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利他主义的动机过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动机论文,试论论文,主义论文,过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本文通过对利他主义进行严格的界定，考察了利他主义动机的本质，认为该动机是利他主义者内隐地加工紧急情境信息，产生道德感失调的结果；并提出利他主义动机的信息加工模型和加工的一些原则。
引子
自从徐洪刚的英勇壮举通过媒体宣传以来，社会上涌现出一系列见义勇为、舍己为公的先进事迹。例如：
海军战士刘志艳为了抢救6名儿童而自己被“土炮”炸掉右手，倒在血泊之中。①
青年工人叶海斌救助邻居，被歹徒的匕首捅进右腹部，刺断的肠子从刀口涌出。②
女营业员刘玲英在身受31处严重刀伤、右眼被刺瞎的情况下，仍然誓死守护金库钥匙。③
战士梁强怀抱燃着火焰的内胎纵身从车窗跃下，车上乘客得救了，他却满身是火，在车下翻滚，忍受着火魔凶残地咬噬。④
近来，这样的报道几乎天天见诸报端，与前几年舆论界屡屡披露的见人落水，经过讨价还价才肯相救；姑娘遭辱，观者如堵竟无人匡扶正义等社会现象形成鲜明的对照。人们在欣喜社会正气高扬、助人行为蔚然成风的同时，禁不住要问：舍己为人者、见义勇为者在面临凶险情境时，为什么义无反顾地去救助别人、维护他人和社会利益而将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到底是什么力量在推动他们的英勇之举？他们真的什么也不谋求？这类现象就是社会心理学要研究的利他主义，人们的思索实际上是在探寻利他主义的动机问题。在西方，Kit-ty Genovese惨案震惊了整个社会，心理学家以此为契机对利他主义进行了大量的研究，⑤探讨影响利他主义的情境因素和人格因素，提出助人的介入模型⑥，等等。但是社会心理学家对利他主义的研究偏重于情境因素，而对于行为者在情境中如何加工信息除了对移情作用的研究较多外，并未给予多少注意，以致于在解释利他主义的动机时发生行为是无私驱动还是自私驱动的争论⑦，因此，进一步探讨人们在情境中的信息加工过程，研究利他主义的动机，仍然有理论价值。同时，如果能从深层次考察利他主义，揭示其发生的内在机制，那么据此提出教育措施，对青少年乃至整个国民加以实施，势必能够更为有效地弘扬社会正气，强化利他助人。所以，结合我国实际来讨论利他主义的动机，亦有迫切的理论意义。
利他主义的界说
心理学家在使用“利他主义”(altruism)这一术语时的意义并不一致。有的认为利他主义所指范围很广，从日常小事到危难壮举，凡含有助人的成份就是利他主义，如 Elements of psychology 中的亲社会行为(prosocial behavior)与利他主义是同等的概念；⑧ Rushton 等(1981)认为助人(helping)与亲社会行为都是利他主义的相关课题；⑨Psychological Abstract则将利他主义与亲社会行为和移情(empathy)列为相关条目。有的对助人行为加以区分，如Staub(1978)将利他主义定义为是一种只想给他人带来利益的行为，即行为者没有从中获得任何物质利益；而亲社会行为则是没有任何真正的助人目的，只是行为结果可能对他人有利，行为者甚至期望着一定的物质收益。⑩Pervin(1978)强调利他主义是一系列行为的集合，提供帮助者愈没有外部报偿的期望，所提供的帮助对助人者来说代价愈高，则愈被认为是利他主义(11)。
显然，对利他主义研究的混乱，反映了利他主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如果翻阅最近的各大报纸，就会深感助人行为的内容和形式颇为多样，不对之加以分类和界定，将使研究变得十分困难。我们认为助人行为至少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紧急情境的，即所需行动刻不容缓，如徐洪刚、梁强及前述几例；第二类是急需情况的，即别人处于不利状态，需要援助，但不是特别火急，如为“希望工程”捐款；第三类是惯常情况的，即行为者经常地帮助别人，从每一次行动来看，助人代价可能不是很大，但其累积代价，特别是所花时间和精力则相当大，如金正洪、孙茂芳等。情境不同，助人的动机过程就可能有所不同，这里，我们暂拟对第一类情况下的助人行为进行探讨，其它两类助人行为将另文论述。
第一类助人行为就是狭义的利他主义，即在某一紧急情境中发生的，为他人为社会的利益而奋勇行动，置自己的生命安全于度外的行为，并且行动前及行动中无任何获得名利的目的。所谓紧急情境是指事情发生得突然，危险性大，所需行动特殊、代价高昂，作出行动不容仔细思考。下面，我们对这一界定作些说明，并作为判定一种行为是否为严格定义上的利他主义的标准：
1、利他主义行为发生的客观条件是行为者遭遇紧急情境；
2、行为者有人身、生命危险或代价；
3、行为者直接将行动指向紧急情境；
4、行为者在行为结束前没有获得名利的企图；
5、事后，行为者无论受到任何荣誉和物质奖励都不影响其行为的利他主义性质。
利他主义动机的本质
由上述可知，利他主义发生的情境十分紧急，行为者从遭遇危难情境到作出反应的时间相当短暂，根本来不及多想，因此他们完全有可能并未真正意识到自己这样做的原因、并未真正意识到究竟是什么力量在推动自己的行动。从这种意义上说，利他主义者在行动前是没有获得名利的目的的。但是，利他主义决不可能是无动机的冲动行为，因此，从认知情境到产生利他主义动机的信息加工过程则是未被意识到的内隐过程。
利他主义的动机过程是内隐性的，动机的内容也是内隐性的，一般来说是未被行为者真正意识到的。如果找不到利他主义动机的具体内容，就会使那些认为行为皆由强化性期望所决定的心理学家陷入二难之中。如果行为真是无私的，哪有什么强化？如果没有报偿，相反，却存在对个体造成伤害或损失的可能，那么怎样解释这种行为？如果说行为者得到了一种幸福感，即行为由无法用物质利益来衡量的内部目的所驱动，那么就无法解释外部强化对行为的作用。(12)
我们知道，动机系由某种需要所产生，而需要的产生是有机体内部生理上或心理上的某种缺乏或不平衡状态。(13)利他主义发生时，行为者生理上的状态显然不是其产生行动的需要和动机，那么他们心理上的某种缺乏或不平衡状态就是行为的需要和动机。Festinger(1957)认知失调论指出：人总是力求保持一致的。所谓失调就是一种感受到的心理紧张，是一种个体力求消除的不舒服感。当个体体验到失调时，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感到失调，说不清楚除了不舒服感之外的其它感受。(14)利他主义者在认知情境信息时产生了心理上的失调，试问失调的心理内容是什么？它何以具有如此强大的推动力，以致于利他主义者不避凶险而行动？
西方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利他主义的出现率与人们的道德判断密切相关，甚至在教科书中将讲述利他主义的专章标为“利他主义，移情作用和道德判断(Altruism,Empathy,and Moral Judgment)(15)。因此，道德判断的失调可能是利他主义的动机。让我们看一看见义勇为者事后被采访时对自己行为的解释：
徐洪刚——每个有正义感的人碰到这样的事，都会这么做的。
刘志艳——钱不要，助人解难是应该的。
叶海斌——邻里有危难，相互救助是应该的、任何正直善良的人都会这样做。
刘玲英——我只知道，这是公家的钱，不能让坏人抢去。我做了应该做的事。
梁强——我算啥子英雄，当兵的都能做到。
上面这几位利他主义者强调的内容是一致的，即“有正义感”、“应该相互救助”、“应该相互解难”、“应该做的事”、“当兵的都能做到”，都说的是道德判断、道德观念、道德感、责任感和价值观方面的内容。这就验证了利他主义者面临紧急情境时是道德判断出现了失调，道德感的失调产生了巨大的驱力。道德的本性决定了个体道德感的强驱力性。因为道德是任何文明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基本条件之一，人们从幼儿期开始就被道德所教化，言谈举止、立身行事都默认以道德为原则。虽然道德具有社会历史性，各种社会道德的具体内容有所偏重，但道德规范都存在某些最普遍的准则，如仁慈、社会责任、平等及救危扶难。(16)人们的行为合乎道德，就受到社会的赞同；如果悖于道德，就招致斥责。道德感成为终生支配个体的基本力量而内化。但是，道德感的发展水平、道德感起作用的程度却存在个体差异，道德感强的人就能够舍生取义，表现出道德的巨大驱力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利他主义的行为动机就是行为者在紧急情境中道德判断失调的结果，即当情境中出现与个体既有道德水平、道德观念不一致的信息时，人们就会产生心理上的不和谐，表现为紧张、焦虑、痛苦、不安等，并力图摆脱这种不和谐。利他主义行为就是要消除行为者自己的道德失调状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利他主义是自私驱动的，因为行为者要减降的是道德感的失调，而道德感是社会道德被个体内化的结果，个体减降道德感失调就是个体内隐地向社会求同与和谐，得到社会的认可和赞同。道德使个体的内部目的与外界强化统一起来，个体减降道德感失调的动机实质上是社会性动机；道德的社会性决定了利他主义动机的无私性。
利他主义动机的信息加工过程
利他主义的动机过程主要是内隐的道德判断的信息加工过程。这一加工过程有哪几个阶段？各阶段遵循什么加工原则？根据道德感失调理论，我们尝试提出如下的信息加工模型情境信息被行为者认知时，与利他主义关系最为密切的是道德唤醒、道德压力及移情作用的初级加工阶段和道德判断的高级加工阶段，价值观及人格特质参与该过程的定向性反应选择。
利他主义动机的信息加工模型
道德唤醒是指个体道德感潜在的活动状态。一般来说，道德唤醒水平越高，越容易做出道德感失调的决断，越可能出现利他主义行为。道德唤醒的加工原则是：
1、在某一情境中，道德发展水平越高，道德被唤醒的水平也越高。道德发展水平取决于两个方面，其一是道德发展的年龄规律，即年龄越长，道德水平越高；其二是特殊行业道德发展规律，例如，军人的道德水平一般较高。
2、情境越紧急，道德唤醒的水平越高。
3、紧急情境越清楚，道德唤醒的水平越高。
道德压力是指个体的道德感、责任感所引起的心理性驱力。道德压力越大，道德感越容易失调，个体越可能作出利他主义反应。由于社会历史的原因，人们在紧急情境中所感受到的道德压力是不同的，并且不同人处于危险之中所引起的道德压力也不相同。道德压力的加工原则是：
1、在某一情境中，社会定型中的强者比弱者受到更大的道德压力。如：男人比女人所受压力大，强壮的男人比羸弱的男人所受压力大，成人比小孩或老人所受压力大，军人比一般百姓受压力大。
2、在某一情境中，社会定型中的弱者比强者引起更大的道德压力。如：女人比男人引起的压力大，小孩或老人比成人引起的压力大。
3、人们在熟悉情境中比在陌生情境中受到更大的道德压力。如：在家发现邻居家发生火灾比在旅途中发现某一家发生火灾受到的压力大。
4、情境愈紧急，引起的道德压力愈大。如：一名小孩不慎落水比一名小孩失足跌倒引起的压力要大。
5、明显的紧急情境比模糊的紧急情境引起更大的道德压力。如：光天化日之下抢劫比趁主人不备窃走财物引起的压力要大。
6、他人在场时，a、若有榜样作用，则比无榜样作用引起的压力要大；b、人少而无榜样作用比人多而无榜样作用引起的压力要大。
7、达到某一水平后，利他主义代价较小的情境比利他主义代价较高的情境引起的压力更大。
8、知道助人的办法比不知道助人的办法受到更大的压力。
9、达到某一水平后，摆脱情境愈困难，引起的压力愈大。
10、正义感、责任感愈强，受到的道德压力愈大。
11、自尊心越强，所受道德压力越大。
研究者很早就知道移情是影响利他主义的一个因素，(17)但是对于移情的界定各不相同，关于移情对利他主义的作用也是说法不一。我们赞同Feshbach(1978)的观点，认为移情不仅是推测他人当前感情的认识技巧，而且它还是替代性地体验他人当前感情的倾向。(18)移情作用对利他主义的促进作用是间接的，因为利他主义的动机是道德感的失调，而道德感的失调程度取决于道德的唤醒水平和道德压力的大小，移情作用不直接参与道德判断，它通过增强道德唤醒和道德压力对道德判断起作用，移情程度愈大，道德唤醒水平和道德压力也愈大。Barnett 等(1979)的实验结果也表明移情作用与利他主义有关，但这种关系是复杂的，即助人效果不由移情直接确定，而由道德的压力及唤醒水平所预测。(19)移情作用的加工原则是：
1、社会定型中的弱者比强者更易移情。如：女性比男性更易移情，儿童比成人更易移情。
2、社会定型中的弱者比强者更易引起移情。
3、社会地位与落难者愈相似愈易引起移情。
4、控制点定向于内者比控制点定向于外者更容易移情。
道德唤醒加工器、道德压力加工器和移情加工器有某些相同或类似的加工原则，它们加工的结果在道德判断器进行整合。如果达到道德感失调的阈值，人们的反应动机就加剧，但不一定必然导致利他主义，因为减降道德感失调的反应至少有两种，其一是利他主义，另一是退避反应。人们的反应是否指向前者，则受价值观及某些人格特质，如慷慨(generosity)、社会性赞同需要(need for social approval)、教养(nurturance)等的影响，这些因素起反应定向的作用。如果道德感失调已达阈值，并且价值观等也将反应定向于利他主义，那么行为者的行动就是利他主义，同时道德感失调减降，而这种减降则强化了利他主义。如果道德感失调达到阈值，但价值观等定向于退避反应，则不产生利他主义。这种情况下道德感失调的减降是不彻底的，个体还会较长时间体验到失调。一般来说，并非所有在场的人都参与救助或舍己为公，但在事后议论中，常可听到人们对落难者的同情及某些带有自责性的话，这就是退避反应的结果。
结语
通过对利他主义的考察，我们根据已有的实验结果和客观事实，尝试提出其动机加工的道德感失调模型。用此模型既可以解决关于利他主义是自私还是无私驱动的分歧，又可以解决利他主义是否需要强化的争论；既能够说明见义勇为、舍己为公的事迹，也能够说明众人围观、无人相助的现象；同时也暗示了新闻媒介、社会舆论进行正面宣传对于弘扬社会正气、树立良好风尚的重要意义。当然，我们的研究还是粗浅的，认知失调论碰到的最大问题，即失调无法直接观测，只能靠推测来说明其存在；道德感失调的阈值如何测定，根据加工原则如何量化评估个体在某一情境中的道德唤醒、道德压力、移情作用等，都是应该继续深入研究的。本文试图用信息加工的观点研究利他主义，目的是希望能够引起学者们对这一复杂社会行为的关注。
注释：
* 感谢导师黄希庭教授对本文的悉心指导。
①黄彩虹，曹光晖，贾昭全，李遵明：“弘扬新风的典范记海军优秀战士刘志艳”，《人民日报》，1994年4月17日第一版。
②潘帝都：“见义勇为之家记霞浦县叶海斌一家勇斗歹徒的事迹”，《人民日报》，1994年4月27日第四版。
③马雨农，陆熙，李建新，高海洁：“舍身护金库的女英雄刘玲英”，《人民日报》1994年4月30日第一版。
④李维平，杨建立，刘华，李民泽：“壮丽青春在闪光——记英雄战士梁强和救治他的人们”，《人民日报》，1995年4月5日第一版。
⑤Staub,E.(1980):Social and proscial behavior:Personal andsituational ifluences and their interactions.In E.Staub(ED.),Personality:Basic aspects and current research.Engleward Cliffs,NJ:Prentice-Hall.⑥Latane,B.,Darlay,J.M.(1970):The unreponsive bystander:Why donesn't he help?New York:Appleton-Century Crafts.
⑦Batson,C.D.,and Gray,R.A.(1981):Religious orientation and helping behavior:Responding to one's own or to the viotim's need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iogy,40,511-520.
⑧David Krech and Kichard,S Crutchfield,Norman Livson:Elements of Psychology(4th.ED.),Afred A.Knopf New Yoyk,661.
⑨Rushton,J.P.,and Sorrentio,R.M.(Eds),(1981).Altruism andhelping behavior:Social,Personality,and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s.Hillsdale,NJ:Erlboum.
⑩Satub,E.(1978).Positive social behavior and morality:Vol 1.Social and Personal influences,New York:Academic Press.
(11)Pervin,L.A.(1978).Current controversies and issues in personality.New York:Wiley.
(12)Rosenhan,D.L.(1972).Learning theory and prosocial behavior.Journal of Social Issues.28,151-164.
(13)黄希庭：《心理学导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5月，第184页。
(14)Festinger,1.(1957).A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Stanford Calif: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5)Phares,E.J.(1991).Introduction to Personality.New York:Harper Collins.534.
(16)Goulder,A.(1960).The Norm of Reciprocity:A Prelimiinary Statement,Amer.Soc.Rev.25,161.
(17)Eisenlberg,N.and Strayer,J.(Eds).(1978).Empathy and its development.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Feshbach,N.D.(1978).Studies of empathic behavior in Children,In B.A.Maher(Ed.),Progress in experimental Personality research (Vol.8).New York:Academic Press.
(19) Barnett,M.A.,king,L.M.,and,Howard,J.A.(1979).Inducing affectabout self or other:Effdcts on generosity in children.Developmental Psychology.15.164-167.