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诗》说探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孔子论文,说探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孔子与《诗经》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论语》记载他整理《诗》，切磋《诗》，雅言《诗》；《史记》本传记载他删选《诗》，弦歌《诗》，传授《诗》；先秦两汉其他文献记载他品评《诗》，征引《诗》，以《诗》为据而证言证行，议人议事，等等。孔子对于《诗经》这种情有独钟的态度及其发表的诸多评说，在《诗经》研究史、古代文学批评史上都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在他之前，尽管也有少数人发表过与《诗经》相关的言论，但大都是只言片语，比较含混，并非有意识专门论述。如管子的“《诗》记物”说，赵衰的《诗》《书》“义之府”说，赵孟的“《诗》以言志”说，卢蒲癸的“赋《诗》断章”说等，多属别有他旨附带涉及的性质。孔子则不然，他的《诗》说具有明显的主体自觉意识，具有明确的文本指向性和现实针对性，其论及作品多，内容丰富，不少观点较为精辟，已经成为古代诗歌创作与诗歌批评的理论源头，影响深远。从这个角度讲，孔子堪称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位诗歌品评的自觉实践者。
孔子的《诗》说，除人们较为熟知的见载于《论语》者之外，也广泛散见于战国汉魏其他文献。现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孔子——周秦汉晋文献集》，参阅宋薛据、清孙星衍的两部《孔子集语》而统计，凡孔子针对《诗经》所说的有关言论，无论集、篇、章、句均算，包括征引《诗》文说明问题，其记载共有190余次[①]。兹将各书分载次数胪列于下：《论语》16次，《左传》6次，《礼记》62次，《大戴礼记》8次，《孟子》2次，《孝经》10次，《尸子》1次，《列子》1次，《庄子》1次，《荀子》10次，《吕氏春秋》1次，《孔丛子》3次，《韩诗外传》11次，《说苑》13次，《新序》4次，《盐铁论》2次，《论衡》1次，《史记》5次，《汉书》1次，《诗纬含神雾》1次，《孔子家语》38次。当然，其中有很多交叉重复，一条资料分别见载于多书；更存在一个真伪考证的问题，即《论语》之外的“孔子”言论，究竟哪些确为孔子所说？哪些属于后人托名杜撰？但此项工作并非易事，亦非本文旨趣所在；拙文意图有二，一曰综观其说，占有资料，二曰探赜发微，试为疏通；故所引“孔子”原文，皆详出处，不作臆断，以资读者甄别。就其内容性质和社会作用归类，举凡孔子《诗》说，大致可以分为综括性评论、鉴赏性评点和引证性评议等三大类别。
一
所谓综括性评论，是指孔子对于整部《诗经》的思想倾向、艺术风格、社会功用以及学《诗》目的等重要看法和观点。其内容性质属于总论，而语言风格同样简练，意蕴隽永。凡以下五条。
“思无邪”说
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思无邪”一语本是《诗经·鲁颂·駉》中的文字，原意讲马匹驾着车子在大道上奔驰，没有偏斜[②]。“思”是语气词。孔子巧妙运用这个成句高屋建瓴概括《诗经》的思想倾向，认定它们“无邪”，即没有不正当的地方，亦即健康纯正，符合社会道德和礼义规范。何晏《论语集解》引包咸注曰：“归于正”，乃属较为贴切的解释。其实，《诗经》反映的思想是丰富驳杂的，表现的情感态度也不尽一致，有的言辞激烈，疾恶如仇，甚至点名道姓，火药味很浓，像《十月之交》《巷伯》等，故朱熹曾曰：“只是‘思无邪’一句好，不是一部《诗》皆思无邪。”（《朱子语类》卷八十）而孔子之所以要用“思无邪”概括《诗》三百，并非他没有看到其中存在一些似乎极端甚至犯上的作品，盖主要还是从诗人的创作动机和良苦用心着想，所谓“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诗谱序》），充分理解诗人的一片好意，理解他们的正直感和正义性，故为首肯。“思无邪”说表明了孔子对于《诗经》思想内容和诗人创作目的的认可，表明他衡量文艺作品的政治尺度比较宽泛。《诗经》中大量讽刺统治阶级荒淫丑恶的作品，以及青年男女自由爱恋的情歌，均在“无邪”范围之内，这对于端正当时人们对于《诗经》的认识，大胆接受和研习其中所有篇章，促进“三百篇”的广泛流传，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今天，“思无邪”说或被视为一种“宏观的概括”，或被视为“真善统一”的美学观点，或被视为“音乐审美标准”等，引起了人们从理论上多视角的深入探讨。
“兴观群怨”说
子曰：“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孔子这段言论，旨在揭示学习《诗经》的多种作用。清杨大受《论语讲义切近录》卷十八曰：“《诗》之益，大有关于伦常，小有资于见闻”，学之，则“体之于身，会之于心”，功莫大焉。“可以兴”，是指《诗经》作品的艺术形象，可以启发读者的思维联想，产生感染和鼓舞的审美效应。孔安国曰：“兴，引譬连类”，朱熹曰：“感发志意”，其意近是。“可以观”，指《诗经》作品内容丰富，反映了周代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通过阅读，读者可以了解当时的民情风俗和政治得失，所谓“观风俗之盛衰”（郑玄语），“观政令之善恶”（孔颖达语）。“可以群”，指读者通过赋诵《诗经》篇章，可以掌握与他人思想沟通和情感交流的方法，增强和提高自身的合群能力。春秋时期的赋《诗》时尚证明了这点。如《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记载齐国庆封奔鲁，因听不懂鲁人所诵《茅鸱》之诗，不解对方之意，结果引起叔孙穆子不悦，只好离开鲁国。这是失“群”的例证，从反面说明了问题。“可以怨”，是指《诗经》不少篇章具有怨愤情结，如悯乱疾恶之怨，旷夫思妇之怨等，通过阅读，可以学到诗人“怨刺上政”（孔安国语）、泄导内心不平之气的艺术手段，对于调节个人心理平衡，培养正直无畏的人格精神很有益助。“兴观群怨”说是孔子站在接受者角度对《诗经》的社会功能所作出的比较全面的估价。从识字辨名到观风察俗，从兴情对答到刺政泄愤等。今天看来，它实质上肯定的是《诗经》作为文学所具有的审美作用、认识作用、教育实践作用和批判现实作用。这在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史上应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王夫之对此说都曾作过进一步的阐释和发挥，给予了较高评价[③]。
“温柔敦厚”说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礼记·经解》）此条资料也见载于《孔子家语·问玉篇》。后世学者多认为它与孔子文艺思想整体相一致，一般持相信态度。所谓“温柔敦厚”，盖指人的“颜色温润，性情和柔”（孔颖达疏），行为诚朴，态度宽厚。这是孔子设想的以《诗》进行社会教化而产生的结果，所形成的民风，即老百姓在群居相处、待人接物方面所带来的道德修养变化。《诗》何以能够如此呢？因为它“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孔颖达疏），“主文而谲谏”（《诗大序》），采用的是含蓄委婉的批评方式，体现出一定的宽容，反映出作者良好而高尚的品性涵养。如《小弁》主人公宜臼，遭父放逐，痛心疾首，但通篇只言未提此事，而是诉说自己“靡瞻匪父，靡依匪母”，“维桑与梓，必恭敬止”的人子之情。《民劳》作者召穆公，面对周厉王卫巫监谤、倒行逆施的暴虐行径，只是苦口婆心地劝说“民亦劳止，汔可小康”，而未直接针砭其痛处。孔子显然是欣赏和看重《诗》的这种蕴借风格，因而提倡以此精神教化百姓。故《礼记正义》云：“若以诗辞美刺讽喻以教人，是《诗》教也。”然而，以《诗》为教也存在弊病，即容易失之于“愚”，这也就是说“敦厚”还有一个“度”的问题，老实过分了也不行。
“温柔敦厚”说体现了孔子对于六经不同本质特征及不同社会功用的细微把握，反映了他以《诗》及其他经典作为民众性情涵育之本的社会教化主张，这也可看作古代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种构想。然而，在春秋战争不断、大国兼并、诸侯称霸的形势下是不可能实现的，倒是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汉代独尊儒术，《诗》被列为太学经典，设立博士，遂在物质条件和制度上为《诗》教的真正推行提供了可能性。
“兴于《诗》”说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邢昺《论语注疏》解释道：“此章记人立身成德之法也。兴，起也，言人修身当先起于《诗》也，立身必须学礼，成性在于学乐。”刘宝楠《论语正义》也说：“学《诗》之后，即学礼，继乃学乐。”这样理解是对的。因为孔子曾经说过：“不学《诗》，无以言”（《季氏》），“不学礼，无以立”（《里仁》），对于乐，更是喜爱备至，竟然“三月不知肉味”，“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述而》）。可见，在孔子看来，《诗》、礼、乐是三种不同的学习内容，具有不同的教育功能。《诗》本性情，咏歌喜怒哀乐，含有丰富的人生经验和社会文化知识，“其为言既易知”，故为“学者之初”（朱熹语）；“礼”则记载典章制度，厘定行为规范，“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孔子语，《礼记·礼运》载）以恭敬辞逊为本，有礼无败，故为“学者之中”；“乐”有五声十二律，更唱迭和，所以“动于内”，“感人深”，“可以善民心，移风易俗”（《礼记·乐记》），故为“学者之终”。“礼”和“乐”，在孔子时代或许同《诗》一样，都有前代遗留下来的成文的东西，属于不同教本的性质，故孔子倡导弟子们学习，并且指出它们的各自作用。因此，“兴于《诗》”说的意思，在于指出人的成熟过程需经历三个不同阶段，或曰分三个步骤来完成；而不是指人的艺术审美过程出现的心态变化。现有的研究者试图作新的解释，把此三句话均视为“谈人在欣赏艺术时的审美感受”，“是人领悟艺术时应持的心态和达到的境界”，这固然不失为一种创新之说，但客观上却混淆了《诗》、礼、乐三者的本质区别，显然不符合孔子原意。此外，该处“兴于《诗》”与《阳货》篇说的“《诗》可以兴”，其含义也不一样，同样也有人将二者等同起来，混为一谈，乃值得再商榷。该处的“兴”字，是相对“立于礼”的“立”，“成于乐”的“成”字而言的，有“起先”、“起初”、“开始”的意味，指人修身立世当首先学《诗》，朱熹、邢昺、刘宝楠等皆作如是解；而“《诗》可以兴”的“兴”，则是启发思维、引起联想的意思；字虽一样，其在句中的作用和含义并不同。
“兴于《诗》”说的意义在于，肯定了《诗经》对于人的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具有启蒙、教育作用，指出了个体理想人格形成的过程与修身内容，为当时学子士人立身处世、走向社会指出了一条逐渐通往成熟的道路。
“达政专对”说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这是孔子反对读死书、死读书的精辟言论，他老人家看来并没有书呆子的迂腐，相反，倒是十分明智开通，讲究实际功利的。此话指出学《诗》的目的在于实践，在于转化和提高人的才智本领。其所强调的不是死记硬背，而是在社会实践中灵活运用书本理论知识的能力。邢昺释曰：“若多学而不能用，则如不学也。”程子议曰：“穷经将以致用也。世之诵《诗》者，果能从政而专对乎？然则其所学者，章句之末耳。此学者之大患也。”（朱熹《论语集注》卷七引）同样的思想，在《礼记·礼器》中也有记载，孔子曰：“诵《诗》三百，不足以一献。”“献”是古代祭祀的一种仪式，指陈列祭品和献酒，因所祀对象不同，其仪式也有繁简之别[④]。若不学礼，则最简单的“一献”都干不了，《诗》读得再多，哪怕能将三百篇全部背下来，也是枉然。由此可见，《诗》和礼的社会作用是不同的，孔子说这个话，也是要人既学《诗》又学礼，注重社会实践本领的意思。
二
孔子对于《诗经》不仅从整体上作出综括性评论，而且从局部、就某些具体作品作出鉴赏性评点，谈及自己的理解和看法。其言多富哲理，发人深思。兹述以下四则为例。
“乐而不淫”说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衰而不伤。”（《论语·八佾》）《关雎》是《诗经》国风的首篇，所谓“四始”之一，古代学者一般传述《毛诗序》的说法，认为它是歌咏“后妃之德”。故朱熹解释道：“《关雎》之诗，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不得，则不能无寤寐反侧之忧；求而得之，则宜其有琴瑟钟鼓之乐。盖其忧虽深而不害于和，其乐虽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称之如此。欲学者玩其辞，审其音，而有以识其性情之正也。”（《论语集注》卷二）依此说，则《关雎》的男主人公是年轻的周文王，那位“窈窕淑女”便是尚未过门、未来的“后妃”了。当主人公恋情“求之不得”时，便产生了“哀”或“忧”的情结，然不至于“伤”，并未因此而伤大行，即无颓靡等失仪之状。当爱情最终得以实现、淑女求而得之时，主人公满心欢喜，快乐无比，于是“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而这种“乐”，同样也是适度的，并不过分。此即孔子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一般理解。然则此言非谓后妃，而是称道周文王之“德”了。《小序》之说失之。倘若去掉“文王”、“后妃”等字样，今天看来大抵还是可以接受的。此外，换个角度看，“乐而不淫”这个话也很可能是孔子针对《关雎》的音乐风格而言的。《论语·泰伯》曰：“《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意谓合奏《关雎》乐章，真是美妙动听极了。故刘台拱《论语骈枝》说：“《诗》有《关雎》，《乐》亦有《关雎》，此章据乐言之。”要之，“乐而不淫”说反映了孔子重视中和之美、以和适为贵的文艺美学观点，所标举的是和谐、适度、均衡，而反对过分和失态。这是他的中庸哲学思想在文艺批评方面的体现。
“绘事后素”说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子夏所引之诗见于《卫风·硕人》，其中第三句《毛诗》无，《鲁诗》或有。诗意称庄姜外貌之美，笑容宜人，目光流盼。而“素以为绚”一句，子夏不达其旨，故问夫子。孔子答以“绘事后素”四字。盖其意谓庄姜有此倩盼之美质，而又加以华彩之服饰（诗所谓“衣锦褧衣”），乃为完美；犹如绘画，先有白绢之质，而后可施五彩，遂成丹青，其理相同。孔子此语实质涉及的是“质”与“文”孰先孰后、孰本孰末、孰主孰次的问题。就文学而言，即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从儒学而讲，就是忠信仁义与礼仪礼节的关系。所以子夏马上领悟了这层意思，因言“礼后乎？”意即学礼是不是后一步的事，首先当培养优良的道德品质？孔子听后不胜欣悦，大加赞赏。对此，朱熹解释道：“礼必以忠信为质，犹绘事必以粉素为先”，“犹人有美质，然后可加文饰。”（《论语集注》卷二）
孔子与子夏这段参禅占偈般的巧妙对答，可说是古代文学批评史上最早的一则诗话。其由作品文本引发的辘轳联想，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敏捷思维，透过字面符号深入把捉文本蕴义的接受范式，洵属创意造言，别开生面，令后代学人钦赞不已。
“未之思”说
“唐棣之花，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论语·子罕》）唐棣是一种蔷薇科植物，它的花在风中翩翩摇摆。诗歌以之起兴，引出下文：“岂不尔思？室是远而”，谓难道我不想念你么？实在因为两家离得太远了。此属男子表白之词，其意似把对方比作美丽的唐棣花，令人喜爱，而自己却无缘亲近。此为逸诗，与今存《郑风·东门之
》颇为相似：“东门之，茹藘在坂。其室则迩，其人甚远。东门之栗，有践家室。岂不尔思？子不我即！”不难看出，这两首诗都属青年男女恋爱题材，且以第一人称直抒胸臆。《东门之》主人公一片诚意，惟恐对方看不上自己，巴不得彼此多接触，多亲近。而《唐棣》主人公则在强调客观原因，为其打退堂鼓寻找借口。孔子读后，一眼瞧出个中的虚情假意，尖锐指出：“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意思是，这个人并没有真正思恋对方，否则哪里会以距离远近为借口呢？言下之意，两情若是真正相爱，天涯亦似咫尺。孔子为这样一首小诗发表看法，这是十分有趣的，可以见出他对民间诗作的兴趣浓厚，见出其情感体味是何等的细致与深刻。“未之思也”，这不仅是说一个人在感情上的不真诚，不投入；也可指一个人在追求真理、砥砺品行方面未下功夫，未有诚意。孔子评此诗，其哲理旨趣恐在后者，所谓“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故程子称“此言极有涵蓄，意思深远”（《论语集注》卷五引），是值得细加玩味的。
“知道能治”说
《诗》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孟子·公孙丑上》引）《豳风·鸱鸮》通篇作鸟自述语，是《诗经》中唯一的禽言诗。《小序》曰：“周公救乱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为诗以遗王，名之曰《鸱鸮》焉。”孔子读后评论道：“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认为写这诗的人，是懂得治国之道的。因为诗歌体现出作者居安思危、防患未然、固本自强、抵御外侮的深刻思想。宋孙奭《孟子注疏》曰：“鸱鸮小鸟，尚知天未阴雨之前，取彼桑根之皮土，以缠绵牖户，喻人君能于闲暇之时，治其国家，以明其刑政。”诗中所谓“下民”，孔子似指武庚而言。《孔子家语·三恕篇》载孔子言曰“能治国家之如此，虽欲侮之，岂可得乎？周自后稷，积行累功，以有爵土；公刘重之以仁；及至大王亶甫，敦以德让；其树根置本，备预远矣。……武庚恶能侮！”将诗歌文辞与史实内容紧密结合起来，可说是“知人论世”解诗的先例。“知道能治”说虽是评议《鸱鹞》这一具体作品，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孔子的忧患意识和治国思想，反映出他虑危则安、固本则强的辩证思维和“吾从周”的政治态度。从文学鉴赏角度讲，这是孔子对诗歌深层意蕴的挖掘和发挥，是一种较高层次的把握。通过作品揭示作者的现实品格，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似乎这还是第一次。
三
征引《诗经》文辞以证实自己言论的真实性，可靠性，并借以评议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看来是孔子的一种喜好和特长。此所谓“引证性评议”。这方面的资料约占孔子《诗》说总数的七成左右。就其引《诗》意图和评议对象而别，又可分为引《诗》品人，引《诗》议政，引《诗》明理，引《诗》述事等四种。
引《诗》品人例
1.子曰：“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终身诵之。（《论语·子罕》）2.仲尼曰：“能补过者，君子也。《诗》曰：‘君子是则是效’，孟僖子可则效已矣。”（《左传·昭公七年》）3.孔子曰：“《诗》云：‘式夷式已，无小人殆’，而商也，其可谓不险也。”（《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
例1评议子路，说他穿着破旧的衣服与那些衣冠齐楚的人站在一起，并不感到羞惭，意在称赞他“不以贫富动其心”（朱熹语）；乃引《邶风·雄雉》“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以勉之。诗意谓不忌妒，不贪求，是君子的良好品质。子路听了很高兴，便天天背诵这两句。例2引用《小雅·鹿鸣》“君子是则是效”表扬孟僖子能够知错改过，可以作为他人效法的榜样。孟僖子因不懂礼仪，不能郊迎远道归来的鲁昭公，遂发愤习礼，临终时又命其子孟懿子与南宫叔师事仲尼学礼，故孔子有是言。《孔子家语·正论解》亦载有此事，孔子以“惩己所病，以诲其嗣”称之。例3引《小雅·节南山》“式夷式已，无小人殆”品评卜商之为人。“夷”者，平也，“已”者，断也；言卜商心地平正，交友谨慎，行为果决，当断则断，不致因小人之故而给自己招致祸患。同学子贡也赞卜商曰：“学以深，厉以断，送迎必敬，上友下交，银乎如断，是卜商之行也。”（同上）孔子以这两句诗断言卜商处世平安而不险。
引《诗》议政例
4.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诗》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施之以宽也。‘毋纵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惨不畏明’，纠之以猛也。”（《左传·昭公二十年》）5.子曰：“上酌民言，则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则犯也；下不天上施，则乱也。故君子信让以莅百姓，则民之报礼重。《诗》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礼记·坊记》）6.鲁哀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在使民富且寿。”哀公曰：“何谓也？”孔子曰：“薄赋敛则民富，无事则远罪，远罪则民寿。”公曰：“若是则寡人贫矣。”孔子曰：“《诗》云‘恺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见其子富而父母贫者也。”（《说苑·政理》）
上引三段文字从不同角度反映孔子的政治思想内容。例4旨在阐述“宽以济猛，猛以济宽”的为政之道。引《大雅·民劳》“民亦劳止”四句说明施政以宽的含义，引“毋纵诡随”四句说明怎样就是“纠之以猛”，从而使其观点更为明确具体。“宽”是针对“民”而言的，“猛”则针对“诡随”、“寇虐”而讲，具有明确的政治倾向性。例5阐述“上酌民言”的为君之道，引《大雅·板》“先民有言，询于刍荛”以证实之。此句意谓：古代圣贤曾经说过，“有疑事当与采薪者谋之”（《郑笺》）。这实际上也就是广开言路，听从民众劝谏的意思。可见，孔子引《诗》多能巧发奇中，恰到好处，使之成为有力论据以充分说明自己的观点。例6则论及政与民的关系，孔子看法非常明确，指出“政在使民富且寿”。而要真正做到这样，则首先要“薄赋敛”，减轻老百姓的负担。鲁哀公一听便吓坏了，以为他个人利益将要受到损害，孔子遂引《大雅·泂酌》“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为据，意在说明民富不忘其君，犹如子女发迹不忘父母一般，鲁哀公尽管放心好了。这是孔子引《诗》做思想工作，使对方解除疑虑，目的还是使自己的意见令人信服和接受。
引《诗》明理例
7.孔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诗》曰：‘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礼记·礼运》）8.子曰：“以德报德，则民有所劝；以怨报怨，则民有所惩。《诗》曰：‘无言不仇，无德不报。’”（《礼记·表记》）9.子曰：“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诗》云：‘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孝经·事君章》）
以上三段文字，可以看出孔子征引《诗经》文句，目的在于说明某种事理。例7阐述“礼”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引《鄘风·相鼠》“人而无礼，胡不遄死”以加强说服力。例8谈人与人之间恩怨关系，指出“以德报德”可使人的恩惠之心得以发扬，“以怨报怨”可使人的相害之心受到惩罚，并引《大雅·抑》“无言不仇，无德不报”为证，以示出言有据。当然，孔子也说过“以直报怨”的话（《论语·宪问》），故对“怨”，未必皆要以怨相报。例9说明臣属事奉君上应尽忠补过、进言劝谏的道理，引《小雅·隰桑》“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以为佐证。诗意本言情，描述女子将心中恋思将率直相告于对方的情感态度，孔子灵活借用，意在指出臣属不必缄口，亦当将个人意见大胆说出，毋须吉人辞寡。由此而论，孔子引《诗》证言，并不拘泥作品原意，而是借题发挥，巧妙风趣，赋于诗文新的内涵，形成诗意在彼而旨趣在此、幽默生动的语言效应。
引《诗》述事例
10.孔子曰：“由！《诗》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今程子，天下之贤士也，于是不赠，终身不见。大德毋逾闲，小德出入可也。”（《说苑·尊贤》）11.孔子之旧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将助之以木椁。子路曰：“由也闻诸夫子，‘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夫子惮矣，姑已，若何？”孔子曰：“‘凡民有丧，匍匐救之’，况故旧乎？非友也，吾其往。”（《孔子家语·屈节解》）12.孔子之母既丧，将合葬焉。曰：“古者不祔葬，为不忍先死者之复见也。《诗》云：‘死则同穴’，自周公已来，祔葬矣。故卫人之祔也，离之，有以间焉；鲁人之祔也，合之，美夫！吾从鲁。”遂合葬于防。（《孔子家语·曲礼公西赤问》）
“引《诗》述事”是指孔子征引《诗经》文辞以表述自己某些行为或事件的处理并无不当、而符古训的一种具有申辩性质的用《诗》实践。譬如例10，记载孔子与程子偶然在路途相遇，遂相互交谈，十分投机，分别时孔子嘱子路取布帛一束赠予程子，子路不睬，再嘱时，子路不屑然曰：“由闻之也，士不中间而见，女无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对孔子这种似乎过分讨好的行为表示不满。于是，孔子引《郑风·野有蔓草》以申辩，说明自己这样做有所依据。诗歌本写青年男女邂逅相遇，一见钟情，而孔子用它表示与程子异苔同岑，相见恨晚，示其尊贤敬能的仰慕之意，是故赠帛一束，不为过分。又如例11，孔子故人原壤之母亡故，孔子出钱资助原壤购买棺木，子路知道后加以阻拦，且以孔子“无友不如己者”之语反劝老师，意谓原壤这种人不值得如此这般。孔子乃引《邶风·谷风》“凡民有丧，匍匐救之”予以开导，谓邻里乡亲有难，犹当尽力帮忙，何况故旧乎？况且这样做也并不是一定要和他交友，说得子路无言以对。唐孔颖达《礼记正义》认为此事表现了“孔子无大，不遗故旧”的为人风范。再看例12，孔子母死，孔子欲将棺柩合葬于其亡父墓处，但这种做法各地不一，或无合葬习俗，因不忍开墓再见已死者遗柩，故孔子征引《王风·大车》“死则同穴”为据，表明自己这样做并无过失，而符古人垂训。
综上而论，孔子对于《诗经》不仅作出了诸多富有理论色彩和鉴赏意义的评说，而且大量征引《诗经》文句用于日常生活的言谈行事之中，以之为据而品人议政，明理述事，这在《诗经》接受史上还是少有的。说明孔子既是一位《诗经》评论家，也是一位率先用《诗》实践家。他的《诗》说，一定程度上具有开山纲领的性质，于后世影响深远；他的用《诗》实践，同样濡染了一代儒生及战国文章以《诗》言为雅、以《诗》文为信的学术风气，对于《诗经》作品的广泛传播，对于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起到了积极推进作用。
＊ 本文系“《诗》说研究”课题论文之三。之一题为《从三百篇看周人诗观》，之二为《先孔诗说发微》，先后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1994年第1期，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3年第4期、1994年第9期。之四题为《孟荀诗说平议》。
注释：
①有时，孔子某次说《诗》不止一条，如《韩诗外传》卷三载鲁康子问孔子“杀一不义以戮不孝”是否可以，孔子回答时引诗四条，这种情况仍算为一次，以清眉目。 ②参见金启华《诗经全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③参见黄宗羲《汪扶晨诗序》、王夫之《姜斋诗话》。④《礼记·礼器》：“一献质，三献文，五献察，七献神。”《礼记·乐记》：“一献之礼，宾主百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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