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的“第一朋友”——试析古典目的论的自我质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柏拉图论文,目的论论文,古典论文,自我论文,朋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亚里士多德在其《尼格马可伦理学》的开篇表述了一个“目的链”分析，他论证说：我们所有的实践与探究都旨在获得某个好，而每种好之所以好，又是因为有助于获得下一个好；这样，这些“好”就会排成一个“为了→为了→为了”的手段—目的链条，其尽头指向“终极好”(至善)。终极好的价值(好)源于自身(good in itself)，而不再是因为服务于下一个好而好(good for)。接下来，亚里士多德说这样的终极好就是“幸福”(eudaimoniā)。(cf.Aristotle，1094a-1098b5；Kraut， pp.1-18；Wilkes，pp.2-7)这个至善—幸福概念是整个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核心。①这段话的推理干净利落、逻辑严谨，历来令人印象深刻。在现代，对自由主义主流政治思想不满的社群主义和共和主义政治哲学，在重启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智慧时经常诉诸它。事实上，不仅政治哲学家们日益钟情古典幸福论，而且各国政府今天也正在现实政策规划中直接写入“幸福指数”。故而，对幸福或者终极之好概念的深刻理论反思正当其时。
其实，这样的反思在柏拉图那里就已经展开。在讨论“友爱”的《吕西斯》篇中，“苏格拉底”论证说，交友总是为了某种好，与拥有这样的“好”的人交友，又是为了下一个好；如此不断延续，便形成“为了→为了→为了”的链条。最终，这个链条将指向“第一朋友”，这是所有前面的朋友所“为”的真朋友。与此相比，前面的朋友都是“假朋友”。(Plato，Lysis，219d-220b)这段话已经清晰地表达了“目的链”模式，不过它却并不给人以亚里士多德那种建立在严谨推理之上的安全稳妥感；毋宁说，它令人不安：服务于终极之友的获得的各种“友人们”都是工具性的，甚至都不过是“假朋友”——这样的论断似乎背离我们对于友谊的基本信念。不仅如此，柏拉图还宣称，为整个友爱链条提供价值的那个终极性“第一朋友”可能并不是完满之好，而是“中性的”，甚至还可能就是“敌人”。(ibid，220b-222d；cf.Penner & Rowe，pp.133-173)
许多学者认为，柏拉图无论讲什么其实都在讲哲学，“友爱”也不例外。“第一朋友”对应的是柏拉图哲学中的最高价值即至善(终极之好)，这就是“智慧”。“友人”是象征，而非实指。尽管在《吕西斯》的开端“苏格拉底”就宣布：“世人或热切追求权势，或追求财富，或追求骏马，等等，我却一生唯追求友人。”但是学者们认为“朋友”在柏拉图体系中当然不是值得终身追求的至善，因为在柏拉图看来，所有个体之人、好人、美人，都无法达到美好之理念那样的“完善之美”；他们只是向美好智慧上升的阶梯，是good for而不是good itself。至善必须“完美”(perfect)和“自足”(sufficient)；而且因此能为整个追求链条注入(提供)价值。
“象征”说当然有道理。不过，表达终极幸福可以使用各种象征。其实更常见的象征是物质财富，因为它可以量化从而最大化。柏拉图也知道它，比如在《理想国》中他将心灵的美好比作“灵魂中的黄金”(Plato，Republic，415a-b)。但是总体而言，柏拉图不用“追求财富”的欲望来比喻哲学和幸福，他喜欢用一个有些奇特的比喻：“追求爱人”(情爱)。《会饮》和《菲德罗》是对爱欲(erōs)与“爱智”的关系的华彩阐述。《吕西斯》貌似讨论“友爱”(philiā)，但是在行文中经常变成对情爱乃至一般欲望的论述，毕竟将“友”释义为“友爱者”、“可爱者”亦即“有价值者”，在希腊语中十分自然。于是，一个神秘高贵和令人心灵悸动的“第一友人”出现在了柏拉图哲学体系中。
那么，柏拉图用爱情比喻或友人比喻表达至善追求，有什么独特目的吗?“友人”只是无足轻重的“升华阶梯”之一，还是通向我们最珍贵(即无法舍弃)的价值的必由之路?本文将论证，尽管柏拉图早已提出古典价值目的论模式，但是，与亚里士多德不同的是，他本着一贯的“苏格拉底风格”对其同时也提出了无情的自我批评和质疑。我们不妨将柏拉图在寻找第一友人中的的各种令人困惑的“奇谈怪论”和“对话失败”看做是在提醒人们，无论是试图“复兴”古典幸福论还是打算以幸福为现实国策的目标，都必须先反思价值目的链的幸福论模式。这个模式初看上去逻辑严密、合情合理，其实可能存在深刻的问题。它与其说能把握完善充沛的价值，不如说有可能导向价值的消减。这首先表现在日常世俗世界所珍视的价值可能走向中性化；其次，理论家们提出的“终极价值”本身甚至也面临中性化的威胁。后者显然更令人不安和引发深思，尤其是现代世界并非自然状态，而是早已被各种理论所浸透。本文讨论的背景意识之一，就是以神经科学为首的生物学自然主义“理论”对人类价值的新理解和“新操作”改造工程。
本文将首先阐述柏拉图的目的链模式，然后分析他从这个模式出发对日常生活和哲学追求中的幸福观的质疑的各种层面。
一、目的链：价值的双向原因
人是一种“欲望性的存在”或“走出自身”的追求性存在，这种说法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样的存在者算何种存在?甚而算是存在吗?还有，欲望与真善美等价值有何关系?或是否一定要有关系?人类行动一定旨在追求“好”吗?在解释人类本体论的各种理论中，自然主义一直绵延不绝，今日更是伴随着生物学尤其是神经科学的技术突破而来势汹汹(想想神经伦理学、神经法学、神经经济学等的迅猛发展)。这样的还原论主张人类欲求和行动大部分不是目的论式的、有意识的、为价值所引导的、走向未来式的，而是无意识的、生理性的、因果决定的。
柏拉图的友爱“目的链”是怎么描述人类欲求的呢?②它的特点是双重性。《吕西斯》把行动的原因分析为两个方面的：“由于x(dia ti)”和“为了y(heneka tou)”，即：
由于对“坏”(敌)的出现的警惕，为了追求“好”，以便消除敌人的威胁。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某人由于疾病的威胁，为了健康的缘故，去追寻与医生交友。(Plato，Lysis，215c-216a)如果我们将柏拉图的目的链和亚里士多德的目的链进行比较，就不难发现前者多了一个“由于x”。这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添加，这意味着柏拉图在描述人类行为时，除了看到它的有意识的、理性的目的论“前瞻”特征，也看到了它的非理性的、无意识的、因果式的“后驱”性。当然，柏拉图在提出这个模式时，未必“前瞻”到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他可能首先是向后想到自己的老师苏格拉底。众所周知，苏格拉底思想的特点是强一元论理性主义：一切欲望激情都被清晰的价值观知识性地支配着。相反，柏拉图自己的心理学是三项式的，即理性—激情—欲望之“心理三分法”。(cf.ibid,Republic,440e-442a)欲望乃是没有道理可讲的、低于理性的本能驱动(ibid，253c-254e)，这似乎被视为柏拉图的独创，甚至被看作是区分他和苏格拉底的唯一标杆。(cf.Penner& Rowe，p.95)柏拉图在《菲丽布》中对欲望的匮乏—补缺模式的描述，在《会饮》中对圆球人爱欲的描述，以及在《吕西斯》中对欲望追求“属己者”的描述，都体现了“没有善恶道理可讲”的纯粹欲望层面。(cf.Plato，Symposium，189c-193d；Lysis，221d-222a)
欲望的本质是自我在面对敌人的毁灭威胁时努力恢复自己，所以，“由于x(dia ti)”方面的原因表达的是较为接近必然性的那种原因，严格说来甚至不需要意识的参与就可以发挥作用。这与当代神经价值论不谋而合。(参见斯瓦伯，第279-290页)柏拉图在《菲丽布》中指出，许多与肉身层面相关的匮乏与补充的生理性活动并不进入意识，从而既不引发痛苦，也不引发快乐，悄无声息地就完成了“自我存在的丧失和恢复”。这样的活动当然不是在“追求好”之目的。(cf.Plato，Philebus，43c-44a)其实，不仅是生理活动，我们日常生活领域中的大多数行动都是被动地听从习惯而行的众人状态，并不思考好与不好，并不作决断。
当然，那么，柏拉图没有完全放弃苏格拉底的“理性主义一元论”：这种不仅在哲学理论上新奇和明晰，而且在品格上有某种强悍和高贵的学说，势必曾经深深感动过青年柏拉图。这种一元论认为，人的任何行为都是在有意识地追求对自己的好，邪恶仅仅是因为无知；不断增值的客观之好对我们发出强烈的行动召唤。于是，人类行动体系结合了理性与无理性两个方面，呈现为“由于x，为了 y”的格局。这两个方向上的原因都能形成链条：一个方向推到极端是至恶(最大敌人)，另一个方向推到顶点是至善(第一友人)。
问题是，这个体系能为人生提供足够的价值支持吗?要注意，这个模式建立在世界的原本价值中性上。在柏拉图看来，存在者本来是中性的，即不好不坏的，但是由于“坏”的出现，威胁到中性状态的继续存在，便意识到那些能帮助消除“坏”的事物是“好”，于是追求之。这一追求的目的是消除坏，重新回到中性，即：
中性者(不好不坏者)，由于“坏”的出现，寻找与“好”为友，最终又回到中性态。
这个模式是柏拉图对人类价值欲求的基本描述。那么，柏拉图会如何在这种“中性”视域中理解“至善”呢?首先，他是如何理解日常世界中的至善的?
二、“最高之好”的中性化
“目的链”依靠最后一端即“至善”提供整个链条的价值的保障。那么，至善是什么?“至善”顾名思义是最高之好。那么，何为最高之好?
柏拉图在《理想国》的哲学高潮部分提出了“至善”的概念。然而，他除了用“太阳喻”对其稍加提示之外，基本上沉默不语。(cf.Plato，Republic，505a-511e)这引发了后世许多猜测。在另一篇重新让“苏格拉底”主导对话的“晚期对话录”《菲丽布》中，柏拉图又重提这个话题，以知识与快乐打擂台的形式专门讨论何为“最好”。许多人又希望从中看出端倪。(参见张波波，第256-258页)
这篇对话很复杂。在批评纵欲快乐式至善观的论证进行到关键时，“苏格拉底”提到了某些“哲学盟友”。他们在反对流行的错误价值观上义愤填膺，其情可嘉。他们同意终极之好是快乐，但是宣称快乐不过就是痛苦的去除，此外无它。(Plato，Philebus，44d-e)换句话说，人类能追求的最高之“好”是一种中性平和状态。
柏拉图并不完全同意这些哲人。但是，既然他们是“盟友”，就意味着他们与柏拉图在思想上有共同之处，那就是：这个世界上通常被认为是终极之好的最高价值其实没什么价值，可以说大多是价值中性的。柏拉图也用他的目的链模型对日常人们重视的幸福进行“中性化”消解：首先，日常“至善”大多都是靠“危机时刻”(即受到“敌人”威胁)才会被看重——成为“首要之好”，否则便会退入中性背景之中。比如通常家长会因为小孩弄坏了家具打骂他，似乎子女还不如物件有价值。但是一旦子女身患重病，则父母会猛然重视之，为了救其生命不惜一切。(ibid，Lysis，216c)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及了一个后来成为现代政治哲学基础的心理事实：人对坏事的痛感比对好事的快感体验得要深。(ibid，Republic，358e)现代经济学家也启用最新学理比如“边际效用递减律”或是“大脑注意力也是被争夺的稀缺资源”来支持这一信念。如果失去了至恶的威胁，则至善立即丧失光环。在《高尔吉亚》中，柏拉图指出，一个刚刚指挥船只渡过险滩的船长并不会在惊魂未定的乘客面前炫耀，因为他知道活命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大事。(ibid，Gorgias，511d-513c)危机过后，“活着”就进入中性状态。
其次，许多“友人”的“可爱性”甚至还要更低，只是因为能充当手段而获得价值。《吕西斯》所举的例子是：为了治病，治病的药、甚至装药的杯子都会连带被突然看重。柏拉图认为，人类平常狂热追求的许多东西，尤其是金钱财产，都属于这类本来是中性的东西。柏拉图在批评日常之善时，不仅使用“中性”之贬低语，而且经常直接斥之为“假”。柏拉图在《菲丽布》中讨论各种“假快乐”(ibid，Philebus，36c-50e)，在《吕西斯》中他又论证说大多数友人都不过是“假朋友”。在柏拉图的思想体系中，“假”通常意味着“欺骗”：那些假货曾经骗去了我们的挚爱。(ibid，Lysis，216c-221d)
最后，日常至善的“中性”本质究其根源而言，在于它的本位是“自己”。不少人说友人是另外一个我，似乎交友的目的最终还是为了在他者身上找回自己。当然，这种“自己”可以是我的家庭、部落、宗族，总之，现代生物学所说的遗传基因、自我复制、种类生存延续的单位。在《吕西斯》接近尾声时“苏格拉底”问道：第一友人是否是“属己者”(oikeios)?最终答案是否定的。(ibid，221d-222b)以“自己”为“可爱者”的最终依据，本质上否认了超越性价值或客观价值，是在主张某种主观价值论。但是，凡是自己的就是最珍贵的吗?在一个只有同而没有异的世界中，还有热切追求吗?
三、哲人的至善—幸福是否避开了中性化?
从目的链的角度看，大众幸福观的错误可能来自对客观大序目的链的错误对待，把链条中间的环节当作终端(至善)。动态地看，我们可以把价值目的链划分为“追求幸福”与“幸福”两大阶段，具体又可以展开为四个阶段，即：
这个划分应当不是任意的：这样的四阶段论符合目的链特有的“中性——较好——更好——最好”的“增值性”和“质变性”特点，而且与《理想国》中的“线段比喻”、《会饮》中的“爱的升华阶梯”比喻等等都相互吻合，所以应当有助于分析柏拉图的思想。(cf.Plato,Republic,509d-511e； Symposium，198d-212)
阶段A非常繁复：它既可以包括物质条件的生产和正义分配，也可以包括德性教化甚至数学学习等等，甚至可以包括对友爱和情爱的追求。如果说亚里士多德和色诺芬对美好生活的物质条件方面给予了一定的重视，柏拉图对这些方面却不太关注，他更重视爱欲和情爱。③他笔下的“苏格拉底”总是在追随着美少年。可以看到，A阶段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它很容易从“准备性阶段”异化为独立的、甚至主要的阶段，被视为幸福本身。许多人、许多国家的幸福追求，其实都是物质的极大丰富、人的更长寿命甚至更多的“猎艳”成功等等。古典目的链思维将日常至善(最高之好)加以中性化，正是为了抗衡这一错误幸福观，指出它们并非“最可爱的”，不是第一友人。这是上一节中我们所描述的柏拉图的工作的宗旨。
接下来的问题是，哲人提出的“正确至善”是什么?它能真正提供超级充沛圆满之好吗?
其实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更深刻的争议毋宁说刚刚开始。一般说来，在上述的ABCD目的链上，哲人可选择的至善要么是B，要么是C。哲学的情人或第一友人是“智慧”，这是哲学被称为“爱智”所显示的。但是爱智的最高成就应该就是智慧的达到——阶段C。柏拉图确实多次描述最高幸福为直接凝视理念的狂喜状态。
但是，“苏格拉底”在《吕西斯》中却有一句话：“有智慧者就不爱智慧了”(ibid,Lysis,218a)。这话令人心惊，但是由“苏格拉底”之口说出却是自然的。苏格拉底终生宣称自己没有智慧，而他亦以追求智慧的过程为最大幸福。他的感人热切与孜孜以求都只有在这种“爱欲”之中才能得到理解。于是，对“苏格拉底”而言，不是阶段C而是阶段B才是幸福。这一结论还可以得到进一步分析的支持：事实上，智慧获得之后，那种疯狂的爱欲就有可能得到极大的缓解，强烈的“爱情”会转化为平和的“友情”。
然而，这岂不意味着哲学的“最高之好”会重新走向“中性”?哲学在达到幸福的炫目顶峰时就走向死亡?许多人都感到难以接受这样的悖论。著名德国古典学者阿纳姆(H.von Arnim)就论证说柏拉图不会这么荒谬：获得幸福之后就不再珍惜，那太荒谬了。柏拉图一定认为存在更为高级的爱，那正是友谊这种“无欲之爱”。所以，《吕西斯》(而非《会饮》等“爱欲对话录”)才是柏拉图终极奥秘之所在。(cf.Bolotin，pp.201-202)也有学者看到，“哲学”一词的本意是“爱智”(philosophia)，其中的前缀“爱”乃是友爱(philos)而不是情爱(erōs)，这应当不是偶然的，这说明了柏拉图更看重“友爱”。(Hyland，p.41)但是，更多的学者认为我们还是应该从柏拉图自己的文本出发。柏拉图笔下明明白白推理说，追求智慧—知识同样也是因为“敌人”即“无知”的痛切威胁而引发的，故而匮乏之人才会深感知识之美好。就本体论而言，唯有“人”这种不自足之存在才有爱欲，神那样的完满自足之存在根本就不会有爱欲。(cf.Bolotin，p.195)④
这是不是意味着：哲人的最高存在状态也是中性的?事实上，在《高尔吉亚》和《菲丽布》中柏拉图都赞许地提到“不苦不乐”的“第三种生活”。(cf.Plato，Lysis，218a)此处的问题是：主张“中性”至善观的，本来是那些研究自然哲学的“盟友”。他们的宗旨可以视为是在倡导一种减法治疗哲学。这样的哲学认为，领悟了一切追求的终点不过是不好不坏的中性状态，就能进入心灵的宁静(“静态快乐”)。这当然是一种还原论。从目的链的角度看，还原论其实是一种“反向目的论”：一切高级价值都必须落足于“为了”低级价值服务。许多人痴迷于情爱中，但是其“本质”还不是为了生育?不值得如此痴迷和苦苦追求。(参见卢克莱修，第186-193页)但作为一种“加法治疗哲学”，柏拉图批评“盟友”错了，不应该为了反驳错误的价值观如快乐主义就走向世界无意义化和中性化。⑤人类的欲望尤其是“爱欲”蕴含着更高的追求，譬如对知识、正义等各种美德本身的追求；在《会饮》中，苏格拉底在解释了欲望的本性、目的及其特有的活动(Plato，symposium，203b-206b)之后，论证这种活动最核心的体现就是哲学(ibid，210a-212e)。最高级的“爱欲”(erōs)是对美本身(即美的抽象且完美的理念)的凝视与沉思；而幸福就在于与这种理念合为一体。
然而，我们的分析表明，柏拉图的许多论述似乎提示说：在达到“与理念合一”的幸福之后，爱欲特有的那种神圣的疯癫就不再存在，“爱智”的生活激情彻底消亡。柏拉图的高级至善论本来是为了反中性的，怎么自身也落入了中性化?这难道是所有哲人幸福论的必然宿命吗?
四、历史的终结：无敌新世界?
哲人思辨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并不仅仅只是思辨，而是同时提示着现实中的真实问题。在今天，讨论终极幸福的特质有其特别的急迫性，因为历史据说正在走向终结，即不仅各国政府都不甘于停留在“正义分配”而走向“幸福规划”，而且最新神经科学技术的急速发展告诉人们：幸福(效用)最大化终于可以彻底实现了，原来只是乌托邦想象的遥远终极目的突然就在眼前。那么，它可爱吗?它是谁?人类必须追问上文提出的“ABCD目的链”中的“阶段D”了。
说到历史的终结，人们会想到福山所说的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现代性的基本精神是一种人道主义，亦即为了增进人类的快乐度，不断消灭各种“敌人”——匮乏、专制、痛苦。制度创新确乎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是，现代科技的反常高速发展所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才会彻底改变人类的本体存在方式，从根本之处消灭敌人。在此，只要举两个典型的例子——基因技术的“造出完美人”和神经经济学的“刺激下丘脑以提供无害快乐(幸福)”(参见黄有光，第108-111页；桑德尔，第95页)，读者就不难明白了。
作为历史之终结的“完满至善”，在黑格尔那里意味着一切斗争的结束，而这又意味着一切敌人的消失。本来，这正是柏拉图目的链顶端的特点。所谓“第一朋友”代表的就是这种没有敌人、不需依靠敌人的威胁而具备自身价值的终极“好”。理念论的“x自身”、“纯粹x”等等表述方式，表明柏拉图认为真理乃是这种并非依靠其他事物、尤其是相反事物的比衬而“自身就是x”的真实本质。⑥
然而，这样的“无敌世界”是不是真的是“无可匹敌”的幸福世界?即便是自由主义哲学家，只要有一定的深刻性，都会对此提出认真的反思和忧虑，而不像以神经伦理学为代表的新自然主义那么天真乐观。当一切敌人都消失之后，人们怎样生活呢?在哲学史上，乌托邦思想家大多认为这样的状态将是“游戏”状态，因为游戏可以提供超越生活实际需要之必然性逼迫的、完全自发而正面的快乐。友谊作为终极好，往往体现为游戏，其特征是完全超越实际功利目的的“共同生活”。在《吕西斯》中，游戏是一个主导性的重要意象：开场就是儿童游戏(儿童的最大幸福是玩)和成人游戏(从猎艳到征战，从竞技体育到法庭辩论都是成人游戏)，此后是哲学游戏(智术辩驳被许多人视为是在游戏)，对“友爱”的讨论代表着理论性的“自由生活”。然而，“游戏”是否能充当历史终结之最高理想?它具备充沛的“正价值”吗?坚决维护自由主义和市场体制的高蒂耶在其《契约道德》的最后一章讨论“最高幸福”时追问：到了没有任何匮乏和敌意的时代，人们是否会更加幸福?在这样的时代，人们还需要活动吗?或许他们可以从事“游戏”，即并没有真正敌人的模拟战争，没有真正困难需要克服的模拟奋斗。这当然有许多优越性，比如不会发生惨重的死亡。但是，“美学游戏”毕竟缺乏生活的严肃性，而缺乏严肃性就缺乏真实存在。永远生活在模拟人生之中，难道真的是最高幸福? (cf Gauthier，pp.15-26)反对自由主义的施密特的担忧是：失去了敌人也就失去了真正的政治。(参见刘小枫，第376页)而站在自由主义一面的福山在描述历史终结时，也提到一个令人不安的词——“最后之人”：最后之人(“末人”)的特点是失去了血性(thumos，激情)，因为他已经不再有敌人，于是人类进入普遍平庸。(参见福山，第371页)然而这就是最高幸福吗?这岂不正是“价值中性”?
综上所述，对目的链和终极至善的思考追问，是在问一个本体论上完全不同的世界。可以想见会有人摇头不以为然：你这是在问不可能知道的事情。谁知道那终极幸福是什么?过日子还不是走一段是一段?⑦柏拉图好像听到了这一反诘，他让“苏格拉底”说：这样的想象有什么意义呢?毕竟谁也不可能对其有“经验”。(cf.Plato，Lysis，222a-d；Penner & Rowe，pp.160-173)然而，《吕西斯》的整个结构都显示，柏拉图这样的“理性主义者”不会同意“走一段是一段”的态度，他们要追问理由和原因。事实上，“幸福”在今日突然成了一个公共热点话题，新自然主义者们津津乐道如何通过技术实现快乐最大化；这一切或许不应视为肤浅的乐观，而是在深刻标示人类正面临真正的“危机时刻”：原有的人类存在论状态及其价值观或许应当被彻底改掉。柏拉图逼迫所有人反省：你真的理解“幸福”吗?你是否敢于沿着目的链思考?你所珍重的会不会其实不是幸福，而只是对幸福的准备性追求而已——用前面提出的公式表述即：只是阶段A，而不是阶段B和C?对阶段A的过分看重，会不会是一种异化?这种异化将幸福现成化，从而失去其独特的“美”。事实上，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如果从不追问超出日常边界的东西，怎么能说是“美丽的”?
柏拉图之所以喜欢用爱情、友爱而非财富来象征至善，可能正是在防止人们将幸福现成化，包括理论家的现成化。神经科学为代表的自然主义自信满满地认为“知识”将彻底把握人的本质和价值的本质。然而，可以“把握”的都是第三人称的、物化的东西。人如果物化、工具化，就是假友人、假人(zombie)；而真正的友人正如美一样，是不能被物化“把握”的，“她”总是从概念的捕捞网中飘逸滑走。现成化的根本原因可能就在于自我本位的价值论。如果只从个人看，则智慧的赢得也可能无法逃脱边际效益递减的铁律。但是如果走出自我的简单利益考虑，比如获取知识以便自我炫耀，则智慧就具有独立价值，不会“价值递减”成“中性”。这可能是柏拉图用“友人”象征至善的一个初衷。对于第一友人，应有的态度不是粗暴愚昧地去“揭穿”和“把握”(更不要说“自行研制”)，而是心怀敬意地承认其高贵的奥秘性和异在性，承认我们永远处在阶段B。
进而言之，“友人”可能不仅是象征，而是实指。不错，在柏拉图的“终极至善”中，首先的要素是“智慧”；但是，就没有人、友人的任何位置吗?人、爱人，以及对爱人的追求，难道仅仅是工具性的，而非同时也是终极性的?真实的友爱难道仅仅只有辅助智慧的追求的价值，其自身只是“假友”吗?在一个物质极大丰富、脑科学技术又能提供孤独的缸中脑之极大快乐的时代，对真实的“他人”的挚爱是否依然为我们珍惜，是检验人类幸福观的一个终极方式?“苏格拉底”在《吕西斯》开头不久就宣称他认为友爱是最高幸福：别人终生追求财富、权力、宠物什么的，“我则一生以追求朋友为唯一目标”；但是他接下去立即说：“……我却从未追到过朋友”。(cf.Plato，Lysis，211e)这话是什么意思?如果在追求朋友中总是盯着超个体的、关于朋友的“知识”，能追到朋友吗?个体及其生活确实脆弱如逝川：友人是会死的，而且可能背叛，故执著于友人者必受伤。(cf.Nussbaum， pp.179-183)但是因此就应当仅仅重视关于友爱的永恒知识而不重视具体的友爱吗?柏拉图有时说具体的友人经常与危机时刻有关，故而价值不高。但是“危机时刻”正是揭示了人的独特必死性(mortality)特征，即唯有人才会死，唯有人才是一次性存在；神则“永恒”，而自然“永生”。⑧生物学尤其神经科学许诺改变人的存在论状态，面对这一情况，每个人都必须思考自己究竟珍视什么。或许，个人存在于其中的生活世界未必只是世俗的、“中性的”，它可以在新的爱欲普照之下具有超越性的、充沛的美。需要深入思考的是，如果柏拉图推崇共相知识为第一友人，为什么他的友爱本质论的知识研究一定要借助于一群会为爱而疯癫、会脸红、会犯错的个体友人们(包括苏格拉底)在一个新建的体校度过的那个偶然相聚的春风如醉的下午?
随着夜幕降临，随着奴隶家庭教师来吆喝打断，这次友爱讨论以失败告终。“苏格拉底”临告别时对美少年吕西斯说：我们从此要成为城邦里的笑柄了——我们成了朋友，但是却不知道什么是朋友。看来，柏拉图对话录的结构，尤其是“最后失败”和不提供现成答案，都是在有意激发“友爱者”们自己思考。
注释：
①关于eudaimoniā在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含义及其作用，参看阿克里(J.L Ackrill)以及麦克道尔(J.McDowell)等人的论述。(Ackrill；McDowell)
②友爱(philiā)这个词在希腊文中的含义十分丰富，不仅包括朋友之间的友谊，还有一般意义上的爱、情感、忠诚以及相互之间的义务等多层含义。在《吕西斯》中，苏格拉底经常把“友爱”同需要、匮乏、欲求(epithūmiā)联系在一起。许多诠释家认为《吕西斯》中的“友谊”就是爱欲或者欲望，这是波伦茨(M.Pohlenz)，本内尔 & 罗(T.Penner & C.Rowe)以及鲍洛金(D.Bolotin)等重要学者的立场；不过阿纳姆(H.von Arnim)对此不同意。关于柏拉图欲望理论的总体概述，cf.Kahn，p.41，pp.77-103。
③钱财类“财富”是日常幸福观的主要要素。柏拉图为了讨论幸福，曾用不同的对话录分别分析幸福的各种可能要素，如知识、快乐、爱欲、友谊、德性、权力等等，但是却没有一部专门讨论财富—钱财的对话录(色诺芬和亚里士多德都有专著讨论经济学)。柏拉图“杂篇”中的《厄律克西雅斯》似乎可以视为填补了这个空白。该篇指出，货币并没有内在价值，只是习俗的规定，功能在于服务于真好的获得。所以它本质上不是财富，而是中性的外在手段。(Piato，Eryxias，404a-b)
④《吕西斯》是否认为“爱智”会终结于“智慧的拥有”?学者们对此争论历来十分激烈。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可能是德国著名学者波伦茨(M.Pohlenz)与阿纳姆(H.von Arnim)之间长期反复的论战，它不断被学术界重提。鲍洛金(D.Bolotin)在其《吕西斯》新译新解读本《柏拉图论友爱的对话》中，专门写了一篇综述其经过和要旨的文章作为附录。(Bolotin)
⑤柏拉图认为，即便快乐就是免于痛苦，那也是一种虚假快乐。(cf.Plato，Philebus，44a-e；Frede，pp.XLV-LⅢ；张波波，第378-380页)
⑥由此可以解释，柏拉图为什么总是喜欢说“真正的好”必须是“纯粹的”而非“混杂”的。《菲丽布》开始时还说幸福应该是一种“混合的生活”，但其最终的价值排名等级却是：“量度”摘得桂冠，“有度与美”位居第二；理智和智思归于第三，而灵魂自身的所有物排在第四；此后是排在第五的“纯乐”(Plato， Philebus，59a-67b)，混合体之健康快乐却完全不见踪影。由此看来，柏拉图还是坚持最好的东西必须是最纯净的。(参见张波波，第454-461页)
⑦“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而止，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庄子·逍遥游》)眼下这些好东西都享受不过来，去管那些玄虚的东西干什么?
⑧唯有人才会生与死，这是“人的条件”之一。(cf.Arendt，p.9)有关理论知识的中性化特质，参看伯纳德特的论述。(Benarde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