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谦益柳如是丛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柳如是论文,钱谦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2;K2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2)05-0013-06
学界对清代诗歌的研究较为薄弱，但由于种种原因，钱谦益和柳如是在近年却俨然成了学术界探讨的热门对象。尽管如此，许多具体问题也还没有得到解决，甚至还在不断产生。本文就平日读书所得，将有关的几点认识阐述于次。
一、钱谦益《牧斋集》版本
钱谦益生当明末清初。他一生所作的绝大多数诗文，即以明清易代为界，分别编为《牧斋初学集》和《牧斋有学集》。本师钱仲联先生曾以宣统二年庚戌(1910)邃汉斋排印本为底本，同时参以其他多种重要刻本，对此二集进行标校整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分别于1985年9月、1996年9月正式出版，收入该社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中。这是迄今为止此二集最好的本子。
在标校本问世之前，此二集最为通行的是民国年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的《四部丛刊》本。其中《牧斋有学集》这一种，《四部丛刊》先后有过初次印本与二次印本；通常所说的《四部丛刊》本，即指后者而言。它以康熙三年甲辰(1664)邹镃的50卷初刻本为底本，同时校以康熙二十四年乙丑(1685)金匮山房的51卷重定本，将重定本多出的作品单独辑为《牧斋有学集补》1卷，另附全书《校勘记》1卷，“俾读者兼收两本之长”。因此，《牧斋有学集》这个二次印本，从理论上来说，其版本价值应该是比较高的。
但是，笔者早年阅读该本《牧斋有学集》，却发现其校勘相当粗糙。即以《牧斋有学集补》而论，其中颇有一些作品事实上已经见于初刻本，只不过标题、位置偶尔不同罢了。例如《为瞿稼轩集赙疏》，说是辑自重定本卷四一，而其实已见初刻本卷一五，标题作《瞿留守赙引》；又如《书柳敬亭册子》，说是辑自重定本卷五一，而其实已见初刻本卷四一，标题作《为柳敬亭募葬地疏》。由此推想，该本所做的校勘工作，的确是十分令人怀疑的。后来此集标校本的《出版说明》，曾指出《四部丛刊》“这一版本，是极坏之本”，虽然着眼点不尽相同，但结论却不无共通之处。
然而，近见诚成企业集团（中国）有限公司组织编纂、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12月出版的一套大型丛书《传世藏书》，该书曾将钱谦益上述二集以及《投笔集》合为一编，总称《牧斋集》；而其中《牧斋有学集》这一种，则正是取《四部丛刊》二次印本为底本的。浏览之后，发现上面所说《牧斋有学集补》与初刻本作品重出的现象依然存在，丝毫未见处理；有关校勘记，也都是现成抄录该《四部丛刊》本。而尤其令人遗憾的，是此本旧错未除，新误却又大量产生。例如卷首《提要》，“邹氏”误作“邹代”；总目则如卷二小集名《秋槐诗支集》，误作《秋槐诗文集》；上及卷四一细目《为柳敬亭募葬地疏》，误作《为柳敬亭募葬疏》，似此之类，触目皆是，不堪卒读。本来按照正常的规律，古籍整理应该是后出转精，却没想到事实竟会如此。即如《牧斋有学集补》作品重出问题，如果说《四部丛刊》本因系影印，校勘者对有关作品印象不深，难以发现，这还情有可原，那么，现在这个《牧斋集》都有新式标点，整理者在两次点到同一篇作品时总应该有所感觉才是，难道是因为这个《牧斋集》共有四位整理者，有关重出之作恰巧都出自两人之手？即便如此，四位整理者中，至少也应该有一个人统稿把关才是。笔者之所以将“钱谦益《牧斋集》版本”专门写为一则，主要正是有感于这一叫做“传世藏书”的本子，以期引起读者的注意。
附带关于《四部丛刊》初次印本《牧斋有学集》的底本，由于二次印本行世之后初次印本随之湮没，流传不多，所以世人往往不甚了了。今检二次印本姜殿扬跋语，其中有一段文字可以提供了解的线索[1]：
书重初刻，犹之狱贵初情……此《四部丛刊》所以有取乎初刻五十卷本也。原有抄配五卷（卷二十七至三十一），不若刻本之可信，初印因以金匮本代之。自视欿然，终思一睹真面。张菊生先生频年搜访，昨冬始于东京静嘉爵邸见之，手校所易五卷异同以归。归过吴门，复从潘君博山所获睹其书，乃滂熹斋世守之秘也，因请借印，属余互勘，补完前阙。今重印观成，获弥此憾，可谓历尽求书之甘苦已。
从文中“原有抄配五卷……初印因以金匮本代之”、“手校所易五卷异同以归”、“补完前阙”、“获弥此憾”诸语推测，初次印本应该是总体上以初刻本为底本，而其中“卷二十七至三十一”这“原有抄配五卷”则暂时“以金匮本代之”。如此看来，《中国丛书综录》著录这个初次印本《牧斋有学集》，其总卷数“五十卷”与初刻本相吻合，但底本称“金匮山房本”，则恐怕并不可信。而今人李灵年、杨忠两位先生主编的《清人别集总目》，在著录《牧斋有学集》的时候将这个《四部丛刊》初次印本与初刻本列为同一个版本系统，尽管没有具体注明其中的五卷交叉情况，但总体上还是符合客观事实的。
二、钱谦益《牧斋有学集》诗歌编年
钱谦益的《牧斋有学集》是他入清以后所作的诗文集。该集前面的13卷为诗歌，卷次都与小集相对应，各小集按照不同的写作时期划分，写作时期则在卷首总目中予以注明，因此，总体编年看起来相当严格。但事实上，总目所注的某些写作时期，与相关小集所收作品的实际情况并不完全相符，现略举数例于下。
该集卷四《绛云余烬集》，据总目称“起辛卯，尽一年”，也就是所收为顺治八年“辛卯”(1651)这一年内的诗歌。但其中如第四题《读梅村宫詹艳诗有感，书后四首》，小序末尾明确说：“时岁在庚寅玄冥之小春十五日”。由此可知，此题实为顺治七年“庚寅”(1650)十月（“玄冥”、“小春”均指农历十月）所作，应当属于上一卷《夏五诗集》的编年范围（“起庚寅五月，尽一年”）。今人冯其庸、叶君远两位先生所著的《吴梅村年谱》，将此题及相关事迹编入“顺治七年庚寅”(1650)条，这个处理即十分准确，并且正好还可以提供史实方面的根据。
又，该集卷六《秋槐诗别集》，据总目称“起乙未冬，尽丙申春”，也就是所收为顺治十二年“乙未”(1655)“冬”至十三年“丙申”(1656)“春”这一段时期内的诗歌。但其中《丙申元日》之后，如倒数第四题《七月朔日，含光法师驻锡红豆村，谈玄累日，石师潘老赋听法诗，拈华严玄谈四字为韵，如次奉和》凡四首，标题就明确提及“七月朔日”，可知本小集作品的时间下限至少已到顺治十三年“丙申”(1656)之“秋”。同时，下一卷《高会堂诗集》，其所注“起丙申，尽一年”云云，“丙申”之后不加季节，这显然也没有处理好与《秋槐诗别集》的准确衔接。
又，该集卷一一《红豆诗三集》，据总目称“起庚子年，尽辛丑年”，也就是所收为顺治十七年“庚子”(1660)和十八年“辛丑”(1661)这两年的诗歌。但本小集第一题，即为《辛丑二月四日宿述古堂，张灯夜饮，酒罢有作》凡四首，可知事实上全是顺治十八年“辛丑”(1661)的作品。而上一卷《红豆诗二集》，据总目只收顺治十六年“己亥”(1659)这一年的诗歌（“起己亥，尽一年”），这样就等于顺治十七年“庚子”(1660)的诗歌全无下落；然而该小集如第十题《戏咏雪月故事，短歌十四首》，小序署款为“庚子中秋十三夜书”，可知其实际上正作于顺治十七年“庚子”(1660)。综合这两卷来看，总目所注的相关写作时期显然都是不可信的。
最后是该集卷一三《东涧诗集》下，据总目称“起癸卯，尽一年”，也就是钱谦益的诗歌创作终于康熙二年“癸卯”(1663)。但最末一题《病榻消寒杂咏四十六首》，其小序写于该年的“腊月廿八日”，而诗歌最末第四十五、四十六这两首却注明为次年康熙三年甲辰(1664)的“元旦”所作，这才是钱谦益的“绝笔”。因此，严格说来，本小集以及整个《牧斋有学集》，其所收诗歌实际上已到康熙三年甲辰(1664)，也就是钱谦益谢世的这一年。
《牧斋有学集》各诗歌小集，它们的名称既出现在卷首的总目中，又出现在诗歌的正文中，但在文字上却颇多出入。由此推想，卷首总目的各小集名称，连同相关的写作时期，很可能都是他人在刻集时予以添加的。这样，有关内容出现错误或矛盾，应该也就不难理解了。只是我们在阅读、整理特别是使用该集的时候，对这种现象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三、钱谦益《方生行，送方尔止还金陵》系年
钱谦益《牧斋有学集》中的诗歌，不但其卷首总目所标注的写作时期往往与相关小集所收作品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而且有些作品本身的系年就是不准确的。这最便捷的当然是根据作品内部有关的时间记载，但除此之外，更多的作品却只能从它所反映的内容或者通过其他相关的渠道予以考察，才能够判断它的系年是否可信。例如该集卷一二《东涧诗集》上，所收作品据卷首总目称“起壬寅，尽一年”，也就是全为康熙元年“壬寅”(1662)所作；但其中倒数第九题《方生行，送方尔止还金陵》，却恐怕作于此后的康熙二年癸卯(1663)，兹考订于次。
该诗标题所说的“方生”“方尔止”，即著名遗民诗人方文（字尔止），安徽桐城人，寓居江苏南京（旧称金陵）。其诗集《嵞山集》全部作品都先分体，然后再编年。此次方文从南京往常熟访问钱谦益，曾写下一系列相关作品收入《嵞山集·再续集》；从这些作品中，可以考知常熟之行的具体时间。
一是《嵞山集·再续集》卷二“七言古体”《喜孙豹人见访，予为稍迟虞山之行，因作歌》，诗云[2](pp.933-934)：
三月八日天气晴，方子将作虞山行。
虞山老人八十二，邮书期晤情非轻。
…… ……
故人孙老广陵来，知我欲行船未开。
黄昏策蹇入城市，驰书告我且徘徊。
…… ……
信信宿宿为君留，十五始上江口舟。
“虞山”在常熟县治，即借称常熟，“虞山老人”为钱谦益别号。钱谦益卒于康熙三年甲辰(1664)，享年八十三；其“八十二”岁时，正是康熙二年癸卯(1663)。这年三月十五，方文始从南京出发。
二是同卷同体此诗后面第三题，即为《常熟访钱牧斋先生》，有云[2](pp.936-937)：
去年九日期相访，作客山东绊尘网。
今年仲夏身萧闲，始到琴川击双桨。
据同卷同体此前康熙元年壬寅(1662)作《李溉林参知九日招饮，谢之》所云“今年九日济南郡”，可以推知此诗所谓“今年仲夏身萧闲”云云，是指康熙二年癸卯(1663)的五月，方文这个时候才到达常熟（“琴川”亦在常熟县治），见到钱谦益（号牧斋）。
三是《嵞山集·再续集》卷五“七言绝句”《红豆诗》八首，小序曾说[2](p.1139)：
虞山之东三十里有芙蓉庄，乃牧斋先生读书处也。庄前红豆树一株……辛丑三月忽开花。是年九月，为先生八十初度，枝头又结一子，似特为先生寿者，先生暨诸同志各为诗以张之。逾年癸卯，予至虞山，闻其事，亦补八首。
这里，“辛丑”指顺治十八年(1661)，钱谦益“八十”岁；“逾年”为泛指；而“癸卯，予至虞山”，则明确交代此次常熟之行正在康熙二年(1663)。
《嵞山集·再续集》除上述三题以外，卷二“七言古体”《常熟访钱牧斋先生》之后和卷四“七言今体”还分别有《钱牧斋先生招饮荔枝酒，酒后作歌》和《别钱牧斋先生》二题。另外，卷三“五言今体”有《常熟访钱遵王，雨中留饮》（钱遵王名曾，字遵王，钱谦益族孙），卷五“七言绝句”《红豆诗》前二题有《赠钱二郎（牧斋先生之孙也。先生属予字之，字曰“霸先”）》，所有这些诗歌编年都在康熙二年癸卯(1663)，有关内容如“招饮荔枝酒”之类，也都与所说钱谦益该诗的叙述相吻合。
又上及《嵞山集·再续集》卷四“七言今体”《别钱牧斋先生》，编在同卷同体同年所作《休夏》之前，可知方文到常熟后不久也就离开而返回南京，具体时间仍然在康熙二年癸卯(1663)的夏天。考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二二有《送方尔止序》一文，说“尔止……今年癸卯，自金陵过访”；又说自己“家贫不能留千里客，尔止将卒卒别去”，因此写此序赠之。这一方面证实了方文“自金陵过访”的确在康熙二年“癸卯”(1663)，另一方面也证实了方文离开常熟“还金陵”的时间，的确也就在“过访”之后不久，而这也正是钱谦益写作《方生行，送方尔止还金陵》诗的确切时间——盖赠序与赠诗，两者为同时所作，有关内容同样相吻合。
由此可见，钱谦益该诗在《牧斋有学集》中的编年，显然应当比原来推后一年，置于卷一三《东涧诗集》下（“起癸卯，尽一年”）。从这个例子类推，钱谦益整个《牧斋有学集》诗歌编年中的舛误，肯定还不在少数，只不过我们不可能都像这样一一予以考察订正而已。而类似这样的现象，在钱谦益以外的其他诸多诗人别集中，实际上同样也是大量存在的。
附带关于邓之诚先生《清诗纪事初编》卷一方文小传，其中曾提到“钱谦益为序其集”；而事实上，钱谦益并没有为方文的诗集写序，有的就是上面所说的那篇《送方尔止序》（另有尺牍《与方尔止》两篇）。考《嵞山集·再续集》卷三“五言今体”康熙三年甲辰(1664)所作《岁暮哭友》五首之一《钱牧斋宗伯》[3](p.1008)云：
八十三龄叟，何劳泪满襟。
独怜投分晚，颇觉受知深。
笔札犹盈笥，声诗最赏音。
许为吾集序，酝酿转浮沉。
末尾自注说：“先生云：‘应酬之文，俄顷可就；若序君集，必酝酿半年始成。’今已矣！”这说明钱谦益确乎有过为方文诗集写序的打算，只是由于很快谢世，最终并没有来得及写成。邓之诚先生所说，想是误记或混淆。
四、柳如是《剑术行》与《长歌行》
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第三章《河东君与“吴江故相”及“云间孝廉”之关系》，曾论及柳如是（别称河东君）与“云间孝廉”陈子龙（字卧子）诗歌酬倡之事，其中有几节文字是这样说的[3](p.125)：
……此外可决定两人乐府古诗皆在［崇祯］七年所作者，有《长歌行》、《剑术行》。兹择录卧子《长歌行》与河东君《剑术行》于后，聊见两人酬咏相互之关系云尔。
卧子《长歌行》（《陈忠裕全集》肆《属玉堂集》）云：［诗略］。
河东君《长歌行》（《戊寅草》）云：［诗略］。
按柳如是《戊寅草》，今人谷辉之曾辑入《柳如是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这里所引其《长歌行》，系五言古诗，一题凡三首。而上文所说其《剑术行》，系七言古诗，一题仅一首，《戊寅草》内次序紧接《长歌行》之后。因此，陈寅恪先生所谓“兹择录……河东君《剑术行》于后”云云，《剑术行》应改作《长歌行》才是。想作者当时也许起先确乎想引《剑术行》，而后来改引了《长歌行》；或者本来就想引《长歌行》，而因两题前后次序相连，不慎而致误。近年《柳如是别传》曾在不同出版单位一版再版，不知此类问题是否已获解决。
五、柳如是《庚辰仲冬访牧翁于半野堂，奉赠长句》用李梦阳诗
柳如是早年是吴中名妓，24岁时嫁给比她年长36岁的钱谦益，对此历来评说不一。两人定情过程中，曾有许多诗歌唱和，连同友人的若干和作，编为《东山酬和集》二卷。其卷一第一题，即为柳如是所作《庚辰仲冬访牧翁于半野堂，奉赠长句》[4](p.186)，诗云：
声名真似汉扶风，妙理玄规更不同。
一室茶香开澹黯，千行墨妙破冥蒙。
竺西瓶拂因缘在，江左风流物论雄。
今日沾沾诚御李，东山葱岭莫辞从。
此诗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第四章《河东君过访半野堂及其前后之关系》曾逐句予以解说，并一再称其“遣词庄雅，用典适切”，“文思贯通，比譬适切”。但关于尾联特别是最末一句，陈寅恪先生仅着重指出典故所涉历史人物均为宰相或兼负宰相之望者，切合或者说迎合钱谦益（号牧斋）当时的心理，所以下一题钱谦益和作《柳如是过访山堂，枉诗见赠，语特庄雅，辄次来韵奉答）“誉此诗‘语特庄雅’”。曾偶然从沈德潜辑《明诗别裁集》卷四中，读到李梦阳《限韵赠黄子》[5](p.105)：
禁垣春日紫烟重，子昔为云我为龙。
有酒每邀东省月，退朝曾对掖门松。
十年放逐同梁苑，中夜悲歌泣孝宗。
老体幸强黄犊健，柳吟花醉莫辞从。
很显然，柳如是诗中的“莫辞从”，正是用李梦阳这首诗的典故。其他各句毋论，典故字面所在的最末一句，其“柳”字切合柳如是的姓氏；柳如是不仅工诗，且又名“隐”，与“吟”字约略谐音。因此，这里的“柳吟花醉”，其寓意十分贴切。由此再进一步看尾联的上句“老体幸强黄犊健”，它切合当时的钱谦益自然也是不言而喻的。这一方面同样印证了柳如是此诗的“用典适切”，另一方面说明它所用的典故事实上还并不限于陈寅恪先生所说。只是这样一来，此诗是否果真“遣词庄雅”或者说“语特庄雅”，那就完全看读者个人的理解了。
［收稿日期］2002-0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