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国顺[1]2003年在《DCP诊断原发性肝细胞癌的实验与临床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背景：DCP对肝癌的诊断价值已较肯定，国外已将其作为肝癌的临床检测指标，我国肝癌的致病因素与国外有差异，国内对DCP的研究极少。 目的：探讨DCP在我国以HBV为主要致病因素的肝癌病人的诊断价值以及与肝癌病人临床特征的关系，同时与AFP、AFP联合DCP的诊断率进行比较。 方法：用ELASA法对入院时71例肝癌病人和17例肝硬化、12例慢性肝炎、10例正常人群及10例其它恶性肿瘤病人的血清进行DCP和AFP浓度测定，同时测定20例维生素K应用3-5天后的病人血清DCP浓度，以DCP≥40mAU/ml和AFP≥20ng/ml为肝癌诊断的界定值进行DCP和AFP诊断价值的比较以及与临床特征进行分析；另用DCP单抗MU-3对25例肝癌癌组织和癌旁组织标本进行免疫组化检测，取正常肝组织10例和胰腺癌组织8例为对照组。 结果：①肝癌病人血清DCP含量(3007.3±4268.0mAU/ml)明显高于肝硬化(29.0±25.5)、慢性肝炎(22.4±17.1)、正常人群(12.8±11.1)和其它恶性肿瘤(25.0±8.8)，均有显着差异(P＜0.01)；②肝癌肿块直径＞5cm+多个肿块及合并PVI患者血清DCP含量明显高于肿块直径3～5cm、＜3cm及不伴PVI患者，均有显着性差异(P＜0.01，P＜0.05)，DCP含量与肿块大小呈正相关(P＜0.01)。③血清DCP诊断肝癌的敏感性为63.4％，特异性92.2％，AFP诊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60.6％和79.5％，两者对诊断直径＜3肝癌的敏感性均为37.5％，两者无相关性；两者联合应用的敏感性为80.3％，特异性为71.8％，且诊断肿块＜3cm肝癌的敏感性达62.5％；④DCP含量与肝癌分化程度无关，也与Vit K短期应用无明显关系；⑤肝癌组织DCP免疫组化染色阳性率为68％(17/25)，明显地高于癌旁组织(2/5)、正 博士学位论文 中文摘要常肝组织仰0）和胰腺癌组织仰幻，均有高度显着性差异o＜o．01X癌组织＊＊P阳性率与血清DCP含量无相关性。 结论：DCP对我国肝癌病人有较好的诊断价值，可作为临床肝癌诊断的指标之一，与AFP联合测定能明显提高肝癌病人诊断的敏感性，尤其小肝癌，对HBV阴性的肝癌病人DCP诊断价值优于lp；测定血清DCP浓度有助子对肝癌病人肿瘤大小和门静脉癌栓发生的机会进行初步判断；DCP作为肝癌的兔疫组化指标有其临床应用价值。
花海洋[2]2012年在《联合检测血清AFP与PHCA、CA19-9等对肝癌诊断价值的研究》文中认为目的：原发性肝癌是一种病死率较高的消化道恶性肿瘤，起病隐匿，早期缺乏典型症状，确诊时往往已属中、晚期，治疗效果不佳，故早期发现和明确诊断对提高患者生存率和生活质量极为重要。肿瘤的标志物是指肿瘤组织和细胞由于癌基因、抑癌基因和其他肿瘤相关基因异常表达所产生的抗原和生物活性物质，在正常组织或良性疾病几乎不产生或产生甚微,它反映了肿瘤的发生、发展过程及肿瘤相关基因激活和失活程度，可在肿瘤组织、体液和排泄物中检出。理想的肿瘤标志物应具有高特异性，适于人群筛查。近年来，肿瘤标志物已成为诊断HCC的重要手段。其中甲胎蛋白(a—fetoprotein，AFP)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诊断HCC的重要指标，但临床工作中发现仍有30%～40％的HCC患者AFP为阴性或水平很低，为此我们探讨了AFP与其他相关因子（PHCA、CA19-9、CEA、AFU、ALP、GGT）等联合检测对肝癌的诊断价值，提出联合肿瘤标志物的检测可提高肝癌的诊断率，并指出哪一种联合方式最好，不同指标应用什么检测方法最好，以便更好的服务于临床。方法：1研究对象肝细胞癌组：39例，男29例，女10例，年龄(60.4±13.4)岁。以中国抗癌协会肝细胞癌专业委员会2001年9月于广州修订的“原发性肝细胞癌的临床诊断与分期标准”做为诊断标准，并经手术或介入及病理证实的肝细胞癌患者。肝硬化组：36例，男29例，女7例，年龄(56.6±12.7)岁。根据临床表现、生化、超声、CT、MRI等综合检查确诊，并排除肝占位病变。正常对照组：40例，男20例，女20例，年龄(42.2±15.3)岁，均为本院体检健康的志愿者。2标本的采集及处理：上述研究对象均采取空腹静脉血5ml，置于未加抗凝剂的试管中，室温静止一小时后，以3000rpm离心，分离血清，置于-40℃低温冰箱保存待测。AFP、CA19-9、CEA采用电化学发光法进行检测； GGT、ALP采用速率法检测； PHCA采用酶联免疫分析法进行检测；AFU采用酶显色法进行检测。3统计学方法用SPSS17.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mean±SD表示，两组间比较用ｔ检验，计数资料用百分数表示，组间比较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界值的界定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以曲线下面积即AUC=1.0为最理想检测指标，AUC<0.5为无诊断价值。结果：1肝癌组与正常对照组比较，血清AFP、PHCA、CA19-9、CEA、ALP、GGT的含量均有显着差异（相比均增高）（P<0.05）。肝癌组与肝硬化组比较，其血清AFP、PHCA、CA19-9、ALP的含量均有显着差异（相比均增高）（P<0.05）。AFU、CEA、GGT在肝癌组、肝硬化组含量差别不大。2血清AFP、PHCA、CA19-9、CEA、AFU、ALP和GGT的单项检测，对肝癌诊断的敏感性分别为71.79%、71.79%、61.54%、53.85%、23.08%、28.21%及82.05%；特异性分别为94.44%、88.89%、83.33%、86.11%、69.44%、94.44%及41.67%；准确性为82.67%、80.00%、72.00%、69.33%、45.33%、60.00%及62.67%。3AFP与PHCA二者联合检测对肝癌诊断的敏感性可达79.49%。AFP和CA19-9两者联合检测对肝癌诊断的敏感性为84.62%，AFP和CEA两者联合检测对肝癌诊断的敏感性为82.05%。AFP、PHCA和CA19-9叁者联合检测的敏感性达92.3%，与单独检测的敏感性相比，有显着性差异(P<0.05)。结论：1AFP是诊断肝细胞癌最常用的较特异的肿瘤标志物，但单独检测AFP对肝细胞癌的诊断有一定的漏诊率。2PHCA为新发现的肝脏肿瘤标记物，其敏感性及特异性均较高，仅次于AFP，其与AFP联合检测可以提高诊断的敏感度，减少漏诊率并对AFP阴性的肝癌有提示意义。3AFP以外的肝细胞癌标记物虽然对原发性肝细胞癌尤其是AFP阴性肝细胞癌的诊断有辅助意义，但仍不能取代AFP在肝细胞癌诊断中的地位。而联合检测2-3种标志物可显着提高肝细胞癌的诊断率。
王辉锋[3]2017年在《AFU对AFP阴性肝细胞癌患者诊断及根治性术后复发的早期预测意义分析》文中研究指明背景原发性肝癌(Primary Hepatic Carcinoma PHC)是我国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主要可分为肝细胞型肝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胆管细胞型肝癌(Intraheptic Cholangiocarcinoma ICC)及混合型肝癌,其中以HCC最为多见,约占85%-90%[1]。在我国每年约有36.2万新发病例,其发病率在我国位于第叁位,在肿瘤相关死亡中则高居第二位[2]。我国每年约38.3万人死于肝癌,发病数占世界发病数的42.5%,死亡数约占世界死亡数的51%[3]。原发性肝细胞癌具有发病隐匿、进展快、侵袭性强、预后差等特点,其中大约有70%的患者在被临床确诊时已经发展为不可切除或行切除手术治疗后疗效也不甚满意的中期甚至晚期病例[4]。原发性肝癌不仅给患者的生命健康造成了巨大地威胁,也给患者及其家庭带来了沉重的心理压力和不可估量的经济负担。据相关文献报道[5]:自临床确诊后肝癌患者五年生存率仅为6%~9%,而早期肝癌患者的五年生存率则可达50%~75%[6]。不同阶段的肝癌的临床治疗方式及预后是有很大差异的,因此肝癌患者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对于其预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7]。目前,血清甲胎蛋白(Alpha-fetoprotein AFP)作为肝癌的特异性肿瘤检测指标,具有较高的诊断准确度,其在临床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可及应用。但是由于有30%~40%的肝癌患者血清AFP检测为阴性[8],单纯依靠检测血清AFP水平联合影像学检查对原发性肝癌进行诊断存在一定的漏诊率、误诊率。因此寻找另一种便捷、有效的标记物以提高原发性肝癌的检出率是十分迫切的。近年来,随着对α-L-盐藻糖苷酶(Alpha-fucosidase AFU)的研究逐渐深入,其可作为一种新型的肿瘤标记物的潜力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有相关报道指出:α-L-盐藻糖苷酶(AFU)对原发性肝细胞癌患者具有一定的诊断意义,而且可以对原发性肝细胞癌患者根治性术后的复发具有一定的预测指示意义[9]。而AFP阴性的肝细胞癌作为一种相对特殊的原发性肝细胞癌,AFU能否辅助其临床诊断则尚未得到探索研究。目的探讨研究血清α-L-盐藻糖苷酶(AFU)对AFP阴性的肝细胞癌患者的诊断价值及根治性切除术后复发进行早期预测的临床意义。方法研究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研究血清α-L-岩藻糖苷酶(AFU)对AFP阴性肝细胞癌患者的诊断价值。回顾性分析研究我院2014年1月至2015年12月间107例AFP阴性(AFP<200μg/L)肝细胞癌患者以及随机抽取的同时期至我院就诊的150例AFP阳性肝细胞癌患者、100例肝硬化患者及100例健康人群的临床病例资料(所有病例均包含完善的AFP、AFU等病例资料),建立AFU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并确定理想cutoff值。在此理想cutoff值下确认AFU对AFP阴性肝细胞癌患者诊断的敏感性、特异性、准确性,研究AFU对AFP阴性肝细胞癌的诊断意义。第二部分,研究血清α-L-岩藻糖苷酶(AFU)对AFP阴性肝细胞癌患者根治性术后复发进行早期预测的临床意义。根据第一部分研究中AFP阴性肝癌患者在随访截止时的预后情况将其分为复发组和无复发组,比较研究复发组患者术前、术后第一天、复发确诊时或随访(复查)结束时的血清AFU的浓度变化,分析两组患者之间术前及术后各时期血清AFU浓度的差异,并用AFP阴性肝癌患者复发组与未复发组术前的AFU值绘制ROC曲线,找出AFU对AFP阴性肝细胞癌患者根治性切除术后复发的预测指示意义。采用SPSS21.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χ±s)表示。在进行数据分析时先对数据进行正态性检验和方差齐性检验,各组间的比较采用one-way ANOVA和独立样本t检验;若资料呈偏态分布,则进行非参数检验。组内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变量间的关系采用Pearson相关系数进行分析。检验标准为α=0.05。结果第一部分:1.AFP阴性肝细胞癌患者组的AFU检测值(38.73±9.19U/L)较肝硬化对照组(29.28±9.26U/L)及健康人群对照组(14.32±10.13U/L)明显升高,有统计学意义(P<0.05);2.利用试验组、肝硬化组及健康对照组的AFU值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曲线下面积为:0.864,理想cutoff值为:32.5U/L。在此分界值下AFU诊断AFP阴性肝细胞肝癌的敏感性为:76.6%,特异性为:79.5%,准确性为:78.05%。第二部分:1.AFP阴性的肝细胞癌复发组患者在复发确诊时的血清AFU检测值(39.51±7.36U/L)明显高于术后(术后第一天)的检测值(27.19±9.25U/L),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2.复发组术前血清AFU检测值(39.73±8.19U/L)较未复发组术前血清AFU检测值(32.78±7.81U/L)高,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3.利用AFP阴性肝癌复发组与未复发组患者术前的AFU值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曲线下面积为:0.769,理想cutoff值为:36.5U/L。结论1.血清α-L-岩藻糖苷酶(AFU)对AFP阴性的肝细胞癌患者具有一定的诊断价值。2.术后血清α-L-岩藻糖苷酶(AFU)的检测对AFP阴性的肝细胞肝癌患者根治性术后的复发具有一定的预测指示意义。3.术前血清AFU检测对AFP阴性肝细胞癌患者的预后具有预测意义,术前AFU较高的肝细胞癌患者比术前AFU较低的患者易复发、转移,预后较差。
赵岩[4]2014年在《高尔基体蛋白73在肝细胞癌诊断与预测疾病预后中的作用》文中指出一.背景和现状：原发性肝癌(Primary Liver Cancer)是严重威胁我国人民身体健康、减低生存预期的恶性肿瘤,70%～85%为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本文主要研究肝细胞癌,以下简称肝癌。原发性肝癌的发病率与病死率分别占恶性肿瘤的第六位及第叁位,2008年全球新增748,000例肝癌患者,死亡患者695,900例,新发病例及死亡病例约有一半发生在我国,而广东地区是肝癌高发地区之一,对肝癌的早期诊治尤为重要。导致肝癌的病因至今未明确,我国肝癌患者患病的高危因素主要包括：存在慢性乙型或丙型肝炎病毒感染,长期食用被黄曲霉毒素污染的食物,以及农村中饮用水源的污染等。近年来,因长期酗酒引起的酒精相关性肝硬化-肝癌的比例有所增高；而伴随乙肝疫苗免疫接种的全面展开,可以预见未来我国乙肝相关性肝癌的发病率会逐渐下降。因肝癌特别是中晚期肝癌预后很差,提高其早期检出率,使尽可能多的患者在疾病早期接受治疗,是提高患者远期生存的关键。目前推荐对肝癌高危人群每6个月进行筛查,检查项目包括血清甲胎蛋白(Alpha fetoprotein,简称AFP)检测和肝脏超声检查。肝癌高危人群主要包括；1.对于乙肝病毒携带者,满足以下任一条件：男性年龄大于等于40岁,女性年龄大于等于50岁,乙型肝炎病毒所致肝硬化,有肝癌家族史；2.对于非乙肝相关性肝硬化患者需满足以下任一条件：存在丙型肝炎病毒感染,酒精相关性肝硬化,遗传性血色沉着病,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等。多数临床研究显示：AFP诊断肝癌的敏感性在60%左右,特异性在80%-90%之间,有近40%的肝癌患者血清AFP检测呈阴性,检测结果并不理想,临床上亟需寻找新的肝癌血清标记物弥补AFP的不足。理想的肿瘤标记物应具备高特异性,以使肝癌与肝硬化再生结节、肝炎或其它疾病容易区分,同时具有高敏感性,可以在疾病早期进行诊断。近年来,针对肝癌肿瘤标记物的研究成为基础与临床医学中的热点。用于辅助肝癌诊断的血清标志物主要包括：AFP及其异质体AFP-L3(Lectin-boundAFP,简称AFP-L3)、r-谷氨酰转肽酶(Gamma glutamyl transpeptidase,简称GGT)、a-L-岩藻糖苷酶(Alpha-L-fucosidase,简称AFU)、异常凝血酶原(Des-gamma carboxyprothrombin,简称DCP)、高尔基体蛋白73(Golgi protein73,简称GP73)等。当前,国内外研究报道显示血清中GP73在肝癌诊断方面敏感性、特异性与AFP相当,联合AFP检测效果较好,GP73在肝癌诊断领域的优势已初步显现。我国毛一雷等学者报道的包含4217例肝癌患者的大样本研究对指导我国肝癌诊断发展与进步很有意义：其中健康受试者1690例,乙肝病毒携带者337例,肝硬化患者512例(其中乙肝相关性肝硬化320例,丙肝相关性90例,其它原因导致102例),肝癌患者789例,其它肝脏恶性肿瘤患者61例,肝脏良性疾病患者206例,以及14种肝外不同部位的恶性肿瘤患者622例。结果表明肝癌患者血清中GP73浓度显着高于其它各组患者,当取血清GP73相对单位8.5为诊断肝癌临界值时,其诊断灵敏度与特异度分别为74.6%和97.4%,均高于AFP检测的58.2%和85.3%,显示了其在肝癌诊断领域的优势。二.目的和意义：广东省是我国的肝癌高发地区之一,给社会和家庭带来沉重经济和心理负担,对其早诊早治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患者生活质量以及远期预后。广东省人民医院(广东省医学科学院)每年收治肝癌患者数千例,相当一部分患者确诊时已属中晚期,失去了手术治疗最佳时机,提高早期检出率对改善患者预后意义重大。目前,多数医疗机构在肝癌筛查中使用AFP作为检查指标,势必会造成对AFP阴性病例一定的漏检率。通过本次临床基础研究,可初步探讨血清中GP73是否可作为我院肝癌患者的筛查指标,GP73联合AFP是否可提高诊断效能,并初步建立我院血清GP73的检测规范流程。目的如下：1.探讨血清中高尔基体蛋白73是否可作为肝癌患者的诊断标记物；2.探讨血清中GP73与AFP在肝癌诊断中的作用比较；3.探讨血清中GP73与肝癌患者临床特征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4.探讨血清中GP73在肝癌患者影像学M-RECIST分期不同阶段的变化情况；5.探讨血清中GP73、AFP浓度高低与患者预后之间是否相关。叁.研究方法；1.临床课题研究人群的确定：通过广东省人民医院介入治疗科临床患者血液标本库系统,检索2011年11月至2012年11月就诊于我科、诊断为肝癌患者的临床信息,要求患者基本信息完整,临床检查指标完善,且同时满足在就诊我院前未于其它医疗机构进行任何抗肿瘤治疗。肝癌诊断标准符合2011版《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i.病理诊断：肝脏占位病灶、肝外转移灶活检或手术切除组织标本,经病理组织学和/或细胞学检查确诊；ii.临床诊断：结合慢性肝病背景,影像学检查结果以及血清AFP水平确诊。患者在满足i和/或ii诊断条件的同时,必须满足以下条件：①年龄>18岁；②排除合并其他部位原发恶性肿瘤；③肝功能Child-Pugh分级(Child-Pugh Classification,简称肝功能CP分级)A级或B级；④预计生存期≥3个月；⑤不存在消化道出血等严重并发症。肝癌患者排除标准：①血液标本保存欠佳(标本编号无法识别,血液标本量过少)；②年龄>70岁；③存在严重心肺功能障碍；④妊娠。根据检索结果并查阅相关病案资料,初步筛选出符合条件的肝癌患者87例,因部分患者血液标本保存不佳,最终入选研究标本数59例。根据修订后的实体瘤影像学M-RECIST标准(Modified response evaluation criteria in solid tumor,简称M-RECIST)对59例患者进行随访,包括再次入院进行临床检查、门诊随诊,电话随访,必要时再次治疗,其中共有21例患者在研究期间完成随访,影像学评价疾病出现进展。通过广东省人民医院介入治疗科临床患者血液标本库系统,检索2011年11月至2012年11月就诊于我科、诊断为肝硬化患者的临床信息,应排除肝恶性肿瘤,入选标准如下：①年龄>18岁；②肝功能CP分级A或B级；③预计生存期≥3个月；④排除消化道出血等严重并发症。肝硬化患者排除标准：①血液标本保存欠佳(标本编号无法识别,血液标本量过少)；②年龄>70岁；③存在严重心肺功能障碍；④妊娠。最终选取符合条件的患者血清标本23例。同时间段选取我科血液标本库中健康受试者血清标本33例,入选标准如下：①年龄>18岁；②肝功能CP分级A或B级；③排除感染肝炎病毒可能。健康受试者排除标准：①血液标本保存欠佳(标本编号无法识别,血液标本量过少)；②年龄>70岁；③存在严重心肺功能障碍；④妊娠。2.研究方法：血清GP73浓度定量测定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简称ELISA法),ELISA试剂盒购自北京热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试剂盒已被批准应用于临床人体检测。肝癌患者实体瘤影像学M-RECIST评价、巴塞罗那分期(Barcelona Clinic Liver Cancer,简称BCLC分期)、肝功能CP分级评分由我科2名主任医师分别进行评定。肝癌患者临床指标如：年龄、性别、肝炎病毒感染、肿瘤直径大小、肿瘤转移、肿瘤个数等来源于临床实验室检验或影像学检查结果回报。采用SPSS13.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不符合正态分布,采用独立样本非参数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列联表资料的卡方检验；诊断临界值、灵敏度与特异度采用受试者工作曲线(ROC曲线)判定；采用Spearman方法进行相关分析。四.试验结果：肝癌患者血清GP73浓度在肝功能CP分级A、B级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与患者年龄、性别、BCLC分期、肝炎病毒感染、肿瘤直径、肿瘤转移、肿瘤个数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肝癌患者、乙肝肝硬化及健康受试者叁组间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980)；肝癌患者血清GP73浓度显着高于肝硬化患者及健康受试者,肝癌患者GP73浓度为126.56μg/L(M),叁组间GP73浓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根据受试者工作曲线(ROC曲线)取值原则,当取GP73诊断肝癌临界值为98.73μg/L时,灵敏度与特异度分别为64.4%、96.4%。分别以GP73、AFP以及GP73联合AFP为诊断肝癌标准,结果显示：联合检测组较各单独检测组提高了肝癌诊断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5)。对21例完成实体瘤影像学M-RECIST评价的肝癌患者进行动态GP73、AFP监测,结果显示肝癌患者在影像学基线水平、疾病控制期(包括基线水平、部分缓解、完全缓解)及疾病进展期GP73浓度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959)；21例肝癌患者血清GP73、AFP基线水平分别与至疾病进展时间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r=-0.119,P=0.608；r=0.142,P=0.540)。五.实验结论：1.血清中GP73可以作为诊断肝癌的肿瘤标记物,GP73联合AFP检测提高了肝癌诊断阳性率。2.本研究率先探讨了GP73、AFP浓度与患者影像学评价以及与预后之间的关系,初步显示血清中GP73浓度在肝癌患者影像学M-RECIST各阶段浓度变化不大,基线水平GP73、AFP浓度与疾病进展时间长短无关。
胡劲松[5]2010年在《血清GP73对原发性肝癌诊断的实验研究》文中提出背景原发性肝癌(primary hepatic carcinoma, PHC)是在世界范围发病率较高的恶性肿瘤。PHC由肝细胞癌和胆管细胞型肝癌组成。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已成为一个主要的健康问题,在2002年全世界新增62.6万患者,排名在第六位。HCC在我国消化系统恶性肿瘤的发病中居第3位,在我国肝细胞癌居恶性肿瘤死亡率的第二位。胆管细胞型肝癌(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ICCA)是来源于不同胆管细胞的上皮癌,约占胆管细胞癌10%。进展型的胆管细胞型肝癌有很差的预后,其存活的中位数<24个月。根治性治疗有外科切除和肝脏移植,但是大部分患者都是在进展期被发现的,很难进行外科手术。甲胎蛋白(alpha-fetoprotein, AFP)是现在较好的一个在肝硬化患者中被推荐检测HCC的血清标志物[1]。由于它的敏感度只有39-64%,特异度为76-91%[2-4],AFP并不是一个理想的筛选检测指标。糖链抗原19-9(Carbohydrate antigen 19-9, CA199)是在诊断胆管细胞型肝癌中使用最广泛的。CA199对胆管细胞型肝癌并不具有特异性。CA199在胰腺癌、直肠癌、胃癌和妇科恶性肿瘤中升高。在与非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患者比较鉴别中,以血清CA199超过100U／mL为标准,诊断胆管细胞癌敏感度为53%。因此,胆管细胞型肝癌的诊断需要寻找更好的血清学标志物。高尔基蛋白73(Golgi protein-73, GP73)是一个新认识的HCC血清标志物。GP73在很多组织的正常上皮细胞表达。它的功能还不清楚。在分离出的正常肝细胞中GP73是减少或则正常表达,但是在病毒和非病毒肝疾病的肝细胞[5]和HCC[6]是上调的。这表明GP73可能作为一个潜在的早期检测HCC标志物。基于它在肝脏疾病的表现和GP73在亚洲人尤其中国人的HCC研究较少,而且在胆管细胞型肝癌中尚未见研究。本研究探讨GP73蛋白能否在中国肝脏病患者及胃癌、结肠癌、乳腺癌、胰腺癌患者和健康人对照组血清中检测到并比较,比较HCC的血清GP73蛋白和AFP,ICCA的血清GP73蛋白和CA199。同时采用nested PCR方法检测肝脏病患者的血清GP73 mRNA情况。方法1蛋白质免疫印迹(Western blot)法检测GP73蛋白的表达实验分为9组,乙肝相关性肝细胞癌组、慢性乙型肝炎组和健康人对照组各31例,乙肝相关性肝硬化组20例,另外胆管细胞型肝癌13例,胃癌组、结肠癌组、乳腺癌组各10例,胰腺癌组6例。从各实验对象抽取外周静脉血5ml,测定出样品的蛋白质含量,然后将蛋白质在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加入一抗,二抗,染色,转膜观察结果。在每块胶上有一已知标准血清,结果为标本血清值与标准值的比较。2多肿瘤标志物蛋白芯片监测系统检测AFP和CA199实验分为9组,与实验第一部分相同。各组均采集空腹静脉血3ml,离心,分离血清,操作过程严格按试剂盒说明书进行。3巢式逆转录多聚酶链反应(nested PCR)法检测GP73 mRNA的表达实验分为5组,乙肝相关性肝细胞癌组、慢性乙型肝炎组和健康人对照组各31例,乙肝相关性肝硬化组20例,另外胆管细胞型肝癌13例。根据Genbank人类GP73 cDNA序列,应用引物设计软件Primer5设计引物。从五组各实验对象抽取外周静脉血0.5m1,立即离心后提取血清,进行RNA提取,定量后以其为模板逆转录合成cDNA链,然后用引物进行PCR扩增,产物用琼脂糖凝胶电泳进行检测,GP73 mRNA的表达量通过与内对照光密度的比较来判断。使用凝胶影像系统和Quantity One分析。结果1血清GP73蛋白能在各组中检测得到,在乙肝相关性肝癌中表现最高。胃癌、结肠癌、乳腺癌和胰腺癌血清中的GP73蛋白和健康人比较略有升高但无统计学意义。2测得肝细胞癌患者组GP73蛋白为20.50±12.13相对单位。肝细胞癌GP73的AUROC是0.79(95%CI：0.66-0.92),其敏感度为77.4%,特异度为80.0%,它的最佳截断值为8.3相对单位。而肝细胞癌AFP的AUROC为0.64(95%CI：0.48-0.79),敏感度为61.3%,特异度为75.0%,最佳截断值是20.97μg／L。在肝细胞癌中ROC曲线下面积、敏感度和特异度GP73蛋白要优于AFP。3测得胆管细胞型肝癌血清GP73蛋白为14.22±9.92相对单位,AUROC为0.67(95%CI：0.47-0.87),敏感度为61.5%,特异度为85.0%,最佳截断值为9.1相对单位。胆管细胞型肝癌CA199的AUROC是0.38(CI：0.15-0.60),敏感度为23.1%,特异度为95.0%,最佳截断值是364.82U／ml。胆管细胞型肝癌ROC曲线下面积、敏感度GP73蛋白要优于CA199。血清GP73联合CA199诊断胆管细胞型肝癌的敏感度为70.4%,特异度为80.8%。4肝细胞癌和胆管细胞型肝癌共同组成原发性肝癌,其血清GP73为18.65±11.77相对单位、AFP为99.55±139.51 ng/ml。本研究中胆管细胞型肝癌AFP与正常对照组无差异；而胆管细胞型肝癌血清GP73要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而在其他肿瘤中血清GP73也未见明显升高。5对各肝脏疾病组血清使用nested PCR进行GP73 mRNA定性检测,能检测得到GP73 mRNA。肝细胞癌组在各组中表达最高,其GP73 mRNA的表达率为93.5%(29／31),但正常人的表达率有45.2%。结论1 GP73蛋白在患肝脏疾病中国人中能检测得到,在乙肝相关性肝癌中表达最高,在胃癌,结肠癌,乳腺癌和胰腺癌中GP73不升高。2肝细胞癌血清GP73蛋白通过ROC曲线与AFP比较,血清GP73敏感度和特异度及曲线下面积要优于AFP。因此血清GP73蛋白有可能作为代替AFP的肝细胞癌的血清肿瘤标志物。3胆管细胞型肝癌血清GP73蛋白通过ROC曲线与CA199比较,血清GP73敏感度曲线下面积要优于CA199。因此血清GP73蛋白是优于CA199诊断胆管细胞型肝癌的血清肿瘤标志物。血清GP73联合CA199诊断胆管细胞型肝癌敏感度会进一步提高。4胆管细胞型肝癌血清GP73较正常人明显升高,但血清AFP与正常人比较无差异,因此原发性肝癌血清GP73蛋白可能作为代替AFP的原发性肝癌的血清肿瘤标志物。5 GP73 mRNA能在患肝脏疾病的中国人血清中检测得到,在乙肝相关性肝细胞癌表达率最高,在正常人的表达率为45.2%,提示巢式PCR法检测GP73 mRNA对诊断原发性肝癌无价值。
王文欢[6]2014年在《射频消融治疗乙肝相关肝细胞癌后血清DCP、GPC3的变化及意义》文中研究表明背景原发性肝癌（primary hepatic cancer，PHC）是我国常见恶性肿瘤之一，临床上以肝细胞肝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最多见，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感染是我国HCC主要病因。射频消融术（radiofrequency ablation，RFA）作为微创的代表性治疗方式已广泛应用于HCC的局部根治或姑息治疗。甲胎蛋白（Alpha-fetoprotein，AFP）是目前诊断肝癌最重要的肿瘤标志物，由于在肝炎、肝硬化患者血清AFP含量也升高，且有部分HCC患者血清AFP阴性，使得早期诊断HCC存在局限性。研究发现血清异常凝血酶原(Des-γ-carboxy prothrombin，DCP)及磷脂酰肌醇蛋白聚糖3（Glypican-3，GPC3）与HCC的发生、发展以及预后密切相关，对诊断HCC有较高的灵敏性和特异性，联合检测可弥补AFP诊断HCC的不足。目的研究血清DCP、GPC3和AFP联合检测对HBV相关HCC的诊断价值；探讨HCC患者RFA治疗前后血清DCP、GPC3含量变化及临床意义。方法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检测160例HBV相关HCC患者、60例慢性乙型肝炎患者、60例乙肝肝硬化患者及对照组60例健康体检者血清中DCP、GPC3的含量，利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分别确定诊断HCC的临界值，评价两项指标在HCC诊断中的意义并分析其表达与患者临床资料特征的关系；采用ELISA法检测62例HCC患者经RFA治疗前及治疗后1天、5天、1月、2月、3月血清中DCP、GPC3含量变化，分析HCC患者RFA治疗后DCP、GPC3表达水平波动的临床意义。结果(1)HCC组患者血清DCP、GPC3含量明显高于慢性乙型肝炎组、乙肝肝硬化组和健康对照组人群，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慢性乙型肝炎组、乙肝肝硬化组和健康对照组组间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P均＞0.05）。(2) DCP、GPC3在HCC患者血清中阳性检出率分别为76.9%（123/160）、80.0%（128/160），在灵敏度方面均优于AFP（66.9%，107/160），（P＜0.01）。在AFP阴性的HCC患者DCP阳性率为62.3%，GPC3阳性率为67.9%；任意两项联检优于单项检测（P＜0.01），叁项联检优于单独及两项联检（P＜0.01），可使诊断HCC灵敏度提高至97.5%，漏诊率降低至2.5%。(3) DCP与GPC3、DCP与AFP、GPC3与AFP在HCC患者血清中的表达无相关关系（P均＞0.05）。(4)DCP在HCC患者血清中的表达与肿瘤直径、门脉癌栓及肿瘤转移相关（P均＜0.05），与患者性别、年龄、HBsAg是否阳性、血清AFP水平及TNM分期均无关（P均＞0.05）；GPC3表达只与肿瘤转移有相关性（P＜0.05），与患者性别、年龄、HBsAg是否阳性、血清AFP水平、肿瘤直径、是否存在门脉癌栓及TNM分期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5)经RFA治疗的HCC患者治疗后1天、5天、1月、2月、3月血清DCP、GPC3及AFP较治疗前均有不同程度下降，但治疗后1天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5天、1月、2月、3月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6) RFA治疗后DCP浓度升高与门脉癌栓形成及肿瘤转移或复发有关（P均＜0.01），GPC3浓度升高与肿瘤转移或复发有关（P＜0.01）。结论(1)DCP、GPC3在HCC患者血清中高表达，对诊断HCC有较高的灵敏度和特异度。(2)DCP、GPC3与AFP的表达无关，在AFP阴性的HCC患者中DCP、GPC3高表达，联合检测有助于提高诊断HCC的灵敏性，尤其是AFP阴性HCC的早期诊断。(3) DCP在HCC患者血清中的表达与肿瘤直径、门脉癌栓及肿瘤转移相关，GPC3的表达只与肿瘤转移相关。(4)HCC患者RFA治疗后不同时间点血清DCP、GPC3水平较治疗前下降，RFA是HCC有效的治疗方法。(5)接受RFA治疗的部分HCC患者在3个月随访中DCP、GPC3水平有不同程度升高，DCP浓度升高与门脉癌栓形成及肿瘤转移或复发有关，GPC3浓度升高与肿瘤转移或复发有关，两项指标在治疗后疗效评估及预后判断中有一定临床价值。
高明军, 陈洪, 陆枫林, 朱家沂[7]2012年在《去γ-羧基凝血酶原、甲胎蛋白在原发性肝细胞癌中的诊断价值》文中研究表明目的:探讨肿瘤标志物去γ-羧基凝血酶原(des-γ-carboxy prothrombin,DCP)、甲胎蛋白(alpha-fetoprotein,AFP)联合检测对原发性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的诊断价值。方法:172例研究对象分为正常对照组25例、慢性肝炎组20例、肝硬化组51例及HCC组76例,酶联免疫法(ELISA)测定血清DCP浓度,电化学发光免疫法(ECLIA)测定血清AFP浓度,应用Logistic回归、ROC曲线对DCP、AFP、两者联合检测结果进行分析评价。结果:(1)正常对照组、慢性肝炎组、肝硬化组及HCC组DCP平均浓度分别为(17.72±9.59)、(26.12±12.64)、(37.45±18.26)和(806.71±639.79)mAU/mL,DCP浓度在4组间呈递增趋势(P<0.05),且HCC组DCP浓度显着高于其他3组(P<0.01)。正常对照组、慢性肝炎组、肝硬化组及HCC组AFP平均浓度分别为(7.93±5.42)、(14.59±11.91)、(16.29±14.10)和(547.47±544.98)ng/mL,HCC组AFP浓度明显高于其他3组(P<0.01)。(2)DCP、AFP单独诊断HCC的ROC曲线下面积(AUROC)分别为0.891、0.813,DCP综合诊断效能优于AFP(P<0.05);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形成的联合预测因子(combining predictors,Comb)为分析指标,DCP、AFP联合检测时AUROC为0.932,优于DCP或AFP单独检测(P<0.05)。(3)通过ROC曲线确定DCP、AFP及Comb诊断HCC的最佳界定值分别为73.35mAU/mL、35.38ng/mL、0.28,此时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和特异度。结论:DCP对我国HCC患者具有较好的诊断价值,运用Logistic回归、ROC曲线及诊断界定值综合分析DCP、AFP对HCC进行诊断,大大提高了诊断效能。
杨玉芳, 梁宁生, 蒙子卿[8]2002年在《改进凝血酶原EVC一步测定法在原发性肝细胞癌诊断中的应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 :探讨改进的凝血酶原 EVC(P- E)一步测定法检测血浆异常凝血酶原 (DCP)水平在原发性肝细胞癌 (PL C)诊断中的意义。方法 :采用本实验室改进的 P- E一步测定法检测人血浆中 DCP水平 ,采用 R=PTA/ PTB为分析指标。结果 :R值健康对照组为 4 .90± 0 .6 8;PL C组为 3.33± 0 .5 9,两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 .0 0 1)。非 PL C组 R值为 4 .5 0± 0 .71,其与PL C组的 R值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 .0 1)。以 R≤ 4 .0 0定为 DCP阳性 ,则 PL C组的 DCP阳性率为 81.4 8% ,本法特异度为 85 .4 5 %。结论 :此法可用于 PL C的诊断以及用于 PL C与其它非 PL C的肝脏占位性病变的鉴别诊断。此法操作简单 ,耗时少 ,需要血浆量小 ,重复性较好且不需任何特殊设备 ,易在临床上尤其县级医院推广使用。
邵洲[9]2016年在《基于甲胎蛋白的肝细胞癌优化诊断和预后研究》文中提出背景：肝细胞癌,简称肝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是全球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HCC的早期诊断率低和手术切除后复发转移率高等特点都是影响HCC患者长期生存的重要因素。甲胎蛋白(alpha-fetoprotein, APP)是临床上应用最为广泛的HCC标志物,但是其诊断HCC的敏感性只有41-65%。AFP具有预后评估的作用,但其临床应用价值仍存在争议。目标：本研究旨在比较AFP阴性和阳性HCC患者的临床病理特点和肝癌切除术后的生存情况差异,并探讨HCC的相关预后因素；分析HCC患者和正常人的血清AFP、CEA、GGT和AFU水平,优化HCC的血清学诊断。方法：本研究回顾性地分析了在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接受肝癌切除手术治疗的804例HCC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根据术前血清AFP水平分成AFP阴性组(AFP<20 ng/mL)和AFP阳性组(AFP≥20 ng/mL),比较两组的临床病理特点。随访了其中303例患者,采用Kaplan-Meier法进行生存分析,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影响HCC患者预后的相关因素。分析804例HCC患者和471名健康体检者的AFP、CEA、GGT和AFU水平,用ROC曲线分析AFP单独或4指标联合诊断HCC的有效性；分析331例AFP阴性HCC患者和1188名健康体检者的CEA、GGT和AFU水平,构建3指标联合预测模型,用ROC曲线分析3指标联合及其预测模型诊断AFP阴性HCC的有效性。结果：与AFP阴性HCC患者相比,AFP阳性HCC患者的肿瘤数目较多、组织学分级倾向较低分化、包膜和微血管侵犯较多。AFP阴性HCC患者的无复发生存率和总体生存率均显着高于AFP阳性HCC患者。在男性患者和HBsAg阳性患者中这一差异仍存在,而在女性患者和HBsAg阴性患者中AFP阴性和阳性组间的无复发生存率和总体生存率均没有显着差异。术前PT水平、肿瘤数目、微血管侵犯情况和大血管侵犯情况是HCC患者术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肿瘤数目、肿瘤大小、肿瘤组织学分级、包膜侵犯情况和大血管侵犯情况是影响HCC患者术后生存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AFP单独诊断HCC,以AFP=7.45 ng/mL为分界值,其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69.5%和97.5%；以AFP=20 ng/mL为分界值,其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58.8%和100.0%。AFP、CEA、GGT和AFU联合诊断HCC,其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77.8%和93.4%。CEA、GGT和AFU联合诊断AFP阴性HCC,其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67.3%和84.9%；3指标预测模型诊断AFP阴性HCC,其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67.4%和84.9%。结论：AFP阳性HCC与AFP阴性HCC相比恶性程度较高、预后较差。肿瘤数目、肿瘤大小、组织学分级以及包膜、微血管和大血管侵犯都是HCC患者独立的预后因素。适当降低AFP的分界值或多指标联合都可以显着提高HCC血清学诊断的敏感性。多指标联合及其预测模型有助于诊断AFP阴性HCC。
李冰[10]2013年在《肝细胞癌患者血清肿瘤标志物组合的诊断价值及针对GPC3肿瘤抗原特异性T细胞反应的研究》文中指出[背景和目的]肝癌是一种恶性程度高、早期浸润和转移性强的肿瘤，早期诊断是降低肝癌病死率的关键。甲胎蛋白（AFP）是肝细胞癌（HCC）筛查、诊断的经典标志物，但是AFP对于HCC的诊断有很大的局限性，特别是在HCC的早期诊断中价值不高。近年来发现的磷脂酰肌醇蛋白聚糖3（GPC3）、高尔基蛋白73（GP73）、甲胎蛋白异质体3（AFP-L3）、异常凝血酶原（DCP）和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等血清肿瘤标志物，在HCC早期诊断方面都有其优势和局限性，在血清AFP<200ng/ml的HCC患者中，这些血清标志物单独或者不同组合的诊断价值仍不清楚。此外，越来越多的研究提示GPC3既可以作为HCC的诊断标志物又有望成为HCC免疫治疗的潜在靶点。本课题的目的是明确血清肿瘤标志物单独及联合检测诊断肝细胞癌的价值，研究HCC和肝硬化患者中GPC3肽特异性T细胞反应及其相关因素，从而为HCC的早期诊断、筛查和免疫治疗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一、血清GPC3、GP73、TGF-β2、AFP、AFP-L3和DCP单独及联合检测诊断肝细胞癌的价值【材料和方法】研究对象包括99例HBV相关肝癌患者、47例肝硬化患者、25例活动期肝炎患者和25例健康人。ELISA方法检测血清中GPC3、GP73、TGF-β2的浓度，免疫荧光液相结合分析法测定血清中AFP浓度、AFP-L3百分比和DCP的水平。【结果】1.健康人为对照组，分析血清标志物单独诊断HCC的价值根据标志物在肝癌组和健康人群血清中的水平，分别绘制各自的接受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ROC曲线下面积：AFP和DCP都是0.85，AFP-L3、GPC3和GP73都是0.8， TGF-β2为0.78。确定的最佳临界值分别为：AFP>200ng/ml、AFP-L3>15%、DCP>110mAU/ml、GPC3>1.5ng/ml、GP73>2.6IU/ml和TGF-β2>1300pg/ml。血清DCP、GPC3和AFP-L3的敏感性分别为66%、64%和57%，特异性都是94%，阳性似然比与阴性似然比的比值比（OR值）分别为30.4、26.8和20.8。在特异性相等（94%）的情况下，血清DCP、GPC3或者AFP-L3单独诊断HCC的价值高于血清AFP（敏感性为52%，OR值为17）。2.肝硬化患者为对照组，分析血清标志物单独及联合检测诊断HCC的价值2.1单一血清标志物：血清DCP>110mAU/ml的OR值为13.06，在6种标志物中最高，其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分别87.23%和65.66%；血清GPC3>1.5ng/ml的OR值为11.88，略低于DCP，其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分别为89.36%和58.59%。血清AFP>200ng/ml的阳性预测值虽然达到91.49%，但是OR值只有8.96，低于GPC3和DCP的OR值；血清AFP-L3、GP73和TGF-β2的OR值（4.43、0.87和1.71）、阳性预测值（77.27%、53.19%和68.09%）和阴性预测值（56.57%、43.43%和44.44%）都低于血清DCP和GPC3。在肝硬化患者为对照组的分析中，血清DCP或者GPC3作为HCC标志物的诊断价值和筛查价值高于AFP、AFP-L3、GP73和TGF-β2。2.2血清标志物联合检测2.2.1两种标志物的组合：血清AFP+DCP的OR值为22.57，在11个2种标志物组合中最高，其阳性预测值为91.86%，阴性预测值为66.67%；GPC3+DCP的OR值略低，为18.82，阳性预测值为89.47%，阴性预测值为68.89%。其它9个2种标志物组合的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和OR值较单一血清标志物没有优势。2.2.2叁种标志物的组合：血清AFP+GPC3+DCP的OR值为32.73，在7个3种标志物的组合中最高，其阳性预测值为89.11%，阴性预测值为80%。其它6个3种标志物组合的OR值、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与2种标志物组合类似。单一标志物、2种和3种标志物组合的肝癌平均检出率分别为52.4%、71.1%和82.1%，2种或3种标志物组合的肝癌检出率显着优于单一标志物（p=0.012和p<0.001）。血清AFP联合GPC3和DCP的肝癌检出率高达90%，显着高于2种标志物组合的平均检出率（p<0.01）。在肝硬化患者为对照组的分析中，血清HCC标志物单独和联合检测的诊断和筛查价值比较：(AFP+GPC3+DCP)>(AFP+DCP)>(GPC3+DCP)>DCP>GPC3。3.肝硬化患者为对照组，分析血清标志物单独和联合检测在AFP≤200ng/ml肝细胞癌患者中的诊断价值3.1单一血清标志物：血清DCP>110mAU/ml的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分别85.37%和69.49%，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66.04%和87.23%；血清GPC3>1.5ng/ml的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分别为86.11%和64.62%，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57.41%和89.36%；AFP-L3、GP73和TGF-β2的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敏感性和特异性低于DCP或者GPC3。3.2血清标志物联合检测：在2种标志物组合中，GPC3+DCP的阳性预测值为81.48%，阴性预测值为75.61%，敏感性为81.48%，特异性为75.61%；没有发现其它5个2种标志物组合或2种3个标志物组合的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高于GPC3+DCP。单一标志物、2种和3种标志物组合的肝癌平均检出率分别为52.2%、74.1%和75.9%，2种或3种标志物组合的肝癌检出率显着优于单一标志物（p=0.028和p=0.016）。在肝硬化患者为对照组的分析中，血清标志物单独和联合检测诊断AFP≤200ng/ml肝细胞癌的价值比较：(GPC3+DCP)> GPC3>DCP。4、血清TGF-β2与病因和血清GPC3：乙型肝炎肝硬化组血清TGF-β2水平（679.3±114.8pg/ml）显着低于肝癌组（1546±193.2pg/ml）和乙型肝炎合并酒精性肝硬化组（905.2±96.20pg/ml）（p<0.01和p<0.05）。提示酒精因素可能导致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血清TGF-β2升高，从而增加发生肝癌的风险。血清GPC3>1.5ng/ml和GPC3≤1.5ng/ml的肝癌患者中，血清TGF-β2水平（1632±298.9pg/ml和1422±206.6pg/ml）没有显着性差异。提示肝癌患者血清GPC3与TGF-β2的相关性尚不明确，需要进一步的研究。【结论】1.作为肝细胞癌诊断标志物，血清DCP、GPC3或者AFP-L3单独检测的诊断价值优于AFP。2种或者3种血清标志物联合检测诊断肝细胞癌的价值高于单一血清标志物，其中最佳的组合方式是联合检测血清AFP、GPC3和DCP。2. AFP≤200ng/ml的肝细胞癌患者，血清GPC3联合DCP检测的诊断价值高于单一标志物及其它2种或者3种标志物的组合，是最佳的诊断和筛查指标。二、GPC3肽特异性T细胞反应及其相关因素【材料和方法】25例乙型肝炎相关性肝癌患者、22例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22例健康对照人群。在抗CD152抗体存在或者不存在的情况下，ELISPOT检测PBMC中GPC3肽特异性T细胞反应率和反应强度。流式细胞计数检测T淋巴细胞亚群，ELISA检测血浆中的CD152抗原。【结果】1. GPC3肽诱导的特异性T细胞反应：GPC3298-306和GPC3144-152反应率分别为33.3%和26.7%，平均反应强度为106SFU/106PBMC和203SFU/106PBMC，高于GPC3155-163和GPC344-52；抗CD152抗体共刺激时能够增加反应率（19.5%比16.1%），但是降低了反应的强度（58.75±13.7SFU/106PBMC比109.1±31.9SFU/106PBMC）。肝癌、肝硬化患者和部分健康人外周血中存在GPC3肽特异性T细胞，GPC3298-306和GPC3144-152诱导的特异性T细胞反应较好，封闭CD152可能增加GPC3肽特异性T细胞的检出率，但是可能会降低原有的免疫强度。2.外周血T淋巴细胞亚群：肝癌组和肝硬化组CD3+、CD3+CD4+、CD4+CD25+FoxP3+、 CD8+CD57+CD27+T细胞水平高于对照组，而CD4+CD28+CD27+和CD3+CD8+T细胞水平低于对照组。肝硬化组CD8+CD28-CD27+T细胞水平低于肝癌组和对照组。CD8+GPC3-Tetramer+T细胞在叁组中没有显着性差异。肝癌和肝硬化患者T淋巴细胞亚群的特点是CD3+CD4+T细胞和Treg细胞增加，CD8+T细胞降低， CD28-的CD4+和CD8+T细胞比例较高。肝硬化患者GPC3肽特异性T细胞反应强度较高可能与CD8+CD28+T细胞较多有关。3.血清GPC3和CD152与T细胞亚群：血清GPC3>1.5ng/ml的肝硬化患者有较高比例的CD4+CD28+CD27+T细胞和较低比例的CD8+GPC3-Tetramer+T细胞，但在血清GPC3>1.5ng/ml的肝癌患者中， CD8+和CD8+GPC3-Tetramer+T细胞的比例较高而CD8+CD28+CD27-T细胞的比例较低。肝癌组、肝硬化组和对照组血浆CD152抗原平均浓度分别为4.25±0.23ng/ml、4.14±0.12ng/ml和4.02±0.04ng/ml，各组间比较没有统计学差异（p>0.05）。GPC3>1.5ng/ml和GPC3<1.5ng/ml肝癌患者的血浆CD152抗原浓度分别为4.45±0.43ng/ml和4.01±0.08ng/ml，没有统计学差异。肝硬化患者血清GPC3与CD8+GPC3-Tetramer+T细胞负相关，而肝癌患者血清GPC3与CD8+GPC3-Tetramer+T细胞呈正相关。肝癌和肝硬化患者外周血中CD4+CD28-和CD8+CD28-T细胞比例较高可能不是其竞争性分子CD152增加的结果。【结论】1. GPC3具有免疫原性，可能成为肝细胞癌免疫治疗中的潜在靶点。肝细胞癌和肝硬化患者外周血中存在GPC3肽特异性T细胞，部分健康人群中可能存在低水平的GPC3肽特异性T细胞。ELISPOT实验中加入抗CD152抗体可能有助于增加GPC3肽特异性T细胞的检出率，但是CD152在GPC3肽诱导的特异性T细胞反应中的作用需要进一步的研究。2.肝细胞癌和肝硬化患者T淋巴细胞的特点是CD4+T细胞和Treg细胞比例增加、CD8+T细胞比例降低，CD28-的CD4+和CD8+T细胞比例增加。T细胞亚群的改变可能是导致肝硬化患者易发生肝癌的因素之一。3.高浓度血清GPC3可能会导致肝硬化和肝细胞癌患者T细胞亚群发生不同的变化，其机制和意义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DCP诊断原发性肝细胞癌的实验与临床研究[D]. 舒国顺. 中南大学. 2003
[2]. 联合检测血清AFP与PHCA、CA19-9等对肝癌诊断价值的研究[D]. 花海洋. 承德医学院. 2012
[3]. AFU对AFP阴性肝细胞癌患者诊断及根治性术后复发的早期预测意义分析[D]. 王辉锋. 郑州大学. 2017
[4]. 高尔基体蛋白73在肝细胞癌诊断与预测疾病预后中的作用[D]. 赵岩. 南方医科大学. 2014
[5]. 血清GP73对原发性肝癌诊断的实验研究[D]. 胡劲松. 中南大学. 2010
[6]. 射频消融治疗乙肝相关肝细胞癌后血清DCP、GPC3的变化及意义[D]. 王文欢. 山西医科大学. 2014
[7]. 去γ-羧基凝血酶原、甲胎蛋白在原发性肝细胞癌中的诊断价值[J]. 高明军, 陈洪, 陆枫林, 朱家沂. 实用医学杂志. 2012
[8]. 改进凝血酶原EVC一步测定法在原发性肝细胞癌诊断中的应用[J]. 杨玉芳, 梁宁生, 蒙子卿. 广西医科大学学报. 2002
[9]. 基于甲胎蛋白的肝细胞癌优化诊断和预后研究[D]. 邵洲. 浙江大学. 2016
[10]. 肝细胞癌患者血清肿瘤标志物组合的诊断价值及针对GPC3肿瘤抗原特异性T细胞反应的研究[D]. 李冰. 首都医科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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