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行为立法的路径选择
阿计
8月上旬，北京正式启动了文明行为促进立法，拟将随地吐痰、乱丢垃圾、公共场所插队、遛狗不牵绳等20种不文明行为纳入处罚之列，并公开征求市民意见。此前不久，广州已就本地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举行了立法听证会。与此同时，天津、郑州、河北、广西等地的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亦在近期已经或即将实施。据统计，自2012年深圳首开规范文明行为的立法先例以来，全国已有40多个城市或地区颁行了类似地方法规。这波风起云涌的立法行动，堪称近年来地方立法的一道独特景观。
这样的立法潮流，既呼应了依法治国方略所主张的“发挥法治在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中的作用”，也是社会生活的现实所需。一方面，一些国人的不文明陋习乃至海外丢丑现象，已成为国民素质和国家形象的痛点，急需以强有力的手段加以改观。另一方面，尽管社会对不文明行为的容忍度已越来越低，但单纯的道德评判却往往无法奏效，而如何制止诸多损害公共生活的不文明行为，又处于无法可依、难以惩戒的困局。由此可见，以立法的形式，为文明风尚站台托底，划定不文明行为的禁区；以法治的刚性，提升国民文明素养，助推社会文明水平，彰显的正是法治与道德的深度融合，可谓因势而谋、意义深远。
我国古代《素问· 四气调神大论》早就提到过“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朴素的未病先防和疾病预防的概念；而“上医治未病，中医治欲病，下医治已病”体现的是疾病风险评估与防治的概念，与当今的健康管理观念是统一的。现代健康管理是基于遗传的角度，从生活方式、心理、环境各方面进行综合指导和干预，实现精准的疾病预测及预防手段，改善人群的亚健康状态，提高人群的生活质量，减少医疗费用，随着疾病从诊疗转向预防的重心转变，健康管理迫在眉睫。作为一门学科，它的发展和传承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作为一种起步不久的立法创新，规范文明行为应当秉持何种立法理念、采用何种立法技术等等，仍是需要深入探讨的关键议题。
经营活动现金流可以满足企业经营的基本需要，企业的稳定、健康发展离不开该现金流的支持。因此，企业应当适当增加经营活动现金流的总数，以此为企业的发展提供稳定支持。
从各地的立法实践看，普遍采取了综合性立法的模式，并尽其可能，详细列出予以惩戒的负面清单。但名列其间的一些不文明行为，诸如交通违规、公共场所吸烟、禁放区域燃放烟花爆竹等等，事实上已有其他立法作出规制，效果之所以不佳，主因在于执法不严，其解决之道是强化既有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而非另起立法炉灶。否则，不仅有重复立法之嫌，在执法实践中也易引发适用立法的偏差。因而，文明行为立法不宜成为包罗万象的立法大箩筐，而是重点捕捉既有立法目力未及的遗漏之处，即便是一些必要的“重复”，也应当要言不烦，并明确援引既有的立法依据。如此，才能既满足专门立法的特质，亦避免浪费立法资源、架空既有立法的风险。
对于文明行为立法而言，更大的难题在于，如何合理划清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的边界？虽说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底线的道德，两者并非完全隔离，但事实上，大量不文明行为徘徊于道德与法律调整的交叉模糊地带，立法应否介入干预并无定论。的确，随着公众认知的变迁，诸如随地吐痰等行为，已由以往的私德瑕疵变成了侵入公共空间的顽疾，有必要将其升级为违法行为，以维护日常秩序和社会正义。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文明行为立法绝非简单地推行道德规范本身。正如英国作家戈尔丁所言：“从道德上谴责一种做法，到认为应从法律上对其加以禁止，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倘若不加区分地覆盖所有不文明行为，难免越俎代庖，混淆道德与法律的独立空间。正因此，立法筛选不文明行为的原则，当以义务性的道德为基点，以是否侵犯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为限度，从而避免陷入道德法律化的误区。
更深刻的追问是，文明行为立法应当立足何种定位？各地立法设置针对不文明行为的处罚机制的同时，也设计了倡导文明行为的激励机制，这种惩罚与促进并重的立场与基调，无疑是正确的立法姿态。诚然，文明景观的塑造，离不开惩戒的硬约束，以新加坡为代表的“罚出来的文明”似乎也佐证了这一点。然而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下，一味以罚代管的处罚依赖症，其效果也是可疑的。对于随机发生的不文明行为，取证难等瓶颈显而易见，过高的执法成本，必然导致“立法易、处罚难”的监管难题。一些地方立法后开出的罚单寥寥甚至从未实施处罚，即为明证。相较之下，正向的引导机制，不仅能激发个体的文明自觉，亦有助于催生公众的参与热诚，潜移默化地构筑起守护文明的社会氛围，并在更广阔的视野，治理立法难以触及、不宜处罚的文明失范现象。
从本质而言，处罚也好，激励也罢，都只是手段，其终极目标是凝聚社会共识，使公共道德上升为法律约束，又回归根植内心的道德约束，最终以人类精神的自律，构筑起更坚实的文明基础。而这，也是文明行为立法的起点和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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