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期刊发展战略”笔谈——值得关注的学术集刊现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集刊论文,笔谈论文,发展战略论文,值得关注论文,学术期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专业性、学术性集刊之异军突起，是最近十余年来中国学术界、出版界最为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之一。这些学术集刊往往由学者个体或群体、学术组织或学术单位主持编辑，由相对固定的某一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这些学术集刊的编辑情形有异，学术旨趣亦不尽同，但大都以追求高学术品质为依归。除个别例外情况，基本上都是连续性出版物。
跨学科性、综合性是这些学术集刊的“重武器”。如《文史》《中华文史论丛》《学人》《中国学术》《现代中国》《学术思想评论》《人文论丛》《国学研究》《公共论丛》《学术集林》《中国政法大学人文论坛》《视界》《现代化研究》《西学研究》《燕京学报》《知识分子论丛》《国际汉学》《原学》《原道》《徽学》《敦煌吐鲁番研究》《华学》《文化研究》《中国俗文化研究》《中西学术》等。
除此之外，更多的是一批囊括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领域专业性色彩很浓的学术集刊，举其要者，如文学(如《红楼梦研究集刊》《红楼梦学刊》《文学理论学刊》《外国文学研究集刊》《文学史》《北大中文研究》《中国诗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华戏曲》《跨文化交流》《文学前沿》《新文学》等)；语言文字学(如《语言学论丛》《中国语言学》《语文现代化论丛》《汉语史研究集刊》《古文字研究》《汉语史学报》等)；文献学(如《出土文献研究》《古典文献研究》《历史文献研究》《历史文献》《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等)；历史学(如《北大史学》《唐研究》《近代中国》《近代中国史学刊》《辛亥革命史丛刊》《中国社会历史评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集刊》《明清论丛》《口述历史》《世界历史研究所学术文集》《新史学》等)；考古学(如《考古学集刊》《古代文明研究通讯》等)；哲学(如《中国哲学》《哲学门》《论证》《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自然哲学》等)；法学(如《北大法律评论》《北大法学论坛》《法理学论丛》《宪政论丛》《民商法论丛》《诉讼法论丛》《刑事法论丛》《刑事法评论》《立法学论丛》《检察论丛》《诉讼法学研究》《公法》《私法》《私法研究》《法律史论集》《国际经济法论丛》《国际法年刊》《知识产权论丛》《比较法研究在中国》《中西法律传统》《人权研究》《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法律方法》《法律书评》《清华法学》《政法论坛》等)；社会学与人类学(如《中国社会学》《社会学人类学论丛》《中国社会与中国研究》《人文世界》等)；宗教学(如《基督教文化评论》《基督宗教研究》《中国宗教学》《问题》《基督教文化学刊》《宗教文化》等)；民族学(如《西北民族研究》《中国西部民族文化研究》《中国维吾尔族历史文化论丛》《藏学研究丛刊》《满学研究》《中国哈尼学》《宗教与民族》等)；妇女学(如《社会性别研究》等)；经济学(如《经济学季刊》《比较》《天则》《三农问题》《中国农村研究报告》《经济学家茶座》Annan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等)；政治学(如《公共论丛》《政治与行政管理论丛》《中西政治文化论丛》等)；管理学(如《公共管理论丛》等)；国际问题研究(如《韩国研究论丛》《美国问题研究》《日本研究论集》《国际关系评论》等)；教育学(如《创新教育》《中国教育政策评论》《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等)。其中法学类集刊品种最多(70余种)。
上述学术集刊生机勃勃，把相关学科的学术建设推上了新的层次。这些学术性很强的集刊，基本上都是阳春白雪式的专业园地，但其学术辐射力却往往超出本专业而引出其他专业人士的诸多兴趣和关怀。从篇幅与规模上看，大都每期少则二三十万字，多则五六十万字(如《学人》《人文论丛》《中国社会历史评论》《中国政法大学人文论坛》《民商法论丛》等)。这些学术集刊，基本上取书籍形式，而且在封面设计与制作、版式设计、内文用纸等方面，大都相当考究。
在出版地点上，以北京为枢纽(如法律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三联书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民族出版社、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宗教文化出版社、教育科学出版社、时事出版社、中国检察出版社、科学出版社等、华夏出版社等)，但又不局限于此。事实上，上海(如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远东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天津(如天津人民出版社)、河北(如河北教育出版社)、河南(如大象出版社)、广西(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山东(如山东人民出版社)、湖北(如湖北教育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江苏(如江苏文艺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江苏古籍出版社)、四川(如巴蜀书社)、辽宁(如辽宁教育出版社)、贵州(如贵州人民出版社)，也在推进学术集刊的出版方面贡献突出。其中法律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努力及其成就最为彰著。
这些学术集刊大多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山大学、吉林大学等中国最著名的大学、科研机构的著名专家学者挂帅，除季羡林(北京大学)、王元化(华东师范大学)、任继愈(国家图书馆)、饶宗颐(香港大学)、周一良(北京大学)、侯仁之(北京大学)、罗豪才(北京大学)、江平(中国政法大学)、袁行霈(北京大学)、吴敬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章开沅(华中师范大学)等德高望重的大家名流外，主持这些学术集刊的多系以中青年专家学者为主的学界中坚，如陈平原(北京大学)、林毅夫(北京大学)、张文显(吉林大学)、梁慧星(中国社会科学院)、刘东(北京大学)、徐显明(中国政法大学)、朱苏力(北京大学)、冯天瑜(武汉大学)、郑成思(中国社会科学院)、赵敦华(北京大学)、刘小枫(中山大学)、盛洪(山东大学)、荣新江(北京大学)、赵汀阳(中国社会科学院)、夏勇(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军宁(中国艺术研究院)、贺卫方(北京大学)、卓新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吴汉东(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郑永流(中国政法大学)、张国刚(清华大学)、葛兆光(清华大学)、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朱立元(复旦大学)、许章润(清华大学)、陈兴良(北京大学)、任剑涛(中山大学)、高鸿钧(清华大学)、蒋寅(中国社会科学院)、张伯伟(南京大学)、黄克剑(中国人民大学)、马戎(北京大学)、王焱(中国社会科学院)、詹小洪(中国社会科学院)、陈少明(中山大学)、马敏(华中师范大学)、姜广辉(中国社会科学院)、吴国盛(北京大学)、谢晖(山东大学)、贺照田(中国社会科学院)、李猛(北京大学)等，其人气才情如日中天，影响广远。其中，在推动学术集刊的组织、编辑方面，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学者最为活跃，贡献最大。
受目前出版体制、学术体制制约，这些学术集刊尚无国内(国际)统一刊号，而是用书号，即通常所谓的“以书代刊”的连续性学术出版物——名为图书，实为学刊。非常遗憾的是，这些学术集刊所发表的大量成果(估计每年有12000—15000篇)，既未被纳入学术信息检索系统(如《全国报刊论文索引》《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索引》、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系列以及《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校文科学术文摘》《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也未进入学术职称评审、学术奖励、学术考核等学术评价体系(惟一例外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对部分学术集刊发表的学术论文采取了变通性的办法，与有关“核心期刊”一视同仁)。总体而言，由于忽略了这些学术集刊及其发表的学术成果，可以有把握地说，目前的任何一种评价指数均未能从整体上全面反映目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的真实情况。
目前中国的学术园地，大约有四大系统：其一，高等学校及高校有关系所主办的高校文科学报和刊物，数量最多(1000多种)，但质量普遍较低(“全、散、小、弱”)，教育部正在推行的“名刊工程”即“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首批入选学报”仅11种(约占1%)——《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文史哲》、《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复旦学报》(哲社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思想战线》、《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南开学报》(哲社版)、《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即是为了改变此种阵容庞大、质量不堪的窘景(《史学月刊》《中外法学》《法学评论》等非学报类高校学术刊物，在学术界有口皆碑，出类拔萃，但这是特例)。其二，中国社会科学院、各省(市)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办的学术刊物，论数量，要远少于高校系统(约200种)，但其学术影响最大、社会地位最高，其中不乏在学术界处于独一无二的“巨无霸”式地位的刊物(如《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些研究所主办的学术刊物(如《经济研究》《法学研究》《哲学研究》《近代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文学评论》等)也有崇高的学术地位，各省(市、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办的刊物中也有《学术月刊》(上海)、《学术界》(安徽)、《社会科学》(上海)、《社会科学战线》(吉林)等堪可称道者。其三，党(含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和政府部门及其研究机构(如文化部下属中国艺术研究院、外交部下属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安全部下属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院等)以及中共中央党校和各省(市、自治区)委党校、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及省(市、自治区)团校(青年政治学院)、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及其下属研究机构(中国妇女研究所、中华女子学院)等主办的刊物(约200种)，除《文艺研究》《中国文化》《美术观察》等少数高水准的学术刊物外，其名称五花八门，其质量参差不齐，姑且存而不论。其四，学术集刊系统，即上述以书代刊式的连续性学术出版物(约300种)，尽管其数量远少于高校学报系统、其目前影响也远不如社科院系统，但就整体的学术质量与品位而言，学术集刊当拔头筹。举例而言，假如从上述四大系统中分别推选出各自最满意的50种或100种刊物，以学术质量为标准，那么学术集刊将是无可争议的“团体冠军”。这些集刊在推动学术进步、科际对话与整合、提倡学术规范、推动学术批评等方面，功彰绩伟，具有相当强劲的学术号召力。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数量有限、但质量上乘的学术集刊很可能代表了中国学术刊物的未来发展前景。有理由相信，这些学术集刊不仅是中国的刊林新葩，而且它们的存在与兴旺发达也可以说是21世纪中国学术的福音。
目前的当务之急是：第一，教学、科研机构(特别是高等学校)公正地对待学术集刊及其发表的学术成果，在学术职称评审、学术奖励、学术考核等环节上，改变多年以来奉行的歧视政策，尊重现实，敬畏学术，一视同仁。第二，建议《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改变过去那种无视学术集刊存在的做法(该《索引》曾阴差阳错地把《南京大学法律评论》《东方丛刊》《红楼梦学刊》列入其“来源期刊”)，实事求是，采取灵活性的变通之策，根据学术水准和学术影响力，将有关学术集刊适时列入《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建议《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校文科学术文摘》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系列，在学术文献的二次开发与利用方面，对学术集刊上所发表的学术成果给以应有的反映。这是一笔宝贵的学术资源。否则，人为地将学术集刊及其发表的学术成果排挤出现有的学术检索与学术评价体系，那么，建立在此一残缺不全基础之上的任何成果统计、高校排名、学术评估和分析报告，将不仅是不准确、不全面的，而且也是不公正、不客观的，甚至将产生误导性的严重后果。第三，呼吁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中共中央宣传部调整和改进有关刊物注册政策，与时俱进，允许条件成熟的学术集刊获取其国内(国际)统一刊号，使之名正言顺，从而为进一步繁荣和发展人文社会科学提供学术园地。果如此，则必功德圆满，并深得学界人心，恐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