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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那个文化急剧转型的时代，张炜曾经因大力张扬“理想”和“道德”而受到关注并引起较大的争议，其创作被一些人命名为“道德理想主义”。从那时到今天，已是20余年了，张炜又有《你在高原》《丑行或浪漫》《刺猬歌》等多部新作问世，持续其在社会上的影响力。那么，张炜近期①的小说创作是否发生了变化，又有没有什么是他一直坚持的？结合历史来看今天，能够更清晰地把握作家的心路历程，更准确地认识其创作上的得与失，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时代文学的整体面貌。 从作家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上说，有趋时和退却的不同态度。趋时者多认同、切近甚至趋附现实，退却者则多拒绝、疏离和否定现实。在多年前对张炜的评论文章中，我认为他的创作方向具有向后，“退却”的特点②。审视张炜近期创作，这一特点依然存在，甚至较之从前，其退却的姿态更明确也更清晰。具体说，这种姿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创作题材上与现实的疏离。创作题材是与现实关系最直观的表现。从早期创作看，张炜是一个与现实关联比较密切的作家，以《声音》《一潭清水》和“秋天系列”等为代表的作品直面乡村现实改革，表达了或赞同或忧虑的态度。不过，从1992年的《九月寓言》开始，张炜的创作比较明显地朝着疏离现实的方向发展。作品中名为
鲅的小渔村虽有具体的现实背景，但象征和超现实色彩已相当浓厚，作品以“寓言”来命名正体现了这一点。 张炜近期创作中这一特点更为突出。就总体精神而言，正如张炜所声称的：“‘文学’是什么？文学就是回忆。它大致在写‘过去时’，记下了一些往昔事情”，“这等于是把丢失的时间再找回来”③，他近期的绝大部分作品都具有个人心灵史诗的意味。从人物主体出发的往昔生活追忆和思辨，以及对遥远历史和民何传说的记叙，构成其作品的基本内容。所以，虽然张炜这期间多达数百万字的长篇小说也书写到了繁杂的现实生活面，从底层的农村土地征占、金矿工人劳作，到中产阶层教授学者的追名逐利，以及高级官员和资本家的腐朽贪婪，都有不同程度的涉及，但是，作品对这些生活的表现基本上是浅尝辄止，既没有完整曲折的生活故事，也没有细致质朴的细节再现，它们只是杂糅于传奇、浪漫和想象之中，承担着主人公生活背景和故事转换的功能，完全处于边缘和陪衬的位置。与其说这些作品的中心是在展示现实，不如说它主要是在借以表达主人公的思想和感受。并且，张炜近期创作中还有不少游离于现实之外的作品。如果说《鹿眼》和《蘑菇七种》等还属于现实边缘书写的话，那么，张炜新近问世的《半岛哈里哈气》《小爱物》和《海边妖怪小传》等作品，已经属于纯粹的童话故事，故事地是虚构的半岛或森林魅惑，主人公都是儿童或动物，与现实社会之间已没有直接关涉。 其二，创作态度上对现实的否定和拒绝。张炜曾多次在散文中表达对当前中国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现实的不满④，并坦言：“我对整个越来越吵闹的成人世界是反应强烈的。我当然不喜欢、不习惯，本能地要躲避和反抗”，“我对付它的方法就是不断地靠想像返回自己的过去，进入我的那片莽影”⑤。张炜近期创作的主旨也是这样。作品展现的现实世界都呈现负面的基本色调，无论是上层的官僚和资产者集团，还是知识分子群体和一般平常百姓，都由欲望、权力所主宰，是丑恶对美善的伤害，是喧嚣对宁静的毁灭。对如此现实，作品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批判和拒绝。这主要通过作品诸多主人公的生存状态来展现。这些主人公都是生活中的严重失意者，更对现实持着强烈不满的批判态度，现实困厄与心灵拒绝之间的尖锐对立，构成这些人物的基本生存特征。张炜这些作品的叙述方式都具有强烈的叙述主体色彩，也就是说，作品的叙述立场与主人公之间有着高度认同，对现实的否定既是人物的立场，也是作者的立场。 否定现实还有一种方式是寻找和构造另一个世界，张炜就是如此。如他很认同的持有“生活在别处”姿态的米兰·昆德拉一样，张炜也着意在作品中营造了一个“别处”的世界。其于20世纪90年代初创作的《柏慧》主人公开了选择“葡萄园”逃离现实、遗世而居的先河。此后，张炜的很多作品都沿袭了葡萄园这个意象(后来又发展为“荒野”、“野地”等)，建构起在现实之外的另一世界——对于张炜来说，“葡萄园”世界并不是简单地指向乡村，特别是并非现实的乡村世界，它更是一个心灵的所在地，一个理想和精神的处所。它蕴含的是自然宁静的精神和美善的道德品格，既对比于现实，也蕴含强烈的拒绝和防卫姿态——其作品中的每一个主人公，都怀有逃避现实、奔赴荒野自然的强烈渴望，离开充满欲望和失落的城市，到宽阔自由的大自然中去游荡和陶醉，是他们生命中的最大快乐和最高梦想。正如张炜将代表作《你在高原》的副题名为“一个地质工作者的手记”，主人公宁珂几乎始终处在城市现实与野地游荡的徘徊之中；《外省书》中的史珂从京城逃到偏僻海滨城市，最后落脚于荒凉废弃的旧屋子，不断地从现实退避成为他生活方式的基本缩影；《刺猬歌》中的廖麦也最终离开城市，渴望到乡村农场中去过贴近自然的生活；《丑行或浪漫》更以在城市中深陷无奈和孤独的铜娃，对比于充溢着乡村自由和旺盛生命力的刘蜜蜡。铜娃对刘蜜蜡的强烈渴望和依恋，正源于由于在现实中极度匮乏产生的强烈梦想。 其三，艺术上的非现实化特征。张炜的创作历史达30多年，其艺术特征的总体倾向是从写实向抒情和思辨的发展。特别是近期作品，抒情、思辨和象征成为其作品最主要的艺术表现方式。以《你在高原》为例，如张炜自己所说：“它们无论有多么完整，有多少头尾相衔的故事，在我漫长的心史之章里，也仍旧像断断续续的自语或日记，恍惚，内向，琐屑，芜杂……”⑥作品虽然叙述了多个故事，但它们几乎都是零散和片断的，只有宁珂的情感和思辨在贯穿和主导。换句话说，整部作品就像一首循环往复的抒情曲和哲理诗，宁珂不断变化的行踪是轨迹，而其情感的抒发和思绪的流动则构成作品的基本结构和中心。对此，一些评论家表示了批评，但其实，张炜创作所追寻的目标本就不是写实，也不在人物，而是诗意。近年来，张炜多次表达对诗歌和童心的大力推崇：“纯文学作家应该更具备童心和诗心。我一直认为，童心和诗心才是文学的核心”⑦；“诗无论从哪一个方向来说，都是相当的敏感和深邃的、极独特的一次抵达和综合，当然包含了最大的喜悦，所谓的凄美、壮美和悲剧美，甚至还有其他，全都包含其中。它是整个的综合，最敏感、最深邃、最个人性和最具有敏悟力的独特的呈现，诗是这些东西”⑧。为此，张炜近年创作了比小说作品数量更为庞大的散文和诗歌作品。我们都知道，在所有文学形式中，虚构的小说对应着更广泛的现实，而以真实为前提的散文更偏向个人世界，诗歌更是典型的内倾型文体，与现实世界相隔最远。显然，张炜的文体选择与他创作题材和艺术特征上的变化一样，蕴含的都是对现实的疏离和拒绝立场。 退却是张炜近期创作的趋向，但退却并不一定就是溃败，它还有另一种内涵，就是战略性的撤退。张炜显然属于后一种。在散文和创作谈中，张炜多次表达了自觉远离时代和现实的思想。他反对作家过于切近现实，认为：“作家对时代要有遥视的能力”，“有时需要训练自己遥视和退开的能力，远远地打量当代生活。对时代退一步看，更能明了我们处于什么时代；跟各个不同的民族去比，就更能认识我们民族的特征”⑨。他还将“优秀的文学家”定位为“必须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些逆行者”⑩。包括文学阅读，张炜也大力推崇传统经典作品，对当下流行的作品、特别是通俗文学和网络文学作品表示坚决的拒绝和批评(11)。由此可见，张炜的退却是他自觉选择的文学姿态，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表现他对现实的看法，或者说是为了更好地表现他的坚持——事实上，正是这种与大多数作家不一样的坚持姿态，构成了张炜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文学中的显著特色，也使他在当年成为“抵抗投降”的代名词。这一点，在张炜近期创作中依然如故。正如张炜将其代表作品命名为“你在高原”所寓意的，追求一种超越于“平原”之上的“高原”精神，不苟同于世俗与平庸，并在拒绝中坚守和追求，是张炜近期退却姿态的深层底蕴，也是他高度自觉的创作目标。具体说，张炜所坚守的精神内涵主要表现为两个主题： 其一，道德，或者说善。道德守护是张炜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作品的最大特色，也是他最引人争议之处。近期张炜作品虽然有所变化，但基本倾向却仍然保持着。比如，“家族”依然是其许多作品的重要表现内容；在品评人物和时势时，善良和忠诚与否永远是最基本的标准；包括如何对待女性和友人的生活细节，也成了其评判人物品行的重要标准。至于对品德善恶的褒贬，对行为美丑的评判，更是在作品中时时可见。典型如《你在高原》中的《家族》《橡树路》《忆阿雅》等，道德质询始终处于其历史探究和现实追问的重要中心，作品也多方面地表现了善与恶、忠诚与背叛之间的尖锐对立。在《无边的游荡》中，作品对人物提出一个尖锐的道德诘问：“你准备和谁站在一起？”事实上，这种诘问贯穿于张炜近期许多作品中，它既是对人物，也是对读者，甚至也是作者自设的，它在根本上显示出道德在张炜创作中未曾移易的重要位置。 其二，自然，准确说是自然精神。自然，是张炜小说一个突出的内涵。从最基本的自然景观层面上说，从最初的“芦清河系列”开始，张炜的作品都进行了特别关注，事实上，对自然景物和动植物的精细描摹已经成为张炜作品最显著的特色之一。此后，张炜作品中的“自然”内涵更为丰富，特别是近年来，他有意识地将“自然”与“野地”、“土地”和“生命”相联系，赋予其“自由”、“浪漫”、“神性”、“生命力”等精神特征，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密切链接于人的根本生存方式。显然，在这里，自然已经升华为一种精神，已经与人类的生命状态、与人和自然的基本关系相沟通，所以，张炜将自然与自己的创作密切关联在一起：“只有土地才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的性质，并且会一直左右我们。我们应该懂得从土地上寻找安慰、寻找智慧和灵感。我这不是一种虚指，而是说要到真实的泥土上去，到大自然中去”(12)；“田野上是生长繁衍各种生命的地方，是泥土。我觉得一个搞艺术的人，不管他是搞什么题材或体裁的人，都不能离开它。因为一离开它，就不会理解生命的奥秘”(13)。在近期部分作品中，张炜通过主人公们对自然世界的梦想、感喟和追求，鲜明而充分地表现了这一精神。 上述张炜近期小说的创作特征，与他20世纪90年代初的创作有相当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在对道德的坚守上。然而，我们更可以感受到之间的许多差异。而且，细致审视张炜近期创作可以发现，这期间的张炜也不是一成不变，而是有着不断的变化和发展。 最为明显的表现，是主题中心从道德向自然精神的迁移。20世纪90年代初张炜以道德主题引人注目，近期创作中较早的部分与之关系非常密切，表现出较强的连续性和关联性。但是此后，张炜创作的主题有所变化，自然精神成为更重要的中心，而道德判断逐渐淡化，表现也更为内敛。以创作时间横跨最近20年的《你在高原》为镜，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一嬗变：其中的《家族》《橡树路》等属于较早创作的作品，其主旨与20世纪90年代初的《柏慧》等大体相似，道德是最核心的部分；但自《人的杂志》之后的作品，对自然精神的关注和倡导成为更重要的思想，道德主题已经退而为其次。 更深层次的表现，则是思想内涵上的深化趋向。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对道德的理解更为复杂，并有所反思。张炜近期创作道德色彩的弱化，源于张炜对之的反思和扬弃。在近期的一篇文章中，张炜这样阐释“善和恶”：“所有的文学作品都不可能回避善和恶，都不可能回避价值取向和类似的行为内容。但问题是在经验世界里面不能把它简单化，不能塑造出一个完全的恶和完全的善，即便是极端的浪漫主义也不会那样简单。”(14)同时，他还对“二元对立”思维方式进行了批评，认为它“是极其有害的，因为它遮蔽真实、幼稚化和简单化、浅表化”(15)，并表示对意识形态色彩强烈的“理想主义”的拒绝态度(16)。在这一基础上，张炜的近期作品虽然还认同乃至赞美道德(善)，但他更在努力探索善恶之间的深层次关系，对道德的理解更趋复杂和深刻。典型如《曙光与暮色》对背叛的思索。作品中的庄周，因为无心之过成了告密者，严重地背叛和伤害了自己的友人。为此，他整个的后半生都充满了忏悔。小说指出，庄周虽然是一名背叛者，但却不同于一般的道德缺失，而是需要更复杂地认识。再如《刺猬歌》，作品塑造的主人公廖麦，虽是一个道德理想的坚守者，但冷酷的现实造就了他的失败，也对他的人性构成了一定扭曲，使他呈现了某些恶的品质。通过对这一形象的灵魂透视，张炜表示出对当前社会中道德理想精神价值的深刻质疑。在一篇创作谈中，张炜将这部作品定位为对理想主义的反思和批判：“在理想主义被简化成标签的年代，这本书恰恰可以看作一部反‘理想主义’的作品。”(17) 在这一理解和反思的基础上，张炜近期小说的人物形象塑造有较大发展，他们不再是内涵相对单一的善恶象征，而是多重因素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比如《海客谈瀛洲》中的霍闻海，《刺猬歌》中的唐童，都是恶的代表人物，但又很难简单地以恶来概括其形象整体，因为他们身上也有某些值得肯定的品质：“我为他的那种巨大的创造力、行动感、单纯和好奇心所打动，但又很仇视他的掠夺和残忍的行为”(18)。同样，《刺猬歌》中廖麦的品质虽以善为基础，但也渗透了某些恶的因素。其他人物形象，如《能不忆蜀葵》中的淳于阳立，《外省书》中的师麟，等等，几乎每一个人的性格和品德都多元化和复杂化，很难以简单的善恶是非来概括和判断。 其二，试图对道德和自然的复杂关系进行探究，并寻求将它们融合。这是张炜道德反思的一部分，也是反思的进一步深化。因为自然蕴含着自由的个性和生命力，它与讲究秩序和规范的道德之间必然会有所冲突。张炜对道德的反思与他对自然的认识有关，也不可避免会遇到矛盾，作品中可以看到他的两难，但更可以看到他将二者融合起来的努力。较早的作品如《外省书》。作品书写了师麟、师辉父女的故事，女儿师辉对爱的理解是充分道德化的，并以对精神之爱的维护否定了肉体的、物质化的爱，她也得到了作品充分的肯定。但师麟却比较复杂，他既有多情的泛爱，却又并非虚假，而是完全源于其真诚和旺盛生命力。或者说，他的行为既与传统道德构成尖锐冲突，却又蕴含有强烈的自然精神特征。对此，作品的态度也颇为暧昧，部分的否定之中又给予了有保留的肯定。作品另一主人公史珂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他们父女的互补。他既遵循道德，不满于师麟的品行，但他并非精神卫道士，年老的他也依然为年轻女性的美所吸引和感动。《能不忆蜀葵》这方面的意图特点更为明确。恺明和淳于阳立分别属于以道德和自然个性为中心的两类人，但他们之间既有对立，却又互相吸引，一辈子都是有着深层精神关联的好友。在一定意义上，这两个形象之间构成着相互补充，也形象地表示道德与自然之间相悖又相融的复杂关系。其中，淳于阳立这一形象体现了张炜在自然与道德边界上的大胆探索。这一人物身上融合了多重复杂因素，杂糅着欲望与生命力、自私与天才的创造力，特别是他与陶陶阿姨之间颇具乱伦之嫌的感情，完全超越了世俗伦理。对这一颇类似于英国作家王尔德笔下的道连·格雷的人物，作品并没有简单地进行鞭挞，而是给予了充分的宽容和理解，这既显示出张炜文学天平从道德向自然的明显倾斜，也是他对二者关系融合努力的结果。到《你在高原》创作时间较晚的部分作品中，道德与自然之间更呈现一种并行不悖地共同推进的趋势。作品的主人公宁珂就可以说是道德与自然的合一体。他一方面努力遵循和维护着善的观念，不满和对抗于现实中的丑恶；另一方面更选择逃亡和游历的方式去寻求自然，让自然涤荡被丑恶现实污染了的心灵，让自然生命力填充自己精神上的委顿。 对历史的思考，典型地体现出张炜近期小说在融合道德与自然关系上的努力。从《古船》开始，张炜的作品一直很关注历史，但如果说《古船》的历史认识还主要是反思和寻求正义精神的话，那么，以《你在高原》为代表的作品所展现的历史观有了明显的变化，简要地说，这些作品判别历史的标准已经完全不再是传统的正义与非正义、政治上的是与非，而是以自然和生命、道德和伦理为中心。比如，它从自由、平等理想精神的角度，从不愿屈从于单调、腐朽生活的生命力勃发角度来理解“革命”，肯定了一些革命者(如宁伽的父亲、外祖父等)走上革命道路的行为；但又从道德立场上，对那些不认同革命、却道德高尚坚守信义的志士(如宁伽的叔祖父宁周义)表示了高度认可，更否定了革命过程中的背叛、暴力和屠戮，以及革命胜利后的种种腐朽，涉及诸如霍闻海、殷弓、飞脚、岳贞黎等众多人物。自然与道德双重视野下的革命历史也因此显得更加复杂而斑斓。 与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相比，张炜近期创作无论是在思想内涵还是精神实质上，都有相当大的变化，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实现了对自我的突破和超越——其思想比以前更为丰富、宽容，也更为复杂和斑驳。特别是其对道德与自然关系的探索相当大胆而前卫，与张炜曾经的“道德理想主义”形象形成了巨大反差。张炜的这一变化与之前并非完全没有联系，只是他以往的道德理想主义者形象太过强大，掩盖了其中的复杂因素。或许也正因如此，尽管张炜近期创作上的变化相当显著，但人们依然习惯于将张炜当作道德理想主义作家来看待，没有对其变化给予充分的关注。 张炜近期变化并不是偶然和被动的，而是他自觉追求和改变的结果，具体说，就是他努力向其胶东地方文化——齐文化的开掘和吸纳的结果。作为一名山东作家，张炜的创作原本接受着较为深厚的儒家文化影响，在《古船》、“秋天系列”作品的沉重历史感和道德责任意识中，可以充分感受到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精神特征。但是近期，张炜对儒家文化有所批评和反思，更自觉地对其所在的半岛地区传统文化——具体说就是齐文化加以深入思考和探寻。为此，张炜积极参与以徐福为中心的齐文化传统纪念活动，考证、搜集、整理了大量文献，对齐国的地理、历史和文化进行深入的探究，并表达了对其崇尚自然、追求自由，以及浪漫和强大生命力精神特征的充分推崇。 从小说背景、故事情节和艺术表现上看，张炜近期的作品也密切联系其家乡生活。它们多以胶东的海滨荒原地理为背景，运用其地方的独特民俗和方言，大量叙述其异人异事以及古代历史和民间传说。可以说，正如张炜多次声称其小说写的是“胶东半岛上发生的故事，而胶东半岛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齐文化的核心地带”(19)，他是在非常自觉地将自己的创作与其家乡地方的自然、历史和文化联系起来，以之作为自己创作的源泉和命脉。对此，张炜作过多次明确的表达。他谈到自己对家乡民俗生活和齐文化的迷恋，以及这一文化对他思想和创作上的深刻影响。“研究齐国的历史和资料，发现原来是在这个文化怀抱里孕育的，想不带它的口音、趣味、气息、气质都不可能。顺着这种自觉意识去发掘自己出生地的文化，她的全部资源，心里就有底。”(20)“不光读《刺猬歌》，包括以前的《蘑菇七种》《古船》和《九月寓言》，它们的气都是相通的，都在齐文化的笼罩之下，在它的气脉下游走”；并认为“经过这种文化环境的熏染之后，会有新的感受，了解它，可以打通我所有的作品”(21)。 当然，张炜对齐文化并非无保留地认同，而是有所选择，在推崇其自由、自然精神之余，张炜对齐文化的“欲望”、“重商”、“功利”等特点也表示了明确的否定立场。换言之，在张炜思想中，不是只存在单一文化，而是多元文化。正如张炜所说：“齐文化是一种飞翔的文化、浪漫的文化、幻想的文化。儒家文化会让我理性地审视自己，而齐文化将把我引向很远。”(22)正是这种文化的多元，特别是注重道德理想的鲁文化和注重自由自然精神的齐文化，共同融合于张炜的思想和创作中，才造就了张炜近期创作的变化和发展。 尽管张炜近期创作的立场已不完全相同于20世纪90年代，但毫无疑问，坚守的立场是他最显著的特点，也是他在社会大众中最突出的形象面貌，考察其近期创作意义，不可回避这一点。我曾在多年前批评过张炜的创作立场，但今天看法有所改变。这当然首先源于张炜创作立场上的变化。如前所言，张炜近期的创作立场更宽容，思想趋于更复杂和更客观，批判的视野也更开阔，更能体现出积极意义；其次，也与当前文学现实有关。中国社会正在经受着复杂而巨大的变化，社会价值观多元而模糊，文学创作也呈现出价值立场的缺失，矛盾、焦虑、甚至仇恨的心理充斥于文学中，表现出对现实变化茫然和迷惘的心态。从这个角度上说，张炜敢于批判、有所坚持本身就是一种意义，这也是文学存在的价值前提。事实上，在物质文化居于绝对主导地位的当下中国，以精神的价值来表达对现实的强烈批判和否定，是文学的正常反应。我以为，作为当代中国为数不多的以坚持和批判为特色的作家，张炜应该能够在未来的文学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由此，可以关联到对张炜近期创作的美学价值评判。浪漫主义是一种不完全遵照现实规则来创作的文学，由于多种原因，近年来的中国文学已经远离了浪漫主义，但实际上，正如任何时代都不能缺少文学，浪漫主义并没有失去其意义。特别是在物质主义盛行的今天，浪漫主义文学不失为一种回应现实的有效方式：“灵性被驱逐出这个世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机械化的物质主义。这样一个枯燥乏味，毫无生气的物质主义世界使得浪漫派投向自然的怀抱，去那儿寻找美的源泉和那种神所赋予的秩序。这个自然的世界与虚假、丑陋的人的世界形成了强烈的对比。”(23)在这个意义上，我不赞同一些批评家将张炜等“50后作家”创作疏离现实生活视为一个重要缺陷的观点。我以为，题材不能决定作品和作家的意义，不直接书写现实并不意味着对现实没有表达。张炜执着地站在现实的边缘处思考和记录，坚持纯文学的写作姿态，既具有时代思想和记录的意义，也是一种有意义的现实书写。而张炜的这种创作姿态，很容易让我们想到卡夫卡的名言：“无论你是什么人，只要你在活着的时候应付不了生活，就应该用一只手挡开点笼罩着你的命运的绝望，但同时，你可以用另一只手草草记下你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因为你和别人看到的不同，而且更多；总之，你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已经死了，但你却是真正的获救者。”(24)确实，张炜近期创作以强烈的思辨性特征，表达了对现实的深重忧虑和强烈批判，思想性，成为张炜在当前中国文学中独树一帜的重要标识。而其浪漫色彩作品所建构出的抒情、神秘、灵性的真幻相融的文学世界，也是对略显单调的当代中国文学的一大贡献。 作家的立场最容易产生社会影响力，但更有价值的还是作品的实绩。张炜近期创作呈现出浪漫主义文学的艺术魅力，思想也同样体现了颇具创造性的意义。这当中，自然和历史是最耀眼的两个中心。 自然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也曾被无数哲学家和文学家所讴歌，但张炜笔下的自然还是显示了自己的独特意义。它以齐文化传统为内在底蕴，包孕着强烈生命力和自由精神的特点，关联着野地、荒原、神秘等意象，构成对欲望、奴役和物质化现实的强烈否定。它既是虚构的文学世界，更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思想主题，具有哲学的高度和特征。从文学史角度说，张炜的“自然”很容易让我们想到上世纪30年代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虽然比较起来，张炜的自然世界更显芜杂和野性，不如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宁静、平淡和明晰，但内涵指向却大体一致，它们都是文学建构的异域世界，对现实世界和现代性文化表示了深刻的质疑和批判性反思。 历史思考同样是张炜小说具有创见的内容。他从道德和自然精神角度来审视历史，迥异于以往的宏大政治和集体视野，而是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体精神。与之相应，他对历史的表现也多立足于个人的感受和遭际，凸显个人品质与时代潮流之间或契合或颉颃的复杂关系。这种视角，与最近几十年间流行的传统建构式历史和解构式“新历史”书写都不一样，它既能深入到历史背后的复杂人性世界，促使人们关注历史发展中的个人品质和命运，又思考着道德在历史建构中的价值与悖论。张炜近期小说的历史观很值得我们进一步讨论。 张炜近期小说充分显示了时代思想的意义，但它还并不完美，甚至说存在比较明显的缺陷。最突出的是思想建构不够深远和明晰。具体有两方面的表现，其一是缺乏清晰的理想指向。张炜小说否定现实，规避现实，但是终极目标是什么，却一直不够明确。正像其主人公一直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徘徊，一直梦想到自然中去，但是，广袤的自然毕竟远离人类社会，也没有切实具体的内涵，它作为象征合适，却难以承载其理想建构的重负。其二是一些价值观念比较模糊，缺乏清晰的价值判断。这主要体现在自然精神与道德的关系上。张炜试图融合二者的关系，但很多情况下它们依然出现明显的对立。对此，张炜作品的价值判断比较含糊暧昧，没有明确的价值取舍。比如《外省书》中对爱的实质探究，《能不忆蜀葵》中对道德边界的探索，都缺乏明确的指向和结论。 明晰并不是思想建构的标准，甚至说，矛盾和复杂性都是思想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但是，矛盾应该存有内在的主导，复杂也是为了更深的明晰，而不是为了陷入迷茫。在思想建构中，明晰的价值立场是必不可少的，犹疑和矛盾绝对建构不起深邃的思想。而对于思想的建构来说，清晰的理想指向也许更为重要。理想指向是思想建构的高峰和核心，如果匮乏了这一指向，思想的终点就无法得到完成，思想也不可能具备完整性和系统性，从而直接影响思想的深度和对他人的感染力。而且，思想的主导者是作家，因此，它的影响既指向作家精神，更会直接体现到作品当中。 在张炜近期创作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这种影响的痕迹。表现之一是力量的匮乏。张炜作品中尽管充满对现实的批判和对精神的坚守，但却无法让人感受到强大的力量，相反却有明显的软弱无力感。当其主人公们面对矛盾和黑暗的时候，他们完全没有直面的勇气和力量，他们心里只有强烈的恐惧和不安全感，想着的是如何逃避和远离。所以，他们始终都处在徘徊与彷徨之中，永远没有果敢的决定和坚定的自信。对作品的这种精神特征，张炜并非没有自觉，并明确将它与自己的精神直接关联：“我深知，当我书中的主人公在为一个梦想而痛苦万分的时候，我却一直想使自己生活在梦想里。于是，我明白，全部的《你在高原》最终也许只是重复着这样一句话：我有一个梦想……”(25)而且，他还直言自己的创作：“这里面当然有迷茫，有痛苦，有深长的遗憾。”(26)我们当然不能要求所有作品都是励志类，要求所有文学主人公都是硬汉型，但是，精神力量的匮乏，直接影响的就是作品的思想穿透力，也会损害其感召力，特别是对于张炜这样以思想性为重要特征的作家来说。 表现之二是艺术上的犹疑和混乱。张炜近期小说极少完整故事，人物命运也多为片段。这在根本上与其思想建构缺陷有关：故事无法在终极目标中找到坚实的依靠，人物命运也无法在根本上安定，至于其笔下的人物，尽管内涵复杂，但却没有统一的价值观主导，性格不完整，也形不成鲜明而独特的个性特征。同样因为缺乏坚实的目标支撑，张炜小说不得不选择强烈个人化的艺术表现方式，以充满反复的大量呢喃式抒情和思辨来强化自己的思想意识。但这样的结果却是主观和感性过于强烈，冷峻和理性则严重匮乏。不是说张炜近期小说中缺乏思想，但是，它们经常被大量的主观宣泄所掩盖，情绪的感受要胜过思想。再一个结果是作品写实性严重不足。从张炜早期作品看，他绝对不匮乏写实能力，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突出。但在近期作品中，他的作品很少鲜活的写实，故事的构架相对粗糙，没有表现出生活的沉重和惨烈，也没有展示出真正复杂的矛盾和人性世界，解决矛盾的方式也比较简单外在(27)。 张炜近期创作的超越和局限，都是张炜个人追求和思想发展的结果，然而，从更宽广的范围上看，它又折射出当前文学一些时代性的症候，换句话说，张炜的近期创作以个案方式触及了当前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文学思想和作家的精神资源问题。五四以后，传统的断裂、长期的封闭，等等，都极大限制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资源，也严重窒息了中国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勇气和能力。其最终结果是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长期滞后和创造性的匮乏。近一个世纪的中国基本上没有产生创造性的大思想家，中国文学也始终没有产生出像鲁迅、沈从文那样杰出的有独立深邃思想的作家。 如前所述，张炜对思想资源的认识非常清醒，追求也非常自觉。从某种意义上说，张炜对齐文化和地方生活的深度寻求，可以看作是一种寻求精神资源的自我拯救——它不但是对张炜自我创作的拯救，也可以看作是对时代精神、思想的拯救。张炜创作强烈的思想色彩，特别是他近年来的思想坚守和自我超越，都是这种努力和追求的突出成果。 当然，历史的重负注定了道路的艰难和迢遥，也注定了张炜目前创作的遗憾。但是，我们却可以寄予他非常大的希望和期待。任何伟大的思想都不是固定不变，而是在不断超越和发展中。即使杰出如托尔斯泰和鲁迅，晚年思想也有许多矛盾，经常深陷困惑和痛苦之中。困惑意味着不满足，变化意味着新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说，张炜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今天20余年间的创作超越是其发展的一个阶段，思想上的某些缺陷是他跋涉路途中难以避免的过程。对于一直不断地追求、不断地否定和完善自我的张炜，我们可以期待他一种新的螺旋式上升，进入到思想和创作的更高层次。那既是张炜个人的幸运，也是中国文学的幸运，中国思想的幸运。 ①从张炜创作阶段而论，本文中“近期”的时间范围大致是1996年以来的近20年。 ②参见拙文《否定中的溃退与背离——以张炜为例》，《文艺争鸣》2000年3期。 ③张炜：《安静的故事》，《张炜文集》第45卷，第24页，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下同。 ④张炜《潮流、媒体和我们——在香港电台的演讲》、《线性时间观及其他》(《张炜文集》第42卷)等比较集中地表达了这种态度，此外《人的杂志》中的“驳夤夜书”也充分而激烈地展示了这一立场。 ⑤《张炜王光东对话录》，第205页，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⑥张炜：《精神的去处》，《张炜文集》第37卷，第13页。 ⑦张炜：《诗心和童心》，《张炜文集》第45卷，第30页。 ⑧《张炜文集》第44卷，第279页。 ⑨张炜：《七议》，《张炜文集》第42卷，第181页。 ⑩张炜：《与全球化逆行的文学写作》，《张炜文集》第40卷，第105页。 (11)《张炜文集》第45卷，第51页。 (12)张炜：《你的树》，收入《野地与行吟》，第11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下同。 (13)张炜：《田野的故事》，收入《野地与行吟》，第134页。 (14)《张炜文集》第44卷，第237页。 (15)(16)张炜：《一旦凝固成“主义”》，《张炜文集》第45卷，第136页，第130页。 (17)曹雪萍：《〈古船〉作者捧出“自己最好读”的长篇小说》，《新京报》2007年1月6日。 (18)(21)《“丛林秘史”或大地悲歌——张炜与北师大师生关于〈刺猬歌〉的对话》，《励耘学刊(2008)》，学苑出版社2008年版。 (19)张炜：《在半岛上行走》，第244页，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 (20)张炜：《线性时间观及其他》，《张炜文集》第42卷，第254页。 (22)张炜：《翱翔于云端的精灵——答〈人民日报〉》，《张炜文集》第38卷，第82页。 (23)罗斯金语。转引自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第134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4)卡夫卡：《卡夫卡随笔集》，叶廷芳编，第260页，海天出版社1993年版。 (25)蒋楚婷：《张炜：我有一个梦想》，《文汇读书周报》2004年7月2日。 (26)张炜：《我跋涉的莽野》，第41页，春风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27)这当然部分与张炜的创作理念和方法有关，但更关键还在于其思想主导方面的制约。参见唐长华、陈红兵《试论张炜小说的两个精神向度——从〈外省书〉〈能不忆蜀葵〉谈起》，《当代文坛》2004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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