生产和社会消费完全分离开来。难怪后来(Tugan-Baranovsky，1905)他的这种幻觉使他为资本主义社会描绘出这样一幅图景：整个工人阶级消失了，只剩下一个工人，他服务于众多的机器，而这些机器又生产出新的机器——而这种情况并没有导致生产与社会消费之间的不一致。(W.Alexander，1932) 关于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热昏的马克思主义”，以上这些就够了。它与布尔加柯夫说法的不同，仅在于它表述方式的极端性，而不在于其基础。(26)不过，杜冈和布尔加柯夫还有一点不同，就是在对萨伊定律的评价上。布尔加柯夫按照他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对萨伊持批判态度；而杜冈则几乎是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萨伊的定理。他写道：“至于我，我并不认为这一理论在任一细节上都是正确的。尽管如此，我认为这一理论的核心，它的主要观点，即只要社会生产的分工合乎比例，商品的供给就必然与需求相适应，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无可争辩的。在我看来，任何对此持反对态度的人都对它缺乏理解！”(27)(Tugan-Baranovsky，1901：27) 然而，必须承认，杜冈在这个问题上只不过是比布尔加柯夫更加始终如一罢了。因为“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理论所做的“和谐主义”的解释，从根本上说不过就是古典学派的“乐观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外观下的一种复活。而这确实表明了，孤立地、断章取义地利用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会产生些什么意想不到的结果。 第3节 列宁的实现理论(28) 我们把布尔加柯夫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视为后来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新和谐主义倾向的先驱。但是这种看法是否会使我们在理论上陷入困境呢？众所周知，这两位作者在同“民粹派”的争论中，曾与年轻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列宁结成同盟，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的许多观点与他们是相同的。这是否也意味着列宁也必须对用和谐主义解释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负责任？布尔加柯夫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几年之后都脱离了社会主义运动并成为俄国自由资产阶级的理论家。然而，理论的科学性并不由这一理论拥护者的政治生涯所判定。布尔加柯夫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后来的思想发展和列宁后来在这方面的思想发展一样，与此都没什么关系。 因此，前面所说的“困境”，也许并不像初看上去那样严重。我们应该记住，经济理论和社会学的理论都不可能在纯知识以太中存在，而作为一个规则也履行着一定的社会功能。由此看来，列宁与“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联盟，并不显得那么奇怪。 那时，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把坚决反对“民粹派”的思想意识看成他们的一个主要任务，因为“民粹派”否认俄国工人阶级特殊的历史作用，并想把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拖回俄国特殊的农民社会主义乌托邦道路上去。为了反对这一思想意识，就必须表明它赖以存在的理论假定是站不住脚的。因此，当“民粹派”说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剩余价值的实现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并用俄国资产阶级缺乏国外市场、社会消费不断缩减和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过剩危机来论证这一点时，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反对者便力图证明在没有国外市场、消费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剩余价值的实现也是可能的，因而生产过剩危机的现象并不是来自实现的困难，而是来自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无政府状态。而对于“纯粹的”资本主义条件下扩大再生产过程的假设的平衡条件的抽象分析，则被认为能对此论点做出恰当的证明。这样，“民粹派”的马克思主义反对者们过分地估计了这种抽象分析适用的范围，并且有时把它解释得与马克思理论的真实意义并不相符，就很难令人吃惊了。 根据这种认识，我们就不难理解普列汉诺夫在他的小册子《我们的分歧》第二版中加进一段中肯评论。他在这本书中既表明了与“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区别，也表明了他与列宁的区别。他写道：“我绝不赞同那些征服了我们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并且像瘟疫一样在90年代流行的一般的市场理论和特别的危机理论。根据这种理论，再生产是没有任何障碍的，危机只被解释为生产资料的不成比例。这一理论的主要宣传者是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维尔纳·桑巴特因此就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看成这一所谓的新理论的创始人。然而这一绝非新的理论的真正创始人是J.B.萨伊，他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详细阐述了这一理论。除了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列宁在他的《再论实现问题》(1899)和《俄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两部著作中也都宣扬了这一理论。”(Kowalik，1963) 普列汉诺夫对列宁的批评显然是过分的，其尖锐程度则只能归因于当时社会民主党内的宗派斗争。但是这一批评似乎包含着整理的成分，特别是如果考虑到列宁关于实现问题的最早期著作的话。例如，我们在列宁的第一本著作《论所谓市场问题》中见到了这样的论述：“市场不过是商品经济中社会分工的表现；因为它也像分工一样能够无止境地发展。”(列宁，1955a：85) 这是一个本身就适宜于一种类似于古典经济学家们陈述的乐观主义前景的解释。在列宁的另一重要著作《评经济浪漫主义》中，一些关于危机的断言同样也是成问题的。在那里，他在李嘉图和麦克库洛赫与西斯蒙第的争论中赞同李嘉图以至麦克库洛赫。(29) 然而，如果我们看到列宁后来的论著，特别是普列汉诺夫所引用的那些著作，我们就不能同意那种认为列宁与萨伊的观点基本相似的看法。不过，在这些著作中也有一些片面的论点和夸张的表述，对此我们这里要做些讨论。 列宁向“民粹派”指出，他们对剩余价值实现可能性的疑问，可以由马克思对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分析来做出解答。这里列宁无疑是正确的。事实上马克思在他的图式中所表明的正是：只要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生产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资本主义社会就不仅能够更新它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而且还能通过将一部分剩余价值资本化来使它扩大。列宁曾多次要他的“民粹派”论敌去看这些图式，并进一步说道，“如果注意到这些基本原理”，即马克思再生产图式的基本内容，“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产品的实现问题就没有什么困难了”。还说：“马克思确立了这些基本原理，全面地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中一般产品，特别是额外价值的实现过程。”(列宁，1955b：32、47) 但是问题仍然存在：马克思的分析在原则上对剩余价值实现的可能性做出了证明，它是否能算作对实现问题的“完整解释”呢？事实上，《资本论》第二卷的分析有意识地撇开了像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相对剩余价值增长等资本主义现实世界中的一些决定性因素，而正是这些因素不断地破坏着生产与消费的平衡，从而必然在社会产品的实现过程中设置更大的障碍。 与“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列宁认为可以用生产资料部门相对较快的增长来回答这一异议。因此他强调说：“马克思的实现论对我们所关心的国内市场问题做出的主要结论如下：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因而也就是国内市场的扩大，与其说是靠消费品，不如说是靠生产资料，换句话说，生产资料的增长超过消费品的增长。”(列宁，1955b：33) 在另一场合，列宁还说：“这种不适应现象(正像马克思在他的公式中明确指出的)，表现在生产资料的生产能够而且应当超过消费品的生产。”(列宁，1955c：142) 但实际上，马克思的图式根本没有表明这一点。因为，在《资本论》第二卷所举的两个例子中，第Ⅱ部类的发展速度与第Ⅰ部类完全一样(这当然没有反映具体实际的情况，但这正是马克思所选数字例子的一个特点)。因此，《资本论》第二卷的图式并不能证明列宁的论点。于是，列宁也像在他之前的杜冈和布尔加柯夫那样，不得不将《资本论》第二卷中的再生产过程分析与第三卷才阐明的资本构成不断提高的规律联系起来。他不断地指出那一事实：“按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规律来看，不变资本要比可变资本增长得快些。……因此，制造生产资料的社会生产部类应该比制造消费品的部类增长得快些。可见，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扩大，在某种程度上并‘不依赖’个人的消费的增长。”列宁接着又说：“看来，生产的发展(因而也是国内市场的发展)主要靠生产资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并且显然是有矛盾的。这真正是‘为生产而生产’，生产扩大了，而没有相应地扩大消费。但这种矛盾并不是教条，而存在于实际生活中。”正是这种特征“才符合于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及其特有的社会结构，因为前者是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后者是不让人民群众利用这些技术成就”(列宁，1955b：33-35)。 这里引述的这些话似乎已经表明了列宁的实现理论的特点。显然，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是在俄国早期资本主义的特殊环境中形成的。在这一时期，仍然是半封建的俄国的工业化似乎事实上为生产资料提供了一个无限的市场。由此而论，对于那些处于产业革命阶段、通常以人民大众非常低的生活水平为代价来创造现代工业的基础——交通体系和机械化农业——的国家来说，列宁的理论当然是正确的。他强调上述发展过程的必要性和进步性，从而能显示出他的深刻的历史现实感，并证明了他要比他的“民粹派”论敌要高明得多。但是，难道他将这个以特殊历史条件为基础的假说推而广之应用于资本主义的所有发展阶段也是正确的吗？十分清楚，资本主义在确立自己的工业基础的过程中，必然要建成大量的工厂以及机器、铁路、港口等，而这就会在连续几十年的时间内为生产资料提供一个迅速扩大的市场。然而，或迟或早这个工业化的基础阶段将会完成，已经形成的工业设施则必须生产出供个人使用的物品。那时群众的购买力的问题就要凸显出来并且无法回避，除非你相信“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的旋转木马”，(30)也就是说，相信他的“机器为自己而生产”的荒谬观点。 总之，列宁力图将资本构成提高的规律塞进马克思再生产图式，并认为该图式意味着生产资料工业必然较快增长。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再生产图式所假定的实际上是两个部类的平行、等速发展，因而并不允许对它做出那样的解释，现在我们又看到，列宁的论点只能适用于一个有限的时期，即工业化的初期，而不能被视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遍规律。 但这不是可以向列宁对再生产图式的解释提出的唯一异议。更使我们产生疑问的还在于，他将《资本论》第二卷中的抽象分析，看成马克思主义实现理论的最终的和确定的论述，并因此不想承认第三卷对此所做的扩充和校正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这种观点，特别是由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存在某种错误的“正统”式的理解，他遇到了一些对他来说相当严重的理论难题。 从他对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批评中就可看出这一点。作为一个修正主义者和萨伊的追随者，杜冈无法接受《资本论》第三卷中的许多论述，因为这些论述与他对马克思图式的和谐主义解释是相矛盾的。特别是，他反对马克思的这一著名论断：“直接剥削的条件和实现这种剥削的条件，不是一回事……前者只受社会生产力的限制，后者受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和(31)社会消费力的限制。”(马克思，1972c：272)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对这段话的解释大致是，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比例性……本身并不能保证产品具有售出的可能性。即使生产的分配合乎比例，产品也可能找不到市场——我所引用的马克思的话的意思显然就是这样”。人们都必定同意杜冈的这种解释，因为马克思的表述确实不允许任何别的解释。 然而列宁却否认这一点。他回答说：“不，这几句话的意思不是这样。认为这几句话是对第2卷的实现论的某种修正，那是没有任何根据的。马克思在这里只是证实他在《资本论》其他几处也曾经指出过的资本主义的矛盾，即无限扩大生产的意图和必然的有限消费(由于人民群众的无产阶级状况的结果)的矛盾。自然，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并没有否认这个矛盾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既然马克思这段话指的是这个矛盾，那么我们就没有任何权利再在他的话里寻找什么别的意思。”(列宁，1955c：43-44) 那么问题就在于：所谓“别的意思”又是什么呢？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认为社会产品的实现仅仅取决于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性。他把这个含义归因于《资本论》第二卷的再生产图式。不能得出的“别的意思”是否就是不同于这一含义的意思呢？若是这样，那么列宁的批判便失去了目标。因为这样一条，他就不仅不是在批判杜冈对马克思实现理论的和谐主义解释(即将其仅仅视为一种“比例性理论”)，而且似乎是在肯定这种解释，只不过试图在形式上做些“进一步”的修正。因为在他看来，“‘社会消费能力’和‘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决不是什么个别的、独立的、彼此没有联系的条件。相反地，一定的消费状况乃是比例的要素之一。”(列宁，1955c：44) 就列宁对比例性概念的解释来说，有一点是无可争辩的，即生产和消费之间平衡的破坏或迟或早会引起不同生产部门之间比例的失调。同时，很清楚，比例性的概念——再进一步想到由它引出的结论——必然包含着生产与消费的相互适应。然而，绝不能因此而认为“比例性”的概念与“生产和消费的平衡”就是不可相互分离的，或者认为它们总是相互等同的。因此，例如，马克思恰恰是从生产部门的比例失调中引出了局部的危机，而并不涉及生产和消费的关系(32)(马克思，1974a：595-596)。列宁自己也曾在一篇批判司徒卢威的文章中写道：“马克思的理论不仅没有复活替资产阶级辩护的理论……相反地，它却提供了最有力的武器去反对这种辩护论。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甚至在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是理想般匀称的情况下，生产的增长和消费的有限范围之间的矛盾也是不可避免的。”(列宁，1955c：71)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前面所说的杜冈对第三卷的解释就是正确的，而这就又必须承认，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社会产品的实现就不仅取决于“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而且取决于“社会的消费能力”，并且这样就很难看出列宁的“在另一种意义上的比例性”概念能有什么理论的前途。 而且，列宁认为在引用的马克思《资本论》中那些段落仅仅“表述”了生产与消费的矛盾，“没有更多的论述”这个经常被他重复的论点，更是不那么可信的(列宁，1955d：133-134；1955c：43-45)。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这个矛盾起着关键的作用，只不过是由于尚待我们探讨的方法论上的原因，才没有进入《资本论》第二卷的考察范围。 根据列宁的假定，生产与消费的关系被归属于比例性的概念，这无疑使他的理论令人不舒服地与布尔加柯夫和杜冈的“比例失调危机论”相接近。我们在他的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读到：“如果讲到实现的‘困难’，讲到由此而产生的危机等等，就应当承认，这些‘困难’……不仅是可能的，并且是必然的。这一种因各生产部门分配的不合比例而引起的困难，不仅在实现额外价值时，而且也在实现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时都会经常发生；不仅在实现消费品时，而且也在实现生产资料时经常发生。”(列宁，1955b：26) 在另一处他说得更清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各工业部门之间的比例遭到破坏而有时生产出过剩的产品(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他还补充说：“一定的消费能力是保持比例的要素之一。”)(列宁，1955c：141)这在本质上构成了比例失调危机论，尽管他做了修改，说生产部门的比例也取决于消费关系。 列宁对马克思实现理论的解释，也说明了为什么他完全不赞同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1912)一书(我们后面要专门讨论此书)。因此，1913年3月，他在给巴黎出版的俄文报纸《社会民主党人》的发行人的信中写道：“罗莎的新著……读过了。胡说八道！歪曲马克思。潘涅库克、埃克什坦和奥·鲍威尔异口同声地谴责这本书，并用我在1899年反对‘民粹派’时说过的话来批判它，这使我非常高兴。我准备在《启蒙》杂志第4期上写篇文章谈谈罗莎这本书。”(列宁，1955e：76) 遗憾的是列宁没有写成他计划中的这篇文章。不过，1915年在俄文《格拉纳特百科辞典》上发表的他的那篇关于马克思的著名文章中，我们发现了以下的书目说明：“阐述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问题的新著作有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1913年柏林版)。对该书中曲解马克思理论的部分进行分析的著作有：奥托·鲍威尔的《资本积累》(《新时代》杂志第31年卷(1913年)第1册第831页和862页)。埃克施泰在《前进报》(1913年)上发表的和潘涅库克在《不莱梅市民报》(1913年)上发表的文章。”(列宁，1955f：71) 列宁的信口气异常尖刻，这大部分是由当时布尔什维克与卢森堡领导的“波兰和立陶宛王国社会民主党”(SDKPL)之间的派别争论造成的。除此之外，值得注意的是列宁评论完全赞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鲍威尔和埃克什坦对卢森堡的批判(荷兰左派潘涅库克的文章没有什么理论分量)。马克思主义的这位最激进的发言人与鲍威尔、埃克什坦之类的社会民主党“新和谐主义”倡导者之间在理论上达到了这种奇妙的一致，其原因又是什么呢？这当然需要做出解释。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记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若干年中，列宁在政治上与考茨基的“中派”比与卢森堡领导的德国“左派”更为一致。(33)不过，我们感兴趣的不在于政治，而在于列宁对待卢森堡那部著作的态度的理论背景。在上面所引的1913年的那封信中，列宁自己清楚地阐明了这种背景。他之所以采取了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批判卢森堡时所采取的相同立场，就是因为他们的观点与他1899年批判“民粹派”时的论点是一致的；并且，他批判卢森堡的著作，不仅是由于此书对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做了错误的批判，而且还由于此书在理论上的观念与列宁自己提出过的实现理论的说法大相径庭。显然，他仍然坚持着19世纪90年代他与“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们站在一起时所捍卫的说法。(34) 然而，问题的方法论的一面也许是更为重要的。当年轻的列宁论述实现问题的时候，他并不知道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草稿》，因此他还不具备足够的洞察力来把握马克思经济著作在方法论意义上的十分复杂的结构。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按照马克思的著述结构计划，头两卷所分析的仅仅是“资本一般”，从而，这两卷所获得的结论尽管极其重要，但是必须在以后的分析阶段，即“具体现实中的资本”的分析中进一步加以补充和具体化。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列宁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列宁过分夸大了《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的理论适用范围和适用程度，倾向于把它们看成马克思实现理论的“最后一言”，这并不奇怪。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他力图按照字面上的意思学究式地将这部分分析的结果与第三卷的很多段落协调起来，第三卷中的那些段落明显地与第二卷相矛盾，因而也是杜冈和“民粹派”非常乐于为了各自的目的加以利用的(35)(杜冈利用它，是为了通过将第二卷的“真正的”马克思与第三卷的“错误的”马克思相比较，来对第二卷的再生产图式做出坚定的和谐主义解释；“民粹派”利用它，则是为了能够不顾再生产图式的存在，将西斯蒙第的消费不足危机论强加于马克思)。可是，实际上第三卷的论述与第二卷的论述根本就不是矛盾的(在这一点上列宁肯定是正确的)。不过，它所代表的是一个进一步的分析阶段，在此阶段上，问题不再是资本主义经济在其“正常”运行中的均衡条件问题，而是对这种均衡的必然干扰的原因问题。也就是说，分析危机和资本主义固有的趋于崩溃的趋势。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就是，再生产图式和《资本论》第二卷中的分析，本身绝不能为实现问题提供“完满的解释”，而只有同马克思的危机与崩溃理论联系起来才能提供这样的解释。对我们来说，似乎列宁的实现理论最大的缺陷就在于忽视了这一基本事实(36)。 第4节 希法亭对马克思再生产图式的解释 我们看到，马克思对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分析，最先帮助了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19世纪90年代批判“民粹派”的“怀疑主义”，说明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和不可避免性。但是在德国和奥地利情况就不同了：那里的社会民主党官方理论家们对这一分析所做的解释，是认为它意味着资本主义能够无限制地扩张下去，不会受到由其内在规律所决定的任何崩溃的威胁。 事实上，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学派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希法亭便曾经试图从《资本论》第二卷的图式中读出任何实践上可能的东西！他不仅认为图式表明了只要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正常进行，两大部类，即生产生产资料的部类和生产消费资料的部类之间就必须保持一定比例关系(对图式，这是明确的)，而且认为，“只要这些比例能够保持，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是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便都能不受干扰地进行下去”(Hilferding，1968)(就好像比例性是生产不受干扰的唯一条件！)。更有甚者，希法亭继续说道：“因此，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危机的根源必定在于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群众消费不足。也不能从图式本身得出结论说，存在着普遍的商品生产过剩的可能性。图式所表明的，正是在生产能力允许的范围内所进行的任何一种扩大生产都是可能的。”(Hilferding，1968) 就最后一点来说，希法亭当然是对的：由图式“本身”当然不能论证存在着生产过剩的可能性，因为图式所考察的事实上仅仅是正常的、不受干扰的再生产过程。然而图式却也并不能证明生产过剩是不可能发生的，因此，很难说援引这些图式能达到怎样的目的，很难说从它们之中能引出什么有关资本主义现实的结论。 希法亭自然不会否认生产过剩、群众消费能力不足等经验事实，或者否认这些事实作为危机的要素所起的作用。他对图式“本身”的考察是别有所图的：他最终是要证明，只有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才是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他的比例失调危机论，以及他对任何崩溃理论的否定，都是相当首尾一贯地由此而来的。 让我们来较深入地看看希法亭是如何为这一观点提供根据的。在他的著作中论述危机的那一部分开头，他说：“一般的‘商品生产过剩’这种说法，与‘消费不足’这个说法一样没有表达什么东西。严格地理解，人们只能在生理学意义上谈论消费不足，但它在经济学中毫无意义，因为在经济学中消费不足仅仅意味着社会消费得少于它生产了的(37)。但是，如果生产是按照正确的比例进行的，人们恐怕就很难看到这种消费不足怎么会是可能的，因为，总产值等于可变资本加上不变资本加上剩余价值(c+v+s)，其中v和s是必须用于消费的，而耗费的不变资本则必须得到补偿。因此，生产是可以无限扩大的，永远不会导致商品生产过剩也就是说，不会导致所生产的商品(在此处的上下文中，就问题本身而论，就是所生产的使用价值、物品)多于所能消费的商品的情况。”(Hilferding，1968) 这实在是一个奇谈怪论。马克思关于危机问题所写的几乎任何东西都力图说明，正是这种周期性发生的生产过剩构成了“危机的基本现象”(马克思，1974b：603)，而这种生产过剩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马克思，1972c：548)。但是现在我们发现，尽管这种理论能够应用于冷酷的现实世界，却不能应用于图式的“自为的世界”，结果是“生产过剩”或“生产不足”的说法在政治经济学中也都失去了任何意义……这是为什么呢？ 很简单，这就是因为，那个假设的社会——希法亭“在此处的上下文中”用它来代替现实社会——一般说来是绝不会生产出过多的使用价值和物品的，它有能力通过实行更合比例的生产分工，来消除任何消费品的短缺！“消费不足”的概念对于这样的社会来说当然只有“生理学的意义”。但是，我们这里讨论的不是生理学，而是经济，并且，不仅是一般的经济，而且是资本主义经济。这就是说，不是“假想”的社会，而是阶级社会，“在这种社会状态中，广大的生产者仍然或多或少只限于获得‘必需品’，因此，只要财富超出必需品的范围，绝大多数生产者就或多或少被排斥于财富的消费之外”(马克思，1974b：603)(这句话所指的，除了生产者“消费不足”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意思)。另外，在这个社会中，统治阶级(与过去各时代的统治阶级不同)，也必须使其消费服从于赢利的动机，也就是履行剩余生产的生产者(马克思，1974c：293)的职能。正因为如此，生产过剩的周期性危机在这种社会中是必然要发生的，即使各生产部门之间保持着最完全的比例性，也是如此。把这种危机改称为“比例失调危机”，或者把商品的生产过剩等同于“物品”的生产过剩，是不可能取得任何理论成果的。 在我们看来，希法亭的危机理论不过是李嘉图学派对生产过剩危机理论进行的批评的翻版(38)，但现在让我们暂且将它放在一边。我们关心的是希法亭的如下命题，即“如图式所表明的”，“资本主义生产能够无限地扩大”。他是如何论证这一命题的呢？他不过是向我们描述了一番马克思的简单再生产图式！在此图式中，不仅“耗费的不变资本要素得到补偿”，而且“v和s都被消费掉了”——也就是说，这时不可能谈什么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 也许这是希法亭的一个笔误？也许他实际上要说的是扩大再生产图式，并仅仅是忘记提到s的消费不仅包括个人消费，而且包括生产消费？在马克思的图式中，s的消费肯定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的。然而，问题在于，所引用的图式中的再生产能够无限地进行下去，并不意味着实际的资本主义生产就“能够无限地扩大”。希法亭所忽略的事实是，《资本论》第二卷中的再生产图式，是有意没有考虑技术进步，也就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以及剩余价值提高等因素，而如果将这些因素中任何一个引入，就会完全推翻这些图式！这就是以令人信服的证明，将抽象的图式与资本主义现实相混淆，特别是像希法亭那样试图以图式为基础来论证资本主义经济崩溃的观念“绝不是一个合理的观念”，(39)必然会导致非常荒谬的结论。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仅仅是一个分析工具，因而是不能用于这样的目的的。现在，作为同希法亭的比例失调危机论的一种比较，让我们来引用一些马克思自己对危机问题的论述，这些论述所考察的正是生产与消费的对立。 因此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册中，马克思在关于危机的一章中反对李嘉图的观点而写道：“李嘉图没有看到，商品必须转化为货币。工人的需求是不够的，因为利润之所以存在，正是由于工人所能提出的需求小于他们的产品的价值，而相对来说，这种需求越小，利润就越大。”长期地看，“资本家彼此提出的需求同样是不够的。……生产过剩的起因恰恰在于：人民群众所消费的东西，永远也不可能大于必要生活资料的平均数量，因此人民群众的消费不是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相应地增长”(马克思，1974b：535)。而这是因为，仅仅雇佣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本身就包含着： “(1)生产者的最大部分(工人)，并不是他们所生产的产品的很大一部分，即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的消费者(买者)； (2)生产者的最大部分，即工人，只有在他们生产的产品大于其等价物时，即在他们生产剩余价值，或者说，剩余产品时，才可能消费这个等价物。他们始终必须是剩余生产者，他们生产的东西必须超过自己有支付能力的需要，才能在自己的这些需要的范围内成为消费者或买者。”(马克思，1974b：594) 在《剩余价值理论》的另一段中我们读到：“整个积累过程首先归结为这样的追加生产，它一方面适应人口的自然增长，另一方面形成在危机中显露出来的那些现象的内在基础。这种追加生产的尺度，是资本本身，是生产条件的现有规模和资本家追求发财致富和扩大自己资本的无限欲望，而决不是消费。消费早就被破坏了，因为，一方面，人口的最大部分，即工人人口，只能在非常狭窄的范围内扩大自己的消费，另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劳动需求，虽然绝对地说是在增加，但相对地说却在减少。”(马克思，1974b：562) 最后，在《剩余价值理论》的同一部分里：“至于专门谈到生产过剩，那它是以资本的一般生产规律为条件：按照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也就是按照一定量资本剥削最大量劳动的可能性)进行生产，而不考虑市场的现有界限或有支付能力的需要的现有界限。而这是通过再生产和积累的不断扩大，因而也通过收入不断再转化为资本来进行的，另一方面，广大生产者的需求却被限制在需要的平均水平，而且依据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必须限制需要的平均水平。”(马克思，1974b：610-611) 在同一个意义上，马克思在《资本论》的一份手稿中还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矛盾：工人作为商品的买者，对于市场来说是重要的。但是作为他们的商品——劳动力——的卖者，资本主义社会的趋势是把它的价格限制在最低——还有一个矛盾：资本主义生产全力扩张的时期，通常就是生产过剩的时期。因为生产能力决不能使用到这个程度，以致它不仅能够生产更多的价值，而且还能把它实现。商品的出售，商品资本的实现，从而剩余价值的实现，不是受一般社会的消费需求的限制，而是受大多数人总是处于贫困状态，而且必然总是处于贫困状态的那种社会的消费需求的限制。”(马克思，1972a：351-352) 然而，在第三卷的一段中，马克思才最为明确地提出了上面所讨论的矛盾。这一段落我们已经引用过了，这就是：“直接剥削的条件和实现这种剥削的条件，不是一回事。二者不仅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分开的，而且在概念上也是分开的。前者只受社会生产力的限制，后者受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和社会消费力的限制。但是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这个消费力还受到追求积累的欲望的限制，受到扩大资本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欲望的限制。”结果，“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发生冲突”(马克思，1972c：272-273)。在另一处，马克思又说：“因为资本的目的不是满足需要，而是生产利润，因为资本达到这个目的所用的方法，是按照生产的规模来决定生产量，而不是相反，所以，在立足于资本主义基础的有限的消费范围和不断地力图突破自己固有的这种限制的生产之间，必然会不断发生冲突。”(马克思，1972c：285-286)这是因为：“实际情况却是，投在生产上的资本的补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那些非生产阶级的消费能力；工人的消费能力一方面受工资规律的限制，另一方面受以下事实的限制，就是他们只有在他们能够为资本家阶级带来利润的时候才能被雇佣。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它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马克思，1972c：547-548) 以上的这些话(我们还可以加上许多)(40)至少表明了，虽然马克思本人反对传统的“消费不足论”，但是他赋予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多为生产过剩危机的原因的结果。下面的这段引自《资本论》的话则表明了他在另一方面是如何反对所谓比例失调危机论的：“如果说，发生的不是一般的生产过剩，而是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不平衡，那么，这仅仅是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内部，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平衡表现为由不平衡形成的一个不断的过程……其次，这又要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发达的国家，按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相适应的程度来进行消费和生产。如果是生产过剩只是相对地，只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只是相对地生产方式，它的限制不是绝对的，然而对这种生产方式来说，在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则是绝对的。否则，人民群众缺乏的那些商品，怎么会没有需求呢；为了在国内能支付工人平均程度的必要生活资料，必须到国外、到远方市场去寻找这种需求，这种事情又怎么可能发生呢？因为只是在这种独特的、资本主义的关系中，剩余产品才具有这样一种形式：剩余产品的所有者只有在这种产品对他来说再转化为资本的时候，才能让这种产品由消费去支配。……总之，所有否认显而易见的生产过剩现象的意见(它们并不能阻止这种现象的发生)可以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不是一般生产的限制，因而也不是这种独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限制。但是，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正好在于它的这种趋势：使生产力绝对发展，而这种发展和资本在其中的运动、并且只能在其中运动的特有的生产条件不断发生冲突。”(马克思，1972c：286-287) 关于所谓的比例失调理论，我们就谈这么多。 第5节 罗莎·卢森堡对马克思积累理论的批评 1.历史和方法论背景 我们关于希法亭的讨论表明了德国官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如何利用第二卷中的再生产图式的。尽管这一理论看上去既是激进的又是“正统的”，但事实上它只能导致放弃崩溃理论，导致把危机仅仅看成比例失调这样一种庸俗经济学的解释。这完全与杜冈以及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精神相一致！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一书。该书的中心命题——不考虑次要的和从属的内容——正包含了对崩溃论的强调，从而对马克思主义革命内核的强调，这恰恰是与那种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新和谐主义解释针锋相对的。 但是为什么这个任务落到了卢森堡而不是列宁的身上？这要由俄国的和德国的马克思主义所处的不同历史环境来加以解释。19世纪90年代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所关心的理论问题是与“民粹派”的观点进行斗争，证明还处在幼年的俄国资本主义是有生命力的。而罗莎·卢森堡则生活在和政治上活动在一个资本主义不仅达到了其力量的巅峰，而且已清楚地显示出其未来衰弱的迹象的国家，并且，她的论敌也不是一些乌托邦式的农民社会主义派别，而是一个强大的工人官僚体，它在群众中有深厚的基础，尽管他们也讲“马克思主义”原则，但却安稳地将自己置于现存的社会秩序之中，希望能在此范围内使其对社会和政治进步的要求得到满足。因此，本世纪初，在俄国还有必要强调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避免性和历史进步性的时候，在德国，马克思主义左派的任务却恰恰相反：他们给予首要地位的观念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必然崩溃。罗莎·卢森堡的著作正是要完成后一项理论任务。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同意卢森堡的独特的积累理论，按照这一理论，只有借助所谓的“第三者”，即通过与非资本主义环境的交换(41)，资本积累才能得到说明，同时我们也不认为她对马克思再生产图式的批评是正确的。相反，令人遗憾的是，卢森堡只能在基本上错误地批评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极端形式上捍卫崩溃的概念。不过，在这里再来对这一批评进行重新考察已是不必要的卖弄了：它的错误长期以来就已被公认，它的主要缺陷就在于卢森堡在扩大再生产的分析中，不自觉地还继续从简单再生产的前提出发。我们认为更重要、更有教益的是考察一下导致她犯此错误的原因。我们认为亨利克·格劳斯曼的下述评论似乎不无道理，他写道：“罗莎·卢森堡的巨大历史功绩在于：她自觉地抵制和反对了新和谐主义们歪曲的企图，坚持了《资本论》的基本思想，并力图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一步发展的绝对经济界限，来支持这一基本思想。”但是，她却不是“在马克思的整个体系特别是在其资本积累理论的上下联系当中来考察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而是不自觉地受到她想予以反对的那些东西的影响，就是说，她也相信马克思的图式事实上承认了积累‘在反复循环过程中是无限地——正如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理论所认为的那样’。”由于她认为“无限积累的可能性实际上产生于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杜冈、希法亭和后来的奥托·鲍威尔等都是正确地从该图式中推导出了这种观点，于是她就摒弃了该图式，以求拯救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形成的崩溃概念”(Grossmann，1967：20、280-282)。 在我们看来，格劳斯曼已较深刻地解释了卢森堡的错误。然而对此要补充的是，卢森堡对再生产图式的错误理解，看来还是由于她对马克思著作的方法论没有足够的理解。卢卡奇曾指出，卢森堡是“天才的辩证法家”(42)(Lukacs，1971：182)，这当然是对的，正因如此，研究她的著作可以获得极大的理论上的满足。尽管如此，她却显然低估了马克思思想中的所谓“黑格尔遗产”(43)，并因此而完全没有理解马克思著作的真实结构。我们已经指出她混淆了个别资本与社会总资本，以及更为重要的“资本一般”和“现实资本”(44)，这里不必赘述。我们还知道，她错误地将社会总资本与具体地、历史地存在着的资本混为一谈。在她看来，马克思的“纯粹资本主义社会”的概念，仅在研究个别资本的生产与流通过程时才是有用的，一旦涉及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特别是一旦涉及社会总资本的积累问题，这一概念就全然没有意义了。 换句话说，罗莎·卢森堡也误解了马克思著作中纯粹资本主义社会模式所起的作用。她不懂得，这是一个启发性的工具，以便于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趋势，而不受“任何伴随情况的干扰”(45)(从这个观点来看，关于纯粹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历史可能性的无休止争论完全是没有必要的)。这个程序的方法论意图是明显的。如果即使在最严格的假定之下，即在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抽象模式之中，剩余价值的实现和资本的积累都是(在一定程度内)可能的，那么在理论上就无须去求助于诸如外贸、第三者的存在或国家干预之类的外部因素。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模式完全经受得起考验。而由于罗莎·卢森堡忽略了这一事实，她也就没能认识到《资本论》第二卷中再生产分析的结果只具有暂时的性质，也就是说，它们需要以后面的更加具体的分析阶段进行补充。 更令人惊讶的是，在罗莎·卢森堡的方法论错误出现的同时，她却很接近于正确地理解了马克思图式背后的方法论假定。她写道：“马克思的积累图式所假定的前提表明的只是积累运动的历史趋势和其最终的理论结果。积累过程到处力求以简单经济取代自然经济，以资本主义经济取代简单商品经济，在所有国家和所有生产部门中建立起资本主义生产排它的、普遍的统治。”(Luxemburg，1950：417) 在罗莎·卢森堡的《反批判》中，她又写道：“马克思本人绝没有梦想他自己的数学模型当作某种证明，证明一个仅由资本家和工人组成的社会事实上是可能的。马克思考察了资本主义积累的内部机制，确立了作为这一过程的基础的某些经济规律。他大致是这样开头的：如果发生了总资本即整个资本家阶级的积累，则在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之间，即生产资料的生产与消费资料的生产之间，就必然存在着某种相当精确的数量关系。生产的进一步扩大和同时发生的资本进一步的积累——这是全部目的所在——只有在上述关系得到保持的情况下，从而在两大生产部类得以继续协调运行的情况下，才能无阻碍地进行下去。马克思给出了一个数字例子，即一个由假设的数字构成的模型，以便清楚而精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并用它来表明，如果积累进行下去，那么模型的个别项目(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剩余价值)也必须以某种方式相互适应。”(Luxemburg，1972：68-69) 但如果这是正确的，如果马克思的模型仅仅是一个说明在扩大着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纯粹形态下平衡条件的工具，那么罗莎·卢森堡关于它表现了一种“内容贫乏的抽象”的观点，就是不能成立的了，这种观点不过证明了她对马克思再生图式的批评在方法论上也是缺乏基础的。 2.再生产图式与技术进步 然而我们不想仅仅讨论卢森堡批评中存在的缺陷：这一批判也有它的积极方面，这些积极方面的大部分内容迄今还尚未被贬低她的人所提到。 这些积极的方面指的是：她指出了我们已经知道的事实，即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图式并没有涉及所有那些由技术进步引起的生产方式中的变化，即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剩余价值率的提高，以及积累率的提高。而一旦引进这些变化，平衡的条件就要受到干扰，也就不再能使用公式
了。 我们来看一下以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再生产图式为基础的数字例子，该图式说明资本的扩大再生产。
与此相应的一般平衡公式是：
而一旦我们将每一部类积累资本的有机构成由2∶1提高到3∶1，结果就变成：
在此情况下，第Ⅱ部类生产的商品便出现了剩余：没有一个余项，它就不再能将自己的600+1125
=712.5价值单位与第Ⅰ部类的420v+210α+52.5
=682.5单位相交换，而是有了数目达30单位的无法处置的商品剩余。这与下述事实相对应：当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时，所需要的工人减少，从而社会消费的扩大便不足以吸收第Ⅱ部类的全部商品产品。 若剩余价值提高，或者新创造的剩余价值中用于积累的份额大于以前的生产时期，也必然会发生类似的干扰。在这些情况下，由技术进步造成的两部类交换关系的不合比例，就必定使它们以前的比例性遭到破坏，这时扩大再生产就不可能再像图示中所设想的那样平稳地进展了。 于是我们看到：“如果我们考察这伴随积累的前进所发生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变化……马克思图式的基本关系就不可能不完全受到破坏。”(Luxemburg，1963：339)她在这一点上无疑是对的。但是，由再生产图式的这种“失效”(如她所认为的)，并不能得出积累完全“不可能”的结论，而只能认为，生产力任何社会规模的革命，必须破坏生产各部门之间的给定平衡状态，并通过所有各种危机和紊乱导致一种新的暂时的平衡。因此，罗莎·卢森堡的批评不过是对马克思图式有效范围的一种必要的限制——而这些图式却是有意地限于考察在不变的生产条件下扩大再生产的平衡关系，从而也必然不去涉及能够改变这些生产条件的各种因素。但如果人们仍想引入由劳动生产率提高造成的生产方式的种种变化，那不过是将证明正常的再生产过程的各种假定条件，如何“程度同样多的造成过程失常的条件，转变为同样多的危机的可能性”(马克思，1972a：568)。而这是不属于《资本论》第二卷的研究任务的。 然而这是否就低估了《资本论》第二卷的分析的重要意义呢？完全不是。很清楚，马克思在纯粹资本主义平衡条件下构造的扩大再生产模式并没有被认为，也不能够被认为就是对具体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真实反映。首先，这一模式中不存在支配着资本主义现实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其次，它也没有涉及与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不可分的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冲突。因此，在这种生产方式中，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按比例发展以及生产与消费的平衡，只能在不断发生的困难和紊乱当中才能实现。自然，这种平衡必须至少在短时期内实现，否则资本主义制度就根本不能运行。而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就绝不仅仅是一种抽象，而且是经济现实的一部分的反映，尽管这些图式所假定的各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性仅具有暂时的性质，“表现为由不平衡形成的一个不断的过程”(马克思，1972c：286)。 3.对图式的新和谐主义的应用 构成马克思图式基础的扩大再生产平衡公式仅适用于在不变的生产条件下的积累。这个事实导致一些作者进行了辛勤的数学工作，以证明这个公式的“失效”不是来自公式本身，而是由于马克思加于这些图式的假定过于严格，因此，只要对这些假定做设定的修正，就可以构造出一个扩大再生产的图式，该图式即使考虑到技术进步，也会使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之间呈现永久的平衡。潜藏在所有这些尝试背后的是一种愿望——尽管它最初的提议者并没有总是意识到这一点——就是想将资本的再生产和积累描绘成一种自动和永恒的过程，它不会遇到任何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性所产生的障碍，因而不会导致这一生产方式经济上的崩溃。 这种尝试的一个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奥托·鲍威尔在批评罗莎·卢森堡时所提出的再生产图式(Bauer，1913)，该图式的目的就是证明即使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不受干扰的积累进展也是可能的。为此，鲍威尔(就像在他之前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一样)认为必须放弃马克思图式的一个基本假定，即假定两大部类之间的关系仅仅是相互交换它们各自产品的关系。鲍威尔的做法是：在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导致技术变化，从而导致第Ⅱ部类的商品出现一个无法处置的余额的情况下，让第Ⅱ部类每年将一笔相当于这个余额价值的货币“投资”到第Ⅰ部类，于是第Ⅰ部类就扩大其生产，并在第二年购买第Ⅱ部类实际的商品余额。这样，两部类要交换的产品价值就不会产生差异，资本积累的永恒运动不存在停顿的威胁，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都可以实现增长和积累。 这就是鲍威尔方法的要点。很清楚，他的数字例证仅仅在表面上是对马克思再生产图式的进一步发展。因为他未来也可以用下述方式来说明他所要论证的东西：一个工业联合企业建立了一个附属的工农业康采恩，以便给该联合企业的工人和资本家们提供生活必需品。该附属工厂在整个综合体的账目中可以算作“第Ⅱ部类”。该附属厂有规则地将自己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投资”于主工厂，并将自己生产的消费品与来自主工厂的机器相“交换”。然而，这样的“投资”和“交换”具有纯粹虚构的性质，很难看出这种计算方式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现实世界的实际再生产过程能有什么帮助。(46) 那么，鲍威尔的再生产图式是否比马克思的图式更为“现实”呢？在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中，某一特殊部类生产的剩余的某些部分，是否就真的会不断转移投入其他生产部门呢？我们是否就该因此将鲍威尔的分析程序看成对马克思程序的重大改进呢？ 这显然正是波兰政治经济学家奥托·兰格和J.考瓦里克的观点。考瓦里克说道：“关于某一部类的积累向另一部类转移的问题，历史毫无意义地证明奥托·鲍威尔是正确的，因为在经济实践中，资本是在物质形态和货币形态上进行转移的。”因此，“社会生产的相当一部分既可以用作生产资料，又可以用于个人消费的目的”，而这个事实被“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所证实，在这些国家中(考瓦里克此处援引了兰格)“积累最初发生在第Ⅱ部类，积累的主要部分却投入第Ⅰ部类”(Kowalik，1963：208)。 在此我们可以无视考瓦里克天真的经验主义看法，他似乎是相信纯理论问题——可以通过查询“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或者任何一种实践)来加以解决。对其论点本身我们可以说的是：就资本的物质形式交换而言，考瓦里克显然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那些既可以用作生产资料，又可以用作消费资料的产品，从一开始就被马克思的图式排除了。《资本论》第二卷中就这个问题说道：“如果第Ⅱ部类的产品有一部分可以作为生产资料进入第Ⅰ部类，那也不会改变问题的实质。这部分产品就会和第Ⅰ部类提供的一部分生产资料互相抵消，如果我们愿意对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者和消费资料的生产者)之间的交换进行纯粹的、不受干扰的考察，那么应该从一开始就把这个部分从双方都扣除。”(马克思，1972a：589-590) 可见，资本物质形态的变换并不能使我们克服罗莎·卢森堡所指出的困难。而构成鲍威尔方法——无论这种方法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资本家们的日常实践——基础的资本货币形态的变换，也同样很少有什么补益。因为这种变换从远古就有，与技术变换引起的那些变化没有任何关系。因此，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即使扩大再生产公式看上去无法成立，也就是说，即使问题是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所造成的实现的困难问题，也没有任何理由引入这种变换。马克思之所以不是求助于奥托·鲍威尔所建议的资本变换方式，而是制定了具有两大部类之间如此复杂的数量关系的各种图式，就是因为他想利用这些图式表明，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二律背反，在社会层次上是如何能够被解决并且是如何被解决的。而要表明这些，就必须将生产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各产业都视为完全独立自主的社会生产部门，它们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获得各自所需的产品，并只有这样才能完成形式上和内容上的社会变换。 这就足以说明奥托·鲍威尔提出的问题的解答在方法论上的缺陷了。此处我们主要关心的问题在于，他是否能够用他的方法来证明他所想要证明的东西，即资本无限积累的可能性。(47)这一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那就是如果在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假定下构造扩大再生产的图式，那么或早或迟第Ⅰ部类即生产资料的生产就必定会达到完全不现实的和毫无意义的过度膨胀。奥托·鲍威尔做的正是这个：为了表示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他让社会的可变资本每年增长5%，而让不变资本每年增长10%。而这种增长率的差别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在他的图式中，新积累的资本有机构成要比过去投资的资本有机构成高得多(此外，由于鲍威尔假定剩余价值率是不变的，他就必须将剩余价值不断增大的部分用于积累)。 下面就是鲍威尔开头使用的图式。为明白起见，我们用布哈林的符号来表示。
在此图式中，总平衡公式能够成立，因为第Ⅱ部类的80000c+10000
=90000价值单位，能够与来自第Ⅰ部类的50000v+37500α+2500
=90000价值单位相交换。 但是，若资本家们想按照上面显示的比例将第一年获得的剩余价值投资到产生这些剩余价值的同样的部类中去，他们就会遇到麻烦，因为这样第二年的各年产品价值便如下：
然而在这里，90000c+10500
等于100500价值单位，而第Ⅰ部类仅仅有52500v+39375α+2625
=94500价值单位需要转手。这样，第Ⅱ部类就将有一批无法处置的商品剩余——这种剩余将会逐年增大，并最终将导致产品处理的危机。 然而，这在鲍威尔的图式中是不会发生的，因为他让第Ⅱ部类的资本家们将自己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投资于第Ⅰ部类，而不再按照上面图表中的生产过程进行下去。鲍威尔说，他们可以做到这一点，或者通过创办新的工厂生产生产资料，或者通过购买原有工厂的股份。事实上，根据鲍威尔的计算，第Ⅱ部类的资本转移到第Ⅰ部类之后，第二年的生产过程必定是按照下面的价值组合进行的：
若通过资本的转移建立起以上的数量关系，那么总平衡公式便可以再一次得到应用，因为85334cⅡ+10756
=96090，同时53667vⅠ+39740αⅠ+2683
Ⅰ=96090。而由于鲍威尔从这一点向下都允许第Ⅱ部类的资本家们每年将自己多余的剩余价值投入第Ⅰ部类，乍看起来这个数字例子似乎真是能够无限地推算下去的。 然而在现实中，这不过就是杜冈所说的“旋转木马”，即为了生产机器而生产机器。不难预期，在鲍威尔的图式中，生产资料的生产机器迅速地增长，而消费品的增长得很慢。众所周知，奥托·鲍威尔的图式仅仅持续了4年，可是，亨里克·格劳斯曼却不厌其烦地将此图式扩大到35年。在第20年，结果是两个部类总产品的价值组合如下：
这些数字表明，社会总产品增长到了1727634，而其中仅仅有383157是用于人类消费的，其他的1322277则必然都作为不变资本重新投入生产！所有这些，仅仅是为了确保资本家们的商品处置不受干扰，为了使鲍威尔图式运行的过程没有摩擦！ 鲍威尔图式必然导致的这种没有社会消费相应增长的生产资料生产的畸形扩大，肯定是与马克思理论的精神不相容的。马克思曾指出：“不变资本的生产，从来不是为了不变资本本身而进行的，而只是因为那些生产个人消费品的生产部门需要更多的不变资本。”(马克思，1972c：341) 将这段话与鲍威尔的图式相比较，便足以看到该图式事实上在多大的程度上就相当于与杜冈的“旋转木马”一样的东西。(48) 人们自然会反驳说，鲍威尔生产图式中生产资料工业以极快的速度超过消费资料工业，只是由他们假定的第Ⅰ部类10%、第Ⅱ部类5%的不现实的增长率造成的。但是，如果非要构造一个反映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尽管如此却又表明资本积累是一个没有摩擦的过程的图式，那么就必须让第Ⅰ部类增长得比第Ⅱ部类快，因此，即使两部类增长率的差距比鲍威尔所假定的小，最终也会得到同样荒谬的结论，尽管所需的时间较长。 事情还不仅如此。从鲍威尔图式所计算的几年中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导致了利润率的递减。在鲍威尔的例子中，利润率在4年中已从33.3%降到30.3%[s：(c+v)]。这样，格劳斯曼就很容易从数学上证明：以鲍威尔的假定为基础，资本主义制度将必然在第35年崩溃，因为剩余价值与所用资本的比率那时将下降到这样的程度，致使资本家不会再进行积累了！ 在此，我们应该记住，鲍威尔的例子并未考虑被认为与有机构成提高相伴随的相对剩余价值的增长。但是，利润率的下降能被相对剩余价值的增长抵消吗？从我们对《草稿》的研究所得知的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能是否定的。马克思在那里提及的事实是：相对剩余价值的增长不可能是无限的，因为随着技术进步不仅劳动目的有酬部分缩短(它必然缩短)，而且总的活劳动与物化在生产资料中的劳动的比例也会下降。(49)因此，在鲍威尔的图式中，最终必然还是出现利润率的递减，并与此一起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即使他考虑到了剩余价值率的不断提高，结果也是一样。 这在事实上表明了，如果想用一个把资本主义现实中的各种因素尽可能多地考虑进去的模型来代替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模型，便马上遇到由资本本身的性质对资本足以生产设置的障碍。这就毫不奇怪为什么亨利克·格罗斯曼能利用鲍威尔的图式来证明资本主义内在地有崩溃的趋势(Grossmann，1929)。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奥托·鲍威尔再生产图式的特性表示为它无意地对“崩溃理论”做出的贡献。 我们的考察得出的是怎样的结论呢？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将前面的论述做简短的总结了。 从关于马克思再生产图式的长达几十年的争论中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显然是：这些图式绝不应被视为仅仅是一种“半成品”，视为马克思由于时间不够而不能“完成”的理论上的试验。相反，一切证据都表明，马克思本人从未打算突破像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出现的那些再生产图式，因此，期望得到比它们实际上能够完成的更多的东西，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多次强调指出，马克思的图式所探讨的，仅仅是不变资本的生产条件下扩大再生产实现均衡的假设条件，因而，尽管它们是抽象的，但仍表现了“经济现实的一部分”。当然，在现实资本主义世界中，扩大再生产和资本的积累，是“通过资本构成不断发生质的变化，通过减少资本的可变部分来不断增加资本的不变部分”而完成的(马克思，1972b：689-690)，与这一过程相伴随的，还有不时发生的相对剩余劳动范围的扩大，即剩余价值率的提高。但是不应忘记，生产方式的这种不断变化，“也经常地被间歇时期和在既定技术基础上的单纯量的扩大所中断”，被“积累表现为生产……单纯扩大的那种间歇”所中断(50)(马克思，1972b：492-493、690)。 对于这样的“间歇”，《资本论》第二卷再生产图式是有效的，表明了通过生产资料生产部门和消费资料生产部门的相互调整实现扩大再生产的可能性，从而也就表明了剩余价值实现的可能性。然而，所有这些都可以在没有必要将技术进步——它表现为资本构成的提高——的因素引入《资本论》第二卷的分析的情况下得出。 那么，马克思是否能够进一步在生产方式不断变化的假定下详尽阐述扩大再生产的平衡条件呢？我想我们已经表明这是不可能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和奥托·鲍威尔的不成功的求解尝试恰恰证明了这一观点。因为，一旦试图把技术进步引入再生产图式，再生产平衡的条件就变成了干扰平衡的条件，而任何想要绕过这一障碍的图式，都必然会变成一种毫无经济意义的“数学练习”。这个结论是不容否认的。为此我们要感谢罗莎·卢森堡。 我们的考察导致的第二个重要结果在于发现了《资本论》第二卷的再生产图式仅仅代表着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分析的一个阶段(尽管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因而它还需要由马克思的危机和崩溃理论来加以补充。由此可知，只有联系马克思理论的全部内容，才能理解这些图式(这里再次证明，整体的概念在方法论上是至关重要的)。事实上，由技术进步造成的对再生产平衡的干扰，似乎首先仅仅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进程必然一再地导致危机，并因而导致原有的暂时的平衡被一种新的也是暂时的平衡代替。 而在现实中，这种干扰所证明的东西不能更多，资本主义生产的各种矛盾，恰恰通过这些干扰以及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表现出来，这些干扰加快了利润率的下降，而这些矛盾则会不断在更高的水平上再生产出来，直到资本主义的螺旋式发展最终达到它的尽头。在这方面，关于如何解释马克思再生产图式的表面上学术型的争论，必须认为是积极的和富于理论成果的，不管这当中出现了哪些错误和不正确的结论。 本文为罗斯多尔斯基所著的《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一书的第30章。该书中文版在1993年曾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但当时未收录第30～34章内容。本文根据德文版的英译本翻译。英译本于1977年出版，译者为Pete Burgress。 ①这样的研究方法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特点。马克思曾批评他们“浅薄地只知道注意内容”，而对于“搞清楚经济关系形式上的区别”缺乏兴趣。 ②这个公式见布哈林《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Bukharin，1972：158)。 ③琼·罗宾逊为卢森堡《资本积累论》英文版所写的序言(Luxemburg，1963：19)。 ④这里要感谢我的朋友，底特律的统计学家H·查斯特，是他对这种关系作了数学证明。 ⑤方括号中的字为中文译者所加，下同。 ⑥原文如此。严格地说，此处应为“v：(c+v)”的关系。 ⑦如果我们记得卢森堡几年前成了法西斯杀人犯的牺牲品，我们就会感到布哈林的咄咄逼人和经常显得有些轻佻的语调是令人不愉快的。对此可能的解释是：布哈林主要是出于政治的考虑，而不是学术的考虑。他认为他的任务是打破德国共产党(KPD)内仍然十分强大的“卢森堡主义”的影响，为此似乎什么手段都是可以用的。 ⑧参阅本文第4节(Roman Rosdolsky,1977,The Making of Marx’s "Capital",Pluto Press Limited,p.483)。 ⑨我们可以看到，埃克什坦混淆了资本主义再生产问题和危机问题。 ⑩埃克什坦的这些评论见卢森堡著作《资本积累》的附录(1923：487)。 (11)“知性的、有限的认识在那里是这样进行的，即它在抽象地产生那个普遍的东西时从具体物所扔掉的东西，现在又同样外在地捡起来。相反地，绝对的方法不是像外在反思那样对待自身，而是从它的对象本身去采取规定的东西，因为这个方法本身就是对象的内在原则和灵魂。”(黑格尔，1976：536-537) (12)参见托洛茨基的观点(Roman Rosdolsky,1977,The Making of Mrax's "Capital",Pluto Press Limited,p.428)。 (13)在恩格斯编辑的《资本论》第二卷中，这是《手稿Ⅱ》中的一节，接下去的是《手稿Ⅷ》中的一节。 (14)重农主义者的“表述方式必然决定于他们对价值性质的一般看法，按照他们的理解，价值不是人的活动(劳动)的一定的社会存在方式，而是由土地即自然所提供的物质以及这个物质的各种变态构成的”(马克思，1975c：19)。 (15)参见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商务印书馆，1964，第68页。但其中这句话完全译错了，整个句子也因此而完全说不通，我们这里是根据英文重译的。——译者注 (16)参见《资本论》第三卷，第278页：“资本主义生产总数竭力克服它所固有的这些限制，但是它用来克服这些限制的手段，只是使这些限制以更大的规模重新出现在它面前。”——这段话是针对利润率下降和资本贬值而说的。 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借用的“活生生的矛盾”这一概念，其意义正在于此。见《草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又见《马克思1865年1月24日致施韦泽的信》，载《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英文版，1975，第142～149页(该信在《论普鲁东(给约·巴·施韦泽的信)》中，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16卷，第28～36页)。 (17)根据罗莎·卢森堡的引文。 (18)在此我们只能粗略地涉及这场争论；但我们建议读者参考卢森堡在《资本积累》一书中对此所做的精彩描述。 (19)丹尼尔逊忘记了，马克思所说的是生产就业工人数量的相对减少，而不是绝对减少。 (20)丹尼尔逊在后来出版的《大纲》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说：“就像一个工厂主的市场如果仅限于他自己和他工人们的消费，他作为资本家就一天也活不下去一样，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仅有国内市场也是不够的。”(Luxemburg，1963：286) (21)马克思也经常强调这一点，正如在本章第65页(原文第487页)上所引的那段话中所能看到的那样。 (2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第541页。——译者注 (23)我们这里没有提司徒卢威。他对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前景的乐观主义态度，在恩格斯写给丹尼尔逊的一封信中受到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第559页) (24)Roman Rosdolsky,1977,The Making of Marx's "Capital",Pluto Press Limited,p.332. (25)笔者没有见到1894年在俄国出版的《资本积累》。罗莎·卢森堡所用也是德译版，德译版肯定在许多地方与第一版不同，因为这期间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已经变为公开的修正主义者。 (26)希法亭写道：“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仅仅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经济形式，而没有看到那些无论其历史形式多么不同，对所有生产都适用的自然条件，因此形成了他的奇怪的观念，即一种生产形式的存在只是为了生产本身，而消费则成了累赘的附属物。如果说这是‘热昏’的理论，那也是由于他使用了一种‘方法’，并且事实上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因为这种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历史特殊性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特殊之处。它是‘热昏’的马克思主义，但仍不失为马克思主义，正是这一点使得杜冈的理论显得既古怪又令人感兴趣。”(Hilferding，1968：355) (27)从布尔加柯夫对杜冈第一本著作的批评中可以看出，在那本书中杜冈也持有相同的观点。 (28)我们对列宁关于实现问题的论著给予特别的注意，并不仅仅是由于它们具有无可争辩的理论意义，而且是由于它们的大段引用通常被附加在《资本论》的版本中，显然是被当作马克思著作的一种官方注释。这些做法始于1930年，列宁若活着是不会允许这样做的。 (29)关于这个问题，列宁后来显然改变了自己的观点。见列宁对卢森堡《资本积累论》一书所做的边页评注。 (30)这是卢森堡用来表示杜冈的资本积累概念的特点的一个用语。 (31)下划线是引者加的。 (32)参见《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第595～596页：“在整个这一分析中，不言而喻的是：不可否认，有些部门可能生产过多，因此另一些部门则可能生产过少；所以，局部危机可能由于生产比例失调而发生……这种生产比例失调的一般形式之一可能是固定资本的生产过剩，或者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流动资本的生产过剩。……可是我们这里谈的，不是以生产的比例失调为基础的危机，就是说，不是以社会劳动在各生产领域之间的分配比例失调为基础的危机。……这种危机是李嘉图等人所承认的。” (33)1914年10月27日，列宁在给亚·施略谱尼柯夫的信中写道：“罗莎·卢森堡很早以前写道，考茨基有‘理论家的阿谀奉迎的本领’，简言之，奴颜婢膝——在党的多数派面前，在机会主义面前奴颜婢膝，她写得很对。”(列宁，1955e：151-152) (34)在此，我们应该指出，列宁从未抨击过布尔加柯夫和杜冈观念的根本基础。相反，他反对他们的批评者而为这些观点辩护，甚至向他的读者们建议：“对没有机会阅读《资本论》第二卷的读者，可向他们推荐上引谢·布尔加柯夫先生书中关于马克思的实现论的解说。”诚然，列宁时常批评杜冈，但仅仅是由于他对马克思的“偏离”，因为他声称在《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之间存在矛盾。但即便在做出这种批判之后，他仍然为杜冈、布尔加柯夫和他自己辩护，反驳司徒卢威对他们的批判(司徒卢威指责他们都从马克思的图式中引申出了“生产和消费相互和谐”的结论)。他写道：“在我看来，司徒卢威同上述作家进行论战，实质上与其说是由于意见分歧，不如说是由于司徒卢威错误地理解了他们所捍卫的理论的内容。……无论是马克思或者是同司徒卢威发生论战的阐述马克思理论的著作家，都没有从这一分析中得出生产和消费协调的结论，相反地，他们着重指出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这些矛盾不能不在资本主义的实现中表现出来。”(列宁，1955c：58-59) (35)另一论据是列宁在批驳丹尼尔逊时所说的一句话。丹尼尔逊曾利用《资本论》第二卷第十六章中由恩格斯插入的一个马克思自己写下的注释(“准备以后加以阐述的注”)(见《资本论》第二卷第351～352页——译者注)，作为他的观点的论据。列宁就此写道：“在上面那段话之后，注解中还写到：‘但是所有这些只属于下一篇的范围’，即属于第3篇的范围。而第3篇是讲什么呢？这一篇的内容正是批判亚·斯密的整个社会产品分为两部分的理论……分析‘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与流通’，即分析产品的实现。总之，为了证明自己的见解(完全是重复西斯蒙第的)，我们的作者所引证的那个注解，‘只是’属于驳斥西斯蒙第‘那一篇’的范围，因为‘那一篇’指出：资本家能够实现额外价值，在分析实现时牵涉到对外贸易是荒谬绝伦的……”(列宁，1955d：134)事实上，如果列宁知道，马克思所说的“下一篇”，指的并不是第二卷的第三篇，而是最初计划所设想的相当于后来的《资本论》第三卷的“竞争部分”，他的全部评论就站不住脚了。 (36)作者在写完这一章之后才读到了美国社会主义者保罗·马蒂克的令人感兴趣的文章《造反派和投降派》，这篇文章已在一定程度上对列宁的实现理论做出了如本文所做的批评。 (37)“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概念的不合逻辑，并未妨碍恩格斯得出以下的结论：“资本主义方式的生产所生产出来的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远比资本主义社会所能消费的多得多，那是因为资本主义方式的生产人为地使广大真正的生产者同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隔绝起来。”(《1875年11月12日致拉普罗夫的信》，载《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 (38)马克思批判李嘉图危机理论的时候说道：“生产过剩这个词本身会引起误解。只要社会上相当大一部分人的最迫切的需要，或者哪怕只是他们最直接的需要还没有得到满足，自然绝对谈不上产品的生产过剩(在产品量超过对产品的需要这个意义上讲)。相反，应当说，在这个意义上，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经常是生产不足……但是，产品的生产过剩和商品的生产过剩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李嘉图认为，商品形式对于产品是无关紧要的……这一切实际上都是来源于他的这样一个前提：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是绝对的生产方式，也就是没有更确切的特殊规定的生产方式。”(马克思，1974b：602)而且，“李嘉图和其他人对生产过剩等提出的一切反对意见的基础是，他们把资产阶级生产或者看作不存在买和卖的区别……的生产方式，或者看作社会的生产，在这种生产中，社会好象按照计划，根据为满足社会的各种需要所必需的限度和规模来分配它的生产资料和生产。……这种用一方面的生产不足来说明另一方面的生产过剩的观点无非是说：如果生产按比例进行，那就不会发生生产过剩。如果需求和供给彼此相符，也就不会发生生产过剩。如果一切领域具有进行并扩大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样的可能性……如果互相贸易的一切国家具有进行生产(而且是彼此各不相同又互为补充的生产)的同样的能力，也就不会有生产过剩。因此，如果发生生产过剩，那是因为所有这些虔诚的愿望没有实现”(马克思，1974b：604、607-608)。清楚的是希法亭的理论在其基本点上与李嘉图的理论是多么一致。 (39)我们这里指的是希法亭著作的最后一章，他在其中讨论了正在临近的金融资本帝国主义政策的崩溃：“那将是政治的和社会的崩溃，而不是经济的崩溃。经济的崩溃绝不是一个合理的观念”。(Hilferding，1968：47) (40)例如，可参阅《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第128页：“在这里李嘉图把‘生产地’和‘有利润地’等同起来，而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只有‘有利润地’才是‘生产地’，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同绝对生产的区别，以及资本主义生产的界限。为了‘生产地’进行生产，必须这样生产，即把大批生产者排除在对产品的一部分需求之外；必须在同这样一个阶级对抗中进行生产，这个阶级的消费决不能同它的生产相比——因为资本的利润正是由这个阶级的生产超过它的消费的余额构成的。”另一处还说：“资产阶级的生产，由于它本身的内在规律，一方面不得不这样发展生产力，就好像它不是在一个有限的社会基础上的生产，另一方面它又毕竟只能在这种局限性的范围内发展生产力——这种情况是危机的最深刻、最隐秘的原因，资产阶级的生产只是历史的过渡形式。……这一点被例如西斯蒙第粗浅地但又相当正确地看成是为生产的生产，因此而排除了生产率的绝对发展的分配之间的矛盾。”(马克思，1972c：86-87) (41)当然，感谢马克思在对积累过程的抽象分析中没有考虑所谓“第三者”以及其他各种对资本主义来说一般是外在的因素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卢森堡的上述批评是没有道理的。然而，这也并不是像许多卢森堡的反对者所十分错误地设想的那样，在以后的分析阶段上这意味着“第三者”也必然总是处于考察范围之外。相反，不考虑这些因素，实际的资本积累过程就很难理解。 (42)参阅L.巴索的有趣论文《罗莎·卢森堡：辩证方法》(Basso，1966)。 (43)很可能是由于一时的情绪，由于对她的批评者们的冒牌正统感到恼怒，她在1917年3月8日于狱中写给她的朋友台芬巴赫的信中说道：“这(即表达的简洁性)一般说来合我的口味，正像在艺术和科学中那样，它只尊重那些简单的、平和的和宽宏大量的东西，它说明了，例如，具有黑格尔式烦琐装饰的著名的《资本论》第一卷，为什么现在使我感到厌憎(从党的观点来看，这该被判处五年监禁，剥夺十年权利)。”(Luxemburg，1950：85)然而，这个评论也确实表明卢森堡有时忽视了在马克思的“黑格尔风格”背后隐藏的辩证内容。 (44)Roman Rosdolsky,1977,The Making of Marx's "Capital",Pluto Press Limited,p.183. (45)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指出：“因此，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关系时，可以假定｛因为资本主义生产越来越接近这个情况；因为这是过程的基本方向……｝，整个商品世界，物质生产即物质财富生产的一切领域，都(在形式上或者实际上)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假定表示上述过程的极限，并且越来越接近于现实情况的正确表述。按照这个假定，一切从事商品生产的工人都是雇佣工人，而生产资料在所有物质生产领域中，都作为资本同他们相对立。”(马克思，1974c：442) (46)读者可以记起卢森堡对于马克思再生产图式的批评，她认为在马克思图式中“第Ⅱ部类的积累完全是由第Ⅰ部类的积累规定和决定的”。这种批评对马克思并不适用，但对鲍威尔却是完全合适的，在他的图式中，第Ⅱ部类显得仅仅是第Ⅰ部类的附加物，仅仅为第Ⅰ部类的不断扩大服务。 (47)当然，鲍威尔否认他的图式具有这样的目的。他写道：“这一论述不能看成为资本主义辩护，因为尽管辩护士们想证明积累是没有限制的——消费者的能力自动地随着生产的增长而增长，但我们却相反地揭示了积累的界限。”(Bauer，1913：887)然而，如果寻找一下这一“积累的界限”，就会发现他所说的不过是“积累自我洞察的适应人口增长的趋势”。他写道：“一国生产资本的增长本身总是受到可利用的劳动人口的增长的限制。因为可变资本绝不可能增长得比人口更快，而不变资本虽然比可变资本增长得快，但快多少却要由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来决定。”(Bauer，1913：871-872)可是，如果事实果真如此，如果在资本的积累只会遇到“可利用的劳动人口”的限制，而这种劳动人口在产业同期中又会经历暂时的繁荣阶段，那么这种积累就能够无休止地进行下去，鲍威尔对于其理论的辩护性的否认，也就不过只是一种虔诚的希望。 (48)正如我们从考瓦里克的论文中所发现的，鲍威尔的那篇包含上述图式的文章已在卢森堡著作的苏联版中多次重印——显然是作为一种“解毒药”。例如，在1934年版的第339～358页。 (49)Roman Rosdolsky,1977,The Making of Marx's "Capital",Pluto Press Limited,p.409. (50)《剩余价值理论》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在考察再生产时，首先假定生产方式不变，而在生产扩大的时候，生产方式实际上在一段时间内也是保持不变的。这里生产出来的商品量所以增加，是由于使用了更多的资本，而不是由于更有效地使用了资本。”(马克思，1974b：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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