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君宪到共和——论伍廷芳的政治制度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和论文,政治制度论文,思想论文,廷芳论文,君宪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伍廷芳（1842—1922年），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外交家、法学家。本名叙，字文爵，号秩庸，祖籍广东新会，出生于新加坡，四岁随父回国。他一生活了八十岁，几乎与近代中国前八十年相始终。前四十年，大多在海外求学、任职，是获取外国律师资格的第一个中国人，是香港立法局的第一位华人议员。后四十年，在国内政坛上进行政治实践，投身洋务运动，参与清末政治改革，参加建立民国，反对复辟反对军阀，最后为捍卫民主共和制度赍志而终。
对于这样一个重要人物的思想和实践，国内学界并无系统研究。鉴于此，本文试图就其政治制度思想的形成、演变作一番考察，以求正于方家。
一、主张改革专制政体，实行君主立宪
辛亥南北议和期间，伍廷芳曾对唐绍仪谈及，自己原来主张中国应该实行君主立宪[①a]。这一思想由来已久，可追溯至其早年经历。
他少时即“慨然有澄清宇内之志，不屑为章句帖括之学。”[②a]由鄙视八股时文转而赴港学习西学，由目睹中国积弱之景状转而萌生匡世救国之心：“以为欲救国危，非赴欧美精研法学，举吾国典章制度之不适者，改弦而更张之不可。”[③a]遂以十余年薪俸积蓄，于1874年自费赴英留学，攻读通商、交涉、刑名、律例和万国公法。域外三年的学习、观察，使他对西方文明有了更深的了解。1877年1月23日，清政府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抵达伦敦的次日，伍廷芳就前往拜访，谈话中简截地道明了君主立宪政体与君主专制政体的迥异之处：“英国之政，君主之，实民主之。每举一事，百姓议其失，则君若臣改弦而更张。”[④a]
1882年，伍廷芳应邀入李鸿章幕府，投身洋务运动，之后逐步跻身政坛，直至1909年退居上海。宦海生涯二十余载，伍廷芳目睹朝政腐败，纲纪废弛，以致列强环伺，民族危机不断，这使他对君主专制政体的弊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以为“有可行处，有不可行处，特视其人用之善不善耳。夫权在一人，号令严则措施自易。……一切敷布，及其改革，自无掣肘捍格之虞。……惟一遘暴君，擅行威福，视民草莽，耕凿难安，不必桀纣一流，而生民已困于水火。”通过中外历史比较，伍廷芳看到，专制政体曾经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但随着民智渐开，已不适应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盖自数百年，四海萧骚，咸狙伏于专制政府之下，如水益深，如火益烈，压逼太甚，炸力旋生，其势使然。以是人心之趋向，渐集民权，君权已居少数。”因此，他认为中国只有“上下一心，变法图强”，改革专制政体，才能“不战而抗行欧美”[⑤a]
基于这种思想认识，伍廷芳在晚清政治改革运动中，“屡有条陈，辄思补救”[①b]，进行了一系列维新改良的实践活动，其中最集中地体现在主持修订法律，进行法制改革。
伍廷芳认为，“法无不变，制贵因时。”中国法律和西方法律差别很大，虽不能强求相同，却须因时而变。就刑法而言，中国量刑用刑重于西方。因为中西刑法“不一之故”，所以在教案等交涉事件中，造成“华民科罪，则虽重犹以为轻；洋人定案，则极轻犹以为重。”针对这种状况，有必要参酌中西刑法，改重从轻，行圣明钦恤之政。就中西通商而言，更需法律保障，故应“采各国通行之例，折中定律，勒为通商律例一书，明降谕旨，布告全国。所有交涉诉讼，彼此有犯，皆以此为准。”[②b]1902年，由于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的荐举，清廷命伍廷芳和沈家本为修订法律大臣，“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③b]1903年伍廷芳开始参与修律，直至1906年退出，前后共四年。由于英、美、日、葡改订商约时曾得到允诺，中国修改法律后他们将放弃领事裁判权，因而他坚持认为，“此次修订法律原为收回治外法权起见，故齐一法制，取彼之长，补我之短，实为开办第一要义”，是“变法自强之枢纽”[④b]。他指出，“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自来讲刑法者，亦莫不谓裁之以义，而推之以仁。然则刑法之当改重为轻，固今日仁政之要务，而即修订之宗旨也。”[⑤b]基于此，伍廷芳和沈家本主持删订《大清律例》时，废除了凌迟、枭首、戳尸、缘坐和刺字等酷刑；更定刑名，将笞、杖、徙、流、死五刑，改为死刑、徒刑、流刑、拘留、罚金；改变死刑执行办法，规定只用绞刑一种；将继承、分产、婚姻、田产、钱产等属于民事的条款划出，不再科刑。此外，伍廷芳还主持制订了《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诉讼法草案》等新法。这些法律，连同他人制定的《大清新刑律》、《大清民律草案》等，引入了西方近代法律观念、原则，改变了“民刑不分、诸法合体”的中国传统法律结构，促使“政刑分离”和司法独立，触动了君主专制制度的根基，从而推动了中国法制近代化和政治近代化的进程。
二、投身革命洪流，拥护民主共和
辛亥革命爆发后，伍廷芳于1911年11月12日联合张謇等人，致电摄政王载沣，请清帝退位，赞成共和：“大势所在，非共和无以免生灵之涂炭，保满汉之和平。国民心理既同，外人之有识者议论亦无异致，是君主立宪政体，断难相容于此后之中国。为皇上殿下计，正宜以尧舜自待，为天下得人。”[⑥b]清廷未予理睬。伍廷芳又单独上书庆亲王奕劻，一针见血地指出：“夫年来假立宪之美名，行专制之虐政，上下中外罔不周知，朝廷之大信已漓，虽复家喻户晓，其谁信之”；清室的出路只有一条，即主动放弃帝位，“与民享共和之幸福”[⑦b]。其时，满洲亲贵载涛、良弼等为保住大清王朝，重募死士，决意暗杀赞成共和的汉人，伍廷芳亦在其列。对此，伍正气凛然，斥之为“野蛮举动”，并道出其潜伏的“利害安危之机”：“汉人百倍于满，果使挺刃寻仇，互相报复，为满旗计，后患何堪设想。”[⑧b]
对内，伍廷芳首倡清帝退位。而对外，伍廷芳则积极宣传中国革命，开展对外交涉。上海光复后，成立沪军都督府。他受沪军都督、革命党人陈其美之请，出任外交总长。11月12日致电世界各国，请承认“中华共和国”，电文阐明中国民主革命的目的是建立共和政体。他宣称，“吾民之所好者，为共和政体，故其所择者，亦共和政体。”且武昌起义以来，全国十八省中已有十四省宣告脱离清政府，赞成共和，各省代表会议即将举行，准备制定宪法，建立政府，中国已出现了“新气象”。据此，伍廷芳又认为，“吾人之所以欲求列强承认吾共和国者，盖以此共和政体乃事实耳”，“满清权力已具消亡，其一线余气所发，仅如登场之傀儡而已。”[①c]上海是国际性城市，又存在两个租界，中外关系错综复杂。伍廷芳在上海光复前就照复各国领事，请各自维持租界秩序。上海光复后，他盱衡时局，一面重申租界自行维持秩序，一面下令尽力保护外侨生命财产，禁止民军任意进入租界[②c]。为防患于未然，他拟订了《中华民国对于租界应守之规则》，“维持各地租界现状，免生枝节，俟大局底定，再行设法收回。”[③c]作为一个曾长期驻节国外，颇具声望的外交家，伍廷芳的言论，对世界舆论了解中国发生的革命运动，争取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保证革命顺利进行，具有积极作用。1911年12月9日，作为南方光复各省临时外交代表，伍廷芳被推举为议和全权代表，与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在上海公共租界市政厅举行南北议和。在谈判中，他竭尽心智，擘划折冲，力主建立共和政府，坚持清帝退位。“盖必如是，然后共和国体乃完全成立。否则，有类于虚君共和之嫌，故独于此始终坚持。”[④c]所有这些言行，均可视作为建立民主共和制度而奋斗的不懈努力。
伍廷芳首倡清帝退位，投身革命，在政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时所谓缙绅士大夫皆惊异之”[⑤c]。皇室亲贵甚至訾其为“世受国恩，身膺重寄，乃甘心背叛朝廷。”[⑥c]那么，促成伍廷芳由君宪向共和转变的动因是什么呢？概而言之，约有三端：
首先，“补天”希望的破灭。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社会中，改良与革命两大势力相摩相荡，争持的无非是选择何种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即君主立宪政体还是民主共和政体。换言之，改良与立宪、革命与共和是相对应的。清廷借立宪之名行专制之实的真相一旦被揭破，即使其自身丧尽天下人心，又使改良势力掀起的立宪运动无所倚持。伍廷芳出仕清廷，孜孜矻矻从事维新改良，就是试图变革专制政体。清廷的假立宪，使其最后一丝希望化成泡影，油然而生失望和无奈。这种情绪对于一个身居海外数十载、亟望祖国强盛的人来说，显得尤为强烈。所以伍廷芳奉使美国任期未满，急求瓜代，返归沪上，弃政从隐，“提倡公益，如用国货，禁纸烟，办义赈，不遗余力。”[⑦c]民国初年他在追忆中描述了自己心路演变的轨迹：“前朝供职，已历数十寒暑。季世遘乱，政纲失纽，屡有条陈，辄思补救，奈终见沮，十不一行，志敛心灰，浩然归去，不敢为利禄之恋，贻自公退食之讥也。”[⑧c]
其次，革命高潮的掀起使他看到了新时代的曙光。伍廷芳游历欧美，对中外政体深有体察，知悉“人心之趋向，渐集民权，君权已居少数”，只是以为中国民智未开，故一直主张“应该实行君主立宪，共和立宪尚未其时。”[⑨c]但辛亥革命的骤兴，使他看到共和已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并为全国舆论所公认。“不独留学生为然，即如老师宿儒，素以顽固称者，亦众口一词，问其原因，则言可以立宪，即可以共和，所差者只选举大总统耳。”因此，“为今之计，中国必须民主，由百姓公选大总统，重新缔造，我意以此说为确不可易。”[①d]
其三，摆脱了传统士大夫的“忠君爱国”观念的精神桎梏。传统士大夫由读书而出仕，浸淫于三纲五常中“君君臣臣”的伦理说教。在他们的思维定势中，“忠君爱国”是联为一体的，忠君即是爱国，爱国必须忠君。伍廷芳则不然。他接受的是西方近代教育和近代国家观念。在上庆亲王奕劻书中，他历述自己曾殚精竭虑，为朝廷屡献改革之策，怎奈大多未蒙采纳。随即指出：“夫谏不行，言不听，孟子且谓为寇仇矣。廷芳之于朝廷，仇则何敢，顾亦尝谏之言之，自觉已尽臣责矣。”并为自己脱离清廷作严正的声明：“非廷芳辜恩，实由忠言不听于前，至于今日。”[②d]他认为，清廷覆亡之因在于“不知变通”，“不知时事变迁，昧于中外情形”[③d]，故“国民反正，非由其他，以清廷失纲，势难补救，割地赔款，贻累吾民，格杀勿论之谕，无异与民宣战，非民弃清室，实由清室执政之自绝其民也。”而民国乃“吾五族同胞之民国，非一人一族，可得而私有之”，故民国取代清朝，犹如一个公司的股东调换不善经营的管理者一样，更易执政者，“改良其政治”，而并非“易国”[④d]。由此可见，在伍廷芳的思想观念中，“忠君”与“爱国”并不等同。他也“忠君”，但并非“愚忠”、“死忠”。他也“爱国”，但所爱之国，并非“君”之国，而是“民”之国。这种以“国家至上”的近代爱国观念是他最终脱离清廷、拥赞共和的真正的精神动力。
三、坚持三权分立原则，力主责任内阁制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伍廷芳出任首任司法总长。他认为“共和”已经实现，今后只要“上下一心”，中国就能“渐臻盛轨”。[⑤d]故民国成立三个月后，就辞职寓居沪滨，准备颐养天年，永作共和国民[⑥d]。这一时期，他对民国的前景充满希望，并对如何治理国家提出了系统的主张，其政治制度思想亦有新的发展。
伍廷芳认为，“共和政治，由国民代表取决，肩其责任”[⑦d]，实行民主共和制度的关键在于如何真正体现“主权在民”原则，如何使国民享有充分的自由权与平等权。所谓平等权，就是“从律例眼中所视全国之人，无分上下高低，尽属平等；国家法律，上下人须一律恪遵，位极长官，亦难枉法，犯者无论上下，一同治罪。”所谓自由权，就是“凡人于法律界内，不出范围，可以自由行事，无人可为拘制，如有稍涉枸制，而不依法律者，即可执拘制之人，起诉于法官，或官或民，犯者一律惩治。”[⑧d]显而易见，伍廷芳在此阐述的自由、平等权利是“殆指律例上而言”，受法律约束的。
为真正实现“主权在民”，确保民主共和制度，伍廷芳特别强调“三权分立”的政治原则，期望借助分权制衡机制杜绝专制流弊。他以为，西方文明之国，“均有三权鼎立，各不相侵，立法一也，司法二也，行法三也。”[⑨d]三权之中，伍廷芳尤以司法独立为重。因为司法不但是“全国治体命脉所寄”，“关系外交及收回治外法权”[⑩d]，而且“关系商民安居与国民富强”[(11)d]。所谓司法，“非专指司法一部而言，其要素以法官讯案为归宿。”[(12)d]所谓司法独立，“盖专指审判官之独扼法权，神圣不可侵犯，其权之重，殆莫与京也。”[(13)d]伍廷芳援引西方社会的价值标准，以为“视一国之文明与否，须视其司法能独立与否，并其执法廉明与否。”[①e]具体表现为：（一）“所有大小各案，胥归地方大小审判厅及大理院，援例讯谳，不出范围之外”，不受行政干涉，即所谓“司法神圣不得或贬其权，更不准行政者越俎违章，稍作民本之侵犯”[②e]；（二）审判官代表法律，行使司法审判权。为保证审判官独立判案，守法不渝，必须给予优厚的薪俸与崇高的社会地位。基于此，伍廷芳主张，“中国政治欲有所进步，须先从司法一门入手，改良审判，优给薪俸，是为第一要义。”[③e]
在自由、民主、主权在民及三权分立等西方近代政治信念和政治原则的基础上，国家最高行政机构应该采取什么组织形式呢？
众所周知，清末革命党人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活动中，是以美国的民主共和模式为目标的。但在会商南京临时政府组织方案时，内部产生了分歧。据居正《辛亥札记》载，宋教仁主张法国式的责任内阁制，孙中山则坚持美国式的总统制。最后宋教仁的意见遭到拒绝，临时政府采用总统制。其实，无论责任内阁制还是总统制，均为民主共和政体，差别仅在于最高行政权力的归属不同而已。前者权归内阁，后者权属总统。选择何种制度，须视具体历史环境而言。在革命时期，权力适度集中，有利于统一筹划。而在民初政局频频变动之际，“主张责任内阁制含有限制袁世凯和旧势力的专权，保卫新建立的中华民国这两层重大的现实意义在内。”[④e]伍廷芳不是决定政体问题的核心人物，但其言论社会影响较大。在此，不妨以孙中山、宋教仁的主张为参照，加以分析。
1911年11月11日，汤寿潜、宋教仁等在上海发起组织全国会议团，通告书明确提出“美利坚合众之制度，当为吾国他日之模范”[⑤e]。伍廷芳亦列名其中，可知他当时赞成总统制。1912年4月，孙中山让位袁世凯。为防范袁独揽大权，孙提出定都南京、袁南下就职和遵守《临时约法》三条件。《临时约法》改用责任内阁制：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均为国务员，“辅助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⑥e]，而总统作为国家元首，不负责任。袁世凯对此极为不满，就职后不断干涉政务，制造内阁危机，破坏责任内阁制，代之以实际上的总统制。1913年10月6日当选正式大总统后，采取高压手段，取消国会，修订《临时约法》和《大总统选举法》，将总统权力无限扩大。这样，《临时约法》、国会、责任内阁制均已破坏殆尽。在政局大变动中，伍廷芳的思想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由赞成总统制转而力主责任内阁制。
1914年伍廷芳撰写了《中华民国图治刍议》一书，专章探讨“民国应用何等治法”。他首先指出“一国政体，因民而组织，非因国而组织，更非因求禄位而组织。”接着认为，从君主专制到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是一个政体逐级进化的过程。民主共和作为政体进化的最高阶段，三权分立，内阁柄政，总统仅等国家元首，不掌实权。由此可见，伍廷芳已倾向于采取责任内阁制。进而，伍廷芳解析了民初社会三个阶层的政治心态：位居四民之首的“士”，“恒多墨守古学之辈”，“不以民主制度为愿行”；农家工役“不闻国事，政府若何设施，非所计也”；一心以共和为依归者，主要是留心时局的“通儒”，他们“考究欧美政治，衡较得失短长”，是“智识开通”的“莫绝领袖之士”，此外还包括学生、报社编辑、商人、海外华侨、游历外洋者、与洋人交涉者。针对这一现状，伍廷芳基于民主共和的政治理念，提出了社会改良策略：“守旧之徒，万难强迫；躁进之辈，亟须调和。是中苦衷，尤关党派。”[①f]以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制构建民国的政治体系，在这一点上，伍廷芳接近于宋教仁。但不同的是，后者旨在框范国家权力的运行体制，前者意在推进社会的稳步改良。
在伍廷芳看来，责任内阁制下的总统，作为国家元首，不掌实权。那么总统的选举程序又该怎样呢？早在辛亥革命时期，伍廷芳赞成总统制时，曾说过“中国必须民主，由百姓公选大总统”[②f]，这与孙中山的主张是相同的。民初改行法国式责任内阁制后，伍廷芳则说，“如果依照法国制度，总统由参议院、众议院选举产生”[③f]，就可避免大量的选举费用，并使工商各业免受影响。基于此，伍廷芳主张民国总统的选举，应当仿效法国。他说：“如果允许我进行预测的话，我会说，鉴于法、美两国的经验，年轻的中华民国极有可能采用法国选举总统的制度，或确定与之相近的制度。”[④f]总统由全民选举或议会选举，其区别在于民众参与范围的大小不同，反映了民主程度的差异。但这仅是就制度本身而言的，从更深一层意义来说，制度能否发挥功能，发挥多少功能，根本上取决于人对制度认识、遵循甚至信奉的程度。近代中国以移植西方政治制度促进其制度近代化，首先面临的就是西方先进政制能否适宜中国的问题。对此，伍廷芳关于政体和总统选举制的思考已有所触及，其意义也因之得以体现。
四、为“共和”正名，驳复辟谬论
在社会大变动时期，各种社会势力进行重新整合。如果新势力不能据有主导地位，那么旧势力一旦遇有合适时机就会复萌、反扑，试图减缓乃至阻滞社会变革。民国初年的尊孔复古思潮与复辟思潮的出现，正是革命后旧的社会势力回潮的反映。这股复辟思潮，希冀在文化上尊孔复古，在政治上复清朝之辟，复帝制之辟，[⑤f]为洪宪帝制、张勋复辟作了思想舆论的前导，对民主共和制度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对此，孙中山、黄兴等很快从革命胜利的幻想中清醒过来，奋起还击。伍廷芳也一同加入了捍卫民主共和制度的斗争。
1.为“共和”正名。
劳乃宣是复辟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劳氏，浙江桐乡人，曾任清政府京师大学堂总监、学部副大臣。他在辛亥革命爆发不久，即撰成《共和正解》一文，企图混淆“共和”一词的含义：“《史记·周本纪》厉王出奔于彘，太子静匿于召公之家，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其本义为君幼不能行政，公卿相与和而修政事，故曰共和乃君主政体，非民主政体也。”“今天下竟言共和矣，若依共和本议解之，则今日颁布之君主立宪政体，正与周之共和，若合符节也。”“若时人之所谓共和，乃民主也，非共和也，共和之谬解也。”[⑥f]据此可见，劳氏所谓的共和，指君主立宪政体，而非民主共和政体，其实质是反对革命，为维护和延续清朝统治张本。民国成立后，这一论调成为清朝复辟的历史文字依据。对此，伍廷芳痛加驳斥道，现在所谓“共和”，本由英文Republic译出，其音是“里北布历”，其意是“民国代表，执政行事”，亦指民主政体，只是在翻译成中文时，借用了汉语“共和”二字而已；它与中国历史典籍中记载的“共和”有本质的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周时用二相执政，名号共和，其意在公卿相和而修政体，非指全国国民代表而言。今日之用共和二字，乃专指全国政体，揆之周时名号，所谓势殊时异，与今二十世纪大相悬绝。……今日称共和者，乃以别于专制及君主立宪之谓也。”[①g]
2.强调民国取代清朝并非易国，共和胜于专制。
民初，一些清朝遗老旧臣鼓噪清室复辟、“民国不如大清”、“共和不适于中国”。针对这一情况，伍廷芳指出，清廷不知及时变革专制政体，而“汉人狙伏专制之下，已历二百六十余年，帝统十传，而国政愈坏，割地赔款，几令全国人民，尽为奴隶，至荷国债之重，民力尤难转输，立宪徒托于空言，格杀则听其勿论。”[②g]待到革命风暴掀起，大势已去，民心齐归共和。因此，民国肇建是时势所趋，人心所向，是民主共和政体对君主专制政体的胜利，而并非“易国”。况且，民国建立后已日显其进步性：“英才应运而兴，共和大纲，日形进步，若以前清相比例，明眼人自能知其较胜。”[③g]
3.主张明定法律，宣传共和思想，杜绝复辟邪说。
1914年，劳乃宣又抛出《续共和正解》一文，公然向袁世凯提出还政于清室的具体方案：定宪法之名曰“中华国共和宪法”；定国名曰“中华国”，不称民国；定纪年为“中华国共和纪年”，不用民国纪年，“以共和纪年，乃周召共和旧制，今依用之，正以表君幼不能行政，公卿相与和而修政事，亦犹行古之道也”；等到共和十二年，宣统皇帝十八岁时，袁世凯十年总统任期已满，就可以还政于清室了，即所谓“依周之共和十四年，周召还政于宣王故事也。”还政后，“宣统封袁王爵，世袭罔替，以报勋劳。”[④g]劳乃宣将此文与《共和正解》合印成《正续共和解》一册，后又加入《君主民主平议》一文，分赠遗老旧臣，宣扬“民主之制万不能行于中国”[⑤g]，鼓吹清室复辟。清史馆馆长赵尔巽公然声称：“我是清朝官，我编清朝史，我吃清朝饭，我做清朝事。”[⑥g]一时，复辟言论甚嚣尘上，有人甚至称民国三年（1914年）为“复辟年”[⑦g]。
对于复辟思潮的兴起，伍廷芳通过冷静观察，反复思考，认为倡议复辟之人可分两类。一类是曾在清廷供职当差的；另一类是读书人出身，守旧拘迂，自矢孤忠，且“不谙时局，独鲜开通，知有个人，而不知有国家。”[⑧g]他们“借遗逸之高名，直欲令民国人心，解体而后快，淆乱国体，危害清室，惹起外交，酿成内乱，于国于己，究属奚益也。”[⑨g]
基于这一分析，伍廷芳认为民国政府应该采取两条匡谬立正之策：其一，“似宜在立法院明定法律，申明现在中国全属民主政体，如有人谬议复辟，或立说著书，或从中煽惑，即照内乱罪，从严惩治，以杜绝此等邪说，而固国基。”[⑩g]其二，广泛宣传民主共和思想，提高国民政治文化素质。他反复强调辛亥革命是民众久处专制困境之下渴盼共和的体现，因而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主张中央政府应该采取有力措施，“一面求治，一面以共和义理，开诚布公，教导国民，庶使国民知识程度，继长增高，一意改良，与共和美政，互相融洽，国基既固，日进无疆。尔时纵有反对之人怀贰心，自必情谊相孚，疑忌胥归消灭。”[(11)g]
伍廷芳主张从立法杜绝复辟言行，以共和义理教导国民，不失为标本兼治的合理途径。但是，正如伍廷芳所指出的，共和政体虽“最称良善”，但这一“最良善之国政，非得文明相当之人，不能任其治理。”[(12)g]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既不具备民主政治素质，更不愿实行共和政治，恰恰反其道而行，破坏约法，荡除国会，加速复辟帝制的进程。这样，捍卫共和者面临的已不是如何推动历史前进的问题，而是如何阻止历史倒退的问题，并从思想领域中的批驳还击骤进至政治实践上的短兵相接。
随着时代的进步，伍廷芳从君宪主义者转变为坚定的共和主义者。他坚信民主共和制度是中国走上强盛之路的重要基础。为了捍卫这一制度，他公开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为了捍卫这一制度，他置恫吓和威迫于不顾，断然拒绝副署解散国会令；为了捍卫这一制度，他不避暮年高龄，毅然南下护法。在此过程中，伍廷芳逐渐认清了军阀政客践踏共和的真面相，并先后脱离了北洋军阀、西南军阀，追随了“以天下为公”的真正的护法者——孙中山。这一抉择，使他的一生最终成为与时俱进的一生。
注释：
①a 观渡庐（伍廷芳）编：《南北代表会议问答速记录》，《共和关键录》第一编，著易堂书局民国元年印行。
②a ③a 伍朝枢：《哀启》，《伍秩庸博士哀思录》，民国十四年铅印本。
④a 刘锡鸿：《英轺私记》，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70页。
⑤a 伍廷芳：《论民国应用何等治法》，《中华民国图治刍议》第三章，民国三年新会伍氏铅印本。
①b 伍廷芳：《中华民国图治刍议·序》。
②b 伍廷芳：《奏清变通成法折》，《伍廷芳集》，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7—50页。
③b ⑤b 伍廷芳：《奏删除律例内重法折》，《伍廷芳集》第256—257页。
④b 伍廷芳：《奏停止刑讯清加详慎折》，《伍廷芳集》第269页。
⑥b 伍廷芳等：《忠告清监国赞成共和文》，《伍先生公牍》上卷，文海出版社印行第11页。
⑦b ⑧b 伍廷芳：《致清庆邸书》，第11—12页。
①c 伍廷芳：《致各友邦请承认中华共和国电》，《伍廷芳集》，第368页。
②c ③c 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72—473，476页。
④c ⑨c 观渡庐：《南北代表会议问答速记录》。
⑤c ⑦c 伍朝枢：《哀启》。
⑥c 溥伟：《让国御前会议日记》，《辛亥革命》（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1页。
⑧c 伍廷芳：《中国民国图刍议·序》。
①d 观渡庐：《南北代表会议问答速记录》。
②d 伍廷芳：《致清庆邸书》。
③d ⑤d 伍廷芳：《中华民国图治刍议·序》。
④d 伍廷芳：《论前清官吏当知民国非易国》，《中华民国图治刍议》第二十六章。
⑥d 伍廷芳：《辞勋—位电》，《伍廷芳集》，第527页。
⑦d 伍廷芳：《论民国应用何等治法》。
⑧d 伍廷芳：《论平权与自由》，《中华民国图治刍议》第十七章。
⑨d ⑩d (12)d 伍廷芳：《论司法之独立》，《中华民国图治刍议》第十一章。
(11)d 伍廷芳：《论司法之关系》，《中华民国图治刍议》第十二章。
(13)d 伍廷芳：《论司法之独立》。
①e 伍廷芳：《论司法之独立》。
②e 伍廷芳：《论民国图治终睹成绩》，《中华民国图治刍议》第三十章。
③e 伍廷芳：《论司法之关系》。
④e 谢俊美：《略论宋教仁的政治制度思想》，《历史教学问题》1993年第1期。
⑤e 上海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1051页。
⑥e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近代稗海》（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页。
①f 伍廷芳：《论民国应用何等治法》。
②f 观渡庐编：《南北代表会议问答速记录》。
③f ④f Wu Ting Fang:America:through the spectacles of an oriental diplomat,New York:Frederick A.Stocks Co.1914,Third Rrinting,P.27—28.
⑤f 陈旭麓：《陈旭麓学术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35页。
⑥f 劳乃宣：《共和正解》，《桐乡劳先生遗稿》卷一，文海出版社印行第141—142页。
①g 伍廷芳：《论中国改共和之原理》，《中华民国图治刍议》第二章。
②g ⑧g ⑨g ⑩g (12)g 伍廷芳：《论复辟谬说扰害共和》，《中华民国图治刍议》第二十九章。
③g 伍廷芳：《中华民国图治刍议·序》。
④g 劳乃宣：《续共和正解》，前书第150—151页。
⑤g 劳乃宣：《印行正续共和正解跋》，前书第331页。
⑥g ⑦g 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4年版第89—90页。
(11)g 伍廷芳：《论民国图治终睹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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