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词限制与逻辑限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词论文,逻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为了便于展开论述，把问题阐述得更为清析，有必要从自然语言的限制词说起。
这里说的限制词，通俗地讲，就是“定语”中的一种——“限制性定语”。定语分为两种：一种是描写性定语，即起描写作用的定语，主要用形容词性词语来描绘人或事物的性质、状态，使语言更加形象、生动。如：“残破的圆明园”，“如飞的火车”、“绿油油的庄稼”。另一种是限制性定语，“主要用来给人和事物分类或划定范围，以便表达得更加准确，这种定语越多，所指的人或事物的范围就越小。有时同一事物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划分，就会有不同的限制性定语。一般说来，名词性词语和动词性词语做定语是限制性的，表示人或事物的领属者、时间、处所、环境、范围、用途、质料、数量等等。”（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现代汉语》增订本第84页）如，“颐和园的湖光山色”，限制性定语“颐和园”是“湖光山色”的领属者；“两句话”，“两句”表数量；“今天的晚餐”，“今天”表时间；“烈日下的长城”，“烈日下”表环境。
描写性定语与逻辑的限制无关。因为它侧重于把事物的性质、状态描绘得生动形象，运用的是形象思维。当然，其中也不排除逻辑因素。如，“绿油油的庄稼”，“绿油油的”，就形象生动，表现了庄稼的情状，这是运用形象思维；但“绿油油的”也是对庄稼长势的一种准确描述，不是无中生有，夸大其词，这里又注意了“准确性”，即包含了逻辑的因素。限制性定语与逻辑思维直接关联，如前所述，“主要用来给人和事物分类或划定范围，以便表达得更加准确。”表达的准确性显然是逻辑思维的要求，是抽象思维的结果。
接着便有一个问题：自然语言中“限制性定语+中心语”，是不是等同于逻辑限制即概念的逻辑限制？在给出答案之前，必要了解概念的逻辑限制的特点或者说本质特征。
首先，概念的逻辑限制是一种概念的推演，是由一个概念有根据地推出另一个新概念。普通逻辑（形式逻辑）讲概念的限制，其依据就是类的关系，即：大类与小类、小类与分子的关系，从而由属概念推出种概念。这种推出有两种语言表现形式：（1）限制词+被限制概念。 如“战争”限制为“正义战争”。（2）直接给出一个种概念，如， “工业原料”限制为“石油”。“正义战争”和“石油”都是限制后得到的新概念，其内涵、外延都与相应的属概念不同，已经是另外的概念了。
其次，概念的逻辑限制，是运用抽象思维的结果。
再次，概念的逻辑限制所得到的概念，必然是与其相对应的属概念有不同的内涵和所指对象。如，“正义战争”与“战争”的内涵和所指对象并不相同。
根据以上三点，语词的限制与逻辑的限制之间的关系，就容易说清楚了。
语词的限制遵守了逻辑思维的“准确性”原则，但并不全同于逻辑的限制。逻辑的限制是一种概念的推演，语词的限制并不全是或并不全都表现为逻辑的概念推演。如，“人”，数量限制为“三个人”，其中“三个人”中的“人”的概念与“人”的概念完全一样，并不因为作了数量限制而得到了一个新概念。可见，这不是概念推演。换句话说，这种语词限制并不是逻辑限制。再如，“烈日下的长城”这是对长城作了环境限制。“长城”和“烈日下的长城”，所指对象没有变，所以，这也不是逻辑限制。又如，“人”限制为“三头六臂的人”，这也不是逻辑限制，因为没有“三头六臂”这种人，即是说没有逻辑限制的根据，没有遵守“类”的关系，仅仅是语词限制。这些例子说明，语词限制丰富多采、灵活多样，跟概念的逻辑限制有着较大差别。当语词限制表现为概念的推演时，则此时的语词限制才表现为概念的逻辑限制，否则，就不是。
现在，我们来阐释语词限制在什么情况下表现为概念的逻辑限制。语词限制表现为概念的逻辑限制，主要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以“类”的关系为依据，并以“限制词+被限制概念”或“限制性定语+中心语”为语言形式。如，“青年人”，“今天的晚餐”，“颐和园的湖光山色”，“石头房子”等等。
一种是以“时段”为依据，以“限制词+单独概念”为语言形式。
我们着重论述的是第二种情况，即讨论单独概念能否进行逻辑限制的问题。
象“青年时代的鲁迅”、“解放后的北京”、“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等等，这样的概念明显具有逻辑限制的特点，因此，一些逻辑工作者认为单独概念可以被限制。但是，这种做法是生硬地扯到形式逻辑中去，也经不起持有异议者的反驳。
形式逻辑以“类”的关系为逻辑思维的出发点，因此，认为只有普遍概念能被限制，且限制到分子即到了单独概念就不能再限制了。这是合乎其逻辑的。
但是，当我们以“时段”作为逻辑思维的出发点时，则单独概念可以进行逻辑限制，是毫无疑问的。这可结合概念的逻辑限制的特点来谈：（1）由“鲁迅”限制为“青年时代的鲁迅”， 由“北京”限制为“解放后的北京”，由“社会主义”限制为“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其依据是“时段”。“青年时代”、“解放后”、“初级阶段”，反映了“时段”。（2）“青年时代”、“解放后”、 “初级阶段”这些词语，不可能是描写性的词语即修饰语，而是限制词（限制性定语）。因此，运用的是抽象思维。（3）“鲁迅”与“青年时代的鲁迅”、 “北京”与“解放后的北京”、“社会主义”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两者的内涵不同，所指对象也不同。例如，“鲁迅”指代从生到死整个一生，而“青年时代的鲁迅”则指“青年时期”这一阶段（时段）的鲁迅。“青年时代的鲁迅”、“解放后的北京”和“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较之相对应的概念，已经是一个从内涵到所指，完全有区别的新概念了。（4）“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提出是， 通过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现实的科学分析、对社会主义完整过程的考察而抽象出来的。因此，用“初级阶段”来限制“社会主义”，得到一个全新的概念，就避免了思维上的模糊。（5）如果否认单独概念可以逻辑限制， 那么“明朝的北京”和“解放后的北京”就具有全同关系了。可是，“明朝的北京”乃明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封建帝王所在的地方，跟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的“解放后的北京”风马牛不相及，即所指根本不同。
可见，从“时段”出发，单独概念的逻辑限制是合乎逻辑的，是一种逻辑推演形式。那么，以“时段”为出发点，有无根据或充分的理由呢？
首先，形式逻辑中概念的限制、性质判断间的推演，三段论，是建立在事物的“类”的关系基础上的。“类”的关系，仅仅是逻辑思维的一个出发点而已。选择逻辑思维出发点，目的是主要为了进行逻辑推理活动。关系命题的推演，以“关系的性质”作为出发点（对称性、反对称性、传递性、非传递性等）；优先逻辑以“优先关系”（注：“它以存在于价值判断之间的优先关系为研究对象，是一种关于优先关系的形式理论”。参见王雨田主编《现代逻辑引论》“优先逻辑”一章。）为出发点。所以，“时段”作为逻辑思维出发点并不奇怪。
其次，从哲学上说，事物总是存在于时空中的。事物的存在表现为一个过程，有发生、发展，也有衰亡。整个过程可分为若干个阶段。事物的完整过程，若干个阶段，都可以用“时段”来刻划，来限制（度量）。事物的完整过程，就是一个“总时段”；每一阶段就是一个“分时段”。对每一事物，从时间上来反映，既可以反映其完整过程，也可以反映其不同阶段。这便是“时段”作为逻辑思维出发点的哲学依据。
其次，用“时段”来作为逻辑思维出发点，早在亚里士多德以前的麦加拉学派的第奥多鲁就涉及到了。第奥多鲁是这样给“可能”和“必然”下定义的：“是已存在的或将存在的”和“存在是真实的将来也不会假”，“可见第奥多鲁对‘可能’‘必然’的定义是包括了时间因素的。”（注：参见杨百顺《西方逻辑史》第33—34页。）第奥多鲁用了表时间的词“已”、“将”、“将来”即表“时段”的词来给“可能”、“必然”下定义。
再次，从时态逻辑来看。时态逻辑“是以逻辑演算为工具来研究时间上不定的语句之间的逻辑关系，其目的是把时态语句形式化，并把包含这种语句的推理形式化，以便更加精确地把握这种时态语句中的逻辑内容。”（注：参见李树琦等著《现代逻辑学》第28页。）其实，时态逻辑的出发点就是“时段”（“时点”是很短的一段时间，“时段”通常指较长的一段时间。为了方便在此统称为“时段”）。时态命题的真假、时态命题间的推演，都是从“时段”及其关系来思维的。比如，“林华正在读书”，若“正在”这个时段真如此，则该命题为真；“林华正在读书”可推出“林华将读书”，“正在”蕴含“将”。
由此可推断，“时段”可以作为逻辑思维的出发点，可以作为单独概念逻辑限制的依据。
顺便提一下：为什么单独概念的逻辑限制，一直在逻辑学中没有着落呢？虽然时态逻辑以“时段”为出发点和依据，但它只关注时态命题，即从时段上来思考命题间的逻辑关系，并不从时段来思考概念。因此，“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青年时代的鲁迅”等等，时态逻辑并不关心与研究。
这就充分说明，以“时段”作为单独概念逻辑限制的出发点，并不是标新立异，故弄玄虚。既然从“时段”的角度可以对单独概念进行限制，那么对之进行“划分”也就顺理成章了。如，“抗日战争”可划分为“战略防御阶段的抗战”、“战略相持阶段的抗战”和“战略进攻阶段的抗战”。又如，“鲁迅”可划分为幼年的鲁迅、童年的鲁迅、少年的鲁迅、青年的鲁迅、中年的鲁迅、老年的鲁迅。
现在，我们给出两个定义，以便进而给出有关推理式。
总时段判断：主项反映了某一事物的整个时段的性质判断。但有“肯定、否定”之分，如，“鲁迅是浙江绍兴人”与“鲁迅不是浙江绍兴人”。
分时段判断：主项反映某一事物某一时段的性质判断。有“肯定、否定”之分，如，“中年的鲁迅是作家”和“中年的鲁迅不是作家。”
时段判断间的“三段论”式推理，有如下规则：
（1）大前提必为总时段判断；
（2）小前提必为分时段判断；
（3）小前提不能是否定判断；
（4）联结项（相当于“中项”）必为大前提主项和小前提谓项， 旦是同一概念。
于是，有关推理可得到解释。
例一，鲁迅是作家；
童年的鲁迅是鲁迅；
因此，童年的鲁迅是作家。这个推理非常熟悉，用形式逻辑中的“三段论”理论来解释显然牵强附会。它违反了上述第（4）条推理规则。 联结项在大前提中和小前提中，不是同一概念。因为“鲁迅是作家”，“鲁迅”乃指鲁迅成了作家并作为作家的这一时段，不指整个一生；而“童年的鲁迅是鲁迅”，谓项“鲁迅”乃统指一生的鲁迅。可见，两个“鲁迅”概念含义不同，所指不同。当然，这个推理也可以说违反了第（1）条规则， 因为“鲁迅是作家”不是总时段判断。
例二，鲁迅是中国人；
童年的鲁迅是鲁迅；
因此，童年的鲁迅是中国人。
例三，中国革命战争时期是艰苦的；
抗战时期是中国革命战争时期；
因此，抗战时期是艰苦的。例二、例三，是有效的推理，结论可靠。这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用“A[,t]”、“E[,t]”、“I[,t]”、“O[,t]”分别表示总时段肯定判断、总时段否定判断、分时段肯定判断、分时段否定判断，则得到下列直接推理式：
因为“A[,t]”与“E[,t]”、“I[,t]”与“O[,t]”间是矛盾关系。如，“鲁迅是中国人”与“鲁迅不是中国人”（A[,t]、E[,t]），“童年的鲁迅是作家”与“童年的鲁迅不是作家”（I[,t]、O[,t]）。
b）A[,t]→I[,t]；
E[,t]→O[,t]；
（注：这四个式子，由时段的“总分关系”给出。）
例如，“鲁迅是中国人”，推出“童年的鲁迅是中国人”（A[,t]→I[,t]）。又如，“鲁迅不是画家”， 推出“青年的鲁迅不是画家”（A[,t]→I[,t]）。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时段”也可以作为“分类”的依据。因此，对“普通概念”，可以从“时段”角度来考虑“限制”或“划分”。例如，“人”按时段可划分为：猿人、智人、今人；可限制为“今人”或“猿人”、“智人”。由于这种情况表现为概念的“类”的推演，还是属于形式逻辑的东西。
此外，需要注意，单独概念的逻辑限制遵循时间的线性序列，得到的概念必须是含义和所指均有别于被限制概念的含义与所指，即反映某一事物某一时段的情况、指示其某一时段（即以它的某一时段作为所指对象）。比方说，“1996年10月1日的长城”与“1996年10月2日的长城”，尽管用了时间作定语，但并不起逻辑限制作用。因为这两天的“长城”还是一样的。这种情况和“长城”限制为“秦时的长城”是完全不同的。“秦时的长城”较之“长城”，内涵与所指均有别。
收稿日期：1996—1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