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及其超越———种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种马论文,现代性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术界对待现代性的态度有两种：赞同和反对。赞同者又有两种：无条件的赞同和有保留的赞同。前者是全盘西化的主张，表面上已经很少有人再公开坚持这种见解，但在实际生活中它却仍是一种有影响力的暗流。后者是辩证论者，主张“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但对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却常常产生分歧，甚至形成截然相反的看法。反对者有三种：从前现代的立场反对，从后现代的立场反对和从超现代的立场反对。三种立场都看到了现代性的不足，但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同：前现代论者把传统生活的长处浪漫化，淡化其不足，对现代性则视若洪水猛兽，大加鞭挞，主张阻挡、甚至倒转历史的车轮；后现代论者则痛感“西方现代性”的缺陷和问题，照搬照抄西方后现代论者的论调，主张跨越现代性阶段，直接迈入后现代社会；超现代论者看到现代性的不足，但认为那是前进中的不足，只能在前进中加以克服，因而主张在走向现代性的过程中超越现代性，努力避免和超越既有现代性的不足。
在我国确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情况下，对现代性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迫切的实践意义。笔者主张把“有保留的赞同”和“从超现代的立场反对”现代性的态度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立场：实践批判的立场。
“现代性”并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虽然人类同处于21世纪，但其发展却是不同步的：有的国家其发展水平仅是其他国家的近代水平，当然也就谈不到“现代性”。“现代性”，也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不能说，德国有德国的标准，英法有英法的标准，原始土著部落有原始土著部落的标准。邓小平的“三步走”战略部署，是以当时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作为参照的。邓小平的思路启发我们：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跟西方不同，现代性的表现肯定也会不同，但现代性所要求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是一样的。不能说中国有中国的现代性，西方有西方的现代性。现代性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都有相应的时代标准。这一标准是根据现代性的历史地位确定的。
对现代性最简单的概括是：富强、民主、文明。若稍加展开则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个人主义文化。很显然，除“个人主义文化”一项外，这与我国现代化的目标是一致的。而“个人主义文化”这一项上的差别，恰恰是我国的现代性目标不同于西方既有现代性的特征。造成这种差别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我国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除了现代性的目标外，我国的现代化还有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社会主义”和“现代化”两个目标叠加在一起，形成了我国现代性目标的特征。单就“现代性”来说，发达国家已是现成的样板，没有第二个标准；但“社会主义现代化”却是前无古人的事业。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社会主义”就其本质来说原是超越现代性的事业。因此，它应当以现代化的实现作为自己的起点。然而，由于20世纪所有社会主义革命都发生在落后国家，这种起点根本就不具备。起点比发达国家低，却要达到一个比发达国家高的目标，这就是社会主义运动所面临的难题。
这一难题与19世纪中叶的德国所面对的难题是相似的。马克思分析说，德国面临双重的苦难，即“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
“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101页。）
这样一来，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就必然面临双重任务：向资本主义学习、实现现代化，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建设共产主义。这双重任务构成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学习和超越。就前一方面，马克思指出：
“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页。）
这一方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要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就后一方面来说，向发达国家学习不意味着我们要跟在发达国家后面亦步亦趋，而是超在发达国家前面。因此，社会主义现代化任务的双重性就表现在：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走完发达国家通过整个资本主义阶段所完成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任务，然后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同时，经历“社会主义中级阶段”，最后与发达国家一道，进入“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实现“人类大同”的共产主义理想。
按照这样的展望，“现代性”的地位就在于它的过渡性：一方面，它是前现代国家的目标，另一方面，它是后现代国家的起点；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它既是有待达到的目标，又是将被超越的对象。
现代性的特征是由现代性的地位决定的。既然现代性的地位在于它的过渡性，那么，对于现代性的特征，我们就必须从与前现代和后现代的对比中进行研究。马克思的社会发展三阶段理论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现成的研究框架。马克思指出：
“人的依赖性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页。）
社会发展三阶段的划分，笔者把它称为马克思的前现代、现代和超现代理论。现代性是“现代”阶段的特征。
第一个阶段的特征是自然经济、等级政治和集体主义文化。这三方面都是前现代社会的特征。
第二个阶段的特征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个人主义文化。这三个方面构成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
第三个阶段的特征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如果说在第一阶段表现为个人对社会的依赖，第二个阶段表现为人类对自己劳动产品的依赖，那么，第三个阶段则表现为人类从对自然、个人对社会的依赖中摆脱出来，成为完全自由的个体。
就其文化特征来说，第一阶段是集体主义，第二个阶段是个人主义，第三个阶段则可以称为“联合体主义”。第一阶段从集体出发，个人依附于集体，第二个阶段从个人出发，集体依附于个人。两个阶段的特征，都是把个人与集体对立起来，贬斥其中的一个，抬高另一个。联合体主义则相反，是把个人与集体一致起来，在联合体中，“每个人的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4页。）。
笔者之所以把第三个阶段称为“超现代”阶段，而不称为“后现代”阶段，是因为第二个阶段仅仅“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而不能自动地导致第三个阶段的实现。也就是说，马克思把共产主义政党的作用，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都放到了第二个阶段向第三个阶段的过渡中，并作为实现过渡的根据和决定因素。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已经具备了进入第三个阶段的客观条件，却并不具备主观条件，或者说，具备了外在“条件”而不具备内在“根据”。发达国家的现代性已经充分发展，乃至发展过度，但并未实现对现代性的超越，而只是进入了后现代阶段。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只是现代性发展过度的产物，实际上只是一种理论批判。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对现代性的批判不能满足于理论批判，而必须进入实践批判的层次。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如果能够坚持其“社会主义”性质的话，它本身属于实践批判的一种。对现代性的其他三种批判则统统属于理论批判。
由于马克思把现代性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所以对现代性的不同批判态度，在马克思那里表现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各派别。马克思在许多著作中都对这些派别展开过分析。限于篇幅，这里仅以《共产党宣言》中“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一章的论述为例加以说明。
除了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外，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区分了三类社会主义：反动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有三类批判针对的对象是相同的，都是资本主义的缺陷或阴暗面，但其立场和出发点不同。
所谓“反动的社会主义”，指的是站在前资本主义的立场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根据它们出发点的不同，马克思列举了三种“反动的社会主义”类型：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每种类型各有其代表性：封建社会主义的出发点是封建主的利益，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出发点是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两类社会主义都代表一个已经逝去的时代——封建社会或前资本主义时代，其中，封建社会主义代表的是封建贵族的残存势力，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代表的则是封建社会的城关市民和小农的残存势力。
与这两类土生土长的“反动的社会主义”不同，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是舶来品。这类社会主义的原产地是法国。马克思把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看作是对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的“阉割”，是从法国老师那里照搬照抄来的“拙劣的小学生作业”。这种照搬照抄之所以拙劣，是因为德国和法国有不同的生活条件，因而形成了不同的思想背景：
“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是在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压迫下产生的，并且是同这种统治作斗争的文字表现，这种文献被搬到德国的时候，那里的资产阶级才刚刚开始进行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8页。）
马克思的分析不由使我们想到目前国内的“后现代主义者”对现代性的批判。他们也是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者那里照搬照抄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因此，马克思对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分析同样适用于他们。
同自己的法国老师一样，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也反对资产阶级。但在马克思看来，法国社会主义者是革命的，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却是反动的，原因在于：“德国的社会主义恰好忘记了，法国的批判（德国的社会主义是这种批判的可怜的回声）是以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的，而这一切前提当时在德国正是尚待争取的。”这就是说，德国和法国的形势不同：法国是苦于资本主义的过度发展，而德国却是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不足。在德国反对资产阶级，必然会在实际上成为封建势力的帮凶，成为专制政府的帮凶，因为德国的封建统治者正在到处寻找一种反对资产阶级的理论。“既然‘真正的’社会主义就这样成了这些政府对付德国资产阶级的武器，那么它也就直接代表了一种反动的利益，即德国小市民的利益。在德国，16世纪遗留下来的、从那时起经常以不同形式重新出现的小资产阶级，是现存制度的真实的社会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0页。）
所谓“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指的是“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他们也想“消除社会的弊病，以便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1页。）。
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想去掉现存社会的坏处，而保留它的好处。它没有看到，产生现存社会的坏处和好处的，是同一些物质条件。因此，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所主张的，只能是一种纯粹的空想：
“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只有在它变成纯粹的演说词令的时候，才获得自己的适当的表现。
“自由贸易！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保护关税！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单身牢房！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这才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唯一认真说出的最后的话。
“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个论断：资产者之为资产者，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2页。）
所谓“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指的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然而却看不到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的派别。“在他们心目中，无产阶级只是一个受苦最深的阶级”，“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主动性，看不到它所特有的任何政治运动”，“于是他们就去探求某种社会科学、社会规律”，以便创造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在空想社会主义者看来，
“社会的活动要由他们个人的发明活动来代替，解放的历史条件要由幻想的条件来代替，无产阶级的逐步组织成为阶级要由一种特意设计出来的社会组织来代替。在他们看来，今后的世界历史不过是宣传和实施他们的社会计划。”（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3页。）
这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著作也含有批判的成分，它们“抨击现存社会的全部基础”，因此，“它们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令人扼腕叹息的是，由于它们所知道的只是社会对立和阶级对立的“早期的、不明显的、不确定的形式”，因此，“它们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本身还带有纯粹空想的性质”。
如果说，“反动的社会主义”的出发点是过去，“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出发点是现在，那么，“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则以未来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单就出发点来看，后者比前二者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然而，三种类型的社会主义有着同样的缺陷：它们都只是对现存社会的理论批判，在实践中都是行不通的。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一种实践批判。如果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换成“对现代性的批判”，我们就会看到，马克思对种种牌号的“社会主义”的分析恰好适用于我们对现代性的分析：对待现代性的前现代态度、现代性态度和后现代态度，与对资本主义的三种理论批判即反动的社会主义、保守的社会主义和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几乎是一一对应的（注：所以，如果国内的“新左派”、“新自由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愿意自己对号入座，笔者是不会反对的。）。我们的任务，在于如何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阐发我们关于“超现代性”的观点。
如果抛开政治因素不谈，可以说，中国在当今世界上所处的地位，酷似19世纪的德国在世界上的地位。那么，针对19世纪的德国，马克思提出了什么样的主张呢？
首先，马克思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试问：德国能不能实现有原则高度的实践，即实现一个不但能把德国提高到现代各国的正式水准，而且提高到这些国家最近的将来要达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呢？”（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
马克思的回答是，德国同法国不同。法国已经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实现了“政治解放”，它的下一步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人的解放”。同法国相比，德国仍然处于封建统治之下，然而德国的资产阶级过于弱小，无法承担起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只能是两步并作一步走，通过哲学的理论批判和无产阶级的实践批判来改造德国的现存制度。也就是说，德国无产阶级不能满足于“政治解放”，因为政治解放仍然是一种束缚，同“人的解放”相比，它只是一种片面的解放，是一种“部分胜利”：
“在德国，只有同时从对中世纪的部分胜利解放出来，才能从中世纪得到解放。在德国，不摧毁一切奴役制，任何一种奴役制都不可能被摧毁。彻底的德国不从根本上进行革命，就不可能完成革命。”（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
同样，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以西方已经达到的现代性作为自己的目标，又要超越这种现代性。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前现代，所要达到的目标却是现代性的超越，为此，我们必须对自己的现状进行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批判。
如果把政治因素考虑在内，情况就复杂得多。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看，至少有两方面是必须注意的：一方面，中国已经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这比19世纪上半叶的德国主观条件优越得多；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自身面临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这一转型能否成功，则取决于许多因素。“十六大”把党的建设的指导思想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纲领联系在一起，确实是意味深长的，因为在中国，党的建设关乎现代性的超越能否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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